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第一个禁欲令

一、我国最早的戒酒令（论文文献综述）

翟明女^[1]（2020）在《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儒典之尊、政书之祖《尚书》是我国古代文明诞生发展的经典文献见证,上自唐虞、下至东周,记录了虞夏、商、西周、春秋前期的一些重大历史内容,年代久远、底蕴丰厚,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透过它可以看到华夏古代文明璀璨的不同侧面,在古今中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支柱的传统文化,正是肇端于遥远的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因而,《尚书》与我国传统文化中诸多元素的形成与发展关系、极为密切,承载着人类“轴心期”（Axial Period）之前的文化形态,保存着最为广泛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诸元素的始创性论述,堪称华夏文明若干重要思想、理论、概念、观点的渊薮。汉字,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显着标识,是中国文化中最富特色与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记录、承载、表达、流传中国古代文化的活化石。它既是中国文化的密码,又是打开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一字一世界”“字里有乾坤”,作为表意文字,汉字自身的形音义及历史演变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尚书》中的汉字因其所在的文献更加熠熠生辉。《尚书》一方面保存了它们早期的涵义与使用情况,另一方面也保存了它们意义变化发展的主要历程。汉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学术界公认的可信度极高的今文《尚书》正是开展汉字文化研究的上乘语料。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基于《尚书》等古典文献的汉字文化研究必将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本研究首先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全面、客观地展示了相关研究的现状与热点,并对近年来《尚书》研究、汉字文化研究、《尚书》汉字文化研究进行了述评。基于《尚书》等古典文献的汉字文化研究是探索古典文献、汉字文化研究的新途径,是挖掘、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新的尝试。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研究既具有代表性,又具有普遍意义。本研究以今文《尚书》为研究语料,根据《尚书》夏商周三代政事史料的文本性质与“敬天”“明德”“慎罚”“保民”的核心思想以及其作为我国饮酒文化滥觞文献的重要价值,选取最能代表《尚书》文化特质,且具有很强现实意义的典型汉字“天、德、罚、民、酒”等作为开展研究的首选代表字,由此作为切入口,采取穷尽式的语料整理方法,探究这些代表字形义演变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在今文《尚书》中的用法与意义以及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唐宋清经典训诂所反映的文化信息等,以期在《尚书》汉字文化研究的系统性、方向性等方面作出些许有益的尝试与探索。经过研究,从整体上来看,今文《尚书》八成左右的“天”“德”“罚”“民”“酒”字均出现在《周书》中。由《虞夏书》至《商书》再至《周书》,“天”“德”的意义均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蓬勃发展趋势,其中“老天”“道德”之义始终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今文《尚书》中“罚”的意义基本上涵盖了“罚”从本义到引申义的所有意义,本义“过错,罪过”基本不用了,除了与刑罚有关的意义外,一般意义上的“处罚、惩罚”之义很活跃;今文《尚书》中的“民”没有使用其本义“奴隶”的情况,出现的意义均为引申义,其中以“庶民”之义为主;今文《尚书》中的“酒”有“乙醇饮料”与“饮酒”两种意义,并以前者居多。近代以前,堪称《尚书》经典训诂之作的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宋蔡沈《书集传》、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既各自独立,又互为补充,共同构建了《书》学研究宏大而完整的体系。通过它们对今文《尚书》中“天”“德”“罚”“民”“酒”字相关语句训诂情况的梳理考察、比较分析,亦能够捕捉到《尚书》训诂文化嬗变的一些轨迹。（1）今文《尚书》中“天”字共184见,反映了中华文化传统中“天”文化的构建过程。意义主要有自然之天、神化之天、意志之天等。“天”被作为终极标准贯穿今文《尚书》始终。《虞夏书》、《商书》主要是把“天”看成是世人必须绝对服从的万物主宰。《周书》在敬天的同时,强调人为,力推明德尚德,关注民情民意。今文《尚书》“敬天”文化主要包括“君权天授”“行由天命”“天监下民”“天意可察”“天命无常”五大方面,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2）今文《尚书》中“德”字共116见,其中88见在《周书》中。意义主要包括:本义“升、登”,假借义“道德”,褒义化的“美善”,外化的“德政”“贤人”等。今文《尚书》中的“德”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褒义化倾向;作为我国尚德文化源头的“明德”思想亦愈加清晰。《尚书》明德文化在时代的洗礼中不断发展,在儒家的规范中得以升华,明德尚德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显着标识。（3）今文《尚书》中“罚”字共48见,其中41见在《周书》中。意义有罪、罚金、惩罚、刑罚四种。今文《尚书》“慎罚”文化主要包括敬畏刑罚、先教后罚、采用中罚、该轻则宽、当罚必严五个方面。“慎罚”是儒家刑罚思想的滥觞,得到了儒家的大力继承与发展,形成了“德主刑辅”的基本框架,成为中华法系有别于其他法系的基本特质。（4）今文《尚书》中“民”字共187见,其中11443见在《周书》中。意义包括“庶民”“臣民”“人”三种,其中意义为“庶民”的情况占比近六成。今文《尚书》在天的视域下审视“民”,从超验的维度解答了执政者保民的必要性、重要性。今文《尚书》“保民”文化着力从君王和官吏两个主体推动商、周文化由“神本”向“民本”方向的转变。（5）今文《尚书》中“酒”字共16见,其中13次见于我国第一部禁酒令《周书·酒诰》。周初,酒被赋予了很多新的内涵,成为关系王朝兴亡之物,关系个人命运之物,关系粮食供给之物,饮而勿醉的祭祀之物,其乐融融的孝亲之物,饮而可醉的进献之物。周公的禁酒,体现的是理性对反理性的遏制而非剿灭,充满了浓厚的人文理性。（6）比较《尚书正义》、《书集传》、《尚书今古文注疏》对今文《尚书》中“天”“德”“罚”“民”“酒”相关语句训诂的情况,初步在《尚书》训诂文化嬗变方面得出了一些判断:从唐到宋至清,对于《尚书》的训诂,主要发生了从天治到人治关注点的明显变化、对自然之法关注度逐渐降低的变化、对民心民意关注度显着增强的变化。《尚书》及其汉字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相关研究探索是创新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尝试。本研究借助今文《尚书》,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经典代表字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描述更加清晰,论证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开辟了《尚书》与汉字文化研究的新路径,并为其他古典文献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范式,具有较高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余治平^[2]（2018）在《周公《酒诰》:“慎酒立教”与“作稽中德”——酒在上古中国如何被赋予礼法属性与德教功能》文中研究说明周公在《酒诰》中把酒德与孝道密切捆绑在一起,要求康叔引导民众勤劳耕作、奉酒事亲、敬长尊老。酒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被嵌入到血缘结构中加以确证,第一次被赋予伦理功能。周公设"断酒之教",对饮酒行为作了教化、国法化、意识形态化处理,以诱发人欲本能中的善性。周公借酒而确立起以德化民、以礼节用的基本原则,使人成德尽性,为周室做了一篇社会治理的时代大文。周公赋予酒以仁道价值和礼乐含义,注重在限制与释放之间寻求合理的张力,保持适当弹性,强调发挥人的主体自觉,利用酒而不沉溺其中伤身误事。敬酒事神,而饮酒只是馈祀的一个附带环节。祭祀之后的燕饮也被赋予了人伦纲常性质和意义。

