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追踪200年前的股份合作制（论文文献综述）
李治兵[1]（2021）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文中认为2020年,我国已完成了全国农村脱贫攻坚的历史性任务,实现全面小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由全面小康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阶段。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战略,也将进入全面推进的阶段。因此,乡村振兴已成为下一步农村从基层党建到经济产业发展,再到文化建设、生态保护、乡村治理等多项工作的时代背景和总体方略,对民族地区下一步旅游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统领指导意义。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在生态保育、文化传承等方面地位突出,但也面临着自然灾害频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多重困境。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村寨旅游的发展已经不是单纯的产业发展问题,而是涉及经济、文化、生态、基层治理等多个方面的复合问题。在羌族地区发展村寨旅游业,对于在资源与环境硬约束背景下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在经济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和政府有关乡村振兴的决议、规划、政策为指导,运用民族学、经济学、旅游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比较分析、多学科交叉等研究方法,按照“背景研究—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咨询交流—重点突破”的思路,采用“理论研究—样本分析—案例田野”的程序,对民族村寨旅游业研究背景及意义进行分析,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聚焦民族村寨旅游业研究的核心命题,明确研究的内容、思路,以此作为数据来源、案例选择及调研过程的依据;梳理相关指导思想及理论,对乡村振兴与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选取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特性以及乡村振兴实施情况,全面勾画出其村寨旅游业发展的历程与现状。综合运用既有研究成果、政府政策及田野调查资料,从产业、生态、文化、基层治理、收入五个方面构建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以老人村、桃坪村、坪头村等三个典型案例村寨,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式,剖析其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及存在的问题。系统总结村寨旅游发展在产业融合、村民增收、生态建设、文化传承与保护、基层党建等方面的成效,生成具有民族地区发展特色的村寨旅游发展经验。以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暴露的问题为逻辑起点,辨析其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管理机制、基础设施建设等现实挑战,洞悉其在人力、土地、资金、管理、基层组织、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制约因素,把产权制度、土地改革、村民组织化、基层治理等纳入村寨旅游发展分析框架,探索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民族村寨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路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乡村振兴战略是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以及所有民族地区村寨旅游发展的重大时代背景和统领方略。在此背景下,发展村寨旅游应当并也能契合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村治方面的要求。第二,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在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阶段,尽管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村寨旅游业的恢复、发展、升级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对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区域宏观贡献与案例村寨的微观贡献的研究表明,村寨旅游是推进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之一。第三,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村寨旅游发展应树立新的资源利用与产业获益理念。第四,产业融合是促进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良性发展以及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路径。第五,构建劳动、经营、资本的多元化参与格局,其中落实与活用中央有关土地确权与“三权分置”重要政策,探索多样化土地流转,确保村民资本化参与旅游业及收益权利是一项重要新课题,也是巩固全面小康和推进乡村产业融合振兴的政策保证。第六,加强村级基层党建,探索村寨旅游业新型集体经济形式并保证村民的主体地位,同时加快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社会主义村民自治,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振兴和发展旅游产业是构建良好村寨旅游秩序的重要途径。
李寒凝[2]（2019）在《中国农地流转契约安排及实施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如何促进农地有序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是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给定中国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制度改革逻辑背景,农地流转市场交易复杂性日益增长,适宜的契约安排,为流转主体权利保护与行为约束、风险分担机制的完善以及契约实施效率的提高提供有效途径,农地流转契约安排研究显得日益迫切,因为契约作为交易的规制结构,是确保农地流转交易可预测性、稳定性和可靠性的制度基础。对农地流转契约安排的决定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在理论上为中国农地制度框架下契约经济学的本土化拓展应用提供可能的桥梁,实践中亦可为流转契约安排的解释提供有益参考,从交易治理的视角为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启示。本研究基于契约经济学理论,通过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农地制度安排实践探索,实证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以识别农地流转的农户决策及其制约因素,检验实施成本约束下流转契约租金安排所蕴含的主体行为激励机理,探究契约形式差异以及有效的非正式契约自我实施机制,剖析土地股份合作契约安排的剩余权利配置与风险分担作用,以期为保障流转农户权利、化解履约风险提供有益启示。基于以上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和政策建议:首先,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是契约缔结的前提,农户流转决策中的行为特征及约束条件,决定了流转交易的特征和与其相匹配的契约形式。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农户数据,应用Bivariate Tobit模型检验表明,农户农地转入和转出决策相互关联,转出规模受土地生产价值与保障功能的约束,转入规模主要取决于农业生产的路径依赖与政府补贴。农户自生能力促进流转交易规模增加,随着自生能力提升,农户流转决策的逻辑由生存目标向经济理性转换。在农地模糊产权不确定市场环境下,适宜的农地流转契约安排,是促进农地流转的微观制度基础,理清交易主体流转决策决定因素,是流转契约安排研究的前提。其次,流转租金是契约安排的核心。在实施成本约束下,契约租金安排所蕴含的行为激励与风险配置机理,以及中国农地产权安排在其中的影响,值得深入分析。研究利用河北承德市农地流转契约调查数据,应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发现,分成或固定的租金安排取决于约束道德风险与契约实施成本的权衡,对道德风险监督和约束的需要越强、实施成本越低的流转交易中更易采用分成租金;农地确权通过赋予农户更完整的土地权能,促使农户采用分成租约参与流转收益分享;风险态度并未为流转契约租金安排提供有效解释,原因在于流转双方农户在人口统计特征上的对等导致其风险态度趋同。再次,实现契约租金安排的激励与约束机理离不开有效实施机制的保障。现阶段中国农村乡土社会规则下,非正式流转契约是正式制度的有益补充,契约自我实施机制有助于化解口头契约违约风险。研究基于河北承德市农地流转契约调查数据,应用多值离散选择模型和Heckman Probit模型,分析表明农户选择非正式契约是基于对社会关系网络中非正式规则的信任和节约交易成本的需要;声誉和社会网络可以形成有效的流转契约自我实施机制,通过增加违约成本、建立隐形监督以及信任互惠的关系治理促进履约;二者的交互作用表明,声誉贬值效应在紧密的社会网络中促进履约的效果更强。最后,在对租金安排和实施机制的内在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契约剩余权利配置在本质上决定了主体间的收益和风险分配,在土地股份合作契约中合理界定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是农民收益权实现和流转风险合理配置的根本途径。研究通过对河北承德二兴营土地股份合作契约的案例研究表明,土地股份合作制建立“确权确股不确地”制度安排,在明晰农地产权的前提下,通过股份分配量化保障农户对土地的财产权和收益权;建立“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契约链条,将剩余控制权赋予农业企业,转移农户分散经营土地时面临的自然风险;采用“固定租金+收益分红”的租金安排,在确保固定收入前提下赋予农户部分剩余索取权,实现农地规模经营和资本化运营的收益共享和风险分担。与已有研究比较,本研究基于对契约经济学理论的梳理与农地流转契约安排本土化研究的总结,系统深入地考察了中国农地流转契约安排的决定因素问题,从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三个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创新。研究思路创新在于通过分解考察农地流转的整个交易过程,从事前缔约主体行为,到事中契约内容安排,再到事后的契约实施机制,系统地分析农地流转交易特征及其契约治理机制,区别于以往研究仅考察其中某一环节,或将流转契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研究方法的创新首先在于应用Bivariate Tobit模型考察相互关联的农地转入和转出数量决策,区别于以往对转入和转出行为的割裂分析,有益于准确识别契约主体行为特征和决策偏好;其次在于应用Heckman Probit方法检验农地流转非正式契约的实施机制,避免因样本选择问题带来的内生性偏误。研究视角的创新首先在于,在中国现行集体土地所有制所引致的模糊农地产权安排背景下,从产权交易的视角对流转契约安排及其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其次,以契约为基本研究单位,从不完全契约与产权视角透视土地股份合作契约安排的剩余权利与风险安排机理,这一方面区别于已有研究从产权明晰或农户增收的视角对土地股份合作制进行分析,另一方面通过对土地入股这一特殊流转形式及其契约安排的考察,对多数关注流转租赁契约的已有研究视角形成补充。
