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清吏治腐败的历史教训（论文文献综述）
高世伟[1]（2021）在《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基层治,则天下安。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保障。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着独特的政治传统,延续性很强,留下了丰富的治理经验。体味历史文化中蕴含的治理思想,对推进我国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国家与豫北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具体体现。国家治理首先注重的是治理体系的构建。治理体系具有普遍性,豫北社会具有特殊性,所以,国家治理在豫北社会的实践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双重特征。国家治理的指导方针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有序。就清代民国时期的国家治理而言,清王朝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大统,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家认同问题。清王朝继承儒家传统,构建起了“家国一体”的政治认同,建立了以《圣谕广训》为指导思想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以“礼法体系”规范人们的行为。清王朝还通过军事和赋役制度来加强皇权,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渠道提升治理效能。就豫北地区而言,清王朝还关注民生,治理黄河,引导宗教信仰,治理邪教,以此来巩固以“忠孝”为核心的国家价值观。近代以来,在外力的作用下,国家认同面临挑战,加之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豫北地区开始了向近代国家的艰难转型。国家治理的“滞后性”使清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代之而起的是意识形态混乱的北洋军阀,豫北社会动荡不安。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并未涉及到土地改革等民众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实践密不可分。国家非常重视地方官员的铨选,地方政府治理必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内,但又要因地制宜处理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清代豫北县官主要来源于科举制度,民国以后,县官群体中受新式教育及留学归国人员者逐渐增多。豫北县官员负责的事务包括水利工程的修建、仓储与灾荒防治、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还通过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贯彻国家主导的价值观。县官还负责征收赋税,清初有田赋、丁徭之征,“摊丁入亩”之后,田赋和丁徭合一。豫北县政府存留款主要用于县级各项行政支出。尽管里甲、保甲并不属于正规的官僚体系,但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里甲负责徭役,保甲负责社会治安、教化。豫北官员通过保甲建立了严密的社会治安体系。地方政府不但贯彻国家意志,还承载着来自基层社会的监督反馈。豫北县官不仅教化百姓,而且通过宗族、乡里组织、士绅阶层治理基层社会。神的信仰只是一个载体,这种载体承担着国家意志,豫北汤阴为岳飞故里,崇祀岳飞是为了构建民族团结和民族认同的心理认同,倡导家国一体的忠孝价值观,这种观念在地方官员和地方精英的努力下延伸到基层社会,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传教士在豫北的发展经历了由排斥到融合的过程。晚清以来,豫北州县官员的频繁更换预示着原有治理体系的崩溃,豫北地区成为军阀混战的战场。民间社会的地方自治,必须融合国家与地方政府。所以,皇权并不止于州县,而是延伸到州县以下。宗族社会以血缘为纽带,豫北地区人口主要是明清山西移民的结果,宗族组织并不发达。士绅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包括社会救助、修桥补路等公共事务。乡里组织在基层发挥着完粮纳税、维持治安、清查户口的重要作用。保甲作为地方基层组织,负责乡民的教化、户籍、赋税、力役、缉盗、平讼等事宜。豫北地区河流众多,民间多崇祀水神和金龙四大王信仰,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特征。豫北地区民间戏曲、小说等具有娱乐身心,调节情绪,繁荣民族民间艺术,促进商贸,繁荣市场,文化传承,精神依托等作用。晚清以来,豫北社会的自治化倾向越来越强,联庄会、自卫团、会道门林立。民国时期,豫北地区帮派林立,民不聊生,爱国仁人志士深刻揭露旧道德的弊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豫北的传播。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是维持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千千万万百姓的切身利益,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和重心。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不仅仅依赖国家层面的设计,民间社会是国家进行审视、改造、批判的对象,清王朝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帝国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所以说,清代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主导下的官民合治。豫北地区体现的是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的矛盾。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不仅需要精英阶层的思想转变,更需要广大民众的观念转型。