张雪娇^[3]（2017）在《西周酒政初探》文中提出中国是有着辉煌历史的国度,在漫长的岁月进程中不断焕发出新的魅力。酒,作为我们人类饮食的一部分,也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古至今,在我国的政治活动、社会生活以及日常礼仪中都离不开酒,它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酒的出现同时也伴随着管理酒的相关事宜的产生。西周初年,统治阶级为了稳固政权,更好的治理国家,借鉴商亡的历史教训以及天命与祖先的要求,颁布了相关的禁酒令,严格控制人民酗酒,以此来约束民众。而酒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饮品,在日常和祭祀礼仪中都要用到酒,并不能完全禁止,于是,在这一时期就出现了管理酒的职官,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对于酒的管理更加系统化,同时设立了专门掌管饮酒之礼的机构。酒官出现后,官职大小的等级制度也有着相应的规定,各级官员有着自己的职责,他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掌管酒和用酒的各个相关方面。酒在先秦时期的祭祀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西周祭祀天地、先王、祖先和社稷都离不开酒。酒在周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酒政成为后代人深入了解周代礼仪、制度、文化的有效环节,是周代礼仪制度中重要的文化符号。西周的饮酒礼最重要的目的是维护统治,安抚民众,同时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伴随着酒的出现,酒器也产生了。酒器同酒文化紧密相连,也是相关酒文化不断发展的载体和重要构成部分。各个时期的酒器,向世人传递着各个时期的政治内涵,体现出不同阶层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风貌。

