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迎接入世风雨 再铸三晋辉煌——浅谈入世后山西政府对山西可持续发展的调控（论文文献综述）
王毅[1]（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研究表明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方兰欣[2]（2017）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文化类型的内在逻辑 ——中国社会转型的三维分析》文中指出近代以来,外部异质力量强行将中国带入“世界历史”。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开始了一个多世纪的大转型。旧纲解体,新纽未立,中西古今问题交织。各种力量此起彼伏、轮番登场,中国社会转型一路风雨飘摇,现代化进程步履蹒跚。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加速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学术界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进行了系统化的总结与反思。时过境迁,中国逐步从局部领域改革走向整体转型升级,这就给当代中国提出了这样的现实问题:中国从哪里来?中国经历过什么?中国要往何处去?这三个问题分别涉及的是中国社会的“原型”、“转型”与“定型”。“原型”是指中国传统社会,“转型”是指近代以来的变革,“定型”是指在近代以来近两百年转型基础上社会各要素及其关系逐步形成和稳定下来。既有的现代化理论与社会转型分析框架难以有效回答上述问题。中国问题呼唤中国理论,需要在“长时段大历史”的视野下对中国转型的具体历史与现实进行微观切入。本文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逻辑,以“中国社会转型”为研究对象,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尝试提出了“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文化类型”这一三维分析框架。文章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自觉运用结构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按照原型、转型与定型的分析逻辑,将研究对象细分为三阶段、四个历史时期来研究。全文除导论外,共分五章。第一章内容主要是关于本文研究的理论、概念与分析框架。第一节介绍了本文研究的三个理论基础:结构存在论、关系本质论与文化类型学。第二节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文化类型三个核心概念进行了说明与界定。第三节尝试提出“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文化类型”作为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三维分析框架”。“三维分析框架”强调社会的结构性存在,人的社会关系性本质和文化的类型性特征。第二章内容是从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文化类型三个角度对中国原型社会的分析。认为,中国传统封闭性地理环境、农耕自然经济与小农生产方式、大一统君主专制政治、宗法实体组织使中国社会形成了宗法政治力量主导、家国一体、层层传导的社会层级结构。在这种层级结构中,宗法政治与血缘关系凌驾于一切社会关系之上,形成强烈的人身依附、尊卑等级、差序格局关系结构。在因应社会层级结构与处理宗法等级依附性社会关系中形成了“农业—政治—伦理型”文化。这种文化强调尽忠孝、讲仁爱、崇圣贤、尚和合等价值理念,形成了实用取向、整体视角、辩证逻辑与经验直观为特点的思维方式,塑造了崇实求稳、守礼重情、平均大同等社会心理。第三章是从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文化类型三个角度考察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混乱、社会关系失序与文化失调的变迁过程。第一部分考察了晚清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因素涌入,中国传统经济遭受冲击、大一统政治逐步崩溃、宗法社会实体结构日益弱化、制度化儒家解体。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关系出现松动,利益关系开始上升。与此同时,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在中西文化接触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开始近代转型。第二部分考察了民国时期宗法地主经济及其保守政治力量,民主主义经济及其政治力量、殖民主义经济及其政治力量之间的更迭与冲突导致的中国社会结构无序化,以及由此带来社会关系的紧张与文化上的激烈冲突、思想观念上的变革。第三部分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模式基础上所形成的新社会层级结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的集权政治模式、计划经济体制与革命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使整个社会关系高度政治化,文化、价值理念与社会心理高度政治化,文化事业遭受损失。第四章是从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文化类型三个角度对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关系调整与文化变革进行分析。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一元权威主导下政府权力归位、市场领域兴起、社会领域在成长、人的自主性增强,社会要素从原来的“领域合一”走向领域相对分离所引发的显着性社会结构转型。在此过程中,权力、利益与阶层结构分化,社会发展与治理整合的力量在转移。结构转型中陌生人社会关系环境悄然形成,社会关系形态总体上处于“人的依赖关系”向“物的依赖关系”过渡与并存的阶段。社会关系变革的同时,文化也在发生大转型,价值观念多样化,法治思维、契约思维增强,社会心态呈现分化趋势。第五章内容主要在于提出展望性的结论,认为中国社会已经进入整体转型升级阶段,意味着中国社会要考虑如何进入成熟、定型期,如何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完善化、制度化、定型化。定型就在于重塑社会层级结构,建构一种党政主导、市场基础、人民积极参与配合的“党政主导、三维协同”新型社会结构。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党政优势,平衡利益关系、规范政治关系、协调思想文化关系、和谐人际关系,超越“人的依赖关系”与“物的依赖关系”局限,构建新型社会关系。新型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决定了中国所要开启的文化新方向与文明新道路。中国作为“本原民族”要重视自身历史文化资源,增强文化自觉与自信,以理性、开放、包容的心态同异质文化交流互鉴,在文化全球化时代绵延中华文脉,实现文化自强,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常文相[3]（2017）在《地位、观念、角色 ——社会变迁中的明代商人》文中提出考察明代中国历史演进变迁,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商品经济日渐活跃,商业关系逐步扩展,商人的地位角色也愈显突出。明代君臣能够将商人视为社会组成的必要人群加以平等看待,肯定正当商业活动对于增益国计、促进民生的积极功用,且顾念商人的利益诉求与辛劳疾苦,确立相关制度法规,改善各种征榷管理,保障商业活动有序进行。同时他们站在重视农业生产及维护社会稳定的立场,惩治游食,杜防通番,所行路引、海禁等一些措施虽起到约束商人、限制商业的实际效果,但并不以“抑商”为根本目的。因此明代国家的商业政策总体趋向承认许可而非阻碍排斥,明中后期对商人压榨掠夺的加剧实则出自皇权滥用,且遭到朝野一致批评抵制。关于商税征收,明代士大夫虽多有缓解农困、补给农赋的考虑,然他们大都重申设关置市以稽奸除暴、控遏垄断的古意,在满足国用情况下,榷商不被当作政务必需。这些士大夫指出商业切关民生,商民又和国家一体同系,主张常怀恩惠之心,宽商恤民。他们由此反对病商苛政,建议强化监管,以收官商互济共利之效。有些士大夫还鉴于国家财政对商税需求增加的社会现实,一并把传统“讥而不征”的榷税观点转化为“通商裕国”等因应时需的解释,阐发了诸如“厚农资商”、“农商交重”、“工商皆本”等透射时代特色的理念。尽管明代商税始终未在全国岁入中占据重心位置,当时官员要接受市场经济之商品货币化榷税模式亦须作出更大调整,不过从他们有关国家、商人、农民三方关系的思考中,已能说明商业在帝制框架下尚有充分的发展潜力。在明代涉商案件的诉讼审判中,商人和其他庶民群体一样,拥有同等的法权地位。地方官员体念商民生计艰难,严厉惩办劫诈盘剥商贾、铺行的盗徒胥吏,并加强缉查走私匿税等不法行径。这些官员于坚持司法公正的同时,亦能参酌商业契约惯例,注意妥善处置当事各方利益关系,终使判决结果兼顾法理人情。这样,彼时商人经由法律途径,得以表达诉求,伸张权利,并未因身份职业而遭致区别对待。此外,明代商人同样能够获取与其他民众均等的机会参加科考,也可上书言事,捐赀进学。且明中后期朝廷还在两淮、两浙盐运司专设“商籍”,以解决商人子弟因户籍所限不能异地入学应考的困难,显露出对盐商的一些优待。明代国家出自对商人财力的需求和商品市场的依赖,在经济利益配置上与商人结成了一种互利合作关系。明代盐法开中由政府管控主导,采用招募方式实施,商人不仅可从中赚取盐利实惠,且发挥了固边足国的有益作用。为保证官商合作顺利推进,明政府打击势豪侵占,规范盐政秩序,并因势利导变通策略。明中叶后的盐法改革意在运用经济规则和手段协调盐商内部及官商之间的利益关系,当时士大夫也多方建言,力求赈恤商灶,广施招徕,以继续深化合作。明代的官商合作还体现在茶法运行及国家为备边、佐军、赈饥、营造而采取的召商买办方面,此间专制政权的操纵苛敛虽无法避免,但考量开中各法的制定和变革本意,其实仍是建立在双方相需互存之上。明代士大夫不仅能够认可商业治生养家、会通资用的价值功能,且还有人阐明异业同道、义利协和之理,赋予商人事业以更为合理的存在意义。他们大体倾向从社会“公义”维度出发,益加正视兼具财富与德行优势的商人于公共层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尤为看重其度支理财的专长。明中叶以降,士商双向交流频繁,融合趋势明显,儒贾相得家族亦较多涌现。这既反映了当时社会开放性和自由度的逐渐增强,又向商人提出了以儒家学说为本、按儒家义理行事的更高要求。士商两阶层因而在价值取向上可接近共通一致,彼此互动关系得以持续深入。同时一些士大夫对社会商业化风潮的不良后果保有清醒认识和警惕心态,显示出期待以传统文化信条规范商人行为的努力。士商融合的社会情势为商业开展营造了相对宽松的客观环境,明人往往根据个人条件及家庭需要妥当作出职业取舍,并就中体会到儒贾兼济方式对维系与扶助家族生存发展的积极意涵。明代很多商人不光在贸迁货居间展布才能,亦于商业活动内外对以孝悌、诚信、仁德、礼义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观和义利观表现出遵奉认同,甚且通融看待儒贾关系转化,提出以儒饰贾或贾不负儒。当时还有商人能够会通儒术贾道,着意整合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又通过赈灾济困、董理营建、顾问建白、居间任使等形式主动参与地方和国家事务,展现出较强的责任意识与现实关怀。他们进而与士绅阶层一道在民间社会扩大影响,肩负起更多公共职能,越来越成为国家仰赖依需的一种群体力量,由此也预示了明代中国社会权力在保持帝制框架下渐次向“绅商”共同支配体系演进的可能前景。基于以上论析,可以认为明代商人、商业作为帝制体系的内在组成要素,被国家社会既有体制所广泛吸纳包容,两者具有相当程度的契合性。当时商人、商业的发展没有消解国家权力,瓦解社会结构,而是在更大范围继续支撑着帝制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明代商品经济繁荣与帝制体系强固并行,双方磨合为一基本洽和局面,达成一种互适共生的历史演进态势。
