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政经重要信息备查（论文文献综述）
左洋洋[1]（2021）在《新时代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及积极推动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从试点探索逐步过渡到全面展开,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赋活新时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指明了发展方向。其发展壮大不仅是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富裕的必然选择,更是立足新发展阶段,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内循环的重要引擎。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归纳分析法、历史研究法等研究方法,遵循“文献综述-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历史沿革-现实背景-发展现状-成因分析-解决对策”的基本思路,对新时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进行了一定研究。首先,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对新时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内涵进行了界定,指明产权关系明晰与股份合作是其核心特征。其次,分析了新时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历史沿革及现实背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有关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思想,夯实了发展的理论根基;曲折探索、转型发展、创新发展构成了发展三阶段;助推经济内循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二次飞跃”则是发展的重要现实背景。再次,归纳分析了新时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就、存在问题及成因。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成效显着、实现形式日趋多元、发展模式日趋多样,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内在活力得到有效激发,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尚未突破的发展困境,具体表现在总体发展水平低且区域发展不平衡、组织运营水平低、持续盈利能力不强等方面。究其原因,主要是受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运行管理不规范、发展保障机制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基于上述问题,本文有针对性提出了包括激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内在动力、完善运行管理体制机制、优化发展保障路径在内的相应对策。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是一项久久为功的事业,需要多主体、多要素等的协同发力。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调动广大农村发展集体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促进制度、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向农村的倾斜,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以最终实现业兴民富村美。
张磊[2]（2021）在《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文中研究表明对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而言,无论接收东北或统治东北,莫不以沈阳为大本营,沈阳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东北的军事政治重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东北所进行的接收重建工作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教育接收重建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其成败影响人心向背和政权兴亡。本文研究时段集中在1945-1948年,研究地域集中在沈阳市,旨在运用档案、报刊等文献史料,重点考察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同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严重危机,进而揭示国民党以教育为其内战服务的本质以及国民党在国共东北争夺中失败的历史必然性。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阐述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抗战胜利后中共鉴于沈阳市重要的战略地位,先于国民党进驻沈阳。中共撤出沈阳后,国民政府派出董文琦等人于1945年12月底到达沈阳,直到1946年3月13日,驻沈苏军全部撤离,国民党军进驻沈阳,才开始正式接收。受日本十四年殖民统治,沈阳市教育呈现畸形发展状态,后又经苏军抢掠,各学校建筑设备饱受摧残。第二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为指导东北教育接收,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东北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通过《接收东北教育事业决议案》,国民党辽宁省政府也相继颁布各类学校复员暂行办法。辽宁省教育接收工作由东北敌伪事业物资统一接收委员会辽宁省分会教育组负责,该教育组由教育部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处及辽宁省政府共同派员组成,专科以上学校由处派员接收,中等以下学校由省市派员接收。沈阳市教育接收工作逐次推进大体完成,但在接收中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等院校,都面临着经费短缺、师资不足、校舍残破、校具不全、教材匮乏等问题,尤其在高等教育方面,在东北临大学生分发过程中,由于东大开学日期未定,致使千余有为青年棉衣无着、煤斤无源、课业荒废,给教育重建带来极大困难。第三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接收后国民党沈阳市划定教育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进行教材编审和课程的重新设置,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在国民党沈阳市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文化支出以22.75%居于第二位,不仅并未达到市县不得少于35%的规定,且不及保安警察支出47.86%的一半,这与蒋介石喊出的“抗战时期,军事第一;建国时期,教育第一”的响亮口号严重不符。国民学校通过周会、课程内容、壁报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戡乱”教育,教育为内战服务的目的昭然若揭。献校运动口号喊的轰轰烈烈,最终结果却是徒有虚名,每区试办两保国民学校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受战乱影响失学儿童日益增多,政府措施失当收容效果甚微。由于叙级未定1946年国民党沈阳市政府仅向教员发放维持费等生活补助,同时向学生征收尊师米。但维持费极其微薄,且存在拖欠发放、公教人员不平等问题。教员叙级甄审工作办理完竣后所发薪俸虽有增加,但仍不及物价升腾之速,教员生活难以为继,引发请愿罢教斗争。第四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战后东北青年失学过多亟待收容,国民政府教育部筹办了大学先修班,国民党辽宁省设立临时中学,沈阳市接办东北青年中学并筹办暑期补习学校,并制定公立中等学校公助生暂行办法以及奖助金办法等。但中等教育重建中最大的问题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致使奖助金有名无实,教育救济收效甚微,教学设施匮乏,教师薪俸低微。甚至个别校长贪污公款以及一些教员教学无力、师德败坏等事件也屡有发生。为扭转军事战场颓势及补充兵源,国民党对沈阳市高中以上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初中以下学生实施童子军训练。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举办冬令营,动员学校组建青年工作队,为实施“戡乱”服务,其结果是教育环境更加恶化。第五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复员重建方式有回迁国立东北大学、接收国立沈阳医学院,以及创办私立东北中正大学、私立辽东学院、私立辽宁医学院和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支出捉襟见肘,教学设备奇缺,教职员待遇微薄。在教师管理上存在任人唯亲,师资不齐,教授缺少。教育部所欠学生公费不能全部下拨,学生生活难以为继。教育部实行奖学金制度,但因为奖学金名额数量较少,引起学生的抗议和不满。加之战后东北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具有强烈爱国情怀和政治敏感性的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第六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为推行社会教育,在沈阳设置的社教机构有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民众学校、学校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以及国民教育研究会等,这些社教机构相互配合,对民众实施识字教育、注音符号教育、电化教育、国民体育等。受经费限制沈阳市社会教育的推动十分困难,电化教育的器材设备不仅严重缺乏,对社会教育的人才培训也仍显不够。结语部分,对沈阳市教育接收与重建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总结。在教育接收中缺乏计划,并以军方和政治势力插手为主要特征。在教育重建中由于国民党在东北率先挑起内战,导致战后物价飞涨,经济殆于破产,教育经费被军事挤占,失学儿童和青年益众,种种弊端致使教师学生对国民党政权的离心力加速运转,并将政治信任投向了共产党一方,加速了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灭亡。