张宪华^[4]（2017）在《西周文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的研究对象西周文指的是西周近三百年间除诗歌以外的、具有一定的文体意义,并且以篇章形式存在的文字记载,所涵盖的主要作品包括今文《尚书·周书》、《周易》卦爻辞、《逸周书》、《国语·周语上》中属于西周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包括西周甲骨刻辞和西周铜器铭文。本文分为七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首先是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对西周文文献进行了界定,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两大类梳理了西周文的相关研究现状,并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创新点。第一章追溯了西周文的文学渊源。首先阐述殷商到西周时代理性觉醒的文化背景及其对西周文的影响。其次从两个方面分析前代的文学与西周文之间的关系:一是书面文学中殷代文学对西周文的影响;二是口传文学中上古神话与西周文的象征性思维方式以及原始歌谣与西周文的诗性品格的形成。第二章探析了西周文的文学观念。考察西周文中所蕴含的以诚着辞、反躬自省的文学作家论;观物取象、立象尽意、观乎人文的文学创作论;语言方面强调重言、言从、知言、文法方面注重繁简有秩、选材布局、风格方面讲究自然成文、阴柔美、阳刚美的文学作品论以及社会功利性和审美娱乐性的文学功能论。第三章梳理了西周文的文体。从文体学的视角总结了西周文的主要文体包括西周告体文、西周命体文、西周颂体文、西周约体文的文体渊源及基本体制以及西周文早、中、晚期的文体概貌。第四章讨论了西周文的叙事面貌。认为西周文主要以线性叙事来勾勒西周社会的历史剪影;西周文中的空间叙事充满浓厚的礼乐色彩;西周文注重以二元对立叙事来呈现叙事结构的美学追求;在叙事内容方面,西周文中的战争叙事尤为精彩,并结合具体篇目分析了西周文的战争思想及战争描写艺术。第五章考察了西周文的人物形象,分析了西周文中的男性群像、女性群像,并总结了西周文中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手法。最后为结语部分,总括了本文的主要内容,并指出了论文的不足之处和今后努力的方向。与以往的西周文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第一,对西周文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界定,探析了西周文呈现出较强理性意识和浓厚历史记载意识的形成原因。第二,本文以西周为时代断限,研究对象不囿于传统典籍和出土文献,而且将属于西周时期的文章从原文中剥离出来,重视这些“文献中的文献”的文学价值,突出了材料运用的全面性。第三,从文学渊源、文学观念、文体、叙事、人物形象等方面对西周文的文学面貌进行了系统考察,肯定了西周文的文学地位,进一步充实了文学史中对先秦散文历史进程的叙述,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

周婧玉^[5]（2016）在《澳洲代表团访问河南陪同口译实践报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口译活动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使不同文化之间得以相互了解和交融。陪同口译作为口译方式中的一种,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2014年10月28日到11月3日,以澳大利亚悉尼加拿大湾市市长为首的代表团访问了包括信阳、洛阳、登封、郑州和开封在内的河南多个城市,笔者有幸作为陪同翻译,全程跟随代表团左右。完成此次口译任务后,笔者了解到了更多河南各地的风俗文化,丰富了口译实践经验,对所学的口译理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专业技能得到了提高,同时能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理论解决出现的问题,自身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升。本文将以笔者在2014年担任澳大利亚代表团访问河南时陪同翻译的经历为基础,以释意理论为指导,分析口译任务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方法。释意理论是口译领域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由法国着名口译研究专家塞莱斯科维奇提出,其核心思想是：译员在翻译的过程不是仅仅停留在语言符号这一表面现象上,而是要抓住语言符号承载的意义。释意理论认为口译不是从源语言到目标语言的单向解码过程,而是一个理解思想和重新表达的动态过程。口译包括三个主要环节,即：源语理解、脱离源语语言外壳和译语重新表达。释意理论在解决跨文化交际出现的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章交代此次口译任务的相关背景信息、任务内容及委托方评价；第二章描述陪同口译的译前准备工作,包括材料准备及心理调整；第三章介绍释意理论的相关内容及其在口译过程中的应用；第四章分析陪同口译任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应对策略,重点分析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问题,以及释意理论在解决跨文化交际问题中的应用。笔者举出此次口译任务中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旅游观光这三个领域里出现的一些案例,详细分析释意理论是如何相应解决这些案例中所出现的实际问题。第五章笔者对此次口译任务进行认真反思,总结从此次口译任务中所得到的相关经验及不足之处,找到相应解决方法,明确今后努力方向。

