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之初的乐园之歌

一、情窦初开的乐园欢歌（论文文献综述）

刘佳辰^[1]（2021）在《生于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的孤独书写》文中研究表明

曹明伦^[2]（2021）在《翻译过程是一种选择的过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中国佛经翻译家的或"不加文饰"或"依实出华"（罗新璋,1984:2-3）,到施莱尔马赫的或"把读者领向作者"或"把作者引向读者"（Schleiermacher,1992:42）,古今中外的翻译实践都表明,对处于工作状态中的译者而言,翻译过程就是一种选择的过程。布莱希特的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是英译成"The Good Woman of Sechuan"（《四川好女人》）还是"The Good Man of Sechuan"（《四川好人》）(Levy,2000:

邹雪洁^[3]（2020）在《关于西方不同时期油画创作中光线语言的运用》文中研究说明从古至今,光线在油画创作艺术样式以及画面效果中的表现一直为历代画家们所重视,这与西方绘画艺术中注重研究的科学精神以及浪漫情怀是分不开的。西方人更加注重文化上的科学求证精神,因此,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展现出对自然的求索。对油画艺术而言,亦是如此。历史上,达芬奇曾说:“艺术就是一门科学”。自然科学成果切实体现在艺术的应用中,特别是写实性油画创作中,因为写实性油画更加注重真实感的体现,因此对自然的临摹就成为了艺术家们重要的手段,也正是这一原因使得光线直接进入画家的创作之中。光在西方油画创作中的发展在不同时期体现了不同价值,不同时期艺术家们对光线语言的不同认识与运用,使艺术家们在形成各自艺术风格的同时也获得了各式各样的新的艺术手法。在油画创作中,对光线语言的选用一方面是为了更加真实地再现自然,另一方面也展现出艺术家们不同的审美素养。对光线语言的表现与运用不仅使艺术创作更富感染力,同时画家们还获得了对于油画创作中在画面构图、色彩、造型等方面的处理方法。因此,在绘画创作中注重通过光线语言来增强画面表现力的画家不乏其人。达芬奇、卡拉瓦乔、伦勃朗、维米尔、拉图尔、莫奈以及众多现代画家都在自己的油画创作中展现了光线语言所特有的魅力。油画创作中的光线语言正是通过再现自然、增强画面表现力等作用使之成为油画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与主要价值所在。本文试从对光线的概述、油画创作中的光线语言、光线语言在不同时期油画创作中的运用以及光线语言在油画创作中的审美意义等几个方面来探寻光线语言在油画创作中的运用规律与表现特点,进而使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与掌握西方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特征以及思想观念,从中总结出的用光特点与规律也对我们的绘画创作起着积极作用。