廖望[3]（2020）在《明清粤西州县佐杂的布局与辖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清时代巡检等佐杂官分防于距离州县治所较远的关隘墟市等地,实质上是皇权延伸至县以下基层社会的代表,故而分防佐杂驻地变迁、辖区划分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对县以下基层政区地理的扩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依山傍海的粤西为个案,范围包括广东肇、高、雷、廉四府及罗定、钦州二直隶州和阳江直隶厅,对于明清分防佐杂在粤西沿海和山地两个不同下垫面中的驻地调整与布局变迁及辖区地理范围的复原进行了长时段的分析梳理。粤西沿海的佐杂布局在明代倭患、清初迁界禁海、清中期海盗肆掠以及清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等海防背景下的调整,折射出了粤西沿海港口墟市的兴衰历程以及封建王朝在海岛开发管理的政策和意识上的转变。在山地区域中,随着明中期以后对瑶区的征服,山区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剧增,分防佐杂驻地从承担治安功能的军事性质的据点开始向具有更多职能的次县级行政机构转变。最后,通过对清末粤西州县佐杂辖区地理范围的复原,明确了佐杂辖区中的治所位置、边界范围等要素,结合佐杂官在辖区管理中的职能运行,结论认为佐杂辖区不仅是一种治安防区,更是有着较为综合属性的次县级辖区。
肖振楠[4]（2019）在《民国初期江苏省发行官契纸机构研究》文中指出明清以来,为了适应地方自治的财政需求,契税成为重要的财政来源,地方官府普遍要求民间使用官方统一颁行的契纸即官契纸订立契约。学界对契约文书的关注,主要从契约订立的过程、方法以及类型、契文内容等方面进行考察,对发行官契纸的机构或群体尚未进行系统论述。本文主要梳理民国初期江苏省发行官契纸机构的演变,首先论述官中制度的确立,考察官中身份、职责、参与民间田房交易流程等问题,其次论述官契纸发行所的出现,职责及其与地方自治的关系。同时结合官契纸文书,分析随着发行官契纸机构的变迁,不同时期官契纸形制和格式的演变。最后以上海县为切入点,探讨该县发行官契纸的机构演变和基层实践,考察上海县的自身特色,探讨官契发行的制度变迁和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
史俊清[5]（2019）在《基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JC社区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农村改革已整整40余年,农村的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农村集体资产的规模不断壮大,“政经合一”的集体资产管理方式,不适用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有效的对农村集体资产进行管理,进一步挖掘集体资产的内在潜力,国家开始推行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出现新变化、新问题。本文以JC社区村集体经济组织为研究案例,在委托代理理论、内部控制理论、集权与分权理论等研究基础上,通过实地调研和收集整理,首先,从村账务管理制度、村财务工作流程、村财务会计核算、村财务监督体系建设以及村集体资金的运营管理等五个方面对财务管理的现状进行介绍;其次,为了进一步评价JC社区整体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的综合水平、规范化程度,通过调查问卷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评价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规范性,以此找出财务管理存在问题;最后,根据财务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先进地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管理经验,提出优化财务管理的建议。根据研究得出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现行的会计核算制度不适应发展需要、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管理不到位、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监督体系制度不健全、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队伍建设整体水平低等。结合JC社区发展实际,针对上述问题,需要逐步向政经分离的运行机制过渡、分设账套;优化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模式;明晰产权,扩大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筹集渠道;盘活集体资产,增加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完善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制度;完善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监督体系建设。
李雨奇[6]（2019）在《四川南充、达州、广安三市近现代飞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现代四川东北地区南充、达州、广安三市的飞地研究属于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范畴。飞地这一特殊的行政区划现象起源于战国时期,虽然属于一种微观型现象,但是带给社会、人民的影响却仍然延续至今。例如通讯上号码混乱,经济上阻碍区域一体化发展,飞地地区文化沟通上的不顺利。迄今为止,学界关于飞地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对于中华大地上星罗棋布的飞地现象来说略显不足,所选取的角度大多是从高层政区入手,探讨全国性质的飞地成因、变迁等。对于基层政区特别是县级及以下政区的具体分布情况、治理情形和经验教训等缺乏细致的研究和梳理,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而民国时期,为推行新县制,曾经进行过较为广泛彻底的飞地清理拨正,从中央政府到四川省府到各县县政府,层层推动。本文即从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角度入手,充分利用文献资料分析法,对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地理志、地方志以及档案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并绘具地图以帮助理解。另外,通过对这段时期内政府、地方对飞地问题进行的治理总结飞地治理的经验教训总结,反映出飞地问题是不同主体的利益与相互之间的秩序问题,治理飞地的效果取决于公平与正义原则的落实。本文主要论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通过绪论,主要界定了飞地和本文研究的相关概念,进行了学术回顾,讨论了本文研究意义、研究的内容与方法,并说明了本文的创新点分别是内容创新、角度创新和方法创新。第二部分主要探讨四川东北南充、达州、广安三市的飞地的基本分布情况和特征。这一部分主要按照时间顺序将飞地分布分为晚清、民国时期这两个阶段依次叙述。首先叙述了晚清时期顺天府、绥定府和保宁府三府内的飞地问题。然后,民国时期的飞地分布分别从第十一、第十四、第十五、第十行四个政督察区的范围探讨,其中第十一行政督察区的飞地主要分布在南充、西充、蓬安、营山、仪陇、岳池、武胜、南部等县;第十四行政督察区的飞地主要分布在阆中县境内;第十五行政督察区的飞地主要分布在万源、宣汉、达州、开江等县;第十行政督察区的飞地主要分布在广安、邻水、大竹、渠县等县。最后,根据前文总结出这些地区分布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数量多、分布广;分布比较集中;飞地面积小。第三部分分析四川南充、达州、广安三市近现代时期飞地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飞地产生原因方面,主要从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入手分析,首先,具体探析了三市分别的自然地理环境与飞地产生的关系,以及因犬牙交错、山川形便的行政区划原则和在“地随人走”的土地管理政策中产生的飞地等。飞地造成的影响方面,就本区域而言,其消极影响是大于积极方面。在行政管理方面,提高了行政管理的难度、提高了行政管理的成本。在经济方面,不利于赋税粮数的收取和统计、不利于统一归划和经营。在社会稳定方面,因为管理松懈和管理空白,容易滋生“匪患”问题、产生利益纠纷冲突,并导致部分民众缺乏归属感,影响团结。第四部分主要探讨民国时期四川南充、达州、广安三市飞地的治理情形。本文从飞地治理缘由、飞地治理过程和飞地治理的基本特征和经验、教训三个部分来叙述。飞地的存在给政府和民生带来的弊大于利,为此民国十九年（1930）国民政府公布了《省市县勘界条例》,二十三年又拟定《县行政区域整理办法大纲》,受此影响四川省政府于民国二十五年展开了全省范围内的飞地清理拨正工作。在飞地的治理过程中主要记述了民国时期三个行政督察区的飞地治理经过,并列举了三市分别在飞地治理过程中的显现出来的典型飞地的清理拨正过程。第十一行政督察区是黄泥乡、汪家塆、瓦子场金土地,第十四行政督察区是双柏垭,第十五行政督察区是桅杆坝、左岸河和柏树乡。总体来说,飞地治理的基本特征在于:清理拨正持续时间长、纷争多、清理拨正结果不彻底。而飞地清理则既有政府重视飞地问题、对民意的听取和适度接受的值得借鉴的经验,也有飞地治理的不彻底、行政工作系统效率低、应重视微型飞地的清理拨正,通过上下结合的治理模式的进行治理的教训。第五部分结语首先总结了前文所探讨的飞地分布情况、基本特征、产生原因、带来影响、清理拨正及经验教训,并简要涉及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仍然存在的飞地问题。然后,对飞地地区的人地关系进行了探讨,飞地调整是一次土地资源的再次分配,在这场飞地划拨的争夺中,除了行政机构方面的上层运转,更有下层民众活跃的身影。最后,并通过前文对历史时期飞地问题的研究飞地治理,探讨飞地治理对现代行政区划规范的启示,采取上下结合的模式,既发挥政府主观能动性,又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上下一体,飞地治理才能得到真正的开展和完成。
