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Journal of Medical Colleges of PLA Vol 19 2004 Index（论文文献综述）
袁雨航[1]（2021）在《印度现代转型中的乌尔都语身份建构研究（1857-1947）》文中指出语言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工具和形塑人群组织形态的重要力量,也为界定个人身份认同提供了可能的依据。人类社会自发进行的语言改革,可以改变语言本身进而影响世界,而世界的变化也必然伴随着语言的变化。乌尔都语是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主要通行语言之一。现代化进程中乌尔都语的身份变革和印度社会的整体变动息息相关,语言变革彰显了民族属性的标记功能,体现出印度穆斯林精英的政治诉求和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乌尔都语身份变革就是印度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缩影。本文以巴斯尤尼的语言“索引性”理论、杜赞奇的“复刻符号”理论视角切入,探讨印度现代转型期间（1857-1947）乌尔都语的嬗变历程,通过对语言变革和语言使用群体的考察,探讨印度语言现代转型的独特机制,并进一步从语言研究角度出发,探寻印度社会殖民遗留根源及去殖民化的具体途径。本文基于原始文献展开研究,并综合运用文献法、历史研究法和社会语言学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考察。本论文按乌尔都语身份建构的历时性展开,共分为七部分。导言部分介绍选题缘由、研究意义,并对具体概念、研究时段、文献材料组成和研究方法进行界定和说明。第一章考察作为穆斯林标识的乌尔都语身份建构。为维护殖民统治,英国语言研究机构威廉堡学院统一了乌尔都语的口语和书面语形式,并将其界定为一门具有伊斯兰色彩的语言。19世纪下半叶,穆斯林启蒙运动领袖赛义德·艾哈迈德·汗继而通过乌尔都语说理散文创作和公共演讲,将乌尔都语建构为印度穆斯林的身份标识。第二章考察作为标准语言的乌尔都语身份建构。经过19世纪语言身份建构的乌尔都语因伊斯兰色彩备受印度教徒指责。与此同时,该语言本身也需标准化以满足现代社会需求。乌尔都语知识界发起语言标准化运动,进一步保障了乌尔都语在社会各领域的推广和应用,并在标准化措施中,同时关注该语言的印度特性和伊斯兰特性。第三章考察作为通用语言的乌尔都语身份建构。20世纪20年代后,以整个印度次大陆为地理范围的“印度认同”进一步发展成型。知识分子为将乌尔都语推广为印度通用语言,需处理该语言和印度南部语言之间的关系。为此,乌尔都语知识界通过语言史重建,将乌尔都语使用社群从北印度扩展到南印度,为该语言建构起印度通用语言的身份。第四章考察作为科学语言的乌尔都语身份建构。“印度认同”驱使乌尔都语知识分子通过和英语之间的对抗,进一步确立乌尔都语作为一门印度语言进行推广的资格。鉴于科学在印度民族复兴中的关键作用以及英语媒介科学教育的弊端,乌尔都语知识分子继而通过科技术语翻译运动,将该语言推行为科学教育和研究的媒介。第五章考察作为印度民族语言的乌尔都语身份建构。20世纪30年代后,印度政治舞台上的主要矛盾由印英之间的矛盾转移为殖民势力预期撤出下不同宗教社群之间的矛盾。为取得社会、文化和政治主导权,乌尔都语知识分子和印地语知识分子展开印度民族语言之争,并通过联合达罗毗荼语系语言使用社群、盎格鲁印度人社群以及部落社群等为语言推广运动助力。但最终巴基斯坦的成立,使得此推广计划戛然而止。本文通过对现代转型历程中乌尔都语身份建构的考察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乌尔都语身份建构受世界语言变革潮流中“言语中心主义”影响,同时也反映出北印度穆斯林试图通过语言推广运动,在印度由传统社会向民族国家转型进程中争取权力的意图。第二,印度现代转型历程中,乌尔都语基于克里方言、莱赫达诗歌和威廉堡学院创制的口语化散文被重新界定出来,并逐步应用于政治、教育、科学等各领域,其使用人群从北印度扩展到全印度,语言中同时体现出较强的印度特性和伊斯兰特性。第三,历经现代转型的乌尔都语持续在印巴两国国家认同塑造中发挥作用。第四,印度、巴基斯坦国内语言冲突的根源在于难以建构统一的民族认同,未来可尝试跳出英殖民时期建构的范畴和概念,从历史中论证印度文明本身存在的统一性和连续性。
于峰[2]（2021）在《中国红色师范音乐教育研究（1921-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红色师范音乐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师范音乐教育,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师范学校从事革命活动,对师范音乐教育进行了初步摸索。中国红色师范音乐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萌芽期,抗日战争时期的探索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发展期。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呼吁有识之士从事教师职业,对当时教师忽视音乐课程的现象与音乐课程无序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法进行了批判,认为音乐课程在整个师范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创办师范学校,编写师范音乐教材,《小学各科教授法》为主要代表,对唱歌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了阐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红色师范音乐教育进入萌芽期,列宁师范学校与教师训练班广泛设立,师范教育呈现出“四维”结构。师范学校音乐教师队伍有以徐特立、李伯钊等人为代表的海外留学归来的教师,他们把从苏联等国家留学所得介绍到中国,有以石联星、缪敏等人为代表的革命者。师范学校均开设有音乐课程,课外文娱活动与宣传革命与生产的音乐活动丰富。师范音乐教材如闽西列宁师范的《教学法》,永新县寒期教师讲习所的《教学法》,短期列宁师范的《教育大纲》等,对音乐课程的视唱法、听唱法进行了分阶式阐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红色师范音乐教育进入探索期,师范学校的音乐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以抗战为中心,与根据地实际紧密结合。这一时期红色师范音乐教育的特色主要有两点,一是专业音乐教师培养机构的建立,盐阜师范学校音乐组及音乐教师训练班;二是高等学校师范教育院系音乐科的建立,开创了根据地“高等师范”音乐教育的先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红色师范音乐教育进入发展期,这一时期红色师范音乐教育的典型特点是“新型正规化”。在“新型正规化”教育方针的指引下,师范音乐教育朝着“新型正规化”迈进。师范学校加大音乐课程在内的文化课程比重,在学制、课程等方面都力求正规化,在音乐课程教学内容上,以合唱、指挥、器乐、音乐基础知识等为主,与抗战时期以教授抗战歌曲为主形成对比。中国红色师范音乐教育的历史经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得到了传承与发展。重视培养社会需要与素质全面的音乐师资、重视师范学校课外音乐活动与教育实习、重视师范音乐教材建设,师范音乐教育呈现出制度化、专业化、系统化发展趋势。
徐霞[3]（2020）在《《中华健康杂志》与民国医学知识的传播与建构（1939—1949）》文中指出民国以来,西医传播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接受过西医教育的中国知识精英逐渐取代传教士,成为医学传播的主力。医学报刊的宗教色彩明显减弱,文化与教育功能更趋鲜明。1939年8月15日,由中华医学会主办的《中华健康杂志》正式刊行,公共卫生委员会主席黄子方担任该杂志主编。《中华健康杂志》作为近代通俗性医学刊物的典型代表,不仅是这一时期医疗社会状况的历史见证者,同时也是西医传播历程中的长期践行者,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目前学界对《中华健康杂志》尚未进行细致研究,本文以《中华健康杂志》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该杂志的创办始末及人员变动情况,全面把握其刊行状况。同时围绕杂志内容展开分析,探究这一西医科普类杂志的传播方式及特点。本文重点关注杂志中的群体表达,剖析医师作为知识中介者在传播过程中的构建面向,考察民众作为知识接收者的医疗看法与疾病认知,同时思考《中华健康杂志》的社会意义,展现医师群体在战争与经济困难的大环境之下所做出的改变与调适。本文对《中华健康杂志》的研究表明:该杂志的栏目设计与知识呈现,实际上是一系列包括专业与通俗、教育与乐趣、普及与利益等诸多因素之间相互协调、补充的结果,医学知识的专业化与通俗化贯穿杂志发展的始终。在战乱的情势下,预防医学得到重点提倡,医师群体依据社会状况进行调整,提出了健康而又经济的生活方式,为民众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健康指导。另外,医师作为杂志文章的创作主体,在进行医学知识传播的基础上,也试图借助杂志这一宣传平台为自身“正名”,他们一方面着意强调西医的“科学性”特征,为其学科正当性辅以证明,同时从自身角度出发辨析医患纠纷、维护医护人员的合法权利,为塑造现代化的病人而努力。此外,杂志也并没有隐去民众的声音,一系列读者栏目的开设,为民众提供了反馈渠道与发声平台,医患双方相辅相成,最终展现并丰富了民国医学社会化进程的时代内涵。
