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余庆远与《维西见闻纪》（论文文献综述）
李亚锋[1]（2021）在《从“化外”到归附：清初滇西北改土归流与怒族的国家认同》文中提出清初滇西北的丽江、维西地区改土归流后,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开始深入至澜沧江流域,进而影响到更西一隅的怒江流域,尤其是维西地区流官政府的设立,直接拉近了怒江边民和中央王朝的地理空间距离,促进了原本处于王朝国家秩序体系之外的怒族和中央王朝之间政治关系的建立。归附后的怒族,开始正式进入到中央王朝的视野之中,在国家权力的介入和作用下,其原本恶劣的政治及社会经济处境也由此得到明显改善,国家认同感随之也得到很大提升。
苍铭[2]（2020）在《《维西夷人图》考释》文中指出《维西夷人图》是绘制滇西北边地清军"维西协"防区内"夷人"的专门图册。该图册图文并茂,对研究清代滇西北的民族与边防有重要的价值。本文首先考释了图册的收藏情况,通过对图册装帧设计、图说内容、图像绘制特点的分析,认为《维西夷人图》是《维西协营制》的一部分,成书时间约为嘉庆八年（1803）;其次,将《维西夷人图》与其他几部清代"夷人图"进行了比较,认为不同绘图者的"民族"认知和绘图的目的不同;再次,通过比较认为,《维西夷人图》图像的绘制与图说具有明显的边地驻军视角特点,即图像注重"夷人"外貌服饰绘制的写实性,目的是有效辨识防区内的各族"夷人",图说则十分注重"夷人"是否纳粮、守法与臣服的描述,反映出驻军是以一种管控的思维记录边地"夷人"民情。
杨胜祥[3]（2019）在《滇密系统的火葬礼仪考》文中认为滇密系统的火葬是南诏晚期到明代中叶广泛流行於我国西南地区原大理国辖区内的丧葬风俗。其礼仪大致可分爲葬前之礼、葬礼与葬後之礼三大阶段,各阶段具备相对固定的具体程序。其中,葬前之礼下有临终、沐浴与殓、敬灵、讣告与奔吊、谥五项程序,葬礼下有送丧、火化、收骨、墓葬四项程序,葬後之礼下有服丧、斋荐、竪石三项程序。此种丧葬礼仪与西南氐羌系统的火葬习俗相互影响,与佛教密宗阿吒力教密切相关,观其大概,则略本於汉族葬俗。
木艳娟[4]（2019）在《法国纳西学史研究（1867-1965）》文中认为鸦片战争后,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主要在中国西南秘密传教。为了方便在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开展传教活动,传教士们从学习各民族的日常语言入手,逐渐扩大到记录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1867年,德斯高丹神父将11页东巴经《抠古鬼的来历2请多格神》寄回法国家中。这种罕见而又奇特的文字随即引起东方学家们的好奇和关注,并自此掀开了法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对纳西文字、语言、社会风俗收集整理和研究的序幕。法国殖民者在印度支那站稳脚跟后,妄图进一步对华渗透,陆续派出各种类型的考察团,沿湄公河-红河进入云南各地考察。沿途的自然景观、包括纳西在内的各民族风俗文化也进入探险家们的视野和记录中。与此同时,在压力之下,中法间陆续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此后法国加紧对云南各方面的控制和掠夺,不平等条约也为探险家、传教士和东方学家们深入云南考察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有力保障。用“知识”认识和处理东方事务,是法国东方学开创的先河。东方学家们认为,一些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艺术和宗教传统,而他们则通过在知识层面做出“同情而明智”的努力,承担起干预这些民族发展的职责。这种优越感和所谓的使命感也被应用到对纳西历史文化的研究中。而巴克和沙畹合着的《么些研究》,成为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法国对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巅峰之作,也成为西方关于纳西研究的第一本专着。这样的成果,无疑确立了法国在西方纳西研究领域的先驱者地位。尽管国内外学者公认法国是西方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奠基者,甚至在着述中也基本都会提及这一观点,但通常只是简要提及巴克和其着作。近几年来,逐渐出现少数关于法国纳西研究的成果,主要也针对巴克和《么些研究》,而对比巴克更早的法国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则几乎无人问津了。