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欢迎订阅2001年《江西林业科技》（论文文献综述）
韩小伟[1]（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研究》文中指出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我国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一项重大举措。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中央单位立足部门资源优势,结合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连片特困地区实际,通过各种渠道方式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对于践行党的宗旨、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基层群众、培养锻炼干部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对于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改善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论文运用实证研究、系统研究、综合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立足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以国家有关政策文件为指导,参考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视角,对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政策理论、重大意义、历史进程、工作实践、基本经验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总结,并对2020年以后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进行了前瞻性思考。具体来说,文章由六个部分构成: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论文的创新及不足之处等问题。第二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概述,主要阐释了中央单位、社会扶贫、定点扶贫、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等相关概念;揭示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重大意义,即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是“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的组成部分,是加大对老少边贫地区扶持力度的举措,是帮扶单位贴近基层、了解民情的途径;系统梳理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历史进程。第三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理论基础,主要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视角,对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阐述。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主要包括反贫困理论、公平正义理论和社会保障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主要包括共同富裕理论、共享发展理论和扶贫开发理论。第四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主要领域及案例,主要从基础设施建设扶贫、产业扶贫、技能培训扶贫、教育科技文化扶贫、健康扶贫和网络扶贫等六个领域,对中央单位在各个领域开展定点扶贫的由来、内容和典型案例等进行了归纳和举例。第五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经验,主要从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干部培养相结合等5个方面,全面总结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要求和实践经验。第六章是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对策思考,主要是基于2020年以后中国反贫困工作重心转向治理农村相对贫困的背景,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强调要发挥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部门优势,即发挥中央单位的政策、资源、规划、人才和技术等优势;强调要构建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即构建由党委领导机制、政府主导机制、群众参与机制、组织协调机制、资金投入机制、考核评价机制等内容构成的长效机制。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起步阶段、展开阶段、深化阶段和完善阶段等4个阶段,分析了每一个阶段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宏观背景、政策依据、主要任务和基本特征;二是全面总结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经验,即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与扶智扶志相结合、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与加强干部培养相结合;三是对2020年以后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进行了前瞻性思考,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强调要发挥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部门优势,构建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程河清[2]（2021）在《清末新式官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政治改革重要一环,官方媒介是改革时期涌现的新兴事物。新政前后创办的新式官报,构筑了清廷官方信息传播系统,起到舆论宣传、开通风气的作用。新式官报创办始末、内容取舍、权力博弈以及传播网络搭建等实际运作情况,既反映出媒介与政治相互影响、彼此纠缠的过程,又体现了新政改革面临的新旧兼容、半新半旧的制度性困境。晚清官报思想形成深受内外、新旧多重理念影响。古代中国传播制度为新式官报思想形成提供内在基础。西方新闻纸传入后打破了官方信息垄断,形塑着新的舆论环境。受此影响,统治者同意开设官报,将信息公之于众。官方的办报理念在实践中不断成型,并借鉴了日本官报经验。以《官书局报》为代表的第一批官报办于戊戌前后,受政治斗争影响,这些官报效果甚微。1901年清廷宣布新政改革上谕后,以《北洋官报》《南洋官报》为代表的地方官报成为样板,在全国各地推广。1906年“预备立宪”前后,各地新式官报从数量到种类增多,迎来地方官报“高峰期”。1907年中央官报《政治官报》创办后,成为中央政府第一份面向大众发行的官方报纸。1910年内阁成立后,改《政治官报》为《内阁官报》。新式官报成为公布法律命令机关,开始具备行政属性。新式官报内容、人事与传播各方面交织着新旧势力、思想以及管理方式的种种博弈。官报舆论传播的最大特征是在新旧观念中摇摆。报纸对当时热议的教育改革、改良风气以及“预备立宪”等议题多有涉及,宣传了先进思想、理念,试图深入推动改革。但,标榜灌输新思想、新智识的官报在本质上贯彻了“中学为体”的思想理念,多用“比附”的方式将西学约化为中国传统文化,意在以新思想服务旧体制。官报局人事结构受到报局内部机构、督抚——中央权力以及民间团体三股力量约束。报局内部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主笔总纂在一定范围内能够主导内容取向。地方官报凭借督抚行政资源创办,督抚本人可以决定报局人事变动、内容题材等事项,报纸即为督抚喉舌。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试图掌控官方媒介,并将官报性质由媒介改为行政机关,减少督抚对报纸的干预与控制。然而,当官报局开始涉足印刷业后,逐渐抢占了民营印刷业的生产空间,引发民间工商业主反对。各派新旧势力对媒介的利用与争夺贯穿新式官报发展始末,体现出政治改革复杂性与多面性。直到1911年,中国各省皆建立起完备的官报宣传体系,实现了从空间到内容上全方位覆盖。这一成果与派销制度大有关系,订购官报成为各地、各级官员政治任务。辅之以邮政系统助力,新式官报在短短十年间实现了“在地化”。地方政府通过宣讲、阅报以及创办白话官报等新型宣传方式不断拓宽官报的传播范围,将其引入民间。但是,这些推广措施忽视了基层财政、人力物力奇缺等现实情况,导致官报局面临报费拉锯、经费不足的困难。官报派销发行过程中,官报局既与基层政府、官员摩擦不断,又与新式邮局屡有冲突,时有出现互相推诿现象,导致报纸推广过程中存在诸多积弊。新式官报发展始末彰显了新政改革中“新”“旧”冲突的困境。在改革政策支持下,新式官报能够以崭新的媒介形态迅速、大量发行与传播,但是官僚体制本身的惰性拖累了报纸后续发展,引发一系列财政、发行危机。夹在新旧之间的矛盾不仅出现于新式官报的生命历程,更体现在新政改革各个面相,反映出新旧交接时代下官方政府渴望改革又难以破釜沉舟的复杂处境。
