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加坡的殖民地建筑(1819～1965)（论文文献综述）
王均杰[1]（2020）在《马来西亚槟城近代骑楼建筑初论》文中研究指明近代骑楼作为广泛分布于东南亚、我国闽南、广东等地的建筑类型,一直以来都受到海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我国沿海骑楼建筑也开展了大量研究,但对于近代骑楼的海外发源认识不足。本论文以马来西亚槟城骑楼作为对象,通过实地考察、测绘及地契分析等方法对其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梳理槟城骑楼的发展建设历程用以初探海外骑楼的概况,明晰对华人移民在槟城骑楼建设中的作用,为我国骑楼建筑的溯源及保护发展提供基础性研究资料。槟城的骑楼建筑是其城市发展中的关键一环,作为一种城市建设模式传播至其他地区,是中西建筑文化融合的代表之一。本人依据槟城城市的发展脉络,分时期探讨近代骑楼建设,对其历史沿革、法令法规、建设模式、街区布局、平面功能、剖面结构及样式特征等方面进行调查分析,总结槟城骑楼的重要特点和形成原因。在大量调研和分析后,初步得出19世纪初海峡殖民地的建筑法规和土地管理法规是形成槟城当前骑楼街区的关键原因,其与殖民城市文化等因素共通造就19-20世纪槟城街区的整体布局和七种片状、线状布局方式。槟城骑楼的发展与华人移民聚落扩张、欧洲建筑文化思潮紧密相关,出现商住骑楼、住宅骑楼和其它类型骑楼等多样平面格局。立面样式上则根据不同时期主流的风格和审美趣味,区分出早期砖构样式、华南折衷样式、海峡折衷样式、艺术装饰样式以及早期现代样式五种骑楼样式。马来西亚槟城骑楼由于是华人移民的主要生活空间,其发展脉络和特征对近代骑楼的保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对海外骑楼和我国近代骑楼的比较研究则有待今后学界持续的关注和探索。
姜姗[2]（2020）在《鼓浪屿近代洋楼平面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以“历史国际社区”闻名的世遗地鼓浪屿,在近代百年发展中,见证了闽南本土文化与外来多元文化的汇聚与交融,孕育出了千余栋平面形态多样的洋楼建筑。归国华侨与本土居民作为鼓浪屿近代洋楼主要建造者,在日常居住生活中不断调整并适应中外文化差异,并在近代洋楼平面布局中得以体现。本文以鼓浪屿近代洋楼平面为研究对象,分别从洋楼布局、单体平面、平面构成元素（厅堂、卧室、楼梯、天井、附属用房、外廊、架高层）三个不同的层次,通过梳理主要类型及布局特征、数量应用特征、空间布局特征、形式演变特征,并结合地契、产权等史料的深入解读,以探析中外多元文化交融之下,归国华侨及本土居民居住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及其在平面中的具体体现。在洋楼布局上,传统家族聚居模式得以延续,并演化出组群式、并列式、局部洋楼等类型多样的布局方式,传统尊卑礼制观念减弱,同时更加关注个人家庭单元的独立性。此外,具有西方生活意趣的独栋式布局得到广泛应用,体现出归国华侨及本土居民居对外来生活方式的接纳。在单体平面布局上,传统平面扩展手法延续、中外平面构成元素及布局手法的有机结合使得平面呈现出中外融合的整体特征,但大部分平面布局仍旧能够体现出延续传统或接受外来的不同倾向,并以延续传统的倾向为主。在平面构成元素上,厅堂、天井、卧室等传统平面构成要素延续应用,在近代平面演化中,其布局突破范式束缚,根据近代生活习惯灵活调整,改善了居住质量,外廊与架高层作为殖民地建筑的标志,受到鼓浪屿本土环境、文化及建筑观念影响,形式与功能等呈现出地域化演变轨迹。综合来看,在近代化发展中,面对中外多元文化与生活方式,华侨及本土居民并没有完全延续传统或接受外来,而是在建造实践不断调整融合,有机融合中外平面布局方式与空间操作手法,以适应多元的居住文化与生活习惯,满足不同的环境特点及需求,体现出其强大的包容力与创造力。
张天衡[3]（2020）在《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研究 ——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分析视角》文中认为多元主义认为,国家与社会是一种分离与对抗的关系,因而主张通过后者来限制前者,才能保证后者的权利不被侵犯。法团主义则认为,国家与社会是联结与合作关系,因而在肯定了前者作用的同时,鼓励两者的合作。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来看,合作具体表现为双向的互动形式:一,国家对社会的制度整合,也就是国家将组织化利益集团纳入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之内;二,社会对国家的政策支持,即依托合作框架所提出的政策得到了组织化利益集团,特别是其成员的支持。由于国家与社会力量对比的不同,法团主义又被分为由国家主导的“国家法团主义”与社会主导的“社会法团主义”,两者分别出现在后发转型国家与早发西方资本国家之中。其中,国家法团主义一直被不少西方学者认为是后发国家控制社会的手段,因而被贴上了非民主的标签。然而,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因为如果借助长时间维度的历史研究和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来分析,这种控制虽然短时间内可能存在,但是随着社会自主性的增强,所以仍然有利于民主转型。上述错误观点显然深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因而有必要结合历史研究方法和国家-社会互动视角在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成功案例中进行批判和澄清。首先,本文从国家与社会问题相互交织的角度探讨了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形成的背景和缘由:一是国家问题,例如各党派围绕自治问题同英国殖民者展开的斗争、新马合并与分离、独立建国后面临的内忧外患的生存困境等;二是社会问题,例如当时亟待改善的社会民生、激进的工会运动、族群矛盾等问题;三是这两方面的问题相互交织,使得秉持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行动党政府认识到要让新生的国家能够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生存下去就必须形成国家法团主义治理模式。其次,本文从国家与社会的“制度整合”与“政策支持”两个方面对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展开:一是介绍了政府扶持成立全国职工总会与人民协会以确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制度化关系,其中前者作为关键一员加入到劳、资、政三方组成的全国工资理事会和各种生产力机构之中,后者则接管了民众联络所、居民委员会和公民咨询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从而最终营造了稳定的发展环境;二是得益于制度化的合作关系,国家获得了职总及其成员以及人协及其基层组织的政策支持,其中包括为吸引外资和缓解经济不景气现象所确立的“工资节制政策”,激发劳工积极性和缓解工人不满的“劳工福利政策”,同时积极在议会之外寻求政策共识和实施种族融合政策。再次,本文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念和机制两个角度对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进行了整体解析。在理念上,这一模式强调政治秩序,让民主以可控的速度向前推进,保证了一个稳定政府的存在;呼吁合作共赢,让劳资政三方以合作意识取代对抗意识,缓和了阶级矛盾;崇尚国家至上,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各阶级和种族之上。在机制上,与理念相呼应,确立了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保证了劳资政三方的合作与协调,形成了国家危机时的全体公民动员。最后,本文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总结了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意义和启示,呈现该模式以强国家构建强社会,并在最后达到两者相对均衡的思想智慧。新加坡在这一模式的推动下,在政治上,实现了从“托管式民主”到“协商民主”的有序过渡;在经济上,则是在劳资政合作的过程中实现经济转型;在社会方面则实现了由族群分裂到民族融合的顺利跨越。整体观之,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打破了过去那种将国家法团主义模式划入非民主之列的价值偏见,重新发现了它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同时,文章也第一次考察了这一模式在整个新加坡奇迹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摆脱了研究视野上的偏狭和缺陷。然而不足之处也主要在于宏观视野难以捕捉具体生动的细节,有待今后研究做进一步的补充。