袁舫^[6]（2014）在《事件结构与介词短语的选择研究》文中提出介词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重点和难点之一。为帮助第二语言学习者快捷、高效地掌握汉语介词的用法，避免产生偏误，学者们从多种角度进行了探索和研究。汉语介词的用法比较复杂，一个介词常兼多种功能。对介词用法梳理得越细，对近义介词辨析得越深入，往往反而使学习者更加不得要领。因此，本文尝试运用事件结构理论从认知的角度来探索介词在句子结构中的规则性，这样做有如下几方面的好处：第一，事件结构理论注重从人们现实生活中对真实事件的认知经验出发，这种经验具有人类共通性，可以避免抽象的语法解释，便于理解；第二，遵循语言使用者的心理现实性探索句子结构的规律，符合第二语言学习者从意义出发进行语言形式配位的心理过程，能够使语法研究真正服务于汉语教学；第三，在事件结构中，事件角色的认定变得相对简单，对同一介词标引的不同语义角色在理解上不易造成困扰。本文主要对一组常用介词“从、自、打、由、自打、自从、从打、打从，在、当、于，至、到”等在表达时间方面的功能进行研究。本研究首先从语料出发对其进行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明确其使用范围和频率；其次对表时介词及其短语在事件结构中的语义功能、表时介词宾语的性质、表时介词框架及其语义等进行细致的描写；然后从介词的时间表达和事件的时间属性之间的关系入手，对表时介词的用法进行辨析和解释；最后，以时间语境表达和时间突显表达为切入点，根据介词短语所表达的时间语义成分在事件结构中的不同突显度，勾画出时间语境表达和时间突显表达的连续统一。本文以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思想为指导，综合运用事件语义理论、意象图式理论、信息结构理论、典型范畴理论、变换分析法等理论和方法，将汉语中常用介词的时间表达功能单独进行研究，避免了同一介词多种语义功能的交叉混杂，同时使介词的不同时间表达功能建立联系，形成系统；将语用学、修辞学中常用的概念“语境”引入汉语语法研究，对介词及其短语在事件的时间表达中的功能进行了系统性的合理解释；本文所确立的表时介词在时间语境表达和时间突显表达上的连续统，以及所进行的表时介词短语在时间语境句和事件突显句中的变换分析可以为对外汉语教学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潘莉^[7]（2013）在《《尚书》文体类型与成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尚书》是中国文化的元典,也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唐代将《尚书》列为五经之首。《尚书》文体是《尚书》研究的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但是对于《尚书》文体的研究一直困扰在六体和十体之争,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本文通过先秦政治制度的设计的详细考察和思考发现,《尚书》由尧舜禹三代和殷商部分和西周部分两块组成。前者为尧舜时代确定的三大礼系之一的纳言,后者为西周礼制的雅言,后代史家称“言为《尚书》”。为文皆具有礼制仪式规范,在直观的六体之外,还有包含性质的文体和影响拓展性质文体,因此构成《尚书》本身文体、包含文体和影响形成文体三个层次计22种文体。《尚书》本身的文体类型有12种,包括书、典、谟、训、诰、誓、命、征、歌、贡、范和刑。这些文体名称直接来自于《尚书》的篇章标题,《尚书》中的篇章充分显示这些文体的思想内涵和文本特点。与其它先秦典籍相比,这是《尚书》在文体方面最为显着的特征。《尚书》包含的文体类型有诗、箴、盟、辞、谚语、册等6种,这些文体上古以来就已经存在,在《尚书》中被直接作为文体概念使用。《尚书》影响形成的文体类型有赞、言、规、戒4种,这些文体在《尚书》文本中还只是以一种行为方式的形式存在,尚未形成固定的文体类别。这些文体类型体现了上古三代社会的礼乐制度、政治制度、文化观念和人文精神。论文还回答了《尚书》文体产生的原因和性质。研究认为,《尚书》中的文体体现了宗教性和政令性合二为一的特征。歌、辞、盟、誓等文体产生于上古社会祭祀天地山川的仪式,而典、册类文体的形成则与殷人祭祀祖先的仪式息息相关；诰、册、命等政令性文体名称的确立与周代完备的史官制度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而“以言成事”的参政制度和宗周社会的“乐语之教”则直接催生了言、讽、诵等文体类型。“记言史书”是《尚书》的整体文本性质。《尚书》是上古三代时期的记言文集,以记载最重要历史人物在重要历史事件中的嘉言懿行,通过对帝王将相等人物的对话和言论的记载,展示了虞、夏、商、周最高统治阶层的思想意识、政治决策及其社会文化内涵,具有典册性质,也就是儒家推崇的王道。关于《尚书》的编订、流传情况,根据先秦时期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引《书》、论《书》、用《书》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与归纳,我们认为,孔子确实对《尚书》作过整理。其目的是备王道典册,与《尚书》的内容正好互相印证。《尚书》文体对后世文体的影响主要是官方文书、文学文体以及史传文学。在官方文书方面,《尚书》文体提供了公文写作的基本范式,开创了后世公文文体的基本形态；在文学文体方面,《尚书》开创了中国散文关注历史、社会和人生的精神传统,并在语言的形式美、“用典”的思维方式等方面对骈文的产生起到一定的孕育作用；《尚书》对古代小说“神道设教”的叙事传统、入话的叙事模式、对话技巧、韵散结合的表达习惯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够从《尚书》文本中找到诗歌、辞赋、戏剧等文体的元素；最后,《尚书》“以史为鉴”的书写精神、多体杂糅的书写体例,“为尊者讳”的不良书写倾向等无不对后世史书和史传文学产生深远影响。