黎雪[3]（2020）在《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文中指出民族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随着更大范围的经济一体化,交通、网络、通信的迅速发展,关系网络向外向内延伸,社会单元间的联系加强。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的今天,民族关系成为国家建设与发展需面对的重要议题之一。为提供和谐民族关系研究县域典型案例,本文以木里藏族自治县民族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考察,定量与定性的相互映证,梳理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发展与现状,总结其经验价值。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研究分建国前后对木里和谐民族关系形成的历史基础、曲折发展进行梳理。主要考察了木里建置沿革与多民族分布、世居民族的源与流;从“自下而上”的民间互动,回溯了民间经济、政治、文化往来;从“自上而下”的王朝力量,回顾了中央王朝有利于地方民族关系的政治建构。建国以来,木里民族关系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研究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跃进”“文革”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三个阶段,分别探讨了木里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民族关系发展道路上遭受的挫折、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的发展。从实证的视角,笔者开展了民族关系田野调查。研究首先阐明了田野调查中衡量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的核心要素和影响因素、相关的内涵界定、问卷设计与田野开展情况。调查主要把各民族人口构成及相对规模、居住格局、日常交往、族际通婚、语言使用、民族心理作为木里和谐民族关系考察的六个核心因素。人口结构中的民族关系,包括木里各民族人口构成与相对规模、人口普查结果中反映的社会结构性差异;居住格局中的民族关系,包括各民族地理空间的分布、城乡分布情况、微观个体的邻里关系;日常交往中的民族关系,包括生活场所、工作场所、学校场所、娱乐场所中的民族交往;族际通婚中的民族关系,则基于2015年至2017年乔瓦镇婚姻登记数据、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木里县婚姻登记数据,分析包括族际婚的数量及占比、族际婚中的性别差异、教育边际效应对族际婚的影响;语言使用中的民族关系,包括对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汉语言文字使用、双语教育普及的考察;民族心理中的民族关系则通过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民族偏见与歧视的调查情况来呈现。同时,本文对和谐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即外部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人文社会环境进行分析,重点探讨了木里主要经济指标、脱贫攻坚的成绩和挑战、语言环境、宗教环境、教育状况等问题。民族关系的认识维度,从历时与共时、国家与民间、结构与互动的不同维度展开。历史积淀和现实建构共同生成木里民族关系,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继承延续;民间交往和国家力量共同生成木里民族关系,其发展离不开“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两股力量;同时,民族关系也是结构与互动的统一,既通过民族成员的互动交往折射关系的具象情况,又通过赖以生存的外部结构环境影响其发展态势。新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等路径构成和谐民族关系的时代要求。针对木里当地实际,研究提出夯实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基础,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经济发展“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因地制宜探索地方发展模式的路径。
王宇[4]（2019）在《明清笺纸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笺纸是供书写与绘画的纸质艺术品,也是传统中国艺术文献的重要载体之一。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笺纸,不仅能够满足作为书画载体的功能,还能够充当艺术文化传播的媒介,即笺纸、笺谱中所呈现的图像,既反映了文人阶层的书写礼仪和审美情趣,又兼具了画谱、金石图谱的作用。因此,笺纸本身不但是艺术文献的载体,亦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文献形式。晚明的制笺活动,继承了千百年以来潢纸中染色、砑光等技巧,并开创性地运用了饾版套印和拱花等印刷方法,最终以金陵《萝轩变古笺谱》和《十竹斋笺谱》宣告了笺纸图像时代的全面开启。这两部笺谱与同时代的其它墨谱、画谱和小说戏曲的插图相比,不仅尽情地展现了多彩的图像,还包括了浅浮雕式立体的花纹。大约在乾隆时期,出现了明清制笺史中的分界点,此后各地笺肆林立,而热衷于金石考据学问的清代文儒和城市自由职业书画家,纷纷投入到制笺活动中来,用笺纸以一化千的优势,广泛对外展示和交流艺术语言。逐渐北方京津地区以北京琉璃厂为中心,南方苏松地区以上海豫园为代表,出现了数百家南纸店与笺扇庄,此时笺肆、制笺主人、书画家、刻工和印工们,常常以笺肆为中心,不断笼络聚集、联谊造势,笺肆除了刻印各种画笺、代乞时人书画,甚至还设立画会、出版刊物,成为清末南、北画坛中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本文旨在从明清笺纸这一看似寻常、微观的视角,去探究同时期艺术史中尚未被整合的文献材料,或可互为补征、以答阙疑。
齐家梦[5]（2019）在《从《海南日报》看1950-1966年期间海南黎族地区的科教文卫事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海南日报》是在1950年5月7日创办的,是当时海南地方政府的报纸,该报纸对于1950-1966年期间的黎族地区的社会状况有详细的报道。笔者选择了从《海南日报》相关报道的角度来研究1950-1966年期间的海南黎族地区的科教文卫事业。除了引言和结语之外,全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了1950—1966年期间海南黎族地区科技事业的情况。介绍了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以后,海南黎族地区开展了以农业科研为主的研究工作。第二章,论述了1950—1966年期间海南黎族地区贯彻党中央的方针和政策,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自上而下建立了一系列的教育机构。第三章从广播事业的普及、农村俱乐部的兴起、电影事业的开展、歌舞团的文艺汇演、各种层次的业余文娱活动、美术书法展览、群众性的体育运动等十一个方面分析1950—1966年海南黎族地区文化事业开展情况。第四章从医疗防疫、爱国卫生运动、妇幼保健等9个层面分析1950—1966年期间海南黎族地区卫生事业开展情况。最后,笔者对全文进行了总结概括。
白林[6]（2019）在《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利用蒙古国对外关系中央档案馆、蒙古国中央档案馆、蒙古人民革命党档案馆以及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地方省档案馆解密的档案资料,以1949年至1964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工人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为研究主线,重点探讨中国援建工人历年在蒙古工作和生活状况及其演变过程,力图借此反映出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兄弟国家,中蒙在建交后双方外交及经济关系的发展脉络。文章主体共分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叙述中国派遣援建工人赴蒙的历史过程。1949年中蒙建交后,只因首任中国驻蒙古大使吉雅泰误解周恩来的语意,与蒙方交涉在蒙华侨问题时主动提出派遣中国工人赴蒙的问题。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经济百废待兴和朝鲜战争爆发以及中国派兵参战等原因,中蒙双方派遣工人的交涉暂停。直到1955年,中蒙两国签订协定,中国派遣大批工人赴蒙参加生产建设。受中蒙关系变化的影响,1963年中国停止派遣援建工人,1964年中国在蒙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第二章主要考察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的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情况。蒙古领导人既需要大批中国工人赴蒙援建,又对他们持有“猜忌”、“警惕”的矛盾心理。而这种矛盾心理均表现在蒙方分配中国工人工作及其生活条件等方面。例如,给中国工人过于分散分配工作;与苏联工人和蒙古工人比较起来看,中国工人工作待遇和生活条件有明显的差距。但是,中国工人在中国政府的宣传和教育下,援建工作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第三章分析中蒙双方如何处理两国工人之间的矛盾及其处理方针的演变过程。针对中国工人违法乱纪的行为与两国工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中国政府主动要求之下,经中蒙双方协商决定,按照蒙古法律处理工人之间的司法问题。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等原因,蒙古司法机关和警察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经常出现偏袒或袒护本国人的现象。因此,在中方要求下,中蒙双方进行商讨并调整为共同协商解决司法问题。中蒙关系恶化后,蒙方不顾中方的反对,单方面强行处理工人之间的司法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窦海玉、于深水事件”。第四章探讨中蒙两国关系的变化及其中国援建工人回国的过程。1955年中国援建工人抵达蒙古后,因各种原因及其3年工作期满等原因,部分中国工人提前陆续回国。中苏关系恶化后,由于蒙古采取“等距离”外交政策,在1959年至1961年初期间,期满和提前回国的工人很少。受中苏关系的影响,中蒙关系恶化后,中国工人期满和提前回国人数剧增。特别是1962年访华期间,泽登巴尔与周恩来发生意识形态争论,加剧了中蒙两党和两国关系。蒙古政府全面调整对华政策,1964年单方面宣布运送中国工人全部回国。第五章讨论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五年计划中的影响。1955年开始,蒙方引进大批中国工人,使其参加国民经济建设当中。与此同时,针对蒙古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中蒙双方签订经济援助协定,中国向蒙古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蒙古领导人不顾苏联反对,不仅学习中国“大跃进”运动,而且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也开展了“大跃进”运动。中国工人积极参加其中创造出了很多成果。直到1964年,中国工人全部回国而中国提供的援建项目被迫暂停。中国对蒙古派遣劳动力和提供经济援助的行为,与对其他国家提供的援助有较大的区别。中国对蒙古援助行为不仅输出自身经济发展模式,它还具有排除或消减苏联在蒙古的影响力的这一政治任务。中国通过提供经济援助,扩大在蒙古的政治影响,以此将来与苏联角逐蒙古问题。但是,中国派遣劳动力援蒙的行为,不仅影响中蒙双方领导人做出有关两国关系的决策,而且在1960年代初期促进了中蒙两国关系恶化的进程。