这种研究现状与法国在西方纳西历史文化研究中的实际地位和影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说明学界在这一领域还存在一些研究空白,有待补充和完善。首先,本文将立足于全面收集1867-1965年间,法国纳西研究的专着、文章及收藏的文献、文物,包括传教士、探险家、东方学家们的游记、书信和与教会有关传教士的档案等法语原始资料。这些原始资料中,有不少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新材料。新材料的发掘,有利于弥补国内现有相关资料的不足,拓展民族文献学的研究领域和范围。其次,本文将结合法国这一时期国内外历史、政治、宗教及学术背景,尤其是其殖民扩张政策与中法关系的变化,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川滇藏交界区域的活动,东方学的发展脉络,全面系统地重新梳理法国纳西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并依据其不同时期的特点将其分为萌芽（1867-1899）、发展（1900-1911）和兴盛（1912-1965）三个阶段。此外,本文亦将在充分收集和正确解读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对相关材料辩伪、深度阐释及活态利用,力求客观深入地展示和分析法国研究者每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特点和意义,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借助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以比较法和归纳法为主,努力将历史叙事与历史解释融为一体,重现法国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探讨其价值及对西方各国和我国同类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并力求从中发现新的研究热点,推动我国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
阳正伟[5]（2019）在《从“比附中原”到“比较中原”——元以来中原人士对云南的认知及云南人的反应》文中研究说明元朝以前云南与中原地区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故中原史籍记载云南的相关方面存在较浓重的隔膜感。元明清时期云南重新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体系,来滇的中原人士将其所见云南的物质文明、文化状况等比附中原。他们对于云南的物质文明并无厚薄之分,对于文化状况则是以中原文化为本位,主张用中原文化同化云南文化,使之归于同一。基于云南的物质文明、文化状况与中原存在较多趋同之处,云南人对中原人士于云南的歧视看法进行批驳,表明在身份和文化上对中原的认同。到了近代,出于云南在全国的历史地位和现实贡献,云南学界、政界人士处处流露要与中原一较高下的言论,反映的是近代云南地方意识的觉醒和文化的自信。
邹雯[6]（2019）在《媒介化语境中的多民族文化共生 ——基于云南维西塔城田野调查的研究》文中提出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国家,“大杂居、小聚居”的多民族共处一地的情况较为普遍,在当前一带一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维持和谐的多民族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迪庆维西塔城正是一个民族关系融洽的多民族聚集、多民族文化共生、多宗教共存的地区。本文以迪庆维西塔城的启别村为研究地点,以“媒介与多民族文化共生的关系”、“媒介化语境对多民族文化共生产生的影响”为主要研究问题,对维西塔城启别村进行田野调查和研究。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媒介化、文化共生、民族文化传播等概念以及学界相关文献、研究背景进行梳理;第二部分是对维西塔城的多民族共存、多元文化共生、多宗教并存的概况进行描述;第三部分先对村寨中少数民族对大众媒介的使用情况进行概括,并选择村寨中不同民族的“人”进行观察与深度访谈;第四部分将研究视角详细聚焦到手机微信,讲述启别村各个民族与微信这一现代化媒介平台的故事,并对微信与当地多民族文化共生的关系进行具体的呈现与探究;第五部分是在上一部分的基础上,结合传播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知识,分析媒介与媒介化对当地多民族文化共生格局产生的影响,对现代媒介介入多民族村寨的文化共生后所产生的问题进行思考;第六部分是总结媒介化环境与多民族文化共生的关系,并对研究中的不足进行反思。