宗坤[2]（2021）在《魏源《圣武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魏源（1794-1857）是清末着名思想家、史学家。《圣武记》是魏源代表性的史学着作之一,该书并非简单歌颂清朝前期列祖列宗的开国功绩,其铺陈往事之目的在于以“治史”求“治世”,即鼓舞民众士气,同时鞭策清廷挽救衰败局势。《圣武记》的撰写一方面导源于魏源对鸦片战后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的积思自悟,另一方面与经世思想浸润下的学术风气息息相关。作为第一部探索清代盛衰的纪事本末体军事史史书,《圣武记》开创了清代本朝史书写的先河。《圣武记》具有突出的内容、体例特点。首先,相较于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圣武记》具有史源广泛、以地为序、史论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等特点,是对纪事本末体创新的大胆尝试。其次,魏源在《圣武记》中表现出强烈的史学批评思想,对以往官修史书及部分私人史学着述的弊端有清醒的认识,并力求在《圣武记》中避免、修正。再次,魏源在书中探明清代兴衰演化大势,通过对清朝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对比记载,鞭策掌权者审时度势、奋起直追。最后,对《圣武记》中所涉及之史料,魏源编排条理有序,将原本繁芜的史料梳理的合理分明、层次清晰,使得该书在历史编纂上方面同样具有十分显着的特点。魏源《圣武记》一书贯穿经世思想。魏源的经世思想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圣武记》经世思想体现在魏源对边疆民族问题的思考、总结鸦片战争成败得失、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提出三个方面。史鉴思想既是魏源经世思想产生的思想根基,又是其经世思想的内在体现,《圣武记》中对鸦片战争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以夷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提出均与魏源重视前朝经验、教训、启示密不可分。“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与“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既是《圣武记》成书的历史背景,又是《圣武记》经世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因。《圣武记》具有突出的史学成就。其一,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叙事特点使《圣武记》一书具有较高的历史编纂与历史文学价值。其二,《圣武记》远涉重洋,对邻邦日本在东西方文化冲突背景下开启近代化思潮的历史意义不容忽视。其三,《圣武记》是中国传统史学到近代史学的转折,是近代爱国主义史学的开端。《圣武记》亦存在诸如天命迷信思想严重、少数记载讹误、对少数民族带有偏见等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该书仍不失为晚清经世史学的杰作。
谢冬慧[3]（2021）在《戊戌变法的近代影响及当下思考——基于审计与监察制度的考察》文中提出戊戌变法作为清末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改革运动,对中国近代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在这场变法运动中,倡导改革的政治理想及救国主张逐渐打破人们旧有的思想观念,引领了传统政治的近代转型。与此同时,戊戌变法开启了中国近代制度变革的先声,对清末乃至民国审计与监察制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进言之,这场政治思想运动也给当下中国的干部监督以深刻的启迪和警示。步入新时代,必须不断深化领导干部体制改革,完善现行审计与监察制度;努力加强专业执法干部管理,严格执行审计与监察制度;着力杜绝"能人腐败"现象,强化审计与监察两大监督理念;发挥审计与监察两种制度共同监督的力量,积极推进清官廉吏体制建设。
吴京蔚[4]（2020）在《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郭嵩焘是晚清洋务大臣兼外交使臣,是中外闻名的思想家、外交家、军事家,有“近代孤独的先行者”之称。他在目睹了国家遭外敌入侵之后,产生了深深的忧患意识,力图改革中国。作为近代中国首位驻外公使,在外期间,他深受西方先进科技、文化之启迪,结合中国当时社会的现状,致力于对国家出路的探索,成为清王朝封建阶层中较早提出向西方学习,探索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郭嵩焘的现代化思想涉及广泛,内涵丰富。在政治现代化领域,他建议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运用于中国,达到君与民交相维系目的;主张重视法制建设,德法兼治,相得益彰以稳固国家政权;针对晚清吏治腐败的官场习气,他主张治理从严、抚民以宽。在经济现代化领域,他主张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反对重农抑商政策,强调以行商治国为本;主张整顿钱法税制,规范市场秩序,并且积极地与外国进行贸易往来,促进经济发展;在教育现代化领域,他倡导在学生的教育课程中加入实学内容,以此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他力推学生出国留学去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技后归国做贡献,重视人才的选拔和教育,提倡建立国家充实选拔人才的体系;在外交现代化领域,他通过考察侨民在国外的现实情况,提出设立领事基地保护在外侨民的利益;他强烈反对针对朝廷内的传统狂妄排外的虚骄士气,认为应该立足国家实际制定对外政策,主张尽量避免战争损伤国家人力物力,并且崇尚刚柔相宜的和平外交政策。郭嵩焘的现代化思想显示出以“立足传统”为核心、以“本末统一”为主线的特点。他的现代化思想对中国早期维新思想的产生发展具有极大的启迪作用,使得其后涌现出一大批致力于改革中国的有志之士;强烈冲击了长时期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中心论”观念,突破了传统的华夷秩序观念的束缚,为向西方学习提供了思想前提。但是,他作为深受儒学文化浸染的封建官僚,其现代化思想尚未清醒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实质,过于盲目崇拜西方先进文化,并且尚存个人思想与实践相脱臼之缺陷。
