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克庄当官与作诗的矛盾价值观

一、论刘克庄关于作官与作诗的矛盾价值观（论文文献综述）

杨小红^[1]（2021）在《田锡与北宋士风及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北宋初期有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田锡承袭了汉唐文化之优良传统,针对宋初社会所面临的文化困境,他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致力于社会风气的变革。在士风卑弱的情况下,田锡忠公体国、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君子形象为士林树立了榜样。他力图以自己的亲身创作一扫文坛的五代余弊,并对宋代文学的发展有着自己的思考与尝试。本文将田锡置于北宋文化大背景下,考查他在士风建设和文学革新上所做出的贡献,论文一共分为七章:第一章分析宋朝建立初期所面临的士风及文风的困境。宋初承五代之乱,文化生态处于一个十分困顿的境地。一方面,士林的风气以隐逸、因循及躁竞为主,士大夫群体的社会责任感严重缺失,整体风貌并不乐观。另一方面,在文坛上,过于藻饰的四六骈文专注于歌功颂德,无真实情感可言,而白体诗人、九僧与隐逸诗人,作诗皆为书写一己之性情,文学应有的现实主义精神荡然无存。宋廷为了解除困境,重建儒道,亦付出了不少心力。尽管如此,仍是收效甚微。而田锡的出现,不仅顺应了宋廷文化建设之形势,还以他个人的努力,形塑了宋代士人之典范。第二章阐述田锡的成长环境、个人经历对他的政治人格和文学表现产生的影响。田锡生于西蜀,人生最重要的青年时期都是在蜀地度过的。蜀地以儒学为宗、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田锡。他出身平民阶层,祖父及父亲皆是高尚不仕的名士,其父虽不从政,但自田锡幼时开始,便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够步入仕途。在父母去世后,他深感偏居一隅所获得的知识和眼界都是非常有限的,于是选择了出蜀游学,在这段时间里,他品尝到了人世间的辛酸,同时也在主流文化的熏陶下获益良多,为他以后的仕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这些独特的经历,才形成了田锡独特的思想性格和特定的心理结构。第三章论述田锡在宋初核心价值观重构中的先导作用。基于两蜀政权所承唐代典章文物的浸染以及自身对唐文化的向往,田锡主张承继唐统,但在传承唐文化有益于宋廷部分的同时,他又结合时代之需要,勇于革新,力求创造出一个属于有宋的时代。他将儒家道德价值体系视为国家社稷的根本,积极致力于儒家思想体系的重塑。他的政治思想,除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外,还带有宋初独有的时代特性。作为传统儒士,田锡专注于自我人格的完善,而宋初对外战场的失利,也使得田锡开始对华夷之防愈加重视,这些都对内敛的宋文化形态的最终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四章论析田锡在北宋士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宋朝士大夫群体自我角色的认同感,可谓历代罕有。这种局面的形成并非一朝之事,除了宋朝统治者对士大夫的优待和宽容外,宋初士大夫起到的带头作用功不可没,而田锡可以说是士风崛起的表率和有力号召者。面对帝王,不同于由五代入宋的贰臣的明哲保身,田锡敢于直谏,充分体现出一个士大夫应有的风骨和与君王共治天下的觉悟;而对社稷百姓,他关心民瘼,为百姓畅意直言,表现出传统士大夫强烈的责任感与社会担当。第五章分析田锡的散文理论及创作。作为宋初古文家之一,田锡与其他古文家在理论和创作上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他重视“文”的社会功用,认为“道”是“文”的基础,但同时又主张“文”“道”并重,承认“文”的独立性。受道家思想影响,他提倡自然的文风,体现出儒道合流的文学倾向。田锡创作的散文类型丰富,大多以汉唐文统为宗,具有典雅清丽、文质意远的特色。第六章论述田锡的诗学思想及诗歌创作。与田锡经世致用的文论观相对应,田锡主张恢复诗歌的美刺传统。而另一方面,田锡视诗歌为余事,将其看做消遣自适的工具,对诗歌政治方面的要求远低于散文。因此,与其他古文家不同,田锡对艳丽的诗风十分包容。他所创作的诗歌风格多样,融会前代诗歌大家之长却又能自出机杼,具有自己的特色,为宋诗开辟新径、独立于唐诗之外提供了有力的尝试。第七章阐述田锡对北宋士大夫群体的影响。田锡久历官场,结识了大批君子之友。身在宫阙时,他以身示范,为朝中士大夫树立了榜样;为官地方时,他充分发挥儒家淑世之精神,致力于当地民生的治理和风俗的淳化。不管是在士风上还是文学上,田锡对当时及后世的士大夫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尤其是对川籍士大夫以及庆历时期的众多士大夫,田锡的影响尤巨。他高尚的政治人格,使其成为砥砺士风的先驱,以及范仲淹、司马光等人崇拜的偶像。他的诗文理论,对北宋文坛巨匠——“三苏”和欧阳修的文学观亦有着一定的启迪。