郭书剑[4]（2020）在《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中国大学人才竞争的主要对象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强势群体亦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作为政府与大学协作的产物,制度化学术精英因拥有经官方认证的学术权威与学术声誉而受到大学的强烈推崇与热烈追求。大学围绕制度化学术精英而展开的人才竞争直接刺激并引发学术精英的流动。某种意义上,制度化精英主义愈兴盛则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而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则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愈频繁。1999年以来,中国大学学术精英在不同地区、不同省市的不同层次大学间进行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大学学术精英在全国的分布格局随各地、各校人才竞争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总体上,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散中有聚”“聚中有散”;以跨域流动为主,但同域流动现象亦值得关注;众多普通院校和地方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具活力的机制、更富成效的举措在学术精英竞争中“异军突起”,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成了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新局面。中国地方政府人才竞争的背后是为经济增长而竞争,更是为政治晋升而竞争。为赢得政治锦标赛,地方政府所出台的人才政策对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具有较强的激发性、引导性与支持性。因地制宜制定人才政策,与时俱进变革人才政策,是地方政府维持人才竞争力、保持人才竞争优势的必要之举。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大学重点建设的逻辑是竞争博弈,而竞争博弈的载体则是学术锦标赛。在市场化大学排名与行政化学科评估的驱动下,中国大学着重以学术管理资本主义的方式吸引海内外学术精英,以不断争取国家的政策关照与政府的重点支持。大学人才竞争所促成的流动,对学术精英学术发展的影响,既有特殊性也存共通性。大部分学术精英流动后的学术生产力、学术影响力和学术竞争力得到提高。这一方面是由于流动对知识生产与创新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则与学术锦标赛密切相关,其不仅驱动大学支持学术精英发展学术,还驱动大学要求学术精英发展学术。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是一个复杂现象。由于学术精英吸收能力的异质性与学术精英竞争优势的可转移性,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对大学发展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可以明确的是,学术精英流入对大学学科发展的积极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学术精英流出对大学学科发展的消极影响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基于此,学术精英流动不应成为大学间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更不应诱致大学间针锋相对的“人才战争”。在面向世界、追求卓越的发展战略下,需要正确理解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以历史的、发展的、全球的眼光认识和体察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所具有的阶段性、特殊性和一般性。这对中国大学全面深刻地了解自己,实事求是地制定科学合理的“双一流”建设目标、采取正确有效的学术精英队伍建设策略至关重要。
邓燕[5]（2019）在《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变迁的视角,纵向考察20世纪上半叶不同历史时期时代主题对历史知识资源的利用及其相互关系,时代主题影响到各时期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实践。爱国与启蒙、救亡图存和争取民族独立是贯穿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在时代主题影响下,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观念经过了转型、变革、多元化和趋向整合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历史教育功能的认识取决于对“历史”和“教育”两者功能和相互关系的现实定位。晚清时期,在改革与革命、爱国与启蒙的时代主题下,“国族主义”成为影响历史教育观念变革的核心因素。史学传统垂训和资治功能在新时期表现出转型特征,清政府、改革派和革命派从不同的角度建构“国族”和促进“群觉”,政事教育、爱国观念传播、启蒙与进步、国族意识培养等成为历史教育观的内涵。民初,塑造共和国民成为历史教育目标的重要内容,历史教育目标呈现出社会本位和学生本位取向,历史教育从“历史”和受教育者本身获得其主体性,更为客观化。民主、共和、平等、科学、民治、实用主义、世界主义等成为影响历史教材内容、历史教学组织形式的思想资源。形塑国民革命记忆是国民革命背景下历史教育观念的主题。革命建国下,随着国家意识的强化,革命的主体及国家性质等问题的讨论使得社会各政治派别和民众历史意识勃发。对“革命”内涵的界定及其历史演变主题的关注反映出各党派和民众最为集中的历史知识诉求。国民党国民政府以革命的历史宣示自身正统地位,塑造历史与三民主义的内在联系。抗战救亡背景下强化民族国家认同和推进抗战动员,是国人对于历史教育使命的认识和实践。民族主义成为支配当时历史教育观念的核心观念,历史教育观念趋向整合,它或重新具备道德训诫色彩、或鼓励忠勇武德、或提倡伟人教育,其虽多元化但统一于民族国家认同的旗帜下。各时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层面的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观念呈现互动图景,探讨两者相互影响的机制,尤有必要。从人类历史经验中挖掘、重塑、融汇创新得来的特定价值或实践经验,与社会政治主题相互生发。新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动员方式得以形塑。某些普适性的价值也通过历史教育进一步传播。古往今来,时代主题对于再现历史表现出浓厚兴趣,并深刻影响到历史话语和历史实践。历史教育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受时代政治和社会文化主题的影响,某些观念成为支配某一时期历史教育观念的核心因素。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历史变迁呈现出特定阶段人们对历史教育功能的不同认识。
陈闯[6]（2019）在《“评法批儒”运动时期的古典学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曾经对当代学术发展产生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评法批儒”运动先后引起了政治史、思想史研究者的瞩目。“评法批儒”是一场在文化领域内展开的政治运动,其在思想层面包含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已为学术界所认识。然而,“评法批儒”时对相关古籍的校注整理及研究究竟有无价值,是否在客观上为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种前期的积累,尚未得到相关研究者认真的对待。“评法批儒”所催生的大量的法家着作注释本的特点如何,那些缘起于“评法批儒”收尾于七八十年代的作品,在相关领域内的学术价值如何等问题,至今还未得到细致梳理与探讨。另外,“评法批儒”作为一代学人成长历程中不能忽视的客观存在,其影响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掉了。有鉴于此,笔者拟在既往政治史研究及思想史探讨的基础上,对“评法批儒”时的“法家”着作的整理与研究情况进行一个初步的梳理与分析。“评法批儒”运动的缘起、发展、落幕及影响等事实的厘清是相关研究开展的基础。九一三事件后,党中央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将政治运动从“批林整风”转向“批林批孔”,折射出批判运动的方向从批“极左”转向批“极右”;又因毛泽东无意将“批林批孔”从意识形态层面发展为串联、武斗等,故运动实施者江青不得不将运动的侧重点转向“评法批儒”。以往,两场运动被视为合二而一的,但实际上二者的发展线索、逻辑、侧重点均不相同。儒法对立的极端化及“影射史学”的滥用,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评法批儒”运动落实到实践层面上,表现为对扩大化的“法家”着作的出版与注释。这项任务并非从事政治运动者所能承担。为此,许多专业人才被召集至各种各样的注释组,以注释佶屈聱牙的“法家”着作,以便在人民大众中普及。作为政治运动的“评法批儒”持续时间较短,但普通学者的注释工作,持续到“文革”以后。因此,“评法批儒”时的“古籍热”,包括运动期间产生的注释本,也包括那些缘起于“评法批儒”,收尾、出版于七八十年代的作品。为注释法家作品,全国范围内组织成立了各种各样“三结合”的注释班子,典型的有南京大学《韩非子》注释组、山东大学《商君书》注释组等等。由“评法批儒”所催生的出版物数量众多,具体而言,官方报刊的文章是研究的政治风向标;各类选注、小册子、活页文选等有重复率高、发行量大、政治色彩浓郁等特点;相较而言,一些学者及“三结合”注释组的作品具有较高学术含量。“评法批儒”激发的“古籍热”,还使法家以外的相关古籍也得以出版。这个另类的“古籍热”现象,是政治运动干预学术的结果,其主观动机与学术无关,却在客观上造就了一些学术成果。“评法批儒”期间,对众多“法家”人物代表作品的注释、研究并不均衡,《商君书》《韩非子》《荀子》《盐铁论》可谓是注释、研究的重中之重。关于《商君书》的研究,学术含量较高的有高亨的《商君书注译》、章诗同的《商君书》、山东大学的《商君书新注》《商子译注》等。其中,尤以高亨之着为代表。高氏此书是其诸子研究系列的延续,也是高氏多年来对《商君书》校勘、注译、研究的汇总。此书在行文上带有一定的时代色彩,但瑕不掩瑜,是《商君书》研究史上绕不开的存在。山东大学《商君书》注释组先后出版《选注》《新注》两书,其后注释组历经“三结合”到“专家组”的转变。“专家组”在前两书基础上编写了《商子译注》一书。关于《韩非子》的研究,代表性的有南京大学的《韩非子校注》《韩非子札记》《韩非子索引》等。“文革”后,周勋初将“评法批儒”时关于《韩非子》的注释成果进行加工、整理,分别以注释组和个人的名义出版了《韩非子校注》和《韩非子札记》两本书。周钟灵等人还编写了《韩非子索引》一书,填补了“韩学”研究的空白。不同于商鞅和韩非,荀子究竟是儒家还是法家曾在历史上引起争议。但“评法批儒”时,荀子因宣扬法后王、讲求革新、强调天人之分、倡导制天命而用之等被视作法家,《荀子》也成为出版界的“宠儿”。《天论》篇因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贴合了运动的主流思想,而在《荀子》的单篇注释中独占鳌头。