论文主要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以田野调查法和微信民族志为主,在阅读分析大量论着的基础上,到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中,切身体会多民族的文化与生活,之后再利用微信将田野民族志做得更加深入。同时,结合深度访谈法来获取更全面资料,以弥补笔者在田野调查中观察的“片面化”“主观化”问题,做到“由面到点”的深入剖析和研究,并结合相关理论进行理性思考。研究发现,当传统媒介介入到同一个社区的不同民族后,会对各民族的人群、生活、习俗、传统,乃至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整体性影响和社会结构性的转变,现代化媒介更是如此。微信的出现使得维西塔城启别村多个民族的相处更加融洽和谐,民族关系更加紧密,多民族文化共生共存的区域特点更加明显,使得文化共生的特点在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何茂活[7]（2019）在《《汉语大词典·火部》书证断句献疑》文中研究指明《汉语大词典》所引书证在断句标点方面尚有可商之处。通过对该词典"火部"部分词条书证的审读核校,发现其在断句标点方面存在截句未当、虚词脱失、句读讹舛及当断未断等四个方面的问题。由此建议截取例句时应"瞻前顾后",避免造成句子首尾词句的割裂和冗余,同时加强词句的校勘核订,尤其是疑难词语的形义考察,理清句子内部关系,确保书证信度和断句标点的准确性,有效提高辞书质量。
阿错[8]（2019）在《明清时期噶玛噶举派姜域（vjang yul）传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姜域（vjang yu）是藏语历史地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中的姜域主要指狭义的姜域。就今天的地理范围来说,主要包括云南省丽江市的古城区、玉龙县和迪庆州维西县的叶枝、康普、塔城及香格里拉市金沙江沿线的金江、上江、虎跳峡、三坝等地区。除此之外,还包括怒江州贡山县和兰坪县的部分地区。藏传佛教自形成之初,就与姜域有过初步的接触。但真正与姜域发生比较密切的联系肇始于明代。明代木氏土司崛起于滇西北,其势力范围一路向北,直至延伸到滇川藏交界的康区南部地区。这个区域正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重镇,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木氏土司通过噶玛噶举派的影响力对康区南部地区实现有效控制和迎合中央王朝的政治考量,从而支持噶玛噶举派的发展,噶玛噶举派也倚势在姜域迅速传播,并对木氏土司辖区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清代,姜域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使噶玛噶举派的传播呈现起伏不平的状况。但最终中央王朝派驻丽江的流官,虽然没有像木氏土司一样尊崇噶玛噶举派,但也没有打压和严格控制,而是包容性地让其自由传播和发展。因此,第十世噶玛巴曲英多吉、第八世司徒曲吉迥乃、第六世夏玛巴曲珠加措为代表的噶玛噶举派教派首领们广泛接触姜域的各级地方官员,普遍联系普通信众,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社会自上而下地发展,自然形成了民族化和本土化的属性。姜域有了正规的噶玛噶举派寺院,而且形成了“姜域十三寺”的格局,也有了自己的活佛转世系统。总的来说,明清时期是噶玛噶举派在姜域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最重要时期。全文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解读“姜”和“姜域”的基础上,比较准确的界定了这一概念。“姜域”作为云南西北部一个特定的地理坐标,随着历史的演进和地方政权的不断更替,其所指涉的意义也在发生变化。总的来说,“姜域”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概念是指历史上的南诏国、大理国、云南王等古代云南的地方政权及这些政权所辖区域。古代藏文历史文献中,有的将整个云南都泛泛地称为姜域,甚至有的还把整个云南乃至明代木氏土司所统治的康区南部地区都统称为姜域;狭义的“姜域”则指,清朝末年滇西北噶玛噶举派“姜域十三寺”的格局形成后,噶玛噶举派“姜域十三寺”的分布区域及教区被称为姜域。