2004公元甲申（猴）年（闰）（农历闰二月）

一、公元2004年 甲申〔猴〕年(闰)(阴历闰二月)（论文文献综述）

斯琴毕力格^[1]（2020）在《成吉思汗八白宫守护者达尔扈特部研究 ——以清与民国时期档案为中心》文中指出“达尔扈特”是成吉思汗八白宫及八白宫中所供奉诸多神灵的守护者,也是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传承者。他们为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是研究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活典籍”和“活化石”。他们用生命守护着这一民族精神文化,在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中发挥着不可代替作用。从达尔扈特群体入手研究成吉思汗祭祀文化,能够从根本上认识八白宫及其诸多神灵以及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完整内涵。本文充分利用清与民国时期形成的有关鄂尔多斯部及成吉思汗祭奠的满文、蒙古文、汉文档案史料,以“达尔扈特”为主线,首次系统地探讨了达尔扈特的形成、五百户达尔扈特、达尔扈特所守护的诸多祭祀之神、达尔扈特组织体系、达尔扈特筹募祭祀费用的方式及其使用、达尔扈特的驻牧地、生计、丁册及宗教生活等,较完整地还原了历史事实,为全面了解清与民国时期达尔扈特历史文化打下较为坚实的研究基础。本文主要内容为:一、对达尔扈特的形成和五百户达尔扈特及其源流、达尔扈特所守护的诸斡耳朵及神灵等分别进行了考述。清廷鉴于居住在成吉思汗八白宫附近从事守护成吉思汗斡耳朵和供奉诸神灵之人群的特殊身份,没有将其纳入任何旗的编制内,而是归“济农”来管理,继续从事成吉思汗祭祀相关事宜,随后他们才被正式命名为“达尔扈特”。而济农由鄂尔多斯万户首领变成了只负责管理成吉思汗八白宫及守灵者达尔扈特事务的官员。对于达尔扈特来源之五种论断,本文依据大量的文献记载和档案史料作了精细的辨析,认为鄂尔多斯诸部及达尔扈特人群均来自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守卫者的假说最接近史实,继而厘清了档案所记载达尔扈特人所守护的诸斡耳朵及其诸神灵。二、达尔扈特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群体。清与民国时期,他们不受盟旗制度的制约,自称体系,有一套独特的管理体制。本文根据档案史料勾勒出了达尔扈特部的组织体系轮廓,即由行政组织与祭祀组织两部分构成,均隶属于济农,济农则是达尔扈特部最高首领。围绕达尔扈特的行政组织和祭祀组织,对济农的任免、主要职责、济农制度的变革以及达尔扈特达如噶与达玛勒、衙木特德、哈然和克什克等职守人员分别进行了详细考述。考证出清与民国时期24任济农的准确生卒年和任期,对相关研究的讹误作了纠正。对于达尔扈特祭祀组织的考证中,较系统地恢复了达尔扈特左右翼衙木特德称号和克什克之名称,并明确指出18个克什克的哈然隶属关系,规范了一些克什克的名称,考证了“哈坦”、“乌鲁德”等名称。三、运用档案史料,归纳出清与民国时期的达尔扈特筹募成吉思汗祭祀费用的方式及使用情况。主要包括:五百户达尔扈特的五百两银子的收支、达尔扈特通过募化得来的财物的收支、“约孙阿勒巴”、信奉者的布施、成吉思汗陵西迁时期国民政府对成吉思汗祭祀的资助等。四、以当时档案记载为依据,阐述了达尔扈特的驻牧地和生计。同时详细统计和分析了此时形成的达尔扈特的丁册档案,考证了关于达尔扈特的人口、念经喇嘛、家仆等诸多问题,并明确指出圣主达尔扈特和苏勒德达尔扈特的八大衙木特德的克什克隶属情况。同时利用档案与相关文献记载,阐述了从乾隆三十二年（1767）至嘉庆十五年（1810）间,大伊金霍洛周围的禁地内先后所建八座达尔扈特寺庙的情况,进而得出佛教在鄂尔多斯地区传播过程中直接影响达尔扈特的宗教信仰的结论。

