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秘书之友》2002年要目（论文文献综述）
刘勇[1]（2020）在《明代抄本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代是中国印刷出版史上的辉煌时期,但是抄书的活动依然兴盛。明代生产的抄本经过时间的积淀,在版本学上被称之为明抄本。学界对于明抄本的研究可以分为版本目录学研究、出版史研究、藏书史研究以及抄本个案研究几个方面。本文是从整体上对明抄本进行的一次系统性研究。第一章从整体上对明抄本的版本目录学特征进行探究,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是明抄本的版式特征,包括行格、版心等;第二是明抄本的字体风格,通过对明抄本字体风格的总结,划分出洪武至成化、弘治至隆庆、万历至崇祯三个时期,并对各个时期的字体风格进行了具体的总结。第三是探究明代抄本的鉴定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总结出探究明抄本抄写时间、抄写者、批点者、抄本来源、作者的规律,进而探究如何区分明抄本与明稿本、宋元抄本、清抄本。第四是明抄本的文献价值,主要从对书目信息的补正和补正刻本之缺误两个方面来探讨。按照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书籍交流圈模型,外圈是书籍的生命周期。第二章至第五章所研究的正是明代抄本的生命周期,是从书籍史的角度对明抄本的生产、流通、阅读等环节进行探究。第二章探讨了明代抄本生产的内容,主要包括从宫廷抄写书籍的类型、明代抄本的不同类别。第三章是对明代抄本生产方式与过程的探讨,首先厘清了誊写与缮写、影抄与临摹等抄写方式之间的区别,进而论述了抄写与刊刻之间的关系。一部分明抄本的讹误历来为学者所诟病,本章第二节从抄书态度、学识水平、外部环境等方面探究了明抄本讹误产生的原因,并且以《永乐大典》的抄写为例,论述了明代抄书者是如何预防讹误产生的。第三节分别从抄写者、抄写的场所、抄本生产的品牌来探究明代抄本的生产。第四章探讨了抄本生产与流通中的经济因素,重点探究了明人抄书的经济动机、抄写的效率以及抄本的成本与价格等。第五章研究了明代抄本的流通方式,主要从读者与市场、书贩与书肆两个方面展开论述。明代抄本的读者与市场部分主要探讨了哪些人是抄本的读者,以及抄本在书籍市场中的份额如何。抄本的读者可以分为抄本的生产者和非抄本生产者,抄本的市场问题主要分为抄本交易与市场份额、市场中的稀见抄本、读者的选择、市场中的抄本与印本以及科举对抄本市场的影响。书贩兜售与书店经营是抄本销售的两个重要渠道。对书贩兜售的探讨,主要包括书贩身份与销售地点、兜售种类与经营方式、具体的销售策略与案例分析;关于书店的经营,则主要探讨了书店的位置和经营,并通过祁承（?）、谢肇淛、祁彪佳、冯梦祯等学者的购书记录来分析抄本在书店中的经营状况。第六章研究了明抄本的阅读与利用环节,抄写是实现阅读的重要媒介,明人抄写书籍的范围、不同类型的抄本为考察明代的阅读风气和阅读群体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利用抄本来进行教育是这一部分考察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学者通过家庭中的抄写活动来教育子弟,这种方式在私塾中也同样流行。明代学者阅读抄本的方式主要有朗读和默读,而抄写又可以作为记忆的一种辅助手段。学者在抄本上会留下批注,遇到谬误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订正。最后,讨论了摘抄、编纂与抄本生产、阅读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摘抄的目的与方法、摘抄与阅读的关系、编纂与阅读的关系,以及编纂与着述之间的关系。罗伯特·达恩顿的书籍交流圈模型内圈是书籍与政治社会文化等背景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的第七章和第八章分别是从抄本与学术、政治以及抄本的社会史特征来展开的。第七章探讨的是抄本与明代藏书、丛书出版及书籍审查之间的关系。从抄本与明代藏书的关系来看,抄本对增加官方藏书和私人藏书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抄本与丛书的编纂来看,明代的抄本促进了丛书的编纂与刊刻,进而通过对明抄本丛书的考察对丛书概念加以重新审视。从抄本与禁书的关系来看,抄本书由于其特殊的流通渠道等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躲过明代的书籍审查。这里主要探究了明代的实录、天文类书籍、妖书等几种特殊类型的书籍,它们在明代大多以抄本形式流传。第八章是对抄本的社会史特征进行的探讨,首先关注的是抄工这一特殊的群体,描绘了抄工在明代的生活状态,包括他们的出身、收入以及与学者、抄本之间的关系。抄工主要包括职业抄写者,除此之外,生员、士人、童仆、官吏都可以扮演抄工的角色。其次关注的是抄写者的人际网络和交往模式,探讨抄写者是如何通过构建人际网络来进行抄书活动的。明代刊刻出版中写工的组织形态以及他们与学者之间的关系虽然也与明代的抄写活动有关,但属于刊刻出版的流程,与明抄本的研究主题有所冲突,因此将其作为本文的附录。总之,本文通过对明抄本的系统研究,揭示明代抄本的生产、流通、阅读过程,以及与抄本有关的人群和社会网络,希望能够深化对于明代的抄本、抄书活动、抄本与刻本之间关系以及明代书籍文化的认识。
周萧易[2]（2020）在《历史与现实交织下的个体困境 ——薛忆沩小说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薛忆沩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新移民作家,被誉为“最迷人的异类”。这个标签的形成与他独特的人生经验有关,长期的数学训练与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偏爱,使得薛忆沩形成了“数学的精准与诗意的浓密融为一体”的语言特点。移民后,面对中西文化的碰撞,双重语境下的生存环境,薛忆沩的写作边界不断开阔,实现了“文学祖国”里的“文学梦”。在薛忆沩的小说创作中,表现都市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在都市人题材的书写中,个体与个体的疏离,个体与群体的疏离,个体与时代的疏离一步步递进,构成了都市人题材小说的“逃离”情绪。而在历史题材小说中,薛忆沩的写作聚焦于残酷历史中个体的命运,突出强调个人的内心世界,极力展示历史的荒谬和个人的脆弱。而薛忆沩颇具西方现代派艺术技法的“战争”系列小说,从对战争幸存者心理的探索起步,展现了战争环境中的个体命运,反思了战争对个人造成的心理创伤,进而探讨了走出生命创伤的艰难历程。薛忆沩始终保持着一种先锋意识,在写作中,他不断探索文本形式的多样性,将西方现代派的创作技巧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形成了与西方文学的“互文”关系。在移民加拿大之后,面对中、英、法三种语言的交汇与“冲撞”,薛忆沩进一步发现了汉语之美,加上他对写作的“完美主义态度”,由此发动了几乎是“重新创作”的“重写”革命。但是,薛忆沩的创作也存在一些局限和困境。他显然不是那么擅长长篇小说叙事,小说中过多巧合性,打破了思想性与故事性的平衡局面。