唐明华[3]（2018）在《折得东风第一枝——改革开放四十年民营经济发展纪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四十年前,伴随改革开放的大潮,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完成了从"微不足道"到"半壁江山"的飞跃。改革开放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无限的机遇,民营经济就乘着这股东风,扶摇直上,焕发出新的生机。白驹过隙。仿佛一眨眼的工夫,四十年过去了。四十年,弹指一挥间。然而,正是这一挥之间,沧桑巨变,恍若隔世。在改革开放的春雨滋润下,民营经济茁壮成长,从一个初生的孩童,逐步成长为健壮的青年,为国家的蓬勃发展贡献着自
周新年[4]（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张美艳[5]（2017）在《锡林郭勒盟牧户草原流转意愿与驱动机制研究》文中提出草原有序流转是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和现代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在当前牧区改革发展与“三牧”问题攻坚破解的关键阶段,规范牧区草原流转行为、创新草原流转模式,关系到百万牧民的生计和未来,关系到牧业现代化合理顺畅发展,也事关新牧区建设与小康社会实现。本文以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农户行为等理论为研究基础,以文献法了解研究动态,以问卷与访谈法获取数据,采用描述统计,剖析草原流转现状、特征,运用Heckman模型分析牧户草原流转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运用Probit模型研究牧户草原流转意愿与行为的不一致性,利用DEA-Tobit模型测算不同牧户的技术效率,分析草原流转对牧户技术效率的影响,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草原流转的牧户增收效应,运用Probit模型对牧户驱动因素进行深入研究,梳理出驱动机理,最后对草原流转驱动机制进行设计。结果表明,第一,牧户草原流转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的实证研究中,牧户草原边际产出的高低和牧户间的交易成本的大小是牧户草原流转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牧户流转意愿影响因素中,牧户的边际产出对其影响为正,说明牧户间草原边际产出差距越大越要流转;是否有草原证对其影响为正,是否有草原纠纷对其影响为负,说明交易成本越低越要流转;另外,草原流转价格对其影响为正。对草原流转规模的影响,是否兼业影响最大且为负,草原流转价格对其影响为正。第二,牧户草原流转意愿与行为不一致性的实证研究中,自然环境变化认知中的牧户对环境认知的改善会使草原流转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可能性增大,社会因素中的投保社会养老保险、加入合作社、获得银行贷款、固定生产资本指数越高都会降低草原流转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概率,管理因素中的草原相关纠纷的出现和牧户越关注和在意草原承包期限会增大草原流转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可能性,市场因素中的牧户流转信息获取渠道和畜产品销售渠道的拓展,会使草原流转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概率降低。第三,不同类型牧户技术效率中,转入户效率比未流转牧户要高,但仍处于较低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且牧户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各类牧户规模效率值都低于纯技术效率值,说明规模效率是现阶段制约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牧民受教育程度和牧业收入比例、规范民间信贷发展等都有利于转入户效率的提升。第四,草原流转对牧户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中,草原流转对牧户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具有显着地促进效应;较小规模的草原转入对牧户收入影响不显着,而较大规模的草原转入对牧户收入影响为正,但就其平均水平来说,这个正的影响效应对牧户增收的效果不够明显;草原转出对牧户家庭人均收入具有显着性地增长作用。因此,不同的草原流转方向和不同的草原流转规模对牧户收入有着不同的影响和不同的增收效果。第五,草原流转驱动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在自然、社会、管理和市场等因素的影响下,牧户草原流转驱动因素可分为比较利益驱动、外部政策驱动及牧户禀赋驱动三个方面,其中,加入合作社与获得贷款对草原转入的边际效应较大,牧户承包草原面积也是转入的影响因素。对于转出户而言,非牧就业的影响程度最大,获得贷款、投保养老保险、草原生态补助奖励资金、家庭人口数也对其影响显着。第六,草原流转驱动机制框架结构模型由草原流转驱动因素、驱动机理以及驱动机制设计所构成。草原流转驱动机理分为牧户层面的驱动机理和利益相关者下的驱动机理。草原流转驱动机制包括:首先是以牧户比较利益驱动作为草原流转的内生驱动,其次是以市场驱动、中介驱动和政府驱动作为草原流转的外生驱动,而外生驱动机制设计具体包括:（1）草原流转的市场驱动机制,主要是草畜平衡条件下的收益、成本、价格和风险的权衡和比较,需发挥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的作用;（2）草原流转的政府驱动机制,由制度驱动机制和政策驱动机制所构成,制度驱动机制包括草原确权分股到户的改革、草原流转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草原流转的政策驱动机制包括草原流转专项补贴政策的建立和完善、相关信贷政策的完善、牧区劳动力转移政策的健全;（3）草原流转的中介驱动机制,包括草原流转交易所、监督管理机构和专业中介服务机构三个交易平台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政策构建,且三者之间存在耦合关系。
杨旭[6]（2015）在《公共财政体制下农村公共品资金收支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关于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的研究,传统方法注重从消除公共品外部性的角度,探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供给职责。在我国,村民委员会虽然承担了一部分政府职能,但其仍然属于村民自治组织,因而村级层面的公共品供给呈现一定的复杂性。现实中,对于国家和地方的投资,基层政府多做出变通的抉择。实际上,公共品的融资约束限制了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的获取与使用,从而造成城乡、区域间的差异。因此,文章将视角集中于公共品资金的收支问题,从机制建设角度来说明农村公共品供给特征。本文的研究内容与结论如下：1.梳理了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变迁,分析了现阶段公共财政体制下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特征。对农村公共品筹资方式及整体效果进行说明,并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探讨了村庄组织内部公共品供给的机制,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认识。2.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梳理出了影响农村公共品筹资的主要因素。利用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分权程度并未对农村公用基础设施投入产生影响,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农业类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土地财政资金对农业生产性投资促进作用显着；城市公共品溢出效应抑制了农村公共设施投入,为公共品城乡一体化布局提供了依据；从宏观层面来看,非农产业发达的地区公共投入较多,转移支付对农村与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3.农村公共品支出问题植根于我国特有的“村财”制度,体现了“村民自治”和“国家意志”双重影响,不仅受到村庄个体特征的影响,更受制于政策环境。微观的调研数据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多层统计分析模型能够很好的处理此类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农村公共服务、行政、生产性支出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对宏观政策的传导机制、微观方面的筹资特征展开了实证。结果发现,获得转移支付越多的村庄在公共服务和生产性支出越大；拥有集体企业的村庄各项公共支出均较高；财政支农政策偏向于农业生产性投资；粮食主产区的优惠政策惠及了农村公共服务；民主选举比例较大的地区行政支出增多,但对公共服务的供给作用并不明显。4.“项目进村”作为项目制在村级层面的表现,受到更多社会学学者的关注,文章首次从实证的角度,对其在村级层面的特征进行了说明,验证了“项目制”在全国层面存在的普遍性。