黄秋凤^[8]（2013）在《魏晋六朝饮食文化与文学》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是一个饮食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度，在漫长的时空里，饮食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最早的周汉礼乐文明就是源于饮食。到了魏晋六朝时期，饮食呈现出新风尚，饮食原料更加丰富，饮食结构也变得多元化，且此时的人们更加追求美味，深谙美味，探究美味。在这种新饮食风气的熏染下，魏晋六朝的名士风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进而带动了魏晋六朝文学的发展。这时期饮食文化的发展为魏晋六朝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饮食领域中的许多物种都生动代表和表现出此时的名士风度和文学的典型特征。对蟹的钟爱、对酒的热衷、对茶的回味，对莼菜、羊酪的流连等等，都不约而同地折射出魏晋饮食文化与文学关系的与众不同。不仅文化交流的新物种在诗文中频繁的出现，而且文人的目光还逐渐转向了饮食的器物和食具上，极大促进了这时期咏物诗赋的发展。更值得注意的是，魏晋时期饮食文化的发展还推动了魏晋六朝文学批评进程，尤其是对“味”这个审美范畴的确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诗文品评当中的贵清淡、贵鲜美、贵多样也正是饮食之味相通于诗论、味论的表现，也是味入驻于文学理论的前提所在。魏晋六朝“以味论诗”在经由阮籍、嵇康、刘勰等人的阐述中得以发展，并在锺嵘《诗品》的“滋味说”中取得纯美学的独立意义，对中国美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产生重要的影响。对魏晋六朝文学与饮食文化的探讨，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到了魏晋六朝的风俗人情，体悟到魏晋六朝文学作品中所传达的意味，同时也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了文学创作和饮食文化的双向传播关系。

