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歌”是“船夫之歌”

一、“榜歌”是“船夫的歌”（论文文献综述）

王丽莎^[1]（2019）在《李锴《睫巢集》笺注》文中研究指明李锴是清代学术研究中不可绕过的一位重要人物,《睫巢集》是研究李锴诗歌的重要文籍。李锴与戴亨、陈景元并称为“辽东三老”,因为李锴的祖籍在东北,所以他属於广泛意义上的东北诗人。同时,还是清朝八旗诗人的重要成员。作为一代通儒,李锴博览群书,研习经典,勤於着述,为清代学术留下了宝贵的理论着作。李锴一生可谓是四处漂泊,广交朋友,游历於山水之间,笔耕不辍。直至晚年隐居盘山,诗歌创作也从未间断。李锴之诗,主要收集在《睫巢集》、《睫巢後集》、《含中集余稿》、《集杜》等作品集中。《睫巢集》为李锴亲手修订的一部较为全面的诗集,应该是收录了清乾隆六年之前,即在56岁之前的主要诗作。《睫巢集》分为六卷,共532首诗。李锴之诗贵在没有功利色彩,诗歌倾向於内心自然感情的流露。这与其一生的交游轨迹可以相互印证。在诗歌的艺术表达方面,李锴广泛摄取汉魏、唐宋诗歌创作精华,并结合自己的过往经历和人生感悟,逐渐形成独特的个人艺术风格。李锴之诗,广泛的运用典故、化用前人诗句,诗歌作品中更多地弥漫着佛道气息,即便是杂糅於其中的景物描写,字里行间无不展现出峻峭锋利又不失和谐自然的风貌。然学界对於李锴其人及其学术成果的关注寥寥无几,缺乏系统与深入的研究。本文利用文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方法,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李锴《睫巢集》进行校注与评析。

蒋雅卓^[2]（2019）在《唐代宿泊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以题材为中心的唐诗专题研究尤为盛行。所谓“宿泊”题材诗是写夜宿和泊船的诗作,宿指停船的时段在黄昏至黎明之间,泊指夜宿的地点在舟中或岸边。宿泊诗以时间为维度。诗人的思考与活动源于白天,夜晚是白天的继续,也是宿泊诗诞生的重要背景。宿泊诗以空间为经度。它贴近山水,继承传统的山水审美精神,却并不仅仅表现纯粹的山水之乐,还关注到人这一主体在山水客体间的精神面貌。总而言之,宿泊诗即写诗人在水路交通线上夜宿时的见闻感受,它是交通与文学结合的产物。宿泊诗有两大源头:其一是羁旅题材,其二是夜题材的相关书写。宿泊诗发端于诗骚,拓宇于魏晋,初成于《古诗十九首》。及至唐代,宿泊诗从形式到审美各方面都已完备,并达到了高度发达的程度。唐人继承先秦至魏晋南北朝诗的羁旅题材传统,将宿泊发展成一种独立的题材类别。唐代约有400多首宿泊诗,诗人普遍偏好以近体写宿泊主题,古体次之,乐府稀少。近体中律诗又多于绝句,五律多于七律,七绝多于五绝。从初唐到晚唐,能够代表唐诗高峰的诗人有几十位。其中成就突出的如宋之问、骆宾王、杜甫、李白、刘长卿、刘禹锡、韦庄、卢纶等人,都展现出他们写作宿泊诗的杰出艺术才能,最终形成蔚然可观的创作高峰。到中唐,宿泊题材中还孕育出像张继《枫桥夜泊》、卢纶《晚次鄂州》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交口称誉,视为榜样,表明其达到高度成熟。狭义的宿泊诗以描写唐人在水路交通线上的漂泊主题为主,包括舟中夜宿和泊船夜宿两种情形,但有一类以“夜泛”“泛舟”为题眼,以写夜晚江面泛舟之乐的诗歌也可纳入讨论范围。诗人进行创作实践中,继承行旅诗中诸多圆熟的意象,并升华包含忧患意识的舟船意象、体现生命悲剧意识的猿意象,增加反映唐代政治悲辛的南北意象。宿泊诗艺术上的特色和成就主要有三点:其一,生活气息浓厚,扩大了反映社会生活的面,拓展了唐诗的题材范围及抒发思想感情的艺术功能;其二,情景交融,境界宛然,写景状物时声色描写突出。诗人熟练运用通感手法,最终超出可视可听的界限,捕捉潜意识和直觉印象,表现出内心更深刻的触动;其三,冲破“诗缘情”的创作套路,有了写意的偏向,意在景先,感事而发,形成立体可感的诗境美。唐代中后期,诗人呈现从北向南的不可逆的流动趋势,大量外籍诗人来到相对偏远和蛮荒的南方水域,如巴水水域、汉水水域、洞庭湖水域、江州水域、岭南水域。诗人在心理和视觉上,被这些南方水域景物所触动,写下了不少地域风情诗歌。这部分诗作记录有当时这些南方水域所见的特有的自然风光、人文精神,而且能体现出诗人在反映地域文化时的选择倾向。南方偏远地区的水域文化从正负两个方向影响着诗人的创作,无论主动接受或被动反映,诗人都会在无形间吸收这些南方水域特有的文化特质。