庄爱华^[4]（2017）在《孔孟“仁爱”思想浸染的新时期山东作家小说抽样研究》文中提出新时期山东作家的小说创作已取得卓越的成就,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文学研究界对山东作家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研究涵盖各个方面和多个视角,但从孔孟“仁爱”视角来阐释新时期山东作家的小说创作,还是一个欠缺,本文意图从孔孟“仁爱”视角切入作品,采用文化学、心理学、叙事学等综合研究方法,对新时期山东作家的小说创作进行抽样研究。孔孟“仁爱”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与精髓,“仁爱”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以潜隐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齐鲁大地作为孔孟之乡,仁爱思想的浸染和传播明显优于其它文化区域,山东作家自幼浸染在“仁爱”思想浓厚的文化环境中,对孔孟“仁者爱人”的体味比生活在其它文化区域的作家更深刻,仁爱思想逐渐内化为他们心灵深处的一种心理情结,从而形成以仁爱为核心的创作理念。本文以孔孟“仁爱”思想为研究视角和理论依据,阐释山东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如何秉承“仁爱”思想,建构仁爱、自然、温情、和谐的文学世界。为便于相对集中的研究,本文选取新时期张炜、莫言、尤凤伟、刘玉堂四位代表性作家的小说创作为研究对象。本文共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正文部分共分六章。绪论:首先界定本文所指“山东作家”是自幼成长在山东的作家,并由此厘定筛选进入本文抽样研究的作家和作品。其次,通过对孔孟“仁爱”浸染新时期山东作家小说研究这一选题意义的探讨,意在指出目前的研究缺憾。再次,综述新时期学界对山东作家小说的研究现状,虽然国内学者对新时期山东作家小说的研究从多个角度切入文本,但从孔孟“仁爱”视角对新时期山东小说的整体把握和个案分析都明显欠缺,在孔孟仁爱视野下宏观把握和认真梳理新时期山东作家的小说创作已经势在必行。最后,提出本文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任务。由于论题本身的性质,自然会涉及先秦孔孟思想、心理学、文化学、叙事学等方面的内容,这就需要利用各学科相关的理论知识,采用综合研究视角来有效地驾驭论题。第一章:对孔孟“仁爱”思想的内涵进行多角度的辨析并论述作家主体认同差异性。孔孟“仁爱”思想的内蕴博大丰厚,主要包含四层含义,共分四节来论述。第一节是“爱”与“泛爱众”的博爱思想。“仁爱”以家庭伦理的自然情感“孝梯”为原点层层向外扩展,逐渐上升为“泛爱众”普遍广泛的人类之爱。第二节是欲望的合理性。孔孟思想中的“欲”主要是指人性中客观存在的自然需求,并不包含显然的道德内涵。孔孟正是因为承认自我存在生理欲求,才能推己到社会的每一个生命个体,从而承认天然欲望的普遍合理性,然而并不认为人的任何欲望都是应当满足的,欲望满足的方式则具有社会性与道德性。孔孟“仁爱”思想得以传播和实践是以满足人的欲求为前提的,孔子讲的“爱人”,孟子讲的“民为贵”,其合理内涵都包括对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基本欲求的承认。第三节是以“和”为“贵”的社会伦理。“和为贵”是孔孟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和”关系到个体在社会中为人处世的原则,更是社会的建构法则;既是提升个体自身素养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治理天下的当权者所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和为贵”蕴含着有利于各方面共同有序发展的制度伦理模式。第四节是“敬畏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孔孟“仁爱”思想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来构建社会伦理秩序,在自然界中建立“敬畏自然”的伦理观,因为在孔孟博爱思想的倡导下,自然界是人类得以生存的物质环境,同时也是人类精神寄托的家园,大自然中生生不已的万物也应纳入“仁爱”的体系之内,这是对自然生命的敬重与悲悯。第五节是主体认同差异。山东作家生活在同一方齐鲁大地,深受孔孟“仁爱”思想的浸染,但创作主体因成长环境、生活经历、文化程度、情感体验、价值倾向的不同,自然对孔孟“仁爱”思想的认同存在差异性。