苏超[4]（2014）在《“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下简称“文化共享工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项文化惠民项目,旨在利用现代先进的技术手段,将中华优秀文化资源传递到全国的每个角落,重点解决偏远地区广大群众看书难、看电影难的问题,缩小城乡之间、人与人之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存在的“信息鸿沟”。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至今已跨越12年,然公众对于文化共享工程的认识却存在严重不足,此外,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过程是怎样的?效果如何?其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症结有哪些?其如何才能持续发展下去?本研究通过海量的文献材料系统分析、网上资源统计分析、访谈等方法对文化共享工程进行研究以期解决上述问题,进而实现文化共享工程广泛服务民众的目标。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从以下八个方面入手：（1）采用深度阅读并按照关键词、主题进行归类的方法对国内外374篇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分析；（2）通过对文化共享工程241期工作简报、4000余条主要新闻材料、国家历年来关于文化建设方面的政策文件、山东省十余个市县服务点和国家中心部分工作人员访谈资料的分析,对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过程进行梳理与分析；（3）采用统计、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国家数字文化网、31个省级分中心文化共享工程网站资源、中国国民休闲小康指数、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中国广播电视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等数据资料的挖掘分析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效果；（4）以“心声·音频馆”与“上图讲座”两种资源的网上收听次数／观看次数为数据基础,分析公众对这两类资源的偏好程度；（5）在前面几项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访谈,分析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6）对国外相似项目进行分析；（7）进行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8）构建文化共享工程评估指标体系。经过对以上内容的研究与分析,本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关于文化共享工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8个方面,分别是立足国家层面与基层的整体性研究,立足省级视角、市县视角、农村视角的实践研究,针对技术、培训、绩效评估、资源建设、版权问题等的专题研究。（2）文化共享工程的建设过程依据“建设”与“应用”的比重分为初步探索、普遍发展、巩固提升三个阶段；文化共享工程相关利益群体主要由提供决策与保障群体、实施监管群体、合作参与群体、用户群体构成；文化共享工程服务基层的方式主要通过两条支路完成。（3）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效果体现在三个层面,宏观层面表现为对消弭社会信息鸿沟的贡献,中观层面表现为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贡献,微观层面主要变现为对国家公共数字资源的充实与对国民生活质量提升的贡献。（4）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主要包含制度、资源建设、队伍建设等三个维度。（5）本研究针对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结合相关理论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求,借鉴国外相似项目,对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做出如下战略设计：一是资源设计达到标准统一,二是通过制定完善的制度体系使制度设计达到系统全面；三是充分利用新技术的发展开发适应的技术平台,以及搭建多元的、人性的、环保的服务终端；四是通过多元的文化教育活动与多举措的文化共享工程宣传推广进行服务设计,实现“服务到人”的目标。（6）在文化共享工程顶层设计与已有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建设、利用、效果三个一级指标的文化共享工程评估指标体系。本研究的主要创新在于：第一,国内首次对文化共享工程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与分析,有关见解对文化共享工程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第二,论文采用“四象限图”分析公众对文化共享工程文化信息资源的偏好程度,对相关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王渊[5]（2012）在《基于人本文化视角的山西票号经营管理研究 ——对现代商业银行的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在分析山西票号经营管理制度形成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基础上,以人本文化为视角,从企业治理、人力资源管理、经营策略、风险控制、金融文化等五个方面研究山西票号的经营管理,分析票号如何通过对人的经营管理实现业务发展和管理提升,探析其与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异同,并从社会体系、文化层面探究山西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差异的内在原因,相对应提出中国商业银行特色发展的路径选择。本文认为,企业治理方面,山西票号以所有者（财东）、管理者（掌柜）、职工（伙计）、客户的利益为本,紧密围绕四者之间的和谐合作构建共赢式的治理机制。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山西票号以员工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体现个人价值与票号发展目标的统一、人与社会文化的相互融合。经营策略方面,山西票号的金融创新以人本文化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业务经营体现了人本文化理念的深化与延伸,同业合作与竞争促进了个人行为的理性化与规范化。风险管理方面,山西票号注重用道德约束员工,积极挖掘员工自身的道德意识,并借助于担保与宗法约束、号规约束、同业约束实现对“人”的严密管控,采取管人与内控相结合的方法,以管人为风险管控的核心抓手,辅之以密押、水印、口令、稽核等手段,实现有效的风险控制。金融文化方面,山西票号崇尚以义制利、中和之道、和衷共济的传统文化,注重履行社会责任,注重经营者修齐治平素养的培养。本文认为,从根本上讲,山西票号的经营管理核心是以人为本,以所有者（财东）、管理者（掌柜）、职工（伙计）、客户为本,各项经营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为“人”。而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核心则为价值创造,以利益最大化为本,弱化了对“人”的关注。两者存在显着差别。针对山西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本文认为在社会层面,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间的差异决定了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在侧重点、方法和核心理念的不同；在文化层面,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秉承的价值观不同,票号的价值观是以义制利,文化基础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而现代商业银行的价值观是利益至上,所对应的文化基础是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不同衍生了其经营管理核心的差异。本文认为现代商业银行在发展中存在过度追求经济利润而忽视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的倾向。建议中国商业银行应该以人为本,中西结合,融会贯通,在引进西方商业银行的先进发展模式和经验的同时,继承中国传统金融中的经营管理理念、金融文化精华,走出一条中国现代商业银行特色化发展新路。