陈若萱[7]（2018）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提出台湾地区的无线电视事业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在“戒严”时期形成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足鼎立的无线电视格局。“解严”之后,随着政策的改变,第四家无线电视公司民视成立,公共电视独立建台并开播。2000年民进党上台之后,对台湾无线电视的格局进行了较大调整,“党政军”退出三台、媒体改革等成为无线电视媒介在“绿色执政”之后的关键词。本文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主体和中心,借鉴制度变迁理论,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主要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史”的维度,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采用案例比较研究和比较历史分析结合的方法,将历史研究与制度研究相结合,把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台湾历史现实的产物,并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其宏观历史脉络,分析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二是“论”的维度,力求与史结合,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作批判性考察,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历史发展中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包括外生性变量、内生性变量和行动者等因素,研究这三个变量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综合影响;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其变迁轨迹及变迁类型。在研究方法上,笔者借助深度访谈法、观察法和文献法等方法,访谈多名台湾电视媒体业界人士、学界人士和政界人士,并对台视、中视、华视、民视和公视五家无线电视台及部分有线电视台进行观察,使研究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台湾无线电视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制度变迁。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首先,本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本研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对象,运用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对其进行分析,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相结合的创新尝试,丰富和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其次,本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以史为鉴,对未来两岸电视媒介发展乃至政策制定有所帮助。本研究力求能为促进“一国两制”的中国新闻事业提供参考,在促进未来两岸电视媒体的进一步合作的基础上,增进两岸电视媒体的理解与互信,促进华文电视媒体共同发展。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意义、研究思路,梳理理论及综述文献,讨论本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等。第二章为“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介绍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建立概况,本章梳理了在国民党严格的威权统治之下,以商业运营制度建立无线电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家无线电视台先后成立的过程,分析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三章为“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本章梳理了“戒严”令解除之后,媒体产业开始快速发展时,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情况;分析“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四章为“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本章梳理了民进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民众对所谓民主的需求愈加强烈,台湾无线电视媒介随之发生的变化;分析了“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五章为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媒介批判,笔者对每一阶段的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进行总结,得出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类型、各因素的影响模式和变迁全程的路径依赖作用等四条结论,并对政治力量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中的负面作用进行批判反思。经过研究,笔者发现,台湾无线电视的诞生源于政治制度的推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的制度变迁模式表现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并行。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发挥交互作用,政治、经济与技术因素是外生性因素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因素;行动者之间成本和收益的不均衡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非正式约束对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产生强大作用,政治、经济等因素常以非正式约束的形式对实施机制发挥作用。本文在选题、研究内容和视角及研究方法上具有创新性,首先,本文填补了台湾电视相关研究的空白,采用最新的数据和资料,记录了台湾无线电视转型的重要时期;其次,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使研究具有较强逻辑性,运用制度制度变迁理论,对史料进行创新性的逻辑思考,是台湾电视史研究的一次创新;最后,本文通过深度访谈、观察法等质化研究方法,获得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克服了大陆的台湾研究往往缺乏第一手资料的缺陷。
朱子静[8]（2017）在《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首先阐述了近代中国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董时进如何与农民问题发生关联。近代中国农民面临人地关系的日趋紧张,贫穷落后问题突出;农民在政治上力量弱小,而晚清时出现的农会未能担负起维护其日常利益的实际代言人;不仅如此,生存环境的恶化,包括自然灾荒以及动荡不安的时局,都严重威胁着农民的日常生活。董时进作为“农之子”,一方面受到祖辈善于经营农业的家庭环境的熏陶,另一方面天然地对农业发生兴趣,而近代中国农民面临的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力量的弱小,进而无法维护自身利益的困境,势必会激起他的一系列思考。董时进初涉农民问题的时机,正是1920年代前后中国思想界展开的关于“工农立国”的辩论。作为“农国论”的主要辩手,董时进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指导其一生思想的“大农国”理论。毫无疑问,如何破解近代中国农民的贫穷是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通过“无时无地”的思考、观察、体验,他认为“人多地少”是制约农民贫穷的主要瓶颈。为打破这一制约瓶颈,他在1934年至1937年年底,担负江西农业院政务工作的同时,不断发表关于江西地区农业政策的文章,试图唤起人们改变单一的农业种植结构。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救国的时代召唤下,董时进在家乡四川创办《现代农民》杂志,以刊物为阵地,将解决农民物质的匮乏,启发民治思想为宗旨,担负起培育现代农民的历史使命。在这一时期,董时进利用掌握的农业专家人脉资源,在《现代农民》杂志上刊发当时国内一流的农学家关于农业知识的文章,这些文章通常以“浅说”的形式与读者见面,便于农民的阅读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在救国的特殊时代环境中,他注重采用通俗的语言,激发农民增加生产的积极性,为国家捐献财物,让农民意识到自身应该担负的责任和义务。在启发农民救国的同时,董时进十分关注国家政策对农民权益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关于粮食价格问题,他竭力反对政府强制打压价格,认为政府的做法打击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而且在百物价格皆涨的时期,唯独打压粮价,对农民是不公平的。在这一时期,他继续完善了关于农业政策的思考,提出进取主义的新农业政策,打破粮食自给政策,主张农业应该担负起维护国家富强的重任。在注重探索农民经济贫困出路的同时,董时进不断认识到农民政治力量的弱小同样应该引起重视,甚至认为培养农民的政治参与比帮助解决农业问题更急迫。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各种党派如雨后春笋,董时进认为组建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通过政党的形式培养农民的政治力的时机也已经到来。