戴一菲^[3]（2019）在《唐代孤舟送别诗意与后世孤舟送别图》文中指出唐之前,"孤舟"意象很少入诗,在唐诗中它才频繁出现,逐渐与送别场景建立了紧密的情感联系,发展为表现送别主题的经典意象。在显性的愁绪下,孤舟隐含有心系故土又期待建功立业的诉求、对归隐生活的向往、对友人的劝勉和鼓励。后世送别图以转译与暗合两种路径容受了唐代孤舟送别诗意,以渔翁形象的增添、空间留白的技法和生活化场景的描绘,在形象选取、意境呈现和情感倾向方面呈现出与诗歌的高度同一性,这显示了中国古典诗歌与文人绘画跨越艺术形态的深度互渗与融通。

周婷^[4]（2018）在《南朝荆州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南朝时期,荆州作为聚集文人最多的南方重镇之一,是文人仕宦、交游和创作的重要舞台。就南朝文学和北朝文学相比较而言,学者多注重探讨黄河流域的长安、洛阳等地域的文学流变,而对于长江流域的地域文学关注度则明显不够。就南朝文学而言,位处长江中游的荆州与长江下游的扬州并列为两大方镇,学者多将目光聚焦于扬州地域的文学流变,而相对忽视了荆州独具特色的文学面貌。因此,关于南朝荆州文学的研究仍有值得耕耘的空间。自汉末至南朝,荆州地区凭借其水陆交会、东西南北交通要塞的特殊地理位置而备受统治者的关注,大量南朝文人如鲍照、谢朓、萧绎、庾信都曾寓居荆州,留下了各具特色的荆州书写的作品。西曲、宫体诗、边塞诗等诗歌类型的产生与发展都与荆州独特的地域环境密切相关,荆州地域孕育了靡丽浮华与雄浑豪健两种截然不同的诗歌风格。萧绎文人集团的创作既是荆州文学全盛的代表,同时也是荆州文学没落的前兆。以萧绎为中心的文学群体的活动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在南朝文学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它推动了荆州文学事业的发展。就萧绎文人集团成员的创作实践而言,辞赋与骈文成就较高。萧绎与从雍州进入京师的萧纲二人相互勉励,都主张以新变为主导的文学观。

胡敬霞^[5]（2018）在《《余姚虞氏家族诗文集》校注》文中指出余姚虞氏家族历来为余姚大族,邑人治学有声望者多出自虞氏。从三国吴虞翻至唐初虞世南,尤其两晋南北朝三百余年,虞姓硕儒辈出,着作颇丰,有学术着作62种965卷,内容涉及经学、史学、诸子学、天文学、历法学、书法学、金石学等。虞氏家族着述大多散佚,余姚市图书馆地方文献室搜集虞氏家族诗文编纂成《余姚虞氏家族诗文集》,收录了三国至唐初虞氏家族成员所作的诗、文、序跋等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目前学界对虞氏家族宗族文化、地域家族文化做了一些研究,但对其家族文学作品研究甚少。本文分为上、下编两个部分,对余姚虞氏家族以及《余姚虞氏家族诗文集》进行研究和论述。上编部分,主要分三章论述余姚虞氏家族的发展过程、家族文化、家族文学着作、文学内容、创作特色等内容。下编部分,主要为文本的注释,以余姚市图书馆编纂的《余姚虞氏家族诗文集》为底本,并参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三国志》等相关的文献材料,对《余姚虞氏家族诗文集》做全面、细致的校勘和整理。同时,对诗文中的疑难字词、名物制度、典故史实、引语等进行详细的注释。对《余姚虞氏家族诗文集》校勘和注释,将会有助于分析和研究虞氏家族文化,为更深层次、全面研究余姚虞氏家族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又因虞氏家族文学作品中较多涉及礼学,又可为魏晋南朝时期礼学研究添砖添瓦。

