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清末朝野人士对近代化货币的认识（论文文献综述）
汪颖奇[1]（2021）在《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文中认为在上世纪交替之际,时论常常将中国比作一叶放于中流的扁舟,处于两头不到岸的处境里,这种“两头不到岸”用于形容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过渡时代的功名士人——也极为贴切。他们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又成长于西学东渐的时空背景下,或多或少都受到新学的影响。他们亲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既不同于以往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旧士人,又区别于孕育于新式教育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士人群体新陈代谢中承上启下的角色。他们的经历与变迁,可以视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旧转型的缩影。徐兆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生阶段与中国近代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互相重合,出生于1867年的他青年时期经历戊戌维新,壮年时期恰逢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晚年时期又体会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在社会的急剧变迁里,徐兆玮一生都在不断调适、转型,是时代变迁下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戊戌前后是徐兆玮的思想转型期,原本家族并不显赫的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功名,在地方上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交游网络。他由何市镇走向常熟县域,参与城区事务,并提升家族影响力。在戊戌维新的思潮中,三十而立的他开始接触新书,其阅读结构和思想发生变化。他心怀经世期许,同时秉持着传统士人教化乡里的责任感,在地方办理慈善事业、发展教育农商,开展经世实践。清末新政是徐兆玮面临的第一个关键转型期。清末新政一方面为士人提供了“立功”实践的良机;另一方面,废科举、改革教育制度,又令他们失去了维系自身文化权力的制度基础。心怀“立功”理想的徐兆玮,在常熟地方事务中虽已小有成就,但不愿株守地方,因此去京城拓展交游网络、寻求仕进之捷径。然而受限于清末官制改革的政治环境,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他未能成功谋取理想实缺。面对旧学不足以救亡图存,传统功名难谋个人发展的状况,徐兆玮奋然赴日游学。遗憾的是,即便游学回来,其入仕目标依然未能实现,在地方自治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浪潮中,他选择暂时返回家乡常熟,参与地方新政事务。辛亥鼎革是徐兆玮迎来的第二次转型期。对清政府的失望、通过地方自治实践积累的资本,成为他易代之际成功转型的主客观因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常熟县民政副长,在稳定地方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民国建立后,他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从翰林院编修到成为民国“代议士”的他怀着对民国的美好期待,数次北上参加国会,但在混乱的民初议会实践里,其对政党政治乃至对民国的观感都渐趋失望。此后,他的关注重心进一步转向地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时人开始意识到器物、制度不足以救国,而唯有文化才能救国的觉醒,新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民主与科学、全盘西化、提倡白话文等主张走上历史舞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与文化受到无情打击,徐兆玮这一代功名士人则已经逐渐步入花甲之年,从年龄到思想都已成为知识分子眼中的“老新党”。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与不合潮流的心态,推动徐兆玮的重心进一步由国到乡、由政转文。通过搜集乡邦文献、藏书编书、修撰地方志等文化活动,徐兆玮等人由“立功”到“立言”,以维持传统文化于不衰,维系自身文化权力于不坠。并在与志同道合友人的诗文唱和之中,展现着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怀旧心态。此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近代士人身上亦有所体现,作为微观的个体,徐兆玮的“生命史”展现出开放的思想心态,理性、务实的处事作风,刚柔并济的行为面相,体现出江南文化开放包容、“刚柔并济”的文化特征。作为近代士人群体的一员,徐兆玮又反映出上承传统,下接现代的过渡一代功名士人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面对着时代变局,应时而起、心忧天下,践行传统士人“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为了应付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他们追求新知、自我调适,但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传统儒家文化、伦理秩序的认同与坚守。士人因应时势,时代亦随人事而变迁,随着近代以来求新求变走向激进化,士人内在安身立命的儒家传统文化逐渐被抛弃,士人之“道”被动摇所致的失范、脱序与危机,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两头不到岸”之感。徐兆玮的“心灵史”体现了近代士人在政治、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国家与个人交织,“趋新”与“怀旧”杂糅、憧憬与迷茫共存的矛盾、困惑与焦虑心态。
焦婕[2]（2020）在《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法律意识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郑沼虎[3]（2019）在《民族想象与国家建构 ——日本体验与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创作》文中认为平江不肖生是民国武侠小说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他的武侠小说在中国武侠小说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然而,目前学界对平江不肖生的研究多专注于作者生平及其作品版本、内涵的研究,相对忽略了其武侠创作缘起及其与日本的关系。平江不肖生东渡日本,寻求富国之道的经历对他的武侠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他对日本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程度感到新奇和惊讶。日本人士进行中国国民性批判,并出现侮辱中国人的“东亚病夫”的言论,激发了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日本的留学体验让平江不肖生意识到,要实现中国的富强首先要实现国民精神的自新。他以创作武侠小说的形式启蒙大众,提倡尚武精神,重铸民族之魂。平江不肖生受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启发和国民性批判思潮的影响,他的武侠小说始终贯穿着武术强民救国的思想。但是,武士道的嗜血、残暴,以及日本的对外侵略行为,引发了他对武士道的反思。他塑造的名垂青史的仁义英雄霍元甲,其身上的尚武、仁义等特点既是作者民族气节的表达,也是他对武士道精神的深刻反思。日本国民的文明、科技的发达、法律的完备等令他印象深刻,这促使他在武侠小说中宣扬现代文明社会的特征,在作品中大力提倡科学至上、法治精神的思想。这既是作者作为现代启蒙者的思考,也是他对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与建构的尝试。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创作的缘起、武侠小说的人物塑造和现代国家建构思想,都与近代日本有着莫大的联系。我们只有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将其作品放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进行研究,才能对其作品进行深入的认识和科学的评价。这既是我们客观认识和公正评价平江不肖生武侠作品的必要途径,也是与利用文学创作对未来民族国家进行思索的现代知识分子,进行一次心灵上的对话。