1947年5月中国农民党在上海宣告成立,选举董时进为党主席。中国农民党作为近代中国政党中的一个小党派,从建设性的立场出发,强调农村和城市平衡发展,发出农村不是城市的刮金板的呼声,要求政府尊重农民土地所有权,这些充满理性的政纲内容虽然难免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与同时期各路学人只是从学术视野出发相比较,董时进显然在农民农村经济问题和农民政治权益的维护方面的思索和实践都更为深入。在规模和实力上,它自然无法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相提并论,尽管如此,作为战后成立的一个主要以农业界人士领导的小型的政党,它的成立是董时进一生关于农民问题思考与实践的顶峰,也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维护农民权益的实践上的有益探索。董时进在战后对土地问题的关注,集中在1947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时间内,他坚守土地私有制度的主要思考依据是:地主的土地是否是不劳而获所得;佃农制度是否具有明显的劣势;土地是否集中到少数地主手中;土地平均分配后生产是否一定能够提高。董时进的这些思考意见,遭到了同时代的人士的谴责和嘲讽,但这些谴责和嘲讽很难说是从科学角度给予这些问题有力的反驳。如同近代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因为不能昧于自己的良心,他最后一次将自己对土地问题的思考意见上书毛泽东,却一直没有收到回复。本文的结论是:董时进农民思想的显着特征是将农业视为农民的职业,在这一基本认知前提下,借助进取主义农业政策和政党力量,继而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入手,积极培育传统小农向现代农民的转化,既强调农民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又强调国家应该充分尊重农民的权利,这些前瞻性的思考是其他各派农民思想中并不多见的。其思想价值的特殊意义在于:他坚守“大农国”理论,抱定中国国家经济发展道路不应以农民为牺牲品,而在其长期的与底层农民相处过程中,更进一步认识到农民要有出路,必须培养他们的政治力。
郭习松[9]（2015）在《从分化到融合中国涉农媒体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历了革命年代的萌芽与兴起,我国涉农媒体在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组织化大发展,并伴随着改革开放迎来真正的市场化发展。然而,随着国家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涉农媒体集体遭遇“寒冬”,直到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此后又连续11年下发“一号文件”,由此引发一股涉农媒体复兴热。与此同时,在互联网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涉农新媒体大量涌现,涉农媒体分化融合趋势明显。为寻求更好的发展之路,不少涉农媒体开始了艰苦的转型探索。其中,《南方农村报》开始了南农实验和媒体群整合,湖北涉农品牌电视频道——《垄上行》频道探索与涉农资本合作模式,中国农村广播协作网、河北对农宣传协作体等涉农媒体以联盟形式展开探索,分化融合趋势明显。美国、新西兰、韩日等国家发展涉农媒体实践也呈现这一特点。只不过,这其中,既有硬件设施建设的问题,更有如何提升农民媒介素养等软性建设问题；涉农媒体是独立发展,还是借力官媒重新回归,都需要相关利益方作出博弈与让步。以移动互联为特征的智能手机有望成市场新宠的同时,怎样打造一套适合我国涉农媒体发展和涉农传播的有效机制,成为未来涉农媒体发展所需要思考的主要问题。本论文从媒介生态学、发展传播学视角展开研究,选取当前最前沿的媒介探索为样本,从调查当前涉农媒体的传播现状与农村受众的使用状况入手,以农村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节点和重大政策性事件为逻辑起点,重点关注以智能手机为标志的新媒体在农村区域的发展,采用理论阐释、案例分析与业界观察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一手资料揭示新媒体背景下涉农媒介发展的内在动因与转型逻辑,探究农村社会转型与涉农媒体发展的互动与关联,提炼出二者之间的影响因子与机制,进而采用案例分析和策略研究,以媒体融合视角对涉农媒体的发展提出评估与预测,为业内和政府主管部门把握涉农传播新动向新趋势,更有效地把握新时期涉农传播的主要特点,以帮助改进新时期的涉农传播,打造更有效的涉农传播机制和更适合当前中国“三农”发展现状的传播体系提供可行性建议。
于凤静[10]（2014）在《当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两极格局”研究》文中指出东北地区是我国最大的少数民族散居区。东北少数民族地区多处于边疆地带,民族成分复杂,是我国跨境民族人数最多的地区。与我国其他地区的跨境民族不同,东北跨境民族受发达国家影响较大,多种舆论交汇,其新闻传播尤其是跨境传播所处的严峻形势不容忽视。国家东北亚地区战略的实施把东北推到了东北亚发展的核心和基础地位。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必须努力同东北地区的转型、东北亚大区域的发展协调一致,力争在时代与社会的发展潮流中与时俱进,这也是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自身发展和提升所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以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发展研究为核心,全面梳理和研究东北地区的朝鲜族、蒙古族、满族和达斡尔族等民族地区的新闻传播,能更好地促进东北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提升东北地区新闻传播的舆论引导力,增强各少数民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的认同。目前学界和业界对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空白点较多,对建国以来东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述,对东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发展的对策性研究更是鲜见。为了完整、深入地评估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属性和特征,进一步把握其“两极格局”的发展态势,为学界和业界提供新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启发,本文进行了下述主要研究。首先,论文以时间为序,参照中国社会变革及媒介发展等因素,把当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发展分为1949年—1966年、1966年—1976年、1976年—1999年和2000年—2010年四个时期。对每个时期,按照不同民族地区、不同的媒体门类分别予以分析和阐述,重点对其2000年—2010年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予以整体观照,并兼顾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学术研究等。其次,论文总结了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经过60年的发展历程所形成的独有特色,即由跨境传播和县域乡村传播共同构成的外向和内向“两极格局”传播。同时深入研究了“两极格局”的成因,提出了县域乡村、跨境民族和语言特色是影响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两极格局”的主要因素的论断,并从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与东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媒介生态的合力影响与促进上,寻找形成“两极格局”的动因,分析“两极格局”在60年历程中显示的孕育、萌动到确立的发展态势。重点探讨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两极格局”的确立和成效,对“两极”确立时期新闻传播的民族特色即共通的民族精神追求,予以了阐述和论证。再次,对当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两极格局”存在的问题及其症结进行了全面观照和系统分析。论文提出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两极格局”总体及其内部存在的五大问题是：“两极格局”总体失衡、发展缓慢乏力、“两极格局”中新闻传播民族特色的表现不足、跨境传播的表面化与单向性、县域乡村传播的尴尬处境等。“两极格局”存在问题的症结则是由于县域传播、跨境民族和语言特色这媒介生态三要素对新闻传播的根本影响,具体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与“外宣”思维的不利影响、新媒体开发及媒体融合滞后、对民族特色、民族精神和民族身份的认识偏颇、跨境传播的规划和执行力薄弱、县域乡村传播的认识误区等。最后,针对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两极格局”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两极格局”的对策和建议,从优化媒介生态、新媒体的开发及媒体融合的拓展、民族特色的把握和开掘、跨境传播的特色定位和多渠道开拓、县域乡村传播的准确定位等方面展开全面的探讨。
二、欢迎订阅2001年《江西林业科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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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及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概述 |
| 2.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相关概念阐释 |
| 2.1.1 中央单位 |
| 2.1.2 社会扶贫 |
| 2.1.3 定点扶贫 |
| 2.1.4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 |
| 2.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重大意义 |
| 2.2.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 |