赖继年[6]（2012）在《留英生与当代中国 ——以回国人员为中心》文中提出1877年3月，清政府向英国派出了海军留学生，中国近代留英教育正式起步。民国时期，留英人数增多，规模也不断地扩大，“海军留英”及“庚款留英”是这一时期的特色。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制定了吸引留学生回国的政策，许多留英生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回国。建国初期，因为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始终与美国一致，所以中国没有与英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之间也没有教育交流活动。1954年6月，中英两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1956年，中国向英国派出了3名留学生，新中国的留英教育正式起步。“文革”爆发后，留英教育工作中止。1972年3月，中英两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留英教育得以恢复。这一年年底，中国向英国派出了16名留学生。此后，中国每年向英国派出少量留学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1979年4月17日，31名留学生赴英学习，这标志着改革开放后的留英教育工作正式启动。此后，留英教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80年代初，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向英国派遣留学生，“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也应时而生。“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运行十年，不但为中国培养了人才，而且也改善了中英关系。1986年，国家调整了留学政策，留英生的层次愈加高了，质量得到了保证。1990年代，国家继续向英国派遣留学生，并确立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工作方针。这一时期，留英教育事业稳步发展。进入21世纪后，自费留英生越来越多，成为留英生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赴英国学习相对应的是留英生回国。留英生回国后参与了社会建设，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留英生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学科建设方面，他们对传统的专业进行改造，并引进了新的专业，建立了新型实验室和研究所。在高校教学方面，他们编写了新教材，开设了新课程，并采用了新的教学方法和理念。在学术研究方面，他们不断地开拓进取，取得了优异的学术成绩。一些留英生还担任了中国重点大学的校长，他们在各自的学校进行了改革。留英生还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1980年代，中国的经济、教育、文化等正处在恢复发展阶段，科研条件较差，留英生开始了艰苦的科技创业。他们从组建实验室开始，将西方的先进知识引入中国，并发展之。中国的科技水平也逐渐恢复并有所提高。1990年代后，中国的科研条件有所改善，极大地方便了留英生的科技创业。留英生进一步引进新知识、新学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在这一时期，中国科学院推出了“百人计划”，入选“百人计划”的留英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留英生还在“863”计划、“973”计划及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科技精英群体——留英院士群体为中国的科技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留英生一样，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留英生也积极向上、开拓进取。他们在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领域做出了贡献，推动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自主创业的留英生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1980年代，一些留英生转变了观念，开始自主创业。1990年代，回国创业的留英生逐渐增多，他们从事的行业多种多样。进入21世纪后，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政策不断完善，自主创业的留英生也越来越多。在政府的引导下，留英生创办了许多高科技企业，这些企业大多集中在留学生创业园。社会各界与政府部门对留英生的创业行为进行了评价。留英生在参与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人际关系问题、自主创新环境问题、学术环境问题、创业园融资问题，创业园建设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留英生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刘会贵[7]（2011）在《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的文化场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今天,在微型地球上,国际竞争空前激烈。由于缺乏各类杰出人才,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低下,华夏民族在世界上的生存和发展直到今天仍然处于不自由状态。为此,构筑良好的文化场域,提升名师的职业幸福,涵养众多的杰出人才就成为了华夏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二良策。本研究所谓的名师即教育情操高尚、教育思想先进、教育手段独到、教育业绩卓越、教育英名远扬的杰出教师,包括占教师总数约20%比例的区县级及以上的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教育家等。幸福,从最一般的意义讲,指主体在其人生观的指导下对客体的舒适、健康和愉快的体验。幸福的三要素指主体、客体、主体对客体的舒适、健康和愉快的体验。无论西洋文明还是东亚文明,其幸福思想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坚持感性快乐主义幸福观,类坚持理性完善主义幸福观,宗教禁欲主义幸福观乃是理性完善主义幸福观的极端形式。幸福观指主体关于幸福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在阶级社会,幸福观具有阶级性、时代性,主要包括个人主义幸福观和集体主义幸福观两类。幸福感指主体对客体给予自己的舒适、健康和愉快的感受状态,它是幸福的表现方式,其一般表现为沉静体验,高端表现为高峰体验,异化表现为约拿情结。幸福是每个人的终极追求,同时也是人生发展的条件。名师职业幸福指其育人理想得以实现的舒畅心理体验,它源于对自己育人成就的愉快体验,具有精神性、创造性、给予性。本研究被问卷调查名师的总体平均职业幸福指数为75.91,在21-105的取值范围中,75.91的平均幸福指数处于微弱的上等水平,但绝对数不高,通过因素分析发现,名师在职业心境方面的职业幸福感指数失分最多,失分率达32.30%;其次为身体健康因素,其失分率为31.63%；第三为精力充足因素,其失分率为31.55%;第四为职业满足（职业兴趣）因素,其失分率为29.60%；第五为松弛与紧张因素,其失分率为24.04%；最后为情感控制因素,其失分率为23.60%；6因素平均失分率为27.71%。考虑到名师由普通教师发展而来,本课题专门开展了名师与普通教师职业幸福的比较研究,其结论是,名师的总体平均职业幸福指数显着高于普通教师,在制约主体职业幸福感的6项因素方面,名师均优于普通教师。考虑到许多名师纷纷转行到公务员队伍,因此,本课题专门开展了名师与公务员处级干部职业幸福的比较研究,其结论是,名师的总体平均职业幸福指数显着高于处级干部,在6个职业幸福感因子中,名师与处级干部在精力充足、职业满足（职业兴趣）方面,差异不显着；在身体健康、职业心境、情感控制、松弛与紧张方面,名师都优于处级干部,差异极其显着。个人幸福的实现至少涉及个人的实践活动、个人的实践结果、由文化场域决定的个人幸福系数。因此,个人幸福的实现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条件一：活动本身自成目的；条件二：活动结果价值自足；条件三：拥有一个良好的文化场域。从内因看,名师职业幸福的内部制约因素具体包括名师自身的“心”（心态）、“健”（健康）、“德”（道德）、“才”（才能）、“力”（努力）等要素。因此,名师进一步提高自己职业幸福水平的内部修炼措施在于：不断更新自己的文化心态境界,有效提升自己的身心健康水平,切实增进自己的职业道德修养,用心涵养自己的专业技能素养,不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基于名师职业幸福和职业不幸福首要因素的科学编码和频次统计,进一步提高我国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水平的外部措施在于：首先,放弃以学生（升学）考试成绩评价教师业绩的评价模式；其次,用心减轻名师的工作负担,让名师从过多的杂务和过多的考评中解脱出来：再次,切实改善名师的工作环境,尤其要给名师构建一个宽松的心理环境；再次,真正提高名师的职业待遇,其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水平应足够使他们同相应社会地位的官员或雇员持平；最后,从实际出发构建尊师重教的文化氛围,将“教师优先”予以落实,吸引并保留名师终生从事教师职业。只有构筑可能的文化场域,才能实现名师可能的职业幸福。从广义讲,名师外在的文化场域由名师所处的宏观自然场域、中观社会场域和微观任务场域构成。名师所处的宏观自然场域指名师可以触及的那部分自然界,自然场域的优劣会影响名师的职业幸福。名师所处的中观社会场域由名师所处的社会教育技术文化场域、社会经济文化场域、社会制度文化场域、社会心态文化场域构成。制约名师职业幸福之微观任务场域主要指名师所处学校的校园环境、校园文化、治学态度、激励制度,它是名师面临的微观因素和直接因素。名师的中观社会场域和微观任务场域主要通过“树结构”或“果结构”的教育体制来阻碍名师获得职业幸福或促进名师获得职业幸福。为了有效提升名师的职业幸福水平,有关当局应以“名师良好的校园文化生态”、“名师健康休假与疗养”、“名师工作室”、“名师导师制”和“名师沙龙”为有效载体,分别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精神文化层面确保名师拥有职业顺境。为此,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有责任：构筑一个出世的文化场域,实现名师入世的职业幸福；构筑一个彼岸的文化场域,实现名师此岸的职业幸福；构筑一个无为的文化场域,实现名师有为的职业幸福。