黄娟[5]（2020）在《清嘉庆朝学政研究》文中提出学政是清代钦定管理一省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在推行教化、加强地方控制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雍正朝起,学政被赋予密奏权,职权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可以直接上报地方吏治民情,甚至还能弹劾督抚,成为清廷制约督抚,加强地方统治的重要力量。嘉庆朝共有151位学政,在任期间大部分认真履行职责,重视教育,能灵活根据当地情形变化,不断调整与科考、文教相关的问题,如有的在解决嘉庆朝学额争端上扮演重要角色,有的注重防范科举考试中出现的弊端,有的着力约束生员、整饬士习。他们不仅重视教育,还十分关心时局政治。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嘉庆朝学政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一方面重视人才的培养,在地方上倡导经学救世,劝导士子学经;另一方面致力于实学研究,将学术研究与现实问题结合,撰写了一批具有现实意义的实学着作。与此同时,他们也充分利用所拥有的密奏权,积极反映地方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等各个方面,例如嘉庆时期发生的白莲教起义和林清之变。嘉庆朝的许多学政后来都进入嘉庆、道光时期的权力中枢。但由于承平日久,纲纪废弛,政风疲敝,作为嘉道时期的主要决策者,他们基本也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免给嘉道政局带来负面效应。本文以嘉庆朝的学政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既研究学政群体概况,也研究学政与社会的互动及其影响,希望通过探讨嘉庆朝学政的群体表现和作为,一方面丰富清代学政以及学政制度的研究,另一方面推进对嘉道朝历史的多角度、全方位认识。
许东[6]（2020）在《儒学民间化与宗教化视域下的太谷学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嘉庆道光年间,安徽石埭人周太谷于江西庐山传道,创立太谷学派。周太谷晚年由庐山北上扬州,收张积中、李光炘二人为徒,委以“还道于北”和“传道于南”的重任。张、李二人不辱太谷遗命,分任南北,开黄崖北宗与龙川南宗,实现了学派的长足发展。同治五年（1866）,黄崖山事件爆发,黄崖北宗遭遇灭顶之灾,龙川南宗生存环境恶化,太谷学派在李光炘的支撑下艰难维系。太谷学派晚期,黄葆年、刘鹗、蒋文田、毛庆蕃等人共创归群草堂,实现了太谷学派南北合宗。太谷学派各代学人着述等身,思想庞杂。在道统传承上,周太谷自诩远承“羲、文、周、孔”儒家四圣,近接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其思想以《周易》《论语》为中心和源泉,采取以易解儒的方式,建构了太谷圣功之学的理论体系。周太谷所构建的圣功之学未脱离宋明儒学的范畴,特别是在孝道和民本思想两个方面,鲜明彰显了周太谷民间儒家学者的特质。在太谷后学中,对于周太谷思想继承最多、阐发最力、拓展最深的当属张积中、李光炘。与周太谷“尚易尊孔、罕言佛道”相比,张、李二人更主张“以儒为宗、融通佛道”,强调以先秦儒家为底色,对程朱、陆王以及佛道等各派各家之说进行批判继承,形成了融合各家而又不同于各家的太谷圣功之学。在太谷学派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早、中、晚三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向,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周太谷在早期创派传道过程中,其个人兴趣爱好以及青年时期的人生经历,造就了其思想内容和学说体系的神秘性和宗教性倾向,而太谷学派作为新兴的民间社团,在初创阶段为吸引信众而采取重术好玄的传道方式,更进一步加重了这种倾向。周太谷晚年扬州传道,从收徒规模、传道内容、传道方式等方面,纠正了早期传道过程中的宗教化倾向,致力于太谷学派由教派特质向学派特质的转变,确保了学派的长久安全发展。张积中作为继承太谷道统的学派领袖,身负周太谷“还道于北”的遗命,聚徒山东黄崖山,创建黄崖北宗,渐兴渐旺达十年之久。张积中以中下层民间儒者的身份,奉行“教养合一”的学派理念,在民间开展了一场以自我为主导、极富使命感的社会救赎,在这场轰轰烈烈以悲剧收场的社会实践中,张积中挖掘儒学固有的宗教性,吸收佛道二教特别是道教“为方便法门,利其深入人心,易于领会”的特点,对教理、教义、教规等相关内容进行了吸收、改良和创新,建构起了以天地先贤为主要崇拜对象的宗教观念,以心息相依和九还七返为特色的宗教经验,以入门拜师和祈祷献祭为主要内容的宗教行为,以师徒关系为纽带组合而成的宗教组织,在现实中进行了儒学宗教化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是一种非典型性宗教,但因为宗教化实践的不彻底和清政府的扼杀,导致黄崖北宗的儒学宗教化尝试最终走向失败。李光炘作为太谷学派龙川南宗的开创者,身负周太谷“传道于南”的遗命,龙川南宗在发展路向上秉承了太谷学派宗教化、民间化互相杂糅的特质,但由于外部条件、个人性格、突发事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与黄崖北宗走儒学宗教化的发展路向不同,龙川南宗更多地表现出了儒学民间化的倾向,致力于塑造民间儒家学派的形象,最终保全了太谷学派的发展命脉,奠定了太谷学派后期发展的性质与基调,是太谷学派发展历史中的关键环节。在太谷学派晚期,归群草堂作为太谷学派南北合宗的产物,其在儒学民间化的道路上进行了积极探索,通过世俗化、独立化、学理化的改造与重塑,彻底摆脱了太谷学派“异端反叛”的帽子,在清末民国时期开创了太谷学派发展的新局面。综上而言,太谷学派是清末民国时期,社会中下层民间儒者积极践行“教养天下”的使命责任,其在传扬过程中以学术为体、以宗教为用,社团发展在本质上一直保持着儒家学派的特性,而宗教化是学派在传扬过程中适应传播需求的理论和功能借鉴。太谷学派可以看成是“教派与学派结合”、儒学民间化与宗教化的综合体。以史为鉴,儒学未来发展应挖掘儒家思想的真精神,坚持“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原则,在全球化视野下,着眼于解决人类社会和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站在当代社会发展的视角审视、批判儒学,站在儒学的视角审视、批判当代社会,完成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实现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王淼[7]（2019）在《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以新疆建省为切入点,以历任巡抚的治疆活动为中心,在晚清被迫从“大一统”天下观的天朝逐渐转型整合到“多元一体”的近代民族国家背景下,综合运用民族学和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考察历任巡抚治理新疆的施政历程,并从政治、边防、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及对外关系等方面,全面分析其治疆政策与措施等方面的利弊得失,探索和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供当今边疆治理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发展借鉴和参考。