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西蔗糖》2001年第1～4期(总第22～25期)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王婷婷[1]（2020）在《新型网络倒卖车票犯罪问题认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型网络倒卖车票行为是行为人利用网络便利在线上实施的转让车票行为。新型网络倒票行为并不当然构成犯罪,如果行为人实施的网络倒票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具有法益侵害性才构成犯罪行为,即新型网络倒卖车票犯罪行为。新型网络倒卖车票犯罪行为是行为人基于谋取倒票经济利益的主观故意而实施的在线上进行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大量圈票高价转售车票信息的行为。从其概念可以看出其特性,新型网络倒卖车票犯罪行为既是网络犯罪又是经济犯罪,具有虚拟性、隐蔽性、跨越时空性、跨学科的复杂性。新型网络倒卖车票犯罪行为是行为人依托网络环境和售票实名制利用上述特性以新的犯罪方法和手段实施的新型犯罪,是以往的倒卖车票犯罪行为在网络时代的新体现。所处社会背景的变化使得犯罪手段和实施场域发生了变化,也使得犯罪的具体表现异于以往。《刑法》第227条第二款倒卖车票罪是针对旧的社会背景和实施场域作出的规定,当时行为人主要在线下以“先买进后卖出”的方式倒卖纸质车票。囿于当时立法技术和立法背景的限制,《刑法》第227条第二款对倒卖车票罪罪状的表述比较粗疏和模糊,没有对倒卖车票罪的核心行为“倒卖”行为进行明确的列举和规定,司法机关在实务中一般采用“先买进后卖出纸质车票”的行为模式认定倒卖行为。如果不符合这个模式则不能认定为倒卖行为。该模式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网络时代实名制售票的今天则具有滞后性,因为线上实施的网络倒票行为的犯罪对象不再是传统的纸质车票,而是虚拟的车票信息即在网络上预订车票形成的“订单号、流水号”。因火车票实名制的改革,车票自售出乘车人即被确定,行为人虽不能像以前一样再实施“先买进后卖出”纸质车票的倒票行为,但是却可以转让车票的信息即新样态的车票从而实施犯罪行为。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倒卖车票行为依然可能以新的形态存在且因网络的便利性、虚拟性等特征侵害更多法益如旅客购票公平选择权和自由选择权、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等。新型网络倒卖车票犯罪行为因其社会危害性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但是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或司法解释进行规定。本文以新型网络倒卖车票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为基础进行研究,为该犯罪行为应当受到法律规制寻找正当性依据。
刘亚琼[2]（2020）在《越南阮朝童蒙教育及其嬗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越南阮朝（1802-1945）经历了从古代独立封建社会向近代殖民地社会的逐步过渡。阮朝童蒙教育作为传统科举儒学教育的一个初级阶段,随着法国殖民统治的推进,以科举制度的变革为主线,以汉字、喃字、拉丁国语字和法文四种文字的转换为线索,经历了传统（1802-1884）、过渡（1885-1919）、同化（1917-1945）三个阶段的变革。传统时期的童蒙教育,以科举制度为中轴,以官学和私学为土壤,以汉、喃文字为载体,分为开蒙、小习和中习三个阶段,学习内容多为儒家经典。这一时期,喃字作为汉字的转换文字,体现着越南童蒙教育“文言”不同的特点。法越时期（1885-1945）,殖民统治下的强制“同化”,使传统童蒙教育通过科举制度改良（1906-1919）,以公立的幼学、小学两种学级,伴之以“选生”和“课生”文凭逐步向新式教育体系过渡。这一时期,汉字承载着社会、历史、人文知识而带有一定的新学性和现代普通教育性,亦承载着转变中的旧学知识的范畴。而国语字作为汉字向法语的过渡文字,也在教育变革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同化时期,法国殖民当局以《学政总规》为教育之法律,逐渐在越南建立了统一的法越初等教育体制。并以法语为语言载体,展开殖民扩张下的蒙昧教育塑造。越南传统的儒学基础教育遭到拔根式的破坏,而相应质量的法越初等教育却并未真正确立。法国统治者失败的殖民地教育改革,使越南民众陷入到严重的教育恐慌和文化危机之中。
许丽萍[3]（2020）在《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困惑”（1955-1970） ——以崑南、王无邪、李英豪的逐“梦”历程为视点》文中研究说明现代主义文学作为香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一直都备受重视与研究,然而仍遗留下许多未被解决的问题。香港本土青年作家崑南、王无邪、李英豪一开始便对现代主义表现出高涨的热情,在《文艺新潮》上大量发表创作,后又创办“现代文学美术协会”,创刊《新思潮》与《好望角》,并通过大量的翻译、介绍和创作不遗余力地进行现代主义文学的宣传与实践,将之作为自己极力追逐和实现的文学之“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三人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从一开始的热情坚定,逐渐变为怀疑退却,甚至最终“背弃”现代主义文学转而走上另外一条与之截然相反的道路,这种现象背后似乎隐含着现代主义文学在香港场域中的“困惑”。因而,本研究以“现代文学美术协会”主要成员崑南、李英豪、王无邪在追逐现代主义文学之“梦”历程中的态度及创作变化为切入点,去探究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困惑”的原因,从而理解香港严肃文学在发展中所遭遇的困境,进而感知其价值所在。本文由七个部分构成:绪论、正文四章、结语以及附录。绪论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述及论文的研究缘起、研究对象及意义,从宏观上明确了研究的切入点和重点所在;其次是对“现代文学美术协会”以及崑南、王无邪、李英豪三人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明确本研究的创新点和价值;最后通过对研究思路的阐述,交代论文的结构由来及原因。第一章详细论述了香港五十年代的文坛状况,重点爬梳《诗朵》和《文艺新潮》的创刊经过,以了解崑南、王无邪、李英豪所追逐的文学之“梦”是如何萌芽、成长的。本章重点述及五十年代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兴起的条件和背景,并通过分析这一时期崑南、王无邪的创作情况感知其二人在逐“梦”的初始阶段对现代主义文学抱有的热情。第二章论述了“现代文学美术协会”与《新思潮》创立的过程。通过探析崑南、王无邪选择“文学”和“美术”两种形式的原因,进而理解“现代文学美术协会”取道现代主义发起“文化再造运动”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意识及二人的文学报负。其次述及为了实现这一文学报负,“现代文学美术协会”所要走的理论路线: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现代主义”的反思。最后通过举例分析此一时期崑南、王无邪发表在《新思潮》和《香港时报·浅水湾》上的作品,从而得出结论:在“现代文学美术协会”成立不久,崑南和王无邪便对文学和自我力量产生了怀疑。第三章经由“现代文学美术协会”的暂停与重组揭示了《好望角》创刊背后崑南文学之“梦”的动摇,并从经济社会背景、文化环境及香港现代主义文学自身的局限性等多个角度探寻了“梦”动摇的原因。另外,对此时加入“现代文学美术协会”的李英豪在现代主义批评上的热情、建树与思想进行论述,以与此时崑南、王无邪的动摇后退形成对比。第四章通过对“现代文学美术协会”解散之后崑南、王无邪、李英豪的创作转变进行论证梳理,明确此阶段其三人文学之“梦”的坠落及表现,并结合三人文学转向上的时间共性,探究六十年代的经济社会背景及个人的反思对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影响。结语对全篇加以总结,从“现代文学美术协会”主要成员崑南、王无邪、李英豪追逐现代主义文学之“梦”历程中的态度变化洞悉严肃文学在香港生存与发展的困境,进而感知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所作的坚持与价值。
孙佳路[4]（2020）在《《看电影》趣味研究》文中认为《看电影》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及大众文化转型时期的产物。它是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期刊业开始市场化进程的过程中,以市场为导向,以趣味为策略,由文学类期刊成功进行变身的通俗娱乐类电影期刊。曾打着“中国影迷第1刊”口号的《看电影》,坚持以电影为灵魂,以受众为中心,以客观体现电影工业现状为己任。同时,在面对网络媒介的强力冲击和大众阅读方式发生改变的情况下,《看电影》能够审时度势,整合媒介资源,多次进行改版,成为21世纪以来发展较为迅速的通俗娱乐类电影期刊之一。它的迅猛发展,一方面体现了营销团队的经营管理能力和战略决策能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其适应大众审美文化变迁的趣味传播。本文以《看电影》为研究对象,在市场经济、文化转型与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对期刊的发展历程、出版形态和文本进行梳理和阐释。并在综合吸收大众传播学、社会学、美学、电影学等学科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看电影》趣味的生成、发展和演变的背景、过程与原因。力图揭示社会和文化转型时期我国大众娱乐期刊的发展策略和大众审美趣味与媒介发展的关系。论文主体分为五章:第一章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电影期刊的发展历程和《看电影》的创刊时机、出版形态、改版状况进行阐述。