主要利用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数据库（CFPS）调研数据,运用多项Logit模型对影响农村转移支付资金获取的因素进行实证。考虑到转移支付资金在村庄层面“打包”使用的情况,根据获得的转移支付的数额不同将其分类,结果发现,小额的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体现了公平原则,而经济社会条件较好的村庄更易获得大额资金,村级层面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值得关注。综合来看,村庄的“自给自足”和来自上级的专项资金对农村公共品供给共同发挥作用。最后,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焦奕佳[7]（2012）在《李庄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探析》文中研究表明由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产权变化对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和开放带来了新的活力,给中国农村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导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特征的土地权属制度已无法适应城市化的发展要求。“城中村”在城市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利用他们的地缘和土地优势,积累了大量的集体资产,但同时,由于这些村集体往往缺乏科学有效的管理方式和模式来科学管理和合理运用这些财富,使得矛盾重重,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群众上访,基层干部腐败等问题屡见不鲜。因此,站在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建设中原经济区的大背景下,要以新型城镇化引领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会更加迅猛,将有更多的近郊农村成为城中村,或者更多的农村通过新型农村社区的形式实现就地城市化,在农民失地后怎么通过一种制度创新,使村集体继续保持凝聚力,使村集体的资产得以发展壮大,使农民的生活更有保障,使农民的收入更加丰厚,是值得重视和探讨的问题。平顶山市新华区李庄村,隶属平顶山市新华区曙光街办事处,是典型的“都市村庄”。本文就从这样一个村情村貌较有代表性、近年发展较为成功、具有后发优势的样本的发展和股份制改革历程中去管中窥豹,同时类比其他地区近郊农村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探讨农村,特别是城中村在市场经济条件和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怎么通过股份制变革去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维护失地农民的权益,实现共同致富,维护转型期社会中基层的和谐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通过对李庄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全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着重阐述了其股份合作制改革中股东的界定、股份与股权、资产的经营与管理、组织结构等几个关键问题,分析了其改革的模式、动因、特点和主要收益,探讨了改革过程中存在的组织定性、路径依赖、产权的设置与产权权利等不可忽视的问题。通过对李庄村这个样本的分析思考,阐释了在农村集体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几个共性问题：如集体股的设立问题、村集体股份合作社与村级基层组织的关系问题、股权的开放性与封闭性问题,同时援引全国其他不同发展层次地区的几个发展样本,对农村集体经济存在的价值及其对实现共同富裕作用的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指出这些村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范围内,村民通过股份制、合作社或者“人民公社”等形式抱团取暖,避免了小农经济在市场中的风险和冲击,包括华西村、李庄在内,都是把现代的管理模式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相结合,因地制宜地实行规模生产,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并合理地分配利益,其发展轨迹在组织结构、利益分配等方面,具有股份合作制的共同特征。阐明了股份合作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集体经济发展的独特优势和生命力,说明了只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发展经济,服务群众,创新群众长久权益保障机制,畅通群众权益表达渠道和平台,满足群众对公共事务公平公正公开的心理期望,就能使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同时,指出地方政府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因地制宜地推进近郊农村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具有深远的意义,并对地方政府推进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给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建议,对股份合作制改革中需要特别注意的四种关系进行了阐述。
杨峰[8]（2012）在《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3年以来，按照理性化、规范化和市场化的原则，农村信用合作社交给地方政府管理，以优化农村信用合作社运作的初始状态，改善农村信用合作社内外部环境。这一轮改革政策落实到位，初具成效。然而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目标不明确，产权结构复杂化、法人治理结构形式化、管理系统无序化、改革模式简单化等问题凸显，亟待完善。本文通过分析国外信用合作组织管理体制的典型经验以及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从横向与纵向两方面提炼当前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双重改革目标，由此展开对双重改革目标实现方式的探讨：微观角度探讨股份制产权改革和法人治理结构完善；中观角度探讨管理系统优化；宏观角度探讨多元改革模式及地区差异评价。最后提出深化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说明本文的研究背景、选题意义；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及基本的研究方法；概括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综述，提出论文的可能创新之处。第二章信用合作组织管理体制的国际经验及借鉴。通过对德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信用合作组织管理体制的考察，得出实践中应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与服务的角色定位，建立国家政策扶持和监管下的省域农村合作金融管理框架，着力促进农村信用合作社多样化发展等基本观点。第三章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改革历程。通过历史回顾，总结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改革的政府主导性。提出政府主导行为一方面来自政府汲取农村资金、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另一方面来自农村信用合作社长期缺乏合作制经济主体的支持而生成政府主导行为需求。农村信用合作社因此面临政策目标和效益目标这双重改革目标。第四章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双重改革目标分析。探讨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的双重改革目标：信贷支农政策目标、可持续发展效益目标。运用VAR模型探讨信贷支农改革目标，发现支农贷款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相对较弱，应加大信贷支农效率；理论分析可持续发展改革目标，提出应着力化解不良资产，进而把农村信用合作社建设成多形式股份制商业金融机构。第五章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股份制产权改革。结合农村信用合作社产权改革的争议，认为在制度安排上，合作制向股份合作制进化、股份合作制向股份制进化符合现代商业金融的发展路径。基于出资者行为的股份制产权改革均衡分析表明，合作制股权价值和股东出资收益的协同作用制约着农村信用合作社股份制产权改革的结果，产生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市场分离均衡。第六章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基于机构设置、权责结构和管理环境等影响因素，运用Probit模型分两阶段计量分析样本农村信用合作社法人治理结构。结果显示：社员民主管理、内部人控制和人力资源管理对农村信用合作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影响较大，法人治理结构完善过程中需重点理顺社员、职工、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权责关系。第七章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系统优化。通过考察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体系中乡社式布局、县联社、省联社的现实，认为乡社式布局具有有效性和低效性、县联社使农村信用合作社决策核心上移、省联社管理权和职能定位不明确。而省政府管理县联社和省联社、县联社管理基层社的管理系统有序化程度最高，可供实践借鉴。最后提出需改变银监会对农村信用合作社有权无责的金融监管；应推动省联社行使行业自律职能。第八章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多元改革模式及地区差异评价。结合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模式方面的政策，认为农村信用合作社转制为农村合作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的“花钱买机制”预期设想往往会落空，县联社统一法人模式仍然可行。结合农村信用合作社股份制产权改革路径，对陕西省样本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得出结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信用合作社三种改革模式的布局。第九章深化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在总结前文的基础上，提出深化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优化农村金融生态、构建多元化农村金融市场、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改善政府管理方式、推进合作金融法规建设。