胡光华^[2]（2017）在《喻良能《香山集》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喻良能（1119-?）,婺州义乌人（浙江义乌）,字叔奇,号香山居士,又号锦园先生,是南宋中兴时期的重要诗人。喻良能出生在义乌一个穷困家庭,其父母品行高洁,喻良能兄弟五人皆登科。他与吕祖谦、王十朋、杨万里、陈亮等均有交游。喻良能生平创作颇多,有《香山集》《忠义传》《诸经讲义》、《家帚编》等。但目前存留下来的只有《香山集》,学术界对喻良能关注较少,对喻良能作品的研究甚少。本文梳理喻良能的生平、家世,交游情况,诗歌内容及特色,并对《香山集》的诗歌进注释,以弥补现在研究的不足。论文的绪论部分说明《香山集》的研究现状和意义。论文部分一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介绍喻良能的家世和生平,第一节主要是根据地方志、族谱和相关史料对考述喻良能的家庭成员父亲喻葆光、母亲黄净德,兄喻良倚,弟喻良材、喻良显、喻良弼五人。第二节是以时间顺序对喻良能的生平和仕宦情况进行细致的探讨。第二章是对喻良能的交游情况进行考述,喻良能交游广泛,其多次外任,所到之处结交的同僚和好友皆存有唱和酬答之作。第一节探讨与当朝名宦的交游,喻良能虽一生未做高官,但与宰相和一些名宦交往甚密,这些人在不同程度上对喻良能的诗文创作和生活状态产生了影响。第二节探讨与乡友同僚的交游,喻良能生于义乌,同僚中有同乡的人与他交往频繁,常在一起探讨诗歌,且有诗歌唱和。第三节探讨喻良能与王十朋等同年进士的交往,喻良能为王十朋榜进士,与王十朋诗歌唱和共二十五首,王十朋对喻良能的诗歌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章节的最后将附一张喻良能交游人物简表,以详尽喻良能的交游关系。第三章研究喻良能诗歌的主题和内容,喻良能现存十六卷诗中共有诗772首,其中古体诗122首,今体诗650首,内容丰富,就其形式来看,有古体、律诗、绝句、长篇短制,各类体格兼备。第一节探讨政治诗,喻良能常借古讽今和体恤百姓,体现其爱国情怀。第二节探讨抒情感怀诗,首先是喻良能多次外任,对人生的感慨。其次是表达喻良能厌倦名利和归隐的愿望。第三节探讨山水景物诗,以喻良能活动范围所见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为主。第四节是闲适诗,以诗人对山水田园诗生活的向往和与文人雅集、诗社唱和为主。第五节为酬唱诗,主要是喻良能与僚友间的应酬和唱和诗。第六节是送别诗和挽诗,从其内容来看,主要是送好友宦游、送好友归家等,挽诗主要为悼念逝去的友人,对象多半是官居要职的,有丞相、中书舍人等。第四章是对《香山集》的艺术特色进行论述,第一节是喻良能的诗法渊源,喻良能不名一师,取法多家,喻良能推崇韩愈、欧阳修,诗歌具有散文化倾向,其诗也颇有苏轼风味。第二节探讨喻良能的诗风,喻良能诗风以清新自然为主,有晋宋风味,自抒胸意,不屑于雕琢。第三节探讨喻良能诗歌的取题和造语,喻良能多关注自然中的细节,大到山川,小到生活中的一隅,其诗歌语言平易近人,蕴藉深厚。最后将附录喻良能的着述、诗文辑佚和辩伪。《香山集》的注释以《四库全书》为底本,参考《两宋名贤小集》本、《续金华丛书》本。对集中的典故、官职名、人名、地名以及疑难字等进行了详细的注释。