与《荀子》相关的注释本以章诗同的《荀子简注》及北京大学的《荀子新注》为代表。《荀子简注》因注者遵循古籍校注的基本规范而成为此时期研究的代表,但“简注”体例限制了其对《荀子》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荀子新注》一书的编写启动于1974年,出版于1979年,时代形势的变化使此书褪去了儒法斗争的色彩,学术性得以突显。此书因注释详略得当利于初学,而在时下稍经改写后再版。《盐铁论》因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御史与各郡国的儒生讨论盐铁之利的事,被认为是儒法斗争的代表性事件而受到重视。20世纪前80年的《盐铁论》研究,虽不乏其人,但始终不温不火,“评法批儒”时的研究实为《盐铁论》研究史上低谷中的小“高峰”,但这个小“高峰”的研究儒法斗争色彩较为浓厚。以《本议》篇的注译为例,注译者明显态度偏颇,偏向所谓“法家”桑弘羊一方,声讨贤良、文学一方,相关评论极不客观。“评法批儒”时,法家队伍急剧扩大,柳宗元、王安石、章太炎等都成了“法家”代表。毛泽东“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一诗,造成了《封建论》研究的流行。王安石因“三不足”精神成为北宋的法家代表,其“三不足”精神还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清代以前,王安石因施行变法而“受谤七百有余年”,自清代以来,王安石政治家、改革家的形象才得到世人认可。这种正面评价在“评法批儒”时达到了顶峰,并在1980年代的改革语境下得到延续。“评法批儒”时,邓广铭对其《王安石》一书的失败改写较为引人注目。“文革”后,邓氏又两修此书,造就了其“四写王安石”的学林佳话。章太炎因赞扬秦始皇统一之功,肯定商鞅、韩非等人思想的进步性,认可远藤隆吉“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的观点而被视为“法家”代表。毛泽东布置注释《秦政记》《秦献记》直接导致章太炎研究的“大热”,其中以《章太炎诗文选注》为代表。“文革”后,编注组的朱维铮、姜义华又合力编注了《章太炎选集》一书,深化了“评法批儒”时的章太炎研究。这些缘起于“评法批儒”的学术成果,有一些共性。首先,这些注释本大都选取了可靠的底本,这是它们能够进入后人研究视野的基础。其次,这些注释本整体的校勘成就并不突出,但也有佼佼者如《商君书新注》《韩非子校注》等。第三,这些注释本在注释与今译方面的成就较为突出,对“法家”作品的普及作用重大。第四,这些注释本都包含一个“说明”部分,以对所注释篇章的基本内容与思想进行概括。此部分时代色彩较为浓厚,也是“文革”后重点改写的部分。“评法批儒”为学界带来的最重要的学术遗产,是参与运动的中年专家以特殊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学术种子。这些青年存在两大特点,一是学术上“先天不足”。他们既无家学,也无书可读,“文革”后高校一度停止运转,使他们失去了晋升的渠道。二是处于知识饥渴状态,时刻在寻找各种学习的可能性。“评法批儒”这个荒谬的政治运动却为他们提供了接触、研读古籍的机会,进行了学术基本功的训练。“评法批儒”运动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法家”的研究,但不能忽视的是这些出版物中存在的病态现象:首先,无可避免地带有儒法斗争的分析模式;其次,在文字的表述上充斥着夸张的革命化语言以表明其政治正确性;其三,那些开端于“评法批儒”出版于“文革”后的作品,大都经历了文字的消毒工作,且出版时间愈晚,出版物的学术价值越高。另外,“评法批儒”时,儒、法两家在政治的主导下与此期主流文化形成了一种非正常的共存状态。这种状态随“文革”的结束而终结,但如何理性处理当下政治需求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长久思考的问题。
张家豪[7]（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梁颖[8]（2019）在《补气活血颗粒制备工艺及质量标准研究》文中提出补气活血汤在临床应用多年,疗效确切,该方为经典方剂。由黄芪、当归、川芎、地龙等共计9味中药材组成,为理血剂。主要被应用于各种气虚血瘀症者,如半身不遂、中风等证,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脑血管意外后遗症、小儿麻痹后遗症,以及其它各种原因引起的肢体行动不便。具有活血、益气以及通络之药用功效。本课题拟将通过对一系列的提取工艺的优选,以及对成型工艺进行研究,将汤剂研制成颗粒剂。在维持了处方原有药效的基础上,还具有服用方便、便于携带和贮存等诸多优点。本研究第一部分为补气活血颗粒剂制备工艺研究:考察吸收溶媒量,通过正交试验对制备工艺条件进行优选,选择加水量、提取时间、提取次数为主要考察因素,并且每个因素下分别选取3个水平,分别以浸膏中黄芪甲苷含量和干膏收率为考察指标,选取出最佳适宜的提取工艺条件。确定最佳提取工艺为:加10倍水,提取2次,每次2h;采用乙醇沉淀法进行除杂,以出膏率和黄芪甲苷的含量为指标,得到最佳除杂工艺为将水提液浓缩至相对密度为1.20,加入乙醇并制成含醇量达70%的溶液,静置24h;在制剂成型工艺方面,综合分析提取、浓缩、干燥等各步骤,通过对润湿剂以及多种辅料进行筛选,确定可溶性淀粉:乳糖=3:1为辅料制粒,在65℃干燥4h。并对颗粒性能进行考察,总体制备工艺稳定并且可行,产品质量可靠。第二部分为补气活血颗粒相关方面的质量研究:为了保证补气活血颗粒的质量,使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参照中国药典2015年版四部通则0104项下颗粒剂的检测项目方法,对三批补气活血颗粒中试样品进行相关检查,均符合规定。在本次研究中,对处方中的君药黄芪和丹参以及臣药中的当归做了 TLC定性鉴别,并采用HPLC法建立了制剂中黄芪甲苷、丹酚酸B成分的含量测定方法。结果显示:黄芪甲苷浓度在0.135mg/mL～1.215mg/mL的范围内具有良好线性关系,黄芪中苷含量为1.57mg/g。丹酚酸B浓度在60.8μg/mL～420.0μg/mL的范围内具有良好线性关系,丹酚酸B含量为9.02mg/g。该检测方法准确可靠,为制定制剂的质量标准提供依据,最终建立了有效可行的质量控制体系。第三部分对补气活血颗粒的的稳定性进行考察:受时间限制,只对本颗粒剂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长期稳定性试验和加速稳定性试验考察,其内容主要是按药典相关项下的要求对各项指标进行考察。实验结果表明,被测定的各项指标值均稳定,未产生明显差异变化,经检测全部符合《中国药典》2015年版有关颗粒剂项下的要求,因此判断补气活血颗粒剂质量相对稳定。综上所述,本课题对补气活血颗粒的提取工艺、成型工艺、以及质量标准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研究,并对颗粒的稳定性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考察结果表明:该制剂的的制备工艺稳定可行,质量研究表明稳定性良好,为工厂生产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万祥春[9]（2018）在《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鸦片战争以来,旧中国在近现代历史上落后挨打,饱受列强的反复侵略,其中绝大多数侵略都来自于海洋。中国人民对这些海洋侵略深恶疼绝,对海洋安全的渴求十分强烈,无数仁人志士在反对海洋侵略过程中不断探索和提出了各种海洋安全观,但这些探索受到种种制约,最后都失败了。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布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发生了一系列海洋争端,要实现海洋安全,就必须用海洋安全观来指导海洋安全实践,并在海洋安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更好地促进海洋安全目标的实现。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海洋安全观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实践、发展和完善,不仅有利于实现国家海洋安全,更有利于促进国家总体安全。本论文的研究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概念部分,为论文的研究奠定了概念基础,由第一章构成。安全是指主观和客观上没有威胁、事物保持平稳发展的状态。安全观是指安全主体对自身所面临的客观安全状况和环境的理性认识,是人们关于安全的信念、理想、追求、认识和评价的系统性认知。海洋安全观,是海岛国家和沿海国家对自身所面临的海洋安全状况和环境的理性认识,是涉海人们关于海洋安全的信念、理想、追求、认识和评价的系统性认知。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以海洋共同安全观为核心,由互利共赢的海洋经济安全观、共同责任的海洋政治安全观、共同竞合的海洋军事安全观、共同繁荣的海洋文化安全观和共同家园的海洋生态安全观五个子体系构成。第二部分是理论部分,由第二章构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了西方列强的弱肉强食的海洋争霸安全思想,强调其他国家要获得海洋安全,就必须学习西方一切先进的海洋文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主张中国的海洋安全观以反对西方海洋霸权为主要任务,倡导建立新的海洋安全观。马克思主义海洋安全思想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本研究的理论指南。第三部分是外延体系部分,由第三、四、五、六章和第七章构成。第三章论述了中国积极倡导共同责任的海洋政治安全观,愿意同世界有关海洋国家一起提供海洋公共安全产品,共同担负起维护世界海洋安全的共同责任,并把中国塑造成负责任的海洋政治大国。第四章阐述了互利共赢的海洋经济安全观是指,在海洋经济贸易活动中,中国把既坚决维护我国的海洋经济利益,又能促进各国各地区共同发展,作为处理与各国各地区海洋经贸关系的基本准则和观念。第五章阐释了奉行共同竞合的海洋军事安全观是指在海洋军事安全竞争合作力求双赢,在海洋军事竞争中努力谋求合作;在海洋军事合作中也不完全放弃竞争,通过有限度的海洋军事竞争促进本国海军的健康发展。第六章论述了共同繁荣的海洋文化安全观是指在海洋世纪,中华民族既宣传弘扬民族传统海洋文化,同时,也要不断学习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海洋文化,推动海洋文化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和融合创新,努力促进世界各国各地海洋文化的共同繁荣发展。第七章论述了全球海洋是一个大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一处地方遭到破坏,必然会影响到全世界其他地方。所以,建设共同家园的海洋生态安全观就是全世界国家和人民要团结一致,认识到海洋生态系统是全人类的共同的蓝色家园,我们要像对待自己的家庭一样,共同保护海洋生态系统,把海洋建设成为人类共同的美丽家园。地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水球,各国共有一个海洋。本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海洋安全思想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运用多学科研究的方法,对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为世界海洋安全注入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提倡“中国海洋安全方案”,同世界各国共享海洋安全,具有一定的现实理论和指导意义。
