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世界，古今今存——缅怀杨相奎先生

一、环顾四海 古往今来——追忆杨向奎先生（论文文献综述）

刘素娟^[1]（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指出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娄婉莹^[2]（2020）在《顾栋高年谱长编》文中研究说明顾栋高（1679-1759）,是清前中期着名经学家,颇受学界重视和推崇。然而至今尚无一部完备、详实的顾栋高年谱。研究者在论述顾栋高生平事迹时颇多缺略,系年亦时有讹误。通过全面搜集、梳理顾栋高及其交游人物的数百种学术着作、诗文、日记等文献,结合清廷档案及地方志,对顾栋高的生平、交游、着述及学术经历进行了全面考察,探赜索隐,疏通贯穿,1缀成谱。本谱丰富了顾栋高平生的大量细节,尽力在正传说之误、订文献之讹、辨涉案之冤方面有所突破,且爲清前期文人交游的活动和经史学研究补充了文献材料。谱文的按语部分对谱主的心路历程、创作缘由、学术思想等多有阐发,力求最大限度地还原其生活原貌。谱後附有《顾栋高着述考略》,各书其着要旨及版本,另有《顾栋高评传资料1録》,蒐残举碎,以期有裨於学界。

甄跃达^[3]（2020）在《傅山道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傅山是明末清初值得关注的一位学术大师。以往的研究过于重视其遗民和启蒙思想家身份,而对他与道家道教的关系认识不足。该文论证傅山道学概念的成立,以此解读其思想在明末清初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独特意义,深化明清之际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明末清初精英士人的思想,呈现出在自由思考中走向现实主义的总体倾向;而“一般思想、知识和信仰的世界”,呈现出更强的世俗化特征。傅山的家乡山西,地理区域性突出,多民族聚居,有着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时代和地域的这些思想文化特征,通过世代的累积和个人的经历,塑造了傅山偏好道家道教的思想倾向。即使他的被后世视为遗民行为的反清活动,也是以道家道教思想为指导的。探讨傅山的道学思想,首先需要分别探讨其道家思想和道教思想,然后分析二者能否统合为道学思想。在道家思想部分,傅山突出了“道”的本体地位。为阐明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关系,他以“精”作为“道”和“气”之间的概念:道中有精,气由精生,经验世界由气生成。在这种认识下,傅山指出人对经验世界存在原生是非和衍生是非两种经验认知;个人回归于道的总体规划是“性修反德”,但此过程中也要打破经验认知,回归“真知”。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双重建构,也使他的伦理思想、政治思想和事功思想兼具入世和出世的双重特征。当然,在构建其道学思想过程中,他对老庄之学和黄老道之学的思想都有吸收。傅山确实有宗教信仰,而且他对道教、佛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认识都处于时人的前列。傅山师从郭静中,成为全真道龙门派第六代弟子。《道藏精华》中的丹亭真人传道密书和《玄机口诀》,在内丹思想上与《傅山全书》所见傅山的内丹思想有相似之处。笔者认为傅山纂录两部道书的可能性较大,但支持这种认识的文献证据尚不够充足。傅山的道教思想有比较明显的全真教特征,“性命兼修,修性为先”。他会通道教内丹学、中国传统医学和道家思想,是对道教思想的重要贡献,也是“道学”概念成立的重要理论基础。道学思想是傅山思想的核心,由此形成了他以“觉”为核心的学术思想。“觉”兼具信仰和学术理性双重特征。它可以被视为北方士人在经世致用的时代潮流下,突破了宋明理学学术体系的一项学术成就。傅山在道学思想的基础上诠释和吸收先秦儒、墨、名等家的思想,并大力批判宋明诸子的理学思想。傅山的道学思想借鉴佛教思想之处实多,但在宇宙论问题上始终站在道家思想的立场上。道学与文学、艺术的关系,实际蕴含了道的应用和表达问题。傅山的医学思想以人体“水火互藏”说为基础,因此重视人的生理和精神两方面的健康。由于个体的精神状况受外部世界的影响较大,所以他在思考“道”与“术”的关系时,注重具体的“世”的背景。傅山不仅对人的表达问题有深刻思考,而且对人表达思想情感的文学艺术形式规律也有自己的探索。他在文学和书法上追求“自然”境界,显示了其文艺思想的道学特征。