王海凤[3]（2020）在《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日甲午一役后,国人开始转向日本学习,“训育”这一教育名词随之传入中国。嗣后,中华教育界人士对“训育”一词进行了多方阐释,并将其应用于新式学堂,进行了有关训育制度的早期实践。民国成立后,“训育”逐渐引起国人的关注,然而在军阀混战的时代背景下,北洋政府无暇顾及教育,致使其时各高等院校在实践层面有关训育的探索,大多各行其是。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随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确立,国民党当局开始在学校教育中建立训育体制,但仅局限于中小学,未涉及高等院校。是故,其时各高校有关训育制度的实践,仍延续了北洋政府时期的模式。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控制战时高等院校学生的思想言行,国民政府开始在专科以上学校正式构建训育制度。其后,无论国立高校,还是私立高校,抑或教会高校,根据教育部制定的一系列训育规章法令,从以下三方面推行训育制度:实施“导师制”;成立“训导处”;筹设“三青团分团部”。然而,由于各专科以上学校的具体实情不一,在“训育制度”的实际推行过程中,各校的实施情形有所不同。本选题以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为研究对象,在搜集晚清民国时期的档案、报刊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以“训育”由一个概念发展到一种教育制度的演变进程为线索,从思想层面、实践层面、制度层面三方面出发,即按照“训育制度”的理论探讨、实践探索,上升至训育制度的正式建构,来谋篇布局、划分章节。在思想层面,自“训育”一词传入中国后,对其内涵、外延,国人产生了激烈的论争。在介绍西方训育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的国情,国人形成了自己的训育理论体系。在对训育制度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国人亦在实践层面进行有关训育制度的实际探索。清末“监学官”的设立、“寄宿舍制度”的出现及以经学为主体训育课程的开设,皆是有关训育制度的初步实践。民国前期,在训育实践方面,各高等院校仍沿袭了清末的训育范式,直至“五四”之后才有所改变。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因无可资遵循的训育方针,各高等院校的训育组织较为混乱,部分高校开始试行“导师制”:在“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指引下,各高校开设了“党义课程”。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控制战时高校学生的政治思想,防止学生受到非三民主义因素的影响,在训育制度的理论指导与实际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国民党政权开始在高等院校构建训育制度,不仅在学制系统中订定了统一的训育方针、训育标准,而且在管理系统中设立了专门的训育组织机构。训育制度建立后,国民政府为在各高等院校全面推行训育制度,将“导师制”纳入教育教学体制;将“训导处”加入行政管理体制;将“三青团”植入高校组织机制。在民族战争的背景下,此三大举措的实施,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各自的“本职”功能,为抗战救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随着国民党势力的介入,三大举措的“本职”功能发生变质,“党化”与“政治化”现象日益严重。究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一党专政”下的任何管理举措,最后的发展路径,只能是用来维护国民党根本利益的工具。
刘晓娟[4]（2020）在《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研究（1918-1951）》文中研究说明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专业或者教育科目,从西方引入中国,在中国高等学校生根发芽,上海交通大学是最早的,其发展可谓源远流长。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在创办之初就设立了政治班、商务学堂和商务专科,成为交大经济与管理学发展的滥觞。又鉴于我国交通事业之管理与商界之运输业为个人占据,交通事业中的一切制度设施、取材、用人与管理原则为唯利主义,长期发展下去势必影响国计民生,所以培育本国管理人才以便代替洋人管理成为当时交通发展的第一要务。1918年,在校长唐文治先生的大力推动下,交通大学成立铁路管理专科,它以“造就国有铁路属于管理方面的人才”为宗旨。在课程设置及课程内容的安排上都超过了当时一般大学的本科教育,尤其是有关铁路管理的相关课程在国内可谓首创。教师学识精深且教学认真,加之对学业上严加把关,故其学生质量也较高。铁路管理科的设置标志着交通大学管理学科的正式建立,同时也在全国高校中开创了工程教育和管理相结合的专业发展道路。20世纪20—30年代,随着美国人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引入中国,管理学在中国的教育领域扎根并且发展了起来。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倡导下,为了培养高层次的管理人才,一些知名院校纷纷开设商科,“工商管理”、“工厂管理”的课程逐渐增多。而铁路管理科在这一时期由科扩充为院,1928年国立交通大学率先成立了铁道管理学院,两年后发展为管理学院,设有财务管理、铁道管理、公务管理和实业管理系,开展本科层次的管理教育。在办学上,重视基础理论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对学生严格要求,严格考核。学术研究上,经济学会的发展促进了科学管理知识的传播与普及,推动了科学管理运动的发展。同学们在钻研于学业的同时,也能热忱服务于时代洪流中。当国家面临危亡之时,管理学院的师生毅然站在最前列;面临蓬勃发展的爱国民主运动,他们挺身而出,投入革命的行列。在钟伟成院长的带领下,经历了战火洗礼的交大管理学院迅速发展,一跃成为20世纪上半叶我国乃至亚洲唯一的管理学院,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管理人才。新中国成立后,昔日的“民主堡垒”肩负起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重任。管理学院的师生在此阶段开始学习前苏联教育经验,改造旧的教育体系、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但是自1951年开始的院系调整使交大管理学院分崩离析,不复存在。管理学院的历史至此也告一段落。从管理学院的形成、发展到消亡的历程中,可以看出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的变革直接影响着管理学科的兴衰,而建国初期的院系调整则加速了这一过程的发展。
史倩文[5]（2020）在《1980年代文学视域下的《中国》杂志研究 ——兼论作为编者的“晚年丁玲”》文中提出总体来看,当代文学期刊史上共有三次影响较大的创刊热潮,这三次期刊创刊潮流基本上奠定了当代文学期刊发展的总体格局。其中第三次创刊（复刊）潮从八十年代初期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中期,一方面经历了“文革”的文化沙漠,人们对待精神世界的充实有着极强的渴望;另一方面,文学与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蜜月期,文艺的繁荣也促进了政治的“拨乱反正”。值得关注的是此时出现的许多大型文学期刊如《钟山》《十月》《收获》《当代》等,极大地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本文的研究对象《中国》就是创刊于这一时期的一本综合性大型文学期刊。然而《中国》却有着与其他大型文学期刊截然不同的命运,《中国》作为一个既普遍又特殊的个体,成为审视八十年代文学现场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以《中国》为观照对象,从四个方面展开对该对象的研究。首先,基于大量的文献资料梳理《中国》从创刊至停刊过程中的具体史实,分析期刊发展过程中的内、外部影响因素,着重探讨《中国》的停刊与八十年代文学现场的关系,如人事纠纷、权力更迭、制度桎梏等。其次,发掘期刊自身品格以及主编对刊物的影响。而《中国》的主编丁玲本身有着复杂性与多义性,她的这些特性又与《中国》的命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故这一部分从“晚年丁玲”的视角来研究《中国》,且两者具有相互阐释的意义。再次,《中国》作为一本文学期刊,其刊发的具体作品不可不研究,这既是一种基于文学本身的内部研究,同时也包含外部研究,如意识形态如何规范文学生产、文学发展如何摆脱思想性的桎梏、文学期刊如何进行文学策划以及作者、编辑与读者的互动关系等,此部分即从具体文章入手,考察八十年代中期这一文学发展的转折、过渡期,一个国家级文学期刊的选择和尝试,从而深刻理解八十年代中期文学生态。最后一个部分从宏观角度梳理八十年代总体期刊环境以及对期刊发展产生的影响,在这一大环境中其他大型期刊的应对之策,并进而反观《中国》的“变”与“不变”,了解《中国》的独特意义以及他所带来的经验与启示。
