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和欧洲的权力(论文文献综述)
赵晨[1](2021)在《从“蛮权力”回归“巧权力”:拜登政府对欧政策初评》文中认为拜登高度重视欧洲盟友对增进美国国家利益和保持美国霸权地位的作用。拜登政府对美国的对欧政策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做出了切割,以"巧权力"取代"蛮权力",通过对美国与欧洲双边经贸、国际事务和外交风格的调整,使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迎来新的"蜜月期"。拜登政府调整对欧政策既有民主党和执政团队"亲欧"的原因,也有联合欧洲盟友对俄罗斯和中国进行"抱团"对抗和竞争的考量。欧洲尽管总体上欢迎"美国回归",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领域也和拜登政府立场相近,但出于对欧洲经济利益和稳定地区局势的考虑,并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还从学理的角度批驳了拜登政府提出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论调。
韩德睿[2](2021)在《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论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文中提出借鉴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的渐进式变迁基本观点,本研究着重分析了国际制度中制度性权力的渐进性,即制度性权力的转换。具体来说,特定国家会通过一种合法的、渐进的、成本低且效果显着的方式,在已有制度的基础上,对本国的制度性权力进行转换,最终实现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本文的研究重点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包括历史制度主义的权力观念;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国际制度的特点;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过程,过程中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式;以及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多种后果。本文意在阐明,在承认存在激进变迁或重大转折的同时,国际制度和制度性权力具有普遍的渐进性特点;用渐进性的视角去理解国际关系是重要的,不应为变化而变化,而是要关注变化的过程和因果关系,以此才能为随时可能发生的真正变化做好准备。基于这些研究内容,本文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第一章对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国际关系中的制度性权力,以及国际关系视角下的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这几项关键的概念进行了全面阐述。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以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一道,并称为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三种理论都有着对制度独特的见解。而历史制度主义是三大理论中关注时间和过程最多的,这与本文的主导思想完全吻合。其次,在全面介绍制度性权力概念的基础上,对制度性权力的内涵进行进了一步的延伸。制度性的权力的定义是,一种国家持有的,基于已有国际制度,合法且具有渐变性的间接权力。制度性权力具有五种性质,分别是非排他性,相对非公平性,合法性,间接性以及渐变性。最后,提出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这种观点认为,在国际制度备受各国重视的今天,对寓于其中的权力进行渐进性的转换是国家的一种重要的且具有合法性的战略行为。第二章着重探讨了在制度性权力转换之前,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国际制度的特点。为什么许多国际制度虽然经常出现剧烈的小范围颤动,但总体上它们却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或者说,为什么制度的稳定性是重要的。国际制度难以更迭的原因有四个,包括国际体系单一化与国际制度黏性,全球化不可逆与国际无政府假定。国际制度的渐进式变迁包括替代,堆叠和漂移。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理论试图解释文章的前提假设之一即国际制度确实在发生着变化,但并不是在剧烈转变,这种转变需要特定事件的刺激,并在刺激之后继续维持一种稳定的路径依赖状态。最后,文章讨论了国家为什么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制度环境中对制度性权力进行转换而不是重塑。其原因包括转换的隐蔽性,低成本性以及合法性的增持。总之,虽然历史制度主义主要用来分析国内制度,但是历史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之间是存在互嵌性的。第三章展现了制度性权力转换的过程。这一过程遵循了从原始权力的持有到新权力的再持有的理念。在国际制度设立或者准备设立之前,原始的制度性权力就已经开始积累。在国际制度正式建立之后,制度性权力首先会分配给参与制度的各个国家。随着制度内各个国家博弈的展开以及制度外部环境的变化,制度性权力会变得集中,渐渐的有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集团把持。在持有了制度性权力之后,国家开始运用制度性权力。这些运用包括了制度霸权、制度约束和制度竞争等行为。而运用制度性权力的过程,就是检验制度性权力的过程,国家会在这一过程中判断权力的有效性和权力的成本收益,以决定对制度性权力进行调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加之国家对制度性权力的检验,国家将会更新制度性权力,这种行为包括制度退出或威胁退出,以及在制度框架内重新谈判等等。在更新之后,如果国家获得了新的制度性权力,国家会继续以一种合法和低成本的方式对国际制度甚至国际体系施加影响。如果国家的更新行为失败,则会面临一系列不利的后果,甚至会使国家后悔对制度性权力进行转换。第四章讨论了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后果。除了权力的后果以外,引入两种概念来解释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制度性后果,包括预期后果和非预期后果。一个人或组织做出每一项行为之前,例如改革等等都会有一个期待的理想目标,如果这个目标最终实现,那么预期后果就形成了。非预期后果就会比预期后果更加复杂一些了。非预期后果指的是没有预期或预见的人或组织的有目的行动结果。从制度以外的视角,将制度性后果假设分为四种,非预期制度成熟,预期制度成熟,非预期制度崩溃,预期制度崩溃。第五章作为案例分析的章节选取尼克松冲击作为第二个案例,它是指由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1971年为了应对美国国内不断增加的通货膨胀和其他国家对美元的操纵,实行的工资和物价冻结,进口附加费以及单方面取消直接国际美国美元兑换黄金等一系列经济措施。到1973年,以自由浮动的法定货币为基础的现行制度实际上取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尼克松虽然又一次令美国背上了单边主义的骂名,但是他拯救了美元,维护了美国的金融霸权这一重要的制度性权力。这一案例良好的诠释了制度性权力几乎每一个性质。
王力[3](2021)在《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是美国杰出的外交政策研究者,他融合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与现实议题,搭建起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框架,本论文旨在对米德的学术思想加以阐述。美国的外交传统是米德学术研究的核心论题,通过对美国外交历史的爬梳,米德分析了影响美国外交传统的因素,并对美国权力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总结。他认为,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应当着眼于更为宏观的视角,注重其历史传承性。米德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单边主义/多边主义等二分法,创新性地提出了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四种美国外交传统,认为正是这四种主义通过相互作用形成有机组合和动态发展,共同决定了美国外交行为。在此基础上,米德对美国外交传统的“权力根源”进行了理论发掘,在硬权力和软权力之外,提出了“粘性权力”的概念,从而实现了对美国外交传统认识的理论升华。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而言,这与米德作为学者与智库专家的双重身份是分不开的,依照“四种主义”与“三种权力”框架,米德构建了一个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体系,丰富了学界解析历史、认知现实的理论工具。