孙宁遥[4]（2018）在《利益集团与中国近代裁厘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厘金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声名狼藉的苛捐杂税。这一制度创设于咸丰三年,正值中国内忧外患、举步艰难的晚清时期,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急筹军饷,不得不同意在扬州仙女庙附近试行厘捐。这一制度试行有效,不仅缓解了军饷的燃眉之急,还为陷入财政困境的清政府开辟了新的财源,在清末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于是很快得到全国各地方的效仿,并于1857年推广至全国,在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不但未被终止,反倒成为一项经常性税费固定下来。由于当时厘金的试行实属应急所迫,并没有经过绸缪思虑和详细设置,因而自厘金制度创行以来始终未形成全国统一、规范的管理章程,弊端丛生,商怒民怨:各地方政府任意征收、全国上下税率不等、课税对象广泛,品种繁多甚至囊括百姓吃穿用度生老病死之一切所需,而且全国各地厘卡频设私设现象严重,致使形成五里一卡,十里一局,频频留难,步步抽厘的恶况。加之清末时期特殊的复杂背景,中央政府权利下移,逐步丧失对地方政府的管理和统治地位,因而导致各地厘金征收滥无法纪,克索留难,贪污中饱现象严重。厘金制度的存在,严重地影响了商品流通,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对中国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对民族工商业造成极大危害,其中饱克索又进一步加重了对商民百姓的剥削,致使百姓负担沉重、生活艰辛、困苦不堪。因而,从厘金制度试行之日起,商民百姓抗议不断,多次向清政府提出不满,而且私下反抗偶有毁局罢市之举。而清政府也对之甚为头痛,一边是压制安抚商民控制百姓起义,一边是贤臣频频上奏痛斥厘疾奏请清理撤裁,更为纠结的是在晚清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下,腐败衰弱的清政府还需要用厘金收入拉拢仰仗日益强大的地方政府,需要借地方的军事力量来维系其统治地位,因而还不得不面对地方政府对厘金的死命坚持和放肆争夺,可谓厘金一日,利弊皆占,千头万绪,进退两难。尽管如此,从这一制度设立之日起,中央政府便始终尝试对其进行管理整顿甚至撤裁。但无论是在权势落寞、日薄西山的晚清,还是风雨飘摇、分崩离析的北洋政府时期,这一制度始终未能撤裁,一直是民生怒怨之源,直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原大战后,厘金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地方势力被基本收服,最终得以成功裁撤裁。一直以来,厘金制度变迁是历史学、经济史学、财政学研究的热门课题,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多是侧重于史料的梳理,缺乏更为科学的原理加以解释。探究厘金制度变迁的过程,厘清其发展的历史脉络,透析厘金裁厘事件本质,不难得出在这一制度变迁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中央政府利益集团、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和商人利益集团这三股势力的此消彼长和争夺、竞争及反抗。中央政府利益集团是厘金制度的接受者和表面上推动其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集团。一方面他面临地方政府对裁厘的反抗,次次妥协退让,用以拉拢地方,利用地方军事力量维系其腐朽的反动统治,一方面又恐地方政府权力过强难以控制而与其争夺厘金收入,始终是个进退两难的复杂角色;地方政府利益集团是厘金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对商民的反抗和中央政府利益集团对厘金的整顿和撤裁始终持反对态度,是厘金制度变迁的阻碍力量;商人利益集团是厘金制度的直接受害者,因而是推动厘金制度变迁的次级行动集团。正是这三个利益集团力量的不断变化,彼此之间此消彼长,不断博弈,推动着厘金制度的历史变迁。厘金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跨越清末、民初近八十年,贯穿中国近代史,涉及中国近代史、政治、外交、军事、央地关系、中国近代商品经济发展历程等多个方面,内涵颇为丰富。对其研究涉猎多个领域,特别是以利益集团博弈视角切入研究,将对中国当代税费改革提供些许借鉴。
罗思明[5]（2016）在《论清末民法修律对日本民法的移植》文中研究表明清末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枪炮下沦为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面对内忧外患的压力,清末政府不得不采取修律来缓解尖锐的内外矛盾。经过系列权衡和选择,清末政府为了尽快完成民律的制定选择了师从在同样情况下因变法修律变得强大的邻国日本。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大清民律草案》孕育而生,虽最终未颁行,但它对后世的民事立法意义重大。《大清民律草案》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日本学者松冈义正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主要参照日本明治民法来制定该民律草案的。因此,《大清民律草案》前三编的内容明显地移植了日本《明治民法典》,甚至可以称日本《明治民法典》是它的母法典,回顾《大清民律草案》移植日本《明治民法典》的这段历史,从立法方法和立法技术层面分析法律移植的经验和教训,对当下我国民法典制定的意义。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阐述《大清民律草案》的制定原因和背景以及法律移植的相关问题;第二章探寻了清末民法移植日本民法的原因;第三章阐述了清末民法对日本民法的移植具体的内容;第四章对清末民法对日本民法移植的客观性评价和清末民法对日本民法移植的带来的启示以及对当下我国民法典制定的有益经验。
刘为勇[6]（2016）在《清末文官制度变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末文官制度变革是在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的宏大背景下进行的。清末朝廷对传统文官制度进行变革,在形式上,是为了配合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工作的深入开展;在实质上,则是为了走向近代世界和实行开明专制,这也是清末预备立宪何以从官制改革“入手”的根本原因。当然,其他因素对清末文官制度变革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譬如,旧有文官制度缺陷所致变革思潮的推助以及客观实践的引领等因素,对引起清末文官制度变革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清末文官选拔制度之变革,始于清末科举制度变革。作为清代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科举制度的地位和作用非常突出。至清末时期,由于科举本身存有的制度缺陷,使其遭遇到了非常明显的制度性困境。为能选拔出符合当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有用人才,清廷开始着手对传统科举制度进行变革。