安尊华^[3]（2016）在《清水江流域土地契约文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土地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由经营土地而形成的契约文书是民间文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研究土地问题的珍贵史料。地处贵州清水江流域的苗侗人民自明清以来保存了大量历史文献,其中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契约文书。本文以土地制度为背景,以土地契约文书的内容为主线,通过对土地买卖作全方位的梳理与分析,寄理于述,从而揭示该流域地价变化的大体规律和土地契约文书鲜明的地域特色。本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八章。其中第一章为进入主题之前的背景,第二章为该流域地权转移方式,第三章为土地契税,第四章至七章为田地契约、山场林地与阴地契约、房地契约和土契约等具体研究。第八章归纳土地契约文书特色。春秋战国前,清水江流域土地属于氏族公社。唐代该流域进入封建地主所有制和封建领主所有制并存的时期。宋代开始出现地主经济。元代前至元十四年（1277）该流域始建立土司制度。清代改土归流以降,地主土地所有制、家族共有制和乡族共有制形成,延续到1952年新中国土地改革结束。土地买卖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产物,势必引起地权流动。地权转移的方式主要有买卖,典卖、抵押、分关、拨换、赠送和捐补。土地买卖还引起官府对契约征税。经由元明两代的发展,契税在清代成熟,当时税率为卖九典六。民国前期契税率亦然,军阀政府对前清红契按买六典四征税;县级政府提高税率。1935年国民政府管辖贵州后,契税经由几次变化,税率提到百分之十五,以图增加财政收入,到1949年末然随着国民政府跨台而结束。土地主要分为田、山场林地、房屋地基和土四类。其买卖价格变化呈现一定规律。从清顺治元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644—1949）,田价表现为由低到高、由高到低、较平稳朝前、再逐渐升高的总趋势。田价围绕每边0.5两（合每亩18两）的单价上下波动,幅度不大。田作为特殊的商品,在土地买卖的历史演进中起着主导作用,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林地卖价表现为由低到高、由高到低、再回高、急剧下降、再降、较平稳朝前、再逐渐升高之后又略降的总趋势。林木交易非常活跃及其带来的经济效益刺激了人们的经营欲望。经营方式有卖栽手、典当山林、承包修理栽手山场、运用合同分山股份。股份制与租佃制并存。林地保护与维权受到重视。阴地买卖与农业开垦、植树造林之间矛盾突出。山林地类交易频繁,促进了经济发展。房屋地基卖价出现两平稳和两起伏的状态,从康熙到嘉庆和从咸丰至宣统三年,每宗买卖趋向平衡。从嘉庆十三年到道光三十年价格一度上升,从宣统三年到民国二十四年亦呈上升趋势,此后逐步下降。土包括墦土、园、菜园、园圃等,其卖价有三次变化。从康熙四十九年（1710）到道光年间土价呈上升趋势,咸丰同治年间则呈下降态势,从光绪初年到民国二十四年之间,土价逐渐上升;民国二十四年以后土价下降,三十四年以后始回升,到三十八年达到峰值。单宗塘的卖价比土价略高。土地价格变化的原因主要与国际国内银钱比价、咸同年间贵州苗民起义以及全国经济起落的大环境有关。土地经营的主要方式为独立买卖,另有合卖。土地契约文书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运用石、担、称、挑、运、箩、边、籽、卡、把、手、斗、升等表示田地产量单位,用封、拉、干、排、幅等物量词以及自造字和省笔字;分家文书承载的土地财产信息,维系了产权,促进了家族壮大;妇女在土地买卖中主要有独立处理土地和参与处分土地两种权利且逐渐扩张,凸显了苗侗民族的男女平等观念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等特征。清水江流域土地契约文书展现了清至民国土地买卖和地权流动的实态,土地买卖有力地推动了该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当然,不可否认其中土地纠纷的负面影响。概而言之,土地契约文书所蕴含的实用的经营管理土地方式、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和谐观和诚实守信的契约观,在当下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通过梳理与创造性的转化,将对区域经济社会的新跨越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刘长东^[4]（2014）在《潼南大佛寺造像铭文考释》文中指出重庆市潼南县大佛寺,以摩崖造像而负盛名,顷者得其造像图片及铭文资料2,盥手籀读,庶乎亲往巡礼,获益寔多。欣闻大佛第五次装金蒇功,爰书劄记四则:（一）冯楫《皇宋遂宁县创造石佛记》碑的书丹篆额人略考,（二）定明院赐额的行政意义、赐额的背景及额名之义,（三）碑铭录文、繋年订误二例,（四）大佛寺关帝造像的历史背景。谨效寅恭颂祝、欢忭随喜之诚。