苏雷^[4]（2019）在《张亦镜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探究》文中认为民国及其以前的基督教在华传播史表明:基督教能否在中国扎根并得到良好的发展,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好“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目前,这一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随着《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和《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的相继出台,“基督教中国化”正得到中国学界、宗教界和政界三方的共同关注和推动。本文在综合运用历史文献调查法、历史研究法、定性分析法、比较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试图以“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理论缘起”为研究起点,从“思想的初步形成”、“本色神学思想”、“本色教会思想”和“历史影响与意义”等层面,对这位民国时期基督教的着名文字传道人和本色神学家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展开个案研究,力图在全景式呈现其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特色的同时,亦对其历史影响与地位做出客观评价,并以此为契机,为当代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提供重要的启发借鉴。并在指出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同时,还需用辩证的态度客观地指出其思想上的历史局限,因为正反两方面的理论积累,对于当下和未来的研究工作而言,都是宝贵而有益的。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在充分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明对张亦镜本色神学思想、本色教会思想及其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历史影响进行拓展研究的必要性,指出本文的研究目的以及具体的写作思路和内容。第二章探讨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理论缘起。从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对在华基督教构成的种种负面刺激以及基督教对此做出的回应等入手,分析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形成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并初步分析其“本色神学思想”和“本色教会思想”的核心内容与理论特色。第三章从“文字传道思想”、“本色神学同中国民俗、儒家、道家、佛教、墨家的关系”等层面,系统探究了张亦镜本色神学思想既体现出一种文化上的自我批判精神,同时也体现出基督教“创造”、“更新”和“救赎”的基本原则的内涵及其理论特色:文字传道需要本色化、普适性的白话文字和效法耶稣与中国文化中“因时因地因人”的“无限”传道策略;虽然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有针对性地理性分析与“取舍”,并希望用基督教中有益的成分对其加以改造和更新,但同时也承认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存在“逻辑自洽”和精神上的“密切”关系,强调在中国文化中同样可以感受到上帝的作为,基督教应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文化中去。第四章从“本色教会思想的提出”、“本色教会与中国文明进步的关系”、“本色教会思想的发展”、“本色教会与政治和国家的关系”等层面,探究张亦镜本色教会思想的内涵及其理论特色:张亦镜以中国人所能理解或乐于接受的道家言道、儒家言仁的文化言语方式,通过对于“上帝国”、“上帝屋”的譬喻和诠释,初步提出了其本色教会思想,而“自立”是达到“本色”的必由之路,并由此提出了操作性很强的具体的“本色化”方案,其本色教会思想不仅有助于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同时亦表明张亦镜希望通过教会自立和本色教会的创建以达到基督教中国化和国富民强的目的。第五章探讨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影响与意义。首先,基于张亦镜与他所处时代的广泛文字交流和当时社会各界对他的评议,探究他对于民国时期本色教会思想和本色神学思想的历史影响。然后,探讨了他对于当代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启发:启发当代基督教应主动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对话与调适,以摆脱长久以来“洋教的丑号”和凸显基督教的“自我文化调适能力”;启发从思想上牢固树立爱国与爱教相辅相成、本质统一的观念和在实际行动中自觉践履爱国与爱教相统一的原则;启发在当代本色神学的架构中注意吸收和借鉴张亦镜本色神学思想中的“互具原则、白话文布道原则、爱国主义原则和改造国民性原则”。最后,分析指出张亦镜在文字布道上过于偏重“宣道与护教”以及在教会本身问题上缺乏自我批判与反省的历史局限,以及他以“《圣经》的权威无讹”为原则来评断中国宗教文化传统的基要主义立场。

