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巴蜀人才兴盛的原因

一、论巴蜀人才兴盛的原因（论文文献综述）

喻芳,蔡里蒙^[1]（2021）在《古代巴蜀才女现象的文化透视》文中研究指明晚唐五代以来"蜀女多才"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古代巴蜀不乏与男性比肩的女才子、女作家,她们在政治、军事、管理、文学等方面具有卓越的成就,展现了巴蜀才女的绝世风采。然而,一个地区才女的大量出现是多方面文化因素影响的结果,对于巴蜀地区而言,神话意识、地理环境意识对于巴蜀才女文化的影响尤其突出。

施昂^[2]（2021）在《晚唐五代词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政局动荡、兵戈不断。在此时代背景下,文人四处游走、被迫迁移,其思想与创作免不了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同时,词作为一种新兴的文本表达体裁,在晚唐五代时期逐渐兴盛。对词学的地理与地域研究的学术史的梳理中可以看到,涉及晚唐五代阶段的研究较少,且鲜少有对此时期的各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作系统探讨。因此对晚唐五代词地理分布的梳理很有必要。本文将在“文学地理学”理论的引导下,尝试对晚唐五代词作地理分布现象的梳理。词人籍贯地与活动地的分布及其所受区域文化,能呈现其时词学版图的静态特征与动态流变,从而在空间上勾联南北,在词史的发展上纵向贯通。全文分为四章。绪论部分首先回顾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及其理论建构,梳理词学研究中有关地理与地域的研究。其次,阐明晚唐五代词的地理分布与区域文化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最后,介绍全文的研究思路、篇章结构与方法。第一章晚唐五代词人的分布。首先,对晚唐五代词人词作的基本情况包括词人名、分属时期、籍贯地、籍贯地的今属地、词人生卒年、所用词调数、所作词作数、词人的徙任地及有关基本情况的备注如所仕政权等进行梳理。其次,分别对其中分属于晚唐和五代的词人的籍贯作地理分布的列表统计。接着,根据词人仕途流徙析出文人流向表,得出其时的词学版图具有扩散性、南方化及都市向心力的特点,从动态上展现晚唐五代词史的发展。并据此,生成其时的五个文学区系六个区域文学中心。第二章晚唐五代词内容的区域分异。分别对隶属于六个区域文学中心即长安—洛阳—开封、敦煌、成都、长沙一江陵、江都一金陵一杭州、长乐一泉州一兴王府的词人的词作内容的地理信息进行分析。在对文本内容的考察中发现同一区域文学中心中本土或移民词人对于都市等外部环境的感知不同,反映在文本上就呈现出了不同的画面,这一现象在西蜀词人中颇为瞩目。从整体上而言,晚唐五代词在内容上涉及到的地理因素除自然地理外,以地区发展为多。第三章晚唐五代词的区域比较。从地理风貌包括地理位置、地形地貌与水文水系、气候特征及以矿产与动植物资源为代表的自然资源等,地区发展如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教育培养与人才选拔、军事制度与城市建设等以及文学文化渊源的传承等方面对晚唐五代词的区域分异结果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发现,地理风貌对词人审美情趣与文学选择有熏染与促成作用;地区发展对词的创作有推动和鼓励作用;文学文化渊源上除了佛、道等思想外,中原大唐气象崇文尚武的余韵、蜀中尚“靡丽”的文学传统、荆楚之地“骚怨”传统的回归与超越、六朝以来江南诗性文化的形成与成熟、闽粤岭南流贬文人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各地呈现出了不同的传承风貌。第四章晚唐五代词的地理意象。由于词人之间存在着交流互动、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接受的历来文化传统的同一性使得词人创作的文本内容呈现出趋同。这种相似与趋同性在地理意象的运用与表达上可以显见。于是将晚唐五代词的地理意象粗分为区域意象和地景意象,试图对这些地理意象的意蕴以及差异进行阐释。区域意象包括边地意象、江南意象与荆楚意象;地景意象包括两大都市意象群即长安—洛阳都市意象群、吴越都市意象群,以及巫山意象。

