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汇融合激发旺盛活力

一、交叉与融合催发蓬勃生机（论文文献综述）

赵晓达^[1]（2021）在《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及其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政策来推动志愿服务的发展与进步。党和国家领导人连续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完善志愿服务体系、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弘扬志愿精神。志愿精神在志愿服务发展中具有导向引领作用。志愿精神是志愿者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凝聚,体现了一种向上向善的价值取向,引领着志愿服务的发展方向,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志愿精神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对大学生进行志愿精神培育,能够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而使大学生更好地服务社会,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志愿服务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精神追求,具有深刻的内涵和鲜明的特征。我国的志愿服务事业起步较晚,方兴未艾。志愿精神来源于志愿服务,志愿服务是志愿精神的现实基础,志愿精神是志愿服务的思想升华。人们在志愿服务实践活动中不断升华自己的思想,形成了高尚的志愿精神。志愿精神具有丰富的思想来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墨家、道家、佛家思想中都蕴含着志愿精神,这也是志愿精神能够在中国生成和弘扬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理论也为志愿精神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在西方文化中,也蕴含着志愿精神。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共同体精神、西方中世纪时期基督教的公益思想、近代资产阶级的利他思想以及西方现当代思想家的公益理念,都体现着志愿精神。随着我国志愿服务的不断深入发展,志愿精神的内涵也逐渐丰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是志愿精神的重要内涵。志愿精神具有鲜明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包括导向、凝聚、激励、调节、人文教育等功能。由于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使得他们在日常的志愿服务活动中所展现的志愿精神不仅具有志愿精神的一般特征,还具有进步性、示范性、时代性和持续性等特征。因此,对当代大学进行志愿精神培育,对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发展,以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能够提高当代大学生的道德素质,帮助他们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志愿精神的形成体现了志愿者在志愿服务实践基础上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志愿精神是人们在主观向善愿望的感召下,在遵循一定的原则规范的前提下,长期从事慈善的志愿服务行为,不断升华个人思想品德,最终形成的一种高尚的精神品质。它的形成是由主客观因素共同决定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志愿服务氛围是影响志愿精神形成的社会客观因素,主体的自由意志和精神境界是影响志愿精神形成的主观因素。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而外因要想通过内因起作用,必须借助于实践。志愿精神是在志愿服务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并积淀下来的。志愿服务活动是一种物质性活动,志愿精神是志愿服务活动的精神性生产,若要将二者沟通起来,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志愿服务活动是依托生命实践的,它既具有物质性,又具有精神性,但最终需要在实践中达成一致。志愿精神是人对待生命世界的一种态度,虽然从表面来看,它是人主观上的道德体认,但如若没有志愿活动的实践,也就没有生命世界的精神性生产。因此,志愿服务实践就是志愿精神主观与客观因素统一的基础。培育大学生的志愿精神,对于我国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但对大学生志愿精神的培育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下,大学生的志愿精神培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大学生志愿服务的队伍在不断壮大,服务类型不断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大学生对志愿精神的认知程度有所提高,参与大型活动的次数也在不断增多。但通过梳理总结调查问卷结果和访谈资料,发现大学生的志愿精神水平还不够高,志愿精神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度不深,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氛围不够浓厚,大学生志愿精神的培育机制也不够完善。究其原因,既有大学生自身的主观因素,也有家庭、学校和社会等的客观因素。首先,部分大学生对志愿精神的内涵认识不足、参与志愿服务动机比较功利,对志愿精神的认知滞后于实践,在践行志愿精神时服务水平也不高,这是阻碍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主观因素。其次,在家庭中,家长忽视对孩子的思想道德教育,对孩子的溺爱养成了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的习惯,缺少家庭志愿精神的传承。再次,在学校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缺少志愿精神相关内容,教育工作者本身对志愿精神不够了解,高校开展志愿服务的各项机制不健全。最后,在社会上,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对公益精神的冲击,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资金短缺,社会传统公德的缺失,这些是阻碍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客观因素。只有深入分析影响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效果的主客观因素,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与建议。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路径主要是高校的教育引导,家庭、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以及学生的自我培育。培育大学生志愿精神,高校应当发挥其教育主渠道的作用,努力提高大学生志愿者的综合素质,建立健全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各项机制,在校园内营造良好的志愿服务氛围。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家庭、政府、社会的大力支持。这样才能为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提供充足的保障。大学生作为践行志愿精神的主体,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应当强化大学生志愿精神的自我培育,从知、情、信、意、行五方面着手,真正将志愿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确保我国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取得良好的效果。志愿服务实践是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重要着力点。认识源于实践。大学生志愿精神的培育,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必须使大学生积极投入到志愿服务活动的实践中。通过抗击疫情、服务大型活动等大型事件培育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在支教、社区服务等对社会的贡献中培育大学生的奉献精神,通过关爱、帮助服务对象培育大学生的友爱互助精神,通过克服志愿服务中的艰难险阻培育大学生的坚强勇敢品质。大学生只有通过参加志愿服务实践活动,才能加深对志愿精神的理解与认识,才能形成真正的志愿精神。