刘楷锋^[5]（2018）在《千唐志斋研究》文中认为千唐志斋是我国收藏墓志最多的专题博物馆,因藏有一千余方唐代墓志而得名。千唐志斋所藏唐代墓志既是唐代文学的重要史料,也是唐代文学研究的对象。随着唐代石刻与文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千唐志斋研究必将成为唐代文学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于千唐志斋的研究,主要是通过研究千唐志斋所藏的唐代墓志所具有的文化、文献和文学等方面的价值,揭示其对于唐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样本意义。全文由绪论、正文和附录三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是交待研究内容、关于千唐志斋及所藏唐代墓志的研究现状、本课题的研究内容、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附录是对存于千唐志斋壁间和新收的历代墓志目录进行的整理,以提高其利用价值。正文部分是对千唐志斋进行综合研究,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千唐志斋的建造与墓志收购。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以邙山为代表的洛阳古墓葬先后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盗发,汉魏以来历代墓志出土约3000方。这些墓志出土之后就以洛阳为中心向全国流散,保存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手中。同时,也有少量墓志被走私到海外。唐代墓志因不受文物市场的欢迎而罕有人问津。张钫在洛阳分两次收购这些没有市场价值的墓志,共1300余方,为保存民族文化遗产做出了突出贡献。20世纪90年代以来,千唐志斋博物馆又新购洛阳附近新出墓志近千方,整理出版的历代墓志共599方。第二章为千唐志斋对于墓志的收藏和着录。张钫在购买唐志时,在其家乡挖窑洞十五孔,将墓志镶嵌在窑洞的四壁。到1935年千唐志斋竣工时,共镶嵌历代石志1352方,其中唐代墓志共1173件。这种对出土文物的收藏形式极具特色。张钫还对收购来的墓志全部打拓100套,并据此编藏石目录,以广流传。《千唐志斋藏志》（1984年）和《唐代墓志汇编》（1992年）的整理出版,即得益于此。这两部墓志文献总集,也使千唐志斋有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极大方便了学人,对增益千唐志斋馆藏唐志的学术价值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章是对馆藏唐志所见旅葬洛阳的唐代葬俗研究。洛阳在唐代的人口变化,与洛阳出土唐代墓志的年均数量变化一致。研究千唐志斋所藏唐志,可以看出洛阳丧葬习俗的变化:初唐时期,洛阳当地官吏和隋末迁居洛阳的前朝官员,在去世之后选择旅葬于此;武周至玄宗时期,洛阳人口增长达到顶峰,墓志的主人变成了因官洛阳而移贯于此的外地官员,他们去世之后更多地旅葬于邙山,形成了旅葬洛阳的新葬俗。安史之乱后,身在外地的洛阳官民,去世之后也选择归葬洛阳,归祔葬成为主流。洛阳葬俗的变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在唐代诗歌中得到充分反映。考察唐代伤悼诗、感伤诗与唐代洛阳葬俗的关系,对于深化对唐代诗歌的认识提供新的角度。第四章为馆藏唐代墓志的文献价值研究。千唐志斋是一座重要的唐代文学史料宝库,有着突出的文学文献价值。充分利用这些墓志文献,在考订唐代文人的姓名、籍贯、仕履、文学交游等内容之外,还可以考察文人的成长环境,墓志文献中对人物的品评等,为评介诗文作家提供更为丰富的史料。利用墓志文献,还可以校订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考证作家的创作风格,以及考察当时文坛对某一作家创作成就与文学评价。此外,千唐志斋所藏近1700方唐代墓志,绝大多数为唐代佚文,可以有效丰富《全唐文》中的唐人散文创作。第五章为唐代墓志文的文体研究。首先,结合碑志等其他石刻文献,具体考察千唐志斋所藏1700方唐志,归纳墓志这一文体的石刻文体特征与文学特点。其次,通过对墓志撰写人的分类研究,试图总结墓志文撰写的规律及其演变轨迹。唐代墓志文多为丧家托请词臣撰写,造成谀墓之风盛行和墓志内容可信度的下降。盛唐之后,逝者的亲友更多地参与到墓志撰写中,甚至逝者生前指定撰志人,唐代墓志也变成文学色彩鲜明的传记文学作品,其可信性也大大增强。唐代墓志文的撰写,序文以志墓为起点,以颂德为宗旨,以怀思为感情基调,创作存在模式化。随着撰志人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墓志创作更加积极性、自由。铭文写作包含三项基本内容:颂德、怀思和祝愿,具体包括颂门第、美德才、伤逝怀思、泽后昆、留美名等五个基本要素。铭文五要素的自由组合,使唐代墓志打破了六朝以来千篇一律的铭文撰写模式,极大推进了唐代墓志文体的成熟与繁荣。根据对唐代墓志写作规律的考察,论文进一步归纳出唐代墓志文的演变轨迹:唐代初期,墓志创作仍沿袭六朝习气;武则天主政洛阳至安史之乱爆发,是唐代墓志文创作的转型期;中晚唐时期则为墓志文创作的繁荣期。晚唐在古文运动进入低潮时,墓志文的创作则仍葆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孙正亚^[6]（2017）在《从长安到洛阳：汉代京都赋的正统书写》文中认为围绕着东汉早期的定都之争,汉代京都赋的创作贯穿着对王朝正统问题的思考。东汉赋家分别从“治统”和“道统”这两种正统观念出发,为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寻找都城合法性的依据;同时也力图揭示出东、西两汉和两都存在着的俭与奢、道与势的分野。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探讨都雍赋的长安与治统书写。赋中突出表现了对长安地势险要、土地肥沃特点的夸赞,和对西汉治统及其威势的推重,并使地理与政治两方面形成了相互支撑的关系。这些使得长安成为治统的标征。第二章探讨都洛赋的洛阳与道统书写。都洛赋盛赞洛阳“天下之中”的道统意义,有关“巡狩”的描写反映了以洛阳为中心的道统天下观。两汉流行“五德终始”等德运思想与道统观念结合,影响了都洛赋的文本面貌,使之出现了大量有关前代圣王和礼仪制度的描写。这些使得洛阳成为道统的标征。第三章分析京都赋中的寄寓的正统之思。在现实政治中,“治统”和“道统”均处于政治正确的地位,这使得赋家不得不考虑犯忌的风险,故赋中出现了诸多迂曲的表述。对都洛派赋家而言,赋中迂曲表述的背后是对治统的潜在贬抑。他们进行道统书写、渲染光武帝的受命神话,意在更有利地彰显光武帝及东汉王朝的正统性,昭彰所谓“汉德”或曰“东汉之德”。第四章分析统系观念对京都赋文本时空结构特征的影响。从京都赋文本全貌看,诸赋在统系观念的影响下均以时间为线索进行全篇的串联,呈现出十分显着的“今-古-今”时间性结构。在时间性结构的框架内,由于治统与道统观念的差异,都雍赋空间铺写及视角转化的节奏相对急促,都洛赋则相对舒缓。同时,都洛、都雍赋有关“天下”场景的“超视阈”描写又分别呼应着“王者无外”与疆域“大一统”两种天下观。第五章结合两汉大赋的创作流变,对京都赋正统书写之下赋家的个体心迹进行分析。班固《两都赋》与张衡《二京赋》的正统书写都着意针对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状况,其意或颂或讽,这都反映了赋心与君心、道统与治统的离合与互动,也反映了赋家关怀当下政治的经世心态。