丁淑梅[8]（2006）在《中国古代禁毁戏剧史论》文中指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禁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往往借助官方的权力话语形成强势破坏力，带来社会政治与文化生活的振荡与浩劫。禁毁戏剧作为禁毁文化的一种特定表现，显示了不同时代文化政策的复杂性，对中国古代戏剧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序列性地梳理禁毁戏剧史料，对于中国古代禁毁戏剧的历史流程展开阶段性考察，概括分析禁毁戏剧的权力话语对中国古代戏剧史发生发展、形态衍变的作用和影响。 大体上，以先秦至汉魏、隋唐、两宋、元代、明代、清代几个阶段，展开对中国古代禁毁戏剧史的纵向梳理。通过一些较为典型的禁毁事件、言论、行动的归纳总结及其具体表现的探讨，试图完整勾勒伴随戏剧史发生发展进程的禁毁戏剧全貌。在有关禁毁戏剧的性质、原因、目的、手段、效果的分析开掘中，切入不同时代的禁戏侧重与力点，把握禁毁戏剧的历史流程。与此同时，以演剧活动、剧本剧目、参与群体等戏剧载体的横断面考察，追踪禁毁戏剧所造成的古代戏剧艺术在宫廷与民间、雅与俗、中心与边缘之间流衍递变，戏剧生态发展在平衡与失衡之间振荡的社会文化动因。禁毁戏剧伴生于古代戏剧史的生成过程中，这与每一时代的文化政策、政府管制及仪典制度变迁密切相关。先秦至汉魏时期是儒家礼乐文化制度得以确立并发展的时期，伴随着戏剧的发生和形态构造，官方禁戏的言论主要体现的是儒家治世以礼的思想观念。隋唐时期的禁毁戏剧则反映了社会政治权力的制衡与文化的冲突。总体上看，宋代以前禁毁戏剧的官方政治统制意识并不是很明确，儒家礼乐文化的思想意识发挥着一贯而隐性的抑制作用。两宋时代的禁毁戏剧，在官方禁巫禁淫祀的宗教清理以及君权与相权之争的时事政治大背景影响下，对于戏剧撰演活动造成了一定的打击和破坏。元代禁集场演剧，主要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从元代戏剧的繁荣局面看，禁毁戏剧没有形成政治强势和管制力度。明代禁撰演禁观赏的一系列戏剧文化政策的颁行，与集权专制的强化和统治者推行的道德教化政策相关，伦理倾向较为显然。戏禁、戏教造成了戏剧撰演形态在不同层面的分化。清代的官私合力、设局收缴与禁毁戏剧载体，肇因于民族避讳，后而逐步扩大化，在演剧活动、剧本剧目、参与群体诸层面形成封建末世对于戏剧文化的专制禁毁态势。禁毁戏剧具有自身的权力话语特征，并与中国古代戏剧史的发生发展参差伴生、交错互动。在禁毁戏剧的权力话语发生作用与戏剧史自身的发生发展历程之间，一直存在着禁毁与反禁毁的对峙与交锋。这种对峙与交锋集中体现在礼乐规范、人神禁忌、情理冲突、雅俗交锋几个层面。禁毁戏剧也具有自身的复杂性，如作为官方仪典的戏剧被管制，
秦学[9]（2004）在《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机理、模式与协调机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一体化、区域化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趋势，世界性、地区性的经济合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集团化进程的加速，世界各国各地区近年来明显加快了旅游业区域合作的步伐，尤其以包括亚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最为突出。中国旅游业的国内国际合作也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近年来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了旅游开发合作、旅游研究合作，国内的旅游业区域联合发展更是方兴未艾、一浪高过一浪。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迈上快速发展之路，促使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旅游业在这样的背景下迎来了发展的春天。1984年中共中央提出发展旅游业“五个一起上”的方针政策，在经济发展、开放扩大、政策英明的综合作用下，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国内旅游形成了的以广东开放地区为先导、以江南繁盛之地为中心，神州大地、自南向北、由东往西的蓬勃发展之势。全国各地区的旅游业潜能和积极性被大大激发，各地旅游业出现了突破本地区、本系统、本行业界限，形成了跨行业、跨地区协作发展的良好开端和普及之势。进入90年代后，中国旅游业“大旅游、大市场、大产业”的格局初步形成，国内各具特色、规模有别、层次不同的旅游区域层出不穷。这些旅游区域内各旅游经济主体（地方政府、企业、民间）之间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旅游业合作，合作形式多种多样，合作内容日益全面，合作机制日臻完善，合作效果越来越明显。 在国内各个旅游合作区域中，以广东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主体的“粤港澳大珠江三角洲旅游区”是旅游业区域合作开展得最为成功的地区。粤港澳旅游区位于我国华南地区、中国和东南亚及南亚的过渡地带，处于极重要的战略位置。该区域以广东、香港和澳门三省（特区）为核心区域，辐射到周边的海南省、广西东南部、湖南和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形成我国目前范围最大、旅游经济最发达的跨省（区）旅游合作区域。20世纪80年代中期三地提出的“粤港澳大三角旅游区”构想，形成三地旅游业合作的理论雏形；以1993年12月成立的“粤港澳珠江三角洲旅游联合推广机构”为标志，三地旅游业进入实质性合作阶段。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港澳相继回归祖国，2003年广东与内地部分城市居民个人赴港澳旅游市场的开放，2004年内地与港澳两个CEPA的实施，“泛珠江三角洲”概念的提出，粤港澳三地的旅游业合作进入迅速提升“广（度）深（度）高（度）速（度）”的阶段。10年来，粤港澳三地旅游业通过密切合作、荣辱与共，已高度融为一体，成为国内最活跃、亚洲知名、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旅游区域。作为区域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已经形成，目前世界已有40多个国家500家旅行社销售这一旅游线路。“大珠江三角洲紧密整合型经济区”和“粤港澳旅游金三角”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越来越重要。 本文根据以上背景，以粤港澳大珠三角地区为案例，全面探讨了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内在机理、合作模式、合作内容、协调机制与对策等深层次问题。粤港澳地区旅游业合作是世界旅游业区域合作的一个典型代表，因此论文首先按照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逻辑顺序，对国内外旅游业跨区域合作进行全面的综述。论文在简要分析世界旅游合作的背景和总体格局后，重点分析了中国旅游业区域关系总体态势、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概貌以及国内旅游业跨区域合作典型案例，为人们展现了一幅中国区域旅游业合作的壮观图景，从中也可以了解到粤港澳旅游业合作的宏观背景。 在论文的第二部分，全面分析了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内在机理，首先分析了旅游业区域成长的一般规律，侧重分析区域旅游业的空间扩张以及由此引起的空间竞争与合作原理。接着深入探讨了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地理学原理、社会学和文化学原理和系统理论等理论机制，并从区域利益机制、微观动力机制、产业空间扩张机制几个方面探讨了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动力机制。随后对中国及粤港澳地区的旅游业区域合作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论文从中国旅游业区域差异及问题、中国旅游业中的“行政区经济”现象、中国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必要性与现实条件几个方面作了细致入微地分析;也对粤港澳三地旅游业合作存在的内在机理和动力机制作了深入探讨。使人们对粤港澳三地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对我国实施“一国两制”的伟大创举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论文第三部分，根据世界旅游业发展的实践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旅游业跨区域合作的模式，包括区域模式、合作主体模式、合作领域、合作内容、合作方式等，并以粤港澳地区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论文不仅系统回顾了粤港澳旅游业联合发展的历史和发展阶段，并且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该地区的旅游业区域联合发展进行了全面归纳，总结出该地区旅游业联合发展的模式。 论文第四部分，着重探讨了旅游业区域合作的协调机制，首先分析了旅游业区域协调机制的特殊性，指出政府协调机制对旅游业区域联合发展的重要意义;继而对粤港澳大珠三角地区旅游业合作协调机制的演变历程及特点、本区域旅游业合作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障碍进行了详细
张燕红[10]（2002）在《迎接入世风雨 再铸三晋辉煌——浅谈入世后山西政府对山西可持续发展的调控》文中研究指明可持续发展是时代最强音,入世后,山西政府只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运用财政、货币等手段调整产业结构,同时发展完善的生态系统和科技系统,才能促进山西经济、环境、社会、资源和人口的协调,实现山西的可持续发展。
二、迎接入世风雨 再铸三晋辉煌——浅谈入世后山西政府对山西可持续发展的调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迎接入世风雨 再铸三晋辉煌——浅谈入世后山西政府对山西可持续发展的调控（论文提纲范文）
（1）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自组织理论 |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对象 |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 5.3.1 研究假设 |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 6.1.3 变量介绍 |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 6.2.1 全样本分析 |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 致谢 |
