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决不把饥寒带入新世纪——访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办公室主任高鸿宾（论文文献综述）
冯佺光[1]（2012）在《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如果农民不是时代人,如果农村不是时代中的市民社会,如果农业不是时代下的产业,我们的国家、民族和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总是久久徘徊在时代的大门之外,则我们依旧是时代的局外人。问题出在哪里呢?让农村充满现代社会的气脉、农业充满现代产业的气质、农民充满现代文明的气息。以人为本的生命的存在,在于追求生命的意义。这是个社会心理学的命题：农民的本质问题是农民、农业、农村存在的依据问题,农民的发展问题是农民的存在,农业、农村发展的价值问题。农民的发展问题既是公共选择的依据,也是公共选择的价值。我们一直在争议政府该是什么、做什么,但少有去争议农民该是谁、该做什么。始终不把农民放在主体地位的立场探索可资解决的“三农”问题,把农民置于到了公平的发展权利之外。山区农民为何大都选择用脚投票而离开故土?用手投票而入城务工从事累、脏、重、险的非农活计?他们到底是个人选择还是公共选择、个人行动还是集体行动?回答这些问题,势必各有各的作为学者、作为人融合的使命、人格倾向、价值取向、学术观点、政治主张、政策见解。也都各有各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重构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秩序,关注山区农村,支撑中国未来；认知山区农村,引领中国未来；反思山区农村,改写中国未来；建设山区农村,拥有中国未来。“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已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一、论文的主要结论通过历史-比较、实证-规范、演绎-归纳等研究方法分析发现,公共选择的集体行动下,山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成因在于以下诸因素集成。其出路取决于新的公共选择范式和新的经济机制设计。1.“协同”与“协调”语境,实则一个“市场”和“政府”权利义务、国家观念和市场逻辑反思、重构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协同”的历史真素材和逻辑意义的考察,基于原有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下过于宏观、抽象的“协调”语境,公共选择和执行主体权利与义务界定模糊。市民社会的农村及其存在方式下的农业,从低效的被组织、被管制的“要我干”到高效发展目标的被服务、被协助、主动参与式发展,向“我要做”的制度变迁,才有可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目标。当然,还包括主体间、主客体间纵向横向要素、因素的协同。协调发展,是国家和政府的治理话语。职能和职权属于高位决策层。协同发展,更多的是市民社会、业界利益群体间以平等、合作方式,共同目标的实现为导向,具有完全的自组织性、自觉性、积极性、主动性、配合性、效率-效果-效益性,基于高效目标的参与：“我要做”,不是低效的被组织、被管制：“要我干”。农民率先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制度诱致性变迁和创新的公共选择主体：作为理性经济人,农民遵循科学理性与合理的历史逻辑、遵守成本-效益原则：既是新制度需求下自动、自组织的公共选择者,也是新制度公共选择的创造者。以小岗村农民发端掀起的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公共选择制度创新之变迁,典型地体现了对低效的“要我干”这一被组织、被发展旧范式的否定,对高效的自组织、自发展,“我要做”这一新范式的公共选择。对于发展中区域而言,地方政府不仅是行政管理者,也是发展工作者,更是协助者、引导者。国际上通行采取参与式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或规划和管理途径的发展工作者所扮演的角色“参与式农村评估”（PRA）,则更要向发展主体赋权,“参与式学习和行动”（PLA）,二者交互作用,取长补短。一个社区的发展,不能绝对和极端的自上而下、行政命令、管制式的计划经济秩序,或“政府主导”名义下,公平和效率都缺乏的寻租经济秩序。解构没有村民参与的抽象的“集体经济”,重构具有平等性、参与性、互利性,自由、民主、公平和正义兼备发展观和价值观下的“合作经济”2.农民参与式、协同发展的公共选择,可实现帕累托最优农民能够做出决策、配置资源并实施公共选择行为,他们通过将内在结构组织化来强化内部规范,做出各种类型的决定,实施有目的的集体行为。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公共选择,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农民不仅自身较大地获益,也让相关多方主体得益显着增加,形成“做大蛋糕”、“共赢”的格局。作为发展工作者、协助者兼具的政府认同、社会公众支持,农村改革制度变迁产生了深厚、广泛的社会和群众基础,降低了多项成本,增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及驱动力。