陆任驰^[7]（2017）在《康有为“变法”理论探析》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戊戌启蒙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康有为的平等思想、孔教思想,以及其在戊戌时期所提出的诸多变法策略,前人对之多有着述。然而,对于康有为“三世进化”的变法理论,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虚君共和”的改革策略,学界却少有涉及。本文将会以康有为的“变法”理论当中所提及的“三世进化论”为考察线索,通过概念分析和文本细读等方法,结合当时康有为所面对的中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复杂的社会结构,就康有为思想当中的“三世进化”理论及“虚君共和”的变法策略等议题进行梳理、诠释。康有为“变法”时所面对的是由独特的宗法制度所构造的一个政治、文化以及经济制度共同交织而成的中国社会,在这种稳定而复杂的社会结构以及沉重的历史包袱所形成的巨大惯性的作用下,中国的社会改革变得尤为困难。因此,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之下,康有为选择了介乎于洋务派和革命派之间的一条相对缓和的改革之路——一方面,康有为选择了“托古改制”的方式来包装其“变法”理论;另一方面,康有为始终坚持其“三世进化”的理论,主张当时的中国应当暂时保留君主而非直接过渡到民主共和制度。“三世进化论”是康有为“变法”改革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康有为以近代进化论思想为底色,使其与“公羊学”当中的“三世”理论以及《礼记·礼运》当中的“小康”、“大同”思想融合在一起,从而系统地提出了“三世”说历史进化论。通过对康有为的着述进行梳理和比对不难发现,康有为的变法理论,其实质来源于西方的启蒙思想,之后又从传统公羊学的“三世”、“三统”学说中汲取理论资源;在公羊学的启发下,康有为把刘歆“伪造”的古文经论证为淆乱经学正统祸源,并通过诠释古史茫昧无稽、诸子创教改制等命题的方式来烘托“孔子改制”,以期将“孔子改制”论证为孔门真义。康有为如此这般的目的在于以“托古改制”的名目为其“变法”理论寻求当时的话语体系下的合理性。这种运用训诂来对儒学思想进行重新解释的方式使得康有为的“变法”理论显得既“知通”,又“知本”,从而避免了“非薄名教”的诘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这样的“伪装”无疑为康有为的理论扫除了不少的障碍,却也难免被人指摘为“阳尊孔子、阴祖耶稣”。其次,在“变法”的具体措施上,康有为选择了“虚君共和制”并强调政府在改革当中的引导作用。在“三世进化论”中,康有为提出了人类社会是在持续地进化发展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始终沿着从“据乱世”发展到“升平世”再发展到“太平世”的轨道逐步前行,从君主专制进入到君主立宪并最终走向民主共和。基于这套理论及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判断,康有为先后提出了“君主立宪”和“虚君共和制”的“变法”策略。康有为虽然“尊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康有为对清朝或者皇权有着怎样的迷恋,实质上,康有为始终深信共和才是最优良的政体。然而,基于他的“三世”理论及其对当时中国的判断,康有为坚定的认为“皇帝”在当时的中国仍有存在的必要——康有为认为当时的中国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个精神领袖。而这个领袖的产生不能依靠选举而只能依靠世袭,这样就会使这个在精神领袖产生和更替时不至于使国家陷入纷乱。至于从康有为提出的“三世”学说来看,在康有为的计划当中,即使君主立宪制本身,最终也是要归结于“民治”的,因而,康有为并不是如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单纯的“忠君”或者主张“君治”。此外,这个作为一个国家精神领袖的君主,其领导的强势的政府,可以在“民智”未开之时教导人民如何正确的实现国家现代化。本文紧密依托文献对康有为的“变法”理论进行探讨,以避免将康有为的“变法”理论简单地贴上“政治幌子”的标签。同时尽可能地通过史料还原当时的社会环境,以求更好地理解康有为的“变法”路线。