陈辉^[6]（2018）在《基于《汉语大词典》的南北朝新词研究》文中提出南北朝时期以南朝、北朝对峙的局面开启了中国历史由分裂而统一的过渡模式。其间,南北战争与文化交融并存,经济破坏与社会重建并存,南北对峙与各自统一并存,人口迁徙与民族融合并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南北朝词汇中也产生了大量的新质要素,而南北朝新词正是这一时代特征在词汇层面最直接的表现。因此,本文将在“南北朝新词语料库”的基础上,对南北朝新词进行全面系统的共时描写,并结合历时的比较揭示其中蕴含的新质要素。论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首先明确了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即“南北朝新词”,而后系统地梳理了“南北朝词汇”的研究现状,并阐释了“南北朝新词语料库”的语料来源、收词原则、以及语料库的筛查增补等方面的内容,最后介绍了本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第一章至第七章是本论文的正文部分。第一章对南北朝时期最具时代特色的标志性新词语场进行了描写和分析。首先,从政治生活、社会经济、社会生活、文化思想等方面入手将南北朝标志性新词语场划分为四个下位子场,而后又在各子场下进行更细致的划分,并运用义素分析法对场中新词进行举例性分析。其次,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南北朝标志性新词语场具有时代性、层次性与系统性,而共同义素正是维系标志性新词语场各层级系统性的关键。同时,许多子词语场之间存在着同义、近义或反义的关系。最后,一批构词能力较强的参构语素也为南北朝标志性新词语场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二章从历时数量与表述内涵两方面探讨了南北朝单音新词的特点。首先,在汉语词汇复音化的大趋势下,单音新词数量进一步缩水。其次,从内涵看,单音新词以指称新事物与新概念为主,这正是其时代性的表现。第三章从语义结构、词法结构等方面对南北朝双音新词进行了全面的描写,并与具有代表性的历代专书词汇进行历时的比较,进而展现了各类型双音新词在南北朝时期的特点,同时,对无法进行结构分析的双音新词进行了简要分类。首先,以构词量为参照点,语法造词量远远大于语音造词量,语法造词中词序造词量远大于虚词造词量。语法造词中构词能力最强的类型为偏正式,而后为联合式、支配式、附加式、主谓式、补充式。其次,双音新词各词序造词类型之间既有共性,又在一些方面各具特色。如从词性角度着眼,联合式、偏正式、支配式的词法结构均呈现出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但支配式的词法结构类型较之前两者则较少;又如各词序造词的双音节类型的词法结构与语义结构之间是容纳与选择的关系,能产的词法结构具有一定的兼容性,而语素的语义角色则是选择词法结构的关键;又如,通常情况下各类型双音词两语素意义的组合是直接的,但是在偏正式、支配式等类型中一些双音词两语素意义的组合是间接的,即出现了“语义综合”形式。又如在词类方面,由于支配式、主谓式与补充式具有天然的谓词性,因此这三种类型的双音词以谓词尤其是动词居多。再次,利用词缀造词的附加式具有历时与共时两方面的特点。历时角度,附加式双音词在复音词及语法造词中的比例呈大幅度下降趋势,同时,尽管前加式一直少于后加式,但前加式双音词在附加式双音词中的比例呈上涨趋势,而后加式双音词在附加式双音词中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从共时角度来看,南北朝时期附加式双音词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参构词缀无论在性质上还是数量上均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而词尾造词是该时期附加式双音新词的主要形式。同时,该时期的附加式双音新词显示,词缀数量对构词量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决定构词量的主要因素,决定构词量的关键性因素是词缀的构词能力。最后,南北朝时期,语音造词,尤其是重叠造词已经成为了弱势的造词方式。第四章对南北朝时期的三音节新词与四音节新词进行了全面描写,展现了多音节词在南北朝时期的一系列新特点,并结合汉语“自然音步”理论,对二者中的优势语法结构类型进行了分析。第五章从佛教新词的构成与佛教新词的结构两方面阐释了南北朝时期佛教新词的特点。首先,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经词汇逐渐从宗教领域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其次,佛教新词与非佛教类新词在音节数量、语法结构分布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一致性。最后,南北朝时期,“完全汉化”成为了佛教新词发展的主要趋势,与此同时,佛教文化也通过“借形灌义”等形式对汉文化、汉语词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第六章从典故新词的音节构成、典源分类、成词方式等方面阐释了南北朝典故新词的特点。从音节构成看,南北朝的典故新词以双音节为主要形式;从典源分布看,南北朝时期,典故新词虽然大量产生,但其造词情况还未进入“全盛时期”;从成词方式看,南北朝时期,典故新词大多通过选字重组的方式成词,其余则通过直接截取或加字重组等方式成词。第七章将复音词语义结构与词形平面进行比较,以语义结构中的隐含成分为切入点,研究词义与语素义之间的关系。首先,词形的音节限制与概念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是语义结构中隐含成分存在的直接原因。同时,这些隐含成分首先存在于词义的形成过程中,而后才存在于词义的释读过程中,它们是复音词语义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解词义的关键。其次,语义结构中的语义隐含成分具有多样性特征,本研究重点分析了两大类隐含形式,即以动词性语素为核心的隐含和以名词性语素为核心的隐含两大类。前者包括动作对象隐含、动作主体隐含、动作目的隐含、动作方式隐含、使动用法隐含、被动用法隐含等六类隐含形式,后者包括动作隐含、事物性质隐含、事物领属者隐含三种形式。一个复音词中,蕴含的隐含形式可以是上述各类中的一类,也可以是几类,隐含成分的多少取决于词义表达容量的大小以及参构语素表义的能力大小。再次,语义成分隐含具有理据性。如以动词性语素为核心的隐含涉及“动词性语素本身的语法特征”等七种来源,而以名词性语素为核心的隐含及其来源则可以通过运用语义框架理论、构式压制理论再现。最后,复音词中,隐含成分与参构语素之间,隐含成分之间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互相影响的。结语从新词时代性的角度对南北朝新词的特点进行了简要总结。