刘宪法[9]（2011）在《“南海模式”的形成、演变与结局》文中提出本文采用"编年史"的叙述方式,以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引致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为主要分析脉络,并将土地产权结构性设置的交易成本因素考虑进去,以解释各有关集体土地的利益主体的行为为分析重点,探寻南海集体土地制度变革的成因及其演进过程,讨论"南海模式"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制度根源。本文认为,引致"南海模式"制度演进的基本诱因是土地要素的需求条件的变化。当土地要素的需求条件发生了变化,就使得土地利用的级差收益显现出来了,从而刺激了土地利用方式及用途的改变。"南海模式"的特征在于:这种土地利用方式及用途的改变是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的条件下,由南海农民自发地完成的。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要求对原有的土地产权组织形式进行重构,且重构土地产权组织形式的交易成本要足够低。各与土地相关的利益主体,在寻求土地级差收益最大化和土地产权组织结构重构的交易成本最小化的过程中,推动着"南海模式"的形成和不断演变。然而,当南海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模式发生了改变,南海政府就要求对土地进行成片开发,要求调整土地使用功能。这时存在于"南海模式"内部的制度矛盾就会激化,土地国有化就成为南海政府理性的选择,并最终导致"南海模式"的终结。
卞琦娟[10]（2011）在《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率先实行包干到户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中国农村土地改革迅速蔓延全国,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变化。但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原先的制度安排难以满足进一步提高农地资源利用效率的要求。于是,部分地区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农业、农村,其中有人把土地转让或转租给别人,农地流转市场逐渐发育、活跃。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国农地流转量仅占承包地总量的1-2%,90年代末达到了4%左右,2009年已经达12.4%。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如浙江省,则高达30%以上。中国的农村土地市场,交易的不是土地所有权,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层出不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在各地发生,从而引发了人们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研究的迫切需求。本研究集中关注在现今农村土地经营制度,能否适应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土地流转现状和新特点是什么?不同经济发展地区的土地流转会有不同么?会出现哪些明显的区域差异?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和规模的因素又是什么?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是本研究的出发点。考虑到我国农地流转的出现和发展本质上是与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不同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的。因此,本研究首先从纵向对改革开放后我国土地经营制度发展历程中前期、早期和后期存在的六种土地经营制度进行简要介绍。通过对江苏省和河南省部分地区进行调研,利用调研案例比较研究和实证分析了以均田制为基本制度形态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的三种土地经营制度：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规模经营和“四荒”使用权拍卖。评价当前农村土地经营制度中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进一步健全,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其次,简要对我国农户土地流转的现状、特点、方式及流转后的经营形式进行横向宏观分析。我国农户土地流转的现状分析也为后面从微观上分析农户土地流转的行为做了铺垫。然后,结合上述对改革开放后我国土地经营制度发展历程的纵向宏观分析和对我国农户土地流转的横向宏观分析,本研究开始着重研究微观主体农户土地流转的行为,在农村土地流转情况较普遍的经济发达地区和粮食主产区选取两个省一一浙江省和江西省,分别研究不同的经营主体一一一般农户和种粮大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通过对浙江省东部的宁波慈溪市、中部的金华市金东区和西南部的丽水市松阳县三个地区的农户进行随机抽样调查,考察被访问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农户家庭农地经营与利用情况,农户农地转入和转出情况,分析浙江省东、中、西部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农地流转情况,了解各地区农地流转市场现状并考察农地流转过程中农地流转合同的规范程度。得出主要结论：一、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呈现出浙东、浙中和浙北明显的梯度结构；二、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是出现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客观物质基础；三、农户之间的农地流转主要用来种植粮食,而农户与专业大户、专业合作社和企业之间的农地流转出现农地“非粮化”经营倾向；四、农户转入、转出农地的形式主要为租赁和转包的形式,更接近于市场行为；五、农户农地流转的地缘和亲缘关系不再重要；六、农户在农地流转过程中行为的组织化程度,随着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七、农地流转市场越完善的地区,农户有签订书面合同的要求越多,法律维权意识越强,对违约行为越敏感,流转合同越规范；八、农地流转的周期延长,十年以上为周期所占比例较大。接着,在此基础上,利用农户微观调查数据,通过浙江省东、中、西部调查的177户农户数据,构建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多元Logit模型和影响农户农地流转面积大小的Tobi模型,找出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和农户土地流转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现有耕地面积对于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和农户农地流转规模均存在较大的影响；农户的家庭人口数、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农地特征和农地流转的租金是影响农户流转农地的重要因素；农户户主的年龄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但是对农户的转入行为影响不显着。同时,以江西省8个县（区）591户种稻大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通过Probit回归模型对农户扩大经营规模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对扩大农地面积的意愿越弱；从其他农户租田的方式越稳定、向其他农户转入农田所支付租金越高对农户农地规模扩大的意愿有积极影响；对从其他农户租种农田的租金标准的评价越高,农户对农地经营规模扩大的意愿越低；对粮食生产经营效益的评价越高、生产经营中担心的问题种类的项数越大的农户其扩大农地经营面积意愿越强。最后,根据以上分析结论,本文提出我国应当根据所在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程度,相应地采用不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认为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安排,主要包括：土地权利与主体的分解；适度规模经营分三阶段走；开展农民宅基地置换和流转的试点；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体系。基于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及实证结论,本研究也为今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有序发展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一、培育土地中介组织；二、对土地流转后的用途进行管理和调控；三、多途径充分就业；四、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五、加强对土地流转的政策宣传；六、健全法律法规；七、强化政策扶持；八、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九、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二、追踪200年前的股份合作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追踪200年前的股份合作制（论文提纲范文）
（1）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学术研究综述 |
| (一)关于中国乡村的研究 |
| (二)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 |
| (三)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 |