胡超[4]（2020）在《国民身份的建构 ——新加坡博物馆的发展历史1965-2015》文中指出本文以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发展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梳理新加坡从殖民地独立建国之后,博物馆体系从规划、建设到展览等各个层面,如何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新加坡对国民身份的表述。新加坡博物馆体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兴建的新博物馆都反映出当时对国民身份的侧重点。第一个阶段是从1965年到1993年,源自于殖民地官办莱佛士博物馆的国家博物馆,不断探索如何成为真正的“国家”博物馆,并以1985年国家博物馆“新加坡历史”展览为标志,参与建构“新加坡人身份”;第二个阶段是从1993年到2015年,这期间亚洲文明博物馆建成开幕,体现了“亚洲价值观”主导下的文化政策,反映出新加坡的“亚洲身份”;第三个阶段从2015年国家美术馆落成至今,作为建设“世界都市”的文化机构,国家美术馆反映了新加坡的“世界身份”。本文由此提出,新加坡这些身份的“想象”,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殖民历史相关。在这种框架下,虽然有“新加坡人”身份、“亚洲身份”、“世界身份”这三种不同身份,但它们互相关联,本质上都反映着殖民帝国体系发展而来、并由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体系。对博物馆和国民身份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通常聚焦在单个博物馆或收藏。本文则首次将一个国家跨越50年的博物馆发展历史作为研究对象,从中梳理出不同阶段的博物馆建设,对应着不同时代建构国民身份的侧重。另外,目前对亚洲价值观和世界都市等新加坡国策的讨论,往往强调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原因,本文通过对国民身份在博物馆里的体现,首次论述这些国家政策的提出,也是新加坡国民身份建设的需要,反映着国民身份认同建设对国家政策的驱动。本文这两个创新点,以及整体上对博物馆和国民身份建设关系的讨论,或许可以丰富博物馆学的研究。在全球化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的今天,对如何发挥博物馆（美术馆）的作用,促使人们理解不同的身份,增进文化互信,也可能具有现实意义。
裴仕彬[5]（2019）在《美国辩诉交易演进中检察官的作用（1804-1970）》文中研究说明辩诉交易,英文“Plea Bargaining”,字面意思就是答辩的讨价还价。美国辩诉交易起源于19世纪初,从出现之初便招致种种质疑,在质疑声中,美国辩诉交易如今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本文意在对美国辩诉交易演进中检察官的作用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考察、比较研究、案例分析、社会学分析等方法,梳理美国辩诉交易演进过程的三个历史分段中检察官的作用、辩诉交易运行概况、主要交易模式,分析了美国检察官主导辩诉交易的原因,比较了美国辩诉交易和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异同,针对我国检察裁量权运行中存在问题,结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提出从提高检察官适用认罪协商动力的角度完善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除了导论外,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美国检察官的演变及在辩诉交易兴起中的作用”分成四节。第一节是对美国检察官制度的历史沿革进行考察。从“地理大发现”开始,美国本土的居民便呈现出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特点,其检察制度在不断变革中独具特色,英国普通法绝不是影响美国检察制度的唯一性力量。在美国,对美国检察官起源之争一直没有停过,早期北美殖民地的宗主国包括英、法、荷等国,宗主国的检察制度或多或少影响殖民地检察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因此,在对各种学说进行分析介绍的基础上,结合殖民地时期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美国检察官制度是以英国普通法传统为主体,兼具大陆法系特征的混合体系。在数百年的发展中,美国检察官制度的演变脉络主要是刑事诉讼启动从私诉到公诉、检察官选任从任命到民选,检察体制从单轨制到双轨制。第二节主要对检察官适用辩诉交易的犯罪类型进行了分析。首先考察了19世纪前美国主要的犯罪类型与刑罚,该时期道德和宗教犯罪在刑法体系中占据重要作用,独立战争后刑法加强了对财产的保护,刑罚也出现轻刑化趋势。本文通过对马萨诸塞等地区的刑事案件进行梳理,酒类案件成为马萨诸塞州最先适用辩诉交易的案件类型。纽约、波士顿等城市的辩诉交易并非从酒类案件开始,而是在盗窃等财产犯罪中最先适用。由于对谋杀罪进行分级,谋杀等重罪案件也逐步可以适用辩诉交易。第三节探讨了立法对法官量刑裁量权进行限制。由于存在对权力的警惕,法官尽管获得了司法审查的权力,但是在1860年以前,最高法院适用司法审查的案例少之又少,法官裁量权一方面受到法典化运动带来的刑事立法成文化和制衡思想广泛传播的制约,另一方面在司法操作方面受到强制性量刑法令的约束,检察官作为行政部门不太起眼的角色,找到了法官裁量权行使的漏洞而在实践中不断使用辩诉交易。第四节进一步考察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主要模式,美国检察官的定位和职权被认为是代表着正义、法律和秩序,代表人民和政府追诉犯罪。美国检察裁量权吸收了英国总检察长关于撤回起诉的主要内容,该权力不断演变为几乎不受司法审查的排他性权力。提出在内战之前,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可以使用的主要筹码有诉讼费用、过度指控等,检察官把撤回起诉的裁量权运用至辩诉交易程序中,指控交易便成为该时期主要的交易模式,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检察官针对立法限制检察官不起诉便又在实践中使用中止诉讼的交易模式。第二章“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广泛实践中的作用”共四节。第一节分析了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刑事立法增长而带来案件的增加。19世纪,美国经历了工业革命、移民潮以及西进运动等影响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的事件,最终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频繁发生,政治日益腐败和低效,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经济发展的弊病,美国掀起了一股扩张刑事制定法的浪潮,大量带有刑事制裁的经济管制立法、社会立法、道德立法出现,检察官的指控职能不断扩大。第二节着重考察了联邦检察官职权的扩大和司法部的创立对检察官职权的影响。内战后行政权,尤其是以联邦总统为代表的行政权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联邦政府不断介入经济社会事务。联邦检察官的职权、人数及薪水均在增加,联邦检察官的地位也随之提升,尤其是联邦司法部的创设,司法部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司法部获得了官员账目、法官薪水分配、人事推荐权等监督法官的行政性权力。第三节介绍了进步主义运动对刑事司法运行的影响。社会有识之士为了揭露和治理社会经济等领域的问题,引发了一场进步主义运动。该运动对美国当时的政治、法律领域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该时期政治哲学发生了从立国时遵循的自然法原则向实用主义的转向。刑事司法领域也深受法学实用主义的影响,关于刑罚目的的讨论导致不定期制度、缓刑制度、假释制度和少年司法的确立和发展。同时,刑事司法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正当程序的勃兴、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使得庭审日益复杂化,控辩双方从经济的角度也必然倾向于选择辩诉交易。大陪审团固有的制度缺陷也导致其本身指控职能不断被削弱,为检察官行使裁量权进一步提供制度空间。第四节分析了内战后辩诉交易的变化和发展。由于美国政治的双轨制,本文分别考察了联邦和各州的辩诉交易的情况,辩诉交易案件主要发生在各州,各州辩诉交易的情况存在不平衡的情况。本文还选取了谋杀和酒类案件为例分析该阶段辩诉交易的特点,初步显示出政治因素的影响。辩诉交易的发展离不开法官,州法院对辩诉交易存在认同和质疑两种不同的意见,而联邦法院基本对辩诉交易持沉默态度。检察官利用新出现的缓刑、不定期刑和假释作为适用辩诉交易的工具。在具体的运行上,检察官的量刑权在扩大,检察官也利用犯罪形态和前科作为交易的手段与辩护律师谈判,辩诉交易对被告人的罚金刑影响更大,本文还分析了公众舆论对检察官是否选择辩诉交易的影响。第三章“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得到合宪性认可中的作用”一共分为三节。