进一步推动了随后的农村、农业良性发展：贸易市场化的农产品流通、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劳务经济为模式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和转移、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业税取消、农业生产经营补贴、户籍制度的局部改革及其相关福利均享、土地资产性收益适量确权等系列制度变迁,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得以大幅提升,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3.协同化发展初期,农村经济社会的主体性、发展性、科学性、创新性、实用性、可操作性兼具,随后会出现乡村逐渐衰退的趋势农民拥有充分的主体性,广泛而深刻的参与性,使得农村改革发展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绩效良好,既体现了让农民提高收入的政府治理、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农民也对城市经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和社会多方利益主体得益显着增加。一个从国家到社会都受益的良性循环效应的价值链得以形成。市场经济理性的公共选择,融汇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发展性、科学性、创新性、实用性、可操作性。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与之配套、彻底、完善的政府公共服务及均等化公共品提供、户籍制度变迁、农村农业专业合作经济制度变迁等,已和发展的现实与趋势不相适应,农二、三代入城务工而不愿回乡,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主体公共选择的“退场”,加之地方政府在困难重重条件下采取的官商资本结合、单一性区域开发模式,也致使提倡和实践中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产业化发展受阻。特别是山区农村的多重困难,从现实和长远来看,不单是区域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因为山区农村的区域性,占全国地域面积、人口比重都超过半数,加上生态环境、物质资源供给等诸多问题,极度关涉到全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4.公共选择下山区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的根源,是制度化的主体性缺失的制度环境农村改革发展初期成功的积极功能和作用,时序上是一个短期的过程,因为当时村民是为了温饱的积极争取。但人存在和发展是一个需要层次不断递升的过程。此外,随着农一代年老体弱陆续返乡,农二、三代相继入城务工,乡村精英、人力资源几尽流失。城市经济高速发展,农村经济逐渐出现衰退,城乡差距呈扩大趋势。农民局限在制度化了的权力、金钱、身份-地位等为中介的系统世界里,与主流社会相区隔在偏远、闭塞、固守、蒙昧、贫困的家庭、群体和共同话语等空间生活要素构成的生活世界,缺失了区域和经济发展决策、贯彻的制定、实施、管理、监督的属于自己的生活世界和社区公共领域。因为身份是“农民工”,工资报酬、福利奖金、休假制度、社会保险等与“正式工”差距很大,同工不同酬、同命不同价的歧视现象依旧突出。具体到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及住房公积金的“五险一金”,实际上从法权上直接间接规定了区别性对待。摆脱诸多困境和重构全新的现代性时空,唯有将制度化的国家观念和市民社会下的社区发展,即山区农村区域发展的权利保障、自组织主体性发展置于到同一性构建中。农民作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利益主体、价值主体和政府、企业形成参与式发展网络,农民有权构建自己的生活世界和社区公共领域。使农民具有决策主体性,具备充分的发展主体的发展权利。作为经营主体性,事实上赋权于农民,使其拥有平等的发展权,农民所认同的地方性文化、民族文化得到保护和发展,农民以平等的参与主体,而非上下关系的主动与被动、领导与被领导角色关系,使其有权和地方政府共同决策、共同规划、共同开发、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共同受益、共担风险。政府一向采取的对区域发展的无限责任,失却了山区农民应有的连带责任,使其长期坐守、观望、等、靠、要,少有危机感、责任心和使命感；同时也无意地剥夺了他们自我发展的主体性权利。5.“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向“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演进愈烈,城乡差距则越大人为设制的“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除了各种城乡差距,城市曾一度对农村经济剩余的过分提取、城市对农村各种资源的无偿使用,都使农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随着改革开放纵深演进,城乡分离越久,自然形成了“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工业对农村、农业、农产品的依赖逐渐减弱,城乡互动由原来的频繁变为日趋稀疏,再加上区域发展政策以城市为中心,农村经济也势必倒退。