但变革的步伐未能跟上时人的主观假想,且在清末重臣的劝进下,清廷最终决定停废科举。在决定停废科举前,其实清廷就已开始仿照近代西方文官考试制度,以着手构建符合自身需求的新式文官选拔制度。清末时期,新式文官选拔制度主要包括学堂选官制度、游学生选官制度、议员选举制度、司法官考选制度等。当然,在构建新式文官选拔制度时,清廷也刻意保留了部分传统文官选拔制度规范。譬如,保留了捐纳、贡生、荫生等传统文官选拔制度规范。清末时期,由于文官出现了立法、行政、司法类别的分野,于此,清末文官候用人员类别也发生了显着变化。为使文官任用更符合近代文官制度发展规律,清末朝廷对清代传统官缺制度作出了重大变革。其中,官缺不分满汉及单一化设置是其变革的重大成果。随之,清廷在移植并吸纳了近代西方文官制度中的官等制度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创设了新式官等制度,并致清末文官任用权限结构发生了显着变化。清末时期,传统文官的“补缺”规范也出现了显着变革,不仅在文官的升补和调补规范方面发生了变化,州县官的任用规范更是发生了重大变革。与此同时,清末文官回避制度和分发学习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革。文官的权利和义务是文官制度内的重要规范内容。在清代,传统文官所享有的权利更多的是集中在经济方面的权益上。譬如,文官享有俸禄、公费和役食权等。而文官的义务更多地是体现在为皇权服务方面。譬如,忠君、不得擅权的义务等。清季最后十年,由于国家政体的逐步转型,且皇权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制约,文官权利与义务就相应地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变化。在文官权利方面,单就薪俸制度而言,由于国家政体逐步改变,清代传统俸禄制度开始向近代化迈进,这主要体现在按劳取酬原则的基本确定上,即职务薪俸制度开始确立。从总体上看,清末文官的权利内容虽有所扩展,但仍过偏狭,文官权利并未得到系统的法律保障。在义务方面,清末时期文官义务大致上与清代传统文官义务相类似,但有些义务内容却出现了较大变化。对文官政务行为进行考核与监督,无论是在近现代抑或古代,各国统治者均极为重视,清代也不例外。清末时期,由于国家机构至少在形式上分立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类型。所以,清末时期的文官考核和监督制度随之也呈现出了理论上的新特点。严格意义上讲,清末时期,除文官的京察、大计以及都察院的监察制度仍然存在外,还初步出现了准代议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对文官行为进行监督的制度。毫不夸张地说,至清末时期,清代传统的文官考核和监督制度已开始发生“质变”。这种“质变”可体现在文官考核与科道监察制度变革、准代议机关监督制度、司法行政机关对审判机关之监督等诸多方面。清末时期,清廷对文官奖励和惩戒制度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变革。在奖励方面,有清一代,对文官的奖励规范十分丰富,但核心集中在文官的奖叙制度上。清末时期,随着文官制度的变革,文官奖励制度也在固守传统的基础上,发生了变化。清季最后十年,清廷根据朝臣的建议,正式颁行了各项勋章章程。自此,源自西方的勋章制度正式在古老的中华帝国“落地”。在惩戒制度方面,按旧例,清代文官的惩戒主要分为行政惩戒和司法惩戒两大类。清末时期,文官的惩戒制度在类型上已发生变化,不仅保留了既有的行政惩戒和司法惩戒制度,还出现了纠弹、诉愿、行政诉讼等近代文官惩戒制度之雏形。以后见分析,清末文官制度变革的参照系就是近代西方文官制度。清廷移植近代西方文官制度之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弥补自身传统文官制度的缺陷,进而以实现吸纳先进、齐一法制的主观愿望。但在变革传统文官制度的过程中,清廷也刻意保留了部分传统文官制度规范,而保留的目的则是为了维护“本体”。从总体上看,变革后的清末文官制度当属近代文官制度范畴。在留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遗产中,清末文官制度变革的主要成果,在损益的基础上,还是被民国历届政府给承继了下来。可以说,清末文官制度变革既有成功之处,也有诸多教训。当回望并总结清末文官制度变革时,我们可发现其虽有诸多方面值得今人反思,但也仍有诸多“资源”以供今人吸收和借鉴。
崔志海[7]（2014）在《建国以来的国内清末新政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末新政是对清政府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1901—1911）所进行的各项改革的总称。这次改革是继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后,清政府发动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改革运动,其力度远远超出前两次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变革,是晚清历史上一场比较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对清末民初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其在晚清史上的重要地位,有关清末新政史的研究近年愈益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成为晚清史研究中的"显学"。为
邱学谦[8]（2014）在《近代中国政治体制变迁的社会机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把近代中国政治体制变迁这一个案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本文是一篇理论性专论,而非叙事性政治史。本文主体计四章。第1章“绪论”首先界定四个核心概念：政治变迁、政治体制变迁、社会机制、近代中国。政治变迁指的是特定政治秩序的变动。政治体制可以化约为两个方面,即政治制度的设计与实际运转,政治体制任何一方面的变动都意味着政治体制变迁。社会科学家为了解释社会过程需要构建社会机制,社会机制把各种社会现象联系起来。本文所研究的中国近代的上限是鸦片战争,下限是辛亥革命。第1章的后半部分是文献综述。本文从两个方面评述相关文献。第一,政治体制变迁的主要分析模式。本文首先把这些分析模式分为两大类：偏重于某些或某类解释性变量的分析模式；同时兼顾多种解释性变量的综合性分析模式。对于前者,本文重点讨论偏重结构变量的阶级分析、现代化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话语分析的制度主义,以及偏重行动者的理性选择的制度主义、转型学；对于后者,本文进一步区分两类综合性分析模式：社会解释与政治解释。本文没有机械运用这些模式,这些模式对于本文的意义在于它们为具体研究提供了诸多线索。文献综述的第二方面是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本文从整体上概括这类文献的特点。就大陆历史学界的研究而论,目前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历史现象的解释,并且现代化的历史叙事构成诸多研究的出发点。就美国的近代中国研究而论,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界出现三种转向：社会史转向、内亚转向、欧亚转向,这些学术转向从时段、空间、民族等方面拓宽了近代中国的研究领域。接下来的三章从三个方面展开：静态分析、动态分析、理论构建。第2章研究“近代中国政治体制变迁的起始状态”,本文的着眼点不在于某一年（如道光十九年）中国的政局,而在于某个时期（19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体制的样态。本章从五个方面勾勒19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体制的概貌。第一,政权的性质。满清政权属于征服王朝,这一政权有四方面特点：君主独断制、征服者一定程度的汉化、征服者对自身身份的敏感、征服者民族身份的构建。第二,政治权力的横向与纵向分配。对于政治权力的横向分配,中国古代的“分权制衡”与宪政国家的同类制度有本质差异。对于政治权力的纵向分配,本文考虑四个问题：国家权力体系内部行动者的等级分化；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省级地方自治；城市自治组织自治与乡村基层自治。