电影作为第七艺术,其艺术形态,创作手段,表现主题在很大程度上受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的影响。中国电影期刊是伴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而发展的,它既是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记录者,又是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见证者。它一方面展示着电影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也书写着社会的文化变迁。通过对中国电影期刊发展史的爬梳,阐述不同时期中国电影业的发展形态,意趣风尚及电影期刊对不同时期社会文化思潮的助推,为当代电影期刊的研究提供依据。与此同时,引出于20世纪90年代末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成功改版的《看电影》。通过对《看电影》创刊背景及发展历程的梳理,分析其迅速脱颖而出,占领大部分读者市场的原因,以及其如何在信息变革时期、阅读方式发生改变的大环境下,抓住时代特征,进行生存策略的演化。为接下来的趣味研究做好铺垫。第二章分别从静态和动态的视角,讨论《看电影》趣味的生成、演变及与趣味群体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其趣味生成和传播的内在逻辑,进一步考察趣味与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探究其媒介发展的策略。20世纪90年代,传统媒介由大众传播向分众化传播转型。这种改变使得传播媒介与受众之间形成了以趣味为核心的互动模式。因此,对《看电影》趣味的生成研究,要将其还原到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分析促使其趣味生成的外部动力因素和内在传播逻辑。这种动因和逻辑既是现实的,又是空间历史的。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看电影》采取了受众定位策略,锁定自己的目标受众群体,并通过对目标受众群体和趣味群体进行趣味层面的互动,引导和型塑,来建构富有时代性审美风尚的趣味文化。随着媒介传播形态的改变,传统媒介趣味与受众趣味趋向异化。作为媒介和文化商品的《看电影》在时代的变革中,所呈现和传播的趣味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与创新,这亦是一种生存策略的体现。第三章以当代视觉传播和文化消费为视角,以期刊封面为主要研究对象,分别从期刊封面的设计、图片的审美趣味、版式中的电影味三个方面,讨论《看电影》作为文化商品的趣味呈现。在大众文化审美形态由日常生活审美化向审美日常生活化过渡的视觉文化消费时代。对于大众期刊,文字逐渐被图像僭越。“读图时代”到来,期刊的外在符号系统,即期刊的封面、版式设计成为适应视觉消费的主要手段。电影期刊相较于其他类型期刊,有着得天独厚的图片资源。《看电影》的封面从创刊之初就极具视觉冲击力,当然这也成为其快速占领读者市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看电影》封面和版式设计变迁的过程中,既体现了期刊作为文化商品的时尚趣味,又体现出了期刊的定位和审美趣味的变迁。第四章以期刊创刊时的社会文化转型为背景,大众审美形态为前提,以期刊的内在传播符号——栏目为研究对象,探讨《看电影》作为媒介的趣味呈现。分析期刊随电影发展和文化变迁所折射出的媒介趣味。在媒介快速发展时期,被当代传播媒介型塑的趣味群体普遍具有娱乐性、大众性、时尚性的消费特征。通俗娱乐类电影期刊恰好反映出大众的这些趣味特征。因此,将《看电影》放在宏观的、大众的电影信息分类范围中,通过对栏目名称的演变,经典栏目的个案分析,能更好地阐释《看电影》的大众媒介属性。进而探寻《看电影》在报道开放式的电影资讯时所呈现出的基于媒介形态的趣味策略。即它是如何在大众和娱乐的基础之上提炼出高级娱乐,提升媒介价值,以区别于其他同类电影期刊。第五章从趣味文化意蕴的视点出发,并通过对《看电影》正刊经典栏目和增刊《午夜场》的文本分析,阐释其迷影文化旨趣,论述《看电影》迷影场域的打造和对受众迷影文化的导向。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在纪念电影诞生一百周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到因“迷影”的消失将导致电影的衰亡,致使这个诞生于电影艺术萌芽时期的词汇,又重新出现在大众视野。从而引发部分学者对迷影文化的正面讨论,使得在电影发展史叙事中,被忽略的影迷群体再次被关注。在迷影文化史叙述中,电影期刊曾作为早期迷影文化的主要推手之一。电影期刊是迷影文化的体现。因此,《看电影》从文化内涵上说是迷影的。同时,以受众为核心的《看电影》也是中国唯一本以影迷对电影的迷恋程度而进行分众化出版的电影期刊。通过《看电影》正刊中的迷影元素,增刊《午夜场》的迷影导向,共同助推迷影文化。
黄秋硕[5]（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提出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杨安文[6]（2020）在《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已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诗歌历来是文学的重镇。根植于中国博大精深之传统文化的中国当代诗歌,既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也反映了当代诗人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面貌、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当代诗人不断进行着汉语语言自身的试验,不断尝试语言的自我解放和边界突破,展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在语言、文学和文化等领域独特的风貌和价值。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外文学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当代诗歌应该大力展现其独特魅力和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多关注中国古典诗歌,而对中国当代诗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后朦胧”诗歌的海外译介更是关注不够。柏桦被普遍认为是“后朦胧”诗人杰出代表,是国内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本研究以诗人柏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方法,通过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现状及特征作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管窥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译介与接受的总体现状,探究其在海外的传播途径及接受规律,从而提出了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模式、方法与策略。同时,从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视角,采用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方法,以柏桦诗歌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开展诗歌翻译对比研究和诗歌翻译变异研究,从语言学层面分析诗歌翻译的策略运用,探究国内外诗歌译者在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寻求既能保留中国当代诗歌本真和特色、又能为英语世界所接受的翻译策略,并从翻译阐释学的理论视角探析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文本解读与意义建构的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以各种语言出版、发表的柏桦作品译介和相关研究资料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和爬梳。通过对柏桦生平、创作历程、各时期诗学观和诗歌特点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建构国内柏桦形象,并以此作为译介研究背景参照,重点以第一手外文材料为文献基础,全面、系统地梳理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及港台地区的译介、传播和接受状况。研究发现柏桦诗歌海外译介呈现出诸多特点。第一,柏桦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较多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究其原因,除了柏桦自身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国内诗坛的声名与影响因素之外,还与外语专业出身的柏桦所具有的强烈的对外译介和交流意识有关。第二,柏桦早期诗歌在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译介和发表较早,在英语国家则稍晚。这与当时旅居欧洲国家的知名诗人北岛和张枣的大力引荐密切相关,尤其是北岛及其主导的海外文学杂志《今天》及“今天”基金会,对推动包括柏桦在内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柏桦诗歌译介涉及的译者人数较多,但专注于柏桦诗歌翻译且与其配合默契的译者很少。柏桦目前在海外发表或出版的译诗反响平平,没有带来犹如原诗给国内读者带来的冲击和感受,这至少应当部分归结为翻译问题。