第一节着重考察了对辩诉交易中检察官作用的理论探讨及反思,犯罪浪潮、司法丑闻的爆发以及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运用,由民间组织实施的犯罪调查通过案件分析和数据统计逐渐发现了隐藏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辩诉交易现象,并提出改革检察制度的建议。20世纪20、30年代,很多学者根据犯罪调查报告公布的司法数据,对检察官裁量权作了更为细致和精深的研究,揭露存在的问题,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改进建议。第二节讨论了检察官的广泛裁量权逐步得到法院确认的过程。在20世纪,商业犯罪、有组织犯罪和毒品犯罪等日益成为危害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毒瘤,检察官对上述犯罪类型不仅具有指控权力,还享有侦查调查权。法官在辩诉交易发展史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法官在一战后对辩诉交易的态度逐步发生转变,不再一味地否定,加大了对辩诉交易是否具有事实基础、答辩是否具有自愿性和是否获得有效法律帮助等方面司法审查力度,最终由联邦最高法院于1970年通过案例确认了辩诉交易的合宪性。第三节研究了一战后辩诉交易模式的细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司法界掀起一股正当法律程序革命的浪潮,权利法案条款实现联邦化。辩护制度在刑事案件的全覆盖促使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兴起和发展,公设辩护人制度自身困境又进一步导致控辩双方乐于进行辩诉交易。在一战后,联邦和各州的辩诉交易的比率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根据调查表明,检察官对辩诉交易的态度各异,没有统一的标准。辩诉交易制度也出现类型化的趋势,本文对谋杀犯罪、毒品犯罪、部队中犯罪、少年犯罪等类型案件中的辩诉交易进行了分析,并按照交易主体和交易模式不同对辩诉交易进行了类型化的探讨。第四章“美国检察官主导辩诉交易的原因探析”共分为三节。第一节简单介绍了辩诉交易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废除危机,并分析了国外对辩诉交易兴起的几种解释理论。第二节探究了辩诉交易之所以兴起于美国的特殊政治法律文化原因。肇始于殖民地时期塑造起来的契约精神和自治实践深刻影响了控辩双方和民众对辩诉交易的态度,控辩双方从内心认可协商解决刑事实体及程序的问题。分权理论和实践使得检察官在决定是否提起指控和如何指控具有排他性的权力,在辩诉交易中行使的是准司法权。本文认为,检察官采用选举制对检察官刑事诉讼的微观运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检察官处理刑事案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其选举利益的需要。第三节通过运用庞德社会控制的法社会学基本原理对检察官倾向于适用辩诉交易进行了分析。辩诉交易兴起和发展的19世纪也正是美国工业化、大量移民的时期,人口的变迁与辩诉交易率呈现一定的相关性,通过普选制,组织的影响日益扩大,检察官必然会为了保护社会人力资本倾向于采用辩诉交易。19世纪,社会冲突不断深化,检察官也通过辩诉交易中“从宽机制”予以应对,缓和了社会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第五章“美国辩诉交易演进中检察官的地位对我国的启示”共分为四节。第一节在比较了中美两国检察官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不同定位后,重点分析了我国检察机关宪法定位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立检察机关控权型的法律监督机制,提高监督措施的法律效力和司法权威。第二节重点研究了美国检察官裁量权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美国检察官享有几乎绝对的起诉裁量权,但是,美国检察官行使裁量权也受到内部裁量政策和案例法上抗辩事由的约束。本文考察了我国自清末变法修律以来检察裁量权的变迁,分析我国裁量权存在的行使界限不清等问题,提出以公共利益标准重新塑造我国检察裁量权的行使边界,构建保障检察裁量权依法独立行使的机制。第三节分析了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司法审查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并对美国在司法审查中秉持的合宪性推定进行了研讨,提出我国一方面建立刑事司法中的合宪性推定原则,另一方面构建以自愿性为核心的认罪认罚司法审查机制。第四节对辩诉交易制度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异同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本文较为深入地分析了我国检察官在适用认罪认罚协商程序时面临协商成本过高、存在职业风险等动力不足问题。总结出我国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制度中的定位,并以新刑事诉讼法新增的认罪认罚中特殊不起诉制度为例,细化在特殊不起诉中公共利益衡量原则的具体适用规范。本文提出从突出控辩双方的主体地位、提高协商主体的决策能力、落实庭审实质化和构建认罪认罚协商的“契约”秩序等方面增强检察官适用认罪认罚协商的动力。
谢凌峰[6]（2019）在《岭南与马来半岛地区现代建筑创作比较研究（1950s-1970s）》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岭南与马来半岛地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重要支点,自古以来文化互动频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0-1970年代,虽然受到经济拮据、社会因素复杂多变和建筑技术还不发达等条件的限制,两地建筑师仍然创作了大量诚实朴素、感人至深的建筑作品,凸显了现代主义建筑地域化的探索,对其重新审视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立足于大量的实地调研,从文化商贸交往、华侨族群关联、气候地理相近等多层面,论析了岭南建筑和马来半岛建筑在1950-1970年代推进现代主义建筑地域化进程中的可比性,从而建立起共时性比较的研究框架,并在空间上分别以中国和东南亚作为宏观背景,同时聚焦在广州、新加坡与吉隆坡这三个现代建筑实践丰富的城市。本文研究目标在于通过比较研究,总结1950-1970年代两地现代建筑发展的历史经验,形成对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支持,归纳两地建筑创作真实朴素的价值观与设计策略,形成对当代岭南建筑发展的启示。研究的核心内容在于借鉴建筑适应性理论,将岭南与马来半岛地区1950-1970年代现代建筑创作的比较从自然适应性、社会适应性和人文适应性这三个维度展开。在自然适应性维度,运用比较和归纳等研究方法,对两地在适应湿热气候、回应地理环境和运用本土资源这三方面的创作策略进行比较。总结了岭南建筑与自然和谐相融的环境理念,表现为重视平面布局的疏导通风、以借景使建筑内外环境紧密相联、自然元素与建筑环境融洽。马来半岛侧重于建筑空间主导自然环境,表现为塑造多层次空间,探索建筑外遮阳的艺术表现,利用阳光、植物等自然元素强化建筑的表现力。在社会适应性维度,比较研究从建筑类型发展、成本控制和创作机制三方面展开:在社会变革促进下,两地的文化建筑、集体住宅和宾馆建筑基于社会需求的满足体现各自的发展特色;在适应拮据经济方面,岭南建筑师从微观角度通过单体创作最大化控制造价,而马来半岛建筑师则从宏观层面采取模块化的类型设计来控制建设成本;在国家政策调控下,两地的国有设计机构都发挥了主导作用,岭南地区特色在于集体设计组长期持续的创作体制,而马来半岛的特色在于私人建筑师事务所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人文适应性维度,两地建筑创作基于文化多元的共性表现出各自特色:岭南地区强调生活尺度的人本主义理念,以岭南庭园空间表达民族文化意境,体现根植于世俗生活的文化和谐;马来半岛建筑则着重彰显新兴国家的独立自主精神,借助抽象提取符号形式来回应传统,并兼容表达多民族和多宗教的文化碰撞。综合前述,论文归纳了两地建筑创作的共同特征:以适应自然气候环境彰显建筑的地域特征,通过尊重现实需求的来表达社会的时代精神,并以多元文化价值的融合来体现对人文艺术的追求。同时,两地创作的共性和差异对当代岭南建筑发展在价值取向,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三方面都形成丰富的启示。