| 2.2.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的组成部分 |
| 2.2.3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加大对老少边贫地区扶持力度的举措 |
| 2.2.4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帮扶单位贴近基层、了解民情的途径 |
| 2.3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历史进程 |
| 2.3.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起步阶段 |
| 2.3.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展开阶段 |
| 2.3.3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深化阶段 |
| 2.3.4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完善阶段 |
| 第3章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理论基础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 3.1.1 经典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
| 3.1.2 经典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理论 |
| 3.1.3 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理论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 3.2.1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 |
| 3.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理论 |
| 3.2.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扶贫开发理论 |
| 第4章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主要领域及案例 |
| 4.1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扶贫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 |
| 4.1.1 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的由来 |
| 4.1.2 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的内容 |
| 4.1.3 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的典型案例 |
| 4.2 通过产业扶贫推进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 |
| 4.2.1 产业扶贫的由来 |
| 4.2.2 产业扶贫的内容 |
| 4.2.3 产业扶贫的典型案例 |
| 4.3 通过技能培训扶贫实现贫困地区劳动力就业 |
| 4.3.1 技能培训扶贫的由来 |
| 4.3.2 技能培训扶贫的内容 |
| 4.3.3 技能培训扶贫的典型案例 |
| 4.4 通过教育科技文化扶贫推进贫困地区文化教育发展 |
| 4.4.1 教育科技文化扶贫的由来 |
| 4.4.2 教育科技文化扶贫的内容 |
| 4.4.3 教育科技文化扶贫的典型案例 |
| 4.5 通过健康扶贫改善贫困地区医疗卫生状况 |
| 4.5.1 健康扶贫的由来 |
| 4.5.2 健康扶贫的内容 |
| 4.5.3 健康扶贫的典型案例 |
| 4.6 通过网络扶贫拓宽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渠道 |
| 4.6.1 网络扶贫的由来 |
| 4.6.2 网络扶贫的内容 |
| 4.6.3 网络扶贫的典型案例 |
| 第5章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经验 |
| 5.1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 |
| 5.1.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 5.1.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 5.2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 |
| 5.2.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 5.2.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 5.3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 |
| 5.3.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 5.3.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 5.4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 |
| 5.4.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 5.4.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 5.5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党政干部培养相结合 |
| 5.5.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党政干部培养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 5.5.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党政干部培养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 第6章 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对策思考 |
| 6.1 中国农村反贫困目标瞄准的调整 |
| 6.1.1 相对贫困的涵义 |
| 6.1.2 相对贫困的特征 |
| 6.1.3 农村相对贫困成为贫困治理的重心 |
| 6.1.4 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路径 |
| 6.2 发挥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部门优势 |
| 6.2.1 政策优势 |
| 6.2.2 资源优势 |
| 6.2.3 规划优势 |
| 6.2.4 人才优势 |
| 6.2.5 技术优势 |
| 6.3 构建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
| 6.3.1 党委领导机制 |
| 6.3.2 政府主导机制 |
| 6.3.3 群众参与机制 |
| 6.3.4 组织协调机制 |
| 6.3.5 资金投入机制 |
| 6.3.6 考核评价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清末新式官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回顾 |
| 三、研究问题与方法 |
| 四、内容、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内生与外力:新式官报思想形成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古代中国传播制度提供内在基础 |
| 第二节 新式报刊的传入及其影响 |
| 第三节 19 世纪末“官设报馆”观念之出现 |
| 第四节 “以报为牍”:办报理念的确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从督抚办报到中央办报:新式官报实践脉络 |
| 第一节 甲午之后创办官报的最初尝试 |
| 第二节 地方先行:督抚与省级官报的普及 |
| 第三节 创办中央官报与官报实践的制度化 |
| 第四节 空间与内容:新式官报的信息覆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开明与保守:新式官报的内容取向 |
| 第一节 倡导新式教育 |
| 第二节 改良社会风气 |
| 第三节 鼓吹“预备立宪” |
| 第四节 “新瓶旧酒”:官报的守旧本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共存与冲突:新式官报运作中的权力博弈 |
| 第一节 新旧并立:官报局内部组织与人事 |
| 第二节 中央与地方势力的持续角力 |
| 第三节 民间群体对政府官营事业的批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创新与束缚:官报传播网络的搭建及其困境 |
| 第一节 派销、邮政与信息传递渠道的快速形成 |
| 第二节 白话官报、阅报社与演说:传播路径的拓展 |
| 第三节 财政危机与官报发行障碍 |
| 第四节 官方驿递、邮政怠惰延误官报传输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承上启下:新式官报的历史坐标 |
| 二、嵌入政治:新式官报开创制度化传播模式 |
| 三、在趋新和保守之间:新式官报的运作状态 |
| 附录 清末新式官报重要事件编年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3）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择木里藏族自治县民族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
| 三、研究价值 |
| 四、研究综述 |
| 五、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六、研究创新及难点 |
| 七、木里藏族自治县基本概况 |
| 第一章 木里民族关系形成的历史基础 |
| 第一节 木里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 |
| 一、建置沿革与多民族分布 |
| 二、木里世居民族的源与流 |
| 第二节 木里多民族交往的民间互动 |
| 一、经济交往与民族关系 |
| 二、政治交往与民族关系 |
| 三、文化交往与民族关系 |
| 第三节 中央王朝有利于地方民族关系的政治建构 |
| 一、中央王朝的土司制度 |
| 二、中央王朝的改土归流 |
| 三、木里历史对民族关系的当代启示 |