彭志才^[5]（2014）在《清代以来江西地区社会经济若干问题研究（1723-1964） ——以江西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为中心》文中提出契约文书是反映民间社会生活的重要文献，是官修“正史”之外珍贵的“民间正史”。江西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依据馆藏文物“一物一号”的登录原则进行统计，共1442件（套）（其中含天主教堂契约照片72件），计实数为2032件。这一批契约文书，分布在全省的10个地市的30个县（区），尤其以南昌、赣州、抚州、上饶和宜春等地最为集中，跨越了从清雍正元年（1723）至公元1964年的241年，内容涉及土地关系与财产、赋役、商业、宗族、会社和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尤其以土地和赋役文书数量最多。这批契约文书具有存世数量较大、文书种类齐全、归户性强、内涵丰富、地域特色明显等特点，能够真实、细致地体现江西的地域特色和历史特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江西地区土地契约的交易产业有民田、水田、地、园地、山、坟地等。在这些不同类型的产业中，交易对象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民田、粮田，还包含了与土地相关的各种附属权利和附属物。江西地区土地交易，可以分为交易的前期准备事项、现场踏看、签订议字与预付定金、立契与付款、买主管业与过割纳税五个程序，反映了江西地区特有的土地流转民俗。在明清时期土地出现“皮骨分离”的背景下，江西地区的地权流转方式主要是租佃、买卖、典押，同时也有债务准折、兑换与逊让、归并等其他方式。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官方与民间在赋税推收方面的矛盾，也因此产生了“收除同票”、“私除同字”、“赣县有粮契式”和“赣县房产契式”等带有地方特色的赋税推收文书样式，反映出清末地方政府运用法律手段、强化行政管理职能的凸显，显示出近代社会的新特点。清雍正至乾隆年间广昌县的乡村地主张殿酬，从雍正元年（1723）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在长达六十一年间，他承受（买、典、租、退、佃）田、土、山、房、基地等活动一共60次，其交易的空间范围主要集中在其居住地广昌县金砂里及其附近地区，而且这些交易，有32次集中于其家族内部。张殿酬一直生活在依山傍水，农耕稼穑，独居一隅却又与外界藕断丝连的环境中，他作为18世纪的中国农村乡村地主，在其数十年的经营当中，逐渐发家致富，积累起可观的家产。张殿酬的人生经历，其实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缩影。江西省博物馆藏的房产契约可以分成乡村房产契约和城镇店宅房契两种类型。乡村房产往往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在交易的时候，注重房产的附属权利和产业使用的便利程度。城镇房产从侧面反映出城镇商贸活动繁荣程度，显示出商业市镇（如南昌县的谢埠街、广福墟）、区域中心城市（如赣州）和商业都会（如南昌）的不同经济地位、城市格局、产业种类、家族兴衰等丰富内容。南昌地区天主教堂房产契约数量虽然不多，却是近代社会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契约文书中的会社组织包括经济类会社、公益类会社、宗教类会社和宗族类会社四大类型。九江水事合约是民间公益类会社的代表，透露出传统社会通过民间组织自我管理、自我调适机制。围绕葛仙信仰出现的葛仙会等宗教类会社组织，在土地、房产的置买、管理过程中实现了会社与信众的良性互动。宗族作为最大的民间组织，几乎将所有的社会成员囊括其中。宗族势力在契约文书的签订过程中发挥着或显或隐的作用，形成宗族与个人的相互渗透、互为表里的社会生活格局。契约文书是深入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最为翔实而又鲜活的资料。江西省博物馆藏的这一批文书，是目前所见批量最大的江西地区契约，其丰富内涵与价值有待于继续深入挖掘。