主要指今天丽江和维西一带的纳西族集聚区。第二,探讨了明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首先,通过对明朝的西南边疆形势、明中央王朝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木氏土司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以及藏纳两族历史文化渊源等的分析,阐述了噶玛噶举派传入姜域的必然性。其次,论述了噶玛噶举派传入迪庆的过程,介绍了明代噶玛噶举派在迪庆的主要寺庙,对部分重要寺庙的建寺时间、建寺者等历史进行了考证,并展开了论述。廓清噶玛噶举派在迪庆藏区的历史,为研究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再次,考证了噶玛噶举派正式传入“姜域”的时间和路线,梳理了第八世噶玛巴弥觉多吉、第六世夏玛巴噶旺曲吉旺秀、第九世噶玛巴旺秀多吉与木氏土司之间的互动关系史。对木增土司出资刊刻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进行了全面地考察和论述。对鸡足山、文笔山（姜日穆波）、达摩-当巴圣地等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进行了全面地梳理和阐述。第三,探讨了清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清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7世纪中期清王朝建立初至1723年丽江“改土归流”之间;第二个阶段是1723年丽江改土归流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之间,首先,在第一个阶段,第十世噶玛巴曲英多吉避逃滇西北,在曲英多吉的影响下,噶玛噶举派在姜域进入了一个繁盛期,但随着曲英多吉离开滇西北,噶玛噶举派逐渐走向衰落。其次,第二个阶段姜域受中央王朝派驻的流官统治。德格八邦寺第八世司徒曲吉迥乃活佛于1729-1759年间三次造访姜域,并在他的持续关注下,噶玛噶举派在姜域逐渐复兴,在民间广泛传播,并开始本土化,也就在这个时期,形成了噶玛噶举派“姜域十三寺”的格局。文章通过《司徒曲吉迥乃自传》对司徒三次丽江之行及对姜域的持续关注的史实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对司徒三次丽江之行进行了比较全面地分析。再次,对清代姜域的寺庙、僧人、活佛、信众等的情况进行了全面地梳理,对部分寺庙和高僧历史进行了考证和论述。第四,探讨了明清时期噶玛噶举派在姜域传播的方式与特征。通过宏观与微观结合,对明清时期噶玛噶举派在姜域传播的特征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明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社会传播途经来看,呈现出多元化。但从传播的结果来看,明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还未能落地生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尚未形成正规的噶玛噶举派寺院;第二,尚未形成本土僧团;第三,中甸是噶玛噶举派传入姜域的“中转站”,木氏土司的大型佛事活动和兴佛活动都在中甸开展。第四,噶玛噶举派在与汉传佛教的互动中实现自身的传播,而传播程度、范围及影响还很有限。清代姜域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使噶玛噶举派的传播呈现起伏不平的状况。但后来随着第八世司徒曲吉迥乃活佛为首的噶玛噶举派教派首领和普通僧人进入姜域传法,而且当时中央王朝派驻丽江的流官,虽然没有像木氏土司一样尊崇噶玛噶举派,但也没有进行打压和控制,而是包容性地让其自由传播和发展。因此,噶玛噶举派在姜域迅速自上而下地发展,并开始走向世俗化和民间化。也就在这个时期,噶玛噶举派在姜域更大程度地被汉文化和纳西族文化等各民族文化吸收与整合,姜域各地噶玛噶举派的寺院雨后春笋般出现,形成了姜域十三寺的格局。从教法传承方面来说,姜域寺庙隶属德格八邦寺的统一管理,而当地各个寺庙之间又是平行的、互不隶属的关系。从寺院的功能方面有说,发挥的是纯宗教的服务功能。而寺院建筑等方面呈现出强烈的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这个时期,姜域民众纷纷送子弟出家为僧,姜域有了自己的僧团和活佛,僧人数达到2000余人。姜域寺庙的学修体系初步形成,尤其是宗教实修方面,文峰寺静坐堂独具特色。