程睿^[2]（2021）在《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世纪70年代后,为获取更多利润、实现资本增殖,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资本输出不断地提高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变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此历史背景下,西方理论界开启了对于帝国主义特征与实质的理论研究。伴随帝国主义理论的出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宣告诞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概念与内涵由帝国主义理论析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基础概念、合理内核与最终目的。广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是帝国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涵盖自帝国主义理论诞生以来的全部帝国主义理论中经济范畴的阐释,包括20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包括中国对于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狭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则包含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后出现的西方帝国主义理论中对于不同时期帝国主义经济控制方式的理论批判,即“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全球霸权的手段。在经济帝国主义理论视域中,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军事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均作为助推经济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重要手段,从属于经济帝国主义而非与经济帝国主义并列。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在全球化中体现地愈加明显。20世纪是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萌芽时期,由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共同组成。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提供思想来源,是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列宁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在对前列宁时期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的利用与帝国主义寄生性的补充中,对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的基本继承中,对卢森堡积累规律论的批判性借鉴中,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中,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提出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列宁用案例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以特征论与阶段论的视角对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经济特征进行梳理、提炼、概括。其中,特征论是阶段论的基础内核,阶段论是特征论的合理命题。列宁揭示出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社会特征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过渡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给帝国主义作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的定义,揭示出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得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前夜的结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新路径,开创了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式。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提出也标志着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正式确立。二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及研究帝国主义的理论有了新的大发展,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旧殖民地纷纷走向独立,然而政治上的独立却没能使得新兴民族国家在经济上获得良好的发展,多数民族国家的经济仍然发展缓慢甚至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与之相反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与经济腾飞。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与未来,重点针对落后国家为何落后、落后国家如何摆脱落后等问题展开探讨,生成了以“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二战后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由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向更新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理论转变。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宣告进入了“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新时期,以保罗·巴兰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萨米尔·阿明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为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奠基性、代表性的理论成果。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结合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新变化,以“经济剩余”为切入点展开对于垄断资本控制下落后国家经济结构形态的分析,以案例分析和历史性回顾的方式对于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进行理论透视,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早期侵略和殖民统治是落后国家的“欠发达”根源,致使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基础被破坏、发展道路被扭曲、经济剩余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单向流动。提出落后国家想要突破“欠发达”根源,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可能、最好出路是社会主义革命。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奠基理论。“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相关学说的基础上,以巴兰“经济剩余”和资本积累的观点为出发点,在对当代帝国主义理论部分学者研究成果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以经济过程为论证核心,对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的资本主义形态、经济结构、南北不平等交换的具体形式及原因、垄断资本剥夺下生成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进行剖析。揭示出处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处于“外围”的落后国家由于社会历史、生产方式、积累模式的不同造成了垄断资本控制下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结构与分配格局。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代表性与综合性的理论成果。进入21世纪,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迎来了重大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苏联解体、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促使西方左翼理论家将研究的重点重新聚焦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21世纪“新帝国主义理论”应运而生,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实现了同步发展。