闫章虎[6]（2019）在《政治制度视角下的唐代书法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政治制度的视角出发,对唐代书法史进行深入考察,旨在揭示唐代书法史与政治制度相关的那一层面。基于这种观察视角,本文对以下几方面进行了讨论。根据论述主题,可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揭示了唐代书法的“政治属性”,并考察唐代国家典仪中的书法因素,分析书法活动及相关书迹背后的政治意涵,解读它们在处理政治关系、维护统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第二部分,论文从文书行政的角度出发,思考唐代铨选制度中为何会设置“楷法遒美”及“工书”这两个关于书法的标准,探究“楷法遒美”与“工书”的具体内涵并梳理它们和唐代书法史的关系。基于以上讨论,这一部分还对“书判拔萃科”中“书判”的具体所指进行了考证。论文第三部分重点讨论凭借书法技艺为皇室服务的翰林书待诏,对这一群体的性质、供职模式、工作内容、选拔方式、仕途、社会关系进行了全面分析。最后结合传世及新出石刻资料,考察唐代宫廷书法对翰林书待诏书法的影响,以及书待诏书法的群体性特征。第四部分关注的则是在行政及文馆机构中供职的文书吏、楷书手、书直等群体,揭示他们在当时整体制度框架中所处的不同位置、所承担的不同职能。并结合敦煌文献及吐鲁番文书,从职能的角度出发,对他们的书法特征进行了总结。第五部分研究的是唐代的“书法教育制度”,这一部分的目的不是对相关制度进行全面介绍,而是重在分析这些“书法教育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况以及对唐代书法发展的影响。结论表明,除侍书之外,书学、弘文馆等机构在唐代书法史上所起的作用明显被夸大了。
张建坤[7]（2019）在《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元佑学术”是个历史上的特定概念,有比较明确的内涵,一般是指北宋后期和“荆公新学”相对立的理论形态,以朔学、蜀学和洛学为主干,而非宽泛地等同于整个元佑时期的学术。相应的元佑学术群体,指的也不是整个元佑时期的学术群体,而是有着一致的“元佑学术”背景的士大夫群体,以司马光学派、苏轼文人集团和洛学学派为主体。“元佑学术”是“宋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阶段,上承“庆历学术”,与“荆公新学”并驾齐驱,下启南宋“道学”。“元佑学术”与“元佑政事”关系紧密,甚至被视为“元佑政事”的意识形态。近百年来,学界虽对“元佑学术”中的蜀学、洛学已作了丰富的个案研究,但从整体上观照“元佑学术”的基本面貌、问题意识与共同旨趣等,尚嫌不足。宋代士大夫一般都兼具学者、官僚、文人三重身份,他们的学术和他们的政治理想、政治行动密不可分,主要目的即实践他们的政治理想,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元佑学术”,有助于理解“元佑学术”的本质属性。实际上,“元佑学术”的焦点不在于对“熙丰新法”和“荆公新学”作批判性的理论反思,而在于调适北宋立国以来的“内向治道”规范。所谓的“内向治道”规范,就是一种内倾至皇帝个人修养与权威的统治原理,它以社会政治稳定为中心目标,以“安内养外”的外交原则、“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清静致治”的统治方针为基本内容,一方面强化了北宋的皇权支配,带来了百余年的太平治安盛局,另一方面又导致一系列社会政治弊病。“元佑学术”本质上是要趋利避害,在维护“内向治道”规范的基础上,消除其弊端,既维护政治稳定,又确保社会发展;既加强皇帝集权,又落实士大夫用权。“元佑学术”的这条政治思想道路先于“熙丰变法”而存在,反对“熙丰新法”和“荆公新学”实则“元佑学术”的一种可能性结果,而非根本性目的,不能径认为“元佑学术”的本质属性是批判“熙丰变法”和“荆公新学”。鉴于政治思想的理论深度及现存思想资料的丰富性,比较合理的选择是以司马光学派中的司马光、范祖禹、刘安世,苏轼文人集团中的苏轼、苏辙、秦观、张耒,洛学学派中的程颐为元佑学术群体的主要代表,通过他们的核心政治观念来解析他们的政治思想,进而理解“元佑学术”的基本面貌和本质属性。“中和”是司马光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政治观念,它本质上是实践的,重心在于“执中治心”,侧重于外在的“制中”之法。这在政治上要求按照传统儒家“礼所以制中”的理路,建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礼治政体,使日益强化的皇权支配,回归无过与不及的平衡状态。司马光的中和政治实践论在元佑时期被付诸实践,却因其内在困境所限,非但没能消解皇权支配的绝对性,反而推进了北宋皇权支配的强化进程。“帝学”是范祖禹一系列面向哲宗的着作的共同思想主旨,它是以“学成圣王”为目的,以《大学》纲领、条目为主干的道德、知识系统,实质上是一种旨在“正君心”的为己之学,以儒家先王之道为准则的正统之学。“帝学”也有丰富的治道内容,归根结底则是“法祖宗”,尤其是“法仁宗”。然而,“学成圣王”的教育目标十分高远,不免给年幼的哲宗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影响哲宗对元佑之臣的政治好感。刘安世的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公议”政治精神中。他基于阴阳消长的易道变通精神及“君臣一体”的身体政治隐喻,按照进君子、退小人→公议→台谏的政治逻辑,展开了他的“公议”政治精神,这种精神又集中表现在他立足台谏制度,积极维护台谏官员政治意见的表达与实践,以期消除朋党,坚守元佑“国是”。然而,“公议”与“国是”同具专断性,刘安世虽张扬了“公议”政治精神,有利于消解皇权支配的绝对性,但也使“公议”异化为了少数台谏官的“私议”“横议”,打破了权力制衡机制,给元佑政局蒙上一层阴影。“人情”是二苏政治思想的底色,这个“人情”是一种“情—理结构”。这在政治上,要求皇帝“通上下之情”,即结臣心以结民心。结臣心,是秉承“和而不同”的政治精神,循理无私,尊重士大夫“公议”;结民心,是秉承“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政治精神,尊重民众的情欲需求,因势立法,不分新旧,一切以富民、利民、便民为本。“通上下之情”的过程其实也是皇权利用、加工、塑造臣民政治情感的过程,在给予士大夫一定的行政自主权,给予天下臣民一种自由感、安全感、满足感、幸福感的同时,也塑造了他们对皇权的信赖感。秦观、张耒深化了二苏的“人情”政治论,开展出了政治调和论。秦观、张耒的政治调和论,立足于他们心目中的“大全之道”。这个“大全之道”不可描述,二人把捉它的途径也有所不同,秦观从养气入手,张耒从尽性入手。虽有此不同,但都旨在平衡内外,开放出宽容境域,使元佑政治能够走向不分新旧、多元并包的和谐之路。王道政治理想是程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他心目中的王道政治是一种“降格”以求的政治模式,以他和程颢共同倡明的“道学”为基础,蕴含天理、公心、民本三重维度,归结于那句“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根本上旨在重建政治宪纲,平衡皇帝集权与士大夫用权,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总的来说,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在不同的致思理路下蕴藏着一个共同思想主旨——平衡皇帝集权与士大夫用权、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这显示出,“元佑学术”其实是个“多元一体”的思想形态,“多元”本身就是一种平衡,平衡方能构成稳定的整体。“元佑学术”的这一面貌和属性,对我们当下仍有重要启示意义。平衡各方面的权力、利益,获得情感上的通畅,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兼顾社会的不断发展,进入和乐之境,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美好愿景。这仍然需要我们继续保持对平衡之道的关注,对平衡技艺的探索。