赵雅丽^[7]（2017）在《张际亮文学研究》文中提出张际亮是鸦片战争时期着名的爱国诗人。除了诗歌,张际亮还写了古文、辞赋、狭邪笔记,编纂了地域性诗歌总集《建宁耆旧诗钞》。张际亮的相关研究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迄今已有近四十年历史,然关于张际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纪实类诗歌上,其他作品则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更不用说对张际亮的文学创作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张际亮的作品为研究对象,结合嘉道之际的时代背景,系统分析张际亮作品的内容、价值等,力求对其作品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观照,重新审定张际亮的文学成就。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本文按照体裁,分别从诗歌、古文和辞赋、狭邪笔记以及编纂作品等几个方面进行探究。在诗歌方面,张际亮的诗歌内容丰富,有社会纪实诗、山水纪游诗、宴饮酬唱诗、赠答送别诗、咏史咏怀诗及题画题诗诗等,这些诗歌反映了张际亮的志趣、交游、思想等,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清代的尚画、雅集之风。在探讨诗歌内容的同时,本文对诗歌的艺术也进行了考察,如体裁上众体兼备,大量使用长诗题、分题、诗序,广泛使用题注和诗注,风格上以沉郁雄宕为主,亦有明丽清新、清秀雅致之作等。张际亮在诗歌创作上的实践和其诗学观,如诗宗盛唐、反对模拟,“读书穷理”“积理养气”,倡写“志士之诗”等,成为嘉道诗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张际亮的古文和辞赋数量不多,然内容却比较丰富,有传记、序跋、书札、论说文、杂记和辞赋等,对于研究张际亮的交游、思想等具有一定的价值。《金台残泪记》和《南浦秋波录》是张际亮根据其所见、所闻、所感而作的狭邪笔记,二者是时代风气和作者自身遭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也蕴涵了一定的文学价值。张际亮原辑、李云诰续纂的《建宁耆旧诗钞》是一部区域性的文献资料汇编,其收集的范围虽然只囿于建宁一邑,但却保留了该邑诗歌的相关材料,展示了建宁自嘉靖以来诗歌发展的基本脉络,对于建宁这一区域文学的传承和研究来说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对之前未受关注的《绥安张氏族谱》《交旧录》《建宁耆旧诗钞》等进行细致的分析。二是第一次对张际亮的文学成就进行细致而全面的研究。其三是使用田野调查、数据统计分析、图表法等,增强了论述的直观性和客观性。