胡艳菊^[2]（2019）在《蒲寿宬《心泉学诗稿》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蒲寿宬,生卒年不详,字镜泉,号心泉,清源（今福建泉州人）,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回族诗人。他的生平事蹟不着於正史,只能通过他文集中的诗篇以及友人的记载略知其事蹟。如卷一《梅州壬申劭农偶成书呈同官》可知他在度宗咸淳八年（1272）前後曾任梅州知府,同时《闽大记》也有记载:“蒲寿宬,咸淳七年知梅州,性俭约,於民一毫无所取。”《投後村先生刘尚书》可知他曾与刘克庄交往,并且希望通过他的引荐以达到晋升仕途的目的,从这些诗篇以及史书的记载中知其曾入戎幕,行迹遍东南。同时在刘克庄的《後村先生大全集》中有两封回启是写给蒲寿宬的,分别为《乙丑生日回启蒲领卫寿宬》和《戊辰生日回启蒲领卫》,从蒲寿宬的《投後村先生刘尚书》以及刘克庄的两封回启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交往情况和他曾担任过领卫这一低级官职。《全宋诗》着录“晚年着黄冠居泉之法石山,山有心泉,因称心泉处士,有《心泉学诗稿》六卷”以及顾炎武《日知录》中也明确记载“是时寿宬佯着黄冠野服,归隐山中,自称处士,以示不臣二姓,而密为寿庚作降表,令人自水门潜出,送款於唆都。”知其晚年生活以隐居为主。他的《心泉学诗稿》主要包括267首诗歌,18首词,4篇赋。作为一名回族作家,他的文学创作在少数民族文学史上是相当丰富的,而且在他的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伊斯兰教思想,这对於我们研究伊斯兰教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在宋末元初这个大背景下回族与汉族的交往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蒲寿宬及其作品都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本文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文本研究,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分为三个小节,第一小节主要是概括蒲寿宬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主要从时局、士风以及诗坛取向这三个方面来分析当时的时代背景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第二节是关於他的家世、生平。第三节主要是分析他的交游情况,这一节主要采取个案分析的方法来分析他的交游情况。第二章是关於《心泉学诗稿》的成书及其版本源流,这一章主要侧重於《心泉学诗稿》着录与版本情况,在此基础上希望能够对《心泉学诗稿》流传情况进行一个梳理。第三章是关於蒲寿宬的儒、佛、道教与伊斯兰教思想对其作品创作的影响,这一章节主要分为两个小节。第一小节是关於儒、佛、道三家思想对蒲寿宬文学创作的影响,第二小节则是关於伊斯兰教思想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在这一小节中主要从对其人生追求的塑造诗歌意象中蕴含着的伊斯兰教思想以及伊斯兰教其他义理在其诗歌中的阐发。第四章是关於蒲寿宬诗歌的内容。他的诗歌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政治民生的纪实关怀,交游酬唱的多维呈现以及闲适生活中的安贫乐道。第五章是关於蒲寿宬诗歌的艺术特色。他的艺术特色主要是沉郁悲慨、冲淡闲远、奇险瘦硬这三种艺术风格。本章除了概括他诗歌的艺术特色之外,主要分析这三种艺术特色形成的原因以及这三种艺术特色的具体体现。结语部分主要是对论文的文本研究部分进行一个梳理,总体概括论文的主要观点,同时也对论文中存在的不足进行整理,以便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借鉴。第二部分是关於蒲寿宬《心泉学诗稿》的注释。蒲寿歳的诗以《全宋诗》为底本,同时参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以及酌校残本《永乐大典》引录,同时新辑集外诗《南村》附於其诗歌的末尾。他的赋和词分别以《全宋文》、《全宋词》为底本。在论文的注释部分,对蒲寿康《心泉学诗稿》中的通假字、典故、人名、地名等等进行详细的注释,同时在诗歌的标题下会附上自己的题解,题解主要是笔者对蒲寿歳作品的初步理解。希望能够通过对《心泉学诗稿》的文本研究及其注释能够引起学界对其作品的关注以促使学界更多的人对他的作品进行一个系统而又全面的研究,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他作品中存在着的异域风情。

朱勖^[3]（2019）在《唐庚诗歌前后期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唐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今四川省丹棱县）人,北宋晚期诗人,因他一生崇敬苏轼,与苏轼同生于眉州,又同贬于惠州,素有“小东坡”的美誉。他先后任职于四川、京师,勤勉恭谨,但始终不得志,宦游下僚;中年因张商英罢相牵连被贬惠州,度过了五年艰苦岁月,直至五十一岁才下诏赐还。贬惠之前唐庚是怀抱着儒家经世治国、忠君悯民信念的官员,以批判的眼光积极参与政治,充满少年意气;贬惠之后他是承受着内心巨大矛盾的罪臣,既被党争消磨了参政热情,又无法摆脱从小建立的儒家入世救国的信仰。远走他乡的痛苦、遭小人陷害的悲愤、理想破灭的绝望交织在一起,其性格、思想倾向、志向抱负都产生了相应变化,这段坎坷经历也随之投射到诗文中。以贬谪惠州为标志,唐庚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诗歌创作也呈现出前后两段不同特征的分期特征。就题材来说,后期诗歌题材有相应的增减范围,风物诗、思亲诗大量涌现,在选取题材时,诗人明显将视线由对时事的关注转移到山水风物、内心自省上来。后期诗歌属对也显得更精工,如果说唐庚前期诗歌风格为意气激昂,那么后期则具有沉郁和萧散两个特征。同时也应注意到,唐庚诗前后期虽然存在较大差异,同时也有一定的联系。唐庚出生于儒学氛围浓厚的书香世家,对儒学的坚持是贯穿其一生的。在他的诗中,始终坚持了一位儒子的淑世情怀,只是迫于政治压力,逐渐由前期的显性转为后期的隐性。总体来说,唐庚诗歌艺术成就后期高于前期,是他一生诗艺的瑰宝。正是这次不幸的贬谪,才造就了这位宋代诗史上不可忽略的着名诗人。