李娟娟[8]（2019）在《政务信息的逻辑界定与采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务信息的性质归属及其采编工作规范化问题不仅是学术界逻辑界定的研究难题,也是日常行政工作辨析操作的现实难点。目前,政务信息文体性质、基本特征及其功能类型的研究,无论在理论分析上还是在现实应用上,都未形成科学的认识,政务信息采编工作也缺乏操作标准和规范,许多问题悬而未解又亟待解决。本文试以功能文体学为理论支撑,以狭义“政务信息”为研究对象,以广泛搜集的政务信息例文、法定公文例文和新闻例文为研究案例,借助NLPIR大数据语义智能分析平台,综合运用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法、文献调查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通过例文佐证、对比分析等方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先从发文对象、发文机关、发文方式、行文要求、功能效用五个方面对政务信息与法定公文、新闻进行对比辨析:政务信息是兼具法定公文与新闻双重特征,又区别于二者的一种新兴文书。其次,从文体性质来看,政务信息是行政机关对管辖范围内出现的公共事务信息编写成文以便辅助决策管理的一种限知性非法定通用事务文书,具有行政沟通先导性、常用性、参谋辅助性、非法定性、间接性五个文体特征。再次,根据政务信息文体性质和文体特征,并结合其发文事项,政务信息从文体功能上可分为情况反映类、经验交流类、问题研报类和意见建议类。最后,从采编角度,提出了政务信息的基本要求和具体写作技巧,以促进政务信息采编工作的可操作性和规范化。
刘潇[9]（2019）在《宋代官刻书籍研究》文中指出典籍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载体备受宋廷重视,不同时期中央和地方在选择刻印内容方面各有侧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由于经史类书籍是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用书,能有效地宣导官方思想,为宋廷培养所需人才,中央政府对其版本选取、校对及刻印较为审慎,出版质量较高。地方政府和民间也多选取国子监本经史作为刊刻的首选底板。宋代地方志不但数量浩繁,且名志屡出,各具特色,并为后世方志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方志编修自北宋至南宋经历了从中央组织全国性编修,到地方自主修编汇报的转变过程。方志内容从重地志转向重人文,除了受到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外,也反映出政府修志理念的变化。修志思想趋于成熟,修志体例也逐渐定型和完备。子类书籍涵盖内容庞杂而丰富,官刻书籍多选取与教育及科举考试相关的书籍进行刊刻,同时大量实用性书籍也得到重视被刻印出版,展现出官刻书籍与市场紧密结合的特性。宋人文集传世数量大大超越前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刻板印刷的发展,其中地方官刻起着重要的作用。集类着作中央刊刻较少,多为地方政府机构及学校所刊刻。地方政府刊刻当地名贤书籍宣扬地方文化,推行教化,官员在任期间也多用官帑刊刻与其相关之人着述,这些刊刻行为有利于文集传布和保存。此外,各级政府机构还对唐人文集进行了较为集中的刊刻。官刻书籍或是被收藏,或是颁赐,或是投入市场,通过各种渠道的流布,知识得到推广,为宋代各社会阶层整体素质提升奠定了基础。官刻书籍大部分成为学校和科举考试用书,也有不少种类书籍流入市场。官刻书籍质量较高,由于需求量大,价格相对适中,带动了书籍市场繁荣。宋廷不断充实馆藏,除了编制目录访求图籍外,还因校勘和刻印所需向地方政府及民间征收书籍和印板。由于制定和施行的征书政令较为合理,民间献书踊跃,中央图籍得到很好的补充,所征图籍经过整理入藏馆阁等机构。由于官刻书籍的出发点是为宋廷服务,首要目的是加强统一集权,树立皇权权威,巩固官方意识形态,弘扬以文治国的理念,因而中央官刻出版多集中在经史文献典籍,且对内容选取严格,并对私刻进行较为严格的控制。地方政府和学校刊刻书籍相对宽泛,尤其公使库刻书多面向市场需求。刻印业成为政府经济收入新来源,拓宽了地方政府财政来源渠道。官方组织人力和物力具备明显优势,印刷质量较高。宋廷以官刻书籍为媒介,加强对政治舆论的控制,提升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及舆论影响力。官刻书籍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途径,颇具规模的产出能更加巩固和传播国家主导思想。官刻书籍普及了文化知识,促进了宋代文化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有利于选拔人才,为治国理政提供了智力资源。而随着刻印技术的普及,官刻书籍传播速度加快,范围扩大,促进了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吕冠南[10]（2019）在《《韩诗》研究》文中提出《韩诗》研究是对西汉学者韩婴开创的《韩诗》学派的相关内容开展的研究。根据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记载,《韩诗》学派是汉代官方《诗》学流派之一,在汉代学术界发生过重要影响。但在此後的学术史发展过程中,《韩诗》学派逐渐式微,除了《韩诗外传》,其余着作至宋代已悉数亡佚。但《韩诗》学派作爲曾经极富活力与影响的学派,不仅亲自参与了汉代经学史的建设,还爲後世的《诗经》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瀹啓,值得以专题研究的规模加以系统的探讨。本文的撰作,便基於这一考虑。本文的主体由以下三部分构成:（一）绪论;（二）正文;（三）结语。绪论主要介绍《韩诗》研究的题恉及意义,并对自宋至今的《韩诗》研究进行梳理与评述,进而引出本文的创新之处及预期目标;结语则着重归纳由《韩诗》的文献学、文学及史学研究所发展出的新解释。在绪论与结语之间,正文分爲四章,前三章解决与文本相关的文献、文学问题,末章解决文本之外的《韩诗》学术史问题。兹择要加以介绍:第一章《<韩诗)着述考》,主要分爲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对历史上产生的十五部《韩诗》着作的书志着录、存佚情况、性质问题、亡佚时间等进行介绍与考证,全面检讨各部《韩诗》着作的文献问题,以明《韩诗》学派之学术源流。对於前人含而未发、悬而未决的部分相关问题,利用各种类型的文献材料加以深入探讨、综合考证,进而提出新的解释。第二部分对前人辑录的二十二部《韩诗》辑本的情况做出评议,凡辑本已佚者,皆结合相关史料以钩沉其梗概;凡辑本传世者,则既指出其学术意义与价值,又就其不足之处予以揭示,从而在客观总结前人辑本得失的同时,爲第二章重新辑录《韩诗》诸佚着奠下重要的文本基础。