| 第二章 建国以来木里民族关系的曲折发展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建立与木里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 |
| 一、人民政权的建立 |
| 二、民主改革的推行 |
| 三、社会主义改造的实施 |
| 四、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 |
| 第二节 “大跃进”“文革”时期木里民族关系遭受挫折 |
| 一、左倾思想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
| 二、“文革”对民族关系的破坏 |
| 三、民族政策的拨乱反正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木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的发展 |
| 一、工业化、市场经济和社会关系结构变化 |
| 二、民族旅游带来的社会多元及关系结构改变 |
| 三、大众传播媒介与多民族关系的扩展及互动方式变化 |
| 四、木里经济的支柱产业:林业和水电 |
| 第三章 木里民族关系核心要素的实证考察(上) |
| 第一节 民族关系要素理论确认 |
| 一、衡量民族关系的核心要素和影响因素 |
| 二、有关和谐民族关系的内涵界定 |
| 三、问卷设计与田野调查的开展 |
| 第二节 人口结构中的民族关系 |
| 一、各民族人口构成及相对规模 |
| 二、人口普查结果反映的社会结构性差异分析 |
| 第三节 居住格局中的民族关系 |
| 一、各民族地理空间分布 |
| 二、各民族城乡分布情况 |
| 三、微观个体的邻里关系 |
| 第四章 木里民族关系核心要素的实证考察(下) |
| 第一节 日常交往中的民族关系 |
| 一、马克思主义交往观的当代意义 |
| 二、木里民族交往现状 |
| 三、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木里举措 |
| 第二节 族际通婚中的民族关系 |
| 一、乔瓦镇族际婚分析:基于2015年-2017年乔瓦镇婚姻登记数据 |
| 二、木里县族际婚分析:基于2018年1月-2019年6月木里婚姻登记数据 |
| 三、木里人口较多民族族际婚特点 |
| 第三节 语言使用中的民族关系 |
| 一、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 |
| 二、汉语言文字的使用 |
| 三、民汉双语教育的普及 |
| 第四节 民族心理中的民族关系 |
| 一、国家与民族认同 |
| 二、多层次的民族认同 |
| 三、民族偏见与歧视 |
| 第五章 木里民族关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民族关系与经济发展 |
| 一、主要经济指标及增速分析 |
| 二、木里经济发展政策建议 |
| 第二节 民族关系与反贫困 |
| 一、脱贫攻坚的成绩与困难 |
| 二、木里脱贫攻坚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民族关系与人文环境 |
| 一、语言环境宽松 |
| 二、藏传佛教世俗化现象 |
| 三、教育状况改善及热点问题评析 |
| 第六章 木里构筑起和谐民族关系及其价值 |
| 第一节 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经验性价值 |
| 一、历时与共时的统一 |
| 二、国家建构与民间交往的统一 |
| 三、结构与互动的统一 |
| 第二节 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路径 |
| 一、完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 |
| 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
| 三、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
| 四、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
| 第三节 夯实和谐民族关系的基础 |
|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县 |
| 二、民族工作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三、经济发展“利益共享,责任共担” |
| 四、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
| 五、因地制宜,探索木里发展新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明清笺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明清笺纸图像的文献叙事结构 |
| 二、明清笺纸的相关概念与研究方法 |
| 三、明清笺纸的研究价值及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明清制笺史发展概略 |
| 第一节 明代砑光笺的转变 |
| 一、宋元砑光笺至晚明的转变 |
| 二、传自宣德宫笺的松江谈笺 |
| 第二节 晚明江南制笺业的繁荣 |
| 一、苏笺与吴门张氏 |
| 二、金陵萝轩变古与十竹斋穷工极变 |
| 第三节 清代笺纸的适时性与多样化 |
| 一、李渔的芥子园名笺 |
| 二、清宗室怡亲王府制角花笺 |
| 三、嘉兴“山静居图皆金阁造”笺纸 |
| 第四节 清末南、北两大制笺中心的形成 |
| 一、京津地区的南纸店 |
| 二、苏松地区的笺扇庄 |
| 三、其它地区的制笺业发展 |
| 第二章 明清制笺主体及笺纸的谱系 |
| 第一节 制笺主人及其制笺室名、堂号 |
| 一、制笺主人的创作意图 |
| 二、笺纸的行市和价格 |
| 三、明清制笺的室名、堂号 |
| 第二节 笺纸的类目及其图像系统 |
| 一、制笺的选题与分类 |
| 二、制笺选题的图像来源 |
| 三、屠隆《笺纸铭》与方于鲁《方氏墨谱》 |
| 第三节 画稿、刻印技艺对笺纸图像的表达 |
| 一、画稿优劣决定了笺纸的品第高下 |
| 二、刻印的巧拙关系着制笺的成败 |
| 第四节 传教士与明末丘比特之笺 |
| 一、西方图像的传播与融入 |
| 二、笺纸传播天主图像的契机 |
| 第五节 文人士大夫私家制笺的流行 |
| 一、文士私家笺纸别于笺肆 |
| 二、闺阁、女史、侍婢制笺 |
| 第三章 明清文士用笺的审美趣味 |
| 第一节 明清文士书仪注重用笺 |
| 一、明代拜帖盛行副启为要 |
| 二、明末徽州人创制的题头画 |
| 三、文人用笺的审美要求 |
| 第二节 金石博古笺的赏玩与考据 |
| 一、朴学影响下的清代金石考据学 |
| 二、名物训诂、博而好古的金石派制笺 |
| 三、清代金石博古笺题材的多样性 |
| 四、金石博古笺与金石学研究 |
| 第三节 从笺纸风尚看明清文士的经世思想 |
| 一、晚明笺纸图像中呈现的“道德经世” |
| 二、清代“经世致用”思想下制笺的发展 |
| 第四节 明清名人用笺与尺牍、手札的鉴定 |
| 一、笺纸的翻版与仿造 |
| 二、笺纸的署年与纪年 |
| 三、笺纸与名人尺牍、手札的鉴定 |
| 第四章 明清画笺与绘画艺术 |
| 第一节 明清画笺与笺谱、画谱 |
| 一、画谱出类者可以入笺 |
| 二、辑笺成谱亦可视作画谱 |
| 第二节 苏杭嘉地区“诗画笺”的兴起 |
| 一、源于笺谱画诗的诗画笺 |
| 二、诗画谱对诗画笺的影响 |
| 三、画笺比画谱更加广为流传 |
| 第三节 技艺相交的拱花与?画 |
| 第四节 画笺促进文人画的传播与发展 |
| 一、制笺主人临写的名家笔意 |
| 二、从历代画作中寻找制笺选题 |
| 三、嘱托当世名家为制笺画稿 |
| 第五章 制笺中心与南、北方画坛 |
| 第一节 清末京津地区南纸店与京津画派 |
| 一、秉承传统、兼通海西的京津南纸店 |
| 二、北方南纸店与京津画派的发展 |
| 第二节 清末苏松地区的笺扇庄与海上画派 |
| 一、开埠后商业文化中的笺扇庄 |
| 二、南方笺扇庄与海上画派的崛起 |
| 第三节 南纸店、笺扇庄与早期美术社团 |
| 一、以笺肆为中心的书画家群体 |
| 二、由笺肆向现代商业画会的转变 |
| 结语 |
| 附表：明清(民国)时期制笺之室名、堂号一览表及图录刊载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5）从《海南日报》看1950-1966年期间海南黎族地区的科教文卫事业（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三 相关概念界定 |
| 四 1950-1966 年期间海南黎族地区的科教文卫事业 |
| 五 研究现状 |
| (一)着作和期刊类 |
| (二)关于《海南日报》的相关报道 |
| 1.科技类 |
| 2.教育类 |
| 3.文化类 |
| 4.医疗卫生类 |
| 六 内容结构、研究方法与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内容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1950—1966 年期间海南黎族地区科技的事业 |
| 一 海南黎族地区的农业科技改革 |
| 二 林业科技的发展 |
| 三 渔业技术改革 |
| 四 畜牧科研与推广 |
| 五 工业技术革命运动 |
| 第二章 1950-1966 年期间海南黎族地区的教育事业 |
| 一 幼儿教育的创办与发展 |
| 二 小学教育的普及 |
| 三 快速发展的中学教育 |
| 四 中等专业学校的创办 |
| (一)开办卫生学校 |
| (二)积极创办劳动大学 |
| 五 师范教育的创办 |
| 六 成人教育的创办与发展 |
| (一)干部教育培养和发展 |
| (二)扫盲教育的开展 |
| (三)职工教育的创办 |
| 七 勤工俭学活动的开展 |
| 八 自治州教育事业的其它相关情况 |
| 第三章 1950-1966 年期间海南黎族地区的文化事业 |
| 一 广播事业的普及与发展 |
| 二 歌舞团的文艺汇演 |
| 三 各种形式业余文娱活动的开展 |
| 四 电影放映事业的开展 |
| 五 报刊机构的成立与发行 |
| 六 兴起的农村俱乐部 |
| 七 新华书店送书下乡 |
| 八 美术书法活动的开展 |
| 九 琼剧团的文艺表演 |
| 十 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展 |
| 十一 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开展 |
| 第四章 1950-1966 年期间海南黎族地区的卫生事业 |
| 一 黎族地区医疗机构的创建与发展 |
| 二 红十字会医防队的巡回医疗 |
| 三 黎族草医与草药的采集 |
| 四 积极开展疫病防治 |
| (一)麻风病的治疗 |
| (二)灭虐工作的开展 |
| (三)丝虫病和钩虫病、恙虫病的防治与调查 |
| (四)天花的流行与防治 |
| (五)痢疾的流行与防治 |
| 五 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 |
| 六 除害防病活动的开展 |
| 七 饮水卫生的改善 |
| 八 医资力量的来源 |
| 九 妇女保健的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6）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问题的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三、史料来源 |