（2）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文化类型的内在逻辑 ——中国社会转型的三维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清理总结 |
| 三、研究方法 |
| 四、逻辑结构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基本理论与分析框架 |
| 一、理论前提 |
| (一) 结构存在论 |
| (二) 关系本质论 |
| (三) 文化类型学 |
| 二、概念界定 |
| (一) 社会与社会结构 |
| (二) 社会关系 |
| (三) 文化与文化类型 |
| 三、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文化类型:社会转型的三维分析框架 |
| (一) 结构与社会结构分析 |
| (二) 社会结构决定社会关系 |
| (三) 社会关系与文化类型双向互构 |
| 第二章 原型:社会层级结构与“农业-政治-伦理型”文化 |
| 一、中国传统社会层级结构 |
| (一) 形成过程与特征 |
| (二) 要素基础 |
| (三) 运行机制 |
| 二、宗法等级依附性社会关系 |
| (一) 尊卑等级关系森严 |
| (二) 人身依附普遍 |
| (三) 熟人环境与先赋性关系纽带 |
| (四) 差序格局运作方式 |
| 三、“农业—政治—伦理型”文化 |
| (一) 发展历程 |
| (二) 类型基础 |
| (三) 核心特征 |
| 第三章 转型(上):结构替代、关系失序与文化失调 |
| 一、晚清传统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文化类型的解体 |
| (一) 传统社会层级结构解体 |
| (二) 传统宗法社会关系解体 |
| (三) 文化开始近代化转型 |
| 二、民国社会结构无序、社会关系紧张与文化冲突 |
| (一) 社会结构失序 |
| (二) 社会关系紧张 |
| (三) 思想文化激烈冲突 |
| 三、建国后新社会层级结构下的社会关系与文化 |
| (一) 新社会层级结构 |
| (二) 社会关系行政化 |
| (三) 文化政治化 |
| 第四章 转型(下):结构变迁、关系变革与文化多样化 |
|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结构变迁 |
| (一) 领域分离 |
| (二) 结构分化 |
| (三) 力量转移 |
|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关系变革 |
| (一) 关系主体:个体独立化 |
| (二) 关系环境:陌生人社会 |
| (三) 关系形态:双重依赖 |
|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文化变迁 |
| (一) 文化大转型 |
| (二) 价值观念多样化 |
| (三) 思维方式变革 |
| (四) 社会心态转变 |
| 第五章 定型:结构重塑、关系整合与文明复兴 |
| 一、明晰历史新方位 |
| (一) 初步发展起来以后 |
| (二) 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
| (三) 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期 |
| (四) 整体转型升级阶段 |
| 二、形塑新社会结构,推动制度成熟定型 |
| (一) 党政主导 |
| (二) 三维协同 |
| (三) 制度成熟定型 |
| 三、构建社会主义新型社会关系 |
| (一) 平衡利益关系 |
| (二) 规范政治关系 |
| (三) 协调思想文化关系 |
| (四) 和谐人际关系 |
| 四、文化复兴,引领文明新道路 |
| (一) 不忘本来,重视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
| (二) 吸收外来,增强文化动力与活力 |
| (三) 着眼未来,引领文明新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地位、观念、角色 ——社会变迁中的明代商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问题提出 |
| 二 相关研究 |
| 三 研究意义与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明代的商业政策 |
| 一 明太祖的商业政策及对商人的态度 |
| （一）基于“重农”视角的“禁末”心态 |
| （二）建立商业贸易制度法规 |
| （三）实施“禁海”的本意 |
| 二 永乐到万历中期的商业管理和商税征收 |
| （一）永乐至宣德时期 |
| （二）正统至正德时期 |
| （三）嘉靖至万历中期 |
| 三 明中后期皇权滥用对商人的侵剥及朝臣的恤商建言 |
| （一）广派税使 |
| （二）强佥商役 |
| （三）苛征官木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士大夫对商税征收的认识 |
| 一 对关市征商的基本看法 |
| （一）阐释关市缘起及其社会职能 |
| （二）提倡商民一体同视 |
| （三）批评病商弊政 |
| 二 加强榷政监管及施惠商民的言行 |
| （一）强化监管 |
| （二）惠恤商民 |
| 三 对商税价值功用、征缴方式及农商关系的新思考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商人的法权地位 |
| 一 法律规范下的商人权利地位 |
| （一）服饰规定与路引制度中的“抑商”含义 |
| （二）法律典章对商业行为的规范及商人权益的保护 |
| （三）科举应试中“商籍”的确立 |
| 二 商事诉讼中商人的法权地位 |
| （一）以苏州工商业碑刻为例 |
| （二）以《盟水斋存牍》为例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国家同商人的合作 |
| 一 盐法运行中的官商合作 |
| （一）开中法确立的官商合作架构 |
| （二）“叶淇变法”对官商合作方式的适应性调整 |
| （三）盐法改革对商人内部及官商利益关系的平衡 |
| （四）士大夫对盐政运行中官商合作的认识 |
| 二 茶法运行中的官商合作 |
| （一）茶法运行概况 |
| （二）朝臣对茶法运行中官商合作的建议 |
| 三 其他方面的官商合作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的士商关系 |
| 一 士大夫对经商治生的价值肯定 |
| （一）认可商人职业的社会功用 |
| （二）承认士人治生之需 |
| 二 基于义利之辨士大夫对士商关系的评价 |
| （一）阐发义利相通理念 |
| （二）“公义”维度下的商人道德事功评判 |
| （三）对商人理财经世才能的赞许 |
| 三 士商融合的表现及内涵 |
| （一）士商阶层的双向互动 |
| （二）士大夫家族的从商经历 |
| （三）士商融合的内涵 |
| 小结 |
| 第六章 明代商人的价值取向与社会角色 |
| 一 儒贾择业中的现实考量 |
| （一）着眼于生活境遇和个人资质的儒贾取舍 |
| （二）儒贾相济的积极意涵 |
| 二 对儒贾关系的理解 |
| （一）期以儒显 |
| （二）认同儒家价值理念 |
| （三）勉为儒贾、廉贾 |
| 三 经营处世的品行才具 |
| （一）孝悌行义 |
| （二）笃实诚信 |
| （三）德才兼备 |
| （四）对儒术、贾道的会通与实践 |
| 四 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 |
| （一）赈济捐施 |
| （二）御患抗倭与议策盐政 |
| （三）参与地方及国家庶务 |
| 小结 |
| 结论 |
| 一 明代商人、商业与帝制体系基本关系 |
| 二 明代士大夫对商人、商业的评议及士商关系面貌 |
| 三 明代商人的价值认同与社会角色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附图清单 |
| 附表清单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设定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主要概念界定 |
| 一、数字鸿沟 |
| 二、文化信息资源 |
| 三、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
| 四、可持续发展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与思路 |
| 第五节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研究相关理论与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研究相关理论 |
| 一、知识沟理论 |
| 二、文化权利 |
| 三、文化传播 |
| 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五、公共物品理论 |
| 六、贫困文化理论 |
| 第二节 我国文化共享工程研究文献回顾 |
| 一、文化共享工程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 |
| 二、文化共享工程研究文献的评价分析 |
| 第三章 实施文化共享工程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文化共享工程实施的背景 |
| 一、全球信息化给文化建设带来挑战 |
| 二、国家对文化建设日益重视 |
| 第二节 实施文化共享工程的缘由 |
| 一、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的需要 |
| 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
| 三、弘扬中国优秀文化的需要 |
| 第四章 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过程 |
| 第一节 初步探索阶段：十五时期 |
| 一、建立试点 |
| 二、启动应用 |
| 三、全国推广 |
| 四、初步探索阶段工程建设小结 |
| 第二节 普遍发展阶段：十一五时期 |
| 一、开展文化共享工程试点工作 |
| 二、与相关项目合作共建 |
| 三、文化共享工程“进村入户” |
| 四、县级数字图书馆推广计划 |
| 五、普遍发展阶段工程建设小结 |
| 第三节 巩固提升阶段：十二五时期 |
| 一、继续推进服务网络的全覆盖 |
| 二、服务新思路：拓展与深化 |
| 三、统筹数字资源建设 |
| 四、打造技术支撑平台 |
| 五、巩固提升阶段工程建设小结 |
| 第四节 对文化共享工程建设过程的系统分析 |
| 一、建设流程 |
| 二、国家政策影响及作用 |
| 三、相关利益群体分析 |
| 四、资源构成分析 |
| 五、服务方式分析 |
| 第五章 文化共享工程建设效果与分析 |
| 第一节 宏观层面：消弭社会信息鸿沟 |
| 一、计算机设备增加助力“信息鸿沟”的消弭 |
| 二、计算机技能培训助力“信息鸿沟”的消弭 |
| 第二节 中观层面：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 一、推动公共图书馆的现代化发展 |