活佛转世方面出现了姜域自身的活佛转世系统,直至清朝末年,共认定了50余位姜域转世活佛,并且姜域活佛的族别呈现多样化。清代末期,噶玛噶举派在姜域逐渐式微。最后,作者在充分论述明清两朝噶玛噶举派在姜域传播情况基础上,得出几点重要结论。第一,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和发展,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和中华文明的发展。第二,明清时期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过程中,始终以和平的方式传播佛教。因此,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是佛教和平传播理论的一个典型案例,对该理论的发展有一定的补充作用。第三,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程度主要受着文化差异的影响。在姜域传播过程中,丽江的纳西族受汉文化影响大,噶玛噶举派仅仅在部分地区和信众中流行;而维西一带的纳西族受藏族文化的影响大,噶玛噶举派成为该区域所有纳西族全民信仰的宗教。
熊燕[9]（2019）在《清代“滇夷图”喇嘛图像探析》文中研究指明图像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形所表达的内容,更在于通过内容解读其所阐释的意义与内涵[1]。明清时期,为了宣扬帝王思想,也为了让统治者了解少数民族风土人情,各级政府绘制了很多少数民族图说,目前有多个版本的滇夷图存世。作为一种官方行为,这些图说有很强的写实性,为我们研究少数民族史提供了珍贵的图像志资料。喇嘛,意为上师,是藏传佛教中对
张泽洪[10]（2018）在《滇西北多元宗教研究的文化意义》文中认为滇西北是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藏彝走廊的重要地区,历史上多元族群与多元宗教砥砺共生。论文通过滇西北的社会文化生态与多元族群、佛教各派在滇西北社会的浸润影响、滇西北社会多元宗教格局的形成三个维度的考察,认为滇西北少数民族传统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基督教多元信仰格局的形成,是历史上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藏彝走廊文化传播共同作用的结果。滇西北族群与宗教的多元共生,相互融摄互动,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影响所致。
二、余庆远与《维西见闻纪》（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余庆远与《维西见闻纪》（论文提纲范文）
（1）从“化外”到归附：清初滇西北改土归流与怒族的国家认同（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清初滇西北改土归流与怒族和中央王朝政治联系的建立 |
| 三、怒族主动向清王朝纳贡归附的历史动因分析 |
| （一）政治动因 |
| （二）经济动因 |
| 四、清王朝对怒族归附后的抚绥羁縻与权力庇护 |
| （一）经济上进行优待，反对查丈田地向怒族加增粮赋 |
| （二）监管并制止属下保长和土司头目私下对怒族的压榨盘剥 |
| （三）调解怒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维护怒族地区社会秩序 |
| 五、结语 |
（2）《维西夷人图》考释（论文提纲范文）
| 一、《维西夷人图》的收藏与成书时间 |
| 二、《维西夷人图·维西舆地图》的来源 |
| 三、《维西夷人图》所绘“夷人” |
| 四、《维西夷人图》图说所描写的“夷人” |
| 五、余 论 |
（4）法国纳西学史研究（1867-196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资料来源 |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1867-1965年法国纳西学研究的背景 |
| 第一节 1867-1965年的法国与世界形势 |
| 第二节 殖民扩张和福音传播 |
| 一、法国在亚洲的殖民扩张 |
| 二、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中国西南 |
| 第三节 法国东方学的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法国纳西学研究的萌芽时期(1867-1899) |
| 第一节 纳西语料的收集与初步研究 |
| 一、安邺的语言记录 |