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资本积累、生产方式、民族国家地位等的变革展开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大卫·哈维关于资本积累逻辑的批判理论、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生产方式变革理论、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的民族国家理论。资本积累逻辑批判理论,力图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创造出一个以资本积累逻辑批判、资本积累空间修复批判、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批判为基础的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框架,展开对于新经济帝国主义形成、发展、演变的全新阐释,开创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批判范式的新维度。其中,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是理论分析的主线,空间修复是资本积累新的转移方式也是分析空间地理的工具,剥夺性积累是资本积累的主导形式与驱动力。生产方式变革理论,以帝国为核心概念对帝国的本质、帝国的统治形式、帝国的生产方式展开论述。生产方式变革理论揭示帝国的本质是资本帝国、帝国的统治形式是生命政治统治、帝国的生产方式是生命政治劳动,指出反抗帝国的主体在生命政治劳动中产生,探讨了未来社会的理想形态及存在的可能。民族国家理论,以资本帝国主义作为对新经济帝国主义的表述方式,在将资本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战后帝国主义形态的比较中,概括出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殊性,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经济与政治的剥离是资本帝国主义与以往帝国主义的根本区别、全球化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扩张与帝国霸权、全球化中资本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霸权统治、民族国家是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与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能量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结构、生产方式、资本逻辑、资本积累、对抗主体等内容,可知经济帝国主义在全球化中依然不会停止其向更深层次演进的脚步,全球化中经济帝国主义的诉求依然是构筑资本的帝国。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中心与外围的经济结构未发生根本改变,经济帝国主义也在演进中不断地生发出新的生产、积累、扩张、修复形式。研究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是找寻跳脱经济帝国主义资本逻辑的路径,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平等发展。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持续在场使之成为反抗经济帝国主义的重要主体,民族国家的领土逻辑与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辅助全球化中与经济帝国主义交锋的关键要素,新的反抗主体指向民族国家、新的发展路径指向社会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已经开启了全球化中的新一轮权力布展,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下的发展道路与实践经验为世界经济治理、世界各国的政治与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思路与参考方案。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以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反思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中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应对策略,生发出关于历史的总结与未来的展望,能够为促进实现反经济帝国主义扩张提供新的论据支撑。

肖珍珍^[3]（2021）在《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劳动”既是一个历史具体的现象,又是一个极具理论价值的具有广泛生发性的论题。通过对文学作品中劳动叙事这一主题的深度探析,劳动背后潜隐的社会历史形态更迭、伦理价值变迁、审美向度流转都会一一呈现。本文以劳动为视角,基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领域的理论成果,运用对比研究、历史文化学研究方法,读解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论文的绪论部分交代了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现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并且对于论文写作中所使用的“劳动”、“叙事”两个核心概念和研究对象进行界定和说明。新世纪以前中西方不同时期文学中的劳动叙事话语是本文展开探讨和论述的基点。论文第二章以时间为线索,解读了新世纪以前本土文学视阈下不同时期的劳动叙事话语,将其概括为:小人之事与社稷之本的悖论时代、劳工神圣的启蒙时代、劳动光荣的激情时代和勤劳致富的务实时代;还梳理了西方文学视阈下不同时期的劳动叙事话语,将其概括为:古典的农业时代、神权的宗教时代、资本的工业时代。为更好地读解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劳动叙事,论文第三章从整体上概述新世纪长篇小说和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的新质素。新世纪长篇小说具有问题性审美、狂欢化审美、本土化审美三个突出特点。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在整体上体现出了创作主体多元化和劳动形式多样化两个明显特征。新世纪以来,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便是千年“乡土中国”向今日“城乡中国”的转变,论文第四章阐释了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与“城乡中国”的构建之间的同构关系。本章分“城”与“乡”两个层面展开讨论。在农村,一方面,乡村世界呈现一片衰颓和凋蔽现象,这让很多作家满怀忧虑。另一方面,新世纪长篇小说也描绘了带着资本、理念和新的劳动模式的乡村“归来者”和带着政策、使命和新的发展模式的乡村“外来者”与乡村的父老乡亲一起探索和建设现代农村的宏伟图景。在城市,迫于生活压力成批离开农村来到城市的农民,不得不面对生存空间的转换所带来的劳动方式、劳动姿态、劳动情感等一系列的转变。新世纪长篇小说对城市带给奔波于生产线上、流连于钢筋水泥间寻找出路的打工人的疼痛和困顿进行了深情描摹。劳动与伦理在历史的进程中相互塑造和影响。论文的第五章在历史的迁延过程中阐述了劳动对家庭伦理、社会伦理、生态伦理的重塑,在对比中凸显新世纪劳动伦理的新特点。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中透视的这些新特点包括:“子”们摆脱了父辈在劳动经验、劳动能力、劳动资料方面的控制和权威后,指向自由、平等、独立、强大的成长路线;对于女性来说,集体劳动将她们引出家门,改革开放则将她们推向市场,新世纪的她们不再扮演一个辅助或是服务者的角色。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金钱逻辑取代乡土人情;个人与工厂之间,归属淡漠取代工厂认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新世纪长篇小说在批判现代文明对人类栖居环境的入侵和破坏的同时,为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呈现出了两种解决方案:传统劳动的复归和生态劳动的构建。劳动与美同在。论文第六章对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劳动叙事进行剖析,从劳动的技道美、田园美、苦难美、精神美四个方面分别呈现。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中对卓越之技和自由之道的描述都闪耀着动人心弦的美,这是文学作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生动写照;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中的“田园美”分别从知识分子立场和劳动者立场得到传神再现;作为苦难美重要载体的劳动在新世纪长篇小说中主要体现为在私有化滋生的劳动异化和城镇化衍生的劳动异化;劳动带给很多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但远离了劳动,人却失去了确认自身的场域。劳动是劳动者生命策略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他们建构自我和实现自我的重要承载。论文的结语部分对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劳动叙事的价值、意义、不足等进行的整体概括。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因为具象了当今时代的劳动样态和新质,通过劳动叙事呈现了新世纪的时代特点、审美诉求、文化指征、伦理迁延等,展现了劳动与现代经济、劳动与社会正义、劳动与现代法治、劳动与公民德性之间错综复杂、纠结缠绕的关系,因而具有了时代的脉动和介入、省察现实的力量。在这个轻飘的年代里续写各种劳动难题,使我们感受到了文学尚未完全失重的一面。但是,在消费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的今天,由于劳动精神和劳动意识的缺失,劳动在文学题材中越来越“小”,体力劳动更是渐行渐“远”。而在新的时代中,人们舒适高效的日常生活越来越依赖快递员、城市跑腿、家政服务员、月嫂等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对我们的辛勤付出,他们不该仅仅是部分人眼中的“新底层”,而应该是长篇小说劳动叙事的新主角。我们认真地期待新世纪的创作者们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对于劳动、对于劳动者、对于生活、对于社会、对于人性更加清醒、深刻、独到的体认和把握。