第三部分则以评介前人的《韩诗外传》研究情况爲中心,对中国、日本、朝鲜、美国学界产生的三十三部《韩诗外传》校本、注本、评本、译本进行绍介,藉以呈现国内外《韩诗外传》研究之全貌。第二章《<韩诗>佚文考》,旨在对《韩诗》学派所有有佚文传世的着作进行全新的辑录。本章的辑录,既包括对前人成果的辩僞、订讹、删重、补阙,又尽量利用出土文献、域外汉籍等新见材料,对《韩诗》诸佚着之佚文进行更加可靠、准确、丰富的辑录,在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实现突破,从而爲後续研究提供更加坚厚的文本基础。同时,摒弃前人将多种《韩诗》佚着之佚文汇爲一编的做法,以分书辑录的形式,分别就《韩诗经》《韩诗内传》《韩诗外传》《韩诗説》《韩诗翼要》《韩诗章句》《韩诗序》七部着作的佚文进行辑录,以便呈现不同《韩诗》着作的不同特点。第三章《<韩诗>文体与阐释考》,主要从以下三个大的板块展开研究:第一,对《韩诗》学派文本保存相对丰富的《韩诗内传》《韩诗外传》《韩诗章句》三部着作的文体问题进行探析,分析《韩诗内传》《韩诗外传》的“传”体与《韩诗章句》的“章句”体的不同特徵,澄清前人对《韩诗内传》和《韩诗章句》的若干误解,并结合古书区分“内”“外”之通例,对《韩诗内传》与《韩诗外传》的差异作出异於前人的解释。第二,在辨体的基础上,发掘《韩诗内传》《韩诗外传》与“説体”的关联,以及二书从“説体”折射出的文学意味,同时藉助对美国国会图书舘藏唐琳集评本《韩诗外传》的个案研究,总结晚明学术界对《韩诗外传》文学特色的分析。爲全方位展现这一内容,本章还将迻录集评本全部评语凡二百五十三条。第三,对《韩诗》学派唯一有训诂类佚文传世的《韩诗章句》的释经特色作出深入分析,并将其与《毛诗传》的相关内容进行对比,在比较的视野下,重新发现《韩诗章句》的解经价值。第四章《<韩诗>流传考》,在整合前人成果和新见材料的基础上,重构传习《韩诗》的学者谱系,起自《韩诗》创业垂统的祖师韩婴,迄於盛唐学者型官吏田琬,共得《韩诗》学者六十三人。通过分析上述学者的生平资料,简要梳理《韩诗》传播三阶段的不同特色。同时,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对新见汉唐碑志所载《韩诗》学者的信息进行搜集与研究,将之与传世文献的若干史料进行联系,重新抉发《韩诗》传播史的若干隐微,解析其学术史意义。最後,着重探讨《韩诗》遗説在日本的保存与传播。总体而言,《韩诗》研究既是《诗经》学史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经学史的有机组成组分。虽然关涉《韩诗》研究的史料相对匮乏,但钩稽残存片段,仍可恢复其若干旧貌,这对於丰富《诗经》学史及中国经学史不无裨益。
二、《秘书之友》2002年要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秘书之友》2002年要目（论文提纲范文）
（1）明代抄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明抄本的版本目录学特征 |
| 第一节 明抄本的行格及用纸 |
| 一 行格 |
| 二 版心 |
| 三 各家抄本版式特征总结 |
| 四 明抄本的纸张类型 |
| 第二节 明抄本字体研究 |
| 一 明抄本字体的风格特点 |
| 二 特殊的抄本:明内府抄本与佛经抄本 |
| 三 明代抄本字体的分期 |
| 第三节 明抄本之鉴定 |
| 一 抄写时间 |
| 二 抄写者 |
| 三 批点者 |
| 四 抄本来源 |
| 五 作者考证 |
| 六 明抄本与明稿本之鉴别 |
| 七 明抄本与宋元抄本、清抄本之鉴别 |
| 第四节 明抄本的文献价值 |
| 一 对于书目信息的补正 |
| 二 补正刻本之缺误 |
| 第二章 明抄本的内容 |
| 第一节 从宫廷到民间:抄写稀见的书籍 |
| 一 抄写的地点和方式 |
| 二 抄录书籍的种类 |
| 三 抄录书籍的特点 |
| 第二节 抄本的类别 |
| 一 从抄本的内容与形式划分 |
| 二 从抄本的来源划分 |
| 第三章 明抄本的生产 |
| 第一节 抄写的方式 |
| 一 抄写方式的分类 |
| 二 誊写与缮写 |
| 三 影抄与临摹 |
| 四 影抄与影刻 |
| 第二节 抄本讹误的产生与预防 |
| 一 造成讹误的原因 |
| 二 《永乐大典》对于抄写讹误的预防 |
| 第三节 抄写者与抄写场所 |
| 一 抄写者 |
| 二 抄写的场所 |
| 三 抄本生产的品牌 |
| 第四章 明抄本的经济学特征 |
| 第一节 抄书的经济动机 |
| 一 抄书事迹举例 |
| 二 抄书事迹分析 |
| 第二节 抄写的效率 |
| 第三节 抄本的成本与价格 |
| 一 抄本的成本 |
| 二 抄本的价格 |
| 第五章 明抄本的流通 |
| 第一节 读者与市场 |
| 一 读者 |
| 二 市场 |
| 第二节 书贩与书肆 |
| 一 书贩兜售 |
| 二 书店经营 |
| 第六章 明抄本的阅读与利用 |
| 第一节 抄写与阅读风气 |
| 一 明人抄写与阅读的范围 |
| 二 不同的阅读群体 |
| 第二节 抄书与教育 |
| 一 明代抄书与教育概况 |
| 二 抄书的方式 |
| 三 教育抄本的种类、性质和特征 |
| 第三节 记忆与批注 |
| 一 朗读与默读 |
| 二 作为记忆辅助的抄写 |
| 三 批注与订误 |
| 第四节 摘抄与编纂 |
| 一 摘抄 |
| 二 编纂 |
| 第七章 明抄本与藏书、丛书出版及书籍审查 |
| 第一节 抄本与藏书 |
| 一 官方藏书 |
| 二 私人藏书 |
| 第二节 抄本与丛书之编纂 |
| 一 抄本与丛书刊刻 |
| 二 现存明抄本丛书考察 |
| 三 对丛书概念的重新审视 |
| 第三节 抄本与禁书 |
| 一 政治类书籍 |
| 二 数术、宗教类书籍 |
| 三 妖书与淫书 |
| 第八章 明抄本的社会史特征 |
| 第一节 抄工与学者 |
| 一 职业抄工的身份 |
| 二 抄工的收入 |
| 三 抄工与学者 |
| 四 抄工与抄本 |
| 第二节 抄书者的人际网络与交往模式 |
| 一 民间藏书家之间的借抄 |
| 二 对稀见书的寻访 |
| 三 相互借抄的群体与抄书的协定 |
| 四 借书之难与借书之痴 |
| 五 抄本作为交往的礼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明代的写工 |
| 索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历史与现实交织下的个体困境 ——薛忆沩小说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薛忆沩小说创作简述 |
| 第二节 薛忆沩小说研究概述 |
| 第三节 本论文研究价值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薛忆沩创作思维的形成与审美观念的建构 |
| 第一节 数学与哲学思维的形成 |
| 第二节 薛忆沩对“存在主义”的吸纳 |
| 第三节 “文学祖国”里的“文学梦” |
| 第二章 都市现代人精神困境的追溯 |
| 第一节 个体与个体的疏离 |
| 第二节 个体与群体的疏离 |
| 第三节 个体与时代的疏离 |
| 第三章 历史境遇中个体命运的勘探 |
| 第一节 个人在历史话语中的错位 |
| 第二节 历史境遇中的个体生命之殇 |
| 第三节 走出创伤性生命历程的艰难 |
| 第四章 薛忆沩写作的经验与困境 |
| 第一节 未曾退潮的先锋精神 |
| 第二节 薛忆沩的语言艺术与“重写”革命 |
| 第三节 局限与困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 :薛忆沩生平及创作简表(1964-2020) |
| 附录二 :薛忆沩重写作品汇总 |
| 附录三 :薛忆沩创作研究要目(1999-2020) |
| 个人简历、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及评析 |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 五、理论基础 |
| 六、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思想层面:近代中国训育制度的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清末“训育”概念的传入 |