笔者认为,许多译诗没能体现柏桦诗歌中独特的声音和气质,没有彰显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第四,从翻译主体来看,柏桦诗歌翻译大部分是由外国汉学家译者或诗人译者独立完成,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很少。然而,外国译者独立翻译完成的译本或多或少反映出译者对原诗的理解存在障碍。就汉语诗歌翻译而言,以译入语为母语的外国译者原本就不多,要想寻得一位中文语言能力强、翻译技艺高超同时还能配合默契的理想译者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即使外国译者值得依靠,中国当代诗歌的对外译介也不能完全指望他们,国内译者必须承担其应有的责任。笔者并不赞同由国内译者单独翻译,但认为基于彼此信任、理解和良性沟通的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是理想的翻译模式。第五,柏桦诗歌对外译介在网络媒介的利用方面还远远不够。这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当代诗人对外译介存在的问题。在网络信息时代,中国当代诗歌要想更好地为海外读者所了解和接受,就必须努力克服外语障碍,利用好网络媒介与外国读者和诗人加强直接的互动交流。其次,本研究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接受状况进行了考察分析。研究发现,就翻译文本的选择来看,外国译者选择翻译的诗歌文本与柏桦推荐翻译的诗歌文本之间存在不小差异,这既反映了外国读者（译者）独立的审美判断,也反映出他们异国的、独特的审美趣味。因此,就对外译介的角度来说,译者（或编者）在做翻译选本的时候,不能完全站在自身的审美角度,还要适度考虑外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此外,从海外学者对柏桦诗歌的研究现状来看,他们的研究普遍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关注诗歌所反映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总体呈现出意识形态解读的倾向,体现出外国读者典型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他者”想象。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社会接受的过程中,遭遇意识形态偏见不可避免,我们需要以更加优秀的诗歌文本来予以消解。然而,外国读者对“古典”和“异国”的偏好却值得我们重视,这正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的世界诗歌不能丢失的所谓“民族性”或“本土性”的体现,反映了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也注重文本细读,强调诗歌研究必须深入诗歌文本,不能重“语境”轻文本,不能忽视诗歌本体（诗歌的语言、内容、形式、音韵等）的研究。再次,本研究以柏桦诗歌英译为例开展了多译本对比研究、翻译变异研究以及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研究,并从阐释学理论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建构的意义。研究发现,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明显,对原文的理解各有不同,对原诗的形式、内容、情感、节奏和意境的传递各有高下。中国译者对原诗文本的理解、音乐性的感知与转换表现出明显优势,外国译者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结构的有效转换上具有优势。但在笔者看来,真正实现了诗意的有效转换,传递了原诗丰富的艺术内涵和诗人独特而丰满的思想情感的译文则仅来自少数具有“创造性”特质的翻译,如霍布恩的译文。笔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视角分析了霍布恩译本在中西文学传统和思维方式上体现出的文化过滤以及文化误读、误译,强调要正确认识诗歌翻译中的“变异”现象。笔者认为,恰恰是译本的“变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造就了译入语读者能够接受的译文,让原作在异国文学中获得新生。此外,笔者还从阐释学理论的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构建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诗人、译者、评论者和读者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诗歌翻译,留给译者创造性阐释和语言转换的充足空间。最后,本研究运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理论分析了柏桦诗歌近期在海外译介和接受状况不如早期的原因。笔者认为,柏桦停止写诗15年以及其复出后大量创作和发表诗歌对其海外象征资本的积累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诗人们要想在海外诗歌场域获得有利占位、得到较多认可,就必须有效积累象征资本。一方面,诗人的文学生产活动不能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或迎合大众口味,应以“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追求为目标,诗歌产品当以高质量为第一要素,少而精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会更有利于象征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诗人们应积极、主动且持续地开展对外诗歌交流,包括参与中外诗人互译项目,参加各类国际诗歌节和诗歌探讨会,与海外汉学家、诗人以及诗歌译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政府文化机构、出版机构以及高校院所则应该为当代诗人、诗歌译者和学者的海外交流和翻译实践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提供经费资助,推动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的良性发展。本研究首次对柏桦诗歌在国内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系统、全面、完整的梳理和分析。通过本研究,笔者希望将柏桦这位极具代表性也颇具独特个性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艺术贡献,诗学探索与创新,及其作品丰富的诗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较为立体、完整地呈现在中外读者面前。同时,透过柏桦海外译介研究这一个案,笔者力求管中窥豹,力图为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方法。本研究寄望于促进中国当代诗歌与世界的交流与对话,增进海外文学界、诗歌界、汉学界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了解,提升当代诗歌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新时代中国当代诗歌更好地走向世界,并借以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建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张露[7]（2019）在《现实关怀与自由立场 ——徐訏文学编辑出版事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代报刊业兴起之后,知识分子具有了多重身份,编辑与作家不再是毫无联系的职业,有些文人甚至集二重身份于一身,这种现象在近现代文学史上十分常见。不同文化身份不仅为不同领域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同时,多重身份的融合与映照,也有利于全面审视他们的文学思想、编辑理念以及精神思想的变迁。本文从编辑角度梳理徐訏办刊与出版活动,探究其编辑理念与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在编辑活动与文学创作的互动中,考察徐訏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和思想嬗变过程。徐訏虽曾师从林语堂并协助其编辑《论语》和《人间世》,但当他创办第一个刊物《天地人》时,却一改《人间世》的“闲适”格调,将社会现实与救亡作为刊物的着眼点。自《天地人》始,徐訏确立了现实主义办刊理念,这与其早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有关。徐訏不仅关注现实,关注战争,而且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国民政府。批判性的增强,令徐訏办刊风格具有了浓重的现实意味。虽然《读物》《人世间》与《作风》等刊物将文化启蒙作为主题,但刊物内容都以抗战为背景,且其目的也是为抗战服务的。在徐訏看来,救亡并未中断启蒙,从个人自由与民族独立角度来说,启蒙也应是救亡的一部分。此时,徐訏的办刊理念与思想也发生了变化,自由主义思想开始萌芽,个人自由与社会现实开始成为他办刊的聚焦点。徐訏创办夜窗书屋时,由于“三思楼月书”计划需要,其对旧作的改写势在必行。改写或续写后的作品与之前的版本相比,故事情节基本未变,只是在原有情节基础上进行删减或增添,但改作中明显的变化就是对现实的怀疑以及自由意识的增强。徐訏为摆脱多方政治势力的干扰,以“幽默”为挡箭牌,摆出一副“中立”态度。尽管其欲与政治隔绝,但他关注现实的姿态仍未改变。虽不像上海时期那样强烈,但也表现出关注社会底层的倾向,并与其同时期文学主张和审美取向趋同。