朱江华[7]（2018）在《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研究（1912-1944年）》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是我国近代以来新一轮边疆危机加剧的历史时段。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虽然不受中央政府的实力控制,但仍然与中央保持着若即若离之关系。作为地方实力派的新疆各届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局势动荡之中,不同程度地维持边疆社会的稳定和促进了国家安全,教育施政是极其重要的关键所在。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三届地方政府的教育施政,不仅事关新疆地方教育事业发展,更关乎边疆政治的成败,甚至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因此,教育服务于政治是有关民国新疆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教育施政由此作为一个历史事实进入本研究的视野。本研究在大量查阅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以边政学、教育政治学、教育问题史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以“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的教育施政对维持新疆地方稳定和国家整体安全所发挥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为主线,以民国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所处的政治及历史背景、主政者教育施政的观念或态度、民汉教育的措置、教育的边疆安全与发展二重属性权衡、教育的央地关系把握为五条逻辑分线索梳理和呈现历史。为增强研究的生动性,本研究还运用个案研究手段以及史论结合原则,一方面将历史与现实对接,得到历史借鉴意义和引起现实反思;另一方面剖析三届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得失,进行优劣比较和原因分析。最后,从历史发展中得出经验启示,同时进行研究的前瞻性探讨。依据这一思路展开研究,形成的主要观点如下:教育施政的政治与历史背景上:杨增新政府处身于共和乍兴的新疆地方社会,政治变局较为复杂,教育历史条件与晚清相比极为落后;金树仁政府登台主政适逢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之际,处于国民党中央开始图取西北以及其自身在新疆社会内部政治根基不牢这样杌陧的内外境遇,教育的历史条件有了一定的积累但陈旧不堪;盛世才政府的主政基本处于国家抗战时期,其虽面临国民党对新疆实际谋求控制以及新疆内部动乱等政治困局,但同时在抗战历史主题下拥有良好的国际国内政治机遇,有利于开创新疆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政治观念及其影响下的教育施政理念方面:杨增新政府由于其主政者杨增新是前清遗吏出身且自身浓厚的封建伦理道德操守,加之民国初期新疆社会的内外危机的影响,决定其政治上抱守“羁縻治边”观念与“养防合一”的教育施政理念;金树仁政府由于其主政者金树仁阅历肤浅、能力不足及其政治视野的狭隘,导致了对集团利益和强权政治的迷恋,因此固守着“四同”政治小集团观念和教育施政的“权宜”态度;盛世才政府的主政者是拥有新思想的政治投机者,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其政治野心,决定了其审时度势和善于应变的统治风格,因此盛世才政府主政新疆能够抓住新疆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顺应时局提出“六大政策”政治主张和全新的“双以”教育施政方针。对待新疆民汉教育方面:杨增新政府对于二者基本采取分立举措,官办教育实施汉文和汉化教育且着眼于地方的地方治理的自足,少数民族私立教育则加强监管杜绝外来思想意识形态的渗透以维持地方安定,同时还十分支持封建色彩浓厚的新疆本地的经堂教育,力求边疆社会因俗治俗;金树仁政府在公立学校教育方面基本因袭杨氏的汉化策略然而在国民学校的扩充方面亦属有限,而对少数民族教育则基本无力监管甚至达到放任的地步;盛世才政府由于提出了“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教育施政方针,新疆地方民汉教育实现了共举,官方和民众真正地联手协作,公立国民学校教育和民族文化会立学校教育都繁荣起来教育的边疆属性权衡方面:杨增新政府兼顾边疆教育的安全与发展二重因素,但总体上安全重于发展,安全上坚守封闭与传统两原则,发展上将实业教育视为边疆社会根基而视师范教育为教育的补充手段;金树仁政府在边疆安全上的教育举措走向偏颇,偏重于加强军事教育强化统治以及防范民族知识分子,而在边疆发展方面尚没有长远的计划与足够的行动;盛世才政府在边疆安全与发展二重属性的举措做到了并行和并重,安全上分别实施了强化政府政策教育以筑牢思想防线、宣扬抗战建省观念以此发动师生巩固大后方、完善教育机构以强化监管与指导等举措,发展上分别积极推动了教育发展的规划与安排、扩大经费投入保障各类教育的落实、义务教育建章立制和各类学校并进发展等新疆教育的央地关系方面:杨增新政府坚持在教育的自决原则下与中央政府保持基本的形式上的行政关联;金树仁政府在防范国民党中央对新疆教育的实质影响之下附和其一般的行政指令;盛世才政府兴办教育并非仅仅依靠国民党中央政府,更多地吸纳了苏联、中共以及国内民主人士的援助力量,因此在教育的央地关系上主要是个人政治利益优先下的回应与权变就新疆学院兴办始末和新疆反帝会的抗战教育这两个政府教育施政的历史标识进行探讨,其价值在于我们可以将其与新疆地方当下的高等教育与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对接起来,反思其中的诸多问题在分析和述评民国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得失方面,研究认为杨增新政府教育施政得失参半,金树仁政府教育施政总体上弊端超过成就;盛世才政府的教育施政得大于失,其借鉴意义深远最后,研究总结出一些历史启示:在客观事实层面,民国新疆的教育状况并非总是落后,而有其历史变迁,它的兴衰进退与各届地方政府的不同的施政情况密切相关。在政府主体作为层面,对边疆地区教育发展,政府必须彰显主导性作用,不但要正确把握教育发展的政治方向,更要通过教育发展促进边疆地方问题的治理。在历史认识层面,对于新疆地方,政府的教育施政要兼顾边疆安全与发展、朝向多民族多文化融合方向发展、契合国家重要历史任务和政治主题。这些经验有益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发展形势下的边疆治理。
陈若萱[8]（2018）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指出台湾地区的无线电视事业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在“戒严”时期形成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足鼎立的无线电视格局。“解严”之后,随着政策的改变,第四家无线电视公司民视成立,公共电视独立建台并开播。2000年民进党上台之后,对台湾无线电视的格局进行了较大调整,“党政军”退出三台、媒体改革等成为无线电视媒介在“绿色执政”之后的关键词。本文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主体和中心,借鉴制度变迁理论,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主要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史”的维度,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采用案例比较研究和比较历史分析结合的方法,将历史研究与制度研究相结合,把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台湾历史现实的产物,并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其宏观历史脉络,分析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二是“论”的维度,力求与史结合,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作批判性考察,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历史发展中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包括外生性变量、内生性变量和行动者等因素,研究这三个变量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综合影响;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其变迁轨迹及变迁类型。在研究方法上,笔者借助深度访谈法、观察法和文献法等方法,访谈多名台湾电视媒体业界人士、学界人士和政界人士,并对台视、中视、华视、民视和公视五家无线电视台及部分有线电视台进行观察,使研究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台湾无线电视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制度变迁。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首先,本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本研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对象,运用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对其进行分析,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相结合的创新尝试,丰富和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其次,本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以史为鉴,对未来两岸电视媒介发展乃至政策制定有所帮助。本研究力求能为促进“一国两制”的中国新闻事业提供参考,在促进未来两岸电视媒体的进一步合作的基础上,增进两岸电视媒体的理解与互信,促进华文电视媒体共同发展。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意义、研究思路,梳理理论及综述文献,讨论本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等。