李春亭[10]（2018）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文中提出抗日战争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步伐。抗战期间,云南医疗卫生机构不断扩充,并逐渐覆盖到边远和民族地区,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加之医学院校和卫生人才内迁,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卫生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不同等级的卫生院有了固定的经费投入,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得到一定保障。防疫是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的首要任务,制度建设和环境卫生则是其主要内容。通过构建省县两级卫生组织体系,提高传染病防治水平,宣传卫生知识,开展空袭救护医疗,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支持。国际组织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社会各界捐款捐药、民众积极参与,在战争时期形成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合力。妇幼卫生和学校卫生,取得了难能可贵的进步。卫生政策和法规在实施中,充满了问题和矛盾,经济发展水平低、经费短缺、卫生人才紧缺、政策协调性差、贪污腐化使很多想法无法落到实处,公共卫生建设成效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当时,国家权力意图借助卫生,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效果并不理想。新式的报纸和期刊,在互动中传播了卫生观念。即使西医借助知识和权力,占据了卫生行政与医疗技术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却无法改变中医在医疗市场中的主体地位。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的医疗选择日趋多元,底层民众的健康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14年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公共卫生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绝不是让人满意的。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的卫生健康事业,要坚持健康优先原则,改善医疗卫生设施,培养卫生人才,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优化健康教育,重视调查研究。要在健康扶贫中深化“健康中国”建设,不断提高健康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二、Journal of Medical Colleges of PLA Vol 19 2004 Index（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Journal of Medical Colleges of PLA Vol 19 2004 Index（论文提纲范文）
（1）印度现代转型中的乌尔都语身份建构研究（1857-1947）（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作为穆斯林标识的乌尔都语身份建构 |
| 第一节 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 |
| 第二节 威廉堡学院和乌尔都语的身份建构 |
| 第三节 赛义德·艾哈迈德·汗与乌尔都语的身份建构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作为标准语言的乌尔都语身份建构 |
| 第一节 乌尔都语语言标准化运动的背景 |
| 第二节 乌尔都语推广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乌尔都语的语言标准化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作为通用语言的乌尔都语身份建构 |
| 第一节 乌尔都语知识界的印度认同 |
| 第二节 乌尔都语作为印度南部重要语言的身份建构 |
| 第三节 向印度南部语言社群推广乌尔都语的合法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作为科学语言的乌尔都语身份建构 |
| 第一节 乌尔都语成为科学语言的动机 |
| 第二节 乌尔都语科技术语翻译运动 |
| 第三节 从科学语言到印度民族教育语言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作为印度民族语言的乌尔都语身份建构 |
| 第一节 印度的民族语言之争 |
| 第二节 《威迪亚·曼迪尔方案》中的语言争端 |
| 第三节 印度民族语言之争中的乌尔都语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2）中国红色师范音乐教育研究（1921-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史料来源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选题创新点 |
| 六、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中国红色师范音乐教育溯源 |
| 第一节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教师职责与音乐教学提出要求 |
| 一、推崇教师职业,对教师职责与素质提出要求 |
| 二、倡导教师音乐教学内容与方法须从学生实际出发 |
| 三、批判教师忽视音乐课程之现象 |
| 第二节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提倡师范音乐教育,注重师范生培养 |
| 一、师范教育的特殊性及在乡村教育中的价值 |
| 二、师范学校须凸显师范特色,重视音乐师资培养 |
| 三、师范生须担负双重责任,具备音乐素质 |
| 第三节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创办师范学校,开展课外音乐活动 |
| 一、在师范学校求学与任教 |
| 二、对师范学校进行整顿与管理 |
| 三、在师范学校开展课外音乐活动 |
| 第四节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编写师范音乐教材 |
| 一、师范音乐教材以娱乐性为原则,以音乐教学法为主要内容 |
| 二、《小学各科教授法》唱歌科的教学目的与方法 |
| 三、《小学各科教授法》唱歌科的教材选择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师范音乐教育(萌芽期) |
| 第一节 “四维”师范教育结构的形成 |
| 一、“四维”师范教育结构的提出与构建 |
| 二、“四维”师范教育结构人才培养的不同特点 |
| 三、“四维”师范教育结构下师范学校与教师训练班的开办 |
| 第二节 列宁师范学校的教育宗旨与人才培养模式 |
| 一、培养师资干部的教育宗旨 |
| 二、音乐教师来源与音乐教育活动 |
| 三、学校招生、实习与就业 |
| 四、人才培养的历史局限性 |
| 第三节 列宁师范学校的音乐课程与教材 |
| 一、课程结构与音乐课程设置 |
| 二、编印音乐系列教材 |
| 三、音乐教材中的音乐教学法 |
| 第四节 列宁师范学校开展课外音乐活动 |
| 一、课外音乐活动的组织者—学生团体 |
| 二、开展音乐宣传活动 |
| 三、开展课外文娱活动 |
| 第五节 教师训练班的音乐教学管理 |
| 一、开设教师训练班以短期快速培养师资 |
| 二、教师训练班音乐课程设置与课外音乐活动 |
| 三、教师训练班毕业生进入小学和社会教育组织工作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红色师范音乐教育(探索期) |
| 第一节 抗日民主根据地师范教育的类型与特点 |
| 一、师范学校培养现任与未来师资干部的教育宗旨与教学管理 |
| 二、中等学校附设师范班以培养师资 |
| 三、教师训练班是短期训练师资的“捷径” |
| 四、高等学校教育院系的设立开创了根据地“高等师范”的先河 |
| 第二节 师范学校音乐课程设置 |
| 一、音乐课程设置的“实际性”原则 |
| 二、音乐课程设置的层次性 |
| 三、代表性师范学校班级编制与音乐课程设置比较 |
| 四、音乐课程以抗战歌曲为主的教学内容 |
| 五、中等学校附设师范班音乐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 |
| 第三节 师范学校专业音乐教师培养 |
| 一、音乐教师的来源与代表性音乐教师 |
| 二、毕业生从事学校与社会教育双重工作 |
| 三、培养专业音乐教师的师范学校音乐组与“高等师范”音乐科 |
| 四、鲁艺音乐系毕业生担任音乐教师 |
| 第四节 师范学校开展课外文娱活动 |
| 一、学生团体自我管理的性质与组织构架 |
| 二、学生团体开展课外文娱活动的任务与具体分工 |