陈鑫^[3]（2020）在《交通视域下的唐代终南山诗研究》文中认为终南山在唐代毗邻都城,既是天然的地理屏障,又是重要的交通孔道,被唐人视为“国门”,在众多山岳中地位超然。这里的西南面,有子午道、骆谷道、褒斜道沟通着川陕交通,蓝田道沟通着荆陕交通,对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深远。由于此山地当出入京师的要路,所以有很多文武官员或求名文士经过、造访或游历,并创作诗歌,纪实写景,抒情议论,从而对唐诗创作和传播也有维系和促进作用。可以说,有唐一代,终南山的交通与国运兴衰和文学发展联系紧密。因交通而兴起诗歌,经诗歌而反映交通,二者存在互助的良性关系。以终南山交通为背景,横向来看,终南山诗出现了山水、寺观、别业、隐逸、贬谪、行旅等题材,这些题材既说明了唐代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又带给诗人们极大的创作冲动,为了恰如其分地表情达意,诗人们积极地探索着诗歌的艺术表现,然后通过丰富的艺术手法,向我们传达他们幽深细腻的内心世界。从现有的诗作来看,对比与衬托、比喻与象征、地名连用、时空绾合、环境渲染、纪行组诗、数量夸饰、特定意象、以节日题材入诗是用得较多的表现手法。纵向来看,这些题材随着时代的发展,风格表现出明显的演变痕迹:初唐终南山诗偏华丽精美,盛唐偏明丽爽朗,中唐偏质朴写实,晚唐偏哀婉低迷。贯穿整个唐人终南山诗歌的主要心态是恋京、漂泊和隐逸。恋京心态主要源于士人们强烈的功名愿望,漂泊心态主要源于士人们长期的羁旅生活,隐逸心态则主要源于士人们平衡心理的需要。在三大心态的主导下唐人创作出一篇篇风采各异的诗歌,为我国山水文学、行旅文学的重要篇章。这些诗篇的产生和存在,生动表明了名山与都城的互动关系,和靠近都城的名山所特具的文学效应。

赵晨韵^[4]（2020）在《成汉的政权建设研究》文中指出成汉为两晋时期以賨人李氏为首的六郡流民于巴蜀建立的割据政权,为两晋时期南方唯一少数民族割据政权。西晋元康年间,秦、雍二州相继爆发氐人齐万年叛乱与大旱,兵祸天灾相连,大量秦雍二州百姓被迫成为流民,陆续迁徙至巴蜀就食。流民中颇具威望的賨人李氏兄弟被时任益州刺史的赵廞任命收合流民,形成一支流民军。后因侨旧矛盾激化,双方决裂,李特率兵在益州绵竹一带建立了流民军政府,为成汉雏形。光熙元年（公元306年）,李特之子李雄在蜀地天师道首领范长生的支持下称帝,定国号为“成”。咸康四年（公元338年）,李雄堂弟李寿废李雄之子李期称帝,改国号为“汉”。史称“成汉”。成汉为最早建立的十六国之一,深受两晋局势影响同时也对时局与西南历史造成了深远影响,在两晋十六国时期具有重要地位。成汉作为十六国之一,能在巴蜀割据长达四十余年之久,与其进行的政权建设有密切关系。成汉政权存在诸多的复杂关系,如六郡流民与巴蜀士民的侨旧关系、成汉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成汉与两晋政府及其余割据政权的关系以及成汉政权与天师道的关系等。成汉进行政权建设必须要考虑到这些复杂关系,故成汉政权建设既沿袭蜀汉及魏晋制度,也根据实际进行了创新。因内外局势变化,大成国时期与大汉国时期的政权建设也有所不同。大成国早期努力调节各矛盾的政权建设使其能屹立于巴蜀,而大汉国后期失衡的政权建设则加速了成汉的灭亡。成汉的政权建设为后世治理西南地区提供了许多经验,也对时局与西南历史造成了深远影响。