米德的思想成熟于21世纪初期,根据他的分析框架,本文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总统即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四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分析,认为米德的理论能够对历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合理的解析,为我们理解美国外交传统和21世纪美国外交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合理的视角。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对米德的学术经历、着述、观点特别是“四种主义”与“三种权力”框架体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米德认为,汉密尔顿主义的核心主张是“追求商业利益”,国家外交行为应该寻求有利于美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各种外部条件;威尔逊主义主张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美国式的民主和价值观,认为美国有义务作为“文明的灯塔”为世界各国指引发展方向;杰斐逊主义反对过多地国际介入,主张把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视为首要任务,是小政府主义的支持者;杰克逊主义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和民粹主义倾向,注重提高美国的军事实力。本章在分别阐述四种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他们发挥作用的时间和手段,并结合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变化侧重分析他们如何共同作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本章继而对米德权力形态理论进行介绍,米德将美国的权力形态分成锐性权力、粘性权力、甜性权力和支配权力:锐性权力是美国的军事实力,广义上指其显着的核优势、广泛的海外军事部署和庞大的军费开支所构成的综合实力;粘性权力是经济活动影响力的体现,是美国对其他经济体产生粘性吸附的作用;甜性权力是美国的理想、文化和价值观吸引力,和软权力的概念类似,是一种无形的感召力;支配权力是权力的合集,是前三种权力协同发挥作用时体现出的综合优势。如果说“四种主义”理论从历时性的角度分析了隐藏在美国外交史洪流中的四种意识主张,那么对美国权力形态的分析则从共时性的角度丰富了米德的理论,二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网络。这种坐标式的分析结构既充分尊重和考量了美国外交历史的延续和传承,又突出体现了美国历史上特别是二战以来的外交特征,在宏观上形成横纵相交的二维理论框架,有助于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梳理。论文的以下章节运用米德的思想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美国外交传统进行总结,分析了不同时期政府的政治倾向、外交风格和在任时期的外交活动,清晰地展示了四种主义对国家领导人及其外交政策的影响。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一战后至20世纪末的美国外交政策演变。一战后,美国进入福特主义经济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美国社会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同时在国际关系中,美国以世界大国的身份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四种主义开始面对国际关系中的复杂局面。随着二战中英国的衰落,美国在冷战后确立了世界霸主地位,美国资本主义过渡到后福特主义时代。在这一历史阶段,四种主义在不同时期所追求的美国权力类型不断变化,带来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不断发展。冷战结束后,粘性权力一度成为了美国主要追逐的权力类型,在克林顿政府期间,汉密尔顿主义成为了外交活动的主导思想。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小布什政府时期威尔逊主义的起落。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小布什具有威尔逊主义者的特征。“9·11事件”让小布什得到了杰克逊主义者的坚定支持,为威尔逊主义披上了强硬、现实的铠甲,然而随着反恐战争的升级,四种主义逐渐产生了分歧,小布什的大中东战略宣告失败。第四章解读了奥巴马政府期间杰斐逊主义的兴起。米德认为,奥巴马是典型的杰斐逊主义者,正如竞选演讲宣言一样,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进行战略收缩,运用巧实力对自身的外交主张进行调整,寻求各个派别之间的平衡,力图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然而杰斐逊主义者的政治主张经常被诟病过于温和或起效缓慢,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能从根本上满足美国民众的要求。第五章分析了特朗普政府期间杰克逊主义者的外交特点。美国国内经济产业结构失衡加剧、政治上的反精英情绪和社会文化价值中身份认同的缺失导致美国国内民粹主义兴起,特朗普趁机入主白宫,其支持者多为杰克逊主义者。强烈的本土主义倾向使得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着显着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特色,但杰克逊主义者本身并不具备系统的执政理念,也无法确立具有连续性的外交思想。第六章对米德的美国外交传统思想进行了评价。首先对21世纪四种主义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进行解读,并对它们可能进行的调整和融入策略进行分析,同时,根据米德的推断,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战略维度进行思考。面对自由资本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和美国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就业问题严重之间的矛盾,汉密尔顿主义者需要寻求一种资源合理配置的发展模式;威尔逊主义者在大中东战略之后逐渐式微,面对世界局势由美国独霸到一超多强的发展趋势,世界多极化日趋明显,国际组织的作用逐渐增强,威尔逊主义者需要对其价值观传播方式进行反思和改进。杰斐逊主义者能够调整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始终坚持“避免不必要的国际介入”的基本理念,以最低的成本融入国际社会,避免战争,优化配置有限资源等成为了杰斐逊主义者在新形势下的代表主张。杰克逊主义者虽然缺乏成熟的外交主张,但他们在美国普通选民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是维系其他三个主义的感情纽带和实力基础,将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如何认识当代国际局势和对自身国际角色、如何充分认识并坚持利用海权体系、如何在四个学派中做出合理的取舍和组合,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思考的战略维度。
王硕[4](2021)在《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偏好的差异研究是欧洲化议题下的一个主要子问题。问题在于为何极需经济援助的候选国塞尔维亚,在面对入盟巨大的经济收益诱惑下,对欧政策偏好却是保持距离、欲迎还拒;而对俄罗斯的非物质援助深表感激,甚至为支持俄罗斯主动牺牲自我利益,而坚持与欧盟政策相背离?以往关于欧洲化的行动逻辑,主要是从理性选择模式的结果性逻辑,抑或是从个人认知心理模式的适当性逻辑来分析,他们皆以简约的个体客观理性或主观理性作为狭隘的前提假定,导致经验世界与抽象理论错位,越来越无法解释现实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中的诸多“例外”,亟需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而理论综合是创新的主要方式之一,即从相关的多层次和多学科理论中拟合出简约且与相关理论平均差异最小的中介变量来搭建新的分析框架[1]。本文以关系性逻辑为基础,在单位层次和体系层次选取适切的自变量,引入群体情感为中介变量作为黏合驱动剂,以此构建出能够解释塞尔维亚对俄欧的政策偏好差异的新视角。全文共五个章节,具体来说:第一章先是梳理传统理性选择模式与个人认知心理模式对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基本假定,以及两者之间的可弥合性。然后阐释群体情感的生成过程及基本特点,论证群体情感既是国家理性的基线,也是个人情感的趋同,分析其作为中介变量弥合两种模式错位性对立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这为下文国家对外政策偏好自变量的选取以及探讨各要素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先是阐述当前国际社会中群体分化的现象越发明显,然后立足于探讨群体情感中介作用的研究目的,在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多样化自变量中,选取具有粘合物质主义与观念主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特征的四个自变量,分别是单元层次的共同历史记忆和本土实践,以及体系层次的地区安全结构和地区规范。