| 四、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本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援建工人的交涉派遣经过 |
| 第一节 中蒙两国关系的历史背景 |
| 一、20世纪20年代中蒙两党关系 |
| 二、中共对蒙古独立态度之转变 |
| 三、中蒙两国建交与互派大使 |
| 第二节 中国援建工人问题的缘起 |
| 一、派遣援建工人的初步交涉 |
| 二、援建工人交涉中断的原因 |
| 三、重启派遣援建工人的交涉 |
| 第三节 中国援建工人的派遣过程 |
| 一、派遣和引进工人的前期工作 |
| 二、第一批援建工人赴蒙古 |
| 三、援建工人陆续来到蒙古 |
| 四、派遣援建工人逐渐减少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援建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 |
| 第一节 对中国援建工人的管理和分配 |
| 一、对中国援建工人的管理 |
| 二、中国援建工人的工作分配 |
| 第二节 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的工作状况 |
| 一、援建工人工作基本步入正轨 |
| 二、援建工人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
| 三、援建工人生产工作量的减少 |
| 第三节 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的生活状况 |
| 一、援建工人抵达蒙古后的生活 |
| 二、蒙古对中国援建工人的福利政策 |
| 三、中蒙关系恶化与对援建工人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司法问题及其处理 |
| 第一节 早期援建工人的“违法乱纪”及处理 |
| 一、早期援建工人违法乱纪行为及其原因 |
| 二、援建工人违法乱纪行为的处理方针 |
| 三、中蒙两国工人之间的友谊及其冲突 |
| 第二节 中蒙关系恶化与司法纠纷的加剧 |
| 一、蒙古民众对援建工人的态度 |
| 二、中、蒙两国工人之间矛盾的加剧 |
| 三、援建工人生存环境恶化与双方谈判 |
| 第三节 “窦海玉、于深水事件”的发酵及其解决 |
| 一、双方在援建工人问题上的矛盾激化 |
| 二、“窦海玉、于深水事件”发生的经过 |
| 三、双方对“窦海玉、于深水事件”的交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的回国过程 |
| 第一节 蒙古外交政策的变化及对援建工人的影响 |
| 一、中苏分裂与蒙古“等距离”外交政策 |
| 二、蒙古公开攻击中共与泽登巴尔访华 |
| 三、蒙古外交政策变化及其对援建工人的影响 |
| 第二节 援建工人回国的决策及过程 |
| 一、援建工人提前回国及其原因 |
| 二、双方动员援建工人期满后继续留蒙 |
| 三、援建工人期满回国的谈判及工人回国 |
| 第三节 援建工人全部回国及其双方的争论 |
| 一、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的交涉 |
| 二、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的过程 |
| 三、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的余波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经济援助与中国援建工人的成效 |
| 第一节 蒙古第二个五年计划与中国的援助 |
| 一、二五计划与经济援助的初步交涉 |
| 二、双方经济援助谈判及协定的签订 |
| 三、二五计划中援建工人的建设成就 |
| 第二节 蒙古三年计划与中国的援助 |
| 一、三年计划的制定与中国的经济援助 |
| 二、蒙古政府对中国“大跃进”的态度 |
| 三、全面开展“大跃进”与援建工人 |
| 第三节 蒙古第三个五年计划与中国的援助 |
| 一、三五计划的拟定与周恩来访问蒙古 |
| 二、对“大跃进”态度转变与苏联的经援 |
| 三、援建工人建设状况及其援建项目中断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7）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
| 1.1.3 基本概念界定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论 |
| 1.2.2 搜集资料的方法 |
| 1.2.3 研究意义 |
| 1.2.4 研究框架 |
| 1.3 理论梳理与文献综述 |
| 1.3.1 理论梳理 |
| 1.3.2 文献综述——台湾电视研究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 |
| 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2.1.1 试水电视业:教育电视台的成立 |
| 2.1.2 第一家商业电视台:台视 |
| 2.1.3 中视:率先播出彩色节目 |
| 2.1.4 华视:突出教育节目特色 |
| 2.1.5 公共电视节目的草创 |
| 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2.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2.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2.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2.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2.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2.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 |
| 3.1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3.1.1 台视、中视和华视:进入激烈竞争时期 |
| 3.1.2 民视的成立:反对党“发声”,打破无线三台“三足鼎立”格局 |
| 3.1.3 公视:漫长的筹建之路 |
| 3.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3.2.1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3.2.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3.2.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3.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 |
| 4.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4.1.1 商业无线电视台的重组 |
| 4.1.2 公广集团版图的扩充 |
| 4.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4.2.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4.2.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4.2.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4.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5. 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批判 |
| 5.1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2 “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3 2000年“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4 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反思与批判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访谈人物列表 |
| 附录三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及其他作品发表情况 |
| 后记 |
（8）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概念解释 |
| 四、研究重点、难点 |
| 五、内容安排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农民问题与董时进的“农缘” |
| 一、近代中国农民问题 |
| (一) 农民经济的落后 |
| (二) 农民政治力量的弱小:利益代言人角色之失缺 |
| (三) 农民生存社会环境的恶化 |
| 二、董时进的“农缘” |
| (一) 家乡:新旧交替之际的传统农业区 |
| (二) 家庭:善于经营农业的殷实人家 |
| (三) 个人机缘:农趣日增 |
| 第二章 北洋时期董时进的大农国理论 |
| 一、近代中国农学教育的兴起 |
| 二、“要使劳力用于报酬最厚的地方” |
| (一) “兴农”更迫切的时代舆论 |
| (二) “困农民即所以危国本” |
| (三) “董恽之争” |
| (四) 《食料与人口》 |
| 三、大农国理论 |
| (一) 与章士钊形似神异:被误解的后“甲寅派” |
| (二) 大农国理论 |
| 第三章 南京十年时期董时进对农民农业出路的探索 |
| 一、农村合作对于农民之重要 |
| (一) 提倡合作事业 |
| (二) 开设农村合作教学 |
| (三) 思想和实践的成果:《农村合作》 |
| (四) 对“自上而下”合作运动的意见 |
| 二、调查、研究与讨论 |
| (一) “农村朋友”协助下的大样本抽样调查 |
| (二) 学术着作:《中国农业经济学》 |
| (三) “旅行”、“居住”式考察中加深认识 |
| (四) 与吴景超关于“农业机械化”论争 |
| 三、农业学术与农业建设冶为一炉之实验:创办江西农业院 |
| (一) 江西农业院的创办 |
| (二) 《江西农讯》中的思想 |
| 第四章 农民与救国:董时进培育现代农民的思想和实践 |
| 一、要解决平民生计问题,必须赶办平民教育 |
| 二、创办启发农民现代化的杂志 |
| (一) 《现代农民》杂志的创办 |
| (二) 如何利用刊物以及通过政府力量扩大销量 |
| 三、抗战救国中农民与国家的关系 |
| (一) 动员农民积极抗战 |
| (二) 反对政府抑制粮价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 |
| (三) 要求政府修订农民节 |
| (四) 屡次呼吁合作社不应该为外人包办 |
| (五)农民民治思想之启蒙 |
| 四、“现代农民”之榜样:董时进创办大新农场 |
| 五、极力鼓吹农政机构合理化 |