黄约琴^[6]（2014）在《吴宽年谱》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吴宽（1436-1504）,字原博,自号匏庵,畏洲（今江苏苏州）人,明代文学家、书法家,既为馆阁领袖,又乃吴中前辈。他早学晚达,成化四年（1468）乡试第三名,成化八年（1472）会试、殿试皆第一,授修撰、入翰林。侍讲东宫。吴宽活跃於成化、弘治年间,吴中、京城雨地,以文章德行负天下望。其畏期仕於馆阁,又不忘提携後造,封富时馆阁、吴中两地的文学风气、害法风格的改燮起到了一定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他为官清正,不为某些权臣所喜,虽官至礼部尚书,然其於政治未能大展才能。他识趣高雅,行履端洁,不为慷慨激烈之行,与人友善,笃厚伦谊,乃所谓大雅君子。吴宽交游广泛,上至朝廷重臣如李东阳、谢迁、王鏊,下至山林布衣如沈周、史监等。他好古力学,善诗文,被韶为是茶陵派的羽翼,其诗清雅高洁,深厚醲郁,用词沉着,自成一家,为当时馆阁巨手,明中叶以後,吴中鲜有过之者,有《匏庵家藏集》七十七卷傅世。他工书法,尤好苏体,被认为是吴门书派的先驱。其书姿润又出奇崛,一反吴中书法当时畅行之纤媚,而学习苏体之端庄凝重,其最为可贵处,乃在於他学苏体笔法而自出新意,盖用苏之体而奇崛过之也。此笔墨之法於引尊吴中後起之秀步入害坛功不可没。他喜藏书,封前辈的遗珍非常爱惜,多抄本,其手抄卷帙历来受藏家亲睐。本年谱通遇搜集吴宽本人的诗文书画作品,查阅有关史料及友人文集、害画录,封吴宽的一生进行梳理,勾勒出其一生行跻、师友交游及文学创作轨迹。

徐士友^[7]（2014）在《清代淮河中游的自然灾害与社会应对 ——以水旱蝗灾为中心》文中提出清代淮河中游频繁发生的水、旱、蝗、瘟疫、大风、冰雹、低温霜冻等灾害给区域内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其中以水、旱、蝗灾对社会的危害最大。本文通过对水、旱、蝗灾的研究,深刻分析了灾害发生的根本原因,考察了清代淮河中游的仓储备荒情况及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救灾的措施,探讨了清代淮河中游积极减灾的措施——堤防建设和水利治灾工程,剖析了水、旱、蝗灾对淮河中游社会的影响。第一章主要探讨淮河中游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清代淮河中游的地形、气候及水系与历史时期相比较,可以看出淮河中游的地形和气候在清代与历史时期相比较变化不大,只是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改道北流后,在淮河中游北面留下了一条废黄河。淮河中游的水系在清代与历史时期变化较大,一是清代淮河中游出现了湖泊群,其中以洪泽湖为最；是淮河的北岸支流汝水、颍水、涡河变迁较大,其中以汝水为最。清代淮河中游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时期相比较,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不大；随着商业的发展,清代在淮河流域诞生了一批重镇,包括周家口、正阳关、朱仙镇等；随着“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落实,区域内人口大量增加,有的州县甚至增加了数倍,出现了人地关系失衡的局面,为了增加食物供给,番薯和玉米得以引进和大面积推广,开始伐林垦荒、侵占陂塘为田。其中的许多因素正是造成水、旱、蝗灾频发的主要原因。第二章主要探讨清代淮河中游水、早、蝗灾三大灾害的概况及形成原因。通过对清代淮河中游水、旱、蝗灾的基本情况、时空分布特点及重大灾情等研究,认为水、旱、蝗灾的发生十分频繁,在时空分布上具有一定的特点和规律,三大灾害给区域内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重大灾难。灾害发生的原因虽然自然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但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因素,特别是黄河长期夺淮把大量泥沙淤积在淮北平原上,致使许多河道被淤成平陆,破坏了原有的水系,水流不畅,水、旱、蝗灾频发。第三章主要探讨清代淮河中游各府州县的仓储备荒情况及抗灾救灾措施。可以看出清代淮河中游的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建置是有效的,尤其是康乾盛世时期仓储的粮食充足,在救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一些仓储设施即使到了晚清时期仍然得到不断的建置与修缮,其中有些仓储的粮食甚至到民国时期还在发挥着救灾作用。对于抗灾救灾而言,无论官方救灾,还是民间救灾,都积极踊跃且成效显着,特别是民间救灾方式灵活,灾害降临初期,在官方未能及时救助的情况下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四章主要探讨淮河中游的堤防建设与水利治灾工程。堤防建设包括淮河的干、支流堤防及区域内黄河南岸堤防；水利治灾工程主要包括重要河段的河道疏浚及部分河道的开挖,可以看出清代淮河中游干、支流堤防多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建起了堤防,一些城镇还建起了护城堤防；对于支流的疏浚能够抓住关键河道进行疏浚,以保持水流的顺利下泄,减轻灾害。对于淮河中游的农田水利建设而言,十分重视堰坝、陂塘和沟洫的治理,一些堰坝、陂塘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寿州的芍陂等。第五章主要探讨清代淮河中游水、旱、蝗灾对社会的影响。因为灾害频仍,区域内出现了大量流民,并逐步形成了逃荒习俗;在饥饿面前,灾民不得不铤而走险,大大地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因为灾害频繁,造成大量人口、耕牛的缺失,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发展。为了减轻灾害,官民求助于龙王神和城隍神,希望借助于龙王神和城隍神来驱旱止雨,因此,淮河中游的龙王庙和城隍庙建置十分普遍,并且得到了不断的修缮,这也体现了在水、旱、蝗灾等自然灾害频发环境中,官民适应环境、抵御灾害、应对灾害的一种策略。可以看出清代淮河中游由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双重作用,水、早、蝗灾频发,为了应对灾害,区域内仓储备荒被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仓储贮存了大量的粮食,并在抗灾救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了减轻灾害,淮河中游的干、支流建起了堤防,影响水流下泄的河道得以不断疏浚；同时,加强堰坝、陂塘、沟洫的治理与管理,以提高防洪、抗旱能力,减少蝗灾发生的频率。清代淮河中游水、旱、蝗灾的频发,不仅增加了区域内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捻军起义正是灾害频发的直接结果；而且加剧了区域内的社会贫困,迟滞了区域内农业生产的发展,滋生了龙王神、城隍神等禳弭信仰,可以说清代淮河中游水、早、蝗灾对社会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