刘烨^[5]（2019）在《陕南古代民族史研究（史前—隋唐）》文中研究表明地处秦巴之间的陕南地区是中国境内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舞台,也曾经是多族群汇聚与交融的区域;这里不仅有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生态景观,更有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区域文化,带有历史上多族群影响的显着痕迹。该地域北靠秦岭,南依巴山,西接陇南,东通江汉;汉江贯穿全境,自古以来就是多文化、多族群的汇聚与交融之所;历史上周边各族群曾交汇于此,华夏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氐羌文化辐凑其间,其民族历史的发展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旧石器时代,陕南围绕着汉水上游和南洛河上游生活的土着是该地区的最早人群。新石器时代早期,发源于黄河流域的文化逐渐南传,作为黄河支流的渭河文化,此时进入陕南并逐渐占据优势地位,从这一变化中即可窥视出当时中原人群在越过秦岭后在陕南地区的文化扩展和族群活动的迹象。至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江汉屈家岭文化的北移,陕南地区显示出黄河流域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相互博弈与融合的文化态势,其背后的原因充分反映出当时北方华夏族群先民与南方三苗族群先民的势力扩张与相互交往在陕南这一地域间的碰撞与交融。先秦时期陕南地区活动的诸多早期民族或族群开始形成并浮出水面,以巴人为主的族群开始出现在陕南汉中与安康盆地的历史舞台上,这一地区的文化因之至今仍带有浓厚的巴文化色彩。部分夏人和商人则相继进入陕南商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土着人群文化的发展。除了巴人外,川西蜀人中的一部分可能在商代晚期进入陕南地区,并在城固、洋县一带与巴人杂居错处,并由于商王武丁的征伐活动而首次出现于历史文献的记载之中。西周是陕南古代早期民族的活跃期。在这一时期,汉水上游一带除了仍有巴人和蜀人活动外,在陕南东部还出现了庸人以及濮人活动的踪迹,他们在周初也均参与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到西周中晚期,周人的势力逐渐衰弱,而活动在江汉平原的楚人的实力逐渐壮大。他们往北进入到丹江上游,逆江而上经过商南、丹凤,到达商州（原商县）一带,占据了原先周人占据的地区,楚人和楚文化在当地逐渐取代周人和周文化。春秋战国是陕南民族的整合与融合时期。频繁的战争和民族迁徙活动,使得这一时期陕南地区的民族构成、分布区域与族际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经过公元前312年的秦、楚丹阳之战,秦国将楚人的势力从陕南东部驱逐出去,并重置汉中郡,从而首次将今天的陕西勉县、留坝以东,干佑河、湖北保康、郧县以西以及珍珠岭以北的岭南地区统一起来,完整意义的陕南就此雏形初现。秦人和秦文化制度从此逐渐在陕南占据主导地位,陕南地区的民族与文化外貌因之发生重大改变。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与发展,以华夏为中心的秦人和汉人逐渐形成,并随着中央王朝统治的深入而扩展到全国的各个区域,促进了各地的民族整合。在陕南东部的商洛地区,华夏族群已经成为当地的主体民族。在汉中的中部、东部以及安康地区,华夏族群大量南下,当地的大部分巴人和蜀人也逐渐汉化。这一时期陕南民族构成方面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氐人与羌人进入陕南,并开始出现在汉中西部地区。东汉时期,陕南地区发生了羌族三次大规模入侵汉中（汉中郡）的事件,对当地的族际关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此外,原本居住在嘉陵江上游和渠江流域一带的賨人（板楯蛮）从秦末汉初开始多次从川东地区向北进入了陕南地区,甚至有部分賨人进入陕南地区后,还向北发展到今甘肃秦安东北一带。三国时期,原先活动在今天的贵州西部、云南以及广西西部地区的僚人也开始进入陕南地区,从而使得这一区域的族群成分更为丰富。魏晋南北朝既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与割据时期,也是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时期;诸少数民族相继走上历史舞台,参与到这一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并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演进、民族分布格局和族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这些政权的统治者大多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所以他们在陕南进出与统治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乃至改变当地的民族分布格局和族际关系。就陕南地区而言,不仅有西北氐族建立的前秦与仇池诸国政权和羌族建立的后秦政权,将氐羌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展到陕南的各个角落;还有西南賨人建立的成汉政权,将賨人、僚人的活动区域深入到汉中腹地;更有匈奴、羯族和鲜卑族建立的各政权通过对陕南的统治,首次将北族和北族文化的影响扩展到陕南地区。在此背景下,氐族、羌族、匈奴、羯族、賨人、僚人和鲜卑等少数民族与当地汉人的交往与交融不断加深,基本在陕南实现了区域性的民族融合。隋唐王朝不仅实现了政治的一统,而且还通过政区建制与羁縻统治等措施进一步巩固了魏晋以来族群融合的成果与局面,陕南各郡县的主要居民已经是经过多族群融合后形成的汉人群体,残存的少数族群则主要生活在陕南西部以及盆地周边偏僻的丛山峻岭之中,影响大不如前。随着氐羌的衰亡,其原居地先后被后起的党项、吐谷浑等所占据;在与隋唐王朝互动的过程中,他们的活动与影响虽也时常波及陕南西部,但多数属扰性质。随着僚人等少数族群的消亡,陕南地区的族际融合在唐代彻底完成;但历史上当地各民族的文化遗产却一直影响至今,他们的活动不仅属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史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为陕南地区独特的区域文化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薛腾飞^[6]（2019）在《两汉至蜀汉时期巴蜀豪族发展及儒学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两汉时期,巴蜀豪族的发展在经过西汉初的初步形成与西汉后期至东汉前中期的稳步发展之后,在东汉后期达到了高潮。蜀汉政权一向以汉朝正统自居,各项社会制度也基本上属于东汉后期的延续,但刘备及其继承者总体上对巴蜀豪族秉持的是名为尊重,实为压制的态度。与曹魏之下的关东豪族和东吴之下的江淮豪族相比,自东汉末年至蜀汉政权时期,巴蜀豪族的发展呈现出一种颓势。大致来说,秦末汉初至元帝以前为巴蜀豪族的初步形成时期,尚处于初创阶段,身份特点较为单一,还没有形成后期那种集官僚、士人、地主、工商豪富等多重身份于一体的典型豪族形态,但已经出现了向此形态发展的趋势。元帝至东汉安帝之前为稳步发展时期,豪族出现的数量增多,速度加快且较为稳步,所出现豪族于时间上的分布也体现出较为均匀的特点。东汉后期为发展高潮时期,此一时期出现的豪族在数量上是前一时期的1.5倍,仕宦地位也远远超越前一时期,位至公卿重臣者屡见不鲜,巴蜀豪族士人开始有意识的按照自己的政治主张积极主动的参与中央事务,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蜀汉时为巴蜀豪族发展的延续及转折时期。一方面,蜀汉政权统治者积极拉拢吸收巴蜀豪族士人,允许其参与政权管理,这大大促进了巴蜀豪族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以严法对其严格管控,这种情况在刘备时期尤为明显。此外,蜀汉统治者不允许巴蜀豪族势力渗入权力核心,严禁其参与中央决策,可视为对其持压制与防范心理。这也使得巴蜀豪族在政治上始终处于较低的地位,无法向更高社会阶层发展,更不能如中原豪族那样朝着士族化的方向逐渐演变。遂彻底失去了与中原豪族相竞争的资本。豪族在官僚化、儒学化和士族化三方面的发展是相互促进,互相融合的,巴蜀豪族的儒学化在豪族发展的三个不同时期表现不同的特点。在初步形成时期,巴蜀豪族儒学化主要由官方所主导的官学教育和一定规模的私学教育,由官僚带动儒学发展。此阶段巴蜀古文化以及荆楚文化在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与碰撞过程中催生出了一批擅长文学的士人,如司马相如、王褒以及不久之后的扬雄等人。在元帝以后的稳步发展阶段,巴蜀豪族官僚化与儒学化之间的互相促进与融合更加明显。与中原豪族交往的逐渐增多,其儒学化发展也日渐成熟,出现了一部分精通儒学的士人,私学、家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他们中的多数并不太热心官场,稍不如意,便醉心于学术或授学,此为这一时期巴蜀豪族儒学化较为明显的特点。东汉中期以后,这一阶段的巴蜀豪族儒学化中,家学传承特点更为突出,部分豪族呈现出数代传经的特征。多数豪族士人一改前一阶段清高心态,而更热衷于将自己所理解的儒家治国理念付诸于实际,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学士人大多官位较为显赫,政治地位较高,呈现出官僚化、经学化与士族化融为一体的鲜明特征。巴蜀豪族的儒学化,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正是古巴蜀文化与中原儒家文化由最初的摩擦、碰撞,到交流、融合,最终融为一体的过程。

