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周残官

一、试论武周时期的酷吏（论文文献综述）

李思家^[1]（2021）在《敦煌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白话诗代表,敦煌藏经洞所存的王梵志诗一直是学术研究热点。以往学界多从文献、文学、语言词汇、社会学等方面进行研究,对王梵志诗写本文献的整理、结集等方面的相关研究不足。通过搜集整理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14个写本,并从写本的角度对其进行细致全面地关照,重点分析写本的抄写者、抄写情景和应用情景,注重从写本的抄写状况归纳出其包含的社会文化活动信息。同时结合传播学和文学视角,探究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卷“上中别”版本和卷第三版本情况及其成书过程,并在整理研究王梵志诗写本文献的基础上,继续探究王梵志诗的思想内容和文学史意义。在上述研究思路之下,第一章论述王梵志的生平及敦煌文献中存王梵志诗的不同写本,论及学界对王梵志和王梵志诗的研究现状。第二章论述三卷本《王梵志诗集》写本特征,首先从写本的题记、装帧形制入手探讨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抄写人、使用人及抄写和流传等问题。重点分析三卷本《王梵志诗集》写本的抄写及应用情况,写本与当时社会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第三章梳理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结集情况,通过对14个写本叙录的整理和叙录工作,结合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论证了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结集过程,同时分析了诗集中存在的诸多矛盾,深入探究了写本时代的诗歌传播问题。论证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结集及唐代结集之风对诗歌传播的推动作用。梳理三卷本《王梵志诗集》不同结集的受传者及传播范围差异,结合时代特征探究其成书过程。第四章论述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思想内容和文学价值,结合其创作背景分析三卷本《王梵志诗集》具有强烈的自觉意识和现实批判精神,其“生不如死好”的现世观与“有钱多造福”的转世观体现了佛教传播的“世俗化”和“庶民化”过程。最后重点探究了三卷本《王梵志诗集》对后世白话诗和僧人宗教诗的继承和影响。

胡凌燕^[2]（2021）在《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尝试从写本文献的角度,对武周时期这一特殊时段的文学面貌,进行专题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具体来说,主要通过对武周文学的重要写本进行文献层面和文学层面的双重挖掘,结合传世文献和石刻文献,以诗歌、序文、小说三种文体为核心,着重关照刘希夷、崔融、李峤、王勃、张鷟、珠英学士等武周时期的着名作家及文学群体,对文本流传、文体演进、文学传播与影响以及特殊文学现象等问题展开探讨,以求尽可能全面、有体系地呈现武周时期文坛的原生状态,挖掘被历史掩埋的某些文学史现象,进而为纠正长期以来中古文学研究注重以传世刻本文献作单面建构的偏颇与缺失抛砖引玉。论文共六章,第一章为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总述,第二章为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专题研究,后四章为武周文学重要写本的个案研究。第一章,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类别与特点研究。研究武周文学可资利用的写本文献主要有敦煌写本、吐鲁番写本和日藏写本三类。本章重点从文本的形态和内容两方面,总结这三类写本文献各自的特点,同时对敦煌和吐鲁番写本的发现过程与整理历史进行爬梳,对日藏写本的源流与藏所进行追溯、考察。第二章,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研究。本章先对敦煌遗书所存武周诗文做了全面搜集、考辨与汇录,并从作家、作品及写本形态三方面概述其总貌。其次据作品存佚情况和文本形态特征,对残卷的文献价值进行了具体发掘。最后在综论残卷文学价值的基础上,以刘希夷《白头翁》诗为个案代表,探讨初盛唐七言歌行从中原传入敦煌后其传播渠道与作品性质发生的转变。第三章,敦煌写本《珠英学士集》研究。本章首先结合传世文献考知珠英学士间交游唱和之史实,审视武周文坛的整体唱和环境。其次探讨时代诗风影响下选家崔融的诗学趣味,论述《珠英集》对于初唐诗歌选学的推进作用及其在“唐人选唐诗”中的先驱意义。再者,《珠英集》作为编《三教珠英》的副产品,启发我们进一步探讨武周时期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并兴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第四章,古钞本《李峤杂咏诗》研究。《杂咏诗》的敦煌写本和日藏写本近代以来重现国人视野,从文献层面看,有助于考清《杂咏诗》在书目文献和现实世界中的流传情况,解决诗注相关的一些问题。从文学层面看,则启发我们关注初唐咏物诗在武周时期的变革,以及李峤咏物诗对日本平安朝诗歌发展的影响。第五章,正仓院本《王勃诗序》研究。本章主要从王勃文集的唐本还原、王勃诗序的重新解读、王勃生平的补充订正三方面论证了院本《诗序》的文学实证功用,同时从集会诗序的文体内涵、演进历程及其与集会诗歌的关系三方面审视了院本《诗序》的文体学意义,此外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了王勃诗文东传日本之经纬及其对日本奈良和平安时期汉文学发展的影响。第六章,日藏古本唐传奇《游仙窟》研究。本章厘清了《游仙窟》湮没与回传的历史问题,并从十娘的身份入手,对《游仙窟》的内容与主旨进行了重新定位与深度探讨,同时以《游仙窟》文本为切入点,考察了唐代诗歌与小说文体交融的现象及唐传奇的情感表现等问题,从而可见《游仙窟》之文学史意义。