朱秀敏^[9]（2011）在《建安散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建安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史的一大重镇,关于此时的诗歌、辞赋,学界创获颇多,对建安散文致力相对较少,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文学风格和表现形式,建安散文皆呈现出了新的风貌。本文以严可均所辑《全后汉文》、《全三国文》中的建安单篇文章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文本出发,结合当时的时代文化背景,细致、深入地梳理和探讨建安时期各体文章的创作状况,探究其中的文学思想和时代风尚,力求对其文学史地位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价。本文由绪论部分和七个章节组成。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三个问题:一是本文选题的意义及研究范围,确定了建安散文的起止年代和本文研究的文本内容。二是以时间为序,将建安散文的研究状况作了回顾和反思,分为三个阶段,着力论述第三阶段,即50年代初至今,认为建安散文在文本整理及校注、作家生平、思想及创作等方面的资料已经相当丰富,但是,对建安散文的研究,或局限在三曹、七子等代表作家作品,较少关注其他二三流的作家作品;或从内容角度,专论某家散文抑或综论建安散文;或从文体角度,单论某种或某类文体,研究视角和方法还需进一步拓展和开掘。三是确定本文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以及在考察建安散文的发展及特点的时候,努力遵循的几条原则。第一章介绍了建安散文的创作背景,主要分三个方面论述:一是社会政治背景,建安时期以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政局动荡不安,后期“区宇方辑”,三国分立基本形成,社会秩序较为安定。二是思想文化背景,与政治形势的多变相适应,此时的思想文化也相当活跃。三是建安士风与士人心态,在建安士人身上,既有汉末名士的风流,亦有建安时代造就的通脱。第二、三、四章从文体角度对建安散文进行了分类论述。第二章论及两种目的性、实用性和功利性较强的文体,即下行公文诏令和上行公文奏议。建安时期的诏令风貌多样,曹操的教令清峻通脱,曹丕的诏令典雅清丽,曹叡、孔融、曹植之作也各有特色。章表奏议等文章陈言务实,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或陈政言事,或荐才论人,或劝进辞让谢恩请功,或谈论军事外交,或品文论学,是建安士人积极参政议政的重要体现。此外,建安奏议个性鲜明,理、情并胜,行文严谨,结构严密,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第三章论述了书牍、论说文和序体文。建安书牍情文并胜,既有很强的公文实用性的军政书牍,也有日渐兴盛的披心露性的私人书牍。从题材内容上,军政书牍可分为公务政事类、劝仕荐贤类、劝谏陈请类、外交辞令类、军事檄移类等,私人书牍可分为抒怀写志类、叙事类、品评论议类、状物描景类、戒书类、临终书信等。本文所论建安论说文有以“论”名篇的论文,有以“说”冠名的“说”文,还有以“难”、“答”、“对”名篇的对问体和以“释”、“辩”、“应”为题的设论体等问难类的文章,几乎涵盖了后世文章选集或文体学中罗列的各种论说文体。建安论说文承继两汉,在文学性和论辩技巧上都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它的前后相继促进了正始时期和晋代论说文的繁盛。建安序体文创作大盛,有典籍序、诗序、赋序、碑序、颂序、铭序、哀辞序、诔序、赞序、七序、俳谐文序、关于人物品评的序等十余种。建安时期序体文的大量涌现,既是文章辨体的产物,又是文学自觉意识增强的体现。第四章主要论述了碑诔哀吊、颂赞铭箴等一般以四言韵语为规范体式的文体、杂文以及其他文体。碑文在经历了桓灵之际的兴盛之后渐衰,在内容和功用上,可分为墓葬之碑和纪事铭功之碑,不管是哪一类碑文,作为一种以褒扬功能为主的饰终礼文,在文辞、句式等方面皆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文学化色彩。东汉以来,私谥的盛行和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使建安士人们开始重视诔文中个体哀情的抒发,曹植的诔文堪称其中的代表,他的创作体现出鲜明的私人化和抒情化的特征,亲友的密切关系和叙咏中的骋才抒情使曹植诔文成为寄托个人情感的文人之文。伤悼弱子的哀辞、品今吊古的吊文以及哀策、祭文等伤悼文体,在庄重的述德以外,也开始注重自我哀情的抒发。建安颂文在颂美传统的影响下,虽然仍是“廊庙文学”中政治话语的一部分,但也出现了一些美细物和托物言志的平民化、日常化的作品。作为一种四言为主的韵文形式,建安颂文仍有较强的拟古、崇古风尚,但其语言上的骈俪化和颂序的大量出现,体现了颂文文体的发展变化和各种文体之间的互相渗透和影响。汉末至建安时期,文体的繁富和辨体意识的薄弱造成了一些文体,如赞颂二体的混用。赞美或颂美是赞的后起之意,赞颂二体在形式和功用上的相近造成了它们的混同使用,但二体在文章篇幅、语言风格、内容和文体功能、作者的情感态度等方面仍有不同之处。曹植的《画赞》是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可见的最早的画赞作品。建安赞文在语言形式上皆为四言韵文,且一韵到底,两句为一节奏和停顿,篇幅一般较短,大多为八句,也有六句或十二句者。建安铭文沿承两汉,内容上仍以祝颂和警戒为主,既有诫谏之辞,亦有自警之言。但这一时期的铭文也发生了新变,出现了咏物铭、颂铭、碑铭等一些新的铭文形式,有的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有的与其他文体混合使用,不少铭文呈现出了明显的赋化特征。沿袭两汉,根据箴诫对象的不同,建安时期的箴文仍分为官箴和私箴,此外张紘作有一篇纯粹的咏物箴《瑰材枕箴》,已经完全偏离了箴体劝诫的功用。在杂文及其他文体这部分内容中,论及七体、连珠、俳谐文与“势”文等。第五章论述了建安散文的整体风貌。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文体发展与各体皆工,单篇文章创作日繁,无论从作者人数还是单篇作品的总数,建安文章都较两汉有了很大发展,在出现的40余种文体中,几乎每种文体都出现了较为纯熟的作者和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二是建安散文所体现的时代风尚,包括悲美意识、通过山水之乐传达的自然观与俳谐风尚等。三是人的觉醒下的文的自觉。在动荡的社会现实面前,建安文士视野更加开阔,生活内容更加丰富,情感体验更加细腻,文章创作追求实用与审美的统一,艺术技巧讲求多样化,个体抒情性逐渐增强。第六章主要论述了建安散文中的文学思想。建安时期论文的文章已经较为繁富,虽还未出现系统性的文学评论,但以曹丕《典论·论文》为代表,同两汉相比,建安士人的品藻、评赏已是主动的互相交流、沟通,他们畅谈各体文章,在单篇文章文体大备及各体发展非常成熟的情况下,辨体意识进一步增强。他们或评论文章的功用、价值,或提出一些文学批评的原则,或品评古代及当时的某些文学作品。他们将文学批评当作文学创作的一部分,也是个体生命观、价值观的重要体现。第七章基于前文论述,确定了建安散文的文学史地位。建安散文相对先秦两汉散文,既有承续,又有新变和发展,既“收束汉音”、“兼笼前美”,又“振发魏响”、“作范后来”,开启了魏晋六朝散文新的审美风尚。建安堪称改造文章的时代。