加上经济全球化,外企进入、国企垄断、私企过度恶性竞争,两种二元结构叠加,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问题的严峻性与解决“三农”问题任务的艰巨性更大,城镇问题则成倍地日增。6.政府公共选择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存在难以矫正的巨大弊端区域政府导向发展模式,虽有规划-决策-引导-资源优化配置-协调-鉴证-控制-组织-管理-服务功能,但也极易形成公权私化,优势社会资本近亲性繁殖和集中,以官商资本或权贵资本结构-功能方式形成各种资源、权力、市场、机会垄断格局。官员GDP政绩考核方式,事实上存在急功近利、区域发展规划方案难以合法形式在换届后的续任者承接。于是对资源-环境-自然-生态（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决策等都不可避免地产生巨大浪费和破坏的恶性循环效应。摆烂摊子、权力寻租、以权谋私、腐败、区域市场分割、“公地悲剧”产生的恶性循环效应等不仅禁而不止,反而会更强烈。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参与主体单一化、农民不在界内。由于目前山区农村事实上采取的行政区域“管制”,而非“治理”模式,加之地方匮乏金融资本,无规模化、有竞争力的产业支撑,农民土地上的得益远小于劳务经济的得益。山区历史主体、产权主体、利益主体、市场主体、社会主体、治理主体,全被地方政府一元化代理,尚未形成社会化、多元化的主体参与。农民被制度化、市场化地挤出。农民从“用手投票”到“用脚投票”,再到“双重用脚投票”往返于城乡之间。7.科学界定区域管理和治理中行政的“协调”与市场权利自愿自由交易下合作技术的“协同”长期以来的公共选择与其集体行动,提倡区域“协调”等五个统筹,唯有政府支付协调成本,山区农村经济采取社会技术、自然技术相结合的手段实现社会工程、自然工程目标,通过技术上的“协同”、“协作”、“合作”,才能纠正旧有公共选择的负效应与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偏离。只有这样,各社会利益群体才有平等身份,公平均等机会、公正的法律保障地位。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具有自身应有的要义、层次、标准、性质、功能、方向、维度、条件、支持系统、途径-方式-方法-模型。只有适用的现代管理与激励约束机制、评价指标体系,受到公共选择方式与协同方式应有的驱动和制动,才有可能将美好的愿望产生良好的效果。8.关涉全国重大战略发展需求的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缺失顶端设计最具代表性公共选择和集体行动的历年“两会”、“中央一号文件”,历次关系党和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的中央全会,虽有针对农村、农民、农业“三农”工作的议题和事项,支农资金也在逐年增加,但都是战术性措施,而非战略性原则；山区农村发展亟待加强其系统性、整体性、独特性、复杂性、长期性和阶段性目标任务,认识山区农村特殊的人文社会历史背景、自然、环境、生态独特性、复杂性；认识山区农村的科学发展及其与国家整体现代化的重要关系,方能解决不利于建设现代农村社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现代生产、防灾减灾和生态建设等多重体系问题。西部大开发、小康社会建设、新农村建设等系列涉及区域发展的公共政策,需有顶端设计前提下,基层实施才会有章可循。9.全国山区农村分布于异质的人地结构类型全国地貌上以山地为主,有着典型的人地系统结构属性,可划分为一元化、二元化、三元化、四元化的山区人地系统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同构的基本格局；有着对应的异质地理因素、基本地貌、环境特质、土地资源、主体文化特征。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基础与现状,利益群体的世界观、价值观、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都像自然界一样,有着千姿百态的存在方式。区域管理与区域治理应该有个性化和差异化,只要统一于宪政基础之上,不宜“左右一致,上下看齐”。一刀切的管制方式,不利于丰富多彩的区域经济社会个性化、风格化发展。10.山区农村的贫困落后对全国整体现代化实现的制动力牵制,难以突破山区对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深深桎梏基于来国家发展战略,至今还没有顶层设计规划的专门针对山区特殊板块发展的战略性、可操作性蓝图,哪怕制订了类似西部大开发之类的大政方针。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山区农村发展对策研究亟待加强。