他们各自秉承独特的见解与思考,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吸纳西方人文精神,再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佛家等有价值的思想精髓,形成创作个体独有的“仁爱”思想与创作理念,从而构建精彩纷呈、意蕴深厚的文学世界。第二章:探析张炜小说创作中的“仁爱”文化心态与生态叙事。从儒家文化的角度对张炜的文本进行多层次的阐释,他的小说洋溢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意蕴,以孔孟核心价值“仁爱”为本源,糅合道家思想的“复归于朴”、佛家的慈悲与良善、诙谐有趣的民间文化、西方人道主义及俄国文学的道德理想与苦难意识等,这些文化因素融汇在一起,对张炜小说创作思想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张炜特有的人文价值观。张炜以此作为文学创作的文化资源,建构自己独特的文学王国,试图为现代人构建一座回归而超越传统的精神家园。张炜作为富有孔孟入世思想的知识分子,为寻求儒家文化的传承与重建,在走向精神“高原”的孤独旅程中承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苦痛。第三章:考察莫言小说创作中“仁爱”视野下的生命欲望叙事。莫言是在乡土传统文化的浸润下成长起来的,他的潜意识中隐含着深厚的乡土情结,他从灵魂深处认同孔孟“仁爱”思想的文化形态与价值取向,始终以“仁爱”与“悲悯”的情怀来探究历史、现实以及人性的本质。他既吸收西方文明中的人文精华,又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小说创作的思想意蕴和文本形式上更趋向于传统文化的内蕴。本章主要论述莫言秉承孔孟“仁爱”思想中欲望合理性这一内涵,“人”之为“人”的自然欲望的满足作为最基本的人生渴求,具体呈现在生命欲望与生命强力的书写,并通过塑造仁义重情、本性张扬的典型人物形象来完成这一创作意图。第四章:解读尤凤伟小说中的“仁义”叙事。尤凤伟受到孔孟文化的浸润和熏陶,以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悲悯情怀担负着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来感知历史的沉重与深邃。他关注被主流历史话语所遗忘、所遮蔽的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及心灵悲苦。尤凤伟对主流话语中的历史书写,持有疏离否定的态度,他觉得主流话语中的历史判断往往会遮蔽真实的历史存在。尤凤伟把悲悯的目光投向历史的褶皱处,探察被主流话语所疏离的活生生的历史真实,以仁爱之心来洞察历史深处被伤害被侮辱的生命个体的生存境遇。第五章:剖析刘玉堂小说创作中“仁和”叙事。刘玉堂秉承孔孟思想中“和为贵”的社会理想与创作理念,以沂蒙山钓鱼台富有“仁和”情怀的地域文化为思想资源,塑造了富有“仁”、“和”等温情、幽默、宽容的沂蒙山乡土文学世界。刘玉堂以厚重的沂蒙山文化为底蕴,同时又突破了传统的局限对其进行了现代性的改造来构建他的文学世界。沂蒙山是着名的革命老区,具有特有的革命文化内涵,刘玉堂富于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致力于真实地表现革命老区的精神内涵与文化底蕴,书写沂蒙山民众的生存状态。第六章:“仁爱”思想烛照下新时期山东小说的美学特征。孔孟文化传统有它自己发展演变的历史,孔孟“仁爱”思想所阐发的人道主义精神、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及个人为实现入世的人生理想而提升自我修养,这些都是孔孟思想中积极的内容。新时期山东作家在孔孟“仁爱”思想影响下创作了大量作品,作品的审美风格既有个性,又存在共性,小说文本创作的总体美学特征为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忧国忧乡的忧患意识和温柔敦厚的审美风格。结语:研究孔孟“仁爱”思想浸染的新时期山东作家的小说创作,在文学世界感受到孔孟“仁爱”思想的无限魅力。但山东作家因对孔孟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固守,而难以更好地实现新的审美超越,这就给他们的小说创作带来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极大地影响了山东作家审美思维的突破和小说创作的创新发展。追求、探究具有普世性价值的信仰和人道主义,对历史悠久的孔孟“仁爱”思想进行深刻反思和重新诠释,或许对当今世界的价值归属、道德重建和文化重塑具有重要启示。在现代制度与文化共同促进的时代,孔孟“仁爱”思想或许会真正成为推动历史进程的精神力量。对现代民族文化经典意义的挖掘与目前学界对于中国文学在现代语境下的思索与重估保持着一致,这重估后的价值体系将带领人类进入全新的时代,作为现代中国的文化标志使其芬芳于世界文化之林。