第二章为“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介绍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建立概况,本章梳理了在国民党严格的威权统治之下,以商业运营制度建立无线电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家无线电视台先后成立的过程,分析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三章为“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本章梳理了“戒严”令解除之后,媒体产业开始快速发展时,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情况;分析“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四章为“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本章梳理了民进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民众对所谓民主的需求愈加强烈,台湾无线电视媒介随之发生的变化;分析了“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五章为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媒介批判,笔者对每一阶段的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进行总结,得出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类型、各因素的影响模式和变迁全程的路径依赖作用等四条结论,并对政治力量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中的负面作用进行批判反思。经过研究,笔者发现,台湾无线电视的诞生源于政治制度的推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的制度变迁模式表现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并行。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发挥交互作用,政治、经济与技术因素是外生性因素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因素;行动者之间成本和收益的不均衡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非正式约束对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产生强大作用,政治、经济等因素常以非正式约束的形式对实施机制发挥作用。本文在选题、研究内容和视角及研究方法上具有创新性,首先,本文填补了台湾电视相关研究的空白,采用最新的数据和资料,记录了台湾无线电视转型的重要时期;其次,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使研究具有较强逻辑性,运用制度制度变迁理论,对史料进行创新性的逻辑思考,是台湾电视史研究的一次创新;最后,本文通过深度访谈、观察法等质化研究方法,获得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克服了大陆的台湾研究往往缺乏第一手资料的缺陷。
上官小红[9]（2018）在《民国时期福建侨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福建省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华侨政策,分别在侨乡与海外展开了侨务工作。论文以现有档案资料为基础,对此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绪论部分介绍了问题的缘起与研究现状等基本问题,指出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而侨乡政府的华侨政策与侨务工作是研究的薄弱环节。闽省政府施行的侨政是基于海外华侨的重要性。因此,第一章主要阐述这一时期闽籍华侨在海外的人口规模约占世界华侨华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大量集中于东南亚;其经济实力颇为可观;闽籍华侨在海外的华侨教育与华文报纸方面的起步较早,发展迅速,而闽属社团与闽籍侨领亦在华侨社会中有重要的影响。第二章则论述民国时期福建省侨务机构的历史沿革及其职责、机构自主性等,这些机构处理的侨务工作以侨乡事务为主,海外事务相对较少。论文将华侨政策与侨务工作分为侨乡施政与海外侨政两个部分。福建省府的侨乡施政内容较多,为保持章节平衡,故将其分为上下两章,第三章与第四章包括了出入境管理制度的演变与完善,尤其是战时兵役制度对华侨出入境的影响尤大;省府争取侨汇,动员与鼓励华侨汇寄侨款,支持银行与邮局介入侨汇工作,疏导战时侨汇汇寄阻隔,清理积压侨汇等;省府积极传达中央政府对华侨投资的鼓励政策,并因地制宜地制定福建省的鼓励政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引导华侨积极参与不同行业的投资,如战时的矿产、垦殖等,并承诺为华侨回国投资之实业提供便利与保护;倡导侨办教育,出台褒奖华侨兴资办学的政策,并对这些私立学校加强监管,要求设立校董会并向政府立案,鼓励华侨配合政府开展五年教育计划;为弥补侨务机构的不足,省府对归侨团体加强管控并使之协助政府处理侨务工作,如处理华侨出入境手续、协助赈济侨胞及引导华侨等工作;太平洋战争后,华侨大量回国,省府积极开展救济困难归侨侨眷的工作,设立了许多临时救济机构,负责救济工作,包括紧急救济与生产救济;为赢取海外闽籍华侨的侨心,保护归侨侨眷无疑是重中之重的工作,保护其免受勒索与压迫,处理侨民诉讼案件,除此之外,采取一些针对归侨侨眷的优惠政策等。第五章是关于民国时期的福建海外侨政。从第一章中民国时期海外闽籍华侨侨情可知,闽籍华侨社会及其社团组织等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中央政府对海外闽属社团加强管理,在此基础上,省府努力争取华侨社团的支持,交由其主导劝募工作,并利用其宣传闽省政,福建省政府的海外侨务工作离不开闽属华侨社团的支持与配合,闽属华侨社团也借此提出省府改善侨乡政治等。海外宣慰、宣传亦是侨乡政府追求经济利益与争取侨心的重要工作;民初,闽省府积极呼吁外交部交涉荷属华侨升旗被虐案,闽省民政厅第四科还发表了保护海外闽侨的声明,战后吁请保护荷属华侨等。论文认为侨乡政府施行华侨政策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基于此,第六章对上述华侨政策及施政情形进行效果分析,认为福建的侨政以侨乡政策为主,争取侨汇、鼓励华侨投资、倡导侨资兴学、管理归侨团体等内容有明显的成效。但在管理出入境侨民、保护归侨侨眷等内容中难以落实到位,尤以争取侨心之关键的保护归侨侨眷的政策弊端最为显着。侨乡施政在经济上获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在政治上则少有成效。而海外侨政则受制于各种因素,使侨乡政府难以插手,仅能通过对海外侨团的管理与宣慰、各种途径的宣传及少有的保护华侨措施以加强其向心力,获得一定的效果,但保护海外华侨的效果并不显着。
牛燕军[10]（2017）在《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884-1949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末民国时期是新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城市作为该区域的中心,成为新疆社会经济的重要缩影。由于历史背景、自然地理、以及人文、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近代新疆城市演变与社会变迁进程,既经历了与沿海、内地城市相似的历史进程,也有着自身独特的演变轨迹。同治朝初年以来新疆的长期战乱和外敌入侵,对城市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使得乾嘉时期形成的良好发展势头出现停滞与衰退。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前后,经过左宗棠、刘锦棠等人一系列新的治理措施的实施,城市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复兴和发展,尤其是开埠通商和新疆新政的推行,进一步推动着边疆城市近代化进程的启动。另一方面,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列强通过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政治控制和和经济侵略程度日益增强,以英俄为代表的外部殖民势力,为将新疆纳入各自势力范围展开激烈博弈,天山南北城镇的半殖民地化色彩不断加深。民国以降,中央政府在西北边疆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御力日趋式微,新疆地方政府长期处于半独立、半割据的状态,新疆历任军阀割据一方,实行独裁统治,使得边疆城市的发展与变迁轨迹印烙着鲜明的个人色彩。对地处西北内陆边疆地区的多民族城市的近代变迁展开研究,不仅有助于拓宽和深化城市史研究领域,而且也能为当前的新疆城市化、现代化建设提供宝贵经验教训。本文围绕新疆城市的近代变迁这一主题,以天山北路东麓的乌鲁木齐为区域对象,以1884年新疆建省至1949年的新疆和平解放共65年为时段,从空间、经济和社会三个角度入手,在较为客观、全面和系统勾勒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脉络和变迁状况的基础上,深入揭示新疆城市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点、动因、历史局限性以及现实启示等,为边疆城市史研究提供典型范例。具体而言,首先,勾勒乌鲁木齐城市空间结构从“双子城”的复式结构到“一城多区”的多中心结构,再到现代都市建设进程中社会空间显着重构的演变轨迹及特点。其次,以宏观历史事件为线索,将近代乌鲁木齐城市的经济发展史分为三个不同时期和阶段,分别为晚清的起步阶段（1884-1911年）、民国前期的初步发展阶段（1912-1933年）、民国后期的曲折发展阶段（1934-1949年）。对不同历史阶段城市经济发展状况主要围绕工业、商业贸易、金融等几个方面展开具体、系统的论述。最后,选取反映城市社会变迁的典型层面进行横向的专题研究。具体以城市人口、社会阶层、衣食住行、习俗礼仪、娱乐方式、思想观念、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等方面为例,全方位、多角度展示近代新疆城市社会变迁的丰富图景。结语部分主要是对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变迁的总体思考,通过总结归纳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特点及动因,分析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历史局限性,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探讨对当前新疆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启示。总而言之,在内忧外患交困的历史背景下,多重力量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着新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城市的传统社会经济发生重要转型和变迁。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多民族共存的内陆边疆城市,社会经济的近代化程度依旧是初步的、局部的,不同民族社会的近代化模式和路径也不尽相同。表现在城市空间结构方面,满汉二城对立的传统城市空间结构被打破,旧的空间不断重组,以沙俄为主的资本主义殖民势力空间,和以维吾尔族、回族为主的穆斯林空间等新的空间逐渐生成,城市空间的异质性、复杂性特征表现显着,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从区隔走向交融经历了漫长、复杂的历史。