最后论证群体情感这一中介变量不仅与自变量之间在作用上存在先后顺序,在逻辑上也存在着因果关系,即群体情感先是被这些自变量影响,然后又传递影响着因变量。第三章在单元层次进一步细致论证共同历史记忆与本土实践是如何在内部通过群体情感类别化进程来塑造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其中,共同历史记忆在时间维度上积累出政治基调情感,政治基调情感塑造着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舆情态势,维系着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合法性,框定着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宏观方向。本土实践是决策者在空间维度上因时因事的激发出群体即时情感,因为任何对外政策分析模式本质上都是地方性的,尤其是在现代民主政体下,决策者与普通民众存在信息、兴趣、影响力的差异,决策者要保证某特定对外政策的主导性,就必须去个性化,以某一群体内情感的高级识别者身份,通过引导和利用即时情感来影响国内民众对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注意偏向、概率判断以及行为选择。第四章在体系层次上进一步细致论证地区安全结构与地区规范是如何在外部通过群体间情感评价进程来建构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外部环境。地区安全结构相较于国家间经济军事的物质力量对比,更加强调关系性权力与国家之间的亲疏关系,亲疏关系决定着国家间彼此对威胁的认知与判断。目前在东亚与欧美地区分别在希望与焦虑情感关系主导下形塑出零和博弈的安全结构,欧美与中东欧地区分别在焦虑与羞辱的情感关系主导下碰撞出了外源合作安全结构,中东欧与东亚地区分别在羞辱与希望情感关系主导下促成了内源合作安全结构,不同地区安全结构对国家对外政策偏好有着不同的外部体系压力。同时,地区规范存在着多样化的困境,往往通过羞辱施压等手段来迫使主权国家将其内化,进而转变其国家对外政策偏好。至此,本项研究证实了群体情感与和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之间具有因果相关性的理论预设。第五章是以塞尔维亚为例来对上述理论框架进行实证检验。先是分析塞尔维亚的政策偏好特点是对欧超越经济务实主义,对俄超越个人精英偏好,传统的理性选择模式和个人认知心理模式无法很好的解释塞尔维亚的欧洲化进程;然后根据穆勒求同法,得出群体情感是影响塞尔维亚政策偏好的决定性中介变量;最后对塞尔维亚对俄欧情感的类别化与比较进程进行分析。
董玲玲[5](2021)在《西欧共青团组织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后备军,它为共产党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新鲜血液”,共青团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共产党的未来发展前景。反之,共产党能否吸引越来越多的共青团成员加入到共产党当中,是衡量共产党的感召力、影响力、领导力的重要尺度。研究共青团的发展问题是研究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一个侧面。对西欧共青团组织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的研究其实质是深化和拓展了对西欧共产党和欧洲共产主义问题的研究。青年是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是社会矛盾、冲突、运动发展的“前哨”,青年问题、青年运动、青年组织已经成为观察各国政治发展的“显微镜”和“风向标”。从西方国家新社会运动以来,青年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运动发展的“主力军”,青年已经成为政治参与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并持续发挥着特有的影响力。在金融危机后爆发的一系列激进抗议运动中(如西班牙“愤怒者”运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黄马甲”运动等),青年群体都广泛参与其中,并就与自身相关的问题(如青年失业问题、教育问题、性别平等问题等)提出自己的诉求。可以说,关注青年群体、重视青年问题、缓和青年矛盾已经成为普遍共识。然而,对于各国共产党来说,青年问题、青年运动、青年组织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当前国外共产党普遍面临严重的组织和发展困境,重要表现之一是党员人数持续下降、组织力量持续衰减且呈老龄化、碎片化趋势发展,以及共产党的吸引力特别是对于青年的吸引力严重不足。这其中的原因不仅包括共产党自身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的不足,也包括作为“后备军”的共青团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无法在青年群体中产生广泛共鸣,难以吸引青年人加入共青团组织进而加入到共产党当中,为共产党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新鲜血液”。这不仅仅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反思的现实问题。本文的研究进路在于,从西欧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开端出发,结合百余年来西欧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主要理论流派等,选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与共产主义政党有着特殊关系的西欧共青团组织作为研究对象,在溯往历史、立足今朝和展望未来这三重意蕴上对西欧共青团组织的理论与实践发展进行了宏观把握。第一层面:溯往历史。既从宏观层面厘清了西欧共青团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关系及发展的历史脉络,又从微观层面梳理了英国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法国青年共产主义者运动、葡萄牙共产主义青年、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塞浦路斯联合民主青年组织、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希腊共产主义青年、比利时共产主义行动委员会等数十个具体的共青团组织在现实层面的具体行动。第二层面:立足今朝。在理论层面剖析了西欧共青团组织的性质、指导思想、党团关系、组织基础、理论基础和中心任务等若干基本问题,具体阐释了西欧共青团组织关于青年问题的社会主义方案、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展望。在现实层面,提出西欧共青团组织正面临着组织的持续分化、政治地位边缘化和身份认同困境的三重实践困境,并明确了造成困境的三大根源正是西欧共青团组织发展的基础薄弱、发展的空间受限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整体上仍然处于低潮。第三层面:展望未来。国际金融危机后马克思主义的复归、日益严峻的青年问题亟待解决以及持续爆发的青年抗议运动都昭示着西欧共青团组织并未“走向历史的博物馆”,而是出现了发展的新机遇。面对这种形势,西欧共青团组织应当继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进一步明确政治身份定位、充分运用多元化宣传手段壮大自己,同时争取在青年运动中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
康丽娜[6](2021)在《文明交往视阈下的布哈拉汗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亚地区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且地处欧亚大陆的通衢之地和各大文明交汇之处,毗邻中国、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等地区大国或形势动荡之地。近年来,随着中亚地区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据着愈发重要的地位,世界各主要行为体高度重视并积极扩大自身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自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首先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中亚地区的关注急剧上升,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领域。不过,我国在中亚各国的政治体制、外交政策、军事安全、经济合作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而对历史、文化等议题的研究非常有限。一直以来,有关中亚文明史的研究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薄弱领域。本文从历史学角度出发,采用文明史的研究路径和区域史的叙述框架进行写作。从理论分析来看,本文的研究立足于中国自己的世界史学派——文明交往理论,从而有助于在国际学术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加强话语权。因此,本文以布哈拉汗国(以下简称“汗国”)为研究主体,围绕制度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四个方面,对近代中亚地区内、外交往的背景、历程及影响进行系统论述,进而深入探讨中亚近代文明的形成原因、发展规律和演变特点。布哈拉汗国史是研究中亚近代文明史的重要内容。