涂庆红^[7]（2020）在《清代巴蜀方志文学文献专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代巴蜀方志存量大,文学文献丰富,可分为清本朝和清以前两类。由於清代方志绝大多数为单刻,不存在祖本、校本之分,本朝文学文献在版本、校勘、辨伪、1佚等问题上资料很少。故从目录、校勘、考证方面对巴蜀方志中清以前文学文献进行研究;从编纂、提要、作家部分侧重对明清文学文献进行研究。文学文献散见於方志的各类目中,厘清方志文学文献的分布与存现是研究的基础。从分布来看,巴蜀方志中的文学文献多集中在“艺文志”“经籍志”“金石志”“人物志”“地理志”等五个类目,着录的类型与体例并不一致,文本表现形式也不相同。将巴蜀方志中文学书目与63部目录专书做对比,发现在书目题名与卷帙上均有很多不同。36部同名异作主要是因为不同时代命名方式不同产生,仅1部书题名为记载错误。47部同作异卷是由於误载、重刊、散佚等原因。查阅各类古籍数据库、各大图书馆资源,推断出已亡佚书籍25部,整理出仅存在方志中的明清文学书目474部,可以成为巴蜀文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巴蜀方志书目提要撰写方式有转录前代目录书提要、摘录他书资料形成提要、自行撰写提要等方式。方志书目提要体例上受《文献通考》影响较大,内容上则主要依赖《四库全书总目》。所有府县志中,光绪《井研县志》的提要编纂最为出色,可以成为府县志书目提要编写的典范。巴蜀方志中的作品来源驳杂,部分作品在转录过程中也出现)误、错漏。对雍正《四川通志·艺文志》中的“诗”“赋”部分进行校勘後,共纠正)误73例,其中题名12例,作者10例,内容)误51例。补充脱文18例,考证衍文4例,纠正倒文1例,补充阙文1例。研究中发现方志因袭性强,清代巴蜀方志中的“艺文志”与前代方志及嘉靖《四川总志·全蜀艺文志》有极大的相似性。嘉庆《四川通志·经籍志》中667位本籍作家的时代分布不平衡。宋、明、清作家数量多,但汉、唐、宋作家影响力大。地域分布以川西成都府为分布重心,元代以前川西、川中北作家多,川南、川东较少,明代开始,作家分布开始向川南、川东迁移,地域差异逐渐缩减。作家时代、地域分布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原因,也与刻书、藏书业发展,教育资源及文学家影响力等因素相关。巴蜀方志中书目记载、提要内容、作者相关信息部分与其他书籍记载有差异,对这些差异进行了辨析与考证,纠正了书籍提要、作者籍贯、相关资料中的错误,厘清了各书籍与作品的归属问题。