| 三、学生团体开展课外文娱活动以活跃校园气氛 |
| 第五节 师范学校开展抗战宣传音乐活动 |
| 一、“一切为抗战服务”方针下的学校抗战宣传工作 |
| 二、利用歌咏与秧歌开展抗战宣传 |
| 三、开展抗战宣传音乐活动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红色师范音乐教育(发展期) |
| 第一节 “新型正规化”教育方针下的师范教育 |
| 一、教育会议对“旧式正规化”教育的纠正 |
| 二、“新型正规化”教育方针要求建立正规化教育 |
| 三、师范教育的“旧式正规化”偏向和“新型正规化”探索 |
| 第二节 “新型正规化”师范教育音乐课程设置 |
| 一、加大文化课程比重是“新型正规化”师范教育的主要特色 |
| 二、师范学校重视包括音乐课程在内的文化课程建设 |
| 三、师范学校音乐课程教学内容的“新型正规化” |
| 第三节 “新型正规化”师范教育课外音乐活动 |
| 一、师范教育要求限制课外音乐活动 |
| 二、对师范教育限制课外音乐活动的批判 |
| 三、师范教育课外音乐活动由限制转为支持 |
| 第四节 “新型正规化”高等师范音乐教育 |
| 一、高等师范教育建设的制度保障 |
| 二、教育方针要求加快高等师范教育建设 |
| 三、高等师范音乐系部建设 |
| 第五节 战时教育方针下的师范音乐教育 |
| 一、战时教育方针要求学校配合战争动员 |
| 二、师范学校音乐课程“酌情”开设 |
| 三、师范学校课外音乐活动为宣传战争服务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红色师范音乐教育的历史作用、特征与经验传承 |
| 第一节 红色师范音乐教育的宣传作用 |
| 一、运用音乐形式宣传战争符合战争环境的要求 |
| 二、运用音乐形式宣传生产保证军民粮食供给 |
| 三、运用音乐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以发动群众 |
| 第二节 红色师范音乐教育培养音乐师资干部的作用 |
| 一、开设师范学校与教师训练班以培养音乐师资干部 |
| 二、师范教育培养音乐师资干部的目标明确 |
| 三、师范教育为根据地培养了急需的音乐师资干部 |
| 第三节 红色师范音乐教育的实用性特征 |
| 一、从实际出发的教育理念 |
| 二、音乐教学内容的实用性 |
| 三、音乐教学方法的实用性 |
| 第四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红色师范音乐教育经验的传承 |
| 一、重视培养社会需要与素质全面的音乐师资 |
| 二、重视师范学校课外音乐活动与教育实习 |
| 三、重视师范音乐教材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附录A:代表性红色师范学校一览 |
| 附录B:报刊所载红色师范音乐教育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3）《中华健康杂志》与民国医学知识的传播与建构（1939—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2 学术史回顾 |
| 2.1 医学史研究 |
| 2.2 近代医学观念研究 |
| 2.3 近代医疗卫生社团、杂志研究 |
| 2.4 关于《中华健康杂志》的研究 |
| 3 资料使用情况 |
| 4 创新之处与研究方法 |
| 4.1 创新之处 |
| 4.2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华健康杂志》概况 |
| 1.1 《中华健康杂志》的创办背景及缘起 |
| 1.1.1 西医群体与近代医学知识的传播 |
| 1.1.2 医学社团与专业医刊的发展 |
| 1.1.3 中华医学会与《中华健康杂志》的创办 |
| 1.2 《中华健康杂志》的创刊与宗旨 |
| 1.3 《中华健康杂志》的发行概况 |
| 1.3.1 酝酿与发展:初创时期的《中华健康杂志》 |
| 1.3.2 责任与担当:沦陷时期的《中华健康杂志》 |
| 1.3.3 复兴与坚持:战后的《中华健康杂志》 |
| 1.4 《中华健康杂志》编撰群体介绍 |
| 1.4.1 杂志主编群体介绍 |
| 1.4.2 杂志作者群分析 |
| 1.5 《中华健康杂志》的经费来源 |
| 1.6 出版环境对杂志定价的影响 |
| 第二章 《中华健康杂志》的营销策略与编辑特色 |
| 2.1 杂志的营销与设计风格 |
| 2.1.1 杂志的宣传营销手段 |
| 2.1.2 封面的设计与变化 |
| 2.1.3 杂志广告的刊登情况 |
| 2.2 杂志传播的内容特征 |
| 2.2.1 医学知识的通俗化传达 |
| 2.2.2 医学内容的专业化保持 |
| 2.3 杂志中的故事文本探析 |
| 2.3.1 多样化的故事形态 |
| 2.3.2 故事中作者的价值倾向 |
| 第三章 《中华健康杂志》的健康关怀 |
| 3.1 聚焦热点:为社会“开药方” |
| 3.1.1 备受关注的传染病防治 |
| 3.1.2 妇婴健康的着重强调 |
| 3.1.3 工人疾病与社会保障 |
| 3.2 立足实际:经济视域下的健康生活建构 |
| 3.2.1 预防医学:社会生活中的经济考量 |
| 3.2.2 困难条件下的营养问题 |
| 第四章 《中华健康杂志》中的“医患”表达 |
| 4.1 文化的中介者:医师的塑造与表达 |
| 4.1.1 “伪科学”的中医与“科学”的西医 |
| 4.1.2 塑造“合格”的病人 |
| 4.1.3 维护神圣的医护形象 |
| 4.2 文化的接收者:杂志读者的反馈与建议 |
| 4.2.1 《中华健康杂志》的读者特征 |
| 4.2.2 读者栏里的社会镜像 |
| 4.3 何为“健康”:医患群体共同的“健康”塑造 |
| 4.3.1 医师的专业化建构 |
| 4.3.2 病患的经验性传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核心概念 |
| 三、文献述评 |
| 四、理论基础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生成 |
| 第一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及其内涵 |
| 一、何谓制度化精英主义 |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文化生态 |
| 第二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历史溯源 |
| 一、前制度化精英主义时期 |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萌发与成长 |
| 三、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成熟与定型 |
| 四、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形变与转型 |
| 五、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新发展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制度化与制度化学术精英 |
| 一、人才计划:制度化学术精英的“温床” |
| 二、多元互动:制度化学术精英的生成 |
| 三、被接受的制度化:学术精英与学术共同体 |
| 第二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概况与特征 |
| 第一节 “两院”院士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二节 “长江”“杰青”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三节 “四青”人才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四节 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整体概况与主要特征 |
| 一、整体概况 |
| 二、主要特征 |
| 第三章 政策驱动与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人才竞争 |
| 一、为经济增长而竞争 |
| 二、创新驱动与经济发展 |
| 三、政策激励与人才竞争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一、部分省级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二、部分非省会中心城市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三、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主要特征与革新空间 |
| 第三节 人才政策与学术精英流动 |
| 一、学术精英是人才政策的重要对象 |
| 二、人才政策势差客观存在 |
| 三、人才政策效力有弱化风险 |
| 第四章 锦标赛制与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一节 学术锦标赛与大学排名 |
| 一、大学为何参与学术锦标赛? |
| 二、大学如何提升大学排名? |
| 第二节 大学声誉竞争与学术精英流动 |
| 一、大学学术精英的市场需求度 |
| 二、大学竞争学术精英的策略 |
| 三、大学引才策略对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竞赛型流动及其效益 |
| 一、学术精英学术流动的效益 |
| 二、学术精英行政调动的效益 |
| 三、竞赛型流动与学术精英发展 |
| 第五章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 |
| 第一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入大学的影响 |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出大学的影响 |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的理论分析 |
| 一、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
| 二、学术精英吸收能力及其异质性 |
| 三、学术精英竞争性优势的可转移性 |
| 第六章 关于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反思 |
| 第一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 |
| 一、深化改革促进的高等教育自主化 |
| 二、快速发展推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与一流化 |