| (四)关于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研究 |
| (五)关于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旅游业关系的研究 |
| (六)对已有相关研究的简要评价 |
| 三、研究视角与方法 |
| (一)研究视角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田野调查点的选择 |
| 四、研究内容和重点难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五、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1章 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 |
| 1.1 指导思想 |
| 1.1.1 乡村振兴战略 |
| 1.1.2 乡村振兴战略与民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的内在联系 |
| 1.2 理论基础 |
| 1.2.1 当代中国民族理论 |
| 1.2.2 乡村旅游理论 |
| 1.2.3 产业融合理论 |
| 1.2.4 乡村文化变迁与文化保护理论 |
| 1.2.5 中国当代产权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2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基本情况与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 |
| 2.1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概况 |
| 2.1.1 羌族与岷江上游羌族地区 |
| 2.1.2 自然地理概况 |
| 2.1.3 历史文化概况 |
| 2.1.4 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
| 2.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的基本情况 |
| 2.2.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的数量和所属行政区划 |
| 2.2.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风貌、地理分布 |
| 2.2.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经济概况 |
| 2.2.4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社会概况 |
| 2.3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及其重要性分析 |
| 2.3.1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及其发展 |
| 2.3.2 灾后旅游业振兴及其问题 |
| 2.3.3 单一区域性扶贫、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及其问题 |
| 2.3.4 部分羌族村寨面临的现实问题 |
| 2.3.5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分析 |
| 2.4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初步实施 |
| 2.4.1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全面小康基本实现 |
| 2.4.2 乡村振兴规划制定及相关政策体系的建立 |
| 2.4.3 农村产权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
| 2.4.4 合村并乡与乡村基层组织建设 |
| 2.4.5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
| 2.4.6 全域旅游推进与村寨旅游发展 |
| 2.4.7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的成绩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 3.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资源与条件 |
| 3.1.1 岷江上游羌族旅游村寨分类 |
| 3.1.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资源 |
| 3.1.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条件 |
| 3.2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村寨旅游发展历程 |
| 3.2.1 起步阶段(90年代初至中后期) |
| 3.2.2 初步发展阶段(1998 年—2008 年) |
| 3.2.3 快速发展阶段(2010年至今) |
| 3.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现状 |
| 3.3.1 岷江上游羌族旅游村寨数量 |
| 3.3.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供给能力及旅游收入 |
| 3.3.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成效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 |
| 4.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构建原则 |
| 4.1.1 科学性原则 |
| 4.1.2 系统性原则 |
| 4.1.3 可比性原则 |
| 4.1.4 可行性原则 |
| 4.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评价指标选取依据 |
| 4.2.2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
| 4.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的权重赋值 |
| 4.3.1 确定权重的方法 |
| 4.3.2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立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个案研究 |
| 5.1 老人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 5.1.1 老人村概况 |
| 5.1.2 老人村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 5.1.3 老人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 5.1.4 老人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2 桃坪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 5.2.1 桃坪村概况 |
| 5.2.2 桃坪村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 5.2.3 桃坪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 5.2.4 桃坪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3 坪头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 5.3.1 坪头村概况 |
| 5.3.2 坪头村旅游发展历程与现状 |
| 5.3.3 坪头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 5.3.4 坪头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4 三村旅游业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的整体评价与对比分析 |
| 5.4.1 整体评价 |
| 5.4.2 对比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优化发展思考 |
| 6.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经验 |
| 6.1.1 同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村寨旅游发展 |
| 6.1.2 差异化的村寨旅游发展策略 |
| 6.1.3 村寨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具有综合贡献效应 |
| 6.1.4 不同类型的村寨旅游对乡村振兴的贡献存在差异 |
| 6.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问题探析 |
| 6.2.1 旅游业发展后劲乏力 |
| 6.2.2 新型经营主体发育迟缓 |
| 6.2.3 旅游管理机制不完善 |
| 6.2.4 村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不足 |
| 6.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 |
| 6.3.1 人力资本欠缺 |
| 6.3.2 土地资源制约 |
| 6.3.3 资金制约 |
| 6.3.4 自然灾害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
| 6.3.5 产权制度不完善 |
| 6.3.6 村寨原子化 |
| 6.4 乡村振兴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优化发展思考 |
| 6.4.1 村寨旅游发展思维转向 |
| 6.4.2 探讨村寨旅游赋权及村民受益方案 |
| 6.4.3 激发村寨旅游内生发展活力——多元化参与 |
| 6.4.4 村民再组织与村寨旅游秩序的重塑 |
| 6.4.5 加强旅游村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 |
| 6.4.6 争取国家有关乡村振兴的扶持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附录 |
| 附录一: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调查问卷 |
| 附录二: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村民访谈提纲 |
| 附录三: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管理者访谈提纲 |
| 附录四:“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赋值专家打分表 |