李林果[7]（2019）在《19世纪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公共卫生治理研究》文中指出19世纪新加坡成为英国在远东殖民地的一部分,并在莱佛士的请求下建成一个自由贸易港。因地处东西交通要道,贸易随之快速发展,城市规模迅速壮大。人口的快速增长给社会造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英殖民当局为稳定自身的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改进卫生条件,建立起公共卫生机制,改善了19世纪新加坡的公共卫生环境和医疗条件,促进了新加坡社会的进步。本文针对19世纪新加坡殖民政府的公共卫生治理做以下论述:第一章叙述了19世纪新加坡的整体卫生环境,并对影响公共卫生的传染病、社会环境等因素进行分析。第二章阐述了19世纪新加坡公共卫生服务机制的建立过程及原因。殖民地政府组建“市卫生部”和医院,培养医务人员,建立起由当局主导的公共卫生治理体制。第三章讨论了19世纪新加坡传染病的防治政策与实施效果。尤其是对性病、霍乱、麻风病、天花等传染病的传播状况,政府的防治措施进行了详细论述。这些防治措施对疾病的遏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推动了新加坡医疗事业的发展。第四章总结了19世纪新加坡殖民政府公共卫生治理的成效与不足。结语中指出19世纪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公共卫生治理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但是,治理中也存在明显的自利性。第三,殖民地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治理是新加坡殖民时期公共卫生体系的一部分,且作用非常有限。19世纪新加坡公共卫生领域实际上是一种多元共治的局面。
唐梦琪[8]（2019）在《新加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记忆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二战中的东南亚曾受日本铁蹄的入侵,在日据时期的三年零八个月期间,给东南亚各族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创伤记忆。历史记忆的本质是我们立足于今天的时空情景中对历史的一种建构,不是面对历史被动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对同一件事情我们往往会有不同的阐释;同一件历史事件,有的国家会记忆,有的国家则选择遗忘。战后东南亚各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对待日据时期的历史大体呈现记忆和遗忘两种态度。本研究旨在以新加坡为对象,探究在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新加坡国家二战记忆的塑造过程及战争记忆在国家建设中的特殊作用及现实意义。日据三年零八个月期间,新加坡人民在政治上受日本的高压统治,经济上赤裸裸地勒索、以战养战政策下对物资的管制、滥发纸币等使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困境中,文化上的愚民政策与强制日化,为新加坡各族人民心里留下了黑色的创伤记忆。新加坡二战的国家记忆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倾向,但本质上都是服务于国家建设的大政方针。总体上以20世界80年代末到90年代为分界线。独立初期的新加坡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玛莉亚暴乱和回教先知诞辰暴乱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民族矛盾依旧处于热化的态势下,政局不稳,民心涣散。新加坡国家领导人在实用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将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力图淡化二战的悲痛记忆,也即对记忆选择性的遗忘,目的是维持对日经济上的合作关系。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经济取得了显着成就,从小在温室中长大的新加坡青年一代却缺乏对历史的认知,同时受西方利己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养成自私自利的不良秉性。为改变“没有灵魂的城市”,新加坡国家开始调整国家的发展策略,大力推动文化建设,其中包括强化二战的历史记忆。尤其在90年代以来,冷战结束的背景下,局部地区暴动频繁,全球认同危机再次受到挑战,新加坡国家领导人将二战的历史记忆纳入国家认同建设的轨道,关于二战的纪念馆、展览馆、纪念匾、公墓以及各类纪念二战的相关机构纷纷喷涌而出,相关纪念日、纪念活动的开展,以及对历史教科书的修正都反映了新加坡政府对二战纪念方向上的调整。战后初期下层族群记忆二战的行为与新加坡政府冷漠的态度之间的矛盾,群众记忆发出的挑战与国家的因应;二战历史记忆的改造中,新加坡国家如何将这场跨国战争记忆本土化并成功地纳入国家认同建设的轨道是该研究的着力点。
周泫岐[9]（2019）在《新加坡《叻报》的中华民俗观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叻报》是新加坡创办最早、发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华文报纸,创刊于1881年,共发行52年,被誉为“南洋第一日报”。《叻报》作为新加坡华人创办的报纸,具有鲜明的民族情感与民族意识,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中华民俗观念。与中国本土报刊不同,新《叻报》所处的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文化视角更为先进与辩证。在脱离中国本土的环境下,《叻报》一方面将自身看作传统文化的载体,把中国有关信仰、节日、婚丧等民俗观念传播给在地华人;同时,又积极接纳西方思想,对传统民俗中的争议内容加以规劝,力图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寻求平衡。本文以新加坡《叻报》为研究对象,以《叻报》中有关民俗观念的社论内容为研究文本,从民俗学的角度出发,对新加坡《叻报》的中华民俗观念进行了整理与分析,并将其中的中华民俗观念分为宗教信仰、礼俗观念和移风易俗观念三个部分。宗教信仰分别从儒、释、道三教和民间信仰出发,既充分肯定宗教信仰存在的必要性,又宣扬民众返归各派经典而摒弃杂说。礼俗观念主要选取婚丧礼俗和节日礼俗作为代表,通过《叻报》具体展现出的新加坡民俗生活实况,分析新加坡华人对于传统民俗观念的传承,并将中华民俗文化在当地适应性地加以改良。移风易俗观念反映出《叻报》如何处理传统习俗现象,在传统观念和现代理念之间寻求平衡,在融合西方现代思想的基础上做出改变,摒弃封建迷信,追求科学民主。通过对新加坡《叻报》的中华民俗观念研究,文章肯定了《叻报》对于中华民俗观念在新加坡的传承所起到的推动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叻报》创办人为代表的海外侨胞虽然所处之处远离中国大陆,仍一方面坚持着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又站在现代文明的角度批判和辩证地看待民俗观念的变革。新加坡在中西方文化的长期浸淫下,同时具有多种文化的色彩,通过《叻报》反映出新加坡华人在文化碰撞中的融合态度,表现出中华民俗观念的适应性进步与革新。
王景[10]（2019）在《国家认同视域下新加坡与中国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的比较研究》文中提出由于全球化进程的纵深发展、狭隘民族主义的滋长,国家认同面临着超国家认同与次国家认同的双重挤压,部分社会成员对国家的深刻体认与坚持程度降低,个体的国家特性日渐模糊。当国家认同遭遇双重解构所导致的裂痕时,重新定位国家认同的时代价值、思考历史教育的方向,是对历史教育提出的考验与挑战。新加坡这一年轻国度不仅在经济领域取得了较大成就,而且在凝聚社会成员的国家认同方面所采取的举措更是卓有成效。20世纪末,新加坡政策研究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程度较高。但作为世界重要的贸易口岸之一,近年来新加坡也面临着国家认同的危机,他们同样担心在全球化进程中丢失了自己的“根”,因此,他们希冀借助教育手段进一步增强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程度。由于新加坡与中国血缘相亲、风俗相近,都以东方的价值观为核心,而且面临相似的认同危机,所以笔者从中新两国的历史课程标准着手,将新加坡的历史教育经验作为“他山之石”,在其成功经验的烛照之下寻求启迪,探寻出适合我国自身环境的、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我国国家认同的历史教育方式。首先,梳理两国历史课程标准的沿革,剖析它们在嬗变过程中对国家认同的重视程度的变化,并说明研究文本的选择。其次,厘清中新两国历史课程标准中国家认同的维度划分,根据国家认同的划分依据及两国历史课程标准的目标、内容、价值取向等,将其分为政治维度、文化维度、地域维度、符号维度等四个维度。再次,阐述两国历史课程标准是如何通过政治、文化、地域、符号这四个维度培养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并对比两国历史课程标准中国家认同侧重点的异同。最后,在相互参照、比较中,尽可能地提炼出切实的建议,总结对我国的启示,即中国历史教育在培养学生国家认同感时,既不能丧失脚下的土壤,还要从起跑线上解放出来,让学生从多种维度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教导他们在全球化时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认同观,做一个有国际观瞻的人。也即是说,我们的历史教育既要正确解释世界各国政治权力的演进、梳理文化交融的脉络、呈现地域范围的变迁、剖析符号象征的意涵,还要使学生拓宽国际视野、增强国际理解、拥有博大胸怀、关怀人类共同命运。毕竟,21世纪的历史教育应将现代化和民族化有机结合起来,时代精神、国际意识、民族精神都不可偏废。