田蓉辉^[5]（2016）在《民间原型视角下的红色经典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借用西方原型理论,把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戏曲、小说等民间文艺形式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故事母题、人物、意象等与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创作联系起来,探讨红色经典小说民间母题、民间人物原型与民间意象等的原始内涵及其现代运用与改造情况,并结合创作主体和受众群体的特殊性分析使用这些民俗资源的原因。最后指出基于民间原型视角对红色经典小说重新认识的意义及局限性所在。第一章对红色经典小说民间母题的革命演绎进行了概括。第一,成长母题在革命叙事中的转世赋形。从人类学视角来看,红色经典小说塑造的“新人”之前的身份正是一个个即将步入革命殿堂的“未成年人”与受礼者。他们离家出走、寻找真理完成了在隔绝环境中的分隔礼仪。他们大多是丧失肉身之父的“孤儿”,党、组织是他们成长路上的“精神之父”——能够像部落长老一样让受礼者的身份获得终极转换,并作为一种精神象征引领受礼者接受各种考验。革命新人经过血与火的考验,成长为富有感召力的领军人物（如抗日英雄）,这非常接近那种“神赐英雄”的“通过仪式”。第二,复仇母题从民间传奇到宏大叙事中的嬗变。红色经典小说阶级斗争表面故事之下嵌入“坏人的作恶导致伤害—斗争—胜利—主人公新生”的复仇故事模式,人物经历了“平衡—平衡被破坏—新的平衡”的命运过程,复仇传奇演变为言说“解放”、“革命”、“阶级”的宏大叙事的过程中,仍然认同并继承了父仇子报的复仇策略以及“邪不压正”复仇价值观,在个体式报私仇置变为群体式雪公恨的宏大叙事中表达了新的出路。第二章讨论民间人物原型在红色经典小说中的乔装改扮。第一,革命外衣下拯救者原型的置换变形。在“救世”母题中,“英雄—群众”关系与神话传说中“神—人”关系存在着结构上的对应,古代具有拯救功能的神灵、清官在“党”,以及代表党的“组织”、“英雄”等人物躯壳内获得了置换与再生。但红色经典小说中的英雄形象又不是民间拯救者原型的照搬照抄,革命英雄和阶级、集体概念联系在一起,强化了角色的“阶级”身份,以及拯救者的角色功能。阶级身份置换使其获得现实的力量,经过一番现代性的改造后,突破了以往的封建性局限。第二,脸谱化人物模式的革命化转换。民间文学中的善恶对立的人物刻画与等式化的想象成规,能够为现实的阶级认同提供确定力度。不管是英雄人物从人到神的“洁化”处理,还是反面人物由人到魔的刻画,这是一个典型的箭垛效应铺成的人物群像的书写过程。敌人脸谱的恶魔化书写与“以善为美”的英雄人物范式的形成,是脸谱化人物模式革命化的成功转换。第三,女性原型文化含义的借用。女性与牺牲,女性与奉献的原型文化含义渗透在人物形象塑造始终。这样的人物形象传达了创作者对女性奉献精神的无意识追寻。民间意象的政治象征。红色经典作家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时代的新起点对传统乐土意象进行现代革命意义的置换:“明朗的天”底下,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革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传统乐土意象在革命家园的想象中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在中国,“天”是一种象征。民间“太阳”、“雷雨”等“天象”成为红色经典小说中的主导性象征意象群,并赋予它们意识形态的含义。“党”、“毛主席”与日、月、星辰等民间光明体系的象征同构关系,传达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太阳神崇拜信仰,以及对光明、希望的无意识追寻。通过这种相近似性想象,赋予共产党拯救的权力与合法性。雷雨、阴暗的天气作为民间惩罚恶行的先兆,象征政治上的黑暗世界。这些“天象”的象征与民间百姓对于“太阳”、“雷雨”的集体无意识认知存在某种潜在的共鸣。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文认为,用原型批评整体文学观,将红色经典小说放到整个文学关系和民间文学传统中重新认识,发现红色经典小说绝不是简单的“政治的附庸”。红色经典作家以宏大政治事件作为背景,“合理”地将中国民间艺术形式嫁接到现代叙事中,让革命言说中包裹着非常传统与古老的东西,正是民间艺术形式中永恒的叙述模式、人物原型、象征意象,消解了主流意识的僵化,增强了此类小说的文学性内核。从这一点来说,红色经典小说在文学史上重新定位的问题,是可以重新考虑的。但同时,红色经典小说对传统继承中有时候忽略了社会生活是文学的重要源泉,泛型与模式的借用中也让红色经典小说存在类型化的弊端。