本文从文明交往的视角出发,主要论述布哈拉汗国的历史演变,并试图揭示中亚近代文明形成和演变的动因、规律和特点。全文由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构成。绪论部分说明选题背景和意义,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目标与方法,指出创新之处与重难点,并对文明交往与中亚近代文明史的特点加以阐释。第一章概述了汗国的文明交往变迁史。布哈拉汗国国祚400余年,历经昔班尼王朝、扎尼王朝和曼格特王朝的更迭,其历史进程与中亚近代史基本同步。16世纪初,在成吉思汗后裔昔班尼的统帅下,乌兹别克游牧民南下河中地区建立布哈拉汗国。自19世纪开始,封闭且落后的汗国在曼格特王朝的统治下逐渐成为英俄在亚洲争霸的焦点。最终,俄国于1868年彻底征服汗国,使之沦为自己的附属国。总之,布哈拉汗国经历了兴盛、发展、衰落、沦为俄国附属国的历史变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中亚近代史的演变规律。第二章分析了汗国制度文明交往的特点及演变。本章主要从政治军事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三个方面来解读汗国制度文明的特点。汗国的制度文明经历了继承、融合、形成和完善的演变过程,以传统伊斯兰国家的制度为根基,借鉴游牧帝国的管理体制,因地制宜,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推动中亚近代制度文明的建设。第三章论述了汗国物质文明交往的曲折性和进步性。首先阐述了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因,然后分别探讨了农业经济的转型、工商业及贸易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化等问题。一直以来,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往贯穿于整个中亚文明史进程,是中亚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力。另外,俄国的统治也是包括布哈拉汗国在内整个近代中亚社会经济变革与发展的催化剂,致使汗国的社会经济发生根本性变革。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汗国社会经济领域的渗透,导致汗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传统的宗法制和自然经济体系逐渐瓦解。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讲,汗国的社会经济实现了跳跃式发展。但就本质而论,这种发展是以俄国殖民掠夺为前提的。第四章阐述了汗国多元宗教文化的融会与变迁。布哈拉汗国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其主导文化是以苏非主义为特征的伊斯兰文化。自古以来,中亚地处欧亚文明的核心地带。在中亚文明交往史上,中亚地区曾多次遭受异族入侵,甚至还有的民族在这里建立过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这种频繁的入侵与外族统治却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诸多不同文明在中亚的交往。因此,在保持自身文明特色的同时,中亚文明还不断学习、吸收和融会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文化是文明交往的重要标尺。随着近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布哈拉汗国的文化也随之衰败。然而,从微观层面来讲,由于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汗国的文化变迁既有发展与繁荣,也有停滞与衰败。第五章探讨了汗国对外交往的背景和进程。首先简要介绍了汗国对外交往的背景。然后重要论述了汗国与俄国之间的关系演变,从平等外交过渡到不平等外交再到附属关系的彻底转变。最后讨论了布哈拉汗国与周边的希瓦汗国、浩罕汗国、波斯、印度和奥斯曼帝国的广泛交往。总之,布哈拉汗国的对外交往具有明显的地缘特点,暴力与和平两种形式交替展开。汗国的对外交往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也更加丰富了中亚近代文明史的内容。结语部分对全篇进行总结,从文明交往论的角度出发,指出布哈拉汗国历史演变主要取决于生产力、地缘、宗教和国家四大因素。生产力是人类文明交往的根本动力。中亚地区没有适宜发展社会经济的环境和条件,落后的生产力导致布哈拉汗国最终被俄国所占领,其历史命运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明交往的一个重要地区。以布哈拉汗国为代表的近代中亚地方政权依旧受制于地缘因素,其历史演变始终与大国命运息息相关。中亚地区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近代中亚的宗教中心,布哈拉汗国的宗教价值系统带来的强烈文化政治归属性始终贯穿于其历史进程中。一直以来,中亚地区少有形成长期稳定且人口众多的大国,近代诸汗国并存的局面从整体上削弱了中亚的实力。再者,布哈拉汗国的历史演变对中亚文明交往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宗教文明交往而言,布哈拉汗国较完整地保留和传承了中亚传统的伊斯兰文明体系;从民族文明交往而言,布哈拉汗国是今天乌兹别克民族的文明生根之地;从对外文明交往而言,布哈拉汗国体现了中亚文明交往的多元融合属性。
舒可心[7](2021)在《冷战后美国亚太海权联盟战略研究》文中提出
彭昕[8](2021)在《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文中指出国际制度的发展有深化合作和扩大规模两个方向。相对于深化合作直接实现内部提质、进一步促进制度的发展,制度规模的扩大、尤其是制度成员的增多,如若不基于强有力的约束协调,则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制度功能的发挥、威胁制度的未来发展。诸如欧盟等强制度,因扩员而引起的内部协调困难、一体化进程延缓等现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约束力较弱的国际制度扩员就更易引起功能涣散、治理低效等问题。因此,弱约束性制度理应倾向于深化合作,谨慎扩员。然而,针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实践的经验观察发现,即便在组织面临迫切提质需求的情况下,弱约束性制度仍然实现了扩员。这一选择逻辑上的反常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弱约束性制度为何选择扩员?弱约束性制度如何应对扩员后的功能低效?针对这一问题,就学理基础而言,制度变迁研究构成了研究的宏观理论背景;就经验积累而言,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数据与文献为本文提供案例检验基础。但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当前以功能主义和理性选择为导向,大量聚焦强制度扩员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对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问题提供有效解释。针对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制度扩员的经验研究,缺乏更进一步的学理提炼与整合,存在理论性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分析折中主义方法,在制度具备包容性特征且处于协调性制度互动背景的前提下,围绕国际制度功能的多重性内涵,提出了影响弱约束性制度扩员实现的权力制衡、规范扩散以及功能补偿三项基本假设。将其分别带入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从搁置(2001年至2007年)到进行法律准备(2008年至2014年)再到最终落实(2015年至2017年)的三个具体阶段予以验证。就上海合作组织案例而言,针对其弱约束性特征的判定既有其结构性的客观原因,也依据其一系列主观的规则设定。作为一项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导的区域间合作制度,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基本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同一空间内众多的相似性制度供给,也在大国利益和小国需求的彼此兼容中维持了基本协调的互动关系。以此为前提,通过历时性比较上合组织扩员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发现:第一,在俄罗斯视角下,由于对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威胁感知不断提升,受到中国实力提升对中亚经济影响力增强的压力,其权力制衡需求呈现了持续增强,因此俄始终致力于积极推动扩员,以便更好地发挥制度作为软制衡工具的作用;第二,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背景下,上合组织的制度成熟、成员国的实力增长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提升“上海精神”这一核心规范出现了日益增强的扩散需求,推升了各成员国寄希望于通过扩员提升制度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倾向;第三,2015年“一带一盟”对接的实现、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确立,通过制度间功能协调上合组织突破原有功能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扩员引起的功能弱化问题,解决了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引起低效问题的后顾之忧。