| 二、德斯高丹神父词表的研究与意义 |
| 三、拉古伯里的纳西语言系属关系探索 |
| 第二节 东巴经的收集与初步研究 |
| 一、德斯高丹神父的东巴经收集和德微理亚的展示 |
| 二、拉古伯里、德微理亚的纳西文字研究 |
| 三、鲍楠的东巴经收集及译注 |
| 四、亨利·奥尔良王子的东巴经收集与译注 |
| 第三节 族群和宗教的初步研究 |
| 一、族称和分布 |
| 二、族群关系 |
| 三、宗教及其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法国纳西学研究的发展时期(1900-1911) |
| 第一节 地方史料的法译及史地研究 |
| 一、宋嘉铭与《南诏野史》 |
| 二、苏利与《滇系》节选 |
| 三、夏之时与《法文中国坤舆详志》与《略志》 |
| 第二节 纳西语言文字研究 |
| 一、鲍楠词表的研究及意义 |
| 二、玛德罗尔与彭茂美神父词表的研究及意义 |
| 三、高尔蒂耶的词表及意义 |
| 四、高尔蒂耶的纳西文字研究 |
| 第三节 纳西社会风俗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兴盛时期法国的纳西史地研究(1912-1965) |
| 第一节 沙畹与《线路指南》和《丽江史地注释》 |
| 一、线路指南 |
| 二、丽江史地注释 |
| 第二节 沙畹与《木氏宦谱》 |
| 一、洛克对沙畹《木氏宦谱》评述的考辩 |
| 二、沙畹与杨慎的《木氏宦谱·序》 |
| 三、沙畹对《木氏宦谱》的考证、评述及其启示 |
| 第三节 沙畹与石鼓碑文 |
| 一、研究目的及方法 |
| 二、石鼓正面碑文考证 |
| 三、沙畹石鼓碑刻研究的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兴盛时期法国的纳西语言、文字研究(1912-1965) |
| 第一节 巴克的纳西语词表研究 |
| 一、巴克纳西语词表概况 |
|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采样 |
| 三、巴克的转写及对应的国际音标(IPA) |
| 四、巴克词表的意义 |
| 第二节 巴克的纳西语语法研究 |
| 一、词法 |
| 二、句法 |
| 第三节 巴克与劳费尔的纳西语语言系属关系研究 |
| 第四节 普鲁斯基的纳西语研究 |
| 第五节 巴克的文字研究 |
| 一、巴克的东巴经收藏及译注 |
| 二、巴克的纳西文字字典 |
| 三、巴克纳西文字研究的价值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兴盛时期法国的纳西社会及宗教研究(1912-1965) |
| 第一节 巴克对纳西族地区的实地考察 |
| 第二节 纳西族名称、分布与迁移 |
| 第三节 纳西其它社会风俗 |
| 一、外貌及服饰 |
| 二、其它风俗 |
| 第四节 纳西宗教研究 |
| 一、多种宗教并存及影响 |
| 二、纳西人“自己的”宗教及仪式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法国纳西学研究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法国东方学、汉学研究的影响 |
| 第二节 对西方各国纳西学研究的影响 |
| 第三节 对中国纳西学研究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德斯高丹神父的东巴经手稿《抠古鬼的来历·请多格神》 |
| 附录二 :国立东方语言学院图书馆部分东巴经馆藏 |
| 附录三 :亨利·奥尔良《从东京湾到印度》中的东巴经手稿及译注 |
| 附录四 :巴黎布朗利河岸博物馆藏巴克捐赠的纳西族文物 |
| 附录五 :德斯高丹神父词表-维西纳西语-丽江纳西语词汇对照表 |
| 附录六 :拉古伯里收录的吉尔捐赠给大英博物馆的么些手稿 |
| 附录七 :德微理亚《中国安南边境》中的东巴经手稿 |
| 附录八 :高尔蒂耶《麽些》中刊布的巴克东巴经书及纳西白描线稿 |
| 附录九 :云南省博物馆馆藏方国瑜先生石鼓碑文拓片 |
| 附录十 :巴克字典与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的对应 |
| 附录十一:巴克“么些人居住的中国西部”地图 |
| 致谢 |
（5）从“比附中原”到“比较中原”——元以来中原人士对云南的认知及云南人的反应（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元以前中原人士对云南的认知 |
| 二 元明清时期中原人士将云南“比附中原”的情形 |
| 三 元明清时期中原人士认知云南的特点 |
| 四 云南人对中原人士说法的反映 |
| 五 结语 |
（6）媒介化语境中的多民族文化共生 ——基于云南维西塔城田野调查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社会现实 |