| 一、“训育”传入的背景 |
| 二、“训育”传入的主体 |
| 三、“训育”传入的内容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训育内涵的争辩 |
| 一、训育重要性的探讨 |
| 二、训育内涵的博弈 |
| 三、训育实施路径的论争 |
| 第三节 民国后期训育理论体系的构建 |
| 一、训育理论知识体系的形成 |
| 二、训育理论的代表人物及其训育思想 |
| 第二章 实践层面: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实际探索 |
| 第一节 清末新式学堂“训育”的践行 |
| 一、“监学官”的设立与管理规则的颁布 |
| 二、“寄宿舍制度”的出现 |
| 三、以“经学”为主体“训育”课程的开设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高等院校训育的试验 |
| 一、“学监制”的续存 |
| 二、“学生自治会”的成立 |
| 三、“经学”训育课程的延续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高等院校训育的试行 |
| 一、“导师制”的先行 |
| 二、训育组织的杂出 |
| 三、“党义课程”的开设 |
| 第三章 制度层面: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构建完型 |
| 第一节 训育制度建立的缘由 |
| 一、“学校风潮”频发的推动 |
| 二、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的建议 |
| 三、战时施政方针及教育政策的导引 |
| 第二节 学制系统“训育”的构建 |
| 一、训育方针的艰难确立 |
| 二、训育标准的加速订定 |
| 三、“导师制”的大力倡导 |
| 第三节 管理系统“训育”的编织 |
| 一、训育组织“训导处”的建立 |
| 二、训育研究委员会的设立 |
| 三、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 |
| 第四章 全面推行:南京国民政府后期高校训育制度的实况 |
| 第一节 “导师制”的实施 |
| 一、国立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二、私立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三、教会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第二节 “训导处”的设立 |
| 一、国立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二、私立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三、教会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第三节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引入 |
| 一、国立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二、私立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三、教会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第五章 历史反思: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评析 |
| 第一节 训育制度的总体评析 |
| 一、训育制度的内在联系 |
| 二、训育制度的功能体现 |
| 第二节 导师制的评析 |
| 一、从师生情感交流的角度看 |
| 二、从学子民族精神的角度看 |
| 三、从学生思想行动的角度看 |
| 第三节 训导处的评析 |
| 一、导致学校管理的行政性 |
| 二、催生校园氛围的政治化 |
| 三、加强学生思想的控制力 |
| 第四节 三青团的评析 |
| 一、于学子抗敌热情的影响 |
| 二、同高校政治色彩的关系 |
| 三、与学生进步运动的联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研究（1918-195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一)近代高等教育史的相关研究 |
| (二)近代上海交通大学相关研究 |
| (三)近代中国管理学发展研究 |
| 三 史学理论与方法 |
| 四 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管理学院建立的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社会环境的推动 |
| 一、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蓬勃发展 |
| 二、近代铁道事业发展的需要 |
| 第二节 科学管理法的传入 |
| 一、科学管理的定义与特点 |
| 二、科学管理的宣传者——杨铨 |
| 三、科学管理的奠基人——穆藕初 |
| 第三节 经济管理学教育的开展 |
| 一、传统的经济学教育 |
| 二、民国初期商学教育的发展 |
| 三、交通大学历史上的“商学”发展 |
| 四、唐文治与管理之渊源 |
| 小结 |
| 第二章 管理学院的创建与发展 |
| 第一节 管理学院的前身——铁路管理科的创立 |
| 一、设置背景 |
| 二、教学概况 |
| 三、师资力量 |
| 四、学生概况 |
| 第二节 管理学院的“黄金时期” |
| 一、从铁路管理科到管理学院 |
| 二、课程设置与教学培养 |
| 三、师资力量与设备概况 |
| 四、学生活动与学术研究 |
| 第三节 钟伟成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活动 |
| 一、排除众议,力倡管理科学 |
| 二、为人师表,心系学生发展 |
| 三、呕心沥血,保全管理学院 |
| 小结 |
| 第三章 管理学院的磨难与挫折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的管理学院 |
| 一、抗战时期管理学院之概况 |
| 二、师生积极开展爱国救亡运动 |
| 第二节 抗战胜利结束后的管理学院 |
| 一、系科的重组与变化 |
| 二、师生概况与学术研究 |
| 三、师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管理学院 |
| 一、管理学院之新发展 |
| 二、院系调整的影响——管理学院的衰落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1 管理学院课程学程说明(1936 年) |
| 附录2 国立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运输管理系改革课程草案(1950 年) |
| 附录3 国立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财务管理系改革课程草案(1950 年) |
| 附录4 国立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电信管理系课程改革草案(1950 年) |
| 附录5 国立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航业管理系改革课程草案(1950 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1980年代文学视域下的《中国》杂志研究 ——兼论作为编者的“晚年丁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理由或意义 |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或趋势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中国》的创刊与终刊 |