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徐訏一改前期隐忍的态度,自由主义完全占据其思想内核,对国际局势以及大陆和港台的政治生态进行批评或批判,成为其办刊与文学创作的重心,他对自由的理解与感悟,已由个人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干预现实的姿态也愈加明显。本文从编辑角度将徐訏办刊理念与思想发展脉络呈现出来,在时代与环境的变化中,考察徐訏思想以及精神的发展变化轨迹,探究以徐訏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时代与政治浪潮中的思想变化,从而浓缩出一类知识分子的时代缩影。徐訏所办刊物的主张、办刊理念与其创作风格和思想存在一致性,因此,通过研究其编辑事业,可以将他的编辑活动、文学创作以及思想嬗变历程结合起来。尽管前人业已提及现实主义在徐訏创作以及思想中的重要性,但大家却依旧认为徐訏是浪漫主义作家,并将浪漫主义作为其创作风格和思想倾向的代名词。本文从编辑与文学互动的角度发现,现实主义不仅在徐訏思想以及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且贯穿于其文学创作和编辑活动的始终。可以说,现实主义是徐訏创作风格的基础,他的目光始终是直面现实的,他干预现实的姿态和力度,是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法与之相比的。在现实与政治的矛盾冲突中,如何处理现实与理想的关系,则成了徐訏需要面对的问题。当现实无法满足其理想需要时,在现实的困境中,徐訏也会寻找新的思想出路,而自由主义则成了其苦痛困境中的一剂良药。徐訏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在其编辑活动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徐訏一直关注现实,但又无法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冲突,现实、政治以及自由等思想交织在一起。从编辑角度入手,将徐訏的编辑思想、文学主张以及思想变化呈现出来,在对“现实主义”、“雅俗观念”以及自由主义的探究与辩证中,呈示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嬗变过程和心路历程。
郑志刚[8]（2019）在《汉魏大墓石牌文字研究》文中提出形象地说,汉魏皇室大墓出土的刻铭石牌,堪称汉、晋墓葬制度演进过程中的一枚“喉结”。这种迄今仅见于安阳高陵和洛阳西朱村曹魏墓,负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具有重要文献、文物、科技、工艺及艺术价值的考古新材料,随着官方发掘报告的陆续披露与学界研究力度的逐日加大,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以所能掌握的两墓共150余枚石牌的图文资料为研究对象,结合历史文献与既有研究成果,就其形制、类别、功用、源流、字体、镌刻、书写风格、书史地位、文物价值、鉴定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多向度钩探。石牌考释与分类研究部分。对百余枚石牌的文字内容进行了逐一考释。在此基础上,依多种标准、视角对其作了分类对比。石牌从内容上主要分器用类、衣衾类、食物类和丧仪类等,其中器用类数量最多,且两墓石牌所载葬品时见相同或近似。经过分类还发现,安阳高陵有14枚六边形石牌,存在被凿改、补刻文字内容的现象。这或许正是该墓存在二次葬、石牌分先后两批刻制的有力证据。石牌的字体及书法风格部分。先是从文字学的视角,对两墓石牌文字中所存在的通用字、异体字、同形字、古今字等现象,进行了探讨;然后,对两墓石牌文字的字体及书法风格,进行了逐次析评,并作了分类观察。结果显示:安阳高陵石牌刻文可分为汉隶（八分）、新隶体、早期行书、早期楷书以及新隶体、早期行书和早期楷书“杂糅”体共五种字体,毕呈了汉魏时期隶、楷之变的丰富样态。而西朱村曹魏墓的石牌字体则相对单一,仅有汉隶（八分）和新隶体两种。比较来看,两墓均以汉隶（八分）类石牌数量为最,这与该字体在当时所独具的“典重”性能有关。在分析石牌文字书、刻状况的过程中,另从细微处发现数种别具价值的“个案”。譬如:两墓“自副”类石牌数量及“副”字写法的反差现象,安阳高陵石牌“幅”字刊凿体书风的沿递现象以及安阳高陵石牌“莱”字“反书”现象等,都透露出两座大墓在随葬品设置、组合以及书风与时序等方面的某些规律性消息。最后,在与汉晋之间的传世碑刻（《熹平石经》《正始石经》等）及近年来新发现的刻石文字材料（《晋城石门关摩崖》《曹魏南部君砖志》等）展开对比的基础上,定位石牌文字的字体及书风坐标。指出作为石牌主流字体的碑刻“八分”,尽管具有官方典重意义,在艺术上却深陷于刻板雷同、装饰造作的泥淖,而石牌上不衫不履、看似边缘的“杂糅”体,却因为代表着隶楷之变的大趋势,反倒透发出掩蔽不住的蓬勃与生机。并以“五尺漆薄机一食单一”为个案,认为石牌文字具有“承汉魏碑刻隶书‘八分体’之衰”和“启‘隶楷行间杂’的新字体之序”的书法史地位。石牌的文物源流部分。刻铭石牌于安阳高陵发掘之前素未见,在西朱村曹魏墓发掘之后当还有。这种石牌行世时间不会太长,或始自东汉末、曹魏初的安阳高陵,专供曹魏皇室级贵族大墓使用。通过分析自战国至唐代的相关实物演变链条,指出刻铭石牌的根本性质,是糅合了“物疏清单”“葬品标识”“冥界凭证”“身份标签”等诸种功能为一体的考古新材料。其在形制上主要吸收了东汉墨书签牌（木楬）元素,最终以“易竹木为青石、变墨书为刻文”的创新方式,成为汉末、曹魏皇室大墓中开先河式的独特存在。石牌的文物价值及鉴定部分。首先,指出刻铭石牌是曹魏丧葬制度（简称“魏制”）中最具“点睛”意义的新见元素。其在录载汉魏皇室丧葬史实、还原汉魏工艺装饰技术详情、展示汉魏文字字体演变轨迹及书法艺术风格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其次,具体到鉴定方法,主要可分传统鉴定法和现代科技鉴定法,两者各有优长。前者重经验积累与类比分析,后者则依靠碳十四测年法等严谨理性的技术与数据。经过对石牌历史演变链条的梳理,以及对其铭文用语习惯、所述物品名称、字体及书风的时代特征等方面的全悉考察,已足证其真。同时,负载着鉴定结果的石牌,反过来亦将成为鉴定其他相关文物值得信赖的证物之一。
兰顺[9]（2019）在《保护作品完整权审判标准研究 ——以我国司法实践为主线》文中研究表明保护作品完整权作为着作权人的一项精神权利起源于文艺复兴,形成于大陆法系,定型于《伯尔尼公约》,并规定在各国法律体系中。作品完整权在我国着作权法第一款第四项中的规定笼统、缺乏裁判指引,《着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中也只是将作品完整权与修改权进行取舍的相加,依然没有界定“歪曲、篡改”的含义。1笔者通过查阅、分析、总结近五年来我国涉及对作品完整权审判的近300份案例和相关学术文献,发现学界对于作品完整权的内涵、外延众说纷纭,而司法实践中对此的裁判亦莫衷一是,其主要焦点聚集在对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权认定上,即以何种标准来界定“歪曲、篡改”的含义从而裁判侵权与否。本文会在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对不同审判标准进行具体的分析、论证、取舍,从而肯定“违背原意标准”的合理性,进而对这一标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提供具体意见,包括法官对原意的区分判断、“违背原意标准”在“作者逝世”等特殊案例中的适用等。本文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是从理论上重点论述作品完整权审判的理论基础。学界对于作品完整权性质的不同认识直接导致对于作品完整权侵权认定的依据在司法实践中有所差异。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功能也决定了采取何种审判标准更能发挥其对于我国文化、经济的促进作用。该部分既是理论的探讨,也是后章节对“违背原意标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意见的依据。该章节在理论上重点解决“作品完整权的性质、功能和在不同国家的法律确认是什么”的问题。第二章是从实践中界定我国关于作品完整权的不同审判标准。该部分的论述既是本文开题的依据,也是结合第一章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国司法实践中关于作品完整权审判的标准混乱,既包括三大主流标准,也有我国法院的创新。该章节是本文的基础章节,重点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究竟有哪些关于作品完整权审判标准”的问题。第三章是在第二章清晰界定我国法院的各个审判标准的前提下,对不同审判标准进行扬弃。其中包括对“绝对主观标准”和“歪曲、篡改标准”的否定,对“有损声誉标准”的质疑,以及对我国把“违背原意标准”和“有损声誉标准”相结合的尝试的合理怀疑,最后肯定了“违背原意标准”。该章节是本文的核心,重点解决“我国为什么要适用‘违背原意标准’裁判作品完整权”的问题。第四章是在第三章肯定“违背原意标准”的基础上,对这一标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所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释明和解答。第一节首先阐明了“违背原意标准”的内涵,这是针对我国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即便采取“违背原意标准”但对其理解偏差较大的现状提出。第二节是对“违背原意标准”的补足与细化,一方面是对学界关于“违背原意标准”的认识提出自己的见解,另一方面是从司法实践中来限制采取“违背原意标准”下作者的权利。本节的主要观点包括侵犯作者的作品完整权无须公众对作者的作品产生误解与混淆,法官在审查作者举证的“原意”时应采用“非严格”的形式,以及在判断被告行为是否违背作者本意时可以适用区分原则等。第三节是适用“违背原意标准”来指导三类特殊案例,从而进一步对“违背原意标准”在我国具体案例中的适用提出意见。该章节是本文的创新章节,重点解决“我国该如何适用‘违背原意标准’裁判作品完整权”的问题。本文紧扣作品完整权的审判标准进行研究,牢牢的以我国的司法实践作为主线,从理论到实际,从总体到局部,从外国到本国进行层层论证,肯定“违背原意标准”在我国司法实践的适用,以期对我国关于作品完整权的审判有所裨益。