二、新加坡的殖民地建筑(1819～1965)（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加坡的殖民地建筑(1819～1965)（论文提纲范文）
（1）马来西亚槟城近代骑楼建筑初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背景 |
| 1.1.3 研究目的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对象与界定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界定 |
| 1.3 相关研究文献分析 |
| 1.3.1 槟城骑楼发展的研究 |
| 1.3.2 骑楼单体特征的研究 |
| 1.3.3 骑楼街区形态的研究 |
| 1.3.4 骑楼建筑的比较研究 |
| 1.4 研究方法及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论文框架 |
| 1.5 创新点及必要性 |
| 1.5.1 研究创新点 |
| 1.5.2 研究可能性与必要性 |
| 第2章 槟城近代骑楼建设概况 |
| 2.1 东南亚近代骑楼历史 |
| 2.1.1 海外对近代骑楼的释义 |
| 2.1.2 近代骑楼的源起 |
| 2.1.3 近代骑楼的传播与演变 |
| 2.2 槟城开埠与骑楼建设 |
| 2.2.1 槟城自然与气候环境 |
| 2.2.2 槟城开埠与早期建筑 |
| 2.2.3 近代华侨与骑楼发展 |
| 2.3 骑楼建设法规发展 |
| 2.3.1 东南亚早期骑楼法规 |
| 2.3.2 槟城近代骑楼法规 |
| 第3章 槟城骑楼街区与产权分析 |
| 3.1 骑楼街区的布局方式 |
| 3.1.1 槟城骑楼的整体布局 |
| 3.1.2 片状街区的类型 |
| 3.1.3 线状街区的类型 |
| 3.2 骑楼街区的空间尺度 |
| 3.2.1 骑楼街道的尺度 |
| 3.2.2 街道美学与街口建筑处理 |
| 3.3 地权产权的影响 |
| 3.3.1 骑楼街区的形成 |
| 3.3.2 骑楼柱廊与后巷空间 |
| 3.4 本章小节 |
| 第4章 槟城骑楼功能及空间特征 |
| 4.1 骑楼建筑的多元功能 |
| 4.1.1 商住与住宅骑楼 |
| 4.1.2 其他华侨骑楼 |
| 4.1.3 其他族群骑楼 |
| 4.2 槟城骑楼平面特征 |
| 4.2.1 商住骑楼平面 |
| 4.2.2 住宅骑楼平面 |
| 4.2.3 其它类型骑楼平面 |
| 4.3 槟城骑楼剖面特征 |
| 4.3.1 骑楼的内环境 |
| 4.3.2 细部构件的特点 |
| 4.4 本章小节 |
| 第5章 槟城骑楼样式和装饰特点 |
| 5.1 早期砖构样式(1786-1842) |
| 5.1.1 特征与发展概述 |
| 5.1.2 立面与装饰分析 |
| 5.2 华南折衷样式(1842-1867) |
| 5.2.1 特征与发展概述 |
| 5.2.2 立面与装饰分析 |
| 5.3 海峡折衷样式(1868-1926) |
| 5.3.1 特征与发展概述 |
| 5.3.2 立面与装饰分析 |
| 5.4 艺术装饰样式(1927-1957) |
| 5.4.1 特征与发展概述 |
| 5.4.2 立面与装饰分析 |
| 5.5 早期现代样式(1927-1957) |
| 5.5.1 特征与发展概述 |
| 5.5.2 立面与装饰分析 |
| 5.6 本章小节 |
| 第6章 结论 |
| 6.1 槟城骑楼街区和建筑的特征 |
| 6.2 后续研究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图表目录 |
| 个人简介、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2）鼓浪屿近代洋楼平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缘起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对象 |
| 1.3.1 时间界定 |
| 1.3.2 研究对象概念界定 |
| 1.3.3 近代洋楼建筑数据概况 |
| 1.3.4 洋楼平面信息数据概况 |
| 1.4 研究现状 |
| 1.4.1 鼓浪屿近代建筑研究 |
| 1.4.2 平面研究现状 |
| 1.5 史料综述 |
| 1.5.1 历史地图 |
| 1.5.2 地方志、地方文史资料 |
| 1.5.3 房屋地契及产权 |
| 1.6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6.1 研究内容 |
| 1.6.2 研究方法 |
| 1.7 研究框架与主要创新点 |
| 1.7.1 研究框架 |
| 1.7.2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洋楼布局形态 |
| 2.1 洋楼布局的多样发展 |
| 2.2 类型划分依据 |
| 2.3 类型划分 |
| 2.3.1 独栋式洋楼 |
| 2.3.2 并列式洋楼 |
| 2.3.3 组群式洋楼 |
| 2.3.4 联排式洋楼 |
| 2.3.5 局部洋楼 |
| 2.4 主要布局特征 |
| 2.4.1 聚居模式多样化 |
| 2.4.2 布局考虑居住环境 |
| 2.5 数量应用特征 |
| 2.6 空间分布特征 |
| 2.6.1 各布局类型的空间分布 |
| 2.6.2 片区开发方式差异的影响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洋楼单体平面 |
| 3.1 平面基本形态特征 |
| 3.1.1 典型平面样式 |
| 3.1.2 平面样式多元化 |
| 3.2 平面类型划分方法 |
| 3.3 闽南文化属性偏向式平面 |
| 3.3.1 典型样式 |
| 3.3.2 空间调整式 |
| 3.3.3 平面扩展样式 |
| 3.3.4 综合式 |
| 3.4 殖民文化属性偏向式平面 |
| 3.4.1 典型样式 |
| 3.4.2 空间调整式 |
| 3.4.3 平面扩展式 |
| 3.4.4 综合式 |
| 3.5 其它类型 |
| 3.5.1 洋楼店屋的平面布局 |
| 3.5.2 其它建筑思潮影响下的平面 |
| 3.5.3 自由式布局平面 |
| 3.6 数量应用特征 |
| 3.6.1 各类型平面总数 |
| 3.6.2 不同时间各类型平面数量变化 |
| 3.7 平面演变特征 |
| 3.7.1 传统平面扩展方法的沿革 |
| 3.7.2 中外平面构成元素的糅合 |
| 3.7.3 功能布局差异 |
| 3.8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洋楼平面构成元素 |
| 4.1 厅堂 |
| 4.2 卧室 |
| 4.2.1 窗户数量的增加 |
| 4.2.2 窗户形制与尺寸的改变 |
| 4.3 楼梯 |
| 4.3.1 不同平面样式的楼梯布局差异 |
| 4.3.2 外廊楼梯的布局 |
| 4.3.3 室内楼梯位置的改变 |
| 4.4 天井 |
| 4.5 附属空间 |
| 4.5.1 闽南传统大厝中的附属空间 |
| 4.5.2 西方人建造的洋楼 |
| 4.5.3 华侨建造的洋楼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外廊的类型与演变 |
| 5.1 外廊类型划分 |
| 5.1.1 外廊样式在鼓浪屿的传播 |
| 5.1.2 外廊的类型划分依据 |
| 5.1.3 外廊的类型 |
| 5.2 外廊组合模式 |
| 5.3 外廊的使用与数量差异 |
| 5.3.1 各类型外廊数量差异 |
| 5.3.2 各立面外廊类型及数量差异 |
| 5.4 外廊样式的演变发展 |
| 5.4.1 建筑单体外廊面数的减少 |
| 5.4.2 外廊布局的演变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架高层的形式与功能 |
| 6.1 架高层的起源 |
| 6.1.1 印度起源说 |
| 6.1.2 英国乡村别墅的影响 |
| 6.2 架高层的类型 |
| 6.2.1 功能区分 |
| 6.2.2 架高形式 |
| 6.2.3 立面样式 |
| 6.3 架高层形式演变 |
| 6.3.1 通风层形式变化 |
| 6.3.2 地下室形式变化 |
| 6.4 各类型数量应用差异 |
| 6.4.1 通风层与地下室的数量应用 |
| 6.4.2 完全架高与局部架高的数量差异 |
| 6.5 架高层的空间分布特征 |
| 6.5.1 完全架高与局部架高 |
| 6.5.2 通风层与地下室 |
| 6.6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图表目录 |
| 附录B:主要历史地图 |
| 附录C:近代洋楼调研信息汇总表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研究 ——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现有成果的简要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法团主义概述 |
| 第一节 法团主义理论简介 |
| 一、理论内涵和基本特征 |