| 第一节 备受瞩目的创刊 |
| 第二节 艰难的办刊过程 |
| 第三节 《中国》的谢幕 |
| 第二章 “晚年丁玲”与《中国》 |
| 第一节 常与变:丁玲的编辑思想与《中国》的独特性 |
| 第二节 《中国》与“晚年丁玲”的精神突围 |
| 第三章 《中国》与1980年代文学现场的内在互动 |
| 第一节 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流” |
| 第二节 溢出“主流”的新探索 |
| 第四章 《中国》的办刊经验与启示 |
| 第一节 守正:八十年代总体期刊背景下的《中国》定位和价值追求 |
| 第二节 突围:办刊策略的更迭和推陈出新的文学观念 |
| 第三节 赓续:作为编辑思想遗产和文学精神的《中国》杂志 |
| 结语 |
| 附录 丁玲一生主要编辑的文学刊物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6）政治制度视角下的唐代书法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视角与术语释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的回顾 |
| 第三节 基本资料评述 |
| 第四节 本文的结构框架 |
| 第一章 礼仪与政治语境中的书法 |
| 第一节 唐代书法的“政治属性” |
| 第二节 礼仪活动中的书法因素:以“册”类书迹为中心的讨论 |
| 一、皇帝即位、册太子、上尊号仪式中的玉册及其书法情况 |
| 二、丧葬仪式中的哀册、谥册、神主与墓志 |
| 1、唐代哀册、谥册、墓志及神主使用制度概述 |
| 2、现存唐代哀册、谥册的书法分析 |
| 三、“册”的书写者、所用书体及相关问题 |
| 第三节 书法活动的政治意涵 |
| 一、建构政治合法性 |
| 二、恩宠与褒功:唐代皇帝的赐“御书”活动 |
| 三、纪功与纪念:碑刻的政治色彩 |
| 第二章 试以政事:文书行政视角下的“楷法遒美”和“工书” |
| 第一节 唐代之前的“文书行政”与官吏的“行政技能” |
| 第二节 唐代的“文书行政” |
| 第三节 作为官吏“行政技能”的“楷法遒美”和“工书” |
| 一、“楷法遒美”的重要性及其内涵 |
| 二、“工书”标准与流外官的铨选 |
| 第四节“楷法遒美”、“工书”的性质及其与唐代楷书发展的关系 |
| 第五节“书判拔萃”相关问题考辨 |
| 第三章 执艺以事上奉诏而处中:宫廷中的翰林书待诏 |
| 第一节 翰林院及待诏群体的性质 |
| 第二节 翰林书待诏的供职模式与工作内容 |
| 第三节 进入翰林院的途径及书待诏的仕途 |
| 第四节 墓志所见书待诏的社会关系 |
| 第五节 宫廷书法影响下的翰林书待诏 |
| 第六节 翰林书待诏书法的群体性特征:基于石刻的考察 |
| 一、字体、风格的多样性 |
| 二、“各有所长”与“分工合作” |
| 三、书法传承的家族性 |
| 四、“创作意识”的出现?:关于书待诏书写格式的一个推测 |
| 第四章 专职缮写:行政及文馆机构中的文书吏、楷书手、书直及告身书写人 |
| 第一节 普遍设置的文书吏 |
| 第二节 秘书省及诸文馆中的“职业抄写员”:楷书手 |
| 一、楷书手的设置及职能 |
| 二、楷书手的选拔与仕途前景 |
| 三、“楷书手”称名问题考 |
| 四、楷书手书法的特征:以敦煌所出宫廷写经为中心 |
| 1、唐代官方抄写制度略说 |
| 2、楷书手书法的“职业特征” |
| 第三节 作为“专业人才”的书直 |
| 一、书直的设置及其职责 |
| 二、书直的选拔标准、来源及迁转诸问题 |
| 第四节 唐代的告身书写人及现存告身的书法形态 |
| 一、告身颁给制度及告身书写人 |
| 二、现存告身的类别及书法形态 |
| 第五章 唐代“书法教育制度”再研究 |
| 第一节“文字教育机构”还是“书法教育机构”?:国子监书学性质考辨 |
| 一、国子监书学的制度起源 |
| 二、作为文字教育机构的唐代书学 |
| 三、唐代官学的兴废及书学对书法发展的影响 |
| 第二节 弘文馆书法教学活动的短暂性 |
| 第三节 宫教博士与内廷书法教育 |
| 一、宫教博士的设置及相关问题考论 |
| 二、宫教博士的阶官化与内廷书法教育的式微 |
| 第四节 作为皇室“职业书法教师”的侍书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 后记 |
（7）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内容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内向治道规范下的元佑学术群体 |
| 2.1 北宋立国以来的内向治道规范 |
| 2.1.1 安内养外的外交原则 |
| 2.1.2 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 |
| 2.1.3 清静致治的统治方针 |
| 2.2 元佑学术概念内涵的形成及演变 |
| 2.2.1 哲宗朝孕育雏形 |
| 2.2.2 徽宗朝正式形成 |
| 2.2.3 钦宗以来的演变 |
| 2.3 元佑学术群体的问题意识与共同旨趣 |
| 2.3.1 元佑学术群体人物的选择 |
| 2.3.2 元佑学术群体对熙丰变法的态度 |
| 2.3.3 从回向三代到回向嘉佑 |
| 第3章 司马光的中和政治实践论 |
| 3.1 易道中和的天人之学要旨 |
| 3.2 执中治心的政治实践路径 |
| 3.3 再定国是的中和政治实践 |
| 第4章 范祖禹的帝学思想建构 |
| 4.1 帝学的政治与思想渊源 |
| 4.2 帝学的概念内涵及其理论依据 |
| 4.3 专法仁宗的治道指归 |
| 第5章 刘安世的公议政治精神 |
| 5.1 刘安世奏议中的公议政治精神 |
| 5.2 刘安世公议政治精神的展开方式 |
| 第6章 苏轼和苏辙的人情政治论 |
| 6.1 二苏政治思想的人情底色 |
| 6.2 二苏通上下之情的政治逻辑进路 |
| 第7章 秦观与张耒的政治调和论 |
| 7.1 平衡内外的大全之道 |
| 7.2 调和新旧的政治指归 |
| 第8章 程颐的王道政治理想 |
| 8.1 降格以求的政治理想 |
| 8.2 王道政治的三重维度 |
| 8.3 附程颐谏哲宗折柳考 |
| 结论 |
| 一、元佑学术的本来面目 |
| 二、元佑学术与北宋政治 |
| 三、元佑学术的平衡之道 |
| 四、元佑学史与道学史 |
| 参考文献 |
| 1.着作图书文献 |
| 1.1 古籍类 |
| 1.2 专着类 |
| 2.翻译图书文献 |
| 3.学术刊物文献 |
| 4.学位论文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政务信息的逻辑界定与采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理论、方法、目的及意义 |
| 第一章 政务信息与法定公文、新闻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政务信息与法定公文的比较研究 |
| 第二节 政务信息与新闻的比较研究 |
| 第二章 政务信息的文体性质及特征 |
| 第一节 政务信息的文体性质 |
| 第二节 政务信息的基本特征 |
| 第三章 政务信息的功能类型 |
| 第一节 情况反映类政务信息 |
| 第二节 经验交流类政务信息 |
| 第三节 问题研报类政务信息 |
| 第四节 意见建议类政务信息 |
| 第四章 政务信息采编工作研究 |
| 第一节 政务信息采编选题研究 |
| 第二节 政务信息素材采集研究 |
| 第三节 政务信息写作技巧研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后记 |
（9）宋代官刻书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四、论文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宋代官刻书籍发展的因素 |
| 第一节 经济及技术的发展 |