甘芳方^[8]（2017）在《周代酒礼研究》文中认为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礼乐政治制度,其中酒礼便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酒礼呈现在外的不仅是“郁郁乎文”的艺术表演形态,如祭礼、燕飨礼、乡饮酒礼等典礼中人们的揖让、升降、坐兴、俯仰,连同严整规范的酒官体系、尊卑有别的各式酒类和品类繁盛的酒器也构成了区别等差尊卑的象征符号。在周代酒礼中:首先,用酒制度层面,分属于天官、春官、秋官官职系统中的七大酒官虽未形成独立的职官系统,但是各自职责明确,为周代酒礼的规范化举行提供了保障。酒正总管与酒有关的政令,凡是涉及到酒的制作和使用都由他裁定,酒人、浆人、郁人、鬯人四官各自负责不同酒类的制作,并依照上级的政令为各项酒礼提供数量充足的五齐、三酒,司尊彝主要掌管酒的装盛以及酒器的陈列,确保酒类和酒器在酒礼中相互匹配,以防出现差池,萍氏则负有监督酒政、监管用酒、惩戒失礼的职责;其次,五齐、三酒依照各自价值的高低分别装盛进不同的酒器,形成静态的器物象征,如郁鬯、五齐十分珍贵,故需要用同样尊贵的彝、尊装盛并摆放在从室至堂的不同行礼场合,三酒较五齐位卑,一般多用壶、罍等酒器盛放在堂下。由此可见,依照不同规格的酒礼确定酒类的数量及酒器的装盛和摆放,无疑体现出周代酒礼制度的规范化;再次,具体的周代酒礼中,不论是周王祭天七献之礼、祭祖九献之礼,抑或是彰显尊尊、亲亲、长长礼义的燕飨礼中的四举旅酬环节,乡饮酒礼中“尊老尚贤”的敬酒环节,人们正是借助酒礼的“戏礼”表演形态,将礼乐思想和人伦亲情融入其中,含蓄表达着内心的情感。《诗经》诸篇中的酒之醉美醇香更是伴随着庙堂之上的正声雅乐穿越时空的漫漫长河,将周人的记忆拉回先周时代古父亶公、公刘们“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大雅·公刘》）的永恒时刻,并在彼时人们觥筹交错、有礼有节的日常燕饮中帮助塑造着周人温润如玉的品德。周人不论是借酒缅怀先祖,还是用酒明确君臣之分,抑或是在践行酒礼的过程中完善自我的德行,他们悠游和谐的礼乐人生正是借助酒,既充盈着精神的愉悦,也记录了内心的忧伤,在酒礼仪式中,他们始终追求着情与礼的圆融之境。