| 附录五:访谈纪要 |
| 附录六:田野工作相关照片 |
| 致谢 |
（2）中国农地流转契约安排及实施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内容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思路与内容安排 |
| 1.2.3 研究意义 |
| 1.2.4 核心概念界定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数据来源 |
| 1.4.1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 |
| 1.4.2 农地流转契约实地调查数据 |
| 1.4.3 其他补充资料 |
| 1.5 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可能的不足与研究展望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契约经济学内涵演进 |
| 2.1.1 契约的内涵演进 |
| 2.1.2 经济学契约内涵发展 |
| 2.2 契约经济学理论发展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激励机制设计 |
| 2.2.2 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特性与契约治理结构匹配 |
| 2.2.3 产权理论: 不确定性与剩余权利安排 |
| 2.3 土地契约安排的国外研究 |
| 2.3.1 分成租佃制的激励机制与风险配置 |
| 2.3.2 土地契约安排中的交易成本与风险分担 |
| 2.4 模糊产权下的中国农地流转契约安排困境 |
| 2.4.1 政府与农户的权利博弈与中国农地流转 |
| 2.4.2 模糊产权下的农地流转“柠檬市场” |
| 2.4.3 中国农地流转契约安排现状与挑战 |
| 2.4.4 农地流转契约研究的本土化困境 |
| 2.5 总结与研究启示 |
| 3 农地流转参与决策影响因素 |
| 3.1 缔约前提:农户的农地流转参与 |
| 3.2 研究设计 |
| 3.2.1 数据来源 |
| 3.2.2 研究模型 |
| 3.2.3 变量界定与描述性统计 |
| 3.3 农地流转参与决策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
| 3.3.1 Bi-tobit模型结果与检验 |
| 3.3.2 农户转出、转入农地决策决定因素 |
| 3.4 异质性农户流转决策分析 |
| 3.4.1 农户自生能力分组回归模型结果 |
| 3.4.2 异质性农户流转决策: 从生存目标到经济理性 |
| 3.5 结论及其启示 |
| 3.6 本章小结 |
| 4 农地流转契约租金安排:道德风险约束与实施成本 |
| 4.1 契约分成租金安排的经济学解释 |
| 4.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4.2.1 计量模型选择 |
| 4.2.2 数据来源 |
| 4.2.3 变量界定与描述性统计 |
| 4.3 农地流转租约安排的实证分析 |
| 4.3.1 二元Logit模型回归结果 |
| 4.3.2 契约租金安排: 产权确权与道德风险约束 |
| 4.3.3 其他影响因素的计量结果分析 |
| 4.4 农地流转契约租金安排中的风险分担 |
| 4.4.1 风险分担变量的回归结果讨论 |
| 4.4.2 风险态度的稳健性检验 |
| 4.5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4.6 本章小结 |
| 5 农地流转契约实施机制: 声誉与社会网络 |
| 5.1 契约形式与实施机制: 非正式规范下的农地流转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研究模型 |
| 5.2.2 变量界定与量化 |
| 5.2.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5.3 社会网络、交易成本与契约形式选择 |
| 5.3.1 多值离散选择模型回归结果 |
| 5.3.2 契约形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
| 5.4 农地流转非正式契约实施机制 |
| 5.4.1 Heckman Probit模型回归结果 |
| 5.4.2 声誉、社会网络与非正式契约实施 |
| 5.4.3 其他变量对非正式契约实施的影响解释 |
| 5.5 结论及其启示 |
| 5.6 本章小结 |
| 6 剩余权利与风险配置: 基于土地股份合作契约的案例研究 |
| 6.1 理论基础:不完全契约与产权理论 |
| 6.2 土地股份合作制发展与研究进展 |
| 6.2.1 土地股份合作制度背景与发展现状 |
| 6.2.2 土地股份合作制研究进展 |
| 6.3 案例研究设计 |
| 6.3.1 案例研究设计 |
| 6.3.2 案例来源: 河北省承德市二兴营村土地股份合作社 |
| 6.4 案例分析: 土地股份合作契约的剩余权利与风险配置 |
| 6.4.1 土地股份合作制产权安排: 确权确股不确地 |
| 6.4.2 剩余控制权配置与风险转移 |
| 6.4.3 剩余索取权安排: 保底收入下的风险分担 |
| 6.5 土地股份合作契约安排的成功机制与推广策略 |
| 6.6 本章小结 |
| 7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4）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5）锡林郭勒盟牧户草原流转意愿与驱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1.5.1 研究特色 |
| 1.5.2 创新之处 |
| 2. 研究基础及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草原流转 |
| 2.1.2 草原流转驱动力 |
| 2.1.3 草原流转驱动机制 |
| 2.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产权理论 |
| 2.2.2 制度变迁理论 |
| 2.2.3 农户行为理论 |
| 2.2.4 地租理论 |
| 2.2.5 规模经营理论 |
| 2.3 研究综述 |
| 2.3.1 草原家庭承包制下草原利用方式研究 |
| 2.3.2 草原流转特点与方式研究 |
| 2.3.3 草原流转问题及对策研究 |
| 2.3.4 流转绩效研究 |
| 2.3.5 流转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3.6 农地流转驱动力及其机制研究 |
| 2.3.7 研究述评 |
| 3. 研究区概况及样本特征分析 |
| 3.1 研究区域概况 |
| 3.1.1 自然及草原资源状况 |
| 3.1.2 经济发展状况 |
| 3.1.3 技术发展状况 |
| 3.1.4 政策实施情况 |
| 3.1.5 社会发展状况 |
| 3.2 草原流转的历史演变 |
| 3.3 草原流转的发展状况 |
| 3.4 数据来源 |
| 3.4.1 调研设计 |
| 3.4.2 调研情况 |
| 3.5 样本描述性统计 |
| 3.5.1 牧户草原流转意愿的描述性统计 |
| 3.5.2 牧户草原流转行为的描述性统计 |
| 3.6 草原流转特征分析 |
| 3.6.1 草原流转方式由出租为主变为转包为主 |
| 3.6.2 草原流转原因趋于多元化 |
| 3.6.3 草原流转价格差异显着 |
| 3.6.4 草原流转对象和范围受到限制 |
| 3.6.5 草原流转期限短及流转协议以书面形式为主 |
| 3.6.6 草原流转引发的纠纷持续不断 |
| 3.6.7 牧民对风险和环境认知不乐观 |
| 3.6.8 牧民城镇化欲望与能力不强 |
| 3.7 本章小结 |
| 4. 牧户草原流转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研究 |
| 4.1 理论模型的推理过程和假设 |
| 4.2 模型选择与数据描述性统计 |
| 4.2.1 模型选择 |
| 4.2.2 变量设置及描述性统计 |
| 4.3 模型估计结果 |
| 4.3.1 牧户草原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 |
| 4.3.2 牧户草原流转规模的影响因素 |
| 4.4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4.5 本章小结 |
| 5. 牧户草原流转意愿与行为的不一致性研究 |
| 5.1 文献回顾和分析框架 |
| 5.1.1 文献回顾 |
| 5.1.2 影响牧户草原流转意愿与行为不一致性的因素分析 |
| 5.1.3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5.2 草原流转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分析 |
| 5.2.1 草原流转意愿与草原流转行为不一致的交叉列表分析 |
| 5.2.2 草原流转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 影响草原流转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实证分析结果 |
| 5.3.1 自然因素对草原流转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影响 |
| 5.3.2 社会因素对草原流转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影响 |
| 5.3.3 管理因素对草原流转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影响 |
| 5.3.4 市场因素对草原流转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影响 |
| 5.4 结论与启示 |
| 5.5 本章小结 |
| 6. 草原流转对牧户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 |
| 6.1 研究方法选择 |
| 6.2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
| 6.2.1 要素投入变量 |
| 6.2.2 户主特征变量 |
| 6.2.3 家庭特征变量 |
| 6.2.4 社会资源禀赋变量 |
| 6.3 不同类型牧户技术效率分析 |
| 6.4 转入户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4.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6.4.2 要素投入对转入户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4.3 户主特征对转入户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4.4 家庭特征对转入户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4.5 社会资源禀赋对转入户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7. 草原流转对牧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
| 7.1 草原流转对牧户收入影响的理论分析及研究框架 |