司加飞^[10]（2010）在《从《尚书·酒诰》看中国酒文化之酒禁篇》文中研究表明酒,这个与中华传统文明有着同样历史的独特产物,至今依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提起酒的来源,至今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谯周《古史考》记载:"古有醴酪,

二、我国最早的戒酒令（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最早的戒酒令（论文提纲范文）

（1）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周公《酒诰》:“慎酒立教”与“作稽中德”——酒在上古中国如何被赋予礼法属性与德教功能（论文提纲范文）

（3）西周酒政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4）西周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澳洲代表团访问河南陪同口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6）事件结构与介词短语的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尚书》文体类型与成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魏晋六朝饮食文化与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9）建安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我国最早的戒酒令（论文参考文献）

• [1]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研究[D]. 翟明女. 扬州大学, 2020
• [2]周公《酒诰》:“慎酒立教”与“作稽中德”——酒在上古中国如何被赋予礼法属性与德教功能[J]. 余治平. 孔子研究, 2018(04)
• [3]西周酒政初探[D]. 张雪娇. 山东大学, 2017(09)
• [4]西周文研究[D]. 张宪华. 上海大学, 2017(02)
• [5]澳洲代表团访问河南陪同口译实践报告[D]. 周婧玉. 信阳师范学院, 2016(02)
• [6]事件结构与介词短语的选择研究[D]. 袁舫. 上海师范大学, 2014(05)
• [7]《尚书》文体类型与成因研究[D]. 潘莉. 中央民族大学, 2013(12)
• [8]魏晋六朝饮食文化与文学[D]. 黄秋凤. 上海师范大学, 2013(02)
• [9]建安散文研究[D]. 朱秀敏. 山东师范大学, 2011(08)
• [10]从《尚书·酒诰》看中国酒文化之酒禁篇[J]. 司加飞. 文史知识, 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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