贾智鹏^[4]（2019）在《真德秀蒙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宋代私学教育的发达,社会对童蒙师资的需求与日俱增,加之朱熹等众多学术大家的积极参与,理学家们新编的蒙学读物也大量涌现,导致宋代的蒙学教育出现了普及化的盛况。在这种社会环境影响下,真德秀也积极探索蒙学教育理论,他通过撰写《家塾常仪》、劝学文等,阐发了自己的蒙学思想。真德秀蒙学思想中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朱熹,但他进一步发展了朱熹的儿童教育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真德秀的蒙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为乡塾教学活动而作的《家塾常仪》中,其教育内容就是规范学生的坐立言动、衣冠服履、视听容貌、饮食揖让等行为举止,同时又培养学生诵读、歌诗等知识才干,以促进他们形成良好的道德素养和扎实的知识技能,从而更好的立足社会、服务社会。文章围绕真德秀的蒙学教育内容,进一步论述了其蒙学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即穷理尽性的教育目的,艺可适情、浸润濡染的教学特色,量质量年、渐为增益的读书方法和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教学理念。通过真德秀的弟子们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后人对真德秀的评价,更能凸显出真德秀不局限于程朱理学、博采众长的学术思想。总之,真德秀蒙学思想的光芒不应该被朱熹的教育思想所掩盖,其所蕴含的丰富内容时至今日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功用。