曹良辰^[8]（2017）在《越南北使诗略论 ——以出使明清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越南与中国一衣带水,在政治、文化上都有密切的交流。自北宋以后,越南成为中国的属国,定期派遣精通汉诗的使臣进行朝贡。因为中国在越南的北面,故越南使臣常以“北使”自称其出使行为,他们往返中越两国期间所作的汉诗也因此被称为“北使诗”。从内容来看,北使诗的题材丰富,写景、怀古、述怀、唱酬、应制等各类题材兼备。这些诗既反映出越南使臣对汉诗的熟练运用,也反映出汉诗在古代东亚世界中的社交功能。本文研究的北使诗以出使明清时期的使臣汉诗为主,在初步梳理北使诗创作内容的基础上,将重点放在北使诗中的写景诗和唱酬赠答诗上,以此来了解北使诗的创作特色,以及北使诗在内容和艺术手法上和中国文学、东亚汉文学的密切关系。同时,从整体上总结归纳北使诗的创作观及传播情况,充分挖掘北使诗的价值。论文分为六个部分:绪论包括研究目的及意义、研究现状分析、北使诗的概念界定及研究方法,旨在梳理学界研究越南北使诗的概况。第一章主要论述北使诗的产生环境,即宗藩关系的大背景下中越政权间的交流。第二章主要介绍越南使臣群体的构成情况,统计越南北使诗与燕行记的文献情况,归纳北使诗的主要内容。第三章以使臣视野为中心关注北使诗中写景诗的描写特色,分析使臣的写景诗与中国相关题材诗的密切关系。主要围绕使臣的雪景诗、五险滩诗和八景诗这三个具体案例展开,从写景诗的内容和形式入手,分析使臣对中国景观文化的接受与改造。第四章从北使诗的唱酬特性入手,综合比较越南使臣与中国文人、官员、皇帝、朝鲜使臣间的诗歌唱酬情况,从多个层面展现他们与古代东亚社会各阶层的唱酬特点及反映出的思想情感,同时讨论汉诗发挥的重要社会功能及意义。第五章主要讨论北使诗中的创作观以及北使诗的传播与影响情况,以此揭示北使诗的价值与影响力。

董艳霞^[9]（2016）在《唐代长江江行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江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不断进步,人口不断增多,至唐代,经济文化已经出现非常繁荣的局面。作为一条重要的水上交通航道,它与唐代文人的行旅活动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由此,唐代文人也创作了大量江行诗歌。本文即以这些江行诗为对象,通过分类整理、分析归纳对之进行研究。第一章至第三章主要分析唐人长江江行诗的创作概况及诗中对长江自然地理景观的描写,包括长江上游川江峡江、中游荆江九江及下游楚江扬子江三个主要部分,分析诗人在不同水域环境的不同情感体验和反应,凸显长江上中下游诗歌的不同之处：第四章主要研究诗人在长江上的生活和活动,主要从晓发夜泊、相聚分别、饮宴弹唱等方面展开论述：第五章主要分析江行诗中展现的长江沿岸人们的生活图景、长江江行诗不同江段的不同意象、诗人的临水感怀意识。论文力图从总体上展现一幅风姿绰约的长江风情画卷和诗人在这如诗如画般的江行旅途中所经历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之情,揭示其艺术特征与价值。