| 二、基本分类与政治表现 |
| 第二节 法团主义模式下国家与社会的角色定位 |
| 一、国家的角色:潜在自主性的积极国家 |
| 二、社会的角色:组织化、层级化与协调化的有机社会 |
| 三、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机制:目的、中介与双向过程 |
| 第三节 作为国家法团主义成功案例的新加坡 |
| 一、新加坡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奇迹 |
| 二、新加坡奇迹的重要成功经验:国家法团主义模式 |
| 第二章 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缘起——国家与社会的问题交织 |
| 第一节 国家问题:实现自治、新马合并与独立建国 |
| 一、实现自治:英国殖民者主导下的多党政治 |
| 二、新马合并:人民行动党的分裂与重组 |
| 三、独立建国:内忧外患的生存环境 |
| 第二节 社会问题:种族冲突、工会运动与社会民生 |
| 一、种族冲突:华族与马来族之间的种族摩擦 |
| 二、工会运动: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
| 三、社会民生:亟待改善的生活条件 |
| 第三节 问题交织下的政治抉择——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兴起 |
| 一、问题交织:国家生存与社会秩序紧密关联 |
| 二、民主抉择: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的确立 |
| 三、政治发展抉择: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形成 |
| 第三章 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展开——国家对社会的制度整合 |
| 第一节 全国职工总会与三方协调组织 |
| 一、全国职工总会:全国工会的唯一合法代表 |
| 二、全国工资理事会:劳资政三方之下的工资协商组织 |
| 三、国家生产力组织:劳资政三方之下的生产力运动 |
| 第二节 人民协会与基层管理组织 |
| 一、人民协会:基层组织的管理中心 |
| 二、居民委员会:社区管理的基本单位 |
| 三、民众联络所:社会团结的促进场所 |
| 四、公民咨询委员会:选区竞选的辅助机构 |
| 第四章 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展开——社会对国家的政策支持 |
| 第一节 工资政策要求与福利政策回馈 |
| 一、工资节制的政策要求:灵活务实的加薪指导 |
| 二、劳工福利的政策回馈:职总、雇主与政府的联合补偿 |
| 第二节 政策共识的实现与种族融合政策的实施 |
| 一、国家政策共识的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政策互动 |
| 二、种族融合政策的实施:不同族群之间的平等互动 |
| 第五章 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解析——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念与机制 |
| 第一节 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念指导 |
| 一、政治秩序理念:营造稳定的发展环境 |
| 二、合作共赢理念:确立共同的发展目标 |
| 三、国家至上理念:应对存在和可能的发展危机 |
| 第二节 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机制保障 |
| 一、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机制 |
| 二、实现共赢的合作机制 |
| 三、国家危机的动员机制 |
| 第六章 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意义与启示 |
| 第一节 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意义 |
| 一、政治发展意义:从托管式民主到协商民主的过渡 |
| 二、经济建设意义:以劳资政合作助力经济转型 |
| 三、社会和谐意义:从社会分裂到社会整合的跨越 |
| 第二节 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启示 |
| 一、政治发展启示:共识先于冲突的民主化道路 |
| 二、经济建设启示: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互补的发展方式 |
| 三、社会动员启示:政府主导的多元社会动员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国民身份的建构 ——新加坡博物馆的发展历史1965-201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缘起、内容和意义 |
| 1.2. 现有研究梳理 |
| 1.3. 研究方法、概念和范围的界定 |
| 第二章 新加坡博物馆的“前史”:1887-1965 |
| 2.1. 国家博物馆前身-–莱佛士博物馆(1887-1965) |
| 2.2. 莱佛士博物馆的身份信息:“殖民地臣民(colonial subject)” |
| 2.3. 殖民地身份的影响和讨论 |
| 第三章“新加坡人”身份:1965-1993 |
| 3.1. 建国初期国家博物馆的定位探索 |
| 3.2. “新加坡历史”展览:新身份的视觉呈现 |
| 3.3. 开幕系列展中的“新加坡人”身份 |
| 3.4. “海峡华人”展厅:新加坡人身份vs.华人身份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亚洲身份(1993–2015) |
| 4.1. “亚洲价值观”背后的“亚洲身份” |
| 4.2. 博物馆体系的开创与亚洲身份 |
| 4.3. 亚洲文明博物馆:相隔15年的两个开幕展 |
| 4.4. 土生文化馆馆址的符号意义:道南学校 |
| 4.5. 土生文化馆的身份象征:种族和文化的“混杂”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世界都市(Global City)”身份(2015--) |
| 5.1. “世界都市(Global City)”叙事和身份建构 |
| 5.1.1. “世界都市”的国家定位和文化政策 |
| 5.1.2. “世界都市”的身份意识 |
| 5.2. 国家美术馆的外在身份:建筑、历史和规划 |
| 5.3. 国家美术馆开幕系列大展:三重身份的世界属性 |
| 5.3.1. 本土身份:新加坡艺术史展“你叫什么名字?” |
| 5.3.2. 独立的本地华人身份:蔡逸溪vs.吴冠中 |
| 5.3.3. 东南亚身份:“东南亚艺术”展的寓意与困境 |
| 5.3.4. “世界都市”的艺术中心:“艺术家与帝国”展览 |
| 5.4. 美术馆的“世界都市”身份:寓意与融合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5）美国辩诉交易演进中检察官的作用（1804-197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主要概念辨析 |
| 第一章 美国检察官的演变及在辩诉交易兴起中的作用 |
| 第一节 美国检察官制度的历史沿革 |
| 一、美国检察官制度起源之争 |
| 二、私诉到公诉 |
| 三、任命到民选 |
| 四、单轨制到双轨制 |
| 第二节 检察官适用辩诉交易的犯罪类型 |
| 一、19世纪前美国主要的犯罪类型与刑罚 |
| 二、19世纪早期辩诉交易的案件类型 |
| 三、适用辩诉交易的其他案件类型 |
| 第三节 法官的量刑裁量权受到立法的限制 |
| 一、法典化运动 |
| 二、强制性量刑法令 |
| 第四节 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主要模式 |
| 一、普通法文化下的检察官裁量权 |
| 二、检察官进行交易的主要筹码 |
| 三、辩诉交易的基本模式 |
| 第二章 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广泛实践中的作用 |
| 第一节 不能承受之重——案件量的不断增长 |
| 一、美国工业社会的繁荣与困境 |
| 二、检察官刑事指控职能在增加——制定法的膨胀和刑法的扩张 |
| 第二节 联邦检察官职权的扩大与司法部的创立 |
| 一、内战后联邦权力的扩大 |
| 二、联邦检察官的扩容和地位的提高 |
| 三、联邦司法部的设立 |
| 第三节 进步主义运动对刑事司法运行的影响 |
| 一、进步时代法学思潮的兴起 |
| 二、实用主义在司法领域的兴起和发展 |
| 三、进步主义时代刑事司法领域的变革 |
| 第四节 内战后辩诉交易的变化和发展 |
| 一、辩诉交易的基本情况 |
| 二、法官对辩诉交易的矛盾态度 |
| 三、进步主义时代刑罚改革对辩诉交易的影响 |
| 四、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新变化 |
| 第三章 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得到合宪性认可中的作用 |
| 第一节 对辩诉交易中检察官作用的理论探讨及反思 |
| 一、20世纪20年代犯罪报告对检察官裁量权的评论 |
| 二、20世纪20、30年代学者对检察官裁量权的研究与反思 |