基于系统的理论假设和经验论证,最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制度成员国权力制衡和规范扩散需求的提升增强了制度扩员的可能,但不足以促成扩员的最终实现;功能补偿的出现,是在前两项需求不断增长、扩员可能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促使上合扩员决策得以最终达成的决定性因素。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当前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现象进行了反思,分析总结出可资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约束性国际制度借鉴的发展经验和政策建议:在逆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大背景下,不论是既有弱约束性制度的未来发展,还是后发力量类似的制度供给,都应在关注内部功能建设的同时,重视制度间关系的维护,避免碎片化引起的制度消耗,追求在协调型互动中形成制度间功能的补偿甚至借用。2021年适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本文对于上合扩员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已完成的扩员实践,还在明晰扩员依据的基础上对上合新阶段从制度协调中获取的新兴发展动力做出了积极评估与展望。
王家曦[9](2021)在《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对战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外交所做之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经济外交”即某一国基于政治考量,透过权力相对关系,将经济工具作为媒介,针对特定的外交战略目标,由施动主体(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对受动主体(同样为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策动与控制,以引导或迫使受动主体服从施动主体的政策目标及利益诉求的行为。经济外交有两种形式,即“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其二,“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中最为典型的两种经济外交,其涉及对象的广泛性、战略目标的多元性、战略手段的丰富性和战略效果的显着性,都为探讨经济外交的性质、作用和意义指明了方向。经济外交实践又作为国际社会体系和权力结构中的能动因素,形成了一个交叉嵌套、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战略交汇与互动,这就为在层次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对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可能性。战后的美日经济外交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空背景下,面临共同但有所区别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所关注的即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对机遇和挑战的认知与因应,并尝试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加以探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战后不同阶段中,美日两国进行了哪些经济外交实践?其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哪些特点?从理论视角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存在哪些联系和区别?形成这些联系和区别的主要动因为何?这些动因又将如何影响美日两国经济外交的决策和实施?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回答,是本文展开研究的主要脉络。通过梳理美日两国经济外交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本文根据战略核心指向的转换与战略的调整和演进,梳理出以下几点研究发现:其一,战后初期是国际经贸新秩序的形成阶段,美日两国由于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权力资源的不同,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外交路径。美国通过经济外交塑造了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维持经济权力的经济外交路径。而日本则通过积极在东南亚开展经济外交摆脱了战争带来的萧条与停滞,重建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扩大经济权利和利益的经济外交路径。其二,进入冷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和全球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外交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权重都在持续上升。安全关切也成为经济外交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能源、贸易、高科技产品等涉及国际经贸的议题成为外交战略中安全关切聚焦的重点。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拥有压倒性的体量和优势的美日两国,其经济外交中的安全化构建也随之展开。贸易壁垒、贸易保护和经济制裁成为经济外交的新工具,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安全内涵。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国际经贸发展的形式和方向,也对此后两极格局的瓦解和新的全球经贸秩序形成埋下了伏笔。其三,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瓦解释放了压在国际经济贸易头上的安全重负。从20世纪末至今,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国际经贸大繁荣、大发展的催化剂。在进入新的跨越式发展时代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对全球化和区域化这两大趋势做出战略回应。对于美国来说,“其他国家从自由贸易协定中获益过多”被界定为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域外国家”和“亚太地区主要参与者”双重角色之下的美国为了应对此种威胁,确保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便通过经济外交对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这一战略挑战做出了回应。而面对亚太区域的整合和域内国家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日本有以下几个战略主张:第一,以经济为手段建立美国、日本与欧洲三极国际新秩序;第二,加强美日安保及突显自己为西方国家一员,除了运用美日同盟关系与亚太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外,日本也以亚太先进民主化国家自居,主导亚太民主化;认为身为亚太民主国家,必要努力使亚太稳定与和平共存。回顾美日经济外交从形成到发展的整个变迁过程不难发现,经济事务在外交中的地位和权重是持续增加的。作为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相交叉的特殊领域,经济外交是国际关系领域中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对经济外交的既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的性质、手段、地位和作用受到较多关注。纵观二战以来的外交史,经济外交的作用不断强化,影响不断外溢,特别是在全球化将全人类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之后,经济外交的更加不可替代。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经济外交倡导的“合作、互惠、共赢”理念并非总能在外交政策中占据主导,甚至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经济外交本身就会成为冲突和对抗的诱因。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入口,如何通过经济外交框架下的合作共赢和包容性增长重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和进步主义,经济外交如何在防范和化解冲突风险、拓展人类共同福祉、促进国际经济制度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是时代留给所有国际事务参与者们共同求索的一道考题。