第三,国家意识形态：儒学。本文把儒学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六个方面：夷夏之辨、正统观、差别原则、忠节观、群体本位的行动伦理、仁政观。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它发挥四方面主要功能：儒学为各阶层成员提供理解政治所需的话语介质；儒学对社会成员发挥规训功能；儒学有助于特定的社会分化状态的巩固；儒学能够满足不同阶层成员的一些精神需求。儒学的长期盛行需要一些外在条件,如统治者的支持与国家的提倡、有力竞争者的缺乏、农业社会的静止状态、行动者日常生活的心理需求。内在因素对于儒学的盛行同样重要,儒学本身对各个社会阶层都有很大吸引力,儒学具有很强的调适性与兼容性,这些都是儒学得以盛行的内因。第四,政治制度的实际运转。本文提出三种对政治学家有特殊意义的现象：文牍主义、德治、文饰与推诿。第五,理边与外交。本文研究三方面中心—外围关系：中央与边疆区域的关系；中国与藩属的关系；中国与外国（特别是欧洲国家）的关系。这三种关系分别与三种制度相对应：清廷治边制度、朝贡制度、闭关制度。本文勾勒近代中国政治体制变迁的起始状态时,以各种方式有意识地突出政治学研究的特点,例如关注普遍现象而忽略特殊现象、描述与解释并重、强调历史现象对政治学研究的意义、比较分析等。第3章研究近代中国政治体制变迁的过程。第一,本文首先从社会分层的变化出发建构政治体制的抽象变迁,第3章第一节专门研究六个社会层级在体制变迁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最高统治者、高级官员、新型职业团体、新型政治组织、无组织与职业归属者、妇女。第二,本章接下来研究近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具体变迁,首先是政治体制对外封闭状态的打破。鸦片战争以来一连串抵抗列强入侵的对外战争是体制封闭状态打破的主要原因。数次抵抗列强入侵的对外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不限于此,它们对近代中国经济、政治与国民心理都产生深远影响。第三,政治权力纵向分配格局的变化。本文着重研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化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出现三方面显着变化：督抚经济、军事与政治权力扩张；以地方社会为根基的新型政治势力兴起；地方共同体自主性增强。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同样明显,例如近代中国的城市自治组织（特别是商会）不再是纯粹的经济性团体,它们有自身的政治诉求,并以各种方式介入政治；再如20世纪初清廷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之后,乡村基层社区的自治权便从一种基于政治传统的权利变成一种法权。第四,基本政治制度的变革。本文主要研究废科举与立宪运动的政治影响。科举制的废除导致社会结构的改变、行动者（特别是知识精英）社会互动模式的改变、大众（不限于知识精英）与满清政治体制的疏离、政治体制根基的瓦解、政治体制正当性的弱化。立宪运动一开始吊高民众的期望,最后使民众对满清政权完全失望,在这个过程中,满清政权也逐渐失去正当性。本文在这一部分还讨论下述问题：改革者为什么会主动推行使自身丧失权力的改革措施?笔者提出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诉诸改革者的理性选择,第二种解释把改革者的行动归结于20世纪初中国的特定局势。第4章属于理论构建,本文构建了三种机制。第一,政治体制规范效力的悬搁机制。政治体制规范效力的悬搁有五种常见情形：政治体制组成部分的自然汰存；政治体制组成部分的替代；政治体制在时间与空间维度的非均衡分布；制度操纵；行动者与现体制的疏离。政治体制规范效力悬搁的各种情形反应了政治秩序的一种生成逻辑,这种逻辑可称之为“事实创造规范效力”。第二,行动者的身份构建机制。本文分析五类行动者的身份构建与体制变迁的关系：体制维护者；体制疏离者；体制调适者；体制挑战者；言论知识精英。第三,政治体制的自我保护机制。自我保护机制依赖于特定制度基础,如国家的教育与宣传制度、制度推行者与国家权力行使者的选拔制度、强制制度。三种机制与体制变迁的关系可抽象为两种类型：自我保护机制的作用明显,悬搁机制与身份构建机制的作用不明显；或者反过来,自我保护机制的作用不明显,悬搁机制与身份构建机制的作用明显。在前一种情况下,政治体制不可能发生质变；在后一种情况下,政治体制的变迁过程具有不确定性。三种机制的构建是第1章列举的各种分析模式的共性,这些分析模式的差别并不如它们的用语分歧所呈现的差别那么大。政治学家无论采用哪一种或哪几种分析模式去解释政治体制变迁,他们都要构建社会机制,并且本文提出的三重机制构成他们所构建的机制的核心。总而言之,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政治体制发生了诸多变化：政治体制对一些新兴社会阶层的约束力减弱乃至消失；政治体制对外封闭状态打破；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改变；国家不再是政治权力的垄断者；20世纪初清朝的一些基本政治制度改变。与政治体制诸方面变迁过程相伴生的是政治体制规范效力的悬搁、各类行动者身份的重构以及防护性政治制度的失效。
谭博[9]（2013）在《清末铜元制度研究（1900-1911）》文中研究说明铜元是清政府在外国资本主义刺激之下不得不采用的一种货币形式。铜元的铸造最初本是因为制钱的缺乏,不久,因为有大利可图,各省当局争相设厂大量铸造,致使铜元价格大跌最终形成铜元危机。清廷初想设法限制,继思集中铸厂,而辛亥革命已起,为后来的军阀遗留下混乱的货币局势。清末封建传统的货币制度弊端凸显,因不适应经济政治格局的转换和西方货币制度的严峻挑战,发生动摇并开始解体。铜元的问世,标志着银钱并行货币体系的告破,此后,清政府一直在管理货币上煞费苦心,并在探索新的货币制度上做出了努力,试图妥善的解决稳定币值和统一币制的问题。铜元的铸造与流通给民间日用行使提供很大方便,对促进国内产业及国内外贸易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显示了新式铜元制度对旧式银两制度的进步性。可由于清朝政府的软弱无能以及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性质使得铜元制度一直未能发展成为统一的币制。因此,软弱的清政府并无补于新式币制的建立与健全。
杨亮军[10]（2012）在《梁启超宪政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鸦片战争以降，世界资本主义的侵略狂潮将中国推向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为了抵御外辱和救亡图存，晚清社会各层展开了对国家出路的探索。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在探索的过程中，他们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提出了改革封建专制政治、实行立宪政治的救国主张。本文以世界资本主义的侵略给中国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变化为历史背景，首先分析了梁启超宪政思想的渊源，认为梁启超的中学根底、西学基础与东学背景是他贯通中西文化，建构其宪政理念的重要思想材料。在此基础上，论文重点分析了梁启超的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两大宪政思想。认为梁启超的民权议会思想、国家思想、法治思想、分权思想、政党思想及责任政府思想等是构筑梁启超宪政思想的主要内容；论文最后主要分析了梁启超宪政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它的历史价值，认为梁启超对宪政的理解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所不同，而且在内容上还存在着前后不连贯和不统一的多变特征。可以说，近代中国的特殊遭遇是造就梁启超宪政思想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因为在梁启超的内心深处，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与救国救民的紧迫感一直刺激着他寻找一条能使中国尽快走向富强独立的道路，所以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理念出现一定的变化性也是在所难免的。总而言之，梁启超宪政思想在理论上虽说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瑕疵，但他对国民教育、宪政文化、法制建设、责任政府等方面的重视却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提供了相当的启示和经验教训，这也是我们研究梁启超宪政思想的意义所在。