| 三、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及其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特殊性 |
| 一、人才计划支配的学术精英流动 |
| 二、事业单位制异化的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三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一般性 |
| 一、世界一流大学运动与中外大学学术精英流动 |
| 二、加快推进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国际化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发表情况 |
| 后记 |
（5）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观 |
| 第二节 论文概念的界定及研究取向 |
| 一、关于“时代主题”概念 |
| 二、关于“历史教育”概念 |
| 三、关于“历史教育观念” |
| 第三节 相关学术史回顾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创新点和意义 |
| 第一章 建构国族：20世纪初历史教育观念的转型 |
| 第一节 经史为本与王朝新政：中体西用的历史教育观念 |
| 一、政事学：史为资治 |
| 二、考治求兴：清政府历史教育中的进化逻辑 |
| 第二节 改革派与西方史政视域下的现代国家政治启蒙 |
| 第三节 革命派与“民族主义”历史意识的塑造 |
| 第四节 国族意识与促进群觉：历史教育重心的变化 |
| 第二章 塑造国民：再造共和与民初历史教育观念的变革 |
| 第一节 民初教育思潮的激荡与历史教育观念的革新 |
| 第二节 共和基础：“民史”教育与科学、民主等价值渗透 |
| 一、学生本位、社会本位：“民史”教育与科学观念 |
| 二、平民主义与历史教育内容的生活化 |
| 三、文化史观：“民主”与“平等”的历史编纂视角 |
| 第三节 共和国民资格：历史教育中“公民教育”的价值发现 |
| 一、历史教育与“爱国”观念建构 |
| 二、历史教育与共和国民的养成 |
| 三、历史教育与“世界意识”的培养 |
| 第三章 形塑革命记忆：国民革命与历史教育观念的多元竞争 |
| 第一节 重建国家主体性：国家主义教育思潮与历史教育 |
| 第二节 革命与阐释：历史意识及史观竞争 |
| 一、唯物史观与革命的历史意识塑造 |
| 二、历史阐释的竞争——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 |
| 第三节 中外革命经验与改编：通俗史学与多样政治诉求 |
| 一、革命史的塑造与社会运动史的传播 |
| 二、“弱小民族”叙事与民族独立历史意识的表达 |
| 第四节 革命与正统：三民主义与历史的内在统一性塑造 |
| 第四章 强化民族国家认同：抗战时期历史教育观念的整合倾向(上) |
| 第一节 民族历史文化认同——民族主义与历史教育 |
| 一、民族主义：现实需要与历史教育的强化 |
| 二、对他国历史教育观念和实践的借鉴 |
| 三、历史教育与民族性 |
| 四、侧重本国史：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宣扬 |
| 第二节 民族目标认同——民族复兴与历史教育 |
| 一、阐扬国荣：民族复兴目标下的学校历史教育 |
| 二、纪念国耻：历史创伤与民族复兴意识的激发 |
| 三、树国榜样：民族独立运动、复兴史的宣传教育 |
| 四、殊途同归：“民族解放”与中共革命史塑造 |
| 第三节 国族认同——历史教育与边疆的再建构 |
| 一、历史教育视角：成为问题的边疆 |
| 二、专门化课程：“边疆”与“民族”的历史建构 |
| 三、求同抑异：在地化的边疆历史教育观 |
| 第五章 推进抗战动员：抗战时期历史教育观念的整合倾向(下) |
| 第四节 国防动员与历史教育 |
| 一、国防动员：“备战历史教育” |
| 二、坚持抗战：反帝反投降的历史教育观 |
| 第五节 民众动员与历史意识塑造 |
| 一、民众认知需求维度：民众历史意识引导 |
| 二、民众知识普及维度：社会化历史教育的形式和途径 |
| 三、民众政治觉醒维度：群众史观与“人民”为主体的叙事 |
| 四、民众使命意识维度：“人民代表民族”与中共的历史意识塑造 |
| 五、互动中的塑造：历史哲学化与民众历史认知需求 |
| 第六章 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互动微观考察—以英雄人物教育观演变为例 |
| 第一节 晚清民国教科书中历史人物编写概况 |
| 第二节 “人的隐退”：民初历史教育观念的一种趋向 |
| 第三节 抗战动员与英雄、伟人教育观的凸显 |
| 第四节 英雄人物叙事策略与社会、政治诱因 |
| 余论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历史教育的价值诉求 |
| 第一节 作为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教育 |
| 第二节 作为政治动员工具的历史教育 |
| 第三节 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观念变迁 |
| 一、时代主题变迁与历史教育观念的特征 |
| 二、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变迁的评价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6）“评法批儒”运动时期的古典学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的难点、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评法批儒”运动的缘起与发展 |
| 第一节 从“批林整风”到“批林批孔”的转变 |
| 一、从批“极左”到批“极右”:“批林”与“批孔”的联合 |
| 二、晚年毛泽东扬法抑儒观念的形成 |
| 三、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林彪与孔孟之道》 |
| 第二节 “评法批儒”运动的开展 |
| 一、专注意识形态领域革命:“批孔”转向“评法” |
| 二、“法家”人物谱系的确立 |
| 第三节 “评法批儒”的影响 |
| 一、儒法对立的极端化 |
| 二、“影射史学”的滥用 |
| 第二章 “评法批儒”运动时的“古籍整理热” |
| 第一节 法家着作注释出版规划座谈会激发的古籍注释热潮 |
| 一、遍地开花的校注组 |
| 二、校注组的运行体制 |
| 第二节 法家相关着作的喷涌 |
| 一、古籍及相关研究着作的出版 |
| 二、法家着作选注及数量庞大的小册子 |
| 三、活页文选的大规模发行 |
| 第三节 法家之外的古籍整理 |
| 一、“批儒”作品的盛行 |
| 二、儒、法“同盟军”作品的大量面世 |
| 第三章 法家着作的整理与研究(上) |
| 第一节 《商君书》研究 |
| 一、名目繁多的《商君书》出版物 |
| 二、从三结合到专家组:山东大学《商君书》注释组的变迁及研究 |
| 三、高亨及其《商君书》研究 |
| 第二节 《韩非子》研究 |
| 一、韩学:子学研究的热点 |
| 二、《韩非子校注》的成就及失误 |
| 三、“韩学”研究的遗产——以《韩非子札记》与《韩非子索引》为中心的探讨 |
| 第四章 法家着作的整理与研究(中) |
| 第一节 喧嚣一时的《荀子》研究 |
| 一、《荀子》相关出版物及特点 |
| 二、章诗同《荀子简注》评析 |
| 三、《荀子新注》的成就与失误 |
| 第二节 备受瞩目的《盐铁论》研究 |
| 一、“评法批儒”时《盐铁论》研究的“高峰” |
| 二、“儒法斗争”色彩浓厚的《盐铁论》研究 |
| 三、《本议》篇注译的偏颇态度 |
| 第五章 法家着作的整理与研究(下) |
| 第一节 “评法批儒”催生的《封建论》研究 |
| 一、《封建论》研究的流行 |
| 二、没有代表作的“扭转期” |
| 第二节 “三不足”精神与王安石研究 |
| 一、为荆公辩诬:李绂、蔡上翔着作的大量发行 |
| 二、众多出版物合力:王安石改革者正面形象的塑造 |
| 三、一次失败的改写:邓广铭的《王安石》 |
| 第三节 章太炎研究的开展及推进 |
| 一、“评法批儒”时的章太炎研究热 |
| 二、章太炎着作编注组及《章太炎诗文选注》 |
| 三、朱维铮、姜义华等人的章太炎研究 |
| 第六章 “评法批儒”运动的学术遗产及反思 |
| 第一节 政治运动的学术遗产 |
| 一、“法家”研究的成就 |
| 二、由“评法批儒”开启的若干研究领域 |
| 第二节 政治风潮中的学术种子:中青年一代的成长 |
| 一、古籍注释的中坚力量 |
| 二、学术青年的成长 |
| 第三节 学术视角下“评法批儒”运动的反思 |
| 一、“法家”研究扩大化的歧途——以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为中心的探讨 |
| 二、政治批判对古籍校注的渗透 |
| 三、“革命”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共存 |
| 结语 |
| 附录: “评法批儒”产生的相关作品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学术前史 |
| (一) 关于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论性研究 |
| (二) 大学个案及专题研究 |
| (三) 关于国立山东大学的研究 |
| (四) 对已有成果的检讨及本选题努力的方向 |
| 三、写作视角和方法 |
| (一) 选题的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三)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山东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及国立山东大学的源起 |
| 一、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 |
| (一)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变迁—以济南、青岛两地为例 |
| (二)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现象之成因 |
| 二、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及更名国立山东大学 |
| (一) 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
| (二) 具体建校工作 |
| (三) 国立山东大学的定名 |
| 三、山东大学起源考辩 |
| (一) 山大校史的阐释史 |