二、部分政经重要信息备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部分政经重要信息备查（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农村集体经济 |
| 1.3.2 传统农村集体经济 |
| 1.3.3 新时期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
| 1.3.4 新时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
| 1.4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创新点 |
| 2 新时代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与现实背景 |
| 2.1 新时代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思想 |
| 2.1.2 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思想 |
| 2.1.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和互助合作思想 |
| 2.2 新时代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历史沿革 |
| 2.2.1 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的曲折探索阶段(1949-1978 年) |
| 2.2.2 新时期农村集体经济转型发展阶段(1978-2012 年) |
| 2.2.3 新时代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阶段(2012-至今) |
| 2.3 新时代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 |
| 2.3.1 助推我国经济内循环的重要引擎 |
| 2.3.2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
| 2.3.3 实现农业“二次飞跃”的基本要求 |
| 3 新时代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 3.1 新时代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就 |
| 3.1.1 新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效显着 |
| 3.1.2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日趋多元 |
| 3.1.3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显着增强 |
| 3.2 新时代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2.1 总体发展水平低且区域发展不平衡 |
| 3.2.2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营水平较低 |
| 3.2.3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持续盈利能力不强 |
| 3.3 新时代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3.3.1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 |
| 3.3.2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运行管理不规范 |
| 3.3.3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保障机制不完善 |
| 4 新时代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对策分析 |
| 4.1 激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
| 4.1.1 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 |
| 4.1.2 加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 |
| 4.1.3 深入开展群众宣传动员工作 |
| 4.1.4 充分挖掘自身发展基础优势 |
| 4.2 完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运行管理体制机制 |
| 4.2.1 建立健全组织发展相关法律 |
| 4.2.2 完善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体制 |
| 4.2.3 健全集体“三资”监管机制 |
| 4.2.4 优化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机制 |
| 4.3 优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保障路径 |
| 4.3.1 强化地方部门统筹规划保障 |
| 4.3.2 健全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度 |
| 4.3.3 强化财税金融多元政策支撑 |
| 4.3.4 多措并举优化农村人才队伍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2）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运用史料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 |
| 第一节 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殖民教育 |
| 一、殖民教育的行政机构 |
| 二、殖民教育的基本方针 |
| 三、殖民教育的基本内容 |
| 第二节 接收前沈阳市的教育状况 |
| 一、学校教育破坏严重 |
| 二、社会教育残破不堪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接收沈阳 |
| 一、中共政权在沈阳的建立与撤出 |
| 二、国民政府人员抵达沈阳 |
| 三、国民党军对沈阳的军事接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东北教育的接收政策 |
| 一、教育部东北青年救济处的《整理意见》 |
| 二、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的《东北教育议案》 |
| 三、国民党辽宁省政府制定《复员准则与办法》 |
| 第二节 沈阳市初等教育的接收 |
| 一、国民学校接收概况 |
| 二、对教职员以训练代甄审 |
| 第三节 沈阳市中等教育的接收 |
| 一、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的回迁 |
| 二、省立中学接收概况 |
| 三、市立中学接收概况 |
| 第四节 沈阳市高等教育的复员 |
| 一、东北临大补习班的设立与困境 |
| 二、国立东北大学的回迁与窘境 |
| 三、专科以上学校师生的甄审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国民学校的重建 |
| 一、国民党沈阳市教育局的设置 |
| 二、市教育经费的来源与支出 |
| 三、划定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 |
| 四、献校祝寿运动徒有虚名 |
| 五、整顿私立小学与私塾 |
| 六、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 第二节 教学重建 |
| 一、贯彻落实“戡乱”方针 |
| 二、教科书缺乏且价格昂贵 |
| 三、教学设备严重匮乏 |
| 第三节 师资训练与薪俸 |
| 一、重视师资训练 |
| 二、教师薪俸微薄 |
| 三、请愿罢教迭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中等学校的重建 |
| 一、国民党辽宁省教育厅的设置 |
| 二、划分学区与学校设置 |
| 三、筹办东北大学先修班 |
| 四、设立临时中学收容流亡青年 |
| 五、创设市立师范学校 |
| 六、举办暑假补习学校 |
| 七、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 第二节 学生管理与训练 |
| 一、学生费用高昂 |
| 二、奖助金有名无实 |
| 三、救济学生收效甚微 |
| 四、实施童子军训练及军事训练 |
| 五、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补充兵源 |
| 六、组织青年工作队为“戡乱”服务 |
| 第三节 教学重建与师资薪俸 |
| 一、改订教学科目 |
| 二、教学设施匮乏 |
| 三、教师薪俸微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概况 |
| 一、国立东北大学 |
| 二、国立沈阳医学院 |
| 三、私立东北中正大学 |
| 四、私立辽东学院 |
| 五、私立辽宁医学院 |
| 六、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 |
| 第二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师生管理 |
| 一、招生与就业 |
| 二、公费及奖学金短缺 |
| 三、教师管理办法 |
| 四、教师薪俸低微 |