| 二、促进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的层级建设 |
| 第三节 微观层面：充实文化资源,提升国民生活质量 |
| 一、充实国家公共数字文化资源 |
| 二、助力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
| 第四节 公众对文化共享工程数字文化资源的偏好分析 |
| 一、以“心声·音频馆”为例 |
| 二、以“上图讲座”为例 |
| 第六章 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 |
| 第一节 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 |
| 一、从文献梳理中发现问题 |
| 二、从建设过程与效果中分析问题 |
| 三、从访谈资料中挖掘问题 |
| 四、影响因素的确定 |
| 第二节 国外相似项目介绍及分析 |
| 一、美国：“美国记忆”(American Memory) |
| 二、韩国：“信息网络村”(Information Network Village,INVIL) |
| 三、南非：“数字之门”(Digital Doorway) |
| 四、印度：“墙上之窗——学习站”(HiWEL-Learning Stations) |
| 五、日本：“无处不在网络计划”(U-Japan) |
| 六、英国：“文化在线”(Culture on Line) |
| 第三节 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顶层设计 |
| 一、设计导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 |
| 二、设计主题：突出“标准、规范、反馈、社会化” |
| 三、资源设计：标准统一 |
| 四、制度设计：系统全面 |
| 五、技术设计：拓展利用 |
| 六、服务设计：进村入户到人 |
| 第四节 文化共享工程未来发展实践指导 |
| 一、指导原则：依据顶层设计与相关建设规划 |
| 二、以技术支撑平台为基础,构建层级分布式互联网网站群 |
| 三、以“服务年”为契机,实现数字文化活动的品牌化建设 |
| 四、以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建设为重点,完善资源基础库 |
| 五、以人才建设为中心,推动全民信息素养教育与工作队伍培训 |
| 第五节 构建文化共享工程效果评估指标体系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附录A 文化共享工程建设问题汇总——96篇研究文献梳理 |
| 附录B 国家数字文化网——专题资源库 |
| 附录C 心声·音频馆资源 |
| 附录D 上海图书馆讲座回顾(2002年-2013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基于人本文化视角的山西票号经营管理研究 ——对现代商业银行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3 研究视角、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视角界定 |
| 1.3.2 主要研究思路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 |
| 1.4.2 不足 |
| 2 山西票号经营管理制度的形成环境及基本构架研究 |
| 2.1 山西票号经营管理制度形成的经济环境 |
| 2.1.1 中国商业革命与山西商人 |
| 2.1.2 商品经济发展对异地资金调度的要求 |
| 2.1.3 当铺、印局、帐局、钱庄对山西票号经营管理制度的影响 |
| 2.2 山西票号经营管理制度形成的社会环境 |
| 2.2.1 政治动荡与社会变革 |
| 2.2.2 外国侵入与本士落后 |
| 2.2.3 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 |
| 2.3 山西票号经营管理制度形成的文化环境 |
| 2.3.1 传统文化与山西票号的商业伦理 |
| 2.3.2 传统文化与山西票号的经营智慧 |
| 2.3.3 传统文化与山西票号的管理哲学 |
| 2.4 山西票号经营管理制度的基本构架 |
| 2.4.1 山西票号经营管理的最具特色方而 |
| 2.4.2 山西票号经营管理制度的总体框架 |
| 2.5 本章小结 |
| 3 人本文化视角下的山西票号企业治理机制研究 |
| 3.1 产权制度 |
| 3.1.1 股份合作 |
| 3.1.2 委托代理与两权分离 |
| 3.2 激励约束机制 |
| 3.2.1 人身股 |
| 3.2.2 倍本制 |
| 3.3 组织架构 |
| 3.3.1 联号制 |
| 3.3.2 总分号制 |
| 3.4 本章小结 |
| 4 人本文化视角下的山西票号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
| 4.1 选拔机制 |
| 4.1.1 新员工选拔制 |
| 4.1.2 宗法约束 |
| 4.1.3 铺保制 |
| 4.2 训育机制 |
| 4.2.1 学徒制 |
| 4.2.2 品德教育 |
| 4.2.3 业务技能训练 |
| 4.2.4 特殊技能培训 |
| 4.3 薪酬激励机制 |
| 4.3.1 薪酬制度 |
| 4.3.2 福利制度 |
| 4.3.3 社会保障 |
| 4.3.4 身股晋升 |
| 4.4 本章小结 |
| 5 人本文化视角下的山西票号经营战略研究 |
| 5.1 金融创新 |
| 5.1.1 金融工具创新 |
| 5.1.2 金融机构创新 |
| 5.1.3 金融业务创新 |
| 5.1.4 金融技术创新 |
| 5.1.5 金融制度创新 |
| 5.2 业务经营 |
| 5.2.1 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结合 |
| 5.2.2 分支机构的资本金拨付 |
| 5.2.3 资金随社会需求而松紧 |
| 5.2.4 分支机构间的业务资金调度 |
| 5.3 同业竞争与合作 |
| 5.3.1 同业竞争 |
| 5.3.2 行会自律 |
| 5.4 本章小结 |
| 6 人本文化视角下的山西票号风险控制研究 |
| 6.1 风险管控以管人为抓手 |
| 6.1.1 用人：以懂得信义为依据 |
| 6.1.2 分号：以结利疲帐定功过 |
| 6.2 建立风险控制机制 |
| 6.2.1 建立风险基金 |
| 6.2.2 宗法与担保 |
| 6.2.3 市场动向跟踪 |
| 6.2.4 财务稽核 |
| 6.2.5 安全支付 |
| 6.2.6 严格号规 |
| 6.3 管理流动性风险 |
| 6.3.1 酌盈济虚 |
| 6.3.2 信约公履制度 |
| 6.4 本章小结 |
| 7 人本文化视角下的山西票号金融文化研究 |
| 7.1 关公崇拜 |
| 7.1.1 山西票号的关公崇拜与义利伦理 |
| 7.1.2 现代金融企业的道德缺失 |
| 7.2 善待相与 |
| 7.2.1 山西票号善待相与与中和之道 |
| 7.2.2 现代金融企业的自我中心文化 |
| 7.3 同舟共济 |
| 7.3.1 山西票号同舟共济体现的社会责任意识 |
| 7.3.2 利润不应当是现代商业银行的唯一目标 |
| 7.4 修齐治平 |
| 7.4.1 山西票号经营者的修齐治平素养 |
| 7.4.2 现代金融企业的文化理想缺失 |
| 7.5 本章小结 |
| 8 山西票号经营管理研究的理论结论 |
| 8.1 关于社会背景的的理论总结 |
| 8.1.1 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比较 |
| 8.1.2 山西票号与农业社会 |
| 8.1.3 现代商业银行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 |
| 8.2 关于价值观与文化基础的理论总结 |
| 8.2.1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 |
| 8.2.2 山西票号与中国文化 |
| 8.2.3 现代商业银行与西方文化 |
| 8.3 中国商业银行引进和继承的理论总结 |
| 8.3.1 引进与继承的关系 |
| 8.3.2 中国商业银行的引进与继承 |
| 8.4 现代商业银行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总结 |
| 8.4.1 社会责任 |
| 8.4.2 人文关怀 |
| 8.5 中国商业银行特色发展的总体原则 |
| 8.5.1 中西结合与融会贯通 |
| 8.5.2 引进先进与继承精华 |
| 8.6 中国商业银行特色发展的具体策略 |
| 8.6.1 人本文化落实到经营管理全过程 |
| 8.6.2 社会责任履行与银行发展相融合、相促进 |
| 8.6.3 创造中国商业银行特色金融文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6）留英生与当代中国 ——以回国人员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概念辨析与界定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前的留英教育 |
| 第一节 晚清时期的留英教育 |
| 一、 海军留英教育 |
| 二、 其他留英教育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留英教育 |
| 一、 北洋政府时期的留英教育 |
| 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留英教育 |
| 第三节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留英教育 |
| 一、 建国初期留英生回国 |
| 二、 留英教育的基本情况 |
| 三、 留英生群体分析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后的留英教育 |
| 第一节 留英教育工作的启动 |
| 一、 邓小平的指示及新时期留学工作的启动 |
| 二、 首批留英生的派遣 |
| 第二节 留学政策的演变 |
| 一、 中国公派留学政策的演变及中英教育交流与合作政策的演变 |
| 二、 英国的外国留学生政策及吸引留学生的措施 |
| 第三节 留英教育的基本情况 |
| 一、 留英教育的演变 |
| 二、 留英学生统计 |
| 三、 留英生的学习与生活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的执行——兼述典型的留英生群体 |
| 第一节 “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的启动 |
| 一、 “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的启动背景 |
| 二、 包玉刚与“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的启动 |
| 第二节 “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的实施 |
| 一、 “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留英生的选派 |
| 二、 留英生群体分析 |
| 三、 留英生的留学生涯 |