鲍红志^[6]（2015）在《楚生》文中认为我说楚生是楚剧大师,楚生自嘲道:现在都变成了"哭丧"师!楚剧是从武汉周边农村的黄孝花鼓戏演变而来。"悲迓腔"是楚剧最具代表性的唱腔。喜欢"悲迓腔"的,视它为艺术。排斥"悲迓腔"的,喻它为"哭丧"。引子文明的起源,从来离不开水。长江、汉江在汉口的集家嘴汇合,把武汉隔成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站在集家嘴面对

李纲^[7]（2015）在《英国童话的伦理教诲功能研究》文中认为英国童话不仅具有光辉的历史,而且至今仍然引领着世界儿童文学的发展。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九部英国童话经典作品进行研究,以期阐释童话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伦理教诲功能。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通过对《维尼·菩的世界》、《小兔彼得的故事》、《女巫》三部童话的分析,研究童话如何对处于伦理混沌阶段的儿童进行伦理启蒙。处于伦理混沌状态下的儿童除了拥有人类的形体之外,与其他动物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米尔恩的《维尼·菩的世界》就形象地反映了儿童处于伦理混沌状态下的思维模式和行为特征。在童话中,小熊维尼干了很多的“傻事”和“坏事”。但是,他的“傻”并不是真的因为头脑愚蠢,而是由于其理性意识过于薄弱,做事缺乏理性的判断,因而才在强大本能的驱使下做出很多不顾后果的傻事；同理,他的“坏”也不是真的因为道德品质不佳,而是由于他还没有习得人类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观念,所以无法对自己行为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维尼的“傻”和“坏”体现了人类伦理混沌状态下不可复现的童趣,同时也充分说明了儿童通过接受伦理启蒙结束伦理混沌状态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塑造拟人化动物形象的童话在对儿童进行伦理启蒙的过程中有着巨大的优势,这一点在波特的《小兔彼得的故事》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儿童基于“以己度物”的思维方式,会将童话中的拟人化动物视为真实的存在,因而将这些动物演绎的故事当作真实的生活经验加以接受。而且,童话通过具体的动物形象来表达抽象的道德观念,也适应了儿童的接受能力。此外,童话中的拟人化动物形象可以帮助儿童初步意识到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具体而言,童话主要是通过道德训诫和塑造道德榜样这两种方式对儿童进行伦理启蒙。道德训诫的目的在于约束儿童与生俱来的动物本能,而塑造道德榜样的目的则在于帮助儿童习得各种基本的伦理道德观念。在儿童接受了初步的伦理启蒙,建立起基本的伦理道德观念之后,《女巫》之类的变形童话就可以通过讲述人兽变形的故事,以直观的方式帮助儿童认识到人与兽的根本区别。《女巫》中主人公“我”变成动物的情节是对儿童身上强大的动物本能的一种形象化的展现,童话通过这一情节说明了儿童的动物本能对他们的成长所造成的阻碍。而达尔之所以在《女巫》中打破童话的叙事常规,让“我”在故事结束时依然保持动物形体,目的就在于通过“我”的动物外形和人类心灵之间的对比向儿童说明,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能够用理性与伦理意识控制自己的动物本能,人和动物的区别既是生理上的,更是伦理上的。第二章通过对《彼得·潘》、《五个孩子与沙地精》、《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三部童话的分析,研究童话在儿童结束伦理混沌状态之后应该如何给予儿童正确的伦理教诲,使他们的伦理意识逐渐走向成熟,以及童话如何帮助成人在儿童道德成长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巴里的《彼得·潘》形象地反映了儿童在经历伦理启蒙之后理性意志和自由意志并存的心理状态。自由意志是人类各种本能和欲望的体现,其特点是追求绝对的自由和对各种欲望的无条件满足,无视伦理道德规范的要求与束缚；理性意志则由伦理道德观念以及人们基于伦理道德观念所做的理性判断所构成,其主要作用是约束自由意志。自由意志的力量在彼得·潘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这使得彼得·潘这一童话形象在具有了永恒的魅力同时也清楚地展现了儿童不受拘束的自由意志可能产生的危害。温蒂这一形象集中体现了儿童在接受伦理启蒙之后逐渐成熟的理性意志,而文本正是通过彼得·潘和温蒂之间的对比,向读者说明了理性意志对于成长的重要性,并且说明了来自家人与社会的关爱对于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内斯比特的《五个孩子与沙地精》将三个常见的童话叙事元素,即神奇的魔法,“重复式”叙事结构和“集体人物”形象融为一体,集中反映了童话在儿童的道德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伦理教诲功能。儿童之所以容易被童话中的魔法所吸引,主要是因为魔法触及了儿童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魔法本质上是儿童的各种欲望的一种反映。文本通过对魔法的描写向读者阐述了放纵欲望的危害和用理性约束欲望的重要性。童话通过“重复式”的叙事结构描写了西里尔兄妹的道德成长历程,从而揭示出儿童道德成长的共同之处,即儿童道德成长的关键是学会用理性意志去约束自由意志,而且必须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集体人物”的优势在于可以反映不同儿童个体在道德成长过程中的特殊性,童话通过塑造集体人物形象,可以使文本适用于更大范围的受众群体,让更多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收获有益成长的教诲。通常童话是以儿童为目标受众,而特拉芙斯的《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则将成人纳入目标受众之中。作者在童话中探讨了成人在儿童成长过程中肩负的责任,以及成人在儿童道德成长过程中所应发挥的积极作用,并就成人应该如何帮助儿童顺利成长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建议。第三章通过对《快乐王子和其他童话》、《北风的背后》、《驯龙高手》三部童话的分析,研究当儿童拥有了比较成熟的伦理道德观念之后,童话如何通过儿童对社会伦理道德现状加以净化。王尔德在《快乐王子》等童话中颠覆了“美德有报”的童话常见叙事模式,从而向读者展示了童话所表达的道德理想与现实生活的道德现状之间的落差。同时,王尔德也在《自私的巨人》中指出儿童是改变现实生活不良道德风气的希望所在。通过对王尔德童话的分析可以发现,与成人文学相比,儿童文学中的伦理批判有三个显着特点：儿童文学在反映不良道德现象时不必对导致这些不良现象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剖析；儿童文学不能专注于揭示各种丑恶现象,必须通过恶的映衬来凸显出善的可贵；儿童文学应尽量避免悲剧性的结局,即便故事以悲剧结尾,也应该通过一些手段来缓冲其悲剧效果。麦克唐纳的《北风的背后》在文体上显示出模凌两可的特征,即可以算作童话,也可以归为小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麦克唐纳为文本选择了一个“不可靠的叙事者”,从而消解了叙事者的权威性。麦克唐纳消解了叙事者的权威性,既是将判断作品文体归属的权利让渡给了读者,同时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特定的叙事意图,即告诉读者童话的价值不在于反映真实的生活是怎样,而在于展现理想的生活应该是怎样。所以儿童应该相信童话,并将童话中的美德付诸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通过实践强化自己在童话中习得的伦理道德观念,为现实生活中伦理环境的净化与改善做出自己的特殊贡献。在柯维尔的《驯龙高手》中,维京人唯有强者才能生存的传统伦理观念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存在明显的弊端。维京成人由于深受传统伦理观念的熏陶,对其弊端视若无睹。主人公小卡嗝对维京传统伦理观念进行了大胆扬弃,不仅战胜巨龙拯救了部落,而且也为维京人的未来开启了新的发展空间。童话借由小咔嗝对传统伦理观念的扬弃说明,由于儿童受传统观念和思维模式的束缚相对较小,所以儿童的成长过程其实也是人类不断尝试文明发展的新途径的过程。因此,童话的伦理教诲功能不仅应该体现于向儿童传授各种伦理道德观念,同时也应该体现于鼓励儿童勇于尝试、敢于创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结语部分对全文观点进行了总结,并在全面梳理童话对于儿童的伦理教诲功能的基础之上指出,伦理教诲功能是童话最重要的功能,审美功能是实现伦理教诲功能的必备前提,而且成人同样能从童话中获取有益的伦理教诲。