邱阳^[5]（2018）在《陈亮及其文学研究》文中提出陈亮是一位对中国思想史、文学史贡献较大、影响深远而又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他生性豪迈,坚决主张抗金复国,为此曾六达帝廷、两讥宰相,却被时人疑为汲汲于功名利禄;他行事乖张、发言无忌,上至朝廷重臣下至邻里乡人不乏对其侧目者,其两度遭诬而身陷囹圄更是凄楚难言之尴尬经历;他不喜道德性命之学,不以儒者自期,身后却位列《宋史·儒林传》,而《宋元学案》亦为其单列学案以彰其事功之学;其文章兼备众体、成就甚高,却往往仅以政论家形象现于后世学者笔下;其词作以婉约清切、恬淡隽永者为多,却以辛派豪放词人身份为后人乐道。陈亮早年备极坎壈,仕途蹭蹬,虽有屡次伏阙上书之壮举,却终不能解生活之困;晚岁终获高第而得官,却未及赴任而遽卒。陈亮之一生,既是悲剧的,亦是喜剧的;陈亮之性格,既是自卑的,亦是自负的。备尝人间荣辱的陈亮在殿试中魁之后自拟为“人中之龙,文中之虎”,恰是对其一生得意之处的炫耀与总结。本文选取陈亮这一人物及其文学为研究对象,拟分上、下两编,试图对其作一客观全面剖析,力求更鲜活、真实地将陈亮的形象呈现出来。上编为陈亮生平事迹研究,侧重文献考证。第一章为陈亮生平事略、家世考。关于陈亮的生平、家世,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年谱、传记即各有数种版本,但对一些关键性问题,如陈亮生卒年、卒因、生地、身世及其生平中若干重要事件,如上书次数、系狱次数、斩马盗马事件真伪、其在朱唐交恶事件中的角色等,学界迄今仍存较大争议。故本章对陈亮的基本生平不作重复叙述,而重点选取其生平研究中的若干争议问题进行考辨。对于其家族世系问题,则在吸收前贤成果基础上加以补充完善。第二章至四章分别从政界官宦、浙东学人、闽赣知交等角度论述陈亮交游之况。陈亮虽终生布衣,却与诸多政界官宦来往颇密。这其中既有赏识提携陈亮的参知政事周葵、丞相周必大、吏部尚书韩元吉、吏部侍郎章森、侍御史章服,亦有助陈氏父子脱狱的丞相叶衡及王淮,其他与陈亮有交游行迹之官宦达数十人,陈亮之人格影响力可见一斑。故第三章重点叙述与陈亮交游事迹较多、对其生平影响较大之官宦,其他官宦与陈亮交游之况则按交游年份汇入一表,以求直观全面。因地缘便利及学术旨趣相近,身在婺州的陈亮与同在浙东的永嘉学人郑伯熊郑伯英兄弟、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及金华学人吕祖谦吕祖俭兄弟交谊深厚、往来颇密。此外,浙东尚有王自中、倪朴此类与陈亮志同道合、意气相投者。正是在与诸多学问深厚的浙东学人的交往中,陈亮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思想学说,并开创了永康学派,门下有诸多服膺并极力传播其学之弟子。故第四章重在叙述陈亮与浙东代表性学人之间的交游之迹,间对浙东学派内部各家学说的异同作比较分析,以探寻陈亮思想形成的轨迹及其思想学说的特点。陈亮与其他浙东学人及乡人交游之况亦汇入一表,求全以备览。与陈亮同时代的学者、文人中,朱熹为孔子之后集儒学之大成的第一流思想家,辛弃疾不论作词数量还是词作成就皆堪称中国词史第一人,故而本文第五章专门讨论陈亮与朱熹、辛弃疾的交游之况,并穿插陈朱思想对比分析及辛陈词作对比分析。陈亮交游之况向为学界所忽视,相关研究成果不丰。上述三章以人物为经,以时间为纬,多方爬梳,精心考证,在呈现陈亮交游网之同时兼及其思想、文学成就,为下编作铺垫。下编为陈亮文本创作研究,在坚持文献考证的基础上注重文学性分析。陈亮诗文集、词集及创作、编选的其他着述版本众多,何格恩、邓广铭等先生曾对陈亮文集版本作过精细考证。本文第五章在继承前贤研究成果基础上广泛搜罗近世及海外陈亮集版本并加以叙述介绍,惜笔者学识、精力皆不足,有诸多版本并未亲见,故版本介绍部分详略不一,此为本文目前一大憾。陈亮之文章成就,古今评价皆甚高,但由于受政治因素影响,学者的关注点多在其政论文。而陈亮之文的数量占其别集作品十分之九,其分量之重不言自明。陈亮不仅精于政论写作,兼擅墓祭、序跋、祝祷等文体,且在科举制度渐趋完备的南宋时期大力作时文以教导士子,故本文第六章、第七章分别从时文、古文角度,对陈亮之文进行全面总结分析。对时文侧重内容分析,对古文侧重艺术分析,以纠学界长期忽视陈亮时文而对其古文成就认识不全之弊。陈亮词作数量虽不多,对后世影响却不小。对其词作之成就,历来争议颇多,故本文第八章不单就陈亮词立论,而是将其放在南宋词史视野下进行观照,从其对前代词人的继承、与同代词人的比较、对后世词人的影响等角度加以分析,并选取李清照、辛弃疾、刘克庄等不同时段的词人作为代表性作家进行对比,以对陈亮在南宋词史中的地位作一客观评判。由于陈亮诗歌作品数量较少、成就不高,本章对其不作重点论述。对于陈亮之思想学说及成就,历来论述汗牛充栋。笔者学有不逮,且在交游考部分对此间有论述,故不再列专章加以赘述,仅在附录中对前贤成果加以梳理,间呈管见,以免阙如之嫌。附录二、三分别为增订本《陈亮集》所收作品编年目录及集外佚文情况,以期为未来《陈亮集》的重新修订及全集注释本的面世尽菲薄之力。

徐梦琳^[6]（2018）在《江西诗派隐逸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江西诗派作为我国文学诗歌流派史上首个有正式名称的派别,创作了大量能够反映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社会状况和文人思想的诗歌。隐逸诗作为其中独出心裁的一环,在隐逸之风流行的宋代留下了一抹别具一格的色彩。本文的绪论部分,首先是对江西诗派隐逸诗进行概念界定,在明确具体概念之后,再主要阐述对江西诗派诗人隐逸诗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正文部分共四章,分别从江西诗派中的隐逸诗人和其创作的隐逸诗两个角度切入论题进行讨论:第一部分主要是探究江西诗派隐逸诗人创作隐逸诗的原因和对前人的接受情况。因江西诗派诗人受到政治、宗教、山水、亲友及自身心灵和身体等因素影响,他们萌发了一些结庐栖遁的思想,而创作出一些倏然脱俗的隐逸诗。同时,这些隐逸诗的产生,与“隐逸之宗”陶渊明和江西诗派“领袖”黄庭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江西诗派隐逸诗对陶渊明的接受主要体现在思想内容上,诗中不乏对陶隐逸人格的赞扬、隐逸形象的描绘和表达对陶隐逸思想的仰慕追随之情,可见陶渊明隐逸典范的作用在江西诗派隐逸诗中充分地体现出来。而黄庭坚对他们隐逸诗产生的作用则主要体现在技法上,江西诗派诗人学习黄庭坚“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手法,让隐逸诗展现出独一无二的特色。第二部分主要是从隐逸诗本体入手研究,探寻江西诗派隐逸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一个群体所创作的某种类型的诗歌必定具备相似的群体性,因此,隐逸是在江西诗派内引起诗人的共鸣、在诗人之间流动并带给诗人同样的纠结与折衷,是隐逸在诗派内的共性。在挖掘隐逸诗的思想内容共性之后,笔者发现江西诗派隐逸诗还具备充满“个性”的艺术特色。无论是与前代隐逸诗相比所突出的哲理性、与同时代隐逸诗相比更好用典故的风气,还是与江西诗派自身其他类型的诗歌比较而言所采用的更平淡冲和的语言,都显示出江西诗派隐逸诗丰富且饱满的艺术内涵,也是中国古代隐逸文化中一个宝贵的财富。