范志鹏^[8]（2013）在《易顺鼎年谱长编》文中研究指明易顺鼎（18581920）,字实甫,亦作实父、石甫、硕甫,又字中实,亦作仲硕。少时自号眉伽,中年後号哭庵,亦作哭盒、哭厂。湖南能阳（今汉夀县）人。光绪元年（1875）中举,此後五赴舍试不第。报捐刑部郎中,改河南候补道。甲午战後曾只身赴台参与抗日救台活勤。光绪二十八年（1902）授广西右江道,旋调太平思顺道,在任三月,被劾罢官。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授霎南临安阴广道,未赴任。明年,调广东廉钦道,又署广肇罗道,移高阳雷道。辛亥革命後避居上海,民国二年定居北京,三年官印铸局参事,後颓唐潦倒以终。易顺鼎身处的时代是勤荡燮革的时代,他的一生也是跌宕起伏、富於傅奇色彩的一生。晚清民初中国社舍所发生的一系列大事,如太平天国戟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燮法、庚子事燮、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五四连勤等,易顺鼎或多或少、或主勤或被勤,都曾参与其中。易顺鼎早年受到洋务迢勤主要人物之一的郭嵩熹的赏识,後来又拜入张之洞门下,畏期在张的幕府中。他与维新派的主要人物之一隙宝箴关保也非常密切。他也经常奔走於其他权要之门,干褐求进,如左宗棠、刘坤一、王文韶、柴禄及袁世凯等。易顺鼎是一位天才的诗人,晚清诗坛分爲漠魏六朝诗派、宋诗派、中晚唐诗派三大主要流派。他是汉魏六朝诗派代表人物王闓运的晚辈,王闓运呼其爲“仙童”,数十年间交往频繁；他舆宋诗派的主将隙三立是世交,总角相契,至老不渝；他自己是中晚唐诗派的雨位代表人物之一,另一位是他的晚年密友樊增祥。易顺鼎是中国最後一代文人士大夫的典型,他是中国古典诗歌最後的骄子,他也是中国古代社舍最後的殉葬品。从这一角度来说,易顺鼎的一生是很值得後人去发掘、整理和研究的。《易顺鼎年谱畏编》将易氏一生六十三年按照时代的节点划爲三佃阶段：咸同时期（18581874）；光宣时期（18751911）；民国时期（19121920）。大致可以相应概括爲：神童；才子加名士；老名士。或者：少年得意；中岁忧乐；老境颓唐。本谱在群细爬梳易氏诗文作品的基础上,广泛搜集舆易顺鼎有关的人物诗文集、笔记、日记、方志、档案及报刊资料,尽最大努力去还原谱主一生行迹,见微而知着,藉以反映畴代燮遥的方方面面,希望能封今後的近代文学、文化研究有所裨益。