周其力^[3]（2021）在《唐睿宗政治势力的消长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唐睿宗李旦的政治势力为研究对象,关注这一政治势力对于一些关键事件的影响。借助这一视角透视唐中宗嗣圣元年（684）至唐玄宗先天二年（713）的政治史。李旦的政治势力起源于王府。由于高宗的偏爱,李旦王府的地位高于其他亲王府。不仅王府长史由宰相兼任,而且王府成员家世显赫,个人能力较强。到了唐中宗嗣圣元年（684）,王府势力与宰相裴炎合作,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中宗的废立。但是,这一势力存在明显缺陷,很快被武则天扫除,睿宗的势力暂时迎来低谷。武则天圣历元年（698）是李旦政治势力的转折点。这一年唐中宗返京,李旦降为相王。相王府重新开府置僚属,他本人又屡次担任军职,其势力逐渐形成、发展,并且在神龙政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在中宗登基之后,兄弟之间的芥蒂逐步显现,中宗压制了唐睿宗的政治势力,新任命的王府成员又难堪大任。唐睿宗的政治势力暂时解体,难以发展。唐隆政变之后,唐睿宗再度登上皇位。为了稳固统治,唐睿宗从两个方向加以努力。他先从人事任命入手,委派以王府旧僚为代表的亲信掌握中枢大权,重建了唐睿宗势力,势力成员包括姚崇、张说、刘幽求等人。又借助上官昭容的“中宗遗诏”解决政变合法性的问题;并且强调其“让天下”的经历,以表明天下原本的归属,解决了现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深受睿宗信任的姚崇等人主导了睿宗朝初期的政治风气;援助太子,避免了易储所带来的动荡。随着朝堂形势的进一步改变,因为太平公主的挤压,自身利益的受损,以及他们个人对于政治形势的把握,导致他们逐步选择与太子合作,逐渐转化为了太子势力。在刘幽求政变失败后,唐睿宗对于唐玄宗李隆基的态度发生了转折。但是,关于如何处置玄宗,睿宗仍然犹豫不决,甚至特地召唤郭元振入朝商议,而郭元振正是此时睿宗势力为数不多的成员。郭元振在张说等原属唐睿宗的势力影响下站在了玄宗一边,帮助其完成嬗代。政变之后,睿宗徙居百福殿。百福殿位于深宫之中,玄宗后来又试图将唐睿宗移居至大明宫。这一目标虽然没有实现,但是随着唐玄宗于兴庆宫执政,睿宗自此彻底远离了执政中心。睿宗原本的政治势力因为玄宗的猜疑,被一一清除。