孙梅葆^[8]（2014）在《安吉拉·卡特小说的女性书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1940-1992），20世纪英国当代最受欢迎的女作家之一，集记者、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于一身，其作品涉及魔幻现实主义、荒诞派、哥特式、女性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以独特的创作风格被视为英国最具创新力、最令人怀念的当代作家。女性主题贯穿安吉拉·卡特的一生创作之中，她将目光聚焦于女性的遭遇和命运，毫不避讳地深入到其她女作家不曾或不敢深入的领域，大胆率直地谈论乱伦、性虐、色情等话题。在她的眼中，女性的身体与欲望是女性主义写作和研究都不能绕开的主题。本文通过分析卡特多部作品，重点解读女性作为颠覆既定价值体系的力量，以及作为新秩序构建者所起到的引导作用，深入探讨女性书写在质疑、解构父权中心主义之外，对于构建和谐两性关系的有益思考。本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组成。绪论简要介绍了安吉拉·卡特的生平与文学创作，以及国内外研究者对其作品的研究现状，并阐明了论文的选题价值和研究价值。正文在结构上分为三章：第一章以重写童话为切入点，指出卡特通过对权威文本中两极化了的女性形象的重构，积极探究女性主体在现有权力关系中自我拯救的可能。第二章继续研究卡特“解神话”的创作手法，挖掘女性作为两性关系中的引导者对男性所起到的拯救和解放力量。第三章以卡特最后三部长篇小说为分析对象，是本论文论述的重点，通过文本细读指出作者在挑战男权话语中心、颠覆父权神话之后，试图寻找和构建女性独特的话语权，即在小说中建立一个没有性别独裁、两性理解互爱、家庭充满欢笑与爱的“他乡”。结语从卡特对当代英国女性写作的影响出发，阐述了卡特的女性书写凝结着作家对“他者”和差异的关注，在解构父权神话对女性本质的界定上，为长久以来被男性作家剥夺话语权的广大女性发出声音，不断还原着女性被遮蔽了的生命真实。其女性观也是一个历时的变化过程，从最初的两性对抗到追求两性的独立平等，直到最终在家庭温暖下有爱的结合，表达了作家的殷切期冀。而卡特充满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艺术表现手法，使得她的小说呈现出华丽诡奇、野性极致的美学风格。