二、谈清末朝野人士对近代化货币的认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谈清末朝野人士对近代化货币的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1）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思路与理论借鉴 |
| 四 研究对象分析与资料介绍 |
| 第一章 戊戌前后徐兆玮的经世期许与思想变动 |
| 第一节 “从何市到常熟”:地方社会中的家族与权势网络 |
| 一 何市镇状况 |
| 二 徐氏家族及姻亲网络 |
| 第二节 “乡谊”与实践:徐兆玮的社会交往与经世期许 |
| 一 社交网络与交游活动 |
| 二 守望乡邦与道德教化 |
| 第三节 “青萍之末”:从阅读世界看维新思潮与士人思想变动 |
| 一 维新思潮的出现 |
| 二 旧学与新知:徐兆玮的阅读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末新政时期徐兆玮的“立功”实践与转型 |
| 第一节 徐兆玮的“立功”期望与翰林公务生活 |
| 一 共预新政的地方士人 |
| 二 入京动机与翰林公务生活 |
| 第二节 徐兆玮居京的社会活动与谋官生态 |
| 一 在京社会交往 |
| 二 日常活动空间 |
| 三 京师政治生态与个人状态 |
| 第三节 应变:游学日本的动机、体验与心理感受 |
| 一 游学动机与对异邦的想象 |
| 二 观光游历的感官体验 |
| 三 对都市文明的理性思考 |
| 四 阅读选择与关注焦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权变与调适:辛亥鼎革前后的政治抉择 |
| 第一节 从翰林编修到国会议员:辛亥前后徐兆玮的身份转型 |
| 一 由国到乡:归国谋职失利后转向地方自治 |
| 二 1911年再次入京失望到离京返乡 |
| 三 民政副长到国会议员:鼎革之际的身份转化 |
| 第二节 1913至1923年的参政议政实践与民国印象 |
| 一 1913年的国会议政实践与心态变化 |
| 二 国会恢复与徐兆玮的无心留恋 |
| 第三节 国会议员与地方资源争夺——以争夺农村师范分校为中心 |
| 一 事件缘起与常熟士绅因应 |
| 二 事件转机与士绅分歧 |
| 三 士绅裂化与纷争结束 |
| 小结 |
| 第四章 “五四”之后由“立功”到“立言”的新取向 |
| 第一节 五四“潮流”之外的士人:徐兆玮对国事日渐疏离 |
| 一 渐趋排斥:徐兆玮对五四新文化的态度 |
| 二 小镇隐居:1920年代江南士绅隐逸的一种方式 |
| 三 由政转文:隐逸期间的文化活动 |
| 第二节 士绅文化权力的延续:以《重修常昭合志》为中心 |
| 一 从参与到总纂——徐兆玮接任《重修常昭合志》的编修工作 |
| 二 《重修常昭合志》的体例与书写 |
| 三 地方志中士人文化权力的实践 |
| 第三节 结社与文化认同——以虞社诗文唱和为中心 |
| 一 虞社创办与发展 |
| 二 文化认同:徐兆玮与虞社同人的诗文唱和 |
| 三 科举功名士人的其他文化活动 |
| 小结 |
| 余论 士人因应的区域比较——以徐兆玮、刘大鹏为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1 徐氏家族世系图 |
| 2-1 徐兆玮在京日常活动统计表 |
| 2-2 徐兆玮在北京出行去处统计表 |
| 4-1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与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对照表 |
| 4-2 1931年虞社社员名单 |
| 4-3 1928至1937年《虞社》各期刊载情况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民族想象与国家建构 ——日本体验与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现代民族想象:“尚武”与“新民” |
| 第一节 “尚武”与“新民”:尚武思想与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创作 |
| 一、近代尚武思潮的兴起与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创作 |
| 二、近代尚武思想的理论来源与日本 |
| 第二节 “尚力”与“立国”:铁血铸国魂 |
| 一、“尚力”与“立国” |
| 二、“以武强国”思想诞生与日本 |
| 第二章 现代国民塑造:精武英雄“霍元甲” |
| 第一节 “霍元甲”:精武英雄 |
| 一、民族抗争与武士道 |
| 二、日本观与“霍元甲” |
| 第二节 仁义英雄“霍元甲”:对武士道的反思 |
| 一、仁义英雄——“霍元甲” |
| 二、武士道“嗜血性”的消解 |
| 第三章 现代国家的建构:科学与法治 |
| 第一节 科学理性与日本 |
| 一、《近代侠义英雄传》中科学精神的彰显 |
| 二、国民科学精神的匮乏 |
| 三、近代科学思潮与日本 |
| 第二节 法治精神的萌芽与日本 |
| 一、法治意识的萌芽 |
| 二、“信”的传统与反思 |
| 三、法治精神与日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利益集团与中国近代裁厘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涵义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的 |
| 1.2.2 选题的理论意义 |
| 1.2.3 选题的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关于中国近代厘金制度裁撤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和论文基本框架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论文基本框架内容 |
| 1.5 创新和不足 |
| 1.5.1 创新 |
| 1.5.2 不足 |
| 第2章 利益集团的相关理论 |
| 2.1 利益集团的相关概念 |
| 2.1.1 利益集团概念的界定 |
| 2.1.2 利益集团的分类 |
| 2.1.3 利益集团的特点及功能 |
| 2.2 利益集团相关理论 |
| 2.2.1 政治学领域有关利益集团理论 |
| 2.2.2 经济学的利益集团理论 |
| 第3章 厘金的产生及推广 |
| 3.1 厘金产生的背景 |
| 3.1.1 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新税奠定了基础 |
| 3.1.2 清末时期财政制度的弊端是厘金制度产生的前提条件 |
| 3.1.3 清末的财政危机是厘金产生的直接原因 |
| 3.2 厘金的产生、种类及特点 |
| 3.2.1 厘金的产生 |
| 3.2.2 厘金的种类 |
| 3.2.3 厘金的税率 |
| 3.2.4 厘金的管理和征收制度 |
| 3.2.5 厘金的特点 |
| 3.3 厘金制度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
| 3.3.1 厘金制度阻碍了中国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
| 3.3.2 厘金制度引致腐败中饱,加重社会不公 |
| 3.3.3 厘金制度阻碍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
| 第4章 中国近代厘金制度变迁中的利益集团 |
| 4.1 利益集团的划分 |
| 4.1.1 税费政策与利益集团 |
| 4.1.2 制度变迁与利益集团 |
| 4.1.3 厘金制度变迁中的利益集团划分 |
| 4.2 中央政府利益集团与厘金制度变迁 |
| 4.2.1 中央政府利益集团 |
| 4.2.2 中央政府利益集团对裁厘的态度 |
| 4.3 地方政府利益集团与厘金制度变迁 |
| 4.3.1 地方政府利益集团 |
| 4.3.2 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对裁厘的态度 |
| 4.4 商人利益集团与厘金制度变迁 |
| 4.4.1 商人利益集团 |
| 4.4.2 商人利益集团对裁厘的态度 |