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介绍在西方民族国家主导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清朝收复新疆后,统治阶级经过“海防”“塞防”国家战略走向的激烈争论,最终放弃了在边疆与民族地区延续千年的“因俗而治”“羁縻而治”等传统治理边疆的政策与措施,废除旧的行政体系,设立善后总局,最后建立行省、设置巡抚,新疆逐步实现了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改变了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模式。第二章讨论了新疆建省设抚初创时期的边疆治理情况。“建省设抚”的实施正值新疆收复不久,各方面百废待举。首任巡抚刘锦棠及护理巡抚魏光焘对外整军固防,对内废除军府制下的旧制度、政策,采取了各种稳定民生的措施,以便让新疆社会与经济尽快得到恢复与发展。通过刘锦棠与魏光焘的努力,新疆在建省以后的社会局势逐渐趋于平稳,各种制度不断完善,为新疆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三章探讨了先后继任新疆巡抚的陶模、饶应祺,前两任巡抚主要以恢复发展,保障稳定为主,大规模洋务还来不及筹办。这一时期虽然外部英俄列强一直觊觎新疆,内部社会局势也非持久太平,但在前任巡抚治理边疆的基础上,陶模、饶应祺大力推行洋务,加强武备、力行屯田、促进教育,使得新疆政令基本通达、社会基本稳定;新疆的边防、吏治、整军、教育等方面都有了显着的发展,促使新疆向近代化转型过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一时期新疆各方面发展都有显着提高。第四章、第五章探讨了清末“新政”及预备立宪后新疆巡抚的边疆治理情况。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洋务运动的破产、维新变法的流产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断加深,清廷被迫实行“新政”与预备立宪。“新政”及预备立宪的实施对西北边疆的政治、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军事边防等诸多方面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潘效苏、吴引荪、联魁等几任巡抚对新疆的兵制、警政、文化教育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到袁大化在任时期,新疆甚至已经有了修建铁路的构想。但这一时期新疆巡抚更换频繁,社会危机加深,最终在“辛亥革命”的摧枯拉朽下,清朝灭亡,新疆省与内地所有省份一样,最终都走向了共和。对晚清新疆历任巡抚边疆治理经验与教训的回顾与总结,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镜”,探索边疆治理的规律,更好地服务于当今新疆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大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胡慧娥[8]（2019）在《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魏源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的一位坐标式人物,生平跨越乾嘉道咸四个朝代。其毕生倡导以经术为治术,注重通经致用。他着述宏富,大都涉及对政治文化的历史分析与现实考察。魏源政治文化观的形成背景可从两方面考察:嘉道政治概况与嘉道士人群体政治文化生态是其政治文化观形成的客观历史因素。魏源所受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阅读史及与师友们的交往,则是考察其思想观念产生的主观历史因素。魏源的政治文化观主要包括天道观、德治观、法治观、民本思想与人才观等。他尊崇天道,认为以“天道”来参照人事,彰显“神道设教”的基调,于政治统治大有裨益;同时也重视人之主观能动作用,呼吁“造命”、“立命”君子,倡导常怀忧惧之心,以达天人合一之境。魏源主张德治,提出王道纯出乎道德,主张为政者需以仁德为本,又倡言“孝道”,认为“孝”是为学之本,亦是立身之本,治道之本;同时力主学古求变,以学古为名,求革新之实。也重视法治,明确倡导“法令是治之具”,后世循法而治是时代发展之必然,但他强调人法兼备,才能成就善政。他还进一步弘扬民本思想,提出君民平等,重视民之参政议政力、民之自治力以及民之合力等;还明确倡导开源兴利、本末皆富的富民思想。魏源还提出系统的人才观,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人才虚患”问题,主张不仅在位者要重视人才,建立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懂得识人用人,还呼吁士大夫群体关注经世之学,弘扬经世学风,使人有所学,学能致用等等。这些体现了他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关注与认知,其中有传承与肯定,亦有反思与超越。魏源政治文化观既涉及深刻的论理思考,亦有对现实社会改革的思考。随着时势的发展和人生经历的变化,他对政治文化的思考重心亦有所不同。其早期饱读诗书,深受传统经典微言大义的影响,即已感知国家整体由盛而衰的态势,故从整体上倡导“王道”政治观,希望以传统理想治道为现实纠偏。这集中体现在《黙觚》一书中。道光五年魏源开始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后,他转向对现实时政的经世思考,针对“人心寐患”之积弊,以及河工、漕运、盐政等急务中涌现出的流弊,提出时势变革观,主张局部改革,认为政“熟”方能求治。鸦片战争后,他倡导全面改革,以应对内忧外患的现实政治危机,着重强调大一统思想,提出新的地理世界观、外交观以及“师夷”说等。这些是魏源改革现实社会的系列主张。与同时代人相比,魏源政治文化观具有明显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以人为本,贵人重民;高扬事功,理性建言;实践品格,经世情怀;近代启蒙,与时俱进。魏源不仅关注民生,提倡重民、富民,且意识到人的普遍意义与价值。他强调人各有才,人尽其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人本精神的实质内涵。他将王道与事功连为一体,积极探讨富民强国之道,凸显出可贵的理性精神。魏源的很多思想观念源于对传统政治文化的认知,又注重关照当下实际政治社会,有些观念则直接从实践生活中产生,亦能反作用于现实政治当中,使其思想观念呈现明显的实践品格与经世情怀。魏源对时势发展有敏锐体察,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能与时俱进,对近代思想启蒙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参照,如科学启蒙、民主启蒙、地理世界观与外交观的启蒙等。魏源政治文化观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历史影响。一是他的很多着作在当时即已流行甚广,其思想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时人的关注和认可;二是其人本思想、新的地理世界观、外交观与“师夷”说等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效应,不仅直接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且对维新思想家们亦有很多启发,特别是“师夷”说成为近代一百多年来向西方学习思潮的滥觞。