王爱军^[9]（2013）在《诗性的放逐：现代中国小说“文体互渗”现象的文化阐释》文中研究指明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是一幅颇具“意昧”的文学形式景观,它从“诗意化”趋向“写实化”的发展演变轨迹,彰显了主体与对象世界之间确立共存关系的一种特殊生命形态,而且,这种“形态”又是与各个时期的主体精神和社会文化有着独特的“互文性”意义。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呈现出“诗意”的弱化趋势。即由五四时期诗意体小说的“诗词穿插”和“至情回旋”体式、书信体小说的“信笺嵌入”和“倾诉与倾听”体式、童话体小说的“新的幻想”和“童趣视角”体式,向30年代散文体小说的“叙事客观化”体式、传记体小说的“身份想象”体式、速写体小说的“场面展示”体式,再到40年代报告文学体小说的“事件拼合”体式、评书体小说的“说故事”体式、戏剧体小说的“冲突集中化”体式的位移嬗变。二是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的悖论镜像。即在三四十年代的“写实化”文体潮流中,书信体小说、日记体小说、讲坛意体小说以及孙犁等创作的“诗意化”文本时有出现,然而,这类“诗意化”文体形式承载的却是“合理性”内容,或者是群体话语的凸显,或者是时代意识的溢出,它们彰显出现代小说“文体互渗”形式与内容的悖论镜像。三是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互文着特殊的主体精神。五四时期,人性觉醒的时代环境培育了主体“向内”张望的姿态,迫切关注“生命个体”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其内倾型的人格内涵呼应着以诗意见长的“讲述型”文体形式,昭示着主体的诗性生命形态,即自适的心性、青春的忧郁与生命的超越。30年代以后,风云激荡的战时环境要求着主体走向“社会”,迫切书写“必然的新时代”,其外倾型的人格内涵呼应着以写实见长的“展示型”文体形式,昭示着主体的“合理性”社会图式,即清醒的时代意识、历史的必然性信念与审美教化功能。四是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互文着独特的文化内容。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无论是互文的“诗性”生命形态还是互文的“合理性”社会图式,它们始终存在于一定的文化“场域”中并受到这种“场域”的干预影响。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在文化“场域”的互动博弈中呈现出三重文化意蕴：一是践行着讲坛性观念的传统“和合”文化场域,二是融合着个性自适与伦理规范的“民间”文化场域,三是高蹈着启蒙功利性的“异质’文化场域。它们交互缠绕,随着时代的风云变幻而发生位移倾斜,从而以相应的“文体互渗”形式彰显出来。因此,系统深入研究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的变迁形态便富有特别的文学史意义。首先,昭示了五四以来中国小说发展的“现代性”历程,即由“抒情型”文体向“叙事型”文体,也就是由传统的“讲述”叙述方式（多采用“内聚焦”叙事）向现代的“展示”叙述方式（多采用“外聚焦”叙事）逐渐与五四以后小说互渗融合的过程中,显示了中国小说不断趋于“现代”的品性。其次,能提供一种重述现代小说史以及现代文学史的理论依据,即可以根据这种发展规律来重新叙述和编撰现代小说史和现代文学史,如可以诗意体小说等的发展变迁为纵坐标进行叙史,以不同阶段的文体差异性为横坐标观照各时期的主体人格、精神文化以及审美风貌,这是建构在小说“本体性”维度上的叙史方式,它超越了纯粹的主题叙史模式。