郭君杰^[4]（2021）在《E.M.福斯特小说中的乌托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E.M.福斯特（1879-1970）,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现实主义代表作家之一,作品以丰富的主题意蕴受到极大的关注。福斯特的小说涉及了广阔的世界面貌,将传统与现代、欧洲与英国、同性与异性的文化矛盾冲突纳入到文学视野之中。区别于传统现实主义作家,作者并没有对社会面貌进行辛辣的讽刺,而是在想象的层面上开启了一个理想与现实混杂的世界,展现了作者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期望。但将其置于一定的历史语境中,这一理想化的建构终究是缺乏现实基础,使作品带上了乌托邦的色彩。本文旨在对E.M.福斯特的六部长篇小说以及五部短篇幻想小说展开探讨,归纳总结作品中涉及的乌托邦构想,结合作品背后的思想根源,探究斯特小说中呈现的乌托邦思想的构建方式及其意义。论文主要从福斯特小说中的乌托邦世界、自由——人文主义联结观、构建方式及三个层面展开,研究福斯特小说呈现的乌托邦思想。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正文部分分为四章内容,分别从西方乌托邦思想与福斯特、小说中的乌托邦构想、乌托邦思想与自由——人文主义联结观的关系、福斯特小说中的乌托邦思想的构建方式及其精神内涵四个方面进行解读,探究福斯特独特的创作风格以及深刻的思想意蕴。第一章先对乌托邦一词的概念的发展变化作辨析,从乌托邦的广义概念蕴含的乌托邦文学的发展变化作一介绍,并结合学者对乌托邦理论的研究出发,立足于福斯特的人生经历、社会背景以及及其作品的主题意蕴分析小说背后的乌托邦思想研究价值。第二章主要归纳总结福斯特小说中形成的乌托邦构想。作者在文本中构建了自然乌托邦、精神乌托邦、文化乌托邦。作者通过对理想自我、理想社会、理想自然的刻画,最终让处于混乱、麻木、冷漠中的人们看到一种希望的力量。第三章主要分析了福斯特小说中乌托邦构想与福斯特自由——人文主义联结观之间的联系。在福斯特的小说文本中之所以呈现了乌托邦式的理想情景,归根结底,是作者从自由——人文主义的思想出发,希望用爱和自由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真诚联结,跨越阶级、种族、性别的界限,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但作者的这一思想仅仅是对美好社会的构想,超出了社会的现实情况,忽视了社会和人性的复杂性,最终呈现的自由——人文主义思想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仅仅是对于社会的美好期望,它无法在现实中实现。然而作者站在英国中产阶级的立场上提出的方案,在文本的隐性层面上,福斯特始终是在用一种英国中心论和文化霸权主义的狭隘眼光构建社会,使作者的自由——人文主义思想带上了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英国文化霸权主义的双重色彩。第四章主要分析了E.M.福斯特小说中的乌托邦思想的构建方式及其精神内涵。从怀旧、想象、希望、批判四个方面探究福斯特乌托邦思想的构建方式及其意义。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个层面上探究文本呈现的乌托邦精神内涵,从而体现了福斯特处在变革时代,面对世界积极的超越精神。最后对福斯特小说中呈现的乌托邦思想进行评价,探寻作者的乌托邦思想的积极意义。

曹猛^[5]（2021）在《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研究》文中指出高校党建工作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工程。加强全媒体时代高校党的建设、提升党建质量,是新时代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全面落实“三全育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环境、主客体、方式方法等因素都在发生了深刻变化,青年学生的行为特点和交流方式发生了较大改变,这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挑战。近年来,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的相继召开,《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修订,进一步明确了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方向和具体要求,高校育人实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增强。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保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筑牢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担当民族大任的时代新人任重道远。因此,探讨新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的应有之义。当下,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以移动互联、智能传播、网络视频、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层出不穷,并与传统媒体交叉融合发展,共同构成了当前的媒介形态,其涉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是前所未有的。在全媒体时代,高校已经成为互联网应用和全媒体传播向纵深发展的重要领域,高校师生是全媒体技术运用和推动的主流群体。全媒体不仅是一种工具和手段,也是一种认识观念和技术方式,更是影响人、改变人和发展人的时代背景,全媒体对高校党建工作的理念、方式、内容、机制等产生深远影响,给新时代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在全媒体时代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利用全媒体技术力量有效提升高校党建质量,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坚持理论研究、实证调研、实践探索相结合,根据“理论阐释——现实审视——基本遵循——路径探析”的脉络,对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首先从全媒体与高校党建质量提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和理论资源入手,进而阐述高校党建实践的基本经验与特点,分析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存在的主要问题及面临的发展机遇,从而概括总结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的基本遵循,最后从优化机制、整合资源、创新方法、完善评价等方面,对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的路径策略进行探析。对高校党建工作现状的调研是开展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研究的基础环节。论文基于对公办本科、民办本科、高职高专等8所不同类别高校1850份有效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以及40份访谈记录的综合整理表明,当下高校党建质量提升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体制机制缺畅通、要素资源难协同、技术方法欠创新、评价方式不科学等;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对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相关的可借鉴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系统,全媒体技术持续融入高校党建的力量不强,有效的高校党建质量提升合力氛围尚未形成等等。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是一个包含着众多因素的系统性工程,针对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存在的主要问题,论文坚持以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高质量发展为坐标轴,以当下高校党建工作现状和具体实践为观测点,以全面提升高校党建工作质量和科学化水平为突破口,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政党建设和教育的基本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关于高校党建的思想为理论基础,综合运用教育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开展跨学科研究,不断拓展研究思路、丰富资源平台、校准技术路线、探析解决路径。