| 7.2 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
| 7.2.1 草原是否流转与牧户收入 |
| 7.2.2 草原流转规模与牧户收入 |
| 7.3 实证分析结果 |
| 7.3.1 计量模型选择 |
| 7.3.2 草原是否流转与牧户收入的实证分析 |
| 7.3.3 草原转入与牧户收入的实证分析 |
| 7.3.4 草原转出与牧户收入的实证分析 |
| 7.3.5 草原流转与牧户收入实证结果的具体解释 |
| 7.4 结论及启示 |
| 7.5 本章小结 |
| 8. 牧户草原流转驱动因素研究 |
| 8.1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
| 8.2 模型选择与检验 |
| 8.2.1 模型选择 |
| 8.2.2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8.3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 8.3.1 比较利益驱动 |
| 8.3.2 外部政策驱动 |
| 8.3.3 牧户禀赋驱动 |
| 8.4 本章小结 |
| 9. 草原流转驱动机制的设计 |
| 9.1 草原流转驱动机理分析 |
| 9.1.1 草原流转驱动机理的类型 |
| 9.1.2 牧户层面的驱动机理分析 |
| 9.1.3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草原流转驱动机理分析 |
| 9.2 草原流转驱动机制的框架结构模型 |
| 9.2.1 草原流转驱动机制的理论基础 |
| 9.2.2 草原流转驱动机制的框架结构模型 |
| 9.3 草原流转驱动机制设计的原则 |
| 9.3.1 “依法、自愿、有偿”的市场原则 |
| 9.3.2 保护优先与损害担责原则 |
| 9.3.3 效率原则 |
| 9.4 草原流转驱动机制构建的障碍 |
| 9.4.1 草原流转增值收益分配不合理 |
| 9.4.2 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市场之间缺乏配合 |
| 9.4.3 草原流转系统有效信息缺乏 |
| 9.4.4 牧业劳动力转移机制不健全 |
| 9.4.5 牧区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 |
| 9.5 草原流转驱动机制设计 |
| 9.5.1 草原流转的市场驱动机制 |
| 9.5.2 草原流转的政府驱动机制 |
| 9.5.3 草原流转的中介驱动机制 |
| 9.6 本章小结 |
| 10.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10.1 研究结论 |
| 10.1.1 草原流转的现状与特征分析 |
| 10.1.2 牧户草原流转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研究 |
| 10.1.3 牧户草原流转意愿与流转行为的不一致性研究 |
| 10.1.4 草原流转对牧户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 |
| 10.1.5 草原流转对牧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
| 10.1.6 牧户草原流转驱动因素研究 |
| 10.1.7 草原流转驱动机制的设计 |
| 10.2 政策建议 |
| 10.2.1 微观层面的政策构建 |
| 10.2.2 中观层面的政策构建 |
| 10.2.3 宏观层面的政策构建 |
| 10.2.4 三个层面政策构建的耦合 |
| 10.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6）公共财政体制下农村公共品资金收支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农村公共财政制度与公共品供给特征 |
| 2.1 不同发展阶段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特征 |
| 2.2 农村公共财政推行的制度背景 |
| 2.3 现阶段农村公共品供给特征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农村公共品筹资的方式与特征 |
| 3.1 现阶段农村地区公共品筹资方式 |
| 3.2 农村公共品筹资的个案解读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村公共品筹资的制约因素分析 |
| 4.1 农村公共品筹资研究思路 |
| 4.2 我国农村公共品筹资的现实及约束条件 |
| 4.3 实证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村级层面公共品类支出影响因素分析 |
| 5.1 研究理论认识视角 |
| 5.2 研究方法选择与说明 |
| 5.3 数据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
| 5.4 公共服务支出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5 行政支出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6 生产性支出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转移支付资金在村级层面分配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1 农村转移支付现状与“项目制”特征 |
| 6.2 省、县两级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特征 |
| 6.3 农村专项资金分配的影响因素 |
| 6.4 数据说明与模型选择 |
| 6.5 实证结果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李庄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的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 |
| 2 案例描述 |
| 2.1 李庄村近年来的发展历程 |
| 2.1.1 陷入困境 |
| 2.1.2 痛则思变 |
| 2.1.3 切好蛋糕 |
| 2.2 李庄村股份合作制改革步骤 |
| 2.2.1 成立班子、宣传发动 |
| 2.2.2 调查摸底,弄清底数 |
| 2.2.3 拟定方案,界定股民 |
| 2.2.4 精心组织,分步实施 |
| 2.2.5 制定章程,明确权属 |
| 2.3 李庄村股份合作制改革过程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
| 2.3.1 股东的界定 |
| 2.3.2 股份与股权 |
| 2.3.3 资产的经营与管理 |
| 2.3.4 组织结构 |
| 2.4 李庄村股份合作制改革之后的现状 |
| 3 案例分析 |
| 3.1 农村股份合作制的模式分析 |
| 3.1.1 农村股份合作制的改革类型 |
| 3.1.2 广东的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 |
| 3.1.3 苏南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
| 3.2 李庄村股对份制改革的动因 |
| 3.3 李庄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特点 |
| 3.3.1 政府是主要主导力量 |
| 3.3.2 股权设计的特点 |
| 3.3.3 改革后的股份合作社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具了实现集体福利的职能 |
| 3.3.4 经营模式更加趋向于现代化 |
| 3.3.5 妥善处理了矛盾纠纷 |
| 3.4 李庄村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的主要收益 |
| 3.4.1 增强了集体经济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
| 3.4.2 集体资产的管理水平得到提高 |
| 3.4.3 保障了村民权益,增加了农民收入 |
| 3.4.4 推进农村民主建设,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
| 3.4.5 调整生产关系,转变生产方式,加快城市化进程 |
| 3.5 存在的问题 |
| 3.5.1 组织的定性问题 |
| 3.5.2 路径依赖问题 |
| 3.5.3 产权设置与产权权利问题 |
| 4 案例启示 |
| 4.1 对几个关键问题的思考 |
| 4.1.1 集体股的设立问题 |
| 4.1.2 村集体股份合作社与村级基层组织的关系问题 |
| 4.1.3 股权的开放性与封闭性问题 |
| 4.1.4 农村集体经济存在的价值及其对实现共同富裕作用的探讨 |
| 4.2 政策建议 |
| 4.2.1 明确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的法人地位 |
| 4.2.2 把握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原则 |
| 4.2.3 加快政策供给和业务指导 |
| 4.2.4 引入法律支持 |
| 4.2.5 股权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变的必然途径 |
| 4.3 股份合作制改革过程中应正确处理的四种关系 |
| 5 问题讨论 |
| 5.1 论文研究的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 |
| 5.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5.3 今后还需研究的问题与努力的方向 |
| 6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选题的理论意义 |
| 1.2.2 选题的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国内外研究动态综述 |
| 1.4.1 国外研究动态综述 |
| 1.4.2 国内研究动态综述 |
| 1.5 论文的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信用合作组织管理体制的国际经验及借鉴 |
| 2.1 德国信用合作组织 |
| 2.1.1 德国信用合作组织体系 |
| 2.1.2 德国信用合作经验 |
| 2.2 美国信用合作组织 |
| 2.2.1 美国信用合作组织体系 |
| 2.2.2 美国信用合作经验 |
| 2.3 法国信用合作组织 |
| 2.3.1 法国信用合作组织体系 |
| 2.3.2 法国信用合作经验 |
| 2.4 日本信用合作组织 |
| 2.4.1 日本信用合作组织体系 |
| 2.4.2 日本信用合作经验 |
| 2.5 国际经验借鉴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
| 3.1 建国后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
| 3.1.1 普及发展阶段 |
| 3.1.2 衰退调整阶段 |
| 3.1.3 恢复“三性”阶段 |
| 3.1.4 合作制规范阶段 |
| 3.1.5 深化改革阶段 |
| 3.2 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改革历程中的政府主导行为 |