张境悦^[7]（2018）在《刘克庄赵翼唐宋诗学观异同研究》文中提出刘克庄和赵翼分别是南宋诗坛和乾嘉诗坛具有代表性的诗人诗论家,二人通过评论前朝诗人诗作,尤其是在对唐宋两朝诗人诗作进行评论的基础上形成的诗学思想是非常系统、多元的,这在刘克庄的《后村诗话》、《后村先生大全集》和赵翼的《瓯北诗话》、《瓯北集》中都有所体现,二人的诗学观对后世诗歌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比较论证和史论结合的方式,根据刘克庄、赵翼二人诗学思想的内在联系,结合二人对唐宋两朝诗人的相关评论,对二人诗学观的相同点、不同点进行详细地比较和论述。正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章结合刘、赵二人所处的南宋诗坛和乾嘉诗坛的文学风貌,对二人诗学观形成的文化语境和特点进行简要地分析和概括,目的在于阐明刘克庄和赵翼诗学观的形成实则是与二人所处的时代特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二人某些诗学思想的提出实际上是时代“催化”的产物。第二章着重论述刘、赵二人诗学观的相同之处。第一节先从“性情”说的最早提出和发展情况论起,进而详细论证刘、赵二人在继承前人“性情”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发展,提出诗歌创作应注重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不能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诗学思想;第二节从“蕴藉”的来源论起,继而论述刘、赵二人共同关注诗歌创作的意境应含蓄深远,不可晦涩奇险、流于平弱这一诗歌内在审美属性;第三节详细阐述刘、赵二人力倡诗歌创作应竭力“创新”,并提出诗歌创新并不能局限于某一个方面,创新的内容应包括诗歌的体裁、格律、思想内容、表现形式等几个方面;第四节先从“苦吟”诗风的特点论起进而引出二人诗学观中针对“苦吟”这一作诗方法所共同表现出的反对、抨击的态度,即“苦吟”使诗歌变得格卑气弱、内容狭隘、尽显“小家气”,二人对此还进一步提出相应的改进方法,如以古体诗代替律诗、诗歌内容从风月花鸟转为关注人生百态、社会现实等。第三章主要结合刘、赵二人所处诗坛的文学风貌和各自的幼学、师承经历论述刘、赵二人诗学观的不同点。第一节详细论述了受宋代儒风重振、文人士大夫们好以品行道德节操竞相标榜影响的刘克庄提出的“人品论”与自幼写作为文才气超乎常人的赵翼提出的“天才论”的差异;第二节主要论述二人针对不同作诗方法所产生的分歧。作为“江湖诗派”的刘克庄深受江湖诗风影响,认为诗歌创作应注重“锻炼推敲”,关注诗歌的炼字与炼意;作为“性灵诗派”的赵翼则认为优秀的诗歌必然是诗人真情实感的流露,作诗应写眼前景、明白通畅,关键是要抒发诗人最直接最真挚的情感。第三节是二人针对“诗穷而后工”这一作诗理念而产生的分歧,即刘克庄肯定赞同之,赵翼反对抨击之。第四章主要结合唐宋两朝诗歌风格不断演变的过程和各个时代诗歌发展所衍生出的不同流派来分析归纳导致刘、赵二人诗学观具有相同点的原因,并结合二人的师承经历、求学经历、诗坛风貌系统分析导致二人诗学观不同的原因。刘、赵二人正是在对唐宋诗人创作经验的不断扬弃中才建立了各具特色的诗论体系,这也是二人通过深入实践和认真思考,对中国诗歌发展史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虽然历经沧桑,但仍然值得不断探索。