李思宇^[4]（2020）在《论武周时期的监察法制变革》文中提出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璀璨的一个朝代,当年万国来朝,中国是当时世界的核心,唐代的文化也深深影响了同期的诸多国家。法制在这个时期也渐渐进入到成熟的阶段。武周时期是唐代中的一个特殊时期,不仅仅是它的统治者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更是它前有开元盛世,后启贞观之治,顺利的延续了唐朝盛世,是唐代诸多时期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监察法制在这个时期也有了诸多变化和进步的地方,她注重监察制度的建设,很多付诸实践的监察运作就是在武周时期完成的,本文通过对武周时期监察法制制度的初步研究以期对当今我国监察法治的完善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方妮^[5]（2020）在《武周时期酷吏群体研究》文中认为酷吏,司马迁在其着作《史记》中第一次提及,起初代表的是那些不畏权贵、刚正不阿,严格执法的官员,司马迁将这类官员专门归集形成《酷吏列传》。在《史记》之后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其概念大致与司马迁界定的一致。然而,到了唐代,其概念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执法残暴、滥杀无辜、品德低下的官员代称,尤其是在武则天统治的武周时期,更能体现这种变化。酷吏作为武则天统治时期一类官员群体,以其残忍的手段、品德的低下而被古今学者所诟病,也被学者在评价武则天之时作为其负面评价的主要依据。但是,酷吏又作为一类特殊的官员群体,对维护武则天的统治又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武则天统治时期,为解决其施政道路上出现的阻碍,不得不起用酷吏实施酷吏政治。酷吏被武则天赋予生杀予夺的大权,致使那些在政治上不得志,在经济上无所出,在仕途上无所望的低级官吏、地痞、流氓等纷纷加入这个行列。在酷吏的起用过程中,告密是其入仕的主要途径,故相对于其他官员群体,酷吏存在着“出身寒门”、“非正常入仕途径”、“仕途生涯短暂”等几个特点。对武周时期酷吏群体的评析,主要从其对当时的政局所产生的作用及所造成的影响来分析。由于其主要执法对象为李唐皇室及朝廷重臣,对百姓的影响极其有限,故其存在的作用是肯定的,评析时主要以其积极的影响为主。