刘原媛[10](2021)在《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研究美国对1990年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在假定德国统一是由两个德国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和民族情感等内因决定的基础上,通过研究随德国统一而来的德国联盟归属、主权恢复和四大战胜国权利终结等问题的解决,来考察美国在德国统一外部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作为二战后西方阵营的领导者,美国始终从国家利益和联盟战略出发看待德国统一问题,将德国的分裂与统一作为管理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抓手。美国支持德国1990年统一既是对二战后联邦德国追随美西方联盟进行民主化改造并对抗苏联的回报,又为美国在1990年代初欧洲局势突变之际维持对欧影响、延续北约在欧存在提供了机会。在围绕德国统一问题的博弈中,美国通过稳住苏联、力挺德国、约束英法,推动了德国统一外部进程的发展,对德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实现统一、恢复完全主权并继续留在北约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绪论阐明了研究课题对理解美德关系、跨大西洋联盟和冷战终结的意义。第一章点出了国际政治中“德国问题”的内涵,梳理了二战后美国一手策划德国分裂的始末。第二章回顾了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对德国统一问题的态度,即原则、口头支持统一,实则奉行实用主义。第三章到第五章分阶段考察布什政府围绕1990年德国统一的外交决策和行动,并通过分析德国统一的国际影响来评估美国的政策效果。第三章分析1989年初冷战氛围开始消解的背景下,美国对德国统一的“观望政策”和“护持政策”,这一时期美国鼓励联邦德国政府扛起统一大旗,并护持科尔的“十点纲领”既契合西方联盟的战略需要又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第四章重点分析了1990年初美国实行的“推动政策”和统一谈判开启后的“配合政策”,这期间美国提出了解决统一外部问题的“2+4”谈判框架,领导北约进行战略转型,照顾了苏联的安全关切,为苏德谈判获得突破奠定了基础。第五章论述德国统一对德美关系、北约发展、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美关系的影响,认为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部分实现了预期。第六章综述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作用,并借助国际关系理论解读“德国问题”的解决。
二、美国和欧洲的权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和欧洲的权力(论文提纲范文)
(1)从“蛮权力”回归“巧权力”:拜登政府对欧政策初评(论文提纲范文)
一 从“蛮权力”向“巧权力”回归 |
二 欧洲的反应 |
三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辨析 |
四 结语 |
(2)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论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制度性权力 |
(二)历史制度主义 |
(三)国际制度中的权力现象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一)案例研究方法 |
(二)内容分析方法 |
(三)历史分析方法 |
第五节 文章结构 |
第六节 创新和不足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厘定和观念路径提出 |
第一节 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概念和比较 |
第二节 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定义和性质 |
(一)制度性权力的定义 |
(二)制度性权力的五种性质 |
第三节 历史制度主义中的转换:概念和运用 |
第四节 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一种观念路径 |
(一)权力本体内存在着时间维度和过程维度 |
(二)权力依赖甚至依附于和国际制度的关系 |
(三)权力的延续比寻找新的权力优势更重要 |
第二章 转换之前: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的国际制度 |
第一节 国际制度因何难以更迭 |
(一)国际体系单一化与国际制度黏性 |
(二)全球化不可逆与国际无政府假定 |
第二节 渐进式的国际制度变迁 |
(一)国际制度的替代 |
(二)国际制度的堆叠 |
(三)国际制度的漂移 |
(四)国际制度中的路径依赖与关键节点 |
第三节 国家因何转换而非重塑制度性权力 |
(一)制度性权力转换具有隐蔽性 |
(二)制度性权力转换具有低成本性 |
(三)制度性权力转换可以增持合法性 |
第三章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基于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的分析框架 |
第一节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积累和持有 |
(一)制度性权力的非排他性积累 |
(二)制度性权力的非公平性持有 |
第二节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运用 |
(一)国际授权:在制度内运用权力 |
(二)制度霸权和制度现实主义:在制度外运用权力 |
(三)制度性权力运用后的防御性调整 |
第三节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更新 |
(一)议价和谈判策略 |
(二)重新谈判策略 |
(三)制度退出策略 |
(四)威胁性制度退出策略 |
(五)重新加入制度策略 |
第四章 转换之后: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后果假设 |
第一节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再持有或丧失 |
第二节 非预期制度成熟和非预期制度崩溃 |
第三节 预期制度成熟和预期制度崩溃 |
第五章 案例研究:1971 年的“尼克松冲击”和美元霸权的救赎 |
第一节 渐进式的国际货币制度变迁 |
第二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霸权的建立 |
第三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霸权的危机 |
第四节 “尼克松冲击”和美元霸权的转换 |
第六章 结论和余论 |
第一节 问题的解决 |
第二节 弱势形象与复合型强势地位:制度性权力转换和中国崛起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致谢 |
(3)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四、创新和不足 |
第一章 米德的“美国外交传统”:主义与权力 |
第一节 沃尔特·米德主要着述和思想 |
第二节 米德指出的美国外交传统中的“四种主义” |
第三节 米德的权力理论 |
第四节 米德的逻辑和方法 |
第二章 20世纪美国外交传统的呈现 |
第一节 美国经济社会形态变革与外交传统的演进 |
第二节 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变奏 |
第三章 威尔逊主义的冒进(小布什政府时期) |
第一节 新保守主义与威尔逊主义的复兴 |
第二节 威尔逊主义与“反恐战争” |
第三节 威尔逊主义的异变与失败的大中东战略 |
第四章 杰斐逊主义的变革(奥巴马政府时期) |
第一节 国际新形势下的杰斐逊主义者 |
第二节 杰斐逊主义者的新特征 |
第三节 主义间的调和与亚太再平衡 |
第五章 杰克逊主义的冲击(特朗普政府时期) |
第一节 美国社会民粹主义的兴起 |
第二节 民粹主义与杰克逊主义 |
第三节 杰克逊主义的特朗普实践 |
第六章 对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的评价 |
第一节 四种主义所面对的挑战和机遇 |
第二节 美国外交政策走向 |
第三节 米德对美国世界霸权体系的认识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沃尔特·R·米德大事年表(1952- ) |
致谢 |
(4)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论文的选题依据 |
(一)问题提出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关于国家对外政策分析模式的研究 |
(二)关于国际关系中情感的研究现状 |
(三)关于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研究 |
三、主要的研究方法 |
四、创新点与不足点 |
第一章 群体情感: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中的中介变量 |
一、主流对外政策分析模式的偏好假定及评价 |
(一)传统理性选择模式的偏好假定及缺陷 |
(二)个人认知心理模式的偏好假定及缺陷 |
(三)两种模式对国家对外政策偏好解释的可弥合性 |
二、群体情感的引入及对两种模式偏好的弥合 |
(一)群体情感的生成过程及概念阐释 |
(二)群体情感是国家理性的基线 |
(三)群体情感是个体情感的趋同 |
第二章 以群体情感为中介变量的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分析层次 |