| 第三节 “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的影响 |
| 一、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正是这些人才提高了中国的科研水平，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及社会经济的发展） |
| 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留学教育模式（为以后留英教育提供了经验，加强了华人华侨的联系，发展了中英关系）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留英生与中国的高等教育 |
| 第一节 高等院校留英生群体分析 |
| 一、 高等院校留英生回国原因分析 |
| 二、 高等院校留英生情况介绍及其专业分析 |
| 三、 高等院校留英生的群体特征 |
| 第二节 留英生群体与高校发展 |
| 一、 留英生与学科建设 |
| 二、 留英生与高校教学 |
| 三、 留英生与学术研究 |
| 第三节 留英生与大学管理 |
| 一、 留英回国的大学领导 |
| 二、 留英校长与高校改革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留英生与中国科技 |
| 第一节 留英生群体的科技创业 |
| 一、 1980 年代的科技创业 |
| 二、 1990 年代以后的科技创业 |
| 第二节 留英生的重要科技角色 |
| 一、 留英生与“863”计划 |
| 二、 留英生与“973”计划 |
| 三、 留英生与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 |
| 第三节 两院院士中的留英生 |
| 一、 具有留英背景的院士群体统计 |
| 二、 留英院士的科技贡献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留英生与人文社会科学 |
| 第一节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留英生 |
| 一、 留英生学科统计分析——以学科排名靠前的大学为中心 |
| 二、 部份优秀留英生分析 |
| 第二节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留英生的成就 |
| 一、 经济学与法学 |
| 二、 历史学与社会学 |
| 三、 哲学、文学及其它学科 |
| 四、 留英生与当代艺术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八章 留英生创业 |
| 第一节 留英生的创业轨迹 |
| 一、 留英生的早期创业 |
| 二、 留英生创业的新时期 |
| 第二节 创业园中的留英生 |
| 一、 深圳留学生创业园中的留英生 |
| 二、 中关村留学生创业园中的留英生 |
| 三、 其它留学生创业园中的留英生 |
| 第三节 三个典型的留英创业者 |
| 一、 张欣：优秀的留英创业人员 |
| 二、 沈锟：回国卖鸡的留英双硕士 |
| 三、 隋涛：一般的留英创业者 |
| 第四节 留英生创业的评价 |
| 一、 社会评价 |
| 二、 政府评价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九章 留英生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
| 第一节 高校与科研机构留英生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
| 一、 高校与科研机构留英生面临的人际关系问题及其对策 |
| 二、 高校与科研机构留英生面临的自主创新环境问题及其对策 |
| 三、 高校与科研机构留英生面临的学术腐败问题及其对策 |
| 第二节 自主创业留英生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
| 一、 自主创业留英生面临的融资问题及其对策 |
| 二、 自主创业留英生面临的创业园建设问题及其对策 |
| 第三节 留英生面临的其它重要问题及其对策 |
| 一、 留英生子女就学问题及其对策 |
| 二、 留英生待业问题及其对策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十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7）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的文化场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论 |
| 一、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文化场域研究的缘起 |
| (一) 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文化场域研究的背景 |
| (二) 我国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的文化场域值得研究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关于"名师"研究的现状 |
| (二) 关于"名师职业幸福"研究的现状 |
| (三) 我国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的文化场域还稀有研究 |
| 三、我国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文化场域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方法 |
| (一) 研究的理论框架 |
| (二) 研究的预期结论 |
| (三) 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文化场域的理论分析 |
| 一、基础教育名师的含义与标准 |
| (一) 基础教育名师的含义 |
| (二) 基础教育名师专业标准 |
| 二、名师职业幸福的理论 |
| (一) 西方文化场域下的幸福观 |
| (二) 中国传统文化场域下的幸福观 |
| (三) 中西方文化场域下幸福观的比较 |
| (四) 幸福的含义 |
| (五) 名师职业幸福的含义 |
| (六) 文化场域的相关理论 |
| 第三章 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审视 |
| 一、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现状调查概述 |
| (一) 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考察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现状值得考虑的因素 |
| (二) 采纳并修改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制定的总体幸福感量表 |
| (三) 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现状问卷调查覆盖范围广泛 |
| (四) 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现状访谈 |
| 二、名师职业幸福现状调查结果 |
| (一) 名师基本情况 |
| (二) 名师工作、生活和学习状况 |
| (三) 名师总体职业幸福感现状 |
| (四) 名师与普通教师职业幸福的比较 |
| (五) 名师与公务员处级干部职业幸福的比较 |
| 三、名师职业幸福文化场域的主要问题 |
| (一) 名师职业幸福心态文化场域的问题 |
| (二) 名师职业幸福外在文化场域的问题 |
| 第四章 名师职业幸福的自主修炼 |
| 一、由培训需求调查表反映出来的名师素养 |
| (一) 对基础教育名师培训需求的调查 |
| (二) 名师的具体培训需求 |
| (三) 由培训需求调查表反映出来的名师素养 |
| 二、心态文化制约着名师的职业幸福 |
| (一) 不同文化心态的主体在同一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幸福感 |
| (二) 名师要实现职业幸福离不开良好的心态文化条件 |
| 三、名师的职业幸福以自己身心健康为基础 |
| (一) 健康的身体是名师享有职业幸福的必要条件 |
| (二) 健康的心理也是名师享有职业幸福的必要条件 |
| 四、名师的职业幸福以加强德性修养为前提 |
| (一) 德性是个人幸福的前提 |
| (二) 名师的德性即依据其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对社会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 |
| (三) 名师的职业幸福依赖于名师崇高的职业道德信念和属"我"的职业幸福尺度 |
| 五、名师的职业幸福以提升才干为必要条件 |
| (一) 名师的职业幸福依赖于名师的才干 |
| (二) 名师的才干指名师的知识技能 |
| (三) 名师才干的形成过程 |
| 六、名师的职业幸福在于不断的奋发与拼搏 |
| (一) 名师的奋发有为是名师职业幸福的重要条件 |
| (二) 名师的奋发有为不是名师职业幸福的充分条件 |
| (三) 努力给力制约着名师的职业幸福 |
| 第五章 名师职业幸福外在文化场域建构 |
| 一、文化场域制约着名师的职业幸福 |
| (一) 我国教育家的历史分布规律 |
| (二) 我国当代缺乏教育家的真正原因 |
| 二、名师职业幸福的具体文化场域 |
| (一) 名师职业幸福之教育技术文化场域 |
| (二) 名师职业幸福之经济文化场域 |
| (三) 名师职业幸福之制度文化场域 |
| (四) 名师职业幸福之任务场域 |
| 三、给予名师以职业顺境——支持性职业场域 |
| (一) 支持性职业场域有利于主体的职业幸福 |
| (二) 名师的支持性职业场域有利于名师的职业幸福 |
| (三) 支持性职业场域将名师的短期职业幸福累积为长期的职业幸福 |
| 四、建构名师支持性文化场域之可能载体 |
| (一) 载体一——名师良好的校园文化生态 |
| (二) 载体二——名师健康休假与疗养 |
| (三) 载体三——区域名师工作室 |
| (四) 载体四——区域导师制 |
| (五) 载体五——区域名师沙龙 |
| 结语 |
| 一、构筑名师职业幸福可能的文化场域 |
| (一) 市场经济场域在本质上是功利主义文化场域 |
| (二) 创新载体,精心构筑名师职业幸福可能的文化场域 |
| 二、观点回顾 |
| 三、论文的不足与努力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我国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现状问卷 |
| 附录二 我国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现状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我国基础教育名师培训需求调查问卷 |
| 附录四 我国教育家的历史分布 |
| 致谢 |
| 发表论文及参加课题一览表 |