刘勇^[6]（2019）在《桂林唐代摩崖造像考古学研究》文中认为广西桂林共有摩崖造像217龛、大小719尊,至迟于隋代即开始造像,直至明清时期仍有零星的开凿,延续时间逾千年之久,其中以初唐时期所造数量最多。这一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高潮,各种佛事活动非常活跃:译经、写经、建寺、立塔、造像……,桂林正是在这种风气熏染之下呈现出大量开凿造像的势头。目前学界对于这批材料了解不多,对其来源的判断也大相径庭。因此,查清桂林造像的分布地点,厘清桂林造像的发展演变规律,从而究明桂林造像的源头以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采用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对桂林摩崖造像中的佛、菩萨、弟子、供养人等进行分类研究。在此基础上,将桂林造像分为五期:第一期,隋代至唐朝初年,个别造像可能早至南朝末年。这一时期,由于大量的僧人从海路往来于中印之间,桂林早期笈多风格萨尔纳特式造像的出现应该是泛海而来。第二期,初唐时期,主要是高宗和武则天时期。这一期造像的数量是桂林各个时期中最多的,根据其演变情况,可以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第三期,盛唐时期,这一期数量大为减少,造像分布范围缩小。第四期,中晚唐时期,这时仅在少数地点有零星地造像。第五期,五代、北宋时期,造像活动有所反弹,但是题材的丰富性及造型的艺术性已不及唐代巅峰时期。造像题材是佛教艺术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一些特殊题材造像的研究可以起到追根溯源的作用。通过对桂林特殊的优填王像、菩提瑞像、观音像（仅指当地特有的双足外撇式观音）的研究,发现这些题材和某些特殊做法均源于长安、洛阳地区。这些造像在桂林的出现,各自有着深层的历史背景:与王玄策带回印度造像、僧人经由海路赴印求法、宦官监军等历史有着密切关系。桂林摩崖造像在产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征:保留了典型的印度笈多时期萨尔纳特式造像的特征,薄衣贴体,不显衣纹;较多采用结跏趺坐姿的胁侍菩萨,独创了在一佛二菩萨三尊像中,一侧胁侍菩萨采用立姿、另一侧采用结跏趺坐姿的新形式;在瘗龛的外框也采用了少见于其他地区、独具地方特色的多种装饰纹样。隋唐之际,桂林摩崖造像受到多个地区的直接影响,印度、长安和洛阳是最主要的三个来源地。隋至唐初,受到印度笈多艺术的影响,桂林模仿由海路自印度传来的萨尔纳特式佛像,开始了本地造像的历史。自高宗以降,优填王像、菩提瑞像等特殊题材、“六拏具”式装饰[1]、六连弧纹、莲花化生等纹样、骨灰葬于瘗穴的瘗葬方式等均由两京地区传来,显示出印度直接影响的终止,转而完全受两京地区影响的趋势。另外,桂林摩崖造像也对广西博白宴石山摩崖造像产生了影响,该地晚唐所开凿的3铺造像极有可能模仿的是桂林初唐时期的造像。汉末至唐代以来,桂林民众崇信佛教的发展过程相当缓慢。汉化程度不高、地方特有的多种崇拜对象等因素一直制约着佛教在当地进一步普及,信徒一直以北来的人群为主。唐代这种状况有了较大的改观,出现了众多的寺院和造像。从桂林摩崖造像仅有的十余方题记所见功德主有官员、僧人、百姓。但是,大量没有题记的造像功德主以北方被贬谪、流放而来的官员及其亲属为主,甚至可见粟特人的身影。造像主对西方净土思想较为崇信。而当地大多数百姓有多种地方崇拜,对佛教的信仰相当的淡薄。唐末时期,由于徐泗地区无限度的售卖僧人度牒,该地无法征募到替代桂州戍守的军人,导致“庞勋之乱”,连锁反应之下,遂有“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说法。于是,唐末导致亡国的战乱、佛教的失序和始于桂林的“星星之火”就这样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李平^[7]（2019）在《唐代前期女性参政的伦理思考》文中指出封建社会权力更迭-传承体系为“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权力只在男性间选择,女性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唐代前期,受前朝女性参政历史遗风及当时多元文化的影响,社会女性观比较开明,出现了以武则天为代表的一批富有政治才华的女性,掀起了女性参政的高潮。本文分五部分论述唐代前期女性参政的伦理思考。绪论对相关概念,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做了简要介绍,同时就国内外关于女性参政的现象及相关问题进行综述研究。第一章对当时女性参政的代表人物进行概述,同时对社会历史背景进行分析,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四个方面探讨。第二章分析唐代前期女性参政表现出的伦理诉求。主要从政治和家庭两方面入手,首先女性踏入了男性所占领的政治领域,展现了女性的政治诉求;其次是在家庭领域中,表现了重“情”的夫妇伦理诉求和对母亲重“孝”的伦理诉求。第三章对女性参政表现出的伦理诉求和当时儒家伦理思想的关系进行探讨。在政治伦理中她们继承了儒家的重视修身、仁政的思想,但是任用“酷吏”的施政手段又对儒家伦理造成了冲击。在家庭伦理中,她们部分遵从了社会对女性的身份及伦理要求,但她们的参政行为及表现的性别平等的诉求又对儒家“男尊女卑”思想造成了冲击。第四章是唐代前期女性参政的伦理思考。首先她们为女性参政提供了合法性辩护;其次是吸取唐代参政女性的教训,为当代女性的自我意识进一步觉醒及发展提供启示;最后又看到唐代前期女性参政的局限性。女性参政使得女性不再拘束于“男主外,女主内”,认识到女性作为独立的个体,可以走出户内,勇于突破封建礼教的藩篱,在政治和家庭领域展现自己独特的追求。她们在历史的星空中犹如一颗颗亮眼的流星转瞬即逝,但却绽放出了最光耀夺目的异彩,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马晓霞^[8]（2019）在《政治斗争视野下的武周历史书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历朝历代的官方修史活动都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胜者修史早已成为中国史学史经久不变的的固定书写模式。唐代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化和统治者对史学的格外重视使得其修史活动表现出极大的政治倾向性。而武周作为阻断唐祚的中间朝代,其历史书写所显露出的政治痕迹更为明显。从武则天执政时期为了完成李武和平禅代而进行的自我形象建构开始,掌握话语权的武周自然会对自我政权极尽美化之能事。武则天充分利用佛学典籍、儒学理论和对历史书写的政治操控等各种手段完成武周政权合法性的理论构建。神龙政变的发生宣告武周政权的覆灭,武周历史书写也在随后李武两派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不断反复,直至玄宗彻底掌权后武周历史的清算才最终完成。以先后发生的神龙政变、唐隆政变、先天政变三次政治斗争为主线,武周政权的历史书写问题也被层累地构造出来。通过三个阶段掌权者对武则天尊号、谥号的变化分析,可以清晰了解中宗、睿宗、玄宗时代对于武则天及武周历史定位的阶段性变化。而复辟后的李唐王室也迫不及待地以胜利者的姿态对武周前朝进行历史的重新书写,武周朝相关历史事件及人物形象也被进行了系统重塑。武则天作为篡夺唐鼎的罪魁祸首,唐国史对武周历史进行倾向性改窜时主要集中在对其个人形象的重新建构上,通过具体事例将其塑造成一个强势专权的大唐国母和私德有亏的武周帝王。史臣在建构武则天个人形象的同时,对武周建立有推动作用诸如武氏宗族、拥护“废王立武”的重臣、武周酷吏等相关历史人物的形象也被精心制造出来。他们的缺点被不同程度地放大,功绩则被不漏痕迹地抹去,最终完成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历史书写。史臣在对武则天及其亲族、臣子完成系统建构的基础上,又通过美化贞观治世和开元盛世、放大武周时期酷吏政治影响的书写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武周政治。武周时期诸多重大事件的原委及人物原貌在遭遇诸如此类的系统篡改后多半已失实,亟须我们加以厘清。