移飞燕[9]（2019）在《魏源诗文研究》文中指出魏源是近代着名的思想家,也是一位改革者和诗人,他的一生处于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嘉道时期。历史的印记反映在魏源的诗文中,因而他的诗文大都是感时愤世、经世致用的篇章。他的诗文以鸦片战争为时代背景,以祖国的大好河山为吟唱对象,对晚清的思想界、文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目前学界对于魏源诗文的研究多侧重于山水诗和政治诗的探析,本文旨在全面考察魏源及其思想的基础上,对其诗和文进行全面的研究,把握其诗文的艺术特征,以期对魏源的诗文概貌有一个整体的认知。本文绪论包含选题缘由和研究现状两个部分。第一章按照魏源的人生经历分别从生平和交游两个方面对魏源生平进行剖析;第二章结合嘉、道时期的文学思潮来探究魏源的文学思想。第三章论述魏源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魏源的诗歌创作内容广泛多样,主要有山水诗、政治诗、忧患诗、赠答诗、禅趣诗。其诗歌具有生动鲜明、雅俗并重的诗歌风格,众体兼备、组诗众多的诗歌形式,雄奇奔放、气势磅礴的诗歌境界,寓情于景、细致精微的表现手法,质朴自然、不加雕琢的诗歌语言等整体特色。第四章论述魏源散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魏源散文的内容主要有政论散文、人物传记、山水游记、学术随笔四大类,同时具有立意深刻、切中时弊,旁征博引、大量用典,深入浅出、明晰通达等艺术特色。总体来说,魏源的诗文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值得关注。结语部分总结了魏源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庄亦男[10]（2019）在《姚锡光《吏皖存牍》研究》文中提出清朝末年,安徽皖江地区民生凋敝,灾害频发。受西方商品经济的影响,安徽地方风气也有了异于传统的变化。姚锡光作为锐意改革的教育家和军事思想家,被调往安徽石埭、怀宁、和州担任了两年的地方官。《吏皖存牍》是姚锡光1899—1901年任职安徽时期的治政文书汇编,主要以官府的日常公牍为主。公牍类型主要有禀、示、函、判等,内容涉及行政事务和司法案件等多个方面。从文书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姚锡光面临政务问题时,在教育、农业、民教纠纷、团练保甲、水灾治理等方面采取的措施颇具前瞻性和开创性。通过对文书的动态流转研究,可以看出姚锡光救灾、团练筹款途径的多样性。除了官府介入,中外士绅亦是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姚锡光的创新多变和恪尽职守增强了政府对救灾以及团练保甲的管控力,但由于财力和人力的限制,公文的执行效果往往得不到保证。《吏皖存牍》作为一线治政文书汇编,不仅展现出姚锡光情理结合,文质兼具的行文特色,更是后世学习的典型教材。虽然由于吏治腐败,一人政府等问题,使得姚锡光的治政理念存在局限性和困境,但是他深入基层,拓展官民沟通渠道,廉洁自律等优秀品质值得现代官员学习。
二、晚清吏治腐败的历史教训（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晚清吏治腐败的历史教训（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材料 |
| 五、理论方法 |
| 六、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豫北地理与治理关系格局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 |
| 第二节 历史地理 |
| 第三节 经济地理 |
| 第四节 人文地理 |
| 小结 |
| 第二章 协同共治—国家治理视域下的豫北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认同培育—现实需求与文化建造 |
| 一、王朝统治正统性的构建 |
| 二、《圣谕广训》与清代社会治理思想的构建 |
| 三、祭祀与国家认同的构建 |
| 四、祭祀、表彰与伦理道德思想的构建 |
| 五、国家认同的瓦解与重塑 |
| 第二节 礼法并重—礼法与社会秩序体系的构建 |
| 一、“礼法”结合的社会治理体系 |
| 二、教育教化引导体系的构建 |
| 第三节 剿抚兼施—军事功能与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威慑镇压的治理策略 |
| 二、军事信息渠道的构建 |
| 第四节 保障民生—公共事务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税收保障体系的完善与构建 |
| 二、黄河的治理与民生 |
| 三、社会救助及民生 |
| 第五节 信仰引导—宗教信仰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一、宗教信仰的治理功能 |
| 二、邪教信仰的社会治理 |
| 三、传教士问题治理思想的演变 |
| 小结 |
| 第三章 实践落实—县级政府领导下的豫北基层社会治理 |
| 第一节 牢筑根基—县级组织机构的基本构成 |
| 一、县官的铨选及职能 |
| 二、县级机构的组成及职能 |
| 第二节 建设格局—社会公共事务治理 |
| 一、水利治理实践 |
| 二、仓储制度与灾荒防治 |
| 三、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 |
| 第三节 基层组织—社会治安与赋税征收 |
| 一、保甲制度与权力渗透 |
| 二、赋税征收与民间社会 |
| 第四节 崇德重礼—教化体系与治理实践 |
| 一、学校教化机制 |
| 二、社会教化机制 |
| 第五节 敬天为民—官员祭祀与官民关系 |
| 一、地方官员祭祀 |
| 二、调解纠纷维护社会治安 |
| 三、传教士与豫北社会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自治—豫北民间社会中的自治机制 |
| 第一节 自治主体—基层社会的自治效能 |
| 一、士绅权威与基层社会 |
| 二、宗族制度的功能 |
| 三、会首的社会治理作用 |
| 四、乡村乡约自治 |
| 第二节 以农为本—乡村经济的发展 |
| 一、粮食生产与社会稳定 |
| 二、乡村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
| 第三节 文化惯习—民间教化信仰的社会治理功能 |
| 一、社会教化机制 |
| 二、民间信仰活动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魏源《圣武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圣武记》的编纂 |
| (一)魏源的生平与着述 |