韩扬文^[9]（2016）在《玄思的开显与魏晋玄言诗》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玄思作为一种极为精微幽深的思维形态,其道说方式与本体论所倚重的概念建树、逻辑推演及抽象思维有很大差异。尽管玄思微妙深湛,但它亦非恒久静默,不可道说,玄思能够通过一些灵动的语言形式开显出来。追问玄思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及古典诗歌中的表诠,将之主要收摄于玄学蔚兴、玄言诗风靡天下的魏晋时期无疑是一个上佳之选。本文所论玄思的开显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玄”之本义与玄思在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源头,及其在先秦时期的玄典中所建立起的抒义范式。“玄”义项纷纭,其中既包含着抒义性的思维,也渐渐演化出本体论的倾向。由于其义项的复杂性,后世衍生出种种对于“玄”的不同解会。但具有抒义性的玄思是更为本源性的。《老子》中具有抒义性的对消,具有运作性的动词及连续展开的让度式追问;《庄子》在卮言、寓言、重言中所展现的种种开境方式,皆对于玄思之抒义做出了基调性的示范。第二,“玄”之义项的分流与魏晋玄学之间的关系。本体论意义的“玄”进入玄学以后发展为辨名析理的思想方法,发展为崇有或贵无的单一倾向,发展为树立层层名相的《言尽意论》;而抒义形态的“玄”进入玄学以后发展为清谈中的当机性道说,发展为向秀、郭象《庄子注》中“迹冥”、“独化”的有无双遣之论,发展为荀粲、王弼的言不尽意论等。何晏、王弼等魏晋玄学家的思想中,同时含有以上两种相互冲突的论断,他们笔下的“无”或“玄”,有时是本体化的,有时则是境域化的。第三,“玄”之义项的分流进入魏晋诗歌以后所形成的诗歌形态之分际。本体论意义的“玄”与本体论形态的哲理发展为此期以孙绰、许询、支遁等为代表的玄言诗;而抒义论形态的“玄”与缘化的玄理不仅影响着嵇康、阮籍、陶渊明等思想家极其玄化的人生;且显示为呈现本真之境域的玄态诗。但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东晋玄言诗人们除了写作直陈哲理的作品以外,同时也创作了一些趋于玄态的诗歌作品。魏晋玄学的驳杂最大程度地体现在东晋诗人的身上,他们既接受了本体论思想,同时也部分接受了玄化的抒义方式。玄言诗的两种形态——概念的玄言诗和域发的玄态诗在东晋时期实际乃是并行于世的,它们在出现顺序上没有绝对的分际和次第性的关联。魏晋玄态诗的顶峰出现在陶渊明手中,他在诗中巧妙示例了种种合于玄思的抒义方式,如显示本真之象的方式,层层遣荡的方式,往复反顾进而寻求中道的方式等,这使他的诗得以在缘化的境域中即现象即本体地开显微妙的玄思。而作为后世对于玄言诗或玄态诗的应和,王维对于玄态诗作出了玄化的回应,而苏轼诗则多半对于玄言诗做出了知性的应和。则对于“玄”的不同解会,其实一直在幽暗中影响或护持着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以“玄”命名的学术和诗歌中,有的取用了“玄”趋于本体的义项,而其中的另一部分则对于“玄”缘化的本义做出了微妙的呼应。至于此中何种形态是更“玄”的,更本源的,这一问题应当引起玄学研究者及玄言诗研究者的深思。