| 五、教学设施不足 |
| 第三节 沈阳市学生运动的浪潮 |
| 一、“六二”罢课斗争 |
| 二、反对冬令营的斗争 |
| 三、迁校与反迁校斗争 |
| 四、抗议“七五”惨案运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社会教育机构 |
| 一、民众教育馆 |
| 二、图书馆 |
| 三、民众学校 |
| 四、其他机构 |
| 第二节 社会教育内容 |
| 一、识字教育 |
| 二、电化教育 |
| 三、其他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明清粤西州县佐杂的布局与辖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粤西州县分防佐杂的沿海布局变迁 |
| 第一节 明初粤西沿海巡检的分布 |
| 第二节 明中叶至清初沿海巡检分布格局的萎缩过程 |
| 第三节 清中期的海防重建与佐杂分防推广 |
| 第四节 清末西方瓜分狂潮下的粤西佐杂布局的变动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二章 粤西州县佐杂的山地控制——以罗定直隶州为中心 |
| 第一节 两晋至明初的罗旁山地控制 |
| 第二节 万历大征与罗定州政区新格局 |
| 第三节 清代罗定州的佐杂调整与行政治理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粤西州县佐杂辖区的复原 |
| 第一节 肇庆府州县佐杂辖区 |
| 第二节 高州府州县佐杂辖区 |
| 第三节 罗定直隶州佐杂辖区 |
| 第四节 雷州府州县佐杂辖区 |
| 第五节 廉州府州县佐杂辖区 |
| 第六节 钦州直隶州佐杂辖区 |
| 第七节 阳江直隶厅佐杂辖区 |
| 第八节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明清粤西州县分防佐杂建置演变总表 |
| 读研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后记 |
（4）民国初期江苏省发行官契纸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与学术回顾 |
| 二、基本资料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江苏省官中章程》的颁布与官契纸管理 |
| 第一节 民初牙纪改革与《官中章程》颁布 |
| 一 牙纪到官中的改革 |
| 二 官中资格与佣金 |
| 三 官中职责的转变 |
| 第二节 官中的玩忽职守与徇私舞弊 |
| 一 簿册登记交缴缺漏不全 |
| 二 短写契价和侵吞税款 |
| 三 官中的取消 |
| 第二章 官契纸发行所设立与官契纸形制 |
| 第一节 《发行官契纸施行细则》的制订与发行所职责 |
| 一 绅董自治为基础的官契纸发行所 |
| 二 官契纸发行所职责及相关文册 |
| 第二节 官契纸的形制演变与格式定型 |
| 一 清前期官契纸的基本形制 |
| 二 晚清江苏省的“三联契纸” |
| 三 官中制度下的官契形态 |
| 四 官契纸发行所的官契格式 |
| 第三章 上海县发行官契纸机构演变与基层实践 |
| 第一节 地方自治与上海官契总局创设 |
| 一 劝学所和乡董筹办官契总局 |
| 二 地方自治推进与官契局裁并 |
| 第二节 官契分办处的演变与运作 |
| 一 民初设立的印契分办处 |
| 二 绅董控制的官契分办处 |
| 三 官契分办处的带收经费 |
| 四 官契纸发行处裁撤纠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5）基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JC社区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及财务管理相关理论概述 |
| 2.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概念界定及发展 |
| 2.1.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
| 2.1.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 |
| 2.2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概况 |
| 2.2.1 农村集体产权 |
| 2.2.2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
| 2.2.3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
| 2.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及管理模式 |
| 2.3.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 |
| 2.3.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 |
| 2.3.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模式 |
| 第三章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下JC社区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现状及评价 |
| 3.1 JC社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情况 |
| 3.1.1 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情况 |
| 3.1.2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开展情况 |
| 3.2 JC社区现行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的基本情况 |
| 3.2.1 村财务管理制度的建设情况 |
| 3.2.2 村财务工作流程的基本情况 |
| 3.2.3 村财务会计核算的基本情况 |
| 3.2.4 村财务监督体系的建设情况 |
| 3.2.5 村集体资金的运营管理情况 |
| 3.3 JC社区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规范化评价 |
| 3.3.1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
| 3.3.2 构建准则层判断矩阵 |
| 3.3.3 层次总排序和一致性的检验 |
| 3.3.4 村集体经济组织规范化评价综合评分 |
| 3.4 JC社区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现状总结 |
| 第四章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下JC社区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
| 4.1 现行的会计核算制度不适应发展需要 |
| 4.1.1 政经分账核算有待明确 |
| 4.1.2 涉税会计核算不规范 |
| 4.1.3 会计趋同性较差 |
| 4.2 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管理不到位 |
| 4.2.1 村集体资产产权归属不明晰 |
| 4.2.2 村集体资产管理效率低 |
| 4.3 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监督体系不完善 |
| 4.3.1 村财务管理制度执行不严格 |
| 4.3.2 村财务监督体系管理不到位 |
| 4.4 “双代管”财务管理模式自身的不足 |
| 4.4.1 村集体经济组织缺乏独立性 |
| 4.4.2 会计集中核算制度的局限性 |
| 4.5 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会队伍建设整体水平低 |
| 4.5.1 村财会人员专业水平低 |
| 4.5.2 乡镇专业财会人才数量不足 |
| 第五章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下优化JC社区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的对策建议 |
| 5.1 逐步向政经分离的运行机制过渡,实行账套分设 |
| 5.1.1 明确职责权限,探索政经组织分离 |
| 5.1.2 改变管理方式,实施账套分设 |
| 5.2 优化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模式 |
| 5.2.1 探索“双代管”与“委派会计”结合的模式 |
| 5.2.2 建立“委派会计”管理制度 |
| 5.3 明晰产权,扩大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筹集渠道 |
| 5.3.1 明细产权归属,鼓励成员入股 |
| 5.3.2 确定主体地位,吸收外来投资 |
| 5.3.3 规范“一事一议”资金筹集 |
| 5.4 盘活集体资产,增加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 |
| 5.4.1 规范集体资产管理,防止资产流失 |
| 5.4.2 盘活存量资产,提高使用效益 |
| 5.5 合理制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制度 |
| 5.5.1 确定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方式和水平 |
| 5.5.2 规范集体收益分配,保障公平公开 |
| 5.6 完善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监管体系的建设 |
| 5.6.1 完善民主理财监督 |
| 5.6.2 完善农村集体经济审计制度 |
| 5.6.3 建设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网络监控平台 |
| 5.6.4 完善村集体民主机制,还权于民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四川南充、达州、广安三市近现代飞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飞地的概念 |
| (二)研究范围 |
| 三、研究现状 |
| (一)飞地研究的发展过程 |
| (二)飞地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 |
| (三)飞地研究存在的不足 |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四川南充、达州、广安三市近现代飞地的分布情况 |
| 第一节 晚清时期四川南充、达州、广安三市飞地分布情况 |
| 一、顺庆府境内的飞地 |
| 二、绥定府境内的飞地 |
| 三、保宁府内的飞地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四川南充、达州、广安三市飞地分布的情况 |