唐国昌[10]（2019）在《元代司法中经学适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汉后,经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及思想价值的主体,往往因时代而异,其的影响及于包括司法在内社会的方方面面。整体而言,经学在宋元之际虽历经空前严峻的考验,却能浴火重生,而得以重新复兴,且并未偏离原有的发展主线,与宋、金等经学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以现在的眼光审视,经学在宋、明之间的延续性大于中断性。这在司法实践中有着较为清晰而具体的体现。元代司法实践中对经学适用的实质是对经学官方正统地位的承认与巩固,经学也借助权力的威势渗透到司法之中,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使得元代司法仍然是以经学为载体的传统中国的法律思想价值为指导进行的;“反汉化”的政治势力贯穿于有元一代,却并未能动摇经学在司法中的地位。这从侧面反映着以经学为核心的汉文明的巨大包容性和生命力,也反映着历史发展趋势的不可逆性。具体言之,有元一代,司法中一般并不直接适用经学内容原文,而是间接地引用经学思想原则、精神,或者通过具体的案例引入唐、宋、金等前朝已被高度经义化的法典中的相关条文,通过先例将相关经学内容或义理、经义化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先例,在后案中直接引用该先例,而不再引用前朝的法律条文或经文（有时也可在司法裁决中直接引用）。经学在元代司法中,不仅作为立法及司法的逻辑起点、法理基础、推理依据和价值支撑,而且在裁判具体司法案例、创造先例、统一法律体系时具有重要的“宪法”性作用。其本身虽不是法律规定,却具有社会一致公认的、至高的法律效力,影响着整个司法适用的过程,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规范性和政策性功能,即“提供原则性指引或裁判功能”、“扩充语义射程功能”、“解释功能”、“纠正失范的法律规则功能”、“政策性功能”5大功能。从经学在司法中的适用来看,元代经学与唐、宋等前朝一脉相承的,尤其以南宋以来的经学（理学为其表现形式）影响为深。在元代没有制定统一成文法典的情况下,又在此大背景下建立起迥乎前代、异于近代西方的独具特色的判例法体系,经学内容或原则客观上成为了法律适用的基本依据。元代继承了唐宋以来的“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等经学法治思想并有所发展,中国传统儒家经学伦理道德由此便深深植根于元代司法中,即经学深深影响着从受理、审判,到裁决、量刑等整个司法过程,具体司法适用类型包括“作为前提假设”、“构造法律事实”、“作为裁判规范依据”、“法律论证的起点”、“权衡量刑”5种。总体而言,经学对元代司法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这表现为司法机关及其司法官员对具体案件裁决的说理事由须符合经学所确立的伦理道德、并要受到伦理道德实质性评价和约束。同时,介于案件事实和判决结果之间的整个逻辑推理过程,也必须以经学的内容、思想或原则作为依据;再者,要求裁决结果并不仅仅是针对具体案件当事人,更在于以此教化民众弃恶从善、弃旧从新,发明民众仁义礼智信美好品行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另外,在裁判具体司法案件没有“先例”或法律依据时,便要借助经学之力填补该漏洞;最后,在涉及宗教、民族因素等领域,经学的巨大包容性在此时便发挥了效用,有助元代司法体系的有机统一。然而,因在“唐宋变革”以后,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元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在司法领域中对经学（理学）进行极度强化和形式化,使得经学难以适应新时期司法发展的需要,同时某些经学内容或思想的原则性指导造成了司法秩序的混乱,如:“矜老”与“恤幼”的对立、“好生之德”与“伦理纲常”的冲突、“赦”与公平正义法律秩序的冲突、“复仇”与“禁止复仇”的冲突等问题的产生;再加上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经学被视为实现特定统治目标的工具,并在理学化之后,其价值便更加被漠视,变得僵化而缺乏活力。从以上经学在元代司法中的适用来看,经学因具有博大精深且统一思想、伦理道德、价值等体系,再加上其强大的包容性和生命力,可以为之提供明确而统一、并能很容易被官民共同认可和接受的思想价值基础,便顺应了元代司法机关及其司法官员在司法实践中的需要。元代继承了前朝一以贯之的“经义决狱”的精神,“附会汉法”,“酌古准今”以求“情理法相协”为经学在司法中发挥作用的核心指导原则,构建起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非成文法下的判例法体系。在司法中,经学具有衡量定罪量刑限度、统一和稳定法律秩序、明刑弼教、教化百姓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因被形式化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二、《广西蔗糖》2001年第1～4期(总第22～25期)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西蔗糖》2001年第1～4期(总第22～25期)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新型网络倒卖车票犯罪问题认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1 引言 |
| 2 倒卖车票罪在网络时代的适用困境 |
| 2.1 理论上的困境 |
| 2.1.1 倒卖车票罪的历史沿革和《刑法》规定的缺陷 |
| 2.1.2 相关司法解释的表述也有瑕疵 |
| 2.2 司法实践中的困境 |
| 2.2.1 对票面数额、非法获利数额的认定有困难 |
| 2.2.2 对证据的收集和固定有困难 |
| 3 新型网络倒卖车票行为的基本特征 |
| 3.1 新型网络倒卖车票行为概述 |
| 3.1.1 新型网络倒卖车票行为的定义 |
| 3.1.2 新型网络倒卖车票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 |
| 3.2 新型网络倒卖车票行为的特点 |
| 3.2.1 新的社会背景和实施场域 |
| 3.2.2 被倒卖车票的新样态和新方式 |
| 3.2.3 认定“倒卖”行为的新标准 |
| 4 新型网络倒卖车票行为的法律性质 |
| 4.1 网络时代倒卖车票罪存废的分歧 |
| 4.1.1 倒卖车票罪在网络时代应当废除 |
| 4.1.2 倒卖车票罪在网络时代应当存续并进行完善 |
| 4.2 新型网络倒卖车票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 |
| 4.2.1 客观违法阶层 |
| 4.2.2 主观责任阶层 |
| 4.2.3 侵害的新法益 |
| 5 新型网络倒卖车票犯罪行为疑难问题的认定 |
| 5.1 定罪过程中的疑难问题 |
| 5.1.1 对“代购”和“倒卖”行为的区别 |
| 5.1.2 关于罪名的辨析与确定 |
| 5.2 量刑过程中的疑难问题 |
| 5.2.1 法定的量刑情节--罪数 |
| 5.2.2 酌定的量刑情节--犯罪的时间和地点 |
| 6 新型网络倒卖车票犯罪行为防治的完善建议 |
| 6.1 完善倒卖车票罪的法律体系 |
| 6.1.1 充分考虑刑法的谦抑性 |
| 6.1.2 完善新型网络倒卖车票法律规定的具体建议 |
| 6.2 综合预防和治理 |
| 6.2.1 事前预防要充分而有效 |
| 6.2.2 事后打击要全面而精准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越南阮朝童蒙教育及其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依据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概念界定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传统科举制度下的儒家童蒙教育(1802-1884) |
| 第一节 阮朝前期的文教政策 |
| 一、崇儒尚学,重教开科 |
| 二、颁赐书籍,教化民众 |
| 第二节 官学机构与贵族童蒙教育 |
| 一、中央官学与皇贵子弟启蒙教化 |
| 二、地方官学与童蒙进阶 |
| 第三节 学塾与基层童蒙教育 |
| 一、乡学 |
| 二、族塾 |
| 三、家塾 |
| 第四节 童蒙学习内容与方式 |
| 一、童蒙学习的内容 |
| 二、读书方式及顺序 |
| 三、入学仪式与教学方式 |
| 第二章 殖民统治下科举制度的变革与童蒙教育的过渡(1885-1919) |
| 第一节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教育格局 |
| 一、南圻科举制度的废除与法越新式基础学校的发展 |
| 二、法越基础学校在三圻的推广及新学运动的开展 |
| 第二节 科举改良下的童蒙教育(1906-1917) |
| 一、科举改良与三级学制 |
| 二、三级学制中的“幼学” |
| 三、传统童蒙教育向法越小学体系的转变 |
| 第三章 殖民统治下童蒙教育的体系化(1917-1945) |
| 第一节 第二次教育改革与法越小学堂(1917-1924) |
| 一、法越小学堂的组织及其运行 |
| 二、教师及小学堂管理 |
| 三、小学堂教学内容及方式 |
| 第二节 第三次教育改革与村社初学的深化(1924-1930) |
| 一、马林(Merlin)与“初学要略”学校 |
| 二、瓦雷纳(Varenne)与“本地”教育政策 |
| 第三节 初等教育的体制化(1930-1945) |
| 一、顺化朝廷重新接管初等教育 |
| 二、经济衰退与初等教育的集权化 |
| 第四章 阮朝童蒙教育的影响及其现代启示 |
| 第一节 传统儒家童蒙教育的特点及其影响 |
| 一、传统儒家德育蒙养的积极作用 |
| 二、传统儒家童蒙教育的局限性 |
| 第二节 法越殖民教育下童蒙教育的利弊与得失 |
| 一、殖民强塑蒙养的蒙昧本质 |
| 二、殖民统治下童蒙教育的可取之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困惑”（1955-1970） ——以崑南、王无邪、李英豪的逐“梦”历程为视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研究对象及意义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对象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梦”的萌芽与成长—历史语境 |