荣国庆^[8]（2017）在《《诗经》诠释史研究》文中提出历代《诗经》注释文本都是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影响下对《诗经》文本的诠释。在特定语境关照下的文人试图理解《诗经》文本呈现出的种种可能性,以及其持续涌现出的新意义,发现其作为经典的恒常存在。正如洪汉鼎在《诠释学与人文科学·总序》中说“经典的真理和意义的发生及展开是一个密切与人的生存相关联的永不止息,永不封闭的过程”,这就是经典诠释的价值和意义。《诗经》诠释史的研究就是以《诗经》诠释文本为对象,探究不同时代诠释意义生成的过程、方法和路径。《诗经》文本同其他经学文本一样,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儒家学说的重要表现形式。在《诗经》的诠释过程中,既有儒家学说的前理解的规定性,又受到参与者所处社会话语体系的影响,是特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在儒家学说的限定下,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活动。这个体系,包括说话人、受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要素,形成了两种关系模式:从儒家学说的实践来看,儒家学说影响着《诗经》诠释者的思想,并限定着其对《诗经》解释的方法,因此诠释意义的发生呈现出“儒家学说——《诗经》——参与者——《诗经》新诠释的生成”模式,故《四库全书总目》以汉学、宋学两分法来勾勒其发展历程;从“说话人”以独特的社会文化视角去理解《诗经》,从中发现富有创新性的新学说,进而以此学说构建新的《诗经》诠释体系,表现为“说话人——《诗经》——儒家新学说——《诗经》新诠释”,《毛诗序》、郑玄《毛诗笺》、朱熹《诗集传》都属于这种模式。在这两种模式中,《诗经》所充当的角色完全不同,前者是儒学意义传承者,后者是新意义的创造者。说话人、儒家学说的演变、《诗经》文本的变迁就成为研究诠释史的基本因素,三者之间关系的考察也推动了《诗经》诠释史的四次大转折。一是由《诗》到《诗经》的转折。春秋时代是《诗经》诠释的萌芽阶段,孔子提出“诗教”说,把“诗三百”看成是“礼崩乐坏”的反动,是上古三代政治文明的产物,因此断章取义,借片语而言政,言简意远,成为政治、礼仪正统性的标志,因此以“兴、观、群、怨”解诗,归之于“思无邪”,演义出儒家文化追求和人格品性。朱熹《诗经集传序》说:“降自昭穆而后,寖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以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诗教”成为儒学的重要内容,《诗经》也完成了儒学化的进程,确定经学之首的位置。二是从“诗教”到“诗政”的转折。汉代经学诠释以“天人相应”立论,正如陆贾所说,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备。”五经要达到承天统地的作用,要施之于人,加之于政事,就必须从经书中发现至高无上的先知般的意义,《诗经》诠释理论的核心是寓意的解释,儒学各家也注重这种意义的发现,并且最终把发现的寓意上升到独立的富有意味的社会精神价值的高度,高悬于时代的上空,成为汉室政权建设中必须遵循的经,几乎与天道同一。由“诗教”而“诗政”,这一阶段《诗经》对于政治的干预和影响力达到最大。汉末,政教离散,郑玄以“复礼而归仁”为理论,取《毛诗》为底本,集汉代诠释方法于一家,构建了一个隐喻结构的《诗经》解释体系,完成了《诗经》汉学的华丽转身。三是“诗政”的失落和“诗理”的生成。“宋代士大夫的‘创造少数’从一开始便要求重建一个理想的人间秩序,当时称之为‘三代’之治。”（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理学”就是这一时期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产物,以“理”释《诗经》,讲究涵泳,达于“性情之正”。《诗经》成为知识分子强化个人修养、施教化,实现普世价值的工具。朱熹《诗集传序》说:“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朱熹以“理”释《诗》,以《诗经》为物象,构建了一个以“天命”为最高道德模式的“理学”世界,涵咏其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诗经》新诠释的第三次大转折由此开始。四是“诗理”的衰落和回归文本的追求。清代初期,出于调和文化、政治冲突的需要,康熙、乾隆两帝先后放弃了独尊朱子,独尊汉学的坚持,提出“折衷”理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类》小序说“今参稽众说,务协其平。苟不至程大昌之妄改旧文,王柏之横删圣籍者,论有可采,并录存之以消融数百年之门户。至於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皆事须考证,非可空谈。”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提法。“消融数百年门户之见”、“事须考证,非可空谈”,具体来说,就是以历代《诗经》注疏文本为研究对象,抛弃门户之见,以“实证”为前提,通过对历时性注疏文本的再理解、再评价,廓清《诗经》学思路,指导《诗经》学实践。从这样的视角来看,清初四库学者提出了《诗经》解释的新任务,就是超越历史语境限制,寻求解决历时性注疏作品冲突的解释策略。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儒也力倡“经世”“求是”之学,试图以经学整理研究而达于“道”。也就是要剥离前人层层叠加在《诗经》上的诠释意义,回归文本。文献学、语言学诠释方法受到普遍关注,《诗经》诠释学进入了第四次大转折时期,朴学大兴,训诂、考据、辑佚、辨伪成为经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诗经》文献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诗经》诠释达到一个新的高潮。《诗经》诠释的四次大转折,使得《诗经》文本呈现出多角度、多元化的意义表达。考察诠释史,可以知见各种意义生成的过程、方法和路径,使今人不必食古不化,泥于是非之间,也可以借《诗经》个案的研究,尝试构建一个不同于西方解释学的中国文化视野下的诠释学体系。