| 4.5 厘金制度变迁过程中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 |
| 4.5.1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4.5.2 中央政府与商人的关系 |
| 4.5.3 地方政府与商人的关系 |
| 第5章 清末时期的厘金制度变迁 |
| 5.1 清末时期厘金制度变迁的背景 |
| 5.1.1 政治方面 |
| 5.1.2 经济方面 |
| 5.1.3 社会方面 |
| 5.2 清末时期厘金的制度变迁 |
| 5.2.1 清末时期厘金的整顿及撤裁 |
| 5.2.2 “统捐”与“认捐”之争 |
| 5.2.3 裁厘加税之争 |
| 5.3 厘金制度变迁中的利益集团分析 |
| 5.3.1 中央政府利益集团 |
| 5.3.2 地方政府利益集团 |
| 5.3.3 商人利益集团 |
| 5.4 小结 |
| 第6章 北洋时期的厘金制度变迁 |
| 6.1 北洋时期裁厘的背景 |
| 6.1.1 政治方面 |
| 6.1.2 经济方面 |
| 6.1.3 社会方面 |
| 6.2 北洋时期厘金的制度变迁 |
| 6.2.1 北洋时期厘金的整顿及撤裁 |
| 6.2.2 裁厘加税之争 |
| 6.2.3 北洋时期广州国民政府的裁厘情况 |
| 6.3 厘金制度变迁中的利益集团分析 |
| 6.3.1 中央政府利益集团 |
| 6.3.2 地方政府利益集团 |
| 6.3.3 商人利益集团 |
| 6.4 小结 |
| 第7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裁厘 |
| 7.1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裁厘的背景 |
| 7.1.1 政治方面 |
| 7.1.2 经济方面 |
| 7.1.3 社会方面 |
| 7.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裁厘 |
| 7.2.1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第一、二次裁厘 |
| 7.2.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第三次裁厘 |
| 7.2.3 南京国民政府裁厘后续 |
| 7.3 厘金制度变迁中的利益集团分析 |
| 7.3.1 中央政府利益集团 |
| 7.3.2 地方政府利益集团 |
| 7.3.3 商人利益集团 |
| 7.4 小结 |
| 第8章 厘金制度变迁对现当代税费改革的启示 |
| 8.1 厘金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几点经验教训 |
| 8.1.1 关于新税种设立问题 |
| 8.1.2 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 |
| 8.1.3 关于管理机制不健全的问题 |
| 8.1.4 关于税制与经济效益问题 |
| 8.2 厘金制度变迁对现当代税费改革命的启示 |
| 8.2.1 关于税种的设置和撤裁必须慎之又慎 |
| 8.2.2 关于税制改革中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保障地方政府利益 |
| 8.2.3 建立和完善税费管理机制 |
| 8.2.4 税费改革要避免降低经济效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论清末民法修律对日本民法的移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大清民律草案》的制定背景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三、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清末民律制定和法律移植的相关问题 |
| 第一节 《大清民律草案》制定的原因探析 |
| 一、经济基础的变化 |
| 二、社会因素的影响 |
| 三、西方文化的输入 |
| 四、收回治外法权的强烈愿望 |
| 五、日本变法修律的成功 |
| 第二节 法律移植的关联问题 |
| 一、法律移植的含义 |
| 二、法律移植的必然性 |
| 三、法律移植的可能性 |
| 四、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冲突 |
| 第二章 清末民法修律移植日本民法的原因 |
| 第一节 清末移植日本法律的便利性 |
| 一、地理位置的便利 |
| 二、移植日本法律，语言和人才上的问题容易解决 |
| 三、清末政府财政的匮乏 |
| 四、清末政府的急功近利的心理 |
| 五、日本政府的配合和帮助 |
| 第二节 我国成文法的渊源和移植英美法的困难 |
| 一、我国成文法的渊源 |
| 二、移植英美法系的困难 |
| 第三章 清末民法修律对日本民法的移植 |
| 第一节 立法技术的移植 |
| 一、法典形式 |
| 二、立法手段的借鉴 |
| 三、编纂体例的借鉴 |
| 四、民法术语的移植 |
| 第二节 内容上的借鉴 |
| 一、总则编内容的借鉴 |
| 二、债权编内容的借鉴 |
| 三、物权编内容的借鉴 |
| 四、亲属与继承编内容的借鉴 |
| 第四章 清末民法修律对日本民法移植的评价及启示 |
| 第一节 清末民法修律对日本民法移植的评价 |
| 一、清末民法修律对日本民法移植的积极评价 |
| 二、清末民法修律对日本民法移植的不足 |
| 第二节 清末民法移植日本民法对当前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启示 |
| 一、清末民法修律移植日本民法对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借鉴 |
| 二、清末民法移植日本民法对我国民法典立法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清末文官制度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关于本文题目的几点说明 |
| （一）“清末”之辩 |
| （二）“文官”之解 |
| （三）“制度”之析 |
| 三、既有研究状况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
| （二）简要评述 |
| 四、本文研究的思路、结构及其方法论 |
| （一）本文研究的思路、结构 |
| （二）本文的方法论 |
| 第一章 清末文官制度变革的历史语境 |
| 一、走向近代世界 |
| （一）“近代世界”是一个非中国主体化的历史标签 |
| （二）文化的天下观之转变 |
| （三）对“近代世界”初步摩仿的失败 |
| 二、决定仿行宪政 |
| （一）清末“新政”的实施及其制度困境 |
| （二）决定仿行宪政 |
| （三）清末预备立宪何以从官制改革入手 |
| 三、其他因素对文官制度变革的影响 |
| （一）旧有文官制度缺陷所致变革思潮之推助 |
| （二）客观实践之引领 |
| 第二章 清末文官选拔制度变革 |
| 一、清末科举制度之变革及其停废 |
| （一）科举制度及其在清末时期所遇制度性困境 |
| （二）科举制度在清末时期的变革 |
| （三）科举制度在清末时期的最终停废 |
| 二、清末新式文官选拔制度的创构 |
| （一）学堂选官制度 |
| （二）游学生选官制度 |
| （三）议员选举 |
| （四）司法官考选制度 |
| （五）直省提法司及巡警道属官考选 |
| 三、旧有文官选拔制度的沿袭及微调 |
| （一）捐纳 |
| （二）贡生 |
| （三）荫生 |
| 四、清末文官选拔制度变革的特点和评价 |
| （一）重学堂、重专业 |
| （二）旧制与新章并存 |
| 第三章 清末文官任用制度变革 |
| 一、清末文官任用制度基础规范变革 |
| （一）清末候用人员类别变化 |
| （二）清末官缺制度变革 |
| （三）新式官等制度创设及任用权限结构变革 |
| 二、清末文官补缺规范变革 |
| （一）清末文官升补规范变革 |
| （二）清末文官调补规范变革 |
| （三）清末州县官“停部选”及其补缺制度变革 |
| （四）议员当选制度构建 |
| （五）其它文官补缺规范变革 |
| 三、清末文官任用之相关制度规范变革 |
| （一）回避制度变革 |
| （二）分发学习制度变革 |
| 第四章 清末文官权利与义务变化 |
| 一、文官之权利 |
| （一）薪俸 |
| （二）办公经费 |
| （三）休息权及请假权 |
| （四）结社集会自由权 |
| （五）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
| （六）身份保障权 |
| 二、文官之义务 |
| （一）不得玩忽职守，贻误工作之义务 |
| （二）不得拒绝执行上级作出的决定和命令之义务 |
| （三）依法执行职务的义务 |
| （四）受教育培训的义务 |