| 第一节 萌芽:《诗朵》与五十年代香港文坛 |
| 第二节 成长:《文艺新潮》的试炼 |
| 第三节 热情的火花:崑南与王无邪的现代主义创作 |
| 一、崑南:梦想“不减价” |
| 二、王无邪:“火焰”的力量 |
| 第二章 “梦”的成形:“现代文学美术协会”与《新思潮》的创立 |
| 第一节 如何成形—背景溯源 |
| 一、“文学”与“美术”思路之由来 |
| 二、“文化再造”背后—“梦”的政治意识 |
| 第二节 成形路线:反思“五四”与“现代” |
| 第三节 成形之后—“梦”动摇的预兆 |
| 一、对文学与自我力量的怀疑 |
| 二、《香港时报·浅水湾》上的拉锯 |
| 第三章 “梦”的动摇:“现代文学美术协会”的暂停与重组 |
| 第一节 《好望角》创刊的背后 |
| 一、“梦”的隐喻及其表现 |
| 二、“梦”动摇的原因:多向度 |
| 第二节 批评家李英豪的热情与建树 |
| 第四章 “梦”的坠落:“现代文学美术协会”解散及以后 |
| 第一节 “梦”坠落的表现 |
| 一、崑南:向“流行文化”与“通俗文学”的转向 |
| 二、李英豪:寄情生活与传统 |
| 三、王无邪:弃诗文而从画 |
| 第二节 “梦”坠落的原因 |
| 一、经济与社会对文学的影响 |
| 二、关于现代主义“实用”价值的个人之思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1: 崑南发表作品情况统计 |
| 附录2: 王无邪发表作品情况统计 |
| 参考文献 |
| 谢辞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看电影》趣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机缘及其价值 |
| 二、研究基础 |
| (一)关于趣味 |
| (二)关于媒介趣味 |
| (三)关于电影趣味 |
| 三、关于《看电影》的趣味研究 |
| 四、关于《看电影》的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 (一)关于电影期刊的研究 |
| (二)关于《看电影》的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电影期刊与《看电影》 |
| 第一节 当期刊遇上电影:中国电影期刊概说 |
| 一、中国电影期刊的诞生:1920——1930年代 |
| 二、中国电影期刊的曲折成长:1940年代 |
| 三、新中国电影期刊的复兴:1950——1980年代 |
| 四、新时期电影期刊的革新:1990年以来 |
| 第二节 《看电影》的前世今生 |
| 一、历史的时代机遇:创刊背景 |
| 二、电影的二维书写:《看电影》的发展历程 |
| 第二章 内外交互的趣味共振与嬗变 |
| 第一节 浸入趣味的光影空间 |
| 一、《看电影》的趣味之源 |
| 二、《看电影》的趣味生成 |
| 第二节 “使用与满足”理论中的趣味互动 |
| 一、电影期刊与受众的审美互动 |
| 二、《看电影》与受众的趣味共振 |
| 第三节 大众审美视野中的趣味流变与创新 |
| 一、趣味的流变 |
| 二、趣味的创新 |
| 第三章 视觉消费视域下的商品趣味 |
| 第一节 《看电影》封面的商品视觉呈现 |
| 一、封面商品属性的视觉传播 |
| 二、《看电影》封面的视觉表征 |
| 三、《看电影》封面的消费符号象征性 |
| 第二节 《看电影》封面图片的审美趣味 |
| 一、封面图片的时尚趣味 |
| 二、封面图片的电影趣味 |
| 第三节 《看电影》版设中的趣味带入 |
| 一、“看”出来的电影即视感 |
| 二、富于情绪的色彩变迁 |
| 第四章 大众传播语境下的媒介趣味 |
| 第一节 基于大众传播的栏目构建 |
| 一、《看电影》的栏目概况 |
| 二、经典栏目的审美倾向 |
| 第二节 基于媒介形态的趣味表达 |
| 一、以前沿资讯凸显大众趣味 |
| 二、以多元风格打造娱乐趣味 |
| 三、以独家报道提升媒介价值 |
| 第五章 当代审美文化形态下的“迷影”趣味 |
| 第一节 区隔与导向的迷影文化 |
| 一、区隔:“影迷”——“大众”——“迷影”的定位 |
| 二、导向:助推迷影文化 |
| 第二节 打造“迷影”旨趣——《看电影·午夜场》 |
| 一、策划纸上“白日梦” |
| 二、精英式的品味表达 |
| 三、表现“迷”认知的年度总结 |
| 结论 |
| 引用和参考文献 |
| 附录1 《看电影》出版形态进化表(1999—2019) |
| 附录2 《看电影》栏目进化表(1999—2019) |
| 附录3 《看电影》封面影片与内地总票房汇总列表(2000—2019)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中外学者关于美国早期汉学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
| 1.美国“早期汉学”起始于何时？ |
| 2.美国“早期汉学”结束于何时？ |
| 3.美国“传教士汉学”何时向“专业汉学”过渡? |
| 4.笔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史分期之思考 |
| 二、当代中外学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家成就的总体评价 |
| 三、当代中外学者对丁韪良汉学研究的总体论述与评价 |
| 四、国内学者关于丁韪良其他方面问题的讨论 |
| 五、国外与丁韪良有关研究成果综述 |
| 第二节 本论文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学术创新 |
|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 |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丁韪良来华前后的美国汉学界 |
| 第一节 裨治文与美国汉学之起源 |
| 一、裨治文来华前的中美关系与来华美国人 |
| 二、裨治文来华与创办《中国丛报》 |
| 1.裨治文来华与初期的汉语研习环境 |
| 2.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最初目的 |
| 3. 《中国丛报》由宗教性向世俗性转变 |
| 4.裨治文与美部会的分歧 |
| 三、裨治文的主要着述 |
| 四、裨治文创办学会与教育机构 |
| 1.裨治文等创立美国东方学会 |
| 2.裨治文创立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 |
| 3.裨治文创办其他学会 |
| 第二节 卫三畏来华经历与汉学研究 |
| 一、卫三畏汉学研究之历程 |
| 1.第一阶段:以传教身份研究汉学 |
| 2.第二阶段:以外交官身份研究汉学 |
| 3.第三阶段:以学者身份研究汉学 |
| 二、卫三畏汉学研究成就与特点分析 |
| 三、卫三畏与马礼逊、裨治文、丁韪良之关系 |
| 第三节 丁韪良来华前后美国汉学之演绎趋势 |
| 一、美国早期汉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
| 二、早期美国汉学家“中国观”类型之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丁韪良宣教经历与汉学研习 |
| 第一节 丁韪良来华与汉学初步研习 |
| 一、丁韪良来华前的教育背景 |
| 二、丁韪良初到广州、福州的社会观察力 |
| 三、丁韪良宁波研习汉语三步骤 |
| 四、丁韪良发明宁波话拼音 |
| 第二节 丁韪良宣教作品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天道溯原》 |
| 1.写作缘由、内容与材料来源 |
| 2.《天道溯原》与附儒之传教策略 |
| 3.《天道溯原》之影响 |
| 二、丁韪良的其他中文宣教作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家与汉学研究之转型 |
| 第一节 丁韪良的教育改革实践 |
| 一、同文馆总教习 |
| 二、赴欧美考察与汉学交流 |
| 三、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 |
| 四、湖广仕学院总教习 |
| 五、中文教科书编译与与汉学研究 |
| 第二节 中文期刊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 |
| 1. 《中西闻见录》办刊宗旨与主要撰稿人 |
| 2.丁韪良作品分析 |
| 二、丁韪良与《新学月报》 |
| 1. 《新学月报》创办原因与主要内容 |
| 2.《新学月报》与汉学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丁韪良与汉学研究机构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初创 |
| 一、创设北京东方学会之目的与经过 |
| 二、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早期会员之关系 |
| 三、早期《北京东方学会会刊》之特点 |
| 第二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发展 |
| 一、丁韪良对北京东方学会的持续影响 |
| 二、1886—1898 年会刊中的丁韪良作品 |
| 三、北京东方学会学术争议与丁韪良之态度 |
| 四、北京东方学会之局限性 |
| 第三节 丁韪良与其他研究机构 |
| 一、丁韪良与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 |
| 二、丁韪良与《教务杂志》 |
| 三、丁韪良与美国东方学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丁韪良中外比较视野下对儒释道之新解 |
| 第一节 比较宗教视野与儒教之认知 |
| 一、关于性善性恶论问题 |
| 二、关于伦理与道德问题 |
| 三、其他方面问题 |
| 第二节 中西哲学比较与儒学之解读 |
| 一、孔子与西方圣哲之比较 |
| 二、“最典型的哲学时代” |
| 第三节 比较视野与佛道之新解 |
| 一、丁韪良与佛教研究 |
| 1.丁韪良研究佛教之学术背景 |