| 二、区位优势 |
| 三、兴趣使然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的文献综述 |
| 一、相关理论研究概况 |
| 二、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塔城启别村多民族文化共生的概况 |
| 第一节 共存互补：多民族杂居村寨形成的内在动因 |
| 一、村寨与各民族历史 |
| 二、生存环境 |
| 第二节 共生互动：族群的来往情景 |
| 一、语言 |
| 二、宗教信仰 |
| 三、节日庆祝 |
| 第三节 民族共同体：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的交叉 |
| 一、民族认同 |
| 二、文化认同 |
| 第三章 大众媒介的传播与启别村多民族文化共生 |
| 第一节 磁带 |
| 第二节 广播 |
| 第三节 影像——电影、录像机与光盘、电视 |
| 一、电影 |
| 二、电视 |
| 三、录像机与光盘 |
| 第四节 互联网与手机 |
| 一、互联网与手机的普及 |
| 二、互联网带动乡村文化旅游 |
| 第四章 微信传播：多民族共生的参与者与建构者 |
| 第一节 微信群：多民族文化的再融合 |
| 一、启别村微信群的基本情况与传播 |
| 二、少数民族个体与文化共生在自我呈现中的表演特征 |
| 三、微信群中族际关系共生的强化 |
| 第二节 朋友圈：自我书写与多民族村落共同体的建构 |
| 一、朋友圈中的自我书写 |
| 二、剧班与圈子：多民族村落共同体的建构 |
| 第五章 媒介环境对启别村多民族文化共生的影响 |
| 第一节 媒介环境为多民族文化共生带来的机遇 |
| 一、参与记忆重构 |
| 二、赋权：加剧文化共生的选择 |
| 第二节 冲击与挑战 |
| 一、文化共生的鸿沟 |
| 二、民族文化意义与共生精神的流失 |
| 三、不可抗拒的现代化进程 |
| 第六章 结论与反思 |
| 第一节 关于媒介化环境下多民族文化共生的思考 |
| 第二节 研究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启别村各民族使用过的磁带与光盘 |
| 附录二 ：田野访谈提纲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8）明清时期噶玛噶举派姜域（vjang yul）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研究的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1 研究的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研究的内容和主要思路(包括视角、方法、途径、目的)、主要观点、创新点 |
| 2.1 研究的内容和主要思路(包括视角、方法、途径、目的) |
| 2.2 主要观点 |
| 2.3 创新点 |
| 2.4 重难点 |
| 第1章 “姜”和“姜域”解读及姜域地理范围 |
| 1.1 “姜”和“姜域”解读 |
| 1.1.1 敦煌古藏文写卷中的“姜”和“姜域” |
| 1.1.2 其它藏文古文献中的“姜”和“姜域” |
| 1.2 藏文“姜”几种异写体的分析 |
| 1.2.1 “蛮”与myw |
| 1.2.2 “诏”与vjang或 ljng |
| 1.3 姜域地理范围 |
| 第2章 明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 |
| 2.1 噶玛噶举派传入“姜域”的政治文化背景 |
| 2.1.1 政治背景 |
| 2.1.2 藏纳两族的历史文化渊源关系 |
| 2.2 噶玛噶举派传入迪庆高原 |
| 2.2.1 噶玛噶举派传入迪庆高原的时间 |
| 2.2.2 噶玛噶举派传入迪庆高原的过程 |
| 2.2.3 噶玛噶举派在迪庆的主要寺庙 |
| 2.3 噶玛噶举派传入姜域 |
| 2.3.1 传入“姜域”的时间 |
| 2.3.2 传入姜域的路线 |
| 2.4 噶玛噶举派高僧与姜域 |
| 2.4.1 第八世噶玛巴弥觉多吉与姜域 |
| 2.4.2 第九世噶玛巴旺秀多吉与姜域 |
| 2.4.3 第六世夏玛巴噶旺曲吉旺秀与姜域 |
| 2.5 建塘版《甘珠尔》木刻版 |
| 2.5.1 刊刻缘起及底本选择 |
| 2.5.2 刊刻及收藏地点 |
| 2.5.3 《甘珠尔》木刻版的命名 |
| 2.5.4 刊刻时间 |
| 2.6 明代噶玛噶举派姜域圣地 |
| 2.6.1 鸡足山 |
| 2.6.2 姜日穆波圣地 |
| 2.6.3 达摩-当巴圣地 |
| 2.7 明代姜域寺庙和僧人 |
| 2.7.1 明代姜域寺庙 |
| 2.7.2 明代姜域僧人 |