史欣蔚^[8]（2019）在《云南高氏家族研究 ——基于族谱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族谱对于家族来说犹如正史之于国家,是家族成员追溯祖先历史最为关键的依据。由于族谱记载的内容总是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政治事件、经济活动、文化教育密切相关,因而族谱也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具有重要价值。高氏家族于蜀汉时期移居云南,大理国时期蓬勃兴盛,世代为大理国国相,权重望崇。元、明、清时期,高氏家族也是中原王朝统治云南所倚重的重要力量,改土归流后高氏势力才退出历史舞台。高氏一族自大理国开始,便拥有重位,是少有历经数朝迭兴之余,仍能保持其政治地位与社会威望的世系。本文旨在通过深入挖掘高氏家族族谱,对这样一个在云南历史上有特殊地位家族的发展历史、盛衰演变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反观彼时高氏家族生活地区的社会和历史面貌。首先,本文主要结合族谱资料和文献记载介绍蜀汉时期,南诏大理国时期和元、明、清时期高氏家族的概况,分析高氏家族族谱的修撰情况,简要叙述族谱记载的内容,概括高氏族谱的基本特征。其次,深入挖掘高氏族谱,透过族谱探讨高氏家族势力从弱变强,又从盛转衰的变化过程;与中原内地的接触交流,与白族、以丽江木氏为代表的纳西族、蒙化土官左氏和他留人为代表的彝族等民族先民的交游往来,互动交融;对高氏家族涌现的烈女、节妇、孝女以及族谱中记载的部分从幕后走向台前、对家族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女性人物进行分析。最后,从高氏族谱探究高氏家族对当地社会发展的影响。高氏曾长期统治云南各地,在云南地方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云南社会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发展方面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邓霁月^[9]（2019）在《重庆市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探究》文中认为地名是区域内历史和文化的载体。地名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地名文化保护工作的重要课题。对地名文化遗产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历史考证和地名文化探索,还能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和语言文字研究提供有益参考。本文以重庆市地名文化遗产为考察对象,是对地名文化遗产区域性保护研究的一次尝试。在梳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对重庆地理、历史、地名、地名文化和已评选的地名文化遗产概况进行简要阐述。其次,重庆市主城区街巷名和自然村落名、镇级和县级地名是此次的重点考察对象,在结合重庆历史文化特点的基础上,本文选取地名文化遗产的评价指标、建立评价体系,根据评价指标和体系对所有备选地名进行筛选评价并形成保护名录。再次,本文在分析城市化进程对地名文化遗产影响和借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策略。另外,基于地名标准化角度对重庆地名文化遗产一名多写、重名、更名的不规范现象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建议。最后,本文搜集整理了重庆市主城区消失的老地名名录并分析其消亡的原因、提出保护建议。希望通过此次分析尝试挖掘重庆地名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为重庆市地名文化遗产评价和保护工作贡献绵薄之力。