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的基本内容是:借力全程媒体实现党建信息整合共享、借力全息媒体实现党建情势实时监测、借力全员媒体实现党建组织精准覆盖、借力全效媒体实现党建措施智慧生成。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机制的优化构建:一是健全全媒体党建工作责任机制,规避机制合力发挥的风险;二是构建全媒体党建工作协同机制,强化机制合力效果;三是完善全媒体党建工作保障机制,奠定机制合力基石。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资源优化整合路径:一是科学定位高校党建资源的优化整合目标;二是系统扩充高校党建资源的优化整合内容;三是充分激发高校党建资源的优化整合效能。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方法的创新路向:一是明确立足点,确保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定不移;二是强化着力点,挖掘全媒体助力高校党建工作方法创新的关键要素;三是找准落脚点,满足新时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多元发展需要。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评价的改进策略:一是以育人为导向科学设置党建质量评价体系;二是以一线为重点增加基层质量评价意见权重;三是以奖惩为动力推动党建质量评价精准实施。

蔡青辰^[6]（2021）在《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乌托邦是西方文学、美学、哲学的重要母题,其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乌托邦”的真正提出者是16世纪英国着名学者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不仅仅是一种对终极完美社会的设想,更是对完美人性及人生幸福的理想追求,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对理解东西方文学文化的发展、反思乌托邦冲动本身所具有的集权虚无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本课题从乌托邦理论的基本问题出发,以经典的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着作为对象,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展开深度系统研究。主要研究和分析的代表性作品包括前乌托邦时期的着作,文艺复兴背景下现代乌托邦肇始初期的着作,工业革命背景下深受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实践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品,20世纪以来反思乌托邦主义弊端的作品,具有鲜明后现代思想的乌托邦作品。本课题共分为五章。绪论主要讨论:本研究的意义和目的,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的内容及创新之处,研究思路和方法。通过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及其理论着作,如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卢梭的《爱弥儿》、詹姆逊的《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及其他科幻小说》等,阐明乌托邦文学的范畴及其内涵,厘清乌托邦文学及研究发展的历程,指出乌托邦文学及理论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与框架。第一章为乌托邦文学建构与经典化进程,主要讨论:乌托邦文学对象的流变,从古希腊作品关注完美的国家转向近代作品关注完美的人;分析乌托邦思想的萌芽,在《乌托邦》《基督城》《太阳城》《新大西岛》等近代乌托邦文学作品中展开比较研究,说明乌托邦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并阐述乌托邦文学美学体系政治维度的建构。第二章为乌托邦文学传统的意象建构及其文学意义的生成,主要讨论:生态乌托邦、技术乌托邦、审美乌托邦等新文学主题,阐释工业革命时期乌托邦文学的审美意象与意义;展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比较分析;揭示特定历史时期乌托邦小说对劳动异化、工业化、商业化、自然主义等问题的独到见解与态度。第三章为反乌托邦文学批评的主题及其文化意义,主要讨论:作为现代主义乌托邦文学体裁之一的反乌托邦文学,回顾其关注的新文学主题;阐释极权主义、工具理性、女性主义、空间问题等新文学批评主题与乌托邦文学的渊源;阐述反乌托邦文学的历史语境、意象隐喻、叙事空间、文化逻辑等理论问题。第四章为共同体理论视域下后现代乌托邦文学的瓦解与重建,主要讨论:传统乌托邦模式在后现代社会状态中的转迁;分析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原因;概述新美学共同体的形成,及科幻小说“逆托邦”模型的建构;分析新型与传统乌托邦文学的共同体差异,总结新乌托邦模型的特色。第五章为余论:关于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的再思考,主要讨论:反乌托邦文学与乌托邦文学的关联性,阐明反乌托邦对乌托邦思想的承继及其乌托邦冲动;探究乌托邦共同体在后现代理论中遭遇的危机,指出新时代中乌托邦文学的出路等。

郁有凯^[7]（2020）在《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有效性研究》文中指出长期以来,视觉被看作获取信息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时期的哲学思想家看来,眼睛比耳朵可靠,视觉享有至高地位。巴拉兹认为视觉文化的标志是电影的诞生,认为印刷文化越来越让位于视觉文化。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也指出了电影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变革。电影的出现说明了人类传递信息和意义的方式正在逐渐发生变化,语言把握世界的方式逐渐发生变化,图像把握世界成为可能。海德格尔也认为事物以图像形式呈现,并通过图像确证自身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而这正是居伊·德波所述的景观社会,认为景观社会背后并非是形象的一般性积累,而是形象背后的社会关系的呈现。尼古拉斯·米尔佐夫则借用德波的观点,将视觉文化与后现代消费社会联系起来,认为视觉文化就是后现代文化的日常生活化,视觉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后现代社会的文化现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文化工业”则从技术性角度和经济角度阐释了文化产业如何统摄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内在心灵。当今视觉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着现代化视觉传播手段的革新,形形色色的视觉传播内容丰富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图像为核心的视觉文化日渐兴盛,且正在日益成为我们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当代视觉文化传播可以表现出不同的性质,既可以是文化性的、经济性的,也可以是政治性的、社会性的,由此,传统的意识形态灌输形式逐渐让位于现代的、具象的、生动的和隐性的视觉传播形式,视觉传播内在的意识形态功能使得主流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有了新的思考方向。为此,对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的相关研究是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难以回避的现实课题,也是积极响应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重要抓手和武器。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有效性研究是一个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课题,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传播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这一课题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既是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理论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应对当前视觉传播领域的各类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更是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传播中国故事和中国智慧的根本需要。本文以“有效性”为着眼点,深入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在不同价值关系中的效用问题。人类在自身的实践活动中,总是通过满足自身需要加以驱动的,满足需要的尺度构成了人类实践活动的效用尺度,效用尺度下的人类实践活动总是通过满足某种需要和目的而表现出一种积极特性,即有效性。