徐剑^[10]（2012）在《白山黑水——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纪实》文中提出书上说,塞北皆胡地也。于是有了秦开戍边,有了万里长城,有了关里关外。其实,秦开还没有到来之前,便有了新乐文明,那是7000多年以前的事了。就近说,2700多年以前,就有了郑家洼子青铜短剑,早了秦开到来400年。辽河孕育了红山文化,与长江、黄河并行,辽河也孕育了太阳鸟和青铜剑,只是不像关里人那样把历史写在纸上,刻在碑上,而是消解在人们的血肉里、魂魄里。于是有了东北人的旷达、豪放和诚恳,有了金戈、长风和塞北。书上还说,东北人倘能近于文而不失尚武时代留下的坦荡气魄的余韵,是很有出息的一类。题记——东北无名氏（摘自《铁西文史资料》第一辑）

二、情窦初开的乐园欢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情窦初开的乐园欢歌（论文提纲范文）

（3）关于西方不同时期油画创作中光线语言的运用（论文提纲范文）

（4）孔孟“仁爱”思想浸染的新时期山东作家小说抽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民间原型视角下的红色经典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楚生（论文提纲范文）

（7）英国童话的伦理教诲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安吉拉·卡特小说的女性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9）诗性的放逐：现代中国小说“文体互渗”现象的文化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四、情窦初开的乐园欢歌（论文参考文献）

• [1]生于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的孤独书写[D]. 刘佳辰. 西北大学, 2021
• [2]翻译过程是一种选择的过程[J]. 曹明伦. 中国翻译, 2021(03)
• [3]关于西方不同时期油画创作中光线语言的运用[D]. 邹雪洁.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2)
• [4]孔孟“仁爱”思想浸染的新时期山东作家小说抽样研究[D]. 庄爱华. 山东师范大学, 2017(10)
• [5]民间原型视角下的红色经典小说研究[D]. 田蓉辉. 湖南师范大学, 2016(08)
• [6]楚生[J]. 鲍红志.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15(03)
• [7]英国童话的伦理教诲功能研究[D]. 李纲.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1)
• [8]安吉拉·卡特小说的女性书写[D]. 孙梅葆. 江南大学, 2014(02)
• [9]诗性的放逐：现代中国小说“文体互渗”现象的文化阐释[D]. 王爱军. 南京师范大学, 2013(07)
• [10]白山黑水——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纪实[J]. 徐剑. 中国作家, 2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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