| 第3章 清代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 |
| 3.1 噶玛噶举派高僧与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 |
| 3.1.1 第十世噶玛巴曲英多吉与姜域 |
| 3.1.2 司徒曲吉迥乃与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 |
| 3.1.3 第十世夏玛巴曲珠加措与姜域噶玛噶举派 |
| 3.2 清代噶玛噶举派姜域寺庙及活佛僧侣 |
| 3.2.1 姜域寺庙 |
| 3.2.2 姜域活佛和僧侣 |
| 3.3 清末噶玛噶举派姜域的式微 |
| 3.3.1 噶玛噶举派姜域式微的表现 |
| 3.3.2 噶玛噶举派姜域式微的原因 |
| 第4章 明清时期噶玛噶举派在姜域传播的方式与特征 |
| 4.1 明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传播的方式与特征 |
| 4.1.1 传播的方式 |
| 4.1.2 明代噶玛噶举派姜域传播的特征 |
| 4.2 清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传播的方式及特征 |
| 4.2.1 清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社会传播的方式 |
| 4.2.2 清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社会的传播特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藏文拉丁文转写对照表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清代“滇夷图”喇嘛图像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滇夷图中的喇嘛图像与分析 |
| (一) 《云南民族图考》中的喇嘛形象 |
| (二) 《滇省迤西迤南夷人图说》中的喇嘛形象 |
| (三) 《滇省夷人图说》中的喇嘛形象 |
| (四) 道光《云南通志》中的喇嘛形象 |
| (五) 《维西夷人图旧画本》中的喇嘛形象 |
| (六) 清代无款民族风情立轴中的喇嘛形象 |
| 二、喇嘛图像的分析 |
（10）滇西北多元宗教研究的文化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一、滇西北的社会文化生态与多元族群 |
| 二、佛教各派在滇西北社会的浸润影响 |
| (一) 汉传佛教在滇西北的传播影响 |
| (二) 滇西北白族佛号命名所见佛教的影响 |
| (三) 滇西北的苯教与噶玛噶举派 |
| (四) 清代滇西北格鲁派的兴起及藏传佛教高僧 |
| 三、滇西北社会多元宗教格局的形成 |
| (一) 道教在滇西北地区的传播影响 |
| (二) 滇西北少数民族传统宗教与民间信仰 |
| (三) 滇西北多元族群与多元宗教共生局面的形成 |
| 结语 |
四、余庆远与《维西见闻纪》（论文参考文献）
- [1]从“化外”到归附：清初滇西北改土归流与怒族的国家认同[J]. 李亚锋.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2021(01)
- [2]《维西夷人图》考释[J]. 苍铭. 民族研究, 2020(05)
- [3]滇密系统的火葬礼仪考[J]. 杨胜祥. 历史文献研究, 2019(02)
- [4]法国纳西学史研究（1867-1965）[D]. 木艳娟.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5]从“比附中原”到“比较中原”——元以来中原人士对云南的认知及云南人的反应[J]. 阳正伟.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2019(01)
- [6]媒介化语境中的多民族文化共生 ——基于云南维西塔城田野调查的研究[D]. 邹雯.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7]《汉语大词典·火部》书证断句献疑[J]. 何茂活. 汉字汉语研究, 2019(01)
- [8]明清时期噶玛噶举派姜域（vjang yul）传播研究[D]. 阿错.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9]清代“滇夷图”喇嘛图像探析[J]. 熊燕. 法音, 2019(02)
- [10]滇西北多元宗教研究的文化意义[J]. 张泽洪. 宗教学研究, 201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