于春英^[9]（2012）在《清代东北地区水灾与社会应对研究（1644年—1911年）》文中研究说明清代东北地区水灾频发，尤其是晚清时期，随着东北地域开发，在经济与社会获得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逐渐遭到破坏，水灾发生越来越频繁，给当时的小农经济、百姓生活和社会稳定都带来了极大影响。本文从区域经济史和区域社会史的视角，探讨了有清一代东北地区水灾及其打击下的小农经济、灾民生活、社会冲突、政府与民间的救灾应对措施，了解把握水灾与区域经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对清代东北地区的水灾与其影响下的经济、社会，以及政府的荒政、民间救助等有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认识，力图揭示水灾影响下的东北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变化及其规律，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今后的防灾、救灾工作及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全面考察了清代东北地区的水灾，对水灾类型、水灾统计、水灾分布及水灾特征进行了概括总结，介绍了特大水灾的发生情况，并分析了其成灾的原因。认为清代东北地区水灾发生频繁，地域分布广，地区差异大；特大水灾多，波及范围广；成灾原因多，不仅有气候变迁、地理环境等自然因素，也有人口增长、土地垦殖、森林砍伐、水利不发达、战争、苛政等人为因素。第二章论述了清代东北地区水灾对小农经济的打击，劳动力资源遭到破坏，农业生产凋敝，商业萧条，财税减少。认为清代东北是一个以农为主的小农经济社会，防灾、抗灾能力薄弱，一旦发生水灾，就会对农业造成破坏，不仅吞噬无数的人畜，造成农业劳动力资源短缺，而且淹没农田，毁坏庄稼，造成土地荒芜，农作物减产，粮食歉收，进而引起商业萧条，财税减少，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失。第三章论述了清代东北地区水灾对灾民生活的影响。认为水灾对人类生存的危害最大，频繁的水灾严重影响了民众的生活和生存，导致生存环境恶化，物质生活匮乏，灾民生活极其悲惨。水灾后的灾区到处“灾黎遍地，啼饥号寒”，“饿殍载道，积尸盈野”，灾民无衣无食，饿死、冻死、病死的比比皆是，广大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生活异常凄惨。第四章论述了清代东北地区水灾所造成的社会冲突，抢粮、闹灾、抗捐、盗掠活动频繁，加剧了社会危机。认为在清代东北地区的特大水灾中，一些失去正常生活秩序的人，开始到处抢掠，抢粮、闹灾、抗捐、盗掠活动不断出现，从而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社会秩序紊乱，导致社会动荡不安，进而影响了社会机制的正常运行，破坏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进步。第五章论述了清代东北地区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救济举措，包括赈济、蠲缓、平粜、设立粥厂、广施借贷、安辑流民、以工代赈等救灾措施，以及仓储备荒、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防灾减灾措施，并对救灾的实效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救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情，挽救了经济损失，救助了灾民生活，稳定了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清代小农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薄弱，加之各级官吏报灾不实，贪污腐败现象严重，政府财力有限等，所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灾荒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各种困难。第六章论述了清代东北的民间救助，包括设立慈善机构，置办民仓，筹办义赈等。认为在清代小农社会里，仅依靠政府救济并不能完全解决灾民问题。所以，清代统治者在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的同时，还积极鼓励和提倡民间自救。广大灾民为了挽救自身，常常自发组织起来互救互助，社会各阶层也纷纷组织各种形式的民间义赈，救灾济民。结语部分对清代东北地区水灾与经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总结，得出了几点结论和历史启示，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认为水灾的发生是连续不断、不可避免的；要做好防灾减灾工作，关键是要完善救灾体系，进行科学救灾。