| 一、第十一行政督察区各县境内飞地分布情况 |
| 二、第十四行政督察区各县境内飞地分布情况 |
| 三、第十五行政督察区各县境内飞地分布情况 |
| 四、第十行政督察区各县境内飞地分布情况 |
| 五、民国时期四川南充、达州、广安三市飞地的分布特征 |
| 第二章 四川南充、达州、广安三市飞地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飞地产生的原因 |
| 一、自然地理因素 |
| 二、社会环境因素 |
| 第二节 飞地存在的影响 |
| 一、对行政管理的影响 |
| 二、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
| 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四川南充、达州、广安三市飞地的治理 |
| 第一节 飞地治理缘起 |
| 第二节 飞地治理过程 |
| 一、第十一行政督察区飞地的治理过程 |
| 二、第十四行政督察区飞地的治理过程 |
| 三、第十五行政督察区飞地的治理 |
| 第三节 飞地治理的基本特征和经验、教训 |
| 一、飞地治理的总体特征 |
| 二、飞地治理的经验、教训 |
| 结语 |
| 一、南充、达州、广安三市飞地情况总结 |
| 二、飞地地区的人地关系探讨 |
| 三、飞地治理对新时期行政区划设置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图 |
| 附录 |
| 后记 |
（7）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研究（1912-1944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理论基础 |
| 五、概念界定与研究边界 |
| 六、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杨增新政府的教育施政(1912-1928年) |
| 第一节 共和乍兴之新疆:多重政治变局与教育历史变迁 |
| 一、伊犁革命政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的冲击 |
| 二、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思潮在新疆的影响 |
| 三、“双泛”思想意识形态在新疆社会加剧渗透 |
| 四、新疆教育发展的历史条件变迁 |
| 第二节 旧式官僚之立场:“羁縻治边”下的“养防合一”教育施政理念 |
| 一、杨增新旧式官僚政府的构成及施政依靠 |
| 二、旧官僚的羁縻治边观念及其表现 |
| 三、“养防合一”的教育施政理念 |
| 第三节 民汉教育的分立:汉文官办的自足与民族私立的监管 |
| 一、汉文官办教育施政的自足 |
| 二、民族新式私立教育的监管 |
| 第四节 教育的边疆属性衡量:安全与发展兼顾及其轻重措置 |
| 一、教育施政的安全属性考察:抱守封闭与传统原则 |
| 二、教育施政的发展属性分析:实业强基,师范补员 |
| 第五节 教育的央地关系权衡:坚持自主原则下的微弱关联 |
| 一、教育观念: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抵牾与差距 |
| 二、教育行政:地方敷衍与中央放任共存 |
| 三、学校教育实施:地方行为滞后于中央的变革节奏 |
| 第二章 金树仁政府的教育施政(1928-1933年) |
| 第一节 登台主政之境遇:杌陧的内外政治情势与教育的历史遗留 |
| 一、历史转捩下金树仁政府的杌陧政治情势 |
| 二、教育发展的历史遗留 |
| 第二节 集团利益之主导:“四同”政治观念下的“权宜”教育施政态度 |
| 一、金树仁政府“四同”政治观念分析 |
| 二、金树仁政府“权宜”教育施政态度考察 |
| 第三节 民汉教育的敷衍:有限扩充汉校与消极放任民校 |
| 一、国民教育扩充的有限性和不稳定性 |
| 二、民族学校疏于管理,“双泛”影响严重 |
| 第四节 教育的边疆属性检视:安全举措偏颇与发展的行动不足 |
| 一、兴办军事教育以期强军统治 |
| 二、漠视民族教育,防范民族知识分子 |
| 三、教育的发展缺少足够有效的行动 |
| 第五节 教育的央地关系把握:防范中央实质影响与附和其行政指令 |
| 一、坚守统治利益,拒斥三民主义思想传播 |
| 二、教育发展在形式上附和国民政府的要求 |
| 三、与中央部门畅通信息,防范不法文化考察 |
| 第三章 盛世才政府的教育施政(1933-1944年) |
| 第一节 历史脉搏之把握:政治困局中的机遇与教育发展的新形势 |
| 一、主政困局的解决与机遇的把握 |
| 二、开辟新疆文化教育发展的新局面 |
| 第二节 政治投机之姿态:“六大政策”主张下的“双以”教育施政方针 |
| 一、广纳各方进步力量,充实与革新政府机构 |
| 二、“六大政策”的产生及其确立 |
| 三、“双以”教育施政方针指导下的教育新面貌 |
| 第三节 民汉教育的共举:官民携手推进各民族教育繁荣 |
| 一、全面设立民族文化促进会,兴办会立学校 |
| 二、积极采纳民族人士的教育建言 |
| 三、正面回应与合理措置民族语言及文化的多元 |
| 四、推动各民族教育事业与国家抗战历史主题融合 |
| 第四节 教育的边疆属性探析:安全与发展的并行并重 |
| 一、强化“六大政策”教育,筑牢思想安全防线 |
| 二、宣扬抗战建省观念,发动师生巩固大后方 |
| 三、完善文化和教育管理机构,强化教育监管与指导 |
| 四、加强教育发展的规划与安排 |
| 五、扩大经费投入,确保各类教育的有力实施 |
| 六、义务教育建章立制,各类学校齐头并进 |
| 第五节 教育的央地关系措置:政治利益下的回应与权变 |
| 一、以维护个人的政治利益为根本立场 |
| 二、保持新疆地方与中央的教育联系 |
| 三、在央地关系之间的游移和权变 |
| 第四章 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的两个历史标识 |
| 第一节 新疆学院:地方政府兴办高等教育始末及其社会价值 |
| 一、新疆学院建设发展始末 |
| 二、兴办新疆学院的社会价值 |
| 三、地方政府对待高等教育的施政态度 |
| 第二节 新疆反帝会:地方政府与民众联合开展抗战教育之典型 |
| 一、反帝会的创建及其性质 |
| 二、反帝会的抗战教育活动 |
| 三、反帝会抗战教育活动的社会影响 |
| 第三节 价值探寻:历史借鉴与现实反思 |
| 一、历史借鉴 |
| 二、现实反思 |
| 第五章 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得失举要与比较 |
| 第一节 变中谋安及其因习守成:杨增新政府教育施政得失 |
| 一、教育权的把握与教育资源的分配 |
| 二、教育与边疆政治社会化 |
| 第二节 适时改良及其敷衍褊狭:金树仁政府教育施政得失 |
| 一、金树仁政府教育施政的成绩 |
| 二、金树仁政府教育施政的偏失 |
| 三、举措偏失带来的政治恶果 |
| 第三节 全新锐进及其正反面相:盛世才政府教育施政得失 |
| 一、教育施政的革新举措 |
| 二、教育施政的历史突破 |
| 三、民主进步与专制独裁并存的两副面相 |
| 第四节 综合评述:各届政府教育施政得失比较与差异原因 |
| 一、各届政府教育施政举措得失比较 |
| 二、民国新疆各届政府教育施政差异的原因分析 |
| 结语 |
| 一、历史发展之边疆安全启示 |
| 二、学术领域之相关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读博期间科研情况 |
（8）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
| 1.1.3 基本概念界定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论 |
| 1.2.2 搜集资料的方法 |
| 1.2.3 研究意义 |
| 1.2.4 研究框架 |
| 1.3 理论梳理与文献综述 |
| 1.3.1 理论梳理 |
| 1.3.2 文献综述——台湾电视研究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 |
| 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2.1.1 试水电视业:教育电视台的成立 |
| 2.1.2 第一家商业电视台:台视 |
| 2.1.3 中视:率先播出彩色节目 |
| 2.1.4 华视:突出教育节目特色 |
| 2.1.5 公共电视节目的草创 |
| 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2.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2.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2.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2.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2.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2.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 |
| 3.1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3.1.1 台视、中视和华视:进入激烈竞争时期 |
| 3.1.2 民视的成立:反对党“发声”,打破无线三台“三足鼎立”格局 |
| 3.1.3 公视:漫长的筹建之路 |
| 3.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3.2.1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3.2.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3.2.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3.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 |
| 4.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4.1.1 商业无线电视台的重组 |
| 4.1.2 公广集团版图的扩充 |
| 4.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4.2.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4.2.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4.2.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4.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5. 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批判 |