乔争贞^[10]（2018）在《两汉之际大成政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王莽新朝末年,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各个阶层发生暴动,借助农民起义声势,地方势力也趁机拥兵自起。在西南地区,公孙述假借“辅汉”之名起兵,获得地方豪强的支持后拥兵自立。凭借巴蜀之地沃野千里,物产丰富,人口殷实等优越的社会经济基础,公孙述北据汉中,东守江陵,以西南得天独厚的山川险固为屏障建立大成政权,称帝建制,成为东汉初实力最强的割据势力之一。两汉之际“人心思汉”社会思潮成为民众主流社会意识,与刘秀等汉家政权正统性相较下,处于社会舆论劣势的公孙述以谶纬之说佐证其政权的合法性,冀以感动众心。但后世史学家多对其政权合法性持贬斥之意。公孙述称帝期间,在政治建设、经济改革、军事扩张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巩固其政权。政治上以西汉晚期三公制为蓝本,具置百官,制定礼仪制度。经济上进行改革,废除铜钱,设置铁官钱。但对公孙述铸铁钱的原因、币制及铸地等问题的研究还需更多考古发掘材料的证实。军事上公孙述依据西南地理形势部署东、北两条扩张战略防线。东据扦关,顺长江而下占据江陵,意图荆襄;北守南郑,出汉中,欲攻取三辅之地。而在北路扩张战事的失利后,公孙述后期的军事战略则以消极防御为主。最终,公孙述身死族灭,大成政权被刘秀所灭。究其灭亡原因,最主要归咎于公孙述的军事战略的落空,但亦与其政治经济作为有重要的因果关系。东汉末,巴蜀地区先后历经益州牧刘焉、刘璋父子以及刘备、刘禅父子的割据统治。两汉时期的巴蜀割据政权,皆因社会形势的动乱而成霸业;有着相似的扩张战略,即东跨荆益,北出秦川;以及同样的灭亡命运。而巴蜀割据政权之所以灭亡,未能统一天下,其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地缘政治、主客籍矛盾,统治者政治素养及人才资源等综合国力上的劣势。

二、论巴蜀人才兴盛的原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巴蜀人才兴盛的原因（论文提纲范文）

（2）晚唐五代词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交通视域下的唐代终南山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成汉的政权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陕南古代民族史研究（史前—隋唐）（论文提纲范文）

（6）两汉至蜀汉时期巴蜀豪族发展及儒学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清代巴蜀方志文学文献专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云南高氏家族研究 ——基于族谱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9）重庆市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两汉之际大成政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巴蜀人才兴盛的原因（论文参考文献）

• [1]古代巴蜀才女现象的文化透视[J]. 喻芳,蔡里蒙.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 2021(01)
• [2]晚唐五代词的文学地理学研究[D]. 施昂.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交通视域下的唐代终南山诗研究[D]. 陈鑫. 湖南科技大学, 2020(06)
• [4]成汉的政权建设研究[D]. 赵晨韵.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陕南古代民族史研究（史前—隋唐）[D]. 刘烨.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6]两汉至蜀汉时期巴蜀豪族发展及儒学化研究[D]. 薛腾飞. 河南大学, 2019(01)
• [7]清代巴蜀方志文学文献专题研究[D]. 涂庆红.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8]云南高氏家族研究 ——基于族谱的考察[D]. 史欣蔚. 云南大学, 2019(03)
• [9]重庆市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探究[D]. 邓霁月.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9(02)
• [10]两汉之际大成政权研究[D]. 乔争贞.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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