| 一、农业、手工业和城市的繁荣 |
| 二、造纸、印刷、制墨技术的提高 |
| 三、宋代雕版印刷中心的形成 |
| 四、官刻工匠群体的扩大 |
| 第二节 政治制度的推行 |
| 一、文官政治的推行 |
| 二、科举入仕 |
| 第三节 教育文化的发展 |
| 一、学校教育的兴盛及普及 |
| 二、文化的发展 |
| 第四节 官刻多层次机构的设置 |
| 一、中央官营刻印机构 |
| 二、地方刻印机构 |
| 第二章 官刻经部史部书籍(上) |
| 第一节 经部书籍 |
| 一、经类及注疏书籍刊刻 |
| 二、韵书、字类书籍的刊刻 |
| 第二节 史部书籍 |
| 一、史书的修订及编撰 |
| 二、政事、官制等类书籍的刻印 |
| 四、刑法及敕令类刻印 |
| 第三章 官刻经史类书籍（下） |
| 第一节 宋代地理类书籍大量出现的原因 |
| 第二节 两宋方志撰修汇总 |
| 一、总志和其他志书的编修 |
| 二、路州县地方志的编修 |
| 第三节 宋代编修方志的特点 |
| 一、以当地执政官员为主持编修者 |
| 二、以基层官员及学校教员为编修人员 |
| 三、广泛搜集各类编修材料,考订取舍 |
| 四、多方筹集编修资金 |
| 第四节 宋代方志的影响 |
| 第四章 官刻子部集部书籍 |
| 第一节 子部书籍 |
| 一、诸子、类书的刊刻 |
| 二、医学类书籍的刊印 |
| 三、历日及生产技术类书籍的刊印 |
| 四、释、道类书籍的刊刻 |
| 五、其它类书籍刊刻 |
| 第二节 集部书籍 |
| 一、总集类书籍刊刻 |
| 二、别集类书籍刊刻 |
| 第五章 官刻书籍的收藏与流通 |
| 第一节 官刻书籍的收藏 |
| 一、宋代的征书、献书 |
| 二、图书的收藏 |
| 第二节 官刻书籍的流通 |
| 一、中央颁赐 |
| 二、市场流通 |
| 三、官府藏书流失 |
| 第六章 宋代官刻书籍的影响 |
| 第一节 官刻书籍在政治方面的影响 |
| 第二节 官刻书籍在经济方面的影响 |
| 第三节 官刻书籍在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影响 |
| 第四节 官刻书籍对刻印出版业的影响 |
| 结语 |
| 附表 |
| 附表一：刊刻机构刻工表 |
| 附表二：北宋时期地方志汇总 |
| 附表三：南宋时期地方志汇总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部分 |
| 二、今人着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10）《韩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韩诗》研究的题恉与意义 |
| 一、“《韩诗》”解题 |
| 二、《韩诗》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韩诗》研究的成果与缺憾 |
| 一、宋代以降的《韩诗》研究 |
| 二、前期研究成果的缺憾 |
| 第三节 《韩诗》研究的创新与框架 |
| 一、本文的创新 |
| 二、本文的目标 |
| 三、本文的方法 |
| 四、本文的框架 |
| 第一章 《韩诗》着述考 |
| 第一节 《韩诗》着述叙录 |
| 一、正史艺文、经籍志所见《韩诗》着述 |
| 二、补正史艺文、经籍志及其他文献所见《韩诗》着述 |
| 第二节 《韩诗》佚着辑本叙录 |
| 一、《韩诗》单辑本叙录 |
| 二、三家《诗》辑本所辑《韩诗》叙录 |
| 第三节 《韩诗外传》校注评译本叙录 |
| 一、中国校注评本叙录 |
| 二、海外校注译本叙录 |
| 表1: 《韩诗》着述一览表 |
| 表2: 《韩诗》佚着辑本一览表 |
| 表3: 《韩诗外传》校注评译本一览表 |
| 第二章 《韩诗》佚文考 |
| 第一节 《韩诗经》佚文辑校 |
| 一、《韩诗经·风》 |
| 二、《韩诗经·雅》 |
| 三、《韩诗经·颂》 |
| 第二节 《韩诗内传》佚文辑校 |
| 一、《韩诗内传》旧辑本的缺失 |
| 二、旧辑本《韩诗内传》所录僞材料与存疑材料 |
| 三、《韩诗内传》新辑 |
| 第三节 《韩诗外传》佚文辑校 |
| 一、《韩诗外传》辑佚资料简介 |
| 二、《韩诗外传》僞佚文的三种类型 |
| 三、《韩诗外传》佚文新辑 |
| 第四节 《韩诗説》《韩诗翼要》佚文辑校 |
| 一、《韩诗説》旧辑考辨与新辑 |
| 二、《韩诗翼要》旧辑考辨与新辑 |
| 第五节 《韩诗章句》佚文辑校 |
| 一、慧琳《一切经音义》所引《韩诗》遗説实爲《韩诗章句》考 |
| 二、《原本玉篇》《经典释文》所引《韩诗》遗説亦爲《韩诗章句》考 |
| 三、《韩诗章句》义例对於该书辑佚的指导意义 |
| 四、《韩诗章句》新辑 |
| 第六节 待考的《韩诗》佚文辑校 |
| 一、归属不可考的《韩诗》佚文 |
| 二、疑似《韩诗》的佚文 |
| 第三章 《韩诗》文体与阐释考 |
| 第一节 《韩诗内传》《韩诗外传》《辑诗章句》的文体特徵 |
| 一、《韩诗内传》《韩诗外传》的“传”体特徵 |
| 二、《韩诗章句》的“章句”体特徵 |
| 第二节 “传”的推演特徵与文学意味的生成 |
| 一、《韩诗内传》《韩诗外传》与“説体” |
| 二、《韩诗外传》的文学意味:以美藏唐琳集评本批语爲中心 |
| 三、美藏唐琳集评本《韩诗外传》批语辑校 |
| 第三节 《韩诗章句》阐释《诗经》的特色 |
| 一、《韩诗章句》阐释《诗经》字义词义的特色 |
| 二、《韩诗章句》阐释《诗经》句意的特色 |
| 第四节 《韩诗》《毛诗》比义 |
| 一、《韩诗章句》《毛诗传》训诂比义 |
| 二、《韩诗序》与《毛诗序》篇指比义 |
| 第四章 《韩诗》流传考 |
| 第一节 《韩诗》学者谱 |
| 一、西汉的《韩诗》学者 |
| 二、两汉之交的《韩诗》学者 |
| 三、东汉的《韩诗》学者 |
| 四、三国至隋唐的《韩诗》学者 |
| 五、从学者资料看《韩诗》传播的三阶段的特点 |
| 第二节 汉唐碑志与《韩诗》传承新证 |
| 一、碑志与学术史的关联 |
| 二、汉唐碑志新见《韩诗》学者考 |
| 三、汉唐碑志所载《韩诗》学者的学术史价值 |
| 四、余论 |
| 第三节 《韩诗》佚文在日本的保存与传播 |
| 一、保存《韩诗》遗説的日本文献简述 |
| 二、日藏中土古籍所存《韩诗》佚文的价值 |
| 三、《韩诗》佚文在日本的传播 |
| 结语 |
| 徵引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 《韩诗》研究图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秘书之友》2002年要目（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抄本研究[D]. 刘勇. 山东大学, 2020(01)
- [2]历史与现实交织下的个体困境 ——薛忆沩小说论[D]. 周萧易. 华侨大学, 2020(01)
- [3]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D]. 王海凤.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4]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研究（1918-1951）[D]. 刘晓娟.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5]1980年代文学视域下的《中国》杂志研究 ——兼论作为编者的“晚年丁玲”[D]. 史倩文.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6]政治制度视角下的唐代书法史研究[D]. 闫章虎. 吉林大学, 2019(02)
- [7]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研究[D]. 张建坤. 湖南大学, 2019(01)
- [8]政务信息的逻辑界定与采编研究[D]. 李娟娟. 暨南大学, 2019(02)
- [9]宋代官刻书籍研究[D]. 刘潇. 河北大学, 2019(08)
- [10]《韩诗》研究[D]. 吕冠南. 山东大学,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