| (二) 编写校史的争议与山东大学校史起点的考订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1930-1937) |
| 一、山大与中央及地方政府关于经费及科系设置问题的博弈 |
| (一) 杨振声掌校时期的山大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
| (二) 1932年后政府与校方的合作与分歧 |
| (三) 学校经费的争取 |
| 二、办学方针与学校建设 |
| (一) 办学方针 |
| (二) 营建方面 |
| (三) 设备方面 |
| (四) 院系建制 |
| (五) 师资延聘 |
| (六) 校务行政 |
| 三、战前山大的教学与日常生活 |
| (一) 战前山大招生与教研工作 |
| (二) 青岛环境与山大学生日常生活 |
| (三) 对于“新月派”和“大同盟派”几个问题的澄清兼谈山大教员群体之交往 |
| 四、战前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反甄别运动的波澜 |
| (二) “九·一八”后的赴京请愿 |
| (三) 1932年的“六月风波”与杨振声的黯然下台 |
| (四) 学运低潮期的活动(1932-1936) |
| (五) 山大学生响应北平“反对华北自治化”学运及其解决 |
| (六) 山大的风潮之特殊性与得失 |
| 小结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与国立山东大学的停办及复校 |
| 一、鲁青地区的沦陷 |
| 二、国立山东大学的西迁与停办 |
| 三、鲁殿重光——艰难复校的历程 |
| (一) 山大解散后争取复校的工作与复员政策的确立 |
| (二) 复校工作的具体开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后山大的恢复与重整(1946-1949) |
| 一、“祸乱边缘的都市”——内战中的鲁青地区 |
| (一) 国民党接收青岛后的内外局势 |
| (二) 美国势力在青岛 |
| (三) “难民城”和“乞丐市” |
| (四) 经济问题 |
| (五) 青岛市政府甄审政策的失误 |
| 二、经费与学校的恢复建设 |
| (一) 校舍与设备的扩充 |
| (二) 教员的招聘与薪资 |
| (三) 行政组织的完善 |
| (四) 院系建制的扩充 |
| 三、战后山大的教学与师生的日常生活 |
| (一) 学生的招收与救济 |
| (二) 日常教学与测验 |
| (三) 校内的社团及课余活动 |
| (四) 社会服务工作 |
| 四、战后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复员初期的预备工作及“六·二”运动 |
| (二) “六·二”运动后的蓄势待发(1947年6月-1948年秋) |
| (三) 特刑庭事件及教师第二次罢教 |
| (四) 护校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国立山东大学发展的困境 |
| 一、“中心”地区国立大学的发展优势 |
| (一) 政治中心及次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 经济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三) 文化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另一所地方性国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的机遇 |
| 三、国立山东大学的发展困境及其成因 |
| (一) 演变态势与发展困境 |
| (二) 成因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8）补气活血颗粒制备工艺及质量标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中药复方颗粒研究现状 |
| 1.1.1 制备工艺研究现状 |
| 1.1.2 中药复方质量控制研究现状 |
| 1.2 组方中各药材研究现状 |
| 1.2.1 黄芪的研究进展 |
| 1.2.2 当归的研究进展 |
| 1.2.3 赤芍的研究进展 |
| 1.2.4 红花的研究进展 |
| 1.2.5 川芎的研究进展 |
| 1.2.6 丹参的研究进展 |
| 1.3 本文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1 课题来源 |
| 1.3.2 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3 课题的主要实验内容 |
| 2 补气活血颗粒工艺研究 |
| 2.1 引言 |
| 2.2 仪器与试剂 |
| 2.2.1 实验仪器 |
| 2.2.2 实验试剂 |
| 2.3 实验方法 |
| 2.3.1 提取工艺研究 |
| 2.3.2 纯化工艺研究 |
| 2.3.3 成型工艺研究 |
| 2.3.4 中试验证试验 |
| 2.4 实验结果 |
| 2.4.1 补气活血颗粒提取工艺研究 |
| 2.4.2 补气活血颗粒纯化工艺研究 |
| 2.4.3 补气活血颗粒成型工艺研究 |
| 2.4.4 补气活血颗粒的制备工艺的确定 |
| 2.4.5 中试验证试验结果 |
| 2.5 本章小结 |
| 3 补气活血颗粒质量标准研究 |
| 3.1 引言 |
| 3.2 仪器与试剂 |
| 3.2.1 实验仪器 |
| 3.2.2 实验试剂 |
| 3.3 实验方法 |
| 3.3.1 性状 |
| 3.3.2 薄层鉴别 |
| 3.3.3 检查 |
| 3.3.4 丹酚酸B含量测定 |
| 3.3.5 黄芪甲苷含量测定 |
| 3.4 实验结果 |
| 3.4.1 补气活血颗粒的性状检测 |
| 3.4.2 补气活血颗粒的薄层鉴别 |
| 3.4.3 补气活血颗粒的检查 |
| 3.4.4 补气活血颗粒丹酚酸B的含量测定 |
| 3.4.5 补气活血颗粒黄芪甲苷的含量测定 |
| 3.5 本章小结 |
| 4 补气活血颗粒初步稳定性研究 |
| 4.1 引言 |
| 4.2 仪器与试剂 |
| 4.2.1 实验仪器 |
| 4.2.2 实验试剂 |
| 4.3 实验方法 |
| 4.3.1 长期稳定性试验 |
| 4.3.2 加速稳定性试验 |
| 4.4 实验结果 |
| 4.4.1 长期稳定性试验 |
| 4.4.2 加速稳定性试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 讨论 |
| 5.1 提取纯化工艺的研究 |
| 5.2 颗粒成型工艺的研究 |
| 5.3 质量标准的研究 |
| 5.4 稳定性考察的初步研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由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四、研究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 五、论文研究逻辑框架 |
| 第一章 安全与安全观概论 |
| 第一节 安全相关概念与安全类型 |
| 一、安全的概念与重要性 |
| 二、安全化与安全困境 |
| 三、永久和平——安全的理想状态 |
| 四、安全类型 |
| 五、实现安全的实力途径 |
| 第二节 安全观及其类型 |
| 一、安全观的含义 |
| 二、安全观的类型 |
| 三、海洋安全观、陆地安全观、天空安全观 |
| 四、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含义和建构原则 |
| 五、海洋共同安全观——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核心思想 |
| 六、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外延体系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海洋安全观及其中国化 |
| 第一节 海洋经济思想的持续发展 |
| 一、海洋新航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加速器 |
| 二、对外开放的海洋经济政策 |
| 三、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海洋开放战略 |
| 四、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和科技 |
| 第二节 海洋政治思想的不断深化 |
| 一、和平利用黑海海峡,争取国际和平环境 |
| 二、反对美国干涉西太平洋的海洋外交政策 |
| 三、经济优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外交政策 |
| 四、和谐海洋思想 |
| 第三节 海洋军事思想的连续演进 |
| 一、机器大工业实力是海洋暴力的本质 |
| 二、海军建设必须服从经济建设 |
| 三、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不懈追求 |
| 第四节 海洋文化思想的不断深化 |
| 一、对中国大陆文化的深刻剖析和前景展望 |
| 二、反对海洋殖民文化,倡导新民主义文化 |
| 三、海洋文化交流中打赢没有硝烟的战争 |
| 四、倡导海洋文化多样化,维护文化安全 |
| 第五节 海洋生态文明思想的不断提升 |
|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中蕴含的海洋生态思想 |
| 二、绿化海岸线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思想 |
| 三、依法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
| 四、保护海洋环境的力度不断加大 |
| 五、建设美好海洋家园 |
| 第三章 塑造共同责任的海洋政治安全观 |
| 第一节 海洋政治安全是海洋安全观的集中体现 |
| 一、优良海洋政治政策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 |
| 二、海洋政治确立了中国海洋安全的目标 |
| 三、海洋政治影响海洋文化的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海洋政治安全面临的错综复杂形势 |
| 一、海洋世纪带来的安全冲击 |
| 二、错综复杂的海洋划界争端 |
| 三、激烈交锋的海洋政治安全观 |
| 第三节 构建共同责任的海洋政治安全体系 |
| 一、构建海峡两岸政治安全共同体 |
| 二、近睦远交的海洋安全外交观 |
| 三、倡导亚洲海洋新安全观 |
| 四、构建海洋政治共同安全机制 |
| 五、以海洋法公约为基础共同维护各方海洋权益 |
| 第四章 构建互利共赢的海洋经济安全观 |
| 第一节 海洋经济是海洋安全的基础 |
| 一、海洋经济是海权的推进器 |
| 二、海洋经济是海洋政治议题的推动器 |