| 3.2.1 为汲取农村资金产生政府主导行为 |
| 3.2.2 出于防范金融风险产生政府主导行为 |
| 3.2.3 农村信用合作社政府依赖产生政府主导行为 |
| 3.3 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改革历程的启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双重改革目标分析 |
| 4.1 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目标：信贷支农 |
| 4.1.1 农村信用合作社信贷支农困境 |
| 4.1.2 农村信用合作社信贷支农绩效 VAR 模型分析 |
| 4.2 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改革的效益目标：可持续发展 |
| 4.2.1 农村信用合作社不良资产成因及其化解 |
| 4.2.2 农村信用合作社商业化经营选择 |
| 4.3 农村信用合作社双重改革目标总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股份制产权改革 |
| 5.1 农村信用合作社产权问题 |
| 5.2 农村信用合作社股份制产权改革路径分析 |
| 5.2.1 农村信用合作社股份制产权制度变迁路径 |
| 5.2.2 股份合作制与股份制股权结构 |
| 5.2.3 股份合作制金融与股份制金融案例比较 |
| 5.3 基于出资者行为的股份制产权改革均衡分析 |
| 5.3.1 基本假设 |
| 5.3.2 市场均衡 |
| 5.3.3 分离均衡及其结果 |
| 5.4 农村信用合作社股份制产权改革措施 |
| 5.4.1 明确资产归属 |
| 5.4.2 股东甄别 |
| 5.4.3 维护股东权益 |
| 5.4.4 多形式股份制市场均衡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法人治理结构完善 |
| 6.1 农村信用合作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影响因素 |
| 6.1.1 农村信用合作社机构设置及权责结构 |
| 6.1.2 农村信用合作社法人治理环境 |
| 6.2 农村信用合作社法人治理结构 Probit 模型分析 |
| 6.2.1 评价指标体系 |
| 6.2.2 样本选择与模型设定 |
| 6.2.3 回归结果分析 |
| 6.3 农村信用合作社法人治理结构完善 |
| 6.3.1 健全“三会四权” |
| 6.3.2 提高股权集中度 |
| 6.3.3 构建约束机制 |
| 6.3.4 优化决策机制 |
| 6.3.5 强化业务管理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系统优化 |
| 7.1 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体系 |
| 7.1.1 乡社式布局 |
| 7.1.2 县联社 |
| 7.1.3 省联社 |
| 7.2 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系统结构效率分析 |
| 7.3 银监会监管与农村信用合作社行业自律 |
| 7.3.1 银监会监管 |
| 7.3.2 农村信用合作社行业自律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多元改革模式及地区差异评价 |
| 8.1 农村商业银行模式 |
| 8.1.1 农村商业银行模式动因 |
| 8.1.2 农村商业银行组织结构 |
| 8.1.3 农村商业银行模式选择 |
| 8.2 农村合作银行模式 |
| 8.2.1 农村合作银行模式动因 |
| 8.2.2 农村合作银行组织结构 |
| 8.2.3 农村合作银行模式选择 |
| 8.3 统一法人社模式 |
| 8.3.1 农村信用合作社法人体制 |
| 8.3.2 县联社统一法人 |
| 8.4 农村信用合作社多元改革模式的地区差异评价 |
| 8.4.1 评价方法 |
| 8.4.2 评价指标体系与样本选取 |
| 8.4.3 陕西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因子分析 |
| 8.4.4 陕西省农村信用合作社聚类分析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深化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
| 9.1 优化农村金融生态 |
| 9.2 构建多元化农村金融市场 |
| 9.3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
| 9.4 改善政府管理方式 |
| 9.5 推进合作金融法规建设 |
| 9.6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研究目标与假说 |
| 1.3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产权理论 |
| 2.1.2 制度变迁理论 |
| 2.1.3 农户理性假说理论 |
| 2.1.4 本文有关概念的界定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有关制度变迁和创新的研究 |
| 2.2.2 有关农地产权的研究 |
| 2.2.3 有关中国农地流转的研究 |
| 2.2.4 日、韩和中国台湾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演变的研究 |
| 2.3 本章小结 |
| 3 改革开放后中国土地经营制度的发展历程 |
| 3.1 变革前期——均田制 |
| 3.2 变革早期 |
| 3.2.1 两田制 |
| 3.2.2 反租倒包 |
| 3.2.3 "四荒"使用权拍卖 |
| 3.3 变革后期 |
| 3.3.1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 |
| 3.3.2 规模经营 |
| 3.4 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演变 |
| 3.5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农户土地流转的现状分析 |
| 4.1 我国农户土地流转的基本现状 |
| 4.2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 |
| 4.3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的经营形式 |
| 4.4 本章小结 |
| 5 浙江省农户土地流转的实证研究 |
| 5.1 浙江省农户土地流转的现状分析 |
| 5.1.1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
| 5.1.2 农地流转的现状与特点 |
| 5.1.3 农地流转的合同安排 |
| 5.1.4 调研结论 |
| 5.2 浙江省农户土地流转影响因素一般分析 |
| 5.3 浙江省农户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经济计量分析 |
| 5.3.1 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 5.3.2 农户土地流转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 5.3.3 数据来源及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江西省种粮大户土地流转的实证研究 |
| 6.1 研究假设及模型的选择 |
| 6.1.1 研究假设 |
| 6.1.2 模型的选择及解释变量的说明 |
| 6.2 数据来源及数据分析 |
| 6.2.1 样本描述 |
| 6.2.2 模型估计结果及解释 |
| 6.3 本章小结 |
| 7 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安排 |
| 7.1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变革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关系 |
| 7.2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创新基本原则 |
| 7.3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机理分析 |
| 7.4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设计 |
| 7.4.1 土地权利与主体的分解 |
| 7.4.2 适度规模经营分三阶段走 |
| 7.4.3 开展农民宅基地置换和流转的试点 |
| 7.4.4 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体系 |
| 7.5 本章小结 |
| 8 全文总结与政策建议 |
| 8.1 全文总结 |
| 8.2 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件一:江西种稻大户稻作经营行为愿意调查问卷表 |
| 附件二:浙江省农户调查问卷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四、追踪200年前的股份合作制（论文参考文献）
- [1]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D]. 李治兵. 西南民族大学, 2021(02)
- [2]中国农地流转契约安排及实施机制研究[D]. 李寒凝. 浙江大学, 2019(02)
- [3]折得东风第一枝——改革开放四十年民营经济发展纪事[J]. 唐明华. 时代文学, 2018(08)
- [4]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5]锡林郭勒盟牧户草原流转意愿与驱动机制研究[D]. 张美艳. 北京林业大学, 2017(04)
- [6]公共财政体制下农村公共品资金收支影响因素研究[D]. 杨旭. 中国农业大学, 2015(07)
- [7]李庄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探析[D]. 焦奕佳. 郑州大学, 2012(10)
- [8]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改革研究[D]. 杨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2(11)
- [9]“南海模式”的形成、演变与结局[A]. 刘宪法. 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土地卷)第八集, 2011
- [10]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研究[D]. 卞琦娟. 南京农业大学, 2011(05)
标签：农村改革论文;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论文; 土地产权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股份合作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