吕洋^[10]（2015）在《先秦时期文学教育探源性研究》文中指出先秦时期文学教育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的一部分,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的基本理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蓄积萌发并有所发展。先秦时期文学教育的内容丰富庞杂、瑰丽多姿、炫彩夺目,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史上的无价瑰宝,所以,以先秦时期文学教育为对象的研究,对于文学教育的现代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文学教育不是“文学”与“教育”的简单叠加,但却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还可以说,文学开始的地方,也是文学教育开始的地方。所以,本研究把文学的初级形式,作为思考文学教育的始点来考察。论文首先从中国远古时期的歌谣乐律与神话叙事开始,对作为文学教育始发地的先秦时期文学教育做探源性研究。论文整体分为引论、正文、结语三大部分。引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并对涉及的重要概念进行界定。正文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对先秦时期文学教育萌发期的大环境进行广角的考察。一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交织、一定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生态的互融,必然与一定的文化、文明相勾连：青铜器的始用,诞生了以青铜为载体的夏代文明,成为中华文化的第一盏灯；曼妙迷离的商代文明以独特的风格反映着古老东方的历史风貌,确认了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少有的、未曾断裂过的文明；西周文学教育的羽翼渐丰,终使春秋战国的文学教育成为先秦时期最为辉煌的篇章。第二章对先秦时期文学教育的源头进行历时考察,确认了歌谣传唱和神话传讲是文学教育萌发时比较普遍的现象。歌谣、神话的重大意义莫过于,它无需一套抽象的观念或哲学原则,而是在生动的故事情节之内,在生活话语的氛围中,引导出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有价值的精神理念。历史拣选了歌谣与神话的文化传承方式,歌谣与神话也成全了一种历史的永恒。夏商西周时期已萌发了礼乐教化的文学教育观念,为先秦时期文学教育的巅峰挥洒浓墨重彩的一笔。第三章以先秦儒家文学教育的经典内容为考察对象,从文学教育思想的本体论基础、认识论原则与方法论技巧方面逐一展开,分析论证了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文学教育的思想内容、精神本质、方法原则。高举人性大旗的先秦儒家文学教育,在心性修缮、德性训教、审美蕴蓄等方面,进行了旷世卓绝的探索,其瞩目的成果与轰动的效应,鲜为后世所逾越。第四章展示了作为儒家对立面的以自然取向为特征的道家文学教育理论,也提及了墨、法、名家的思想对文学教育的影响。当文学教育陷入外在的、实用的、功利的等非本质的境地中,作为一种新的视角,也是作为对历史问题的回应,道家文学教育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自然无为的恬静态度、逍遥无羁的自由心性、物我齐一的审美情怀、婀娜翩跹的奇思逸想,在无为而自然、无言胜有言的循循善诱中,情真意切地提醒我们：文学教育乃是人本身的教育!结语部分是对正文部分的补足。在借鉴先秦时期文学教育的优秀经典之上,结语中对现代文学教育思想在理论领域与实践课堂上所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与研讨,期望为当下的文学教育策略寻求一条与时俱进的路径。追问问题形成的过程必将我们引向历史,对文学教育发展过程的追本溯源也就来得合理而又自然。唯有付之深切的情感、深沉的反思、深刻的批判,现代文学教育体制中的问题与迷误才能得以更直观的显现与澄清,时代所需的文学教育理念才能有被合理地拣选、鉴别与施用的可能性,经过价值重估的古代文学教育理念才能有效地与生活现实对接。

二、环顾四海 古往今来——追忆杨向奎先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环顾四海 古往今来——追忆杨向奎先生（论文提纲范文）

（1）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顾栋高年谱长编（论文提纲范文）

（3）傅山道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张亦镜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5）千唐志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从长安到洛阳：汉代京都赋的正统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7）康有为“变法”理论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8）周代酒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玄思的开显与魏晋玄言诗（论文提纲范文）

（10）先秦时期文学教育探源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环顾四海 古往今来——追忆杨向奎先生（论文参考文献）

• [1]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
• [2]顾栋高年谱长编[D]. 娄婉莹.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3]傅山道学思想研究[D]. 甄跃达.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4]张亦镜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探究[D]. 苏雷. 武汉大学, 2019(06)
• [5]千唐志斋研究[D]. 刘楷锋. 广西师范大学, 2018(05)
• [6]从长安到洛阳：汉代京都赋的正统书写[D]. 孙正亚. 浙江大学, 2017(12)
• [7]康有为“变法”理论探析[D]. 陆任驰. 西南政法大学, 2017(10)
• [8]周代酒礼研究[D]. 甘芳方.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2)
• [9]玄思的开显与魏晋玄言诗[D]. 韩扬文. 云南大学, 2016(04)
• [10]先秦时期文学教育探源性研究[D]. 吕洋. 陕西师范大学,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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