一、现实变化对对外政策偏好分析要素提出的新要求 |
二、单元层次:共同历史记忆与本土实践 |
(一)国家是群体情感的载体 |
(二)共同历史记忆: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时间维度 |
(三)本土实践: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空间维度 |
三、体系层次:地区安全结构与地区规范 |
(一)地区安全结构以亲疏关系来形塑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
(二)地区规范内化以回旋镖效应作用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
第三章 群体内情感类别化进程是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形成的内在动力 |
一、历史记忆以基调情感为媒形塑国家对外政策偏好方向 |
(一)从共同历史记忆到政治基调情感 |
(二)从政治基调情感到对外政策偏好的方向 |
二、本土实践以即时情感为介引领国家对外政策偏好选择 |
(一)群体决策者引领即时情感的手段 |
(二)群体决策者利用即时情感进行身份选择 |
(三)即时情感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偏好选择的途径 |
第四章 群体间情感比较进程是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形成的外部路径 |
一、地区安全结构以群体间情感碰撞为媒限定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环境 |
(一)零和竞争结构:欧美焦虑情感与东亚希望情感的碰撞 |
(二)外源合作结构:欧洲焦虑情感与中东欧羞辱情感的碰撞 |
(三)内源合作结构:东亚希望情感与中东欧羞辱情感的碰撞 |
二、地区规范内化以群体间情感评价为介推进国家对外政策偏好转变 |
(一)地区规范内化通过群体间情感评价增强国家的内省能力 |
(二)地区规范内化通过群体间情感评价增强国家的外辱压力 |
第五章 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塞俄与塞欧之间的比较 |
一、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偏好差异的特点 |
(一)塞尔维亚对欧政策偏好超越经济务实主义 |
(二)塞尔维亚对欧政策超越个人精英偏好 |
(三)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差异的原因比较 |
二、群体情感在塞对俄欧政策偏好中的中介作用 |
(一)塞尔维亚国内群体情感的类别化 |
(二)塞对俄欧的群体间情感比较 |
三、结论与反思 |
参考文献 |
作者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附录 |
致谢 |
(5)西欧共青团组织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1.1 研究目的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西欧共青团组织发展的主要概况 |
2.1 西欧共青团组织的关系理析 |
2.1.1 西欧共青团组织与青年运动的关系 |
2.1.2 西欧共青团组织与其他青年组织的关系 |
2.1.3 西欧共青团组织与共产党的关系 |
2.2 西欧共青团组织的历史发展脉络 |
2.2.1 20 世纪初苏俄影响下建立的早期共产主义青年组织 |
2.2.2 二战爆发后西欧共青团的发展壮大与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建立 |
2.2.3 20世纪60年代“五月风暴”后西欧共青团组织的由盛转衰 |
2.2.4 苏东剧变后西欧共青团组织的重建与转型 |
2.2.5 欧洲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区域联合的新动向 |
第3章 西欧共青团组织发展的基本原则及主要代表组织 |
3.1 西欧共青团组织的基本原则 |
3.1.1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 |
3.1.2 坚持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独立的组织地位及民主集中制原则 |
3.1.3 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培养未来的共产党员 |
3.2 西欧共青团的主要代表性组织 |
3.2.1 英国共产主义青年联盟 |
3.2.2 法国青年共产主义者运动 |
3.2.3 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联盟 |
3.2.4 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 |
3.2.5 希腊共产主义青年 |
第4章 西欧共青团组织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探索 |
4.1 西欧共青团组织对青年问题的认识 |
4.1.1 青年问题的具体表现 |
4.1.2 青年问题产生的制度性根源 |
4.1.3 青年问题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
4.2 西欧共青团组织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思考 |
4.2.1 当代资本主义陷入持续的衰退与危机 |
4.2.2 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危机 |
4.2.3 对冷战后欧盟和北约的资本主义经济军事一体化实质的新认识 |
4.3 西欧共青团组织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认识 |
4.3.1 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根源的剖析 |
4.3.2 对实现社会主义不同道路的分析 |
4.3.3 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方案的探析 |
第5章 西欧共青团组织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境遇及未来前景 |
5.1 西欧共青团组织发展所面临困境的主要表现 |
5.1.1 组织的持续分化及其碎片化发展 |
5.1.2 政治力量衰减及其地位的边缘化 |
5.1.3 西欧共青团组织的理论分野及特色不足 |
5.1.4 西欧共青团组织的身份认同困境 |
5.2 西欧共青团组织发展困境的根源 |
5.2.1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整体上仍处于低潮 |
5.2.2 西欧共青团组织发展的基础薄弱 |
5.2.3 西欧共青团组织发展的空间受限 |
5.3 西欧共青团组织的发展前景 |
5.3.1 西欧共青团组织发展的新机遇 |
5.3.2 西欧共青团组织发展的新策略 |
5.3.3 西欧共青团组织在左翼阵营中的新发展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西欧共青团及其他政党组织中外文对照 |
附录二 当代世界共产党党章党纲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 |
附录三 西欧共青团章程纲领选编选译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致谢 |
(6)文明交往视阈下的布哈拉汗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目标与方法 |
四、创新之处与重难点 |
五、文明交往与中亚近代文明史的特点 |
第一章 布哈拉汗国的文明交往变迁史 |
第一节 乌兹别克人的南迁与昔班尼王朝的建立 |
一、乌兹别克人南下与帖木儿王朝衰败 |
二、汗国的创立与前期统治 |
三、阿布杜拉二世统治的兴盛 |
第二节 扎尼王朝的统治与战争交往 |
一、王朝建立与伊玛姆库利的统治 |
二、阿布杜拉齐兹汗与汗国分裂 |
三、乌拜杜拉汗统治与部落贵族间斗争 |
四、王朝衰微与纳迪尔沙入侵 |
第三节 曼格特王朝与俄国保护国的形成 |
一、曼格特部落与新政权的稳固 |
二、沙赫穆拉德时期的繁荣与19 世纪初的汗国 |
三、纳斯鲁拉强化集权与对外征战 |
四、1868 年俄国占领与统治 |
五、1917—1920 年汗国历史的终结 |
小结 |
第二章 布哈拉汗国制度文明交往的特点及演变 |
第一节 政治军事制度的特点 |
一、汗位继承与分封制 |
二、帖木儿帝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延续 |
三、宗教阶层的显着地位 |
四、俄国政治代办处的设置 |
五、军事管理体系的完善 |
第二节 法律制度的变化 |
一、伊斯兰教法和部落习惯法并行适用 |
二、伊斯兰国家司法体系的地方化 |
三、俄国统治后的司法改革 |
第三节 经济制度的演变 |
一、土地制度的演变 |
二、赋役制度的完善 |
三、货币政策的变化 |
四、水资源管理体系的改善 |
五、经济自主权的丧失 |
小结 |
第三章 布哈拉汗国物质文明交往的曲折性和进步性 |
第一节 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因 |
一、乌兹别克人与河中居民的广泛交往 |
二、政权稳固问题与统治者政策变化 |
三、俄国统治与工业文明的冲击 |
第二节 农业经济的转型 |
一、生态环境与农业发展 |
二、传统发达的农耕业 |
三、畜牧业的发展变化 |
四、棉花种植业的兴衰 |
第三节 工商业及贸易的发展 |
一、手工业的兴衰 |
二、贸易发展的多元化 |
三、资本输入与俄国企业的建立 |
第四节 社会生活的变化 |
一、人口分布与游牧民定居 |
二、城市发展与市民阶层壮大 |
三、社会分层与民众暴动频繁 |
四、俄国移民的到来及其影响 |
五、交通和医疗条件的改善 |