（8）中国古代禁毁戏剧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 绪言 |
| 一、问题的提出及立论依据 |
| 二、关于禁毁戏剧的研究现状 |
| 三、“中国古代禁毁戏剧史论”的研究思路、设想和方法 |
| 第一章 先秦至汉魏时期:正乐、禁戏与罪优 |
| 第一节 正乐与禁新声 |
| 第二节 焚《诗》《书》与禁百戏 |
| 第三节 禁巫与罪优 |
| 第二章 隋唐时期:禁断散乐戏弄、禁限装扮竞演与诛禁优伶 |
| 第一节 禁断散乐杂戏 |
| 第二节 唐代弄孔子戏的妆演与逐禁 |
| 第三节 禁约装扮竞演 |
| 第四节 罢遣诛禁徘优伶人 |
| 第三章 两宋时期:废教坊、禁民间丧祭演戏与禁南戏宋杂剧 |
| 第一节 制乐设宫、禁撰优词与废罢教坊 |
| 第二节 丧乐、淫祀之盛与禁演丧祭戏及南戏的发生土壤 |
| 第三节 禁撰演南戏与宋杂剧 |
| 第四节 弄孔戏儒、优伶惩戒与宋杂剧的徘谐精神 |
| 第四章 金元时期:乐人限令、罢犯上作乱戏与禁治集场演剧 |
| 第一节 颁禁乐人限令 |
| 第二节 禁撰演戏类、罢犯上作乱戏及禁治集场演剧 |
| 第三节 禁毁戏剧的力度与戏剧繁荣的局面 |
| 第五章 明代:戏教、戏祸与戏剧撰演之分化 |
| 第一节 集权专制、伦理教化与明代官方的戏剧文化政策 |
| 第二节 禁毁戏剧与戏剧撰演形态之分化 |
| 第三节 官方的不禁之禁与社会舆论的妥协 |
| 第六章 清代(上):官私禁戏、设局缴毁与地域性禁毁戏剧 |
| 第一节 沉迷、利用与禁毁:帝王好戏、禁戏与查缴曲本 |
| 第二节 清代的官方设局禁毁戏剧 |
| 第三节 从清代几类禁戏的地域性反弹看民间演剧活动的反禁毁 |
| 第七章 清代(下):禁毁戏剧载体与清代戏剧的生态发展 |
| 第一节 从禁行剧类声腔互动看清代戏剧的发展偏向 |
| 第二节 从禁毁剧本曲目看清代戏剧文本形态的边缘化 |
| 第三节 从禁诫戏剧参与群体看清代戏剧的主体贫困 |
| 第八章 禁毁戏剧的权力话语特征与中国古代戏剧发生发展之关系 |
| 第一节 禁毁戏剧的历史流程与权力话语考察 |
| 第二节 禁毁戏剧与禁毁诗文、禁毁小说的差异比较 |
| 第三节 禁毁戏剧对于古代戏剧史发生发展的影响 |
| 附录 |
| 附录一 先秦至汉魏:正乐、禁戏与罪优年表 |
| 附录二 隋唐:禁断散乐戏弄、禁限装扮竞演与诛禁优伶年表 |
| 附录三 两宋:废教坊、禁民间丧祭戏与禁南戏宋杂剧年表 |
| 附录四 金元:禁倡优、罢犯上作乱戏与禁治集场演剧年表 |
| 附录五 明代:戏禁、戏教与禁毁戏剧撰演年表 |
| 附录六 清代:官私禁戏、地域性设局收缴与禁毁戏剧载体年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机理、模式与协调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研究综述--旅游研究进展及本文宗旨 |
| 一、 相关研究进展分析 |
| 1 国外旅游研究进展简述 |
| 2 中国旅游研究概要 |
| 二、 旅游研究的趋势展望 |
| 三、 本论文研究宗旨与研究范畴 |
| 1 本文的出发点和立论依据 |
| 2 论文研究思路与总体框架 |
| 3 研究方法与特色 |
| 第二章 背景综述--世界旅游业区域协作联合浪潮 |
| 一、 世界旅游业区域合作--背景、总体格局 |
| 1 世界旅游业区域合作组织 |
| 2 世界旅游业区域合作的总体格局 |
| 二、 典型案例--世界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实证分析 |
| 1 区域层次的旅游业合作框架 |
| 2 次区域旅游业合作状况 |
| 三、 中国的实际--国际国内旅游业区域联合发展总览 |
| 1 中国旅游业跨国(区域)联合发展概况 |
| 2 中国国内旅游业区域联合发展蓬勃形势 |
| 第三章 机理分析--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动力机制 |
| 一、 基本概念与范畴 |
| 二、 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理论基础 |
| 1 经济学理论 |
| 2 地理学原理 |
| 3 社会学和文化学理论 |
| 4 系统论 |
| 三、 区域旅游业成长与空间扩张机制 |
| 1 区域旅游业成长的一般过程与阶段 |
| 2 区域旅游业空间扩张与旅游业区域竞争 |
| 3 旅游业空间演进之趋势--跨区域协作联合 |
| 四、 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动力机制 |
| 1 旅游业跨区域联合的区域利益机制 |
| 2 旅游业跨区域联合的微观动力机制 |
| 3 旅游产业空间扩张机制 |
| 第四章 实证分析--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内在机理的区域反映 |
| 一、 中国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内在机理 |
| 1 中国旅游业区域差异及问题分析 |
| 2 中国的旅游“行政区经济”剖析 |
| 3 中国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必要性 |
| 4 中国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现实条件 |
| 二、 粤港澳地区旅游业区域联合的内在机理分析 |
| 1 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和差异性--粤港澳地区旅游业区域联合的自然基础 |
| 2 人文历史的悠久性与传承性--粤港澳地区旅游业区域联合的文化渊源 |
| 3 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与互补性--粤港澳地区旅游业区域联合的社会必然 |
| 第五章 模式探讨--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形态特征 |
| 一、 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模式的解析 |
| 1 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形态分析 |
| 2 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模式总结 |
| 二、 粤港澳地区旅游业联合发展概述 |
| 1 粤港澳地区旅游业联合发展历史回顾 |
| 2 粤港澳地区旅游业联合发展典型案例 |
| 三、 粤港澳地区旅游业联合发展模式探讨 |
| 1 粤港澳地区旅游业联合发展的内涵分析 |
| 2 粤港澳地区旅游业联合发展的模式探讨 |
| 第六章 协调机制及创新--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实施保障 |
| 一、 旅游业发展的区域协调机制分析 |
| 1 旅游业协调机制的特殊性 |
| 2 旅游业发展的政府调控机制简析 |
| 二、 粤港澳地区旅游业联合发展协调机制分析 |
| 1 粤港澳地区旅游业联合发展协调机制的演变轨迹 |
| 2 粤港澳地区旅游业联合发展协调机制评述 |
| 三、 粤港澳地区旅游业联合发展存在的问题与障碍 |
| 1 “一国两制”--粤港澳地区旅游业区域联合的硬性约束 |
| 2 “行政区经济”--珠江三角洲地区旅游业合作的最大障碍 |
| 3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广东旅游业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
| 4 现行协调机制:粤港澳旅游业联合发展中的不完善 |
| 四、 粤港澳地区旅游业联合发展协调创新机制探讨 |
| 1 粤港澳地区旅游业联合发展的区域创新机制--支持系统创新 |
| 2 粤港澳地区旅游业联合发展协调新机制探索 |
| 第七章 总结与思考 |
| 一、 本文主要观点总结 |
| 1 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内在机理方面 |
| 2 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形态模式方面 |
| 3 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协调机制方面 |
| 二、 粤港澳旅游合作区域未来走向的思考 |
| 1 无障碍旅游区--粤港澳大三角旅游区功能特征的未来定位 |
| 2 泛珠三角旅游区--粤港澳大三角旅游区空间成长的必然走向 |
| 3 世界级旅游区--粤港澳大三角旅游业合作与发展的最终目标 |
| 三、 中国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趋势之思考 |
| 1 中国国内旅游业区域合作趋势的思考 |
| 2 中国旅游业跨国(地区)合作前景 |
| 附图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的科研论文及相关成果 |
| 致谢 |
（10）迎接入世风雨 再铸三晋辉煌——浅谈入世后山西政府对山西可持续发展的调控（论文提纲范文）
| 一、经济调控 |
| (一)继续调整产业结构,使山西经济结构合理和协调发展 |
| (二)鼓励规模经营 |
| (三)鼓励引进外资,增加出口 |
| (四)狠抓基础设施建设 |
| 二、社会调控 |
| 三、环境调控 |
四、迎接入世风雨 再铸三晋辉煌——浅谈入世后山西政府对山西可持续发展的调控（论文参考文献）
- [1]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2]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文化类型的内在逻辑 ——中国社会转型的三维分析[D]. 方兰欣.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3]地位、观念、角色 ——社会变迁中的明代商人[D]. 常文相. 东北师范大学, 2017(12)
- [4]“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D]. 苏超. 南开大学, 2014(07)
- [5]基于人本文化视角的山西票号经营管理研究 ——对现代商业银行的启示[D]. 王渊. 山西财经大学, 2012(11)
- [6]留英生与当代中国 ——以回国人员为中心[D]. 赖继年. 南开大学, 2012(06)
- [7]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的文化场域研究[D]. 刘会贵. 西南大学, 2011(09)
- [8]中国古代禁毁戏剧史论[D]. 丁淑梅. 华东师范大学, 2006(11)
- [9]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机理、模式与协调机制[D]. 秦学. 华东师范大学, 2004(04)
- [10]迎接入世风雨 再铸三晋辉煌——浅谈入世后山西政府对山西可持续发展的调控[J]. 张燕红.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 2002(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