范金晶^[9]（2016）在《黄庭坚在两宋时期的经典化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从经典化的视角考察了在北宋後期至南宋末两百年左右的时间内,黄庭坚成为经典并发生影响的过程。作为经典的黄庭坚,既包括其作品,也包括作为作家的黄庭坚本人。深入两宋时的历史情境,黄庭坚的经典化主要在诗学、时势、书法、宗教（佛教）四方面力量复合作用下形成,而四种力量作用的方式、影响的程度各不相同。黄庭坚在诗学与书法领域达到了自己的最高成就,且诗学在士大夫精神文化中占有较高的形而上层级,故诗学是黄庭坚经典化的核心内容。时势是指南北宋之际特殊的政治、文化形势,黄庭坚在其作用下成为宋人心目中的文化偶像。黄庭坚是着名书法家,然而其书法作品除了艺术价值之外,也成为经典化过程中的传播媒介。由於佛教在世俗社会中处於边缘地位,它在黄庭坚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形塑黄庭坚及其作品的面貌实现的。考虑到上述因素之後,本文用两章的篇幅讨论黄庭坚诗学的经典化,而第三章探讨作为文化偶像的黄庭坚。第一章从诗歌史的层面讨论黄庭坚诗学的经典化。第一节将黄庭坚诗学在两宋时期的经典化过程分为四个时期。黄庭坚生前便获得巨大声名,被认为富有独创性。自吕本中创作《江西宗派图》之後,文学史上出现了江西诗派的名义,在宋室南渡後声势烜赫,江西诗风席卷诗坛。南宋四大家中的杨万里、陆游都与江西诗派颇有渊源,而二人在中年不约而同的背弃了江西诗风,四灵引领的晚唐诗风随即盛行,诗坛进入江西、晚唐交相诋的局面,背後深层次的原因是宋初以来的诗学理想发生了变化。方回《瀛奎律髓》确立了江西诗派一祖三宗的诗歌谱系,黄庭坚的地位降为三宗之一,实际影响力大大下降。吕本中的《江西宗派图》,确立了中国文学史上江西诗派的存在,但吕本中为何创作此图却令人颇为困惑。本文第二节认为,北宋有着代代相传的文坛盟主意识,构成欧阳修-苏轼-苏门四学士的传承脉络。而四学士中,黄庭坚诗歌艺术最为精湛,也因此得与苏轼并称“苏黄”。社会上开始出现一种思潮,认为黄庭坚诗歌胜过苏轼,苏文黄诗,成为元佑时代的象徵。吕本中《江西宗派图》的出现,正是这一思潮的反映。第三节讨论江西诗派概念的内涵。虽然在南宋诗坛有很大影响,但历史上对江西诗派特徵的认定是混杂的,不得不承认,目前并没有判断什磨是江西风味的统一标准。那麽,江西诗派的核心特质与共同特徵是什麽?从南宋人们的使用中,可以清理出以下几重内涵:以儒学修养为基础,崇尚气节的精神内蕴;黄庭坚示人的一套学诗程序或者吕本中“活法”等作诗方法;下字、句法、押韵等作诗技巧;取朴拙而避华美的审美取向。第二章从诗歌内部讨论诗学的经典化。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可谓黄庭坚名义下影响最大的诗论,故第一二节分别对其作出讨论。通过对黄庭坚诗歌用例的分析,总结出点铁成金法是运用陈言时有意藉助语境差异的用典方法,从此人们开始区分语典与事典。而点铁成金“错本旨”式的思维方式,与禅宗公案中“有意误读”的思维方式有关。夺胎换骨关注的是诗意的沿袭与转化,北宋以来诗人们始终致力於诗歌语言、取材乃至审美品质的创新。夺胎换骨思维与禅宗颂古传统颇为相似,惠洪拈出此论,实与其禅宗背景有关。夺胎换骨并不能称作江西派诗论,但是它对宋人诗学观念产生了极大影响。将夺胎换骨作为创作论来理解,便产生了以其为蹈袭的看法,但更广泛的是将其理解为鉴赏论,激起了人们寻绎诗意来源的强烈冲动。第三节以借代的修辞手法为中心,对李贺与黄庭坚诗作出比较。李贺诗中以自创的名词性借代为主,带有浓厚的物质感。而黄庭坚诗中的借代主要通过用典形成,用典方式的曲折与灵活使得山谷诗中的借代也丰富多样,以黄庭坚为代表的宋人受到禅宗语言趣味的影响,对借代“不说破”的效用饶有兴味。李贺与黄庭坚的诗歌风格都曾被评价为“奇”,借代的使用在其风格塑造中起到重要作用。抛开线性延续的文学史视角,李贺与黄庭坚都代表着中国文学可能的发展方向。第三章讨论作为文化偶像的黄庭坚。黄庭坚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典范,与他在党争中经历的磨难息息相关,宋室南渡後,高宗个人对他的喜爱,江西宗派图的流传,以及作为元佑人物的一员,都使他暴得大名,而背後深层的文化机制是元佑政治成为宋人心目中的典范时代。第二节讨论黄庭坚人格的典范化,黄庭坚以其道德、心性修养、气节,成为宋人眼中的人格典范。而在此过程中,黄庭坚书法作品的流传是重要的触媒。苏轼与黄庭坚的形象都偏於政治与道德,是宋代特殊的党争等政治背景决定的,他们嬉笑怒骂的文人形象明代以後方才成为主流。第三节讨论黄庭坚影响下形成的快阁文化景观。元丰五年黄庭坚登临快阁并创作《登快阁》,从此快阁成为太和县的知名景观。作为建筑类文化景观,快阁提供了一个可供登临的空间,使得人们在登临中不断唤起文化心理记忆。快阁在历史上的存毁情况,说明其本质是黄庭坚诗歌文本构建出来的心理空间,快阁的物质存在只是心理空间的物质载体,其具体形态并不重要。《登快阁》诗歌文本中的晴、鸥、江、月等人格化的风景,凝固成为稳定的快阁风景。黄庭坚登临快阁之快,与去世前淋雨之快,被人们理解为不以外物为意的心性修养,这是宋代政治文化语境下的特殊理解,遗失了黄庭坚人格中从容自适的一面。