| (一) 运动设置农务部 |
| (二) 鼓吹农政机构合理化 |
| 六、进取主义新农业政策与国家国防之关系 |
| (一) 新农业政策的依据 |
| (二) 新农业政策主要内容 |
| (三) 新农业政策与国家国防之关系 |
| 第五章 农民与建国:组建中国农民党及坚定土地私有政策 |
| 一、中国农民党成立之前奏 |
| (一) 董时进等积极壮大农协会力量与政府之忽视 |
| (二) 《现代农民》读者之呼声:成立农民的政党 |
| 二、利用政治力量维护农民权益:董时进组建中国农民党 |
| (一) 加强农民政治力量的重要及加入中国农民党的手续 |
| (二) 农民党的政治活动及对政府的监督批评 |
| (三) 农业界知识分子与中国农民党的互动 |
| (四) 社会舆论下中国农民党的定位:农民职业的政党 |
| 三、董时进关于土地私有政策的思考 |
| (一) 地主是否应该一律盲目被打倒 |
| (二) 佃农的效率是否劣于自耕农 |
| (三) 二五减租是否能够促进生产事业 |
| (四) 农民的土地私有权是否应该得到尊重 |
| (五) 土地改革争议达到沸点状态下的不时髦之音 |
| 结论 |
| 一 国家现代化建设视野下董时进农民思想的历史价值 |
| 二 代言人角色之尴尬:董时进培育现代农民的现实困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从分化到融合中国涉农媒体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
| 1.1.1 研究的学术价值 |
| 1.1.2 研究的现实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主要研究目标和基本内容 |
| 1.3.1 主要研究目标 |
| 1.3.2 基本内容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理论基点及相关理论支撑 |
| 2 我国涉农媒体的基本发展历程及角色演进 |
| 2.1 我国涉农媒体的基本发展历程 |
| 2.1.1 萌芽与兴起 |
| 2.1.2 建国后组织化大发展 |
| 2.1.3 改革开放后兴衰三步走 |
| 2.1.4 近十年分化融合明显 |
| 2.2 涉农媒体的角色演进与内容走向 |
| 2.2.1 涉农媒体的角色演进 |
| 2.2.2 涉农媒体报道内容的主要走向 |
| 2.3 涉农媒体传播对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
| 2.3.1 涉农媒体的功能体现 |
| 2.3.2 涉农媒体传播对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特殊影响 |
| 3 我国涉农媒体的使用现状与发展困境 |
| 3.1 我国涉农媒体的接触与使用现状 |
| 3.1.1 农村受众媒介接触与使用现状调查——以中部三县市为例 |
| 3.1.2 农民工群体媒介接触与使用现状调查 |
| 3.2 当前涉农媒体的传播特点与发展困境 |
| 3.2.1 涉农媒体的传播特点与局限性 |
| 3.2.2 涉农媒体发展的困境及成因分析 |
| 4 我国涉农媒体破解困境的发展探索 |
| 4.1 涉农报媒的探索 |
| 4.1.1 新闻回归与分众传播 |
| 4.1.2 经营管理上,走出政策襁褓 |
| 4.2 涉农广播电视的探索 |
| 4.2.1 广播探索协作体运作 |
| 4.2.2 涉农电视的探索 |
| 4.3 涉农网络媒体的探索 |
| 4.3.1 传统涉农媒体网站与新兴电子商务网站共融发展 |
| 4.3.2 手机报(APP)为涉农移媒体动传播探路 |
| 5 媒体融合趋势下,我国涉农媒体未来走向 |
| 5.1 媒体融合与全媒体传播 |
| 5.1.1 媒体融合与全媒体相关理论 |
| 5.1.2 媒体融合与全媒体传播的特点分析 |
| 5.2 涉农媒体融合及全媒体传播实践 |
| 5.2.1 国外涉农媒体传播全媒体特点明显 |
| 5.2.2 国外涉农媒体发展带来的启示 |
| 5.2.3 我国涉农媒体全媒体传播现状与探索 |
| 结语 |
| 附表1 全国主要涉农报媒一览 |
| 附表2 涉农期刊 |
| 附表3 全国主要涉农电视台节目（频道）一览 |
| 附表4 中国农业网站ALEXA综合排名（数据更新时间：2015-3-22 09:41) |
| 附表5 改革开放以来“一号文件”内容一览 |
| 附表6 新西兰农业新闻集团有限公司（Rural Press Limited)的9大农业报刊杂志 |
| 附表7 默多克在新西兰开办的主要涉农报刊 |
| 附表8 中部农民媒介接触现状问卷调查 |
| 附表9 武汉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媒介接触现状问卷调查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当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两极格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研究创新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现状评析 |
| 1.3 研究内容与基本观点 |
| 1.3.1 研究的内容 |
| 1.3.2 基本观点 |
| 1.3.3 核心概念界定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分析法 |
| 1.4.2 田野调查法 |
| 1.4.3 比较研究法 |
| 2 当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历史沿革 |
| 2.1 20世纪下半叶(1949.10-1999.12)的新闻传播 |
| 2.1.1 “文革”前17年(1949.10-1966.5) |
| 2.1.2 “文革”10年(1966.6-1976.10) |
| 2.1.3 改革开放20年(1976.11-1999.12) |
| 2.2 21世纪以来(2000.1-2010.12)的新闻传播 |
| 2.2.1 朝鲜族地区的新闻传播 |
| 2.2.2 蒙古族地区的新闻传播 |
| 2.2.3 满族地区的新闻传播 |
| 2.2.4 达斡尔族地区的新闻传播 |
| 2.2.5 非民族地区的民族语文新闻传播 |
| 3 当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两极格局”的成因与现状 |
| 3.1 “两极格局”形成的原因 |
| 3.1.1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基本生态要素 |
| 3.1.2 20世纪下半叶全国与东北少数民族媒介生态的相互影响 |
| 3.1.3 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与东北少数民族媒介生态的合力促进 |
| 3.2 “两极格局”的由来 |
| 3.2.1 “两极格局”的孕育期 |
| 3.2.2 “两极格局”的萌动期 |
| 3.3 “两极格局”的现状 |
| 3.3.1 “两极格局”的确立及成效 |
| 3.3.2 “两极格局”的新媒体特征 |
| 3.3.3 “两极格局”传播的民族特色 |
| 3.3.4 对“两极格局”及其传播特色的评价 |
| 4 当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两极格局”存在的问题及其症结 |
| 4.1 传者和受众对“两极格局”的认知和评价 |
| 4.1.1 传者和受众对县域传播的认知和评价 |
| 4.1.2 中国朝鲜族人和韩国人、朝鲜人对跨境传播的认知和评价 |
| 4.2 “两极格局”存在的问题 |
| 4.2.1 “两极格局”总体失衡 |
| 4.2.2 “两极格局”总体发展缓慢乏力 |
| 4.2.3 “两极格局”中新闻传播的民族特色表现不足 |
| 4.2.4 跨境传播的表面化与单向性 |
| 4.2.5 县域乡村传播的尴尬处境 |
| 4.3 “两极格局”存在问题的症结 |
| 4.3.1 城乡“二元结构”与传统“外宣”思维的不利影响 |
| 4.3.2 新媒体开发及媒体融合滞后 |
| 4.3.3 对民族特色、民族精神和民族身份的认识偏颇 |
| 4.3.4 跨境传播的规划和执行力薄弱 |
| 4.3.5 县域乡村传播的认识误区 |
| 5 当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两极格局”的优化对策 |
| 5.1 媒介生态的优化 |
| 5.1.1 生态要素的调整和重构 |
| 5.1.2 挖掘各种政策、政治效应的关联度 |
| 5.2 外向一极：跨境传播的特色定位和多渠道开拓 |
| 5.2.1 统筹规划,形成合力 |
| 5.2.2 以特色立台,以个性感人 |
| 5.2.3 打造民族品牌栏目 |
| 5.2.4 提升朝鲜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 |
| 5.2.5 建立沟通渠道,增强互动机会 |
| 5.3 内向一极：县域乡村传播的准确定位 |
| 5.3.1 县域乡村的惠农传播 |
| 5.3.2 培养少数民族的市民意识 |
| 5.4 民族特色的把握和开掘 |
| 5.4.1 民族语言要由实用性的记录转向文化性的表达 |
| 5.4.2 依托风土人情的表现,多领域打造民族特色 |
| 5.4.3 提炼多民族共通的文化精神 |
| 5.5 新媒体的开发及媒体融合的拓展 |
| 5.5.1 建立网络战略联盟 |
| 5.5.2 开发手机等新媒体 |
| 5.5.3 开展多层次的媒体融合活动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欢迎订阅2001年《江西林业科技》（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研究[D]. 韩小伟. 吉林大学, 2020(03)
- [2]清末新式官报研究[D]. 程河清.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D]. 黎雪.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4]明清笺纸研究[D]. 王宇.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 [5]从《海南日报》看1950-1966年期间海南黎族地区的科教文卫事业[D]. 齐家梦. 海南师范大学, 2019(01)
- [6]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D]. 白林.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8)
- [7]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陈若萱. 厦门大学, 2018(06)
- [8]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D]. 朱子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9]从分化到融合中国涉农媒体发展研究[D]. 郭习松. 武汉大学, 2015(07)
- [10]当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两极格局”研究[D]. 于凤静. 武汉大学, 20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