许德庆^[10]（2012）在《明至清中期海河水系中下游地区自然灾害与社会应对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海河水系中下游流经京、津、冀三省市之地，两岸土地肥沃，开发历史悠久，孕育了灿烂的燕赵文明。然而，明至清中期以来，自然环境不断变迁，致灾因素增多，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不足以抵抗自然灾害之侵袭。明至清中期的480多年间，该区域的主要自然灾害类型有：水灾、旱灾、虫灾、地震、冰雹、雾灾、霜灾、雪灾、海溢等。由于流域内气候条件、社会环境及州县地理条件的差异等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灾害的时空分布状况亦表现出一定差异性。但总体来讲，区域内自然灾害发生具有灾害类型多、波及范围广、多灾并发且有较强连续性、破坏性大等特征。海河水系中下游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原因纷繁复杂，以水旱灾害为例，自然因素主要包括气候、水文、地形地貌等；人文社会因素主要有人口增长、环境破坏、政治原因等。海河水系中下游的自然灾害对该区域内社会经济生活，尤其是对农耕社会为主的州县影响广泛而深远。首先，频繁的自然灾害导致了区域内大量人口的流动迁移与死亡，使得当地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其次，自然灾害的发生也影响了当地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导致土地面积减少、土地所有权的转让、耕作制度变化、粮价波动等的发生，它造成了当地社会政治的不安定，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可以说，自然灾害的影响已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整个区域的发展状况。明至清中期的荒政集历代之大成，在相对较为完善的政府救灾体制之下，一些时期政府抗灾救灾的应对措施是卓有成效的。与此同时，民间自发组织的抗灾救灾应对活动亦发展起来。但对其救灾实际效果不能过高估计。

二、公元2004年 甲申〔猴〕年(闰)(阴历闰二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公元2004年 甲申〔猴〕年(闰)(阴历闰二月)（论文提纲范文）

（1）成吉思汗八白宫守护者达尔扈特部研究 ——以清与民国时期档案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2）喻良能《香山集》注（论文提纲范文）

（3）清水江流域土地契约文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潼南大佛寺造像铭文考释（论文提纲范文）

（5）清代以来江西地区社会经济若干问题研究（1723-1964） ——以江西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6）吴宽年谱（论文提纲范文）

（7）清代淮河中游的自然灾害与社会应对 ——以水旱蝗灾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易顺鼎年谱长编（论文提纲范文）

（9）清代东北地区水灾与社会应对研究（1644年—1911年）（论文提纲范文）

（10）明至清中期海河水系中下游地区自然灾害与社会应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公元2004年 甲申〔猴〕年(闰)(阴历闰二月)（论文参考文献）

• [1]成吉思汗八白宫守护者达尔扈特部研究 ——以清与民国时期档案为中心[D]. 斯琴毕力格.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2]喻良能《香山集》注[D]. 胡光华. 广西大学, 2017(01)
• [3]清水江流域土地契约文书研究[D]. 安尊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4]潼南大佛寺造像铭文考释[J]. 刘长东. 国学, 2014(00)
• [5]清代以来江西地区社会经济若干问题研究（1723-1964） ——以江西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为中心[D]. 彭志才. 河北大学, 2014(09)
• [6]吴宽年谱[D]. 黄约琴. 兰州大学, 2014(11)
• [7]清代淮河中游的自然灾害与社会应对 ——以水旱蝗灾为中心[D]. 徐士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7)
• [8]易顺鼎年谱长编[D]. 范志鹏. 华东师范大学, 2013(02)
• [9]清代东北地区水灾与社会应对研究（1644年—1911年）[D]. 于春英.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5)
• [10]明至清中期海河水系中下游地区自然灾害与社会应对研究[D]. 许德庆. 西北师范大学, 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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