| (二)《圣武记》编纂始末 |
| 二、《圣武记》的内容与体例 |
| (一)《圣武记》的内容 |
| 1.溯洄盛衰:探明清代盛衰原因 |
| 2.除弊兴利:补官修史书不足 |
| 3.文核事赅:历史编纂条理分明 |
| (二)《圣武记》的体例 |
| 三、《圣武记》的经世思想 |
| (一)《圣武记》经世思想缘起 |
| 1.社会背景:晚清衰败与鸦片战争失败 |
| 2.学术背景:考据衰落与道咸经世派崛起 |
| 3.思想基础:湖湘文化的思想根基 |
| (二)《圣武记》经世思想的内容 |
| 1.民族边疆问题的分析与对策 |
| 2.历史鉴戒:史学传统的“当代”诠释 |
| 四、《圣武记》的史学成就与局限 |
| (一)《圣武记》的史学成就 |
| 1.历史文学成就 |
| 2.《圣武记》对日本的影响 |
| 3.开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史学 |
| (二)《圣武记》的局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戊戌变法的近代影响及当下思考——基于审计与监察制度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戊戌变法引领思想转型，奠定审计与监察制度的基础 |
| （一）对官僚政治体制的反思，为审计与监察提供理论前提 |
| （二）对社会经济困境的忧患，唤醒人们的审计与监察意识 |
| （三）对国家法律制度的期盼，为审计与监察提供了法制环境 |
| 二、戊戌变法引发官制改革，助推审计与监察制度的发展 |
| （一）戊戌变法开展的官制改革，维新派对审计与监察制度的构想 |
| （二）戊戌变法之后的官制改革，清末政府对审计与监察制度的设想 |
| （三）清末政府有关审计与监察制度的立法及实践 |
| 三、戊戌变法启发当下思考，完善并执行审计与监察制度 |
| （一）不断深化领导干部体制改革，完善现行审计与监察制度 |
| （二）努力加强专业执法干部管理，严格执行审计与监察制度 |
| （三）着力杜绝“能人腐败”现象，强化审计与监察两大监督理念 |
| （四）发挥审计与监察共同监督的力量，推进清官廉吏体制建设 |
（4）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课题来源及研究的意义 |
| 1.1.1 课题研究的来源 |
| 1.1.2 课题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文献综述简析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郭嵩焘现代化思想产生的条件 |
| 2.1 客观条件 |
| 2.1.1 外来挑战的冲击 |
| 2.1.2 家庭环境的熏陶 |
| 2.1.3 良师益友的启迪 |
| 2.2 主观条件 |
| 2.2.1 驻外公使经历的影响 |
| 2.2.2 办理洋务实践的触动 |
| 2.2.3 爱国忧患意识的激发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的内容 |
| 3.1 郭嵩焘的政治现代化思想 |
| 3.1.1 君与民的交相维系 |
| 3.1.2 倡法治以德法兼治 |
| 3.1.3 严官吏以安抚民心 |
| 3.2 郭嵩焘的经济现代化思想 |
| 3.2.1 工商立国为本 |
| 3.2.2 整顿钱法税制 |
| 3.2.3 发展对外贸易 |
| 3.3 郭嵩焘的教育现代化思想 |
| 3.3.1 推崇实学以丰富课程内容 |
| 3.3.2 选拔人才以推动国家振兴 |
| 3.3.3 鼓励留学以改进教育方式 |
| 3.4 郭嵩焘的外交现代化思想 |
| 3.4.1 立足实际以摒弃虚娇士气 |
| 3.4.2 讲求刚柔相宜的和平外交 |
| 3.4.3 设立领事以保护本国侨民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的评析 |
| 4.1 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的特点 |
| 4.1.1 以立足传统为核心 |
| 4.1.2 以本末统一为主线 |
| 4.2 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的意义 |
| 4.2.1 孕育了中国早期维新思想的萌芽 |
| 4.2.2 突破了传统华夷外交观念的束缚 |
| 4.3 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的局限性 |
| 4.3.1 未能理性认识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 |
| 4.3.2 尚存个人思想与实践相脱臼之瑕玷 |
| 4.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清嘉庆朝学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已有研究概况 |
| 三、研究框架、方法及主要史料 |
| 第一章 学政群像 |
| 第一节 学政的地理分布 |
| 第二节 学政之年龄与职衔 |
| 第三节 学政的任期和离职 |
| 第四节 学政之升转黜陟 |
| 第二章 学政日常 |
| 第一节 主持考试 |
| 第二节 约束生员 |
| 第三节 巡视地方 |
| 第四节 政余生活 |
| 第三章 学政与地方文教 |
| 第一节 以经学救世 |
| 第二节 衡文校士 |
| 第三节 记录保存地方文化 |
| 第四章 学政与嘉道政局 |
| 第一节 末世衰相 |
| 第二节 时代与责任 |
| 第三节 难挽狂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嘉庆朝151位学政简表 |
| 附录二 嘉庆朝各省学政年表 |
| 附录三 嘉庆朝学政任嘉道时期军机大臣表 |
| 致谢 |
（6）儒学民间化与宗教化视域下的太谷学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章 太谷学派产生的思想与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太谷学派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太谷学派产生的历史文化生态 |
| 第二章 太谷学派的创立及其发展演变 |
| 第一节 周太谷与太谷学派的创立 |
| 第二节 太谷学派南北二宗的创建及其发展 |
| 第三节 归群草堂与太谷学派的南北合宗 |
| 第三章 太谷学派人物着述与思想内涵 |
| 第一节 太谷学派主要人物及其着述 |
| 第二节 《周氏遗书》所见周太谷主要思想 |
| 第三节 张积中、李光炘对周太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第四章 太谷学派早期的儒学宗教化与民间化倾向 |
| 第一节 周太谷早期传道的儒学宗教化倾向 |
| 第二节 周太谷晚年传道的儒学民间化特征 |
| 第五章 张积中黄崖北宗的儒学宗教化路向 |
| 第一节 黄崖北宗产生的背景及其原因 |
| 第二节 黄崖北宗的儒学宗教化路向 |
| 第三节 黄崖北宗儒学宗教化路向的最终结局及其原因 |
| 第六章 李光炘龙川南宗的儒学民间化路向 |
| 第一节 龙川南宗产生的背景及其原因 |