| 第二节 检察官的广泛裁量权逐步得到法院确认 |
| 一、检察官在控制犯罪中的作用在增加 |
| 二、法院对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态度的转变 |
| 三、法院加大对辩诉交易的司法审查 |
| 四、联邦最高法院对辩诉交易的正式确认 |
| 第三节 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模式的细化 |
| 一、正当法律程序革命的影响 |
| 二、公设辩护人制度与辩诉交易 |
| 三、检察官交易模式的类型化 |
| 第四章 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演进中占主导作用的原因探析 |
| 第一节 检察官主导辩诉交易的原因理论研究现状 |
| 一、辩诉交易废除危机 |
| 二、检察官主导辩诉交易的若干解释理论 |
| 第二节 传统的政治法律实践 |
| 一、美利坚民族基因——契约精神 |
| 二、分权思想在美利坚的落地生根 |
| 三、选举制的全局性影响 |
| 第三节 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社会学解析——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 |
| 一、法律的社会控制理论 |
| 二、社会控制视角下的检察官与辩诉交易 |
| 第五章 美国辩诉交易演进中检察官的作用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美国检察官的定位 |
| 一、美国检察官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 |
| 二、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及现状 |
| 三、改革思路 |
| 第二节 美国检察官裁量权的演变 |
| 一、美国检察官裁量权的自由与限制 |
| 二、我国检察官裁量权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检察裁量权的路径 |
| 第三节 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司法审查 |
| 一、辩诉交易中司法审查的合宪性推定原则 |
| 二、构建我国认罪认罚司法审查制度 |
| 第四节 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中的作用对认罪认罚制度的启示 |
| 一、辩诉交易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比较 |
| 二、认罪认罚协商制度中检察官面临的困境 |
| 三、关于认罪认罚制度中检察官作用的思考——以特殊不起诉为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岭南与马来半岛地区现代建筑创作比较研究（1950s-1970s）（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评析 |
| 1.2.1 关于岭南地区现代建筑创作的研究 |
| 1.2.2 关于马来半岛现代建筑创作的研究 |
| 1.2.3 相关研究评析 |
| 1.3 相关基础理论与研究维度 |
| 1.3.1 建筑的适应性理论 |
| 1.3.2 建筑的地域性理论 |
| 1.3.3 比较研究的维度 |
| 1.4 研究范畴与对象 |
| 1.4.1 地理范畴 |
| 1.4.2 时间范畴 |
| 1.4.3 研究对象 |
| 1.5 研究目标与方法 |
| 1.5.1 研究目标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两地现代建筑创作的可比性分析 |
| 2.1 两地现代建筑创作的自然地理条件相似 |
| 2.1.1 气候环境炎热和潮湿 |
| 2.1.2 自然地貌以起伏丘陵为主 |
| 2.1.3 水系资源丰富且滨海岸线长 |
| 2.1.4 繁茂的生态植被四季常绿 |
| 2.2 两地现代建筑创作的社会发展动因比较 |
| 2.2.1 海上丝绸之路带动两地经贸互动 |
| 2.2.2 两次大战期间的两地现代建筑发展 |
| 2.2.3 自主独立后逐步发展的现代化进程 |
| 2.3 两地现代建筑创作的文化背景要素分析 |
| 2.3.1 海洋文化背景下多元文化交汇融合 |
| 2.3.2 华人华侨联系形成共同的文化基因 |
| 2.3.3 两地建筑文化互有深厚影响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自然适应性的两地现代建筑创作比较 |
| 3.1 适应湿热气候的两地设计策略比较 |
| 3.1.1 两地建筑气候适应性探索的理论渊源 |
| 3.1.2 两地现代建筑创作适应气候的共同方法 |
| 3.1.3 岭南地区:重视空间布局的通透畅通 |
| 3.1.4 马来半岛:探索立体遮阳的多样变化 |
| 3.2 回应地理环境的两地创作策略比较 |
| 3.2.1 两地建筑创作对地形与地貌的尊重 |
| 3.2.2 岭南地区:以借景统筹室内外环境 |
| 3.2.3 马来半岛:塑造多层次的环境空间 |
| 3.2.4 两地建筑与场地环境的空间关系比较 |
| 3.3 本土自然资源在两地创作中的运用比较 |
| 3.3.1 组合地方材料:融入室外环境与室内点缀装饰 |
| 3.3.2 利用强烈阳光:活跃室内空间与塑造建筑形体 |
| 3.3.3 两地水景的运用:静水映衬建筑与动水活跃氛围 |
| 3.3.4 繁茂植物的运用:绿植衬托建筑与立体绿化融入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社会适应性的两地现代建筑创作比较 |
| 4.1 社会变革促进下两地建筑重点类型发展比较 |
| 4.1.1 新兴国家的自强意识促成文化建筑的兴起 |
| 4.1.2 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推进集体住宅的发展 |
| 4.1.3 经济增长与对外交流使宾馆建筑初现繁荣 |
| 4.2 特定经济条件下两地建筑成本控制策略比较 |
| 4.2.1 两地建筑师共同的理性实用主义精神 |
| 4.2.2 岭南地区:最大化节省单体造价以适应短缺经济 |
| 4.2.3 马来半岛:采用标准化类型设计以降低建设成本 |
| 4.2.4 两地建筑成本控制策略的差异分析 |
| 4.3 国家政策调控下两地建筑创作机制比较 |
| 4.3.1 两地国有设计机构发挥主导作用 |
| 4.3.2 岭南地区:集体设计组为特定项目而持续创作 |
| 4.3.3 马来半岛:私人建筑师事务所逐步扩大影响力 |
| 4.3.4 两地创作机制比较的启发与讨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人文适应性的两地现代建筑创作比较 |
| 5.1 建筑创作中对现代主义和城市精神的发扬 |
| 5.1.1 两地现代主义建筑美学的共同表现 |
| 5.1.2 岭南地区:基于生活尺度的人本主义理念 |
| 5.1.3 马来半岛:追求纪念空间的英雄主义情怀 |
| 5.1.4 两地现代建筑新地域特色的差异分析 |
| 5.2 建筑创作中对民族风格与族群意识的表达 |
| 5.2.1 在建筑创作中表达民族性的共同趋势 |
| 5.2.2 岭南地区:以庭园空间表达民族文化意境 |
| 5.2.3 马来半岛:借助符号象征表达民族独立性 |
| 5.3 建筑创作中对特定价值与信仰文化的融合 |
| 5.3.1 两地创作对多元文化价值的融合 |
| 5.3.2 岭南地区:根植于世俗生活的文化和谐 |
| 5.3.3 马来半岛:多民族和多宗教的文化兼容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 6.1 结论 |
| 6.1.1 适应自然气候环境的地域特征彰显 |
| 6.1.2 尊重社会现实需求的时代精神表达 |
| 6.1.3 融合多元文化价值的人文艺术追求 |
| 6.2 启示 |
| 6.2.1 回归真实朴素的现代主义价值取向 |
| 6.2.2 构建根植于岭南本土的创作理论体系 |
| 6.2.3 理性回应环境的创作实践方法 |
| 6.3 创新点 |
| 6.4 研究展望 |
| 附录1 马来半岛1950-1970年代表建筑作品概录 |
| 附录2 岭南地区1950-1970年代表建筑作品概录 |
| 附录3 马来半岛1950-1970年代建筑典型遮阳做法 |
| 附录4 岭南地区1950-1970年代建筑典型遮阳做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7）19世纪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公共卫生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19世纪新加坡的公共卫生情况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环境状况 |
| 第二节 疾病状况 |
| 第二章 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组建与完善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建立 |
| 一、管理结构的设立与职能 |
| 二、相关治理制度的制定 |
| 第二节 政府医院的成立与发展 |
| 第三节 医学教育与人才培养 |
| 一、医学教育的情况 |
| 二、医学教育的成效 |
| 三、医学教育的困难 |
| 第三章 传染病的防治 |
| 第一节 天花的防控 |
| 一、疫苗接种机构的建立与废除 |