| 2.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成员对佛教的研讨 |
| 二、丁韪良与道教研究 |
| 1.比较视野中的老子 |
| 2.从“科学史”角度论道教之贡献 |
| 三、丁韪良论“三教”之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丁韪良论中国历史 |
| 第一节 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动因与方法 |
| 一、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个出发点 |
| 二、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与方法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古代史 |
| 一、丁韪良论中国历史分期 |
| 二、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 |
| 三、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
| 四、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技 |
| 五、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
| 第三节 丁韪良论中国近代史 |
| 一、裨治文、卫三畏与丁韪良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缘起 |
| 二、丁韪良论中国近代五次战争 |
| 三、关于太平天国 |
| 四、关于晚清改革 |
| 五、丁韪良之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丁韪良与中国文学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中国诗歌 |
| 一、丁韪良欧美诗歌之修养 |
| 二、丁韪良重视中国诗歌之缘由 |
| 三、丁韪良对中国古代诗歌之推崇 |
| 1.丁韪良翻译中国诗歌的大体过程 |
| 2.丁韪良对中国诗歌的译介与评论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寓言与民间传说 |
| 一、关于中国寓言 |
| 二、关于民间传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丁韪良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及其影响 |
| 附录1 .丁韪良中文教科书编译述略 |
| 附录2 .丁韪良《中西闻见录》署名文章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6）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1.5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2章 柏桦诗歌创作及国内研究 |
| 2.1 柏桦生平 |
| 2.2 柏桦诗歌创作 |
| 2.2.1 诗歌创作概况 |
| 2.2.2 诗歌创作“表达”期 |
| 2.2.3 诗歌创作“往事”期 |
| 2.2.4 诗歌创作“逸乐”期 |
| 2.3 柏桦诗歌国内研究综述 |
| 2.3.1 柏桦早期作品研究 |
| 2.3.2 柏桦近期作品研究 |
| 2.4 柏桦作品在港台 |
| 2.4.1 香港 |
| 2.4.2 台湾 |
| 第3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 |
| 3.1 译介概况 |
| 3.1.1 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
| 3.1.2 在非英语世界的译介 |
| 3.2 译介主体 |
| 3.2.1 译者背景 |
| 3.2.2 译者类型 |
| 3.2.3 翻译模式 |
| 3.3 文本选择 |
| 3.3.1 文本选择概况 |
| 3.3.2 文本选择的缘由探析 |
| 3.4 传播媒介 |
| 3.4.1 出版机构 |
| 3.4.2 网络媒介 |
| 3.5 社会文化语境 |
| 3.5.1 早期:1988-2007 |
| 3.5.2 近期:2008年至今 |
| 第4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接受 |
| 4.1 在英语世界的接受 |
| 4.1.1 接受概况 |
| 4.1.2 以菲奥娜为中心 |
| 4.1.3 以戴迈河为中心 |
| 4.2 在非英语世界的接受 |
| 4.2.1 在法国的接受 |
| 4.2.2 在德国的接受 |
| 4.2.3 在其他国家的接受 |
| 4.3 中外不同视域下的柏桦研究 |
| 4.3.1 访谈对比分析 |
| 4.3.2 研究内容差异 |
| 4.4 不同语境下的柏桦评价 |
| 4.4.1 中国大陆评价 |
| 4.4.2 中国港台评价 |
| 4.4.3 海外评价 |
| 第5章 柏桦诗歌翻译研究 |
| 5.1 多译本对比分析:以英译本为例 |
| 5.1.1 文本概述 |
| 5.1.2 文本形式分析 |
| 5.1.3 译本对比分析 |
| 5.1.4 译者风格评析 |
| 5.2 柏桦诗歌翻译中的变异:以霍布恩英译为例 |
| 5.2.1 变异研究理论基础 |
| 5.2.2 译者背景及其翻译实践 |
| 5.2.3 霍布恩英译中的变异 |
| 5.3 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案例述评 |
| 5.3.1 《望气的人》译文对比 |
| 5.3.2 《一切黑》译文对比 |
| 第6章 柏桦诗歌海外译介的理论阐释与当代意义 |
| 6.1 从文学场域理论看柏桦诗歌译介与接受 |
| 6.1.1 早期与近期接受状况对比分析 |
| 6.1.2 文学场域理论与思维范式变革 |
| 6.2 从阐释学理论视角看诗歌翻译的当代意义 |
| 6.2.1 译者的角色与任务 |
| 6.2.2 现代阐释学的理论启示 |
| 6.2.3 诗歌翻译与诗歌意义建构 |
| 6.3 中国当代诗歌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 |
| 6.3.1 海外汉学家看中国当代诗歌:理性的启示 |
| 6.3.2 中国当代诗歌海外译介:策略与路径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柏桦着作及获奖简介 |
| 附录2 :柏桦受邀参加国际诗会活动情况 |
| 附录3 :柏桦早期与海外汉学家译者的通信情况 |
| 附录4 :德国汉学家白嘉琳对柏桦的访谈原稿 |
| 附录5 :笔者对部分汉学家译者的访谈稿 |
| 附录6 :柏桦译诗发表情况统计表 |
| 附录7 :尚未出版的柏桦诗歌英译篇目统计 |
| 附录8 :柏桦2016年在巴黎七大诗歌研讨会的演讲稿 |
| 附录9 :多译本对比研究诗歌中英文本材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7）现实关怀与自由立场 ——徐訏文学编辑出版事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3 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4 创新点及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立足社会:现实、救亡与启蒙 |
| 2.1 “帮厨”编辑,缺乏主体地位 |
| 2.1.1 系缘《论语》,初涉编辑 |
| 2.1.2《人间世》——编辑生涯的开端 |
| 2.1.3《论语》和《人间世》之于徐訏办刊的影响 |
| 2.2 突破“闲适”与批判现实 |
| 2.2.1 “比较少年”:突破“闲适”与直面现实 |
| 2.2.2 匕首与投枪:救亡时代的揭露与批判 |
| 2.2.3 透视现实:民间文艺隐含的世俗人生 |
| 2.3 启救亡之蒙与自由理性 |
| 2.3.1 “孤岛”期刊文学态势 |
| 2.3.2 《读物》:启蒙与抗战的“教科书” |
| 2.3.3《人世间》:救亡——自由与理性的新归宿 |
| 2.3.4 《作风》:文化启蒙与“作风” |
| 第三章 上海夜窗书屋与自由意识萌芽 |
| 3.1 “只出自己的书”——独特个性与自由体验 |
| 3.2 “三思楼月书”版本改写——现实迷惘与乌托邦设想 |
| 3.2.1 改写缘由——个体生命的执着追寻 |
| 3.2.2 突破现实禁锢,追求自由人生 |
| 第四章 批判意识与自由价值立场 |
| 4.1 曲折回归现实人生——现实性、文艺性与娱乐性的矛盾选择 |
| 4.1.1 《幽默》的创刊缘由与时代坚守 |
| 4.1.2 “中年人读物”的“幽默”与“个性” |
| 4.1.3 “小品”中的人生:讽刺与“幽默” |
| 4.2 个人意识与现实的策略化呈现 |
| 4.2.1 “幽默”的个人性与现实人生结合 |
| 4.2.2 拓展公共文化空间——通俗性、娱乐性的策略化趋向 |
| 4.3 徐訏晚年办刊风格转向:时政批评与自由意识 |
| 4.3.1 社会批判与个人意识觉醒 |
| 4.3.2 《七艺》的自由意识:时代的荒诞与批评 |
| 第五章 徐訏编辑思想与编辑理念 |
| 5.1 徐訏的编辑理念与原则 |
| 5.1.1 有益于抗战、文化与社会 |
| 5.1.2 启蒙精神:树立健全的社会意识、文学风格与价值观 |
| 5.1.3 传记文学:真实的“人”与人性 |
| 5.1.4 装帧精美:唯美自然 |
| 5.2 徐訏编辑思想 |
| 5.2.1 “自由主义”办刊理念 |
| 5.2.2 立足现实、时代与社会 |
| 5.2.3 编辑:综合的人才 |
| 第六章 结语徐訏编辑思想渊源:现实关怀与自由主义辩正 |
| 6.1 突破浪漫藩篱,关注现实人生 |
| 6.2 “雅”与“俗”的游离融合 |
| 6.2.1 雅俗:文学观念和办刊理念的同步 |
| 6.2.2 不一样的“俗”:“世俗”而不“媚俗” |
| 6.3 个人与时代自由的困境与思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8）汉魏大墓石牌文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墓葬述略 |
| 一、安阳高陵(M2) |
| 二、洛阳西朱村曹魏墓(M1)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安阳高陵综合研究 |