作为一种客观性的实践活动,对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的探讨,必然要落脚到其满足人们的需要和目的的有效性上来。对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有效性的研究遵循了“一个核心,两个基本点”的研究思路,其中,“两个基本点”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有效性的研究论域和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有效性的价值关系;“一个核心”是指对不同价值关系中的具体研究论域的分析。在这里,通过将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有效性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探讨它的基本问题,确定它的研究论域,分析它的价值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按照基本的逻辑演绎路径,对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有效性问题进行系统化分析。具体看,全文共包括导论和一至六章的内容。导论部分是对本选题的研究缘由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创新点和努力方向的论述,其中核心创新点在于尝试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有效性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并对其研究的逻辑框架进行了创新、尝试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有效性的研究论域,并对不同论域进行了系统研究、尝试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有效性的三种价值关系,并对三种价值关系进行了系统梳理。而第一章至第六章正文部分则主要论述了以下内容和观点:第一部分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有效性的基本问题的阐释,主要包括一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的内涵、类型、特征等基本问题的阐释,从而准确认识何为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二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有效性的概念、研究论域和思想基础的论述,其中重点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有效性研究论域,包括要素及其过程、规律和策略三个层面,从而确定了本文研究的“一个基本点”。第二部分是站在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原则上,对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有效性的历史探索和现实困境进行了论证。一方面从历史实践、历史影响两个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有效性进行了历史考察,这一历史考察的时间跨度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起至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革命、战争和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历史影响和历史经验进行了探索和梳理。另一方面则从不良视觉信息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效度、图像化思维方式对意义的消解、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的内在难题三个层面依次对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有效性实现的现实困境进行了详细阐释。第三部分是从“有效性”出发,将其作为逻辑起点,论证了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有效性研究的内在规定,即有效性要置于特定价值关系中进行审视。进而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的三类价值关系和不同价值关系中对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有效性的评价标准,明确了本文研究的“另一个基本点”。其中三类价值关系分别是教育价值关系、信息价值关系和发展价值关系,判定标准分别是符合教育者的价值预设、符合受教育者的合理需求、符合社会基本要求。第四部分至第六部分则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有效性研究的不同论域置于不同价值关系中的具体讨论,构成了全文内容的核心部分,即“一个核心”。其中,第四章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有效性实现的一般过程置于不同价值关系中进行了讨论,具体分析了不同价值关系中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的编码过程有效性、解码过程有效性和反馈过程有效性,从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的具体要素以及要素间的作用过程的有效性问题。第五章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有效性实现规律置于不同价值关系中进行了讨论,运用矛盾分析法具体分析了不同价值关系中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有效性实现的基本规律和具体规律。第六章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有效性实现策略置于不同价值关系中进行了讨论,具体分析了不同价值关系中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的有效编码策略、有效解码策略和有效反馈策略,从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在不同价值关系中有效性实现的具体策略。从理论层面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有效性的问题,就不能仅仅是将有效性作为约定俗成的概念不予分析就加以使用,而应该从对有效性的剖析中,从理论层面探讨条件（具体要素及其作用过程）、规律（客观规律）、方法（实现策略）在不同价值关系中的效用问题。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清楚的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有效性是一个有深度的研究命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重要命题,而非泛泛而谈的命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孙国良^[8]（2020）在《“主题学”视野下的游仙山水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美术史上仙道题材的人物画研究较多,而对以仙山、仙境、求仙、寻仙、仙话、仙会等为主要表现题材的山水画关注较少,研究成果也较为单薄。通过对国内各大博物馆所藏历代山水画作品的梳理,发现以仙山、仙境、求仙、寻仙、仙话、仙会等为主要表现题材的山水画作品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成为美术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因此,文章依据此类山水画的母题、题材及主题等的特征,将之命名为“游仙山水画”,并从“主题学介入艺术史学方法与理论”角度对之展开研究。本文依据“主题学介入艺术史学方法与理论”展开研究,主要探讨了游仙山水画概念的内涵;游仙山水画发生的文化根源;历代游仙山水画作品的搜集与整理;游仙山水画的母题及母题意象;作为游仙山水画主题的游仙思想及其与山水画艺术的关系;游仙山水画主题类型;游仙山水画主题与题材、风格、意境、形式语言等的关系;以历代《仙山楼阁图》为例探究游仙山水画主题变迁的路径及原因等方面内容。通过以上研究,本文试图对历代游仙山水画艺术发生、发展、兴盛与衰落的过程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游仙山水画主题的变迁与母题、意象、题材、风格、意境、形式语言等范畴的相互关系,以此作为反观山水画史发展与演变规律的一种视角。绪论部分从宏观角度讨论了中国美术史的研究现状与本文的选题缘起;与本文研究相关研究成果;文章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创新点与方法及可行性等问题。第一章首先从中国山水画艺术门类学的角度,探讨了游仙题材山水画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将此类题材的山水画命名为“游仙山水画”,对其概念内涵作了基本的规范,并探讨了游仙山水画发生和发展的文化根源;继而对历代传世的游仙山水画作品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并对其发生、发展、兴盛与衰落的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最后,讨论了游仙山水画的母题图与母题意象。母题构成了游仙山水画作品的基本单位,是作品最小的图像结构。在中国文学艺术中,母题图像并非对客观物象的简单再现,而是客观与主观交融的结果,因此在中国文化语境里,通常又以“母题意象”来指代作品中的母题图像及其内涵。多个母题意象组成母题意象群,作品的主题便在母题图像的不同组合中而展现出其多样性和丰富性。