| 三、几点分析 |
| （一）清末文官的权利内容虽有所扩展，但仍过偏狭 |
| （二）关于清末文官权利的真实性问题 |
| （三）关于清末文官薪俸制度改革的宏观评价 |
| 第五章 清末文官考核与监督制度变革 |
| 一、清末文官考核与科道监察制度变革 |
| （一）清末文官考核制度变革 |
| （二）科道监察制度变革 |
| 二、准代议机关监督 |
| （一）清末准代议机关与行政机关之关系 |
| （二）清末准代议机关监督行政之具体内容 |
| （三）清末准代议机关监督行政之程序规范 |
| （四）清末准代议机关监督行政之实效分析 |
| 三、清末司法行政机关对审判机关之监督 |
| （一）清末法部及提法司对审判机关之监督 |
| （二）清末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之监督 |
| 第六章 清末文官奖励与惩戒制度变革 |
| 一、文官奖励 |
| （一）旧有奖叙制度及其变通 |
| （二）勋章 |
| 二、文官惩戒 |
| （一）行政惩戒 |
| （二）司法惩戒 |
| （三）纠弹制度 |
| （四）行政诉讼 |
| 第七章 清末文官制度变革之宏观评析 |
| 一、移植近代西方文官制度基本内核以形成新式制度规范 |
| （一）移植和吸纳近代西方权力分立思想 |
| （二）初步移植和吸纳近代西方文官制度相关原则 |
| （三）对近代西方文官制度相关具体规范内容的摩仿 |
| 二、在变革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官制度部分旧式因子的保留 |
| （一）皇权维护原则及其制度规范实质的保留 |
| （二）国家本位原则及其制度规范实质的保留 |
| （三）家族主义原则及其制度规范实质的保留 |
| 三、移植近代西方文官制度规范及部分保留传统文官制度规范的原因 |
| （一）移植近代西方文官制度规范：吸纳先进、齐一法制 |
| （二）部分保留清代传统文官制度规范：本体维护 |
| 四、变革后的清末文官制度性质评判 |
| （一）清末文官制度变革理念具有原初近代性 |
| （二）清末文官制度之关键制度规范具有近代性 |
| （三）清末文官制度所服务之政体已呈现原初近代性 |
| 结语 |
| 一、清末文官制度变革中值得肯定和有继承价值的经验 |
| （一）变革具有一定程度的系统性 |
| （二）具体制度变革具有一定程度的前瞻性 |
| （三）具体制度规范设计注重实操性 |
| 二、清末文官制度变革的教训 |
| （一）制度变革的非渐进性 |
| （二）制度变革的非适度性 |
| （三）变革后的制度规范非完全国情适应性 |
| 三、启示 |
| （一）不断健全和完善制度本身是公务员制度题中应有之义 |
| （二）健全和完善公务员制度内具有共通性的重点环节 |
| （三）健全和完善公务员制度具体规范应紧扣实操性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7）建国以来的国内清末新政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研究鸟瞰 |
| 二、政治改革研究 |
| 三、法制改革研究 |
| 四、军事和警政改革研究 |
| 四、教育改革研究 |
| 五、经济改革政策研究 |
| 六、清末政局及新政性质和失败原因的探讨 |
（8）近代中国政治体制变迁的社会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1.1 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整体特征 |
| 1.1.2 作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历史现象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政治发展与政治变迁 |
| 1.2.2 政治体制变迁 |
| 1.2.3 社会机制 |
| 1.2.4 近代中国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政治体制变迁的主要分析模式 |
| 1.3.1.1 阶级分析 |
| 1.3.1.2 现代化分析模式 |
| 1.3.1.3 结构功能分析 |
| 1.3.1.4 制度主义的分析模式 |
| 1.3.1.5 转型学 |
| 1.3.1.6 社会解释 |
| 1.3.1.7 政治解释 |
| 1.3.2 近代中国政治体制变迁的历史研究 |
| 1.4 研究方法 |
| 2 近代中国政治体制变迁的起始状态 |
| 2.1 征服王朝 |
| 2.2 政治权力的横向与纵向分配 |
| 2.2.1 权力的横向分配：中国式“分权制衡” |
| 2.2.2 权力的纵向分配 |
| 2.2.2.1 社会层级与政治等级制 |
| 2.2.2.2 中央集权的单一制 |
| 2.2.2.3 地方自治与基层自治 |
| 2.2.2.4 中西区域性自治的差异 |
| 2.3 国家意识形态：儒学 |
| 2.3.1 意识形态的界定 |
| 2.3.2 儒家学说与儒学 |
| 2.3.3 儒学的基本内容 |
| 2.3.3.1 夷夏之辨 |
| 2.3.3.2 正统观 |
| 2.3.3.3 差别原则 |
| 2.3.3.4 忠节观 |
| 2.3.3.5 群体本位的行动伦理 |
| 2.3.3.6 仁政观 |
| 2.3.4 儒学的功能 |
| 2.3.5 儒学盛行的原因 |
| 2.3.5.1 儒学得以盛行的外因 |
| 2.3.5.2 儒学得以盛行的内因 |
| 2.4 政治领域行动者的行事风格 |
| 2.4.1 文牍主义 |
| 2.4.2 德治 |
| 2.4.3 文饰与推诿 |
| 2.4.3.1 文饰的表现 |
| 2.4.3.2 文饰现象的研究价值 |
| 2.4.3.3 推诿的根源与表现 |
| 2.4.3.4 中国古代政治实践领域的推诿 |
| 2.5 理边与外交 |
| 2.5.1 满清统治者对边疆区域的治理 |
| 2.5.2 朝贡体系 |
| 2.5.3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
| 2.6 小结 |
| 3 近代中国政治体制变迁的过程 |
| 3.1 从社会分层的变化看政治体制变迁 |
| 3.1.1 皇位更迭与政治体制变迁 |
| 3.1.2 高级官员的分化与政治体制变迁 |
| 3.1.2.1 高级官员的多样性 |
| 3.1.2.2 满汉之分 |
| 3.1.2.3 保守派、异议派与疏离派 |
| 3.1.3 新型职业团体的出现与政治体制变迁 |
| 3.1.3.1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软弱性 |
| 3.1.3.2 游离在政治体制变迁过程之外的工人 |
| 3.1.3.3 青年学生转型与政治体制变迁的互动 |
| 3.1.3.4 挑战政治体制的革命者 |
| 3.1.3.5 革命的主力军：新军 |
| 3.1.4 新型组织在政治体制变迁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
| 3.1.4.1 政治性社团与政党的兴起 |
| 3.1.4.2 新型组织与国家对话语权的争夺 |
| 3.1.5 流民潜在的政治能动性 |
| 3.1.6 妇女参政 |
| 3.2 战争与政治体制封闭状态的打破 |
| 3.2.1 把重大事件作为切入点的研究策略 |
| 3.2.1.1 以事件定位政治体制变迁 |
| 3.2.1.2 以问题为导向的过程分析 |
| 3.2.1.3 近代中国政治体制变迁过程中的三类事件 |
| 3.2.2 鸦片战争 |
| 3.2.2.1 鸦片战争的起源 |
| 3.2.2.2 满清政府禁烟制度的实质 |
| 3.2.2.3 中国战败的原因 |
| 3.2.2.4 中国在鸦片战争期间的内政与外交 |
| 3.2.3 近代中国一系列反帝战争的影响 |
| 3.2.3.1 战争的经济后果 |
| 3.2.3.2 战争的政治后果 |
| 3.2.3.3 战争对知识精英思想与普通民众心态的影响 |
| 3.2.3.4 战争与政治体制变迁 |
| 3.3 政治权力纵向分配格局的变化 |
| 3.3.1 中央—地方关系的变化 |
| 3.3.1.1 中央集权与放权并存的政治传统 |
| 3.3.1..2 督抚权力的扩张 |
| 3.3.1.3 以地方社会为根基的新型政治势力的兴起 |
| 3.3.1.4 地方共同体自主性的增强 |
| 3.3.2 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 |
| 3.3.2.1 城市自治组织的政治激活 |
| 3.3.2.2 乡村自治传统的延续 |
| 3.3.2.3 新型区域：租界 |
| 3.4 从改革到革命：基本政治制度变革引发的连锁反应 |
| 3.4.1 废科举对晚清社会与政治体制的冲击 |
| 3.4.2 满清统治者推行的另一种瓦解满清政治体制的改革措施：立宪 |
| 3.4.2.1 立宪改革的后果 |