| 第二节 黄崖山事件对龙川南宗发展路向的影响 |
| 第三节 龙川南宗的儒学民间化路向 |
| 第七章 黄崖北宗与龙川南宗发展路向比较 |
| 第一节 黄崖北宗与龙川南宗发展路向的一致性 |
| 第二节 黄崖北宗与龙川南宗发展路向的差异性 |
| 第八章 归群草堂与太谷学派晚期儒学民间化路向的新探索 |
| 第一节 归群草堂产生的背景及其原因 |
| 第二节 归群草堂儒学民间化路向的新探索 |
| 余论:太谷学派历史命运的反思与儒学未来发展路向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立题依据 |
| (一) 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基本资料 |
| (一) 档案、文献类 |
| (二) 游记、日记、方志类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一) 重点、难点 |
| (二)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疆建省前的局势 |
| 第一节 晚清新疆的空前危机 |
| 一、“大一统”天下观的蜕变 |
| 二、新疆“内忧外患”形势 |
| 三、沙俄强占伊犁与英、俄角逐 |
| 第二节 海防、塞防之争与“哲德沙尔”政权的覆灭 |
| 一、海防、塞防之争下的晚清国家安全观 |
| 二、清军西征与伊犁的收复 |
| 第三节 新疆建省方案的提出 |
| 一、建省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
| 二、建省方案的构想 |
| 第四节 行省制在新疆的确立 |
| 一、“建省设抚”的实施 |
| 二、“建省设抚”的意义 |
| 第二章 建省初期新疆巡抚的治疆政策(1884-1891) |
| 第一节 刘锦棠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84-1889) |
| 一、固防与整军 |
| 二、吏治的整顿 |
| 三、屯垦与税收 |
| 四、变通政令与社会治理 |
| 五、教育与民族交流 |
| 第二节 魏光焘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89-1891) |
| 一、边防建设与国土安全 |
| 二、因地制宜的经济政策 |
| 第三章 新疆巡抚陶模、饶应祺的治疆政策(1891-1902) |
| 第一节 陶模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91-1895) |
| 一、武备与边圉 |
| 二、发展经济与规范赋税 |
| 三、保障社会安定发展 |
| 四、因材施教,提倡国学 |
| 第二节 饶应祺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95-1902) |
| 一、保障政治稳定 |
| 二、加强边防安全 |
| 三、保障经济利益 |
| 四、教育与宗教政策 |
| 第四章 清末“新政”后新疆巡抚治疆政策(1902-1906) |
| 第一节 潘效苏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02-1905) |
| 一、晚清“新政”的施行与新疆的改革 |
| 二、揆情审势,遴官益边防 |
| 三、“遣客改土”欲固边防 |
| 四、“新政”下的新疆经济 |
| 五、安抚哈萨克,稳定民族关系 |
| 第二节 吴引荪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05-1906) |
| 一、整吏治与课吏馆 |
| 二、废止招募世袭兵 |
| 三、理清度支,清算赃银 |
| 四、创立近代警制 |
| 五、兴办近代学堂 |
| 第五章 预备立宪体制下新疆巡抚治疆政策(1906-1912) |
| 第一节 联魁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06-1910) |
| 一、筹立宪,拟设谘议局 |
| 二、惩治腐败 |
| 三、改练新军,创立巡防队 |
| 四、统一财政,置办工艺局 |
| 五、严禁毒品 |
| 第二节 袁大化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10-1912) |
| 一、拟修铁路,实边固防 |
| 二、开辟利源,挽救财政 |
| 三、拓宽教育视野 |
| 四、“固本图文明”政策的失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其意义 |
| 1.1.1 缘起 |
| 1.1.2 题旨 |
| 1.1.3 选题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2.1 魏源政治思想研究概述 |
| 1.2.2 魏源文化思想研究概述 |
| 1.2.3 魏源历史定位问题研究概述 |
| 1.2.4 史学界有关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综述 |
| 1.2.5 近十余年来魏源研究的特点和不足 |
| 1.3 本文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魏源生平及其政治文化观形成的背景 |
| 2.1 魏源生平 |
| 2.1.1 魏源的政治人生 |
| 2.1.2 魏源的学术人生 |
| 2.2 魏源政治文化观形成的背景 |
| 2.2.1 嘉道政治统治简论 |
| 2.2.2 嘉道时期士人群体的政治文化生态 |
| 2.2.3 家庭成长背景及所受教育 |
| 2.2.4 阅读史及主要师友交往 |
| 第3章 魏源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 |
| 3.1 尊崇天道,常怀忧惧 |
| 3.1.1 天命观 |
| 3.1.2 幽明观 |
| 3.1.3 忧患观 |
| 3.2 崇尚德性,学古求变 |
| 3.2.1 王道纯出乎道德 |
| 3.2.2 王道是学古变易之道 |
| 3.3 重视法治,人法兼备 |
| 3.3.1 法之功用 |
| 3.3.2 法之实行 |
| 3.4 民本思想 |
| 3.4.1 重民思想 |
| 3.4.2 富民思想 |
| 3.5 人才观 |
| 3.5.1 人才缺失之缘由 |
| 3.5.2 人主应重视人才 |
| 3.5.3 如何构建良好的人才培养体系 |
| 第4章 魏源对现实社会改革的政治文化思考 |
| 4.1 重申王道,彰显事功——早期“王道”政治观 |
| 4.1.1 《默觚》概述 |
| 4.1.2 早期“王道”政治观的内涵 |
| 4.1.3 如何成就“王道” |
| 4.2 政“熟”求治,因势而变——中后期时势变革观的确立与发展 |
| 4.2.1 批判“人心之寐患” |
| 4.2.2 变革观的确立 |
| 4.2.3 变革观的发展 |
| 4.3 全面改革,师夷长技——鸦片战争后的政治文化思考 |
| 4.3.1 《圣武记》、《海国图志》概述 |
| 4.3.2 大一统观念 |
| 4.3.3 地理世界观 |
| 4.3.4 外交观 |
| 4.3.5 “师夷”说 |
| 第5章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特点和影响 |
| 5.1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特点 |