林晓炜^[9]（2019）在《“进状”、“关白”视角下的唐代御史弹劾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史上,御史制度是监察制度以及官僚制度中极具特色的一部分,且是成熟的典型的监察制度。御史制度至唐朝藉由政治上的大一统以及律令制度的完善而发展至鼎盛阶段。从御史群体与御史台机构身上,足以彰显传统法文化之精华,亦可窥视其劣根性。研究唐代御史弹劾问题,“进状”、“关白”制度是无法绕开的话题,“进状”指的是御史在弹劾官员前先将奏本呈送君主听候其审批,若君主批示同意,御史便可以在朝会上公开上奏弹劾,否则就不能弹劾。玄宗朝时中书门下成为国家权力中枢,取得审核“进状”之职权,“进状”的对象由此发生变化,御史弹劾官吏前须先“进状”中书门下,并“听进止”。“关白”指的是御史在弹劾官员前先将欲弹劾的官员及具体情形向御史大夫及御史中丞汇报,待其许可后再行弹劾。“进状”、“关白”原本并不存在,但到中宗和玄宗时期却相继出现,其制度化原因复杂多样,皆与唐王朝政局变动息息相关。它们源于唐代统治者对武则天统治时期御史职权的膨胀与极端弹劾行为的反思,也体现了皇权与官僚权力的斗争及国家权力中心的变动。“进状”、“关白”程序的演变过程体现了发展过程的曲折性、推动主体的特殊性、规范与实践的差异性等三方面特征,直到唐后期不见于史料。其发展脉络充分体现唐代御史监察制度乃至整个国家政治体制的复杂性,折射出传统监察制度的局限性。深入分析“进状”、“关白”的制度流变及历史动因,对全面认识唐代御史弹劾权的演化及唐代政治的兴衰乃至当代国家监察体制的完善具有见微知着的意义。