| 5.1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2 “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3 2000年“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4 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反思与批判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访谈人物列表 |
| 附录三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及其他作品发表情况 |
| 后记 |
（9）民国时期福建侨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四、本文创新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海外闽籍华侨概况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闽籍华侨数量估算与海外分布 |
| 第二节 闽籍华侨的经济地位与职业结构 |
| 第三节 闽籍华侨的文教社团及其影响力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福建侨务机构设置与侨务理念的演变 |
| 第一节 福建暨南局的兴废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时期闽省的侨务机构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福建侨乡施政(上) |
| 第一节 出入境管理与移民 |
| 第二节 争取与疏通侨汇 |
| 第三节 鼓励华侨回省投资政策 |
| 第四节 倡导侨办教育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福建侨乡施政(下) |
| 第一节 侨政与福建归侨团体的兴起 |
| 第二节 福建归侨侨眷之战时救济 |
| 第三节 保护归侨侨眷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福建海外侨政 |
| 第一节 管理与密切联络海外闽侨社团 |
| 第二节 海外宣慰与宣传 |
| 第三节 保护海外华侨 |
| 第六章 侨政效果 |
| 第一节 侨乡施政效果 |
| 第二节 海外侨政效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884-194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附图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基本史料 |
| (一) 汉文文献 |
| (二) 外文文献 |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研究重、难点与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的重、难点 |
| (二) 创新之处 |
| 上篇 空间演变篇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 |
| 第一节 自然条件 |
| 第二节 人文背景 |
| 第二章 从“双子城”到“一城多区”——传统城市空间结构的初步转型(1759-1933年) |
| 第一节 复式城市空间的建构(1759-1884年) |
| 一、迪化城的初建与扩建 |
| 二、巩宁城的修建 |
| 三、破坏与重建:战乱对城市的影响 |
| 四、城市各民族的形成与分布 |
| 第二节 “一城多区”:多重力量驱动下城市空间的区隔(1885-1933年) |
| 一、满汉二城的合并与城市空间的初步整合 |
| 二、贸易圈与领事馆:沙俄势力的渗透与与城市空间的异化 |
| 三、会馆与庙宇:城内汉族社会空间的塑造 |
| 四、清真寺与巴扎:城外少数民族商业空间的生成 |
| 五、城市民族结构与居住格局的演变 |
| 六、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城市面貌概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市政建设与城市社会空间的重构(1934-1949年) |
| 第一节 市政规划的出炉与城市空间的延展 |
| 一、市政机构的完善与城市功能分区 |
| 二、城市空间的延伸和扩展 |
| 第二节 市政建设的展开与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变迁 |
| 一、城墙的拆建 |
| 二、街道的改扩建 |
| 三、城市房屋的拆迁 |
| 四、城市新式公共空间的辟建 |
| 五、城市公用事业的开发与市民生活空间的演变 |
| 第三节 区隔下的混融:市政建设对城市民族居住格局的影响 |
| 一、城内汉族聚居区的散居化 |
| 二、南关穆斯林商业社区居住格局的重构 |
| 三、贸易圈的杂居化 |
| 本章小结 |
| 中篇 经济发展篇 |
| 第四章 晚清乌鲁木齐城市近代经济的萌芽(1884-1911年) |
| 第一节 新疆建省前乌鲁木齐经济的发展概况 |
| 一、传统农业的开发 |
| 二、传统手工业的兴起 |
| 三、传统商贸活动的活跃 |
| 第二节 城市近代经济萌芽的具体表现 |
| 一、清末新政与近代工业的发轫 |
| 二、“八大商帮”的形成与城市商业的复苏 |
| 三、开埠通商与对外贸易的畸形繁荣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杨增新、金树仁统治时期乌鲁木齐城市经济发展的滞缓 |
| 第一节 杨增新、金树仁时期新疆的内、外部形势概述 |
| 一、杨增新时期的政治危机及其应对 |
| 二、金树仁时期矛盾与危机的激化以及哈密事变的爆发 |
| 三、从“认庙不认神”到南京国民政府统合新疆努力的失败 |
| 四、新苏关系的确立与苏联对新疆的政治经济渗透 |
| 第二节 城市经济的缓慢发展期(1912-1928年) |
| 一、官办、商办工业的初步发展 |
| 二、各族商人群体的崛起与商业发展的新趋势 |
| 三、对外贸易的萎缩及重启 |
| 四、近代银行的初设与旧式票号、典当业的并存 |
| 第二节 城市经济的全面衰退期(1928-1933年) |
| 一、近代工业化进程的中断 |
| 二、商业贸易由盛及衰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盛世才及国民党统治时期乌鲁木齐城市经济的曲折发展 |
| 第一节 盛世才、国民党时期新疆内、外部形势概述 |
| 一、从亲苏容共到反苏反共盛世才的政治投机之路 |
| 二、国民党势力入新与苏联支持下三区革命的爆发 |
| 三、新疆省联合政府从成立走向破裂 |
| 第二节 城市经济发展的“黄金期”(1934-1942年) |
| 一、两期“三年计划”中近代工业的迅速发展 |
| 二、商业贸易的空前繁荣 |
| 三、城市金融业的大力整顿 |
| 第二节 波折与动荡中前行的城市经济(1942-1949年) |
| 一、工业建设的失调 |
| 二、商业贸易一蹶不振 |
| 三、财政金融濒于崩溃 |
| 本章小结 |
| 下篇 社会变迁篇 |
| 第七章 城市人口和社会阶层的演变 |
| 第一节 人口的变迁 |
| 一、人口数量的变动 |
| 二、人口结构的变化 |
| 三、人口迁移及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社会阶层的变动 |
| 一、新式政府职员的形成 |
| 二、新兴产业工人的出现 |
| 三、民族资产阶级的诞生 |
| 四、新型知识分子的涌现 |
| 五、边缘阶层的膨胀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城市日常生活的近代转型 |
| 第一节 碰撞与交汇:物质生活的变迁 |
| 一、服饰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交织 |
| 二、饮食的多元荟萃 |
| 三、建筑风格的中西杂糅 |
| 四、交通工具的新旧并行 |
| 第二节 良莠混杂:精神生活的近代转型 |
| 一、习俗与礼仪的变革 |
| 二、娱乐方式的多样化 |
| 三、思想观念的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城市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 |
| 一、清末近代教育的起步 |
| 二、民国时期教育事业的曲折发展 |
| 第二节 近代图书报刊事业的转型 |
| 一、图书报刊业的初创阶段 |
| 二、图书报刊业发展的新阶段 |
| 第三节 医疗卫生事业的近代命运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思考及启示 |
| 一、乌鲁木齐在新疆城市近代化进程中的典型性 |
| 二、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动因 |
| 三、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历史局限性 |
| 四、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现实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部分政经重要信息备查（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研究[D]. 左洋洋. 大连理工大学, 2021(02)
- [2]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D]. 张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明清粤西州县佐杂的布局与辖区研究[D]. 廖望. 暨南大学, 2020(04)
- [4]民国初期江苏省发行官契纸机构研究[D]. 肖振楠. 厦门大学, 2019(08)
- [5]基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JC社区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研究[D]. 史俊清. 沈阳农业大学, 2019(03)
- [6]四川南充、达州、广安三市近现代飞地研究[D]. 李雨奇. 西南大学, 2019(12)
- [7]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研究（1912-1944年）[D]. 朱江华.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1)
- [8]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陈若萱. 厦门大学, 2018(06)
- [9]民国时期福建侨务研究[D]. 上官小红. 厦门大学, 2018(12)
- [10]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884-1949年）[D]. 牛燕军.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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