| 第二节 中国海洋经济安全的现状 |
| 一、中国经济对海外资源的依赖不断上升 |
| 二、海洋航线成为中国经济的生命线 |
| 三、大而不强的海洋经济 |
| 第三节 积极实施互利共赢海洋经济策略 |
| 一、建设互利互惠的蓝色粮仓 |
| 二、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是实现互利共赢的基础 |
| 三、构建互利共赢的海洋贸易体制 |
| 四、发展互利合作的南北极海洋事业 |
| 五、共同开发新能源科技解决海洋能源运输安全问题 |
| 六、一带一路倡议是互利共赢海洋安全观的集中体现 |
| 第五章 奉行共同竞合的海洋军事安全观 |
| 第一节 海军是海洋安全的战略保障 |
| 一、海军是海外经济利益的坚强保障 |
| 二、海洋军事外交是外交的有效形式 |
| 三、海军是保护黄金海岸的移动钢铁长城 |
| 第二节 中国海洋军事安全面临的挑战 |
| 一、陆缓海急的总体安全形势 |
| 二、中国海军建设面临的不足 |
| 第三节 建设共同竞合的强大海军 |
| 一、世界海洋安全的共同维护者——中国海军的世界定位 |
| 二、近海防御、远洋防卫的战略 |
| 三、海军高新技术是维护共同海洋安全的第一战斗力 |
| 四、海军人才是实现共同竞合安全观的第一资源 |
| 五、战训合一的训练体制是共同竞合安全观的强大保障 |
| 第六章 倡导共同繁荣的海洋文化安全观 |
| 第一节 海洋文化是海洋安全观的软实力 |
| 一、海洋文化是海洋强国的重要标志 |
| 二、海洋文化是海洋军事安全的导航灯 |
| 三、海洋文化是海洋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 |
| 第二节 中国海洋文化面临的挑战 |
| 一、陆主海从的传统文化特征 |
| 二、海洋文化历史虚无主义的冲击 |
| 三、西方海洋文化冲击的威胁 |
| 第三节 促进海洋文化共同繁荣的新举措 |
| 一、用海洋传统文化增强海洋文化吸引力 |
| 二、以海洋文化自强推动海洋文化共同繁荣 |
| 三、积极实施共同繁荣的海洋文化开放战略 |
| 第七章 建设共同家园的海洋生态安全观 |
| 第一节 海洋是人类未来的宝藏 |
| 一、海洋是人类未来的重要富源 |
| 二、海洋是全球气候调节器 |
| 三、海洋是生命的摇篮 |
| 第二节 我国海洋生态环境安全现状 |
| 一、近岸海域污染严重,海水水质恶化 |
| 二、部分珊瑚礁面临灭绝危机 |
| 三、近海生物多样性减少,海岸侵蚀状况严重 |
| 第三节 共同保护和建设美丽海洋家园 |
| 一、坚持依法治海、规划用海 |
| 二、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 |
| 三、划定并严守海洋生态红线 |
| 四、建设海洋生态命运共同体 |
| 五、建立严格的海洋生态政治制度 |
| 结语: 海洋安全观为海洋强国保驾护航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海洋意识调查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10）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与现实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国外医疗史研究概况 |
| (二) 国内医疗史研究概况 |
| (三)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研究概况 |
| 三、概念与论域界定 |
| (一) 公共卫生 |
| (二) 研究的时空断限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资料概况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因势而动: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因应 |
| 第一节 近代公共卫生建设的时代背景 |
| 一、自知者“明”:中国人眼里的“不卫生”状况 |
| 二、旁观者“清”:西方人记述的“不卫生”形象 |
| 三、医疗与救国的想象 |
| 第二节 20世纪初至抗战前云南卫生概观 |
| 一、“积弱”的边疆云南 |
| 二、“瘴气”的区域影响 |
| 三、疫病的传统应对 |
| 第三节 近代云南公共卫生事业的开端 |
| 一、清末民初云南医疗卫生的革新 |
| 二、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发展 |
| 三、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规模粗具: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组织体系的形成 |
| 一、卫生行政体系的变革 |
| 二、公共卫生人才的培训 |
| 三、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的构建 |
| 第二节 地方公共卫生的运作 |
| 一、经费保障 |
| 二、业务开展 |
| 第三节 卫生法规的制定与实施 |
| 一、卫生法规的制定 |
| 二、卫生法规的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救死扶伤:疫病防控与空袭救护 |
| 第一节 疫病防控 |
| 一、疫病的流行:抗战时期云南传染病的流布 |
| 二、官方的措施:构建防疫体系 |
| 三、民间的应对:以1942年呈贡县霍乱防治为例 |
| 第二节 空袭救护与毒气防御 |
| 一、空袭救护 |
| 二、毒气防御 |
| 第三节 战时卫生资源的整合 |
| 一、由外而内:国家卫生的在场 |
| 二、人道主义:国际力量的援助 |
| 三、无问西东:社会资源的整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日新月异:公共卫生服务的深入 |
| 第一节 清洁:公共空间的卫生治理 |
| 一、城市公共空间的更新 |
| 二、基层环境卫生的改善 |
| 第二节 保健:妇婴卫生 |
| 一、新法接生 |
| 二、儿童保健 |
| 第三节 教养:学校卫生 |
| 一、卫生教育 |
| 二、环境卫生 |
| 三、预防传染 |
| 四、健康检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阐释转化:卫生知识、医疗行为与卫生治理 |
| 第一节 卫生知识的大众化 |
| 一、卫生的动员 |
| 二、卫生知识的灌输 |
| 三、卫生知识的互动 |
| 四、卫生的消费——以报刊医药卫生广告为中心 |
| 第二节 日常疾病及其医疗 |
| 一、昆明及其周边地区的疾病与医疗 |
| 二、边区的疾病与医疗 |
| 三、中西医之争下的医疗选择 |
| 第三节 边疆卫生治理模式的探索:以边疆开发方案为中心 |
| 一、扑灭“瘴疠” |
| 二、改良环境卫生 |
| 三、发展医疗卫生设施 |
| 四、发展社会生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回顾展望: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效与启发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面临的困难 |
| 一、经济发展滞后 |
| 二、局势动荡 |
| 三、工作经费匮乏 |
| 四、贪污腐化严重 |
| 五、卫生观念滞后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绩 |
| 一、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支持 |
| 二、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建设 |
| 三、奠定战后云南医疗卫生发展的基础 |
| 四、促进云南边疆开发建设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局限 |
| 一、政策协调性差 |
| 二、制度难以落实 |
| 三、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充分 |
| 四、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 |
| 第四节 边疆民族地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启示 |
| 一、坚持健康优先原则 |
| 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
| 三、注重政策衔接 |
| 四、培养卫生人才 |
| 五、优化健康教育 |
| 六、深化研究与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Journal of Medical Colleges of PLA Vol 19 2004 Index（论文参考文献）
- [1]印度现代转型中的乌尔都语身份建构研究（1857-1947）[D]. 袁雨航.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中国红色师范音乐教育研究（1921-1949）[D]. 于峰.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中华健康杂志》与民国医学知识的传播与建构（1939—1949）[D]. 徐霞. 河北大学, 2020(08)
- [4]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D]. 郭书剑.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5]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D]. 邓燕.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6]“评法批儒”运动时期的古典学术研究[D]. 陈闯. 山东大学, 2019(09)
- [7]“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 [8]补气活血颗粒制备工艺及质量标准研究[D]. 梁颖. 哈尔滨商业大学, 2019(01)
- [9]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研究[D]. 万祥春.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7)
- [10]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D]. 李春亭. 云南大学, 201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