陈银玲^[10]（2018）在《汉唐历史叙事中的酷吏形像及其法文化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第一次为这群在官场上行为方式迥异于其他的官吏立传、定名、定性之后,从此,关于这群官吏的称呼及叙事模式为后代史书所延续,并把他们同代官吏中分离出来专门立传。在正史中,史家笔下的酷吏囿于时代的不同,其形象略有差异,特别是汉唐两个时期的酷吏,差异更大。但其实我们从酷吏产生及来源上就可以发现,尽管形象存在差异,但酷吏的本质却是一致的。因为来源于文吏集团的酷吏,其本身就有转向恶吏的可能。自此,酷吏形象中残暴、滥杀无辜的一面被不断强化,酷吏也成为贬义十足的官吏称谓,成为人们畏惧的一种特殊官吏。在正史中史家对酷吏的评价、酷吏执法模式及历史上的功与过,深深地积存于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中,并影响了后世中国人对官吏为官的看法和文学作品中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史记·酷吏列传》塑造酷吏形象时,是通过叙事模式的构建而形成的。在酷吏叙事的话语建构中,史家讲述了这么一群起身于底层,经过自己的奋斗,赢得皇帝赏识,并在短期内享有极高权势,最终又因执法模式而下场惨淡的酷吏故事。在历代酷吏叙事中,酷吏形象在不同时代有其时代特征和精神面貌,但史家的叙事结构却一脉相承,特别是塑造酷吏形象中所运用的话语要素,几乎是一层不变的。就单个酷吏而言,其一生的命运,被史家以起家身份及升迁路径、执法模式（包括执法对象、执法特征及执法效果）、命运归宿等五大话语要素串联起来,并成为酷吏形象的五大标志性特征。官员阶层是帝国政制的枢纽,故历史叙事里着重对官员形象的刻画,对官员德性的规训。无论是循吏叙事还是酷吏叙事,故事所讲的都是官人要遵循的为官之理。就是指在士大夫政治指导下,官员如何执政才有可能建立士大夫心中的刑罚不用而致于天下,民不争的政治理想社会。故史家在酷吏叙事中选择了这五大话语因素,通过各个要素勾连指向的就是为官的道理,并以道理的方式规训了后代为官的意识和行为,构成了中国士大夫本位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背后的观念体现的是“德命观”、“德刑观”、“中罚观”及“治具观”。在“德命观”指导下史家臆断出酷吏因其执法策略选择而致结局悲惨的因果关系,这给为官者一个启示,那便是酷吏获得不了福报,若为官者选择酷吏这条路,那么他就必须要承受命运悲惨这一压力。而“德刑观”和“中罚观”则分别指向为官的执法模式和治理效果,为后世官吏指明治理道路,并规训他们为官道理,最后在“治具观”的指导下,呼吁为官者必须修德,只有有德,才能以德化人,走向国泰民安的理想社会,最终实现士大夫所要建立的合理统治秩序。

二、试论武周时期的酷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武周时期的酷吏（论文提纲范文）

（1）敦煌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唐睿宗政治势力的消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论武周时期的监察法制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5）武周时期酷吏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桂林唐代摩崖造像考古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唐代前期女性参政的伦理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8）政治斗争视野下的武周历史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9）“进状”、“关白”视角下的唐代御史弹劾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汉唐历史叙事中的酷吏形像及其法文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武周时期的酷吏（论文参考文献）

• [1]敦煌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研究[D]. 李思家. 贵州师范大学, 2021(11)
• [2]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D]. 胡凌燕. 浙江大学, 2021(02)
• [3]唐睿宗政治势力的消长研究[D]. 周其力.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4]论武周时期的监察法制变革[J]. 李思宇. 法制博览, 2020(25)
• [5]武周时期酷吏群体研究[D]. 方妮. 延安大学, 2020(12)
• [6]桂林唐代摩崖造像考古学研究[D]. 刘勇. 西北大学, 2019(04)
• [7]唐代前期女性参政的伦理思考[D]. 李平. 湖南工业大学, 2019(01)
• [8]政治斗争视野下的武周历史书写[D]. 马晓霞. 山西大学, 2019(01)
• [9]“进状”、“关白”视角下的唐代御史弹劾问题研究[D]. 林晓炜. 厦门大学, 2019(08)
• [10]汉唐历史叙事中的酷吏形像及其法文化分析[D]. 陈银玲. 武汉大学, 2018(06)

标签：武周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文学论文;  武则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