| 5.1.1 以人为本,贵人重民 |
| 5.1.2 高扬事功,理性建言 |
| 5.1.3 实践品格,经世情怀 |
| 5.1.4 近代启蒙,与时俱进 |
| 5.2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影响 |
| 5.2.1 声名渐显,受时人关注 |
| 5.2.2 启迪后世,影响深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默觚》与《皇朝经世文编》学体、治体部分文章内容之比较 |
| 附录二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9）魏源诗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关于魏源的综合研究 |
| (二)关于魏源诗歌的研究 |
| (三)关于魏源散文的研究 |
| 第一章 魏源的生平与交游 |
| 第一节 魏源的生平 |
| 一、少年苦读,初涉学海 |
| 二、几度入京,求学交友 |
| 三、幕府生涯,经世致用 |
| 四、简恕为政,造福一方 |
| 五、暮年辞官,魂归净土 |
| 第二节 魏源的交游 |
| 一、学术导师 |
| 二、幕府之主 |
| 三、同道挚友 |
| 四、革新志士 |
| 第二章 魏源的文学思想 |
| 第一节 嘉道之际的文学思潮 |
| 一、性灵余响 |
| 二、学人之诗 |
| 三、桐城诗派 |
| 四、经世诗人 |
| 五、爱国诗潮 |
| 第二节 魏源的文学思想 |
| 一、“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 |
| 二、诗以言志,发愤而作 |
| 三、博观约取,厚积薄发 |
| 四、“变古愈尽,变民愈甚” |
| 第三章 魏源的诗歌创作 |
| 第一节 魏源诗歌的思想主题 |
| 一、政治诗 |
| 二、山水诗 |
| 三、忧患诗 |
| 四、赠答诗 |
| 五、禅趣诗 |
| 第二节 魏源诗歌的艺术特征 |
| 一、生动鲜明、雅俗并重的诗歌风格 |
| 二、众体兼备、组诗众多的诗歌形式 |
| 三、雄奇奔放、气势磅礴的诗歌境界 |
| 四、寓情于景、细致精微的表现手法 |
| 五、质朴自然、不加雕琢的诗歌语言 |
| 第四章 魏源的散文成就 |
| 第一节 魏源散文的题材类型 |
| 一、政论散文 |
| 二、人物传记 |
| 三、山水小品 |
| 四、学术随笔 |
| 第二节 魏源散文的写作特色 |
| 一、立意深刻,切中时弊 |
| 二、旁征博引,大量用典 |
| 三、深入浅出,明晰通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姚锡光《吏皖存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 |
| 三、选题的主要内容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姚锡光与《吏皖存牍》概述 |
| 第一节 姚锡光的生平事略 |
| 第二节 《吏皖存牍》简介 |
| 一、《吏皖存牍》的编纂目的 |
| 二、《吏皖存牍》的版本说明 |
| 第二章 《吏皖存牍》中的文书统计 |
| 第一节 《吏皖存牍》中的上行文 |
| 一、禀 |
| 二、笺 |
| 三、节略 |
| 第二节 《吏皖存牍》中的下行文 |
| 一、示 |
| 二、札 |
| 三、谕 |
| 第三节 《吏皖存牍》中的平行文 |
| 一、函 |
| 二、移 |
| 三、照会 |
| 第四节 《吏皖存牍》中的专用文书 |
| 一、判 |
| 二、章程 |
| 三、弁首 |
| 第三章 《吏皖存牍》所呈现的救灾策略 |
| 第一节 救灾举措 |
| 一、因地筑堤,保障充分 |
| 二、抢护圩堤,水中救民 |
| 三、设局平粜,发放义赈 |
| 四、维持秩序,防治匪患 |
| 五、修复圩堤,恢复生产 |
| 第二节 救灾成效 |
| 一、从发文主体看救灾态度 |
| 二、从收文对象看救助途径 |
| 三、从收发时间看救灾效率 |
| 第三节 救灾理念 |
| 一、传统理念与国际视野的融合 |
| 二、严格规范与因地施策的融合 |
| 第四章 《吏皖存牍》所呈现的维稳策略 |
| 第一节 维稳举措 |
| 一、完善保甲制度,增设保甲局 |
| 二、改革团练制度,民兵合一 |
| 三、创新团练之法,中体西用 |
| 第二节 维稳成效 |
| 一、团练筹备途径 |
| 二、团练开展进度 |
| 第三节 维稳理念 |
| 一、官府主办,官方管控 |
| 二、革除陋习,提升素质 |
| 第五章 《吏皖存牍》呈现的教化与农业策略 |
| 第一节 教育策略 |
| 一、清末石埭、和州的教育情况 |
| 二、姚锡光的教育措施及理念 |
| 第二节 农业策略 |
| 一、清末石埭地区的农业生产 |
| 二、姚锡光的农业发展措施和观念 |
| 第三节 民教策略 |
| 一、清末石埭、怀宁两地的民教情势 |
| 二、姚锡光解决民教冲突的态度及原则 |
| 第六章 《吏皖存牍》及姚锡光的治皖理念 |
| 第一节 《吏皖存牍》的特色及价值 |
| 一、《吏皖存牍》的文书特色 |
| 二、《吏皖存牍》的文献价值和局限性 |
| 第二节 姚锡光治皖理念的局限与启示 |
| 一、姚锡光的治皖理念的局限和困境 |
| 二、姚锡光治政理念的现代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四、晚清吏治腐败的历史教训（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D]. 高世伟. 河北大学, 2021(09)
- [2]魏源《圣武记》研究[D]. 宗坤.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3]戊戌变法的近代影响及当下思考——基于审计与监察制度的考察[J]. 谢冬慧.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2)
- [4]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研究[D]. 吴京蔚.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02)
- [5]清嘉庆朝学政研究[D]. 黄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4)
- [6]儒学民间化与宗教化视域下的太谷学派研究[D]. 许东.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7]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D]. 王淼.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8]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D]. 胡慧娥. 湖南大学, 2019(07)
- [9]魏源诗文研究[D]. 移飞燕.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7)
- [10]姚锡光《吏皖存牍》研究[D]. 庄亦男.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