因此从主题学的角度研究游仙山水画艺术,探讨母题、母题意象及其与作品主题的关系是文章重点之一。本节分析了游仙山水画母题图像的构成,探讨了“松”“灵芝”“海”“云”等游仙山水画母题意象的生成过程,并以此为例探讨游仙山水画作品母题图像的特征。通过此章的论述,从而达到对游仙山水画概念的基本内涵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知的目的。第二章对游仙山水画的主题——游仙思想的内涵及对中国山水画家生活模式、思维方式及艺术创造行为的影响;从艺术作品本体的角度分析了游仙思想在作品中的表现等问题。继而通过对历代游仙山水画作品的整理和归类,将游仙山水画的主题分为对理想世界和心灵家园的期盼、对长生富贵与及时行乐的向往、对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的追求等三大类型。并对每一类型作品母题图像特征、母题意象等方面结合具体的艺术作品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不同主题类型游仙山水画发生与演变的脉络。第三章主要针对游仙山水画主题与题材、艺术风格、意境主题、形式语言等问题展开讨论。主题学介入艺术史学研究方法与理论认为,作品的题材、风格、意境、形式语言等也是其重要的研究范围。关于题材,文章从游仙山水画主题与题材的叙事性、与道教的渊源关系及与隐逸山水画题材的比较等方面展开了探讨。文章认为游仙思想这一主题决定着游仙山水画作品在整体上偏向于浪漫主义风格,但主题的多样性又让具体的作品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丰富性。主题学方法论认为,意境是主题的呈现,而不同意境有不同的意境主题。文章认为游仙山水画可以划分神秘奇幻意境主题、幽深玄远意境主题及无意境主题三大类型,并分析了不同意境主题发生的原因及其特征等问题。从主题学的角度看,游仙山水画的形式语言如笔墨、色彩、空间、构图、图式处理等方面,都和游仙主题密切相关。作品的形式语言往往随着游仙主题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而作品游仙主题的表现也受到形式语言的制约,形式语言的更新又成为推动主题变迁的重要因素。第四章则聚焦于典型性个案研究,由点及面,探讨游仙山水画主题的变迁的原因及其规律。在中国山水画史上,有很多主题和题材被历代画家反复表现,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自唐代开始“仙山楼阁”成为历代山水画家钟情的题材之一,历代都有《仙山楼阁图》存世或为文献资料所记述。因此研究游仙山水画中这一典型样式,以此为视角探讨母题演化与主题的变迁之间的关系,并以之作为审视山水画史发展变迁路径的一个视角,便是文章第四章探讨的主要内容。本章第一节对历代传世的《仙山楼阁图》作品进行了梳理,并探讨了其发生、发展、兴盛到衰落的基本脉络。接着对《仙山楼阁图》中“仙山”和“楼阁”两大母题图像及其母题意象的生成渊源和内涵展开了分析。继而,从仙山与楼阁两大母题图像结合的角度探讨了《仙山楼阁图》主题发生的过程。再次,对历代《仙山楼阁图》作品中“仙山”和“楼阁”两大母题图像的演化的脉络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仙山楼阁图》母题的演化和主题变迁之间的关系。认为母题的演化既是主题发生变迁的结果,又反过来推动着作品主题的变迁,主题与母题这种相互关系构成了山水画史发生与发展的一条重要脉络,为建构美术史知识谱系提供了一条不同的思路。

黄金^[9]（2020）在《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久以来高度物质化的商业环境遏制了香港人文文化的发展,使香港一直无法摆脱“文化沙漠”的粗浅印象,大陆中心意识也导致香港文学在“九七”回归以前都不受重视,被形容为中国文学的“弃婴”、“边缘”。不过,这种边缘的处境同时也可以视作一种契机,香港作家由此努力探索文学的多元性与可能性,力图突破种种刻板的论述。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便是执掌旗帜行进其中的一支个性队伍。混杂着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与西等多种文化特质,产生中心与边缘、都市与个人、物质与精神、商业体制与文学场域、区域与整体等多重权力关系与复杂矛盾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文化领域中进行着带有差异性、异质性、颠覆性的文学实践。而消费文化语境的限定,不仅仅是把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环境和消费主义带来的种种问题当作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也是将商业语境作为一种境遇现实,观察消费文化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传播和接受产生的深刻影响。基于此,论文将从香港边缘状态的呈现、异化主题的延伸与小说的跨界实验三个角度出发,在消费文化语境中考察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精神思想及形态特征,并追寻其在香港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当中的意义与价值。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部分首先界定了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梳理广义上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脉络、理论谱系、美学特色及相关主义之间的关联,简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的关键特质及个中联系,并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选题价值、框架思路进行总括性的阐述。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前两章通过香港文学生态环境的探讨和地域文化的比较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外部研究,后三章结合文本细读展开文学的内部研究。第一章试图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生存空间与状态作出整体描述。从香港商业化的文学运行机制可以看到,奉行坚守严肃文学品性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一直以来都在以商业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城市环境中艰难生存。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也在不断调适自我,试图在文学理想、市场趣味和公共规则中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香港对现代与后现代的接受过程与西方同期的文学发展历程存在一定时差,香港现代主义经过现代化、本土化、后现代化的影响,逐渐呈现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因此,对于香港现代主义整体的内涵与性质便容许一定的模糊性和弹性理解。除此以外,中西文化交织的复杂文化环境赋予香港文学“混杂”的特质,在此情境中发展起来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学既有借鉴吸收,也有批判反思。第二章从香港的“边缘”状态及其独特价值出发,探讨了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学互动交流。依据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个地区发生的时间线索,可以得到一条完整、连续的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路线,而香港现代主义运动无疑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革命中的一次高峰。香港不仅在传统断裂的特殊时期接过了文学薪火,承担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不同地区间发挥了不可小觑的转承枢纽作用。在此意义上,香港文学的意义不能仅以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对立作僵化论述,要考虑到实际情况中存在相对性和变化性。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地理版图中,上海、香港、台湾三地的现代主义文学经验不尽相同,彼此之间既有继承和转化,也有文学内部的交融与碰撞,通过比较上海与香港、香港与台湾的异同,可以看到社会状况、政治体制、文化环境与风俗人情等文化因素对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学表现与个性。第三章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进入到小说文本内部的分析,主要探索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在思想精神。从文学整体的发展脉络来看,不同代际的作家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与特性,崛起于50年代的刘以鬯、昆南、马朗等是香港现代主义的先驱,之后的“资深一代”、“中生代”与“新生代”作家,每一代作家的书写都不同程度地对前代进行拓展延伸,也有反省和创造。章节内分别选取刘以鬯、西西、董启章、潘国灵作为四代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们的创作反映了不同时期香港城市意识与历史精神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香港现代主义书写旨趣与方式的演变以及作家思想观念上的突围与超越。