| 二、天花的流行与疫苗接种情况 |
| 三、颁布《疫苗接种条例》 |
| 第二节 性病与《传染病条例》 |
| 一、卖淫猖獗与性病泛滥 |
| 二、性病防治与《传染病条例》的存废 |
| 第三节 麻风病及其处置方式 |
| 一、麻风病在新加坡的状况 |
| 二、殖民当局对麻风病的处置 |
| 第四节 霍乱的流行与防治 |
| 一、霍乱在新加坡的产生 |
| 二、殖民当局对霍乱的反应与对策 |
| 第四章 殖民地政府公共卫生治理的成效与局限 |
| 一、公共卫生治理成效 |
| 二、公共卫生治理的局限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新加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记忆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研究动态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记忆、历史记忆 |
| (二)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 |
| (三)战争记忆的特性 |
| 第一章 日据时新加坡的苦难经历 |
| 第一节 新加坡沦陷 |
| 一、政治上的高压统治 |
| 二、经济上的勒索与压榨 |
| 三、文化上的奴役 |
| 第二节 战后审判——未偿的血债 |
| 第二章 战后早期的族群记忆与国家的因应 |
| 第一节 “血债”问题 |
| 一、“血债”问题的缘起及内涵 |
| 二、新加坡政府的态度与对策 |
| 第二节 死难人民纪念碑的建立 |
| 一、提出建立纪念碑——纪念遇难华人 |
| 二.死难人民纪念碑建立——纪念新加坡人 |
| 第三节 新加坡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家记忆沉寂的缘由 |
| 一、生存危机意识的考量 |
| 二、本土居民战争角色被边缘化 |
| 三、维护民族团结的需要 |
| 第三章 新加坡二战国家记忆的唤起 |
| 第一节 二战记忆的建构路径 |
| 一、纪念空间的塑造 |
| 二、纪念日的设置 |
| 三、历史教育中的二战记忆 |
| 第二节 新加坡二战记忆兴起的原因 |
| 一、经济发展带来文化需求 |
| 二、国际社会影响下新的国家认同危机 |
| 三、冷战后提高国防意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新加坡《叻报》的中华民俗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叻报》的民俗观念概况 |
| 一 《叻报》的概况 |
| （一）创办和发行 |
| （二）版面与内容 |
| （三）阅读受众 |
| 二 《叻报》涉及的民俗观念 |
| （一）民俗观念的来源 |
| （二）民俗观念的分类 |
| （三）民俗观念的特点 |
| 三 《叻报》的文化贡献与影响 |
| 第二章 《叻报》的宗教观念 |
| 一 尊孔敬儒 |
| 二 评佛论道 |
| （一）佛教思想 |
| （二）道教思想 |
| 三 信鬼好神 |
| 第三章 《叻报》的礼俗观念 |
| 一 人生礼俗观念 |
| （一）丧葬习俗 |
| （二）婚姻风俗 |
| 二 节日礼俗观念 |
| （一）春节 |
| （二）元宵节 |
| （三）清明节 |
| （四）端午节 |
| （五）中元节 |
| 第四章 《叻报》的移风易俗观念 |
| 一 反对封建专制，倡导民主自由 |
| （一）剃发留辫 |
| （二）行跪拜礼 |
| 二 反对愚昧落后，倡导科学进步 |
| （一）术数命理 |
| （二）缠足束胸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叻报》中有关民俗的社论统计表 |
| 致谢 |
（10）国家认同视域下新加坡与中国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缘起 |
| 1.全球化对国家认同的削弱 |
| 2.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消解 |
| 3.历史教育是培养国家认同的有效途径 |
| 4.新加坡在国家认同领域取得的成就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研究目的 |
| 2.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1.国家认同的相关研究 |
| 2.历史教育与国家认同的相关研究 |
| 3.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研究方法 |
| 2.研究思路 |
| 二、中新两国历史课程标准的沿革及研究文本选择 |
| (一)新加坡历史课程标准的沿革 |
| (二)中国历史课程标准的沿革 |
| (三)研究文本的选择 |
| 三、中新两国历史课程标准中国家认同的维度划分 |
| (一)国家认同维度的划分依据 |
| 1.政治维度的划分依据 |
| 2.文化维度的划分依据 |
| 3.地域维度的划分依据 |
| 4.符号维度的划分依据 |
| (二)新加坡历史课程标准中国家认同的维度划分 |
| (三)中国历史课程标准中国家认同的维度划分 |
| 1.初中历史课程标准中国家认同的维度划分 |
| 2.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国家认同的维度划分 |
| 四、中新两国历史课程标准中政治维度的比较 |
| (一)新加坡历史课程标准中的政治维度 |
| 1.新加坡历史课程标准中本国史的政治维度 |
| 2.新加坡历史课程标准中外国史的政治维度 |
| (二)中国历史课程标准中的政治维度 |
| 1.中国历史课程标准中本国史的政治维度 |
| 2.中国历史课程标准中外国史的政治维度 |
| (三)中新两国历史课程标准中政治维度的异同比较 |
| 1.相同点 |
| 2.不同点 |
| 五、中新两国历史课程标准中文化维度的比较 |
| (一)新加坡历史课程标准中的文化维度 |
| 1.新加坡历史课程标准中本国史的文化维度 |
| 2.新加坡历史课程标准中外国史的文化维度 |
| (二)中国历史课程标准中的文化维度 |
| 1.中国历史课程标准中本国史的文化维度 |
| 2.中国历史课程标准中外国史的文化维度 |
| (三)中新两国历史课程标准中政治维度的异同比较 |
| 1.相同点 |
| 2.不同点 |
| 六、中新两国历史课程标准中地域维度的比较 |
| (一)新加坡历史课程标准中的地域维度 |
| 1.新加坡历史课程标准中本国史的地域维度 |
| 2.新加坡历史课程标准中外国史的地域维度 |
| (二)中国历史课程标准中的地域维度 |
| 1.中国历史课程标准中本国史的地域维度 |
| 2.中国历史课程标准中外国史的地域维度 |
| (三)中新两国历史课程标准中地域维度的异同比较 |
| 1.相同点 |
| 2.不同点 |
| 七、中新两国历史课程标准中符号维度的比较 |
| (一)新加坡历史课程标准中的符号维度 |
| 1.新加坡历史课程标准中本国史的符号维度 |
| 2.新加坡历史课程标准中外国史的符号维度 |
| (二)中国历史课程标准中的符号维度 |
| 1.中国历史课程标准中本国史的符号维度 |
| 2.中国历史课程标准中外国史的符号维度 |
| (三)中新两国历史课程标准中符号维度的异同比较 |
| 1.相同点 |
| 2.不同点 |
| 八、启示 |
| (一)不能丧失脚下的土壤 |
| (二)从起跑线上解放出来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硕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新加坡的殖民地建筑(1819～1965)（论文参考文献）
- [1]马来西亚槟城近代骑楼建筑初论[D]. 王均杰. 华侨大学, 2020
- [2]鼓浪屿近代洋楼平面研究[D]. 姜姗. 华侨大学, 2020
- [3]新加坡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研究 ——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分析视角[D]. 张天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4]国民身份的建构 ——新加坡博物馆的发展历史1965-2015[D]. 胡超. 中央美术学院, 2020(07)
- [5]美国辩诉交易演进中检察官的作用（1804-1970）[D]. 裴仕彬.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6]岭南与马来半岛地区现代建筑创作比较研究（1950s-1970s）[D]. 谢凌峰.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7]19世纪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公共卫生治理研究[D]. 李林果. 赣南师范大学, 2019(08)
- [8]新加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记忆建构研究[D]. 唐梦琪. 赣南师范大学, 2019(07)
- [9]新加坡《叻报》的中华民俗观念研究[D]. 周泫岐. 河南大学, 2019(01)
- [10]国家认同视域下新加坡与中国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的比较研究[D]. 王景.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