李真真^[10]（2016）在《南朝诗歌“声”“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声音”与“颜色”是南朝诗歌中不容忽视的两个审美因素,南朝诗人从不同角度观察客观物象的“声”“色”,以不同的方式开拓对于客观物象“声”“色”的新感受,不断探求表现客观物象“声”“色”审美内涵的艺术手法,因此,南朝诗歌向来被称为“五彩映发,声色并传”。声音与颜色是南朝诗人极貌写物的载体和媒介,同时也是营造诗歌意境的工具,对其深入的研究无疑有助于从审美与艺术的层面去解释南朝诗歌“声色大开”的原因。论文在结构安排上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研究了南朝诗歌“声”“色”的生成、转化、展现与分布。“声”“色”生成于“物”,“声”“色”元素想要转化成诗歌中的“声”“色”意象,需要诗人动用感官进行“体物”,并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采用“直觉”的方式,这样才能保证“声”“色”元素的直接涌现,构成诗歌意象。声”“色”在南朝诗歌中得以展现,则有赖于南朝诗歌的“体物”特性,且“声”“色”在不同朝代、体裁、作者、题材的南朝诗歌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第二章主要研究了南朝诗歌“声”“色”繁盛的原因与条件。贯穿整个南朝的“文贵形似”的诗歌思潮使得对“声”“色”的描绘成为诗歌达到形似效果的“必经之路”;不同的潜在创作动机促使南朝诗人将“欣赏”作为最直接最根本的创作动机;南朝诗歌本体之中“物我分离”和“物境本位”的审美倾向也使得“声”“色”于诗歌中的存在空间得到拓展;高门士族的庄园经济等客观条件于无形中为诗人与诗歌素材“相遇”创造了契机、提供了条件。第三章主要研究了南朝诗歌“声”“色”的种类与表现方式。南朝诗歌中的颜色总共可以分为六个大类,大类之下又可以分为二十二个小类,每个小类的颜色是由基本色演变而来;南朝诗歌中的声音总共可以分为四个大类,大类之下又分为十五个小类;南朝诗歌“声”“色”的繁盛不仅在于种类的多样,还在于表现方式的多样,诗人会依据不同的需求选择不同的“声”“色”表现方式。第四章主要研究了南朝诗歌“声”“色”的作用。“声”“色”作为南朝诗歌中物象的一部分以及南朝诗歌的审美因素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声”“色”极大程度上充实了南朝诗歌的意境;其次,“声”“色”有助于提升南朝诗歌的观赏性与审美功能;最后,从南朝不同时期诗人对“声”“色”的喜好可以窥见南朝不同时期诗歌风格的特点。

二、“榜歌”是“船夫的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榜歌”是“船夫的歌”（论文提纲范文）

（1）李锴《睫巢集》笺注（论文提纲范文）

（2）唐代宿泊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南朝荆州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余姚虞氏家族诗文集》校注（论文提纲范文）

（6）基于《汉语大词典》的南北朝新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张际亮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越南北使诗略论 ——以出使明清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9）唐代长江江行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南朝诗歌“声”“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榜歌”是“船夫的歌”（论文参考文献）

• [1]李锴《睫巢集》笺注[D]. 王丽莎. 辽宁师范大学, 2019(12)
• [2]唐代宿泊诗研究[D]. 蒋雅卓. 湖南科技大学, 2019(06)
• [3]唐代孤舟送别诗意与后世孤舟送别图[J]. 戴一菲. 文艺研究, 2019(03)
• [4]南朝荆州文学研究[D]. 周婷. 江南大学, 2018(01)
• [5]《余姚虞氏家族诗文集》校注[D]. 胡敬霞. 广西大学, 2018(12)
• [6]基于《汉语大词典》的南北朝新词研究[D]. 陈辉. 山东大学, 2018(11)
• [7]张际亮文学研究[D]. 赵雅丽.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9)
• [8]越南北使诗略论 ——以出使明清为中心[D]. 曹良辰.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2)
• [9]唐代长江江行诗研究[D]. 董艳霞. 西北大学, 2016(04)
• [10]南朝诗歌“声”“色”研究[D]. 李真真. 陕西理工学院, 2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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