| 二、安阳高陵出土石牌研究 |
| 三、洛阳西朱村曹魏墓及其石牌综合研究 |
| 四、尚存在问题与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安阳高陵石牌考察 |
| 第一节 安阳高陵石牌内容分类 |
| 一、石牌形制分类 |
| 二、刻铭内容分类 |
| 第二节 安阳高陵石牌内容胪释 |
| 一、器用类石牌(39枚) |
| 二、衣衾类石牌(21枚) |
| 三、丧仪类石牌(7枚) |
| 四、食物类石牌(1枚) |
| 第三章 洛阳西朱村曹魏基石牌考察 |
| 第一节西朱村曹魏墓石牌类别 |
| 一、出土石牌概况 |
| 二、刻铭内容分类 |
| 第二节 西朱村曹魏墓石牌内容胪释 |
| 一、器用类石牌(64枚) |
| 二、衣衾类石牌(15枚) |
| 三、丧仪类石牌(9枚) |
| 四、食物类石牌(7枚) |
| 第四章 两墓石牌之比较 |
| 第一节 两墓石牌物态本相比较 |
| 第二节 两墓石牌刻文内容比较 |
| 一、铭文字数和内容 |
| 二、铭文载物的品类 |
| 第三节 两墓石牌刻写状态比较 |
| 一、书手和刻工 |
| 二、凿改和补刻 |
| 第四节 两墓石牌文字现象比较 |
| 一、通假字现象 |
| 二、异体字现象 |
| 第五章 石牌文字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
| 第一节 汉魏书风嬗变 |
| 一、碑刻隶书特点 |
| 二、新字体的出现 |
| 第二节 安阳高陵石牌字体及书风 |
| 一、安阳高陵石牌字体述略 |
| 二、安阳高陵石牌书风胪析 |
| 第三节 西朱村曹魏墓石牌字体及书风 |
| 一、西朱村曹魏墓石牌字体述略 |
| 二、西朱村曹魏墓石牌书风胪析 |
| 第四节 两墓石牌文字的书法史地位 |
| 一、承汉魏碑刻隶书“八分体”之衰 |
| 二、启“隶楷行间杂”的新字体之序 |
| 三、安阳高陵石牌个案:书风承、启并存的标本 |
| 第五节 两墓石牌文字“殊相”例析 |
| 一、安阳高陵石牌文字“反书”现象 |
| 二、两墓“自副”类石牌数量及写法的差异现象 |
| 三、安阳高陵石牌“幅”字刊凿体书风的沿递现象 |
| 第六章 石牌文物的源流、价值与鉴定 |
| 第一节 石牌名称论析 |
| 一、遣策 |
| 二、衣物疏 |
| 三、楬或签牌 |
| 四、名称辨析 |
| 第二节 石牌源流寻绎 |
| 一、楬的出土情况 |
| 二、楬的发展演变 |
| 第三节 石牌的文物价值 |
| 一、录载汉魏特殊器物 |
| 二、还原汉魏工艺技术 |
| 三、映鉴汉魏铭石书风 |
| 四、标示墓主等级地位 |
| 第四节 石牌的鉴定与保护 |
| 一、石牌的鉴定 |
| 二、石牌的保护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学术、艺术成果 |
| 致谢 |
（9）保护作品完整权审判标准研究 ——以我国司法实践为主线（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
| 三、论文结构 |
| 四、文献综述 |
| 五、主要研究方法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保护作品完整权审判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性质分析 |
| 一、我国《着作权法》的立法模式 |
| 二、着作人身权与普通人格权的比较 |
| 三、保护作品完整权是抽象的人身权 |
| 第二节 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功能探讨 |
| 一、保护作者在作品中的精神利益不被侵犯 |
| 二、鼓励作者进行创作,有利于精神文化的繁荣 |
| 三、保持文化的传承,促进优秀文化的正确流传 |
| 四、保障社会的秩序,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
| 第三节 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法律确认 |
| 一、保护作品完整权法上确认的发展 |
| 二、《伯尔尼公约》的妥协性规定 |
| 三、大陆、英美等国家的法律选择 |
| 第二章 我国司法实践中审判标准的界定 |
| 第一节 作品完整权在司法实践中的劣势地位 |
| 第二节 三大主流标准 |
| 一、对作者权利极高保护的“绝对主观标准” |
| 二、对作者权利极低保护的“有损声誉标准” |
| 三、对作者权利折中保护的“违背原意标准” |
| 第三节 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其他标准 |
| 一、违背原意与有损声誉相结合的标准 |
| 二、歪曲、篡改标准 |
| 第三章 不同审判标准的扬弃 |
| 第一节 “绝对主观标准”和“歪曲、篡改标准”的否定 |
| 一、“绝对主观标准”的否定 |
| 二、“歪曲、篡改标准”的否定 |
| 第二节 “有损声誉标准”的质疑 |
| 一、“有损声誉标准”不符合作品完整权的基本理论 |
| 二、“有损声誉标准”与大陆法系国家立法相悖 |
| 三、“有损声誉标准”使原告举证“声誉受损”困难 |
| 四、“有损声誉标准”带来我国《着作权法》价值体系的混乱 |
| 第三节 “违背原意标准”的合理性 |
| 一、“违背原意标准”能弥补“绝对主观标准”和“有损声誉标准”的缺陷. |
| 二、“违背原意标准”能让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更具实际意义 |
| 三、“违背原意标准”更符合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性质和功能 |
| 第四节 “违背原意与有损声誉相结合标准”的合理怀疑 |
| 一、“并列标准”在价值体系上的怀疑 |
| 二、“并列标准”在逻辑体系上的怀疑 |
| 第四章 “违背原意标准”在我国的具体适用 |
| 第一节 “违背原意标准”内涵的确定 |
| 第二节 “违背原意标准”的补足与细化 |
| 一、侵权必以使用原告享有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作品为前提 |
| 二、侵权必要原告主张保护作品完整权和举证“原意” |
| 三、侵权亦须法官对“原意”的非严格审查和对被告行为是否“违背原意”的区分判断 |
| 四、侵权无须公众对作者的作品产生误解与混淆 |
| 第三节 “违背原意标准”在特殊案例中的适用 |
| 一、“违背原意标准”在“改变作品名称”案例下的适用 |
| 二、“违背原意标准”在“作者逝世”案例中的适用 |
| 三、“违背原意标准”在“模仿讽刺”情形下的适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10）元代司法中经学适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及目的、意义 |
| (二) 文献综述 |
| 1. 元代法律史研究动态 |
| 2. 元代经学在司法中适用问题研究情况 |
| (三) 本文使用主要史料说明 |
| 1. 《枕碧楼丛书·刑统赋疏》简述 |
| 2. 《通制条格》简述 |
| 3. 《至正条格》简述 |
| 4. 《元典章》简述 |
| 5. 《永乐大典》中元代司法案例简述 |
| 6. 《元史·刑法志》简述 |
| (四)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 研究思路 |
| 2. 研究方法 |
| 二、经学在元代司法适用中的功能 |
| (一) 提供原则性指引或裁判功能 |
| (二) 扩充语义射程功能 |
| (三) 解释功能 |
| (四) 纠正失范的法律规则功能 |
| (五) 政策性功能 |
| 三、经学在元代司法适用中的类型 |
| (一) 作为前提假设 |
| (二) 构造法律事实 |
| (三) 作为裁判规范依据 |
| (四) 法律论证的起点 |
| (五) 权衡量刑 |
| 四、经学对元代司法的影响 |
| (一) 经学打破宗教与世俗间司法界限 |
| (二) 经学消融民族间的法律壁垒 |
| (三) 填补漏洞 |
| (四) 有助司法体系的有机统一 |
| 五、经学在元代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难以适应新时期司法发展的需要 |
| (二) 原则性指导易造成司法秩序的混乱 |
| 1. “矜老”与“恤幼”的对立 |
| 2. “好生之德”与“伦理纲常”的冲突 |
| 3. “赦”与公平正义法律秩序的冲突 |
| 4. “复仇”与“禁止复仇”的冲突 |
| (三) 经学工具功能凸显,漠视价值 |
| (四) 经学僵化而缺乏活力 |
| 六、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广西蔗糖》2001年第1～4期(总第22～25期)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型网络倒卖车票犯罪问题认定研究[D]. 王婷婷.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4)
- [2]越南阮朝童蒙教育及其嬗变研究[D]. 刘亚琼.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5)
- [3]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困惑”（1955-1970） ——以崑南、王无邪、李英豪的逐“梦”历程为视点[D]. 许丽萍. 山东大学, 2020(10)
- [4]《看电影》趣味研究[D]. 孙佳路.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6]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D]. 杨安文.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9)
- [7]现实关怀与自由立场 ——徐訏文学编辑出版事业研究[D]. 张露. 河北大学, 2019(04)
- [8]汉魏大墓石牌文字研究[D]. 郑志刚. 南京大学, 2019(01)
- [9]保护作品完整权审判标准研究 ——以我国司法实践为主线[D]. 兰顺.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10]元代司法中经学适用问题研究[D]. 唐国昌. 云南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