小结 |
第四章 布哈拉汗国多元宗教文化的融会与变迁 |
第一节 汗国伊斯兰文化的特点 |
一、苏非主义的地域性 |
二、文化发展的宗教属性 |
三、地区教育中心地位的确立 |
第二节 多元文化的变迁 |
一、建筑步入衰微 |
二、文学转向现实题材 |
三、艺术趋向本土化 |
四、多语言融合与借用 |
第三节 俄国对汗国宗教文化转型的影响 |
一、斯拉夫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
二、知识分子与社会政治觉醒 |
三、社会改革新思潮与扎吉德运动 |
小结 |
第五章 布哈拉汗国对外交往的背景和进程 |
第一节 对外交往的背景 |
第二节 与俄国关系的演变 |
一、政治往来与外交关系变化 |
二、贸易关系的实质性转变 |
三、俄国征服中亚的背景和原因 |
第三节 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广泛交往 |
一、与周边汗国的领土争夺与经贸往来 |
二、与波斯的战争交往和文化融合 |
三、与印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 |
四、与奥斯曼帝国的和平交往与宗教联系 |
小结 |
结语 |
一、布哈拉汗国历史演变的主要因素 |
二、布哈拉汗国对中亚文明交往产生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附录:地图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8)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研究问题与选题意义 |
二、既有研究回顾与评析 |
三、研究思路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
第一节 研究问题:弱约束性制度为何扩员 |
第二节 国际制度趋弱的现实背景 |
第三节 既有学理逻辑的解释与不足 |
第二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可能 |
第一节 概念界定:弱约束性制度 |
第二节 两个假定:包容性制度、协调型互动 |
第三节 三个假设:权力制衡、规范扩散、功能补偿 |
第三章 案例选择的合理性分析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问题概述 |
第二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弱约束性界定 |
第三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包容性特征和制度互动背景 |
第四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权力制衡需求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相关权力要素:俄罗斯、美欧、中国 |
第二节 权力制衡需求:俄罗斯视角下的制衡需求与制衡可能 |
第三节 权力制衡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本章小结 权力制衡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第五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规范扩散需求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价值规范要素:“上海精神” |
第二节 规范扩散需求:“上海精神”的扩散需求与扩散路径 |
第三节 规范扩散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本章小结 规范扩散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第六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功能补偿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出现 |
第二节 在对接协调中获取功能补偿的可行性论证 |
第三节 功能补偿对扩员决策的决定性影响 |
本章小结 功能补偿是弱约束性制度扩员的必要条件 |
总结 |
一、总结与结论 |
二、基于结论的政策建议 |
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9)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三、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四、研究意义 |
五、研究内容与章节设置 |
第一章 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的理论工具与研究路径 |
第一节 主要理论工具:新现实主义与权力转移理论 |
第二节 研究路径:战后美日经济外交的发展阶段的总结及比较 |
第二章 “权力”与“权利”之辩: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战后初期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 |
第二节 案例分析:战后初期美日经济外交路径选择的影响因素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第三章 “安全化”:冷战背景下美日经济外交的演化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冷战中美日经济外交的“安全化”进程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安全化”的影响因素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对“安全化”的认知与回应 |
第四章 机遇、挑战与回应: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的“重新校准” |
第三节 比较研究: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中的机遇、挑战与美日经济外交的回应 |
结论 |
研究发现 |
研究启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10)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四、可能的创新及不足之处 |
第一章 美国与德国统一问题的缘起(1945-1949) |
第一节 国际政治中的“德国问题” |
第二节 美国决定分裂德国 |
第三节 德国的分裂 |
小结 |
第二章 美国与德国统一问题的演进(1950-1988) |
第一节 东西对峙:美德默契与分裂固化 |
第二节 美苏缓和:美德矛盾与统一新思路 |
第三节 德国崛起:新时期的美德关系与统一问题 |
小结 |
第三章 欧洲大变局背景下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 |
第一节 欧洲变局与美国政策调整 |
第二节 “十点纲领”提出前美国对德国统一的“观望政策” |
第三节 “十点纲领”提出后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护持政策” |
小结 |
第四章 美国推动解决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 |
第一节 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推动政策” |
第二节 美国对德国统一的“配合政策” |
第三节 美国对德国统一政策的演变和实质 |
小结 |
第五章 美国政策效果评估:德国统一的国际影响 |
第一节 德国统一对德美关系的影响 |
第二节 德国统一对冷战后北约发展的影响 |
第三节 德国统一对欧洲一体化和欧美关系的影响 |
小结 |
结论 |
一、美国政策综述 |
二、美国作用概述 |
三、德国问题的解决和启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件 |
四、美国和欧洲的权力(论文参考文献)
- [1]从“蛮权力”回归“巧权力”:拜登政府对欧政策初评[J]. 赵晨. 当代美国评论, 2021(03)
- [2]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论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D]. 韩德睿. 吉林大学, 2021(01)
- [3]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D]. 王力. 吉林大学, 2021(01)
- [4]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D]. 王硕. 吉林大学, 2021(01)
- [5]西欧共青团组织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D]. 董玲玲. 吉林大学, 2021(01)
- [6]文明交往视阈下的布哈拉汗国研究[D]. 康丽娜. 西北大学, 2021(12)
- [7]冷战后美国亚太海权联盟战略研究[D]. 舒可心. 外交学院, 2021
- [8]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D]. 彭昕. 外交学院, 2021(10)
- [9]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D]. 王家曦. 外交学院, 2021(11)
- [10]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研究[D]. 刘原媛. 外交学院,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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