贾平^[10]（2015）在《宋词与民间文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大传统与小传统都在宋代达到鼎盛,宋词即生长于此背景下。自宋迄今对宋词的“雅”、“俗”品格之论一直不绝。以“民间”视角考察宋词,古代文学学术界对此课题有一定的关注和研究,但缺乏有系统的专着。本文以《全宋词》为研究对象,从民间文化的视角观照宋代词人和宋词,运用文献学、文艺学、文化学、统计学的研究方法考察宋代文人对民间文化的接受和民间文化对宋词的影响。本文首先对宋代的“民间”作了一个全景式的介绍和说明。宋代民间文化具有信仰多元、淫祀泛滥、民间文化空间多重交叠等特点。宋代民间文学数量庞大、形态丰富;风物传说尤其多,建构了地方知识系统,并引起了文人的兴趣和关注;宋代说话的发达促进了民间文学的传播。词人对民间文化的态度主要有四种:记录与传播,观看与欣赏,参与和融入,互动与学习。其次,本文按照民间文化和民间文学的分类分章别论,从微观和中观层面探讨宋词与民俗文化、宋词与神话、宋词与传说故事、宋词与民歌、宋词与民间艺术的关系。宋词反映了宋代文人的民俗观和民俗信仰,有时文人处在民俗的自觉状态;有时文人反观民俗表达自己的思想;有时文人发挥主体意识改创民俗,如对紫姑信仰的改创。宋词中的神话因素比较多,从统计看,女神书写占《全宋词》很大比重,成为宋词婉约风格蔚为大宗的重要影响因素。宋代文人的女神书写较前代有很大变化,“我神”共处的叙述方式体现了他们极强的自我意识。宋词中记录了一些未见于其他文献的民间传说故事,或者在旧的故事中融入新的叙事元素,具有史料价值。如从宋词看,八仙传说很可能已在宋代定型。宋词对于传统民间传说故事的个性化表达体现了宋代文人的心态。宋代词人对一些民歌中的女性形象,如采莲女、采桑女、采菱女、莫愁等进行了再创作;在词体形式上,词人有意识地借鉴了民歌体式,如十二月歌、祝酒辞等。宋词中记录了民间艺术的表演情形和相关知识,具有史料价值,也可看出文人对民间艺术的接受程度。宋词有融入民间艺术表演中的情况,体现了宋词的民间性。最后一章,从民间文化的精神层面,探讨宋词体现的文人精神与民间文化精神的契合之处,并阐释原因。宋词体现的谐谑、批判、自由、纵情、平常、知足的心态与民间精神是契合的,可见宋代文人高雅面孔之外的世俗一面。民间精神本身传统很深,至宋,世俗文化对文人的影响变得更大,词体自身的轻松自由风格等都是其中原因。最后,在“结语”部分总结了宋词与民间文化的关系。宋词（主要指文人词）对民间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记载、雅化和辨正。民间文化为词人提供了学习和创作的资源,并对词人及词作产生影响。主要是三个方面,创作题材、母题、原型等来源于民间文化;形式上借鉴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文化的思想、精神对词人产生影响。宋代文人与民间文化发生关联,主要有以下原因:宋代统治者和文人对民间文化的重视都超越了前代;宋代文人接触民间生活的机会比较多,部分原因乃是由于他们庶族、寒族的身份;宋代的民间艺术很繁荣,浸润了文人的心灵;词体本身的通俗品格使之会与民间文化产生融通。

二、论刘克庄关于作官与作诗的矛盾价值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刘克庄关于作官与作诗的矛盾价值观（论文提纲范文）

（1）田锡与北宋士风及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蒲寿宬《心泉学诗稿》注（论文提纲范文）

（3）唐庚诗歌前后期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真德秀蒙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陈亮及其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江西诗派隐逸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刘克庄赵翼唐宋诗学观异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诗经》诠释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黄庭坚在两宋时期的经典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宋词与民间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刘克庄关于作官与作诗的矛盾价值观（论文参考文献）

• [1]田锡与北宋士风及文学研究[D]. 杨小红. 兰州大学, 2021(09)
• [2]蒲寿宬《心泉学诗稿》注[D]. 胡艳菊. 广西大学, 2019(01)
• [3]唐庚诗歌前后期比较研究[D]. 朱勖. 重庆大学, 2019(09)
• [4]真德秀蒙学思想研究[D]. 贾智鹏. 西北民族大学, 2019(02)
• [5]陈亮及其文学研究[D]. 邱阳.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6)
• [6]江西诗派隐逸诗研究[D]. 徐梦琳. 四川师范大学, 2018(12)
• [7]刘克庄赵翼唐宋诗学观异同研究[D]. 张境悦. 温州大学, 2018(02)
• [8]《诗经》诠释史研究[D]. 荣国庆. 山西大学, 2017(04)
• [9]黄庭坚在两宋时期的经典化研究[D]. 范金晶. 南京大学, 2016(05)
• [10]宋词与民间文化[D]. 贾平.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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