第四章围绕现代主义的“异化”主题,讨论都市人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挑战。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异化的现代城市,承受着由物质带来的巨大压力,使人对城市产生强烈疏离感,但另一方面,香港也因其开放多元的历史传统而具有文化包容性。作为亲历异化的都市人,作家借助作家形象的塑造进入城市言说,同时还扮演叙述者的角色。他们群体性地在都会情境中经历迷失,也从中探求自我拯救之路。异化造就了香港独特的生活景观,从病态的市井男女到纷繁庞杂的物质,都可以见到现代文明病影响下人类的历史命运,以及物化逻辑之下“人”与“物”既互相对立又彼此和解的矛盾关系。此外还探讨了殖民环境影响下港人历史观念的异化问题,香港现代主义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区断裂的殖民记忆和疏离的历史意识。第五章主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以及对通俗文学的跨界影响。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很注重发掘个人的内在意识世界,表现人类颓废虚无、荒唐放纵等负面心理倾向,导致了一部分现实主义作家的质疑和批评,并由此引起关于“真实”与“虚构”的争论。但从现代主义作家具体的创作主张与实践来看,他们不仅没有割裂写实与虚构的联系,还尝试将两者有机结合,实现现实存在与现代、后现代内容与形式的融汇。此外,香港现代主义很注重叙述形式、技巧和结构的实验性与先锋性,作家通过形式的创新和文体的越界探索了文学表达的多种可能。现代主义不仅在吸引着纯文学作家,对通俗文学作家也产生影响,从古龙小说可以看到存在主义与武侠文学的融合,这种尝试使通俗小说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结语部分重申了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并探讨了现代性的书写方向。从一般的现代性意义来说,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思想精神上,都在实现向传统反叛、与传统决裂的目标,从具体的实践成果来看,现代主义文学对现代香港历史与城市文化的优势与缺失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构建起多元的审美思维和艺术风格,其现代性书写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个性。接下来面对现代性书写如何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无论是倡导回到“以人为本”的“多元现代性”理论,还是面向未来的“重写现代性”,都颇具启发作用,香港的现代性书写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陈瑜^[10]（2019）在《唐代商业与诗歌论稿》文中指出“唐代商业与诗歌论稿”这一课题旨在以涉及唐代商业题材的诗歌为研究对象,以唐诗史料为文本支撑,围绕商业——商人——士人——诗歌这一主线,系统分析唐代商业题材诗歌的整体风貌以及商业与诗歌间的深层关联,综合呈现多元立体的文学生态,重新定位其在唐代诗歌史以及古代文学史中的历史地位。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通过介绍研究缘起阐明本文的选题依据,再从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两方面论证本文研究的重要意义;其次考论了关涉这一课题的研究现状,在对前贤的相关研究成果予以分析和肯定的基础上,亦对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加以论析;最后根据研究目的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考察范围、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考察了唐代商业与诗歌的内在联系,对唐代国内商业的发展轨迹予以了动态呈现。本章辐射商业中商业店铺和商业市场两个核心要素,择取最具时代新变和商业特色的代表性内容,以唐诗作品为切入点开展镜像分析,一是以“酒肆”一隅管窥唐代的商业店铺全貌,审视与探讨了诗歌的气质风貌与诗歌意象;二是以“坊市”“夜市”“草市”“花市”为例,对唐代商业市场的发展轨迹予以剖析,并深入挖掘诗中展现的时代特色与社会风尚。通过点面结合地论述,将商业题材诗歌的研究从经济考略纵深到人文视野。第三章聚焦于反映唐代国际商贸与多元文化融合的“商胡”主题,从诗歌入手考述“商胡”的族属来源及来华路线,探寻“商胡”在华的行动轨迹与聚居之地,展现了唐朝国际贸易兴盛发达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共融的景象。本章还着重对唐诗中的“商胡”的文学书写和文化意蕴进行了深入阐述,唐代诗人以局部侧写和全景素描的方式诗意渲染了“商胡”的诡谲体貌,新颖艺术的书写模式有助于唐诗题材、内容和技巧的拓展;对“商胡”重利轻身的冒险精神、慧眼识宝的超凡能力、重义好德的美好品德的多角度观照丰富了“商胡”的立体形象;对乡国梦遥的愁闷“商胡”的形象刻画则以思乡为契合点,通过“同化”体验的建构寻求彼此情感上的“同”以弥补胡汉间文化上的“异”,表现了唐人进步的民族观。唐诗中的“商胡”形象书写蕴含对异质文明的诗意呈现、审美体验、文化反思和历史回溯,视角独特,意蕴丰赡。第四章对唐诗中的“士”“商”关系予以重点阐发,通过深入剖析士商关系的嬗变轨迹和心态成因,论述士人阶层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与情感。综观整个唐代社会,“士”对“商”的非难始终占据主流,这种思想根源有四:一是义利观下的“士志于道”与“逐利惟是”的价值取向差异;二是士人视角下的“贾雄农伤”的政治忧思;三是封建伦理家庭观标准下的情感批判;四是官商勾连背景下士不如商的激愤。随着人道主义精神的高涨和身迹相合的心路发展,“士”与“商”的联系日渐加强,二者关系有所缓和与松动,“士”能对“商”的生活处境做出复杂多面的反映,“士”关注到“商”漂泊无俦的凄苦之旅、风险莫测的关梁之危与惨痛难避的人祸之难,在诗歌中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在“仕宦类商贾”的感叹中又抒发出对“商”豪情快意和自得其乐的羡慕与赞扬。第五章着眼于商业发展对诗歌创作的影响研究。第一节总结了商业发展对诗歌艺术风貌的影响,一是创作突破得益于关注重点的变换与文风倾向的转变;二是创作群体中妓女与商人成为新兴创作力量;三是创作体式的选择深受歌诗传唱审美导向的影响;四是创作风格趋向于通俗化与生活化。第二节以唐诗中的花卉新变为例探讨经济现象对诗歌内容的影响。作为潮流观察员的唐代诗人们敏锐地捕捉到唐诗中出现的花卉种植新变,深入剖析了唐代统治者赏花逐异与游幸娱乐日重、新贵族慕上习气与竞奢攀比成风、士大夫醉心于园林雅趣与花木娱情、方外人着力于寺观美化与心性修行的时人心态,将这些新兴现象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呈现于诗作之中,丰富了唐代诗歌的表现内容。第三节以“瑟瑟”的色彩转喻为例探讨外来商品对唐诗语汇的影响。“瑟瑟”是波斯、南诏和西域诸国官方进贡与贸易交流的珍稀商品,随着其在上层社会中的广泛应用,逐渐被文人纳入到诗歌语汇之中。唐代诗人自白居易而降,有意识地将“瑟瑟”进行色彩转喻,用以代替“碧”所涵盖的青、绿、蓝等不同层次的颜色,将其转喻为江水碧色、茶末鲜色、衣饰丽色、松竹青色等色相,为诗歌创造出丰富多变的色彩层次和新鲜个性的艺术境界,更创造性地将其与“猩猩红”对比,形成一对特定的意象组合,固化为诗歌中色彩对仗的修辞格式。唐代外来商品凭借诗人敏锐的审美体验、大胆新奇的意象转喻和生动夸张的艺术表现,在后世文学作品中接受广泛。

二、交叉与融合催发蓬勃生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交叉与融合催发蓬勃生机（论文提纲范文）

（1）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及其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E.M.福斯特小说中的乌托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主题学”视野下的游仙山水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唐代商业与诗歌论稿（论文提纲范文）

四、交叉与融合催发蓬勃生机（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及其培育研究[D]. 赵晓达.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D]. 程睿. 吉林大学, 2021(01)
• [3]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研究[D]. 肖珍珍. 辽宁大学, 2021(02)
• [4]E.M.福斯特小说中的乌托邦思想研究[D]. 郭君杰. 陕西理工大学, 2021(08)
• [5]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研究[D]. 曹猛.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6]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D]. 蔡青辰. 浙江大学, 2021(02)
• [7]思想政治教育视觉传播有效性研究[D]. 郁有凯. 山东大学, 2020(08)
• [8]“主题学”视野下的游仙山水画研究[D]. 孙国良.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9]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D]. 黄金. 浙江大学, 2020(07)
• [10]唐代商业与诗歌论稿[D]. 陈瑜. 吉林大学,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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