| 3.4.2.2 改革者为什么会推行使自身丧失权力的改革措施? |
| 3.5 小结 |
| 4 近代中国政治体制变迁的三重机制 |
| 4.1 政治体制规范效力的悬搁机制 |
| 4.1.1 政治体制的规范效力及其悬搁 |
| 4.1.1.1 政治体制的规范效力 |
| 4.1.1.2 体制规范效力的测度方式 |
| 4.1.1.3 政治体制规范效力的悬搁 |
| 4.1.2 政治体制规范效力悬搁的五种情形 |
| 4.1.2.1 政治体制组成部分的自然汰存 |
| 4.1.2.2 政治体制组成部分的相互替代 |
| 4.1.2.3 政治体制在时间与空间维度的非均衡分布 |
| 4.1.2.4 制度操纵 |
| 4.1.2.5 行动者与政治体制的疏离 |
| 4.1.3 事实创造规范效力 |
| 4.2 行动者的身份构建机制 |
| 4.2.1 行动者身份构建机制的含义 |
| 4.2.2 政治体制变迁过程中五类行动者的身份构建 |
| 4.2.2.1 体制维护者 |
| 4.2.2.2 体制疏离者 |
| 4.2.2.3 体制调适者 |
| 4.2.2.4 体制挑战者 |
| 4.2.2.5 缺乏行动能力的言论知识精英 |
| 4.3 政治体制的自我保护机制 |
| 4.3.1 政治体制自我保护机制的含义 |
| 4.3.2 政治体制自我保护机制的制度基础 |
| 4.3.2.1 国家的教育与宣传制度 |
| 4.3.2.2 公职人员选拔制度 |
| 4.3.2.3 强制制度 |
| 4.4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清末铜元制度研究（1900-191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立论依据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货币的整体研究 |
| (二) 银元的研究 |
| (三) 铜元的研究 |
| 三、研究方案 |
| 1. 研究目标、研究重点、难点及论文的主要内容 |
| 2. 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
| 3. 本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4. 存在不足 |
| 第一章 铜钱的衰退和铜元的产生 |
| 一、清代的铜钱制度 |
| (一) 银两制度 |
| (二) 清代的制钱 |
| 二、开铸铜元 |
| (一) 制钱制度的危机 |
| (二) 外国银元的流通和本国银元铸造的带动作用 |
| 第二章 铜元的大量铸造与流通 |
| 一、铜元的铸造 |
| (一) 铜元的成色、重量与种类 |
| (二) 铸造铜元的材料 |
| 二、 铜元的滥铸 |
| 三、 铜元的流通 |
| 第三章 铜元与清末币制改革 |
| 一、货币本位问题 |
| (一) 金币本位说 |
| (二) 金汇兑本位 |
| (三) 银本位 |
| (四) 金银并行论 |
| 二、清朝当局对本位问题的态度 |
| 三、铜元对清末货币制度改革的贡献 |
| 第四章 铜元危机 |
| 一、铜元危机的出现 |
| 二、中央政府的应对措施 |
| 三、地方官商的治理 |
| (一) 清来源 |
| (二) 畅销路 |
| 四、中下层民众的反应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梁启超宪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问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二、 文献梳理与简要评述 |
| 三、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四、 论文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晚清社会历史环境与宪政理念的发轫 |
| 一、 中西文化碰撞下的晚清社会 |
| （一） 工业文明的进入及其对中国传统经济的冲击 |
| （二） 资本主义的侵略与晚清社会的政治危机 |
| （三） 西学东渐的加深与中国传统经世思想的转变 |
| 二、 危机中的变革：晚清社会各层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
| （一） 西方的侵入与中国传统世界观的转变 |
| （二） “救亡图存”：晚清宪政思想的发轫 |
| 第二章 梁启超宪政思想渊源 |
| 一、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西学背景 |
| （一） 近代西方宪政思想简述 |
| （二） 近代西方宪政思想对梁启超的影响 |
| 二、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中学根基 |
| 三、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东学背景” |
| 第三章 政体优劣之辩：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思想 |
| 一、 戊戌维新前梁启超的民权和议院思想 |
| （一） 民权思想 |
| （二） 议院思想 |
| 二、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君主立宪思想的发展 |
| （一） “理解宪政之前提”：梁启超的国家观 |
| （二） “立宪国家之元气”：梁启超的宪法思想 |
| （三） “救时唯一之主义”：法治与宪政的关系 |
| 三、 清末宪政改革期间梁启超的君主立宪主张 |
| （一） 倡导政治革命，主张君主立宪 |
| （二） 组织政治社团，运作立宪政治 |
| （三） 办报立说，推动立宪改革 |
| 第四章 徘徊中的选择：梁启超的共和立宪思想 |
| 一、 梁启超的民主共和思想 |
| （一） “虚君共和”的设想与失败 |
| （二） 共和建设方案的提出 |
| 二、 梁启超的政党政治观 |
| （一） 对政党与立宪之关系的论述 |
| （二） 对政党政治的总结与反思 |
| 三、 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维护共和 |
| （一） 言论上对袁世凯复辟行为的批驳 |
| （二） 通过实际行动维护共和事业 |
| 第五章 梁启超宪政思想评价 |
| 一、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历史特征 |
| （一） 宪政是国家富强的有效途径 |
| （二） 宪政文化建设是实现立宪政治的主要条件 |
| （三） 随时势而变是梁启超宪政思想最明显的特征 |
| 二、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时代价值 |
| （一） 加深了人们对宪政的理解 |
| （二） 推动了近代中国宪政实践的步伐 |
| 三、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现实启示 |
| （一） “宪法至上”观念的培育及其遵循是实现宪政的基础 |
| （二） 依法治国与责任政府的建立是宪政实现的重要保障 |
| （三） 稳健渐进的改革路径是实现立宪政治的重要途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谈清末朝野人士对近代化货币的认识（论文参考文献）
- [1]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D]. 汪颖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2]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法律意识的研究[D]. 焦婕. 辽宁大学, 2020
- [3]民族想象与国家建构 ——日本体验与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创作[D]. 郑沼虎. 湖南大学, 2019(07)
- [4]利益集团与中国近代裁厘问题研究[D]. 孙宁遥. 辽宁大学, 2018(05)
- [5]论清末民法修律对日本民法的移植[D]. 罗思明. 深圳大学, 2016(03)
- [6]清末文官制度变革研究[D]. 刘为勇. 苏州大学, 2016(08)
- [7]建国以来的国内清末新政史研究[J]. 崔志海. 清史研究, 2014(03)
- [8]近代中国政治体制变迁的社会机制[D]. 邱学谦. 武汉大学, 2014(06)
- [9]清末铜元制度研究（1900-1911）[D]. 谭博. 华中师范大学, 2013(S2)
- [10]梁启超宪政思想研究[D]. 杨亮军. 吉林大学, 2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