中国山区农村发展科学及其战略,对实现山区可持续发展,与国家整体发展的统筹、协调,乃深化西部大开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升新农村建设水平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重要保证,对国家战略决策都将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和历史性作用。11.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未来学意义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自然集聚要素”与“社会集聚要素”到底是什么、有多少?国家未来发展的可行性、可操作性手段、目标是什么?诸多系列问题有待探索。没有山区现代化,始终处于贫困落后和环境问题严重的状态,始终是制约中国整体现代化的瓶颈。需要论证山区农村发展现代化的山地高效生态农业的必然性、条件识别、思路；目标与模式；途径；支撑体系；项目选择与布局设计；发展规划；移民安置规划；对策措施。落脚到立足中观范畴的“主体-公平-约束-时间-空间-结构-方式-环境-效益-公益、发展-审美-规划-管理-服务”,注重微观事物和现象在中观和宏观中的角色、位置及其交互作用。二、论文的主要观点1.“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是一个聚变的时代,现代中国更面临着西方文化、现代化的挑战,环境、自然、生态、社会和谐、人地关系和谐等各种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的挑战,更面临着人类共同的五大冲突的挑战,即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以及文明间的冲突。如何化解此五大冲突,营建一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是时代人文精神的精髓,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价值。这也是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发展经济学、社会心理学、技术工程学要义。我国山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实则决定全国整体发展的状况和水平。2.国家意志、民族理想和民族统一的伟大意义在于实现各类利益共同体达到某种程度的统一一个国家创造物质财富的实业产业及其为他人生产和服务的贸易,都包含民族理想和民族统一的伟大意义、爱国爱家的情结,因为两者都是国家生活的一部分。一个国家只有通过工农商贸业的共同利益而达到某种程度的统一、而非单纯政治话语的一致,才能出现真正的民族精神、国家观念的认同。善治,必须站在全国整体现代化、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角度：“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而且,“人民”是唯名与唯实哲学观的辩证统一,既非唯名论中虚无的公益人假设,也非唯实论中只有个人没有社会的极端个体主义。山区农村经济发展,无疑是“人民经济”的道路,而非政府和精英投资家合成的单一主体。3.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中公共选择的原则政治与利益政治协调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公共选择,应基于尽可能实现绝大多数个体集合选择的一致认同,应基于公共管理目标的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没有全社会的和谐政治治理,作为代表市民社会行使公共选择权力的政府,不管对自身政治的经济计算何等精明,一旦失却原则政治的历史过程与逻辑过程的分离,会使政治资源易于丧失。因此,对社会管理和自身权利的巩固都会缺乏成效。4.国际贸易尚且能够形成统一大市场,国内贸易壁垒面临障碍重重的困扰我国目前市场分割、行政区经济、权力经济、市场垄断、特殊利益集团垄断现象严重,区域经济协同、整合发展困难重重,根本上,并非公共选择的代表和缺乏主见的学者所谓的体制问题,而是基于利益政治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所采取的技术性问题。这对行政成本的高昂支付、掠夺性开发资源型经济、高消耗低产出、区域极端化非均衡发展、贫富分化差距扩展、腐败滋生、各领域副产品的大量产出,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投资者、经营管理者的企业因为没有成效而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中缺乏竞争力等,创造了日益扩大的巨大空间。人们都会有肆无恐地以合法方式做非法行动。5.参与式发展和发展工作者、协助者协同,区域发展主体多元化,充分确立农民的区域发展主体地位区域历史主体、治理主体、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利益主体、参与主体,毋容置疑,应该是市民社会和平等互利的产业组织、私人投资者,既不是单纯的区域政府或国企,也非主要的其他特殊利益集团。作为区域主体,应由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居民和其他群体等在一定竞合机制下组成；区域经济主体,应该是政府、市场中介（NGO、NPO）和产业组织。价值目标实现的技术中介是市场。针对科学和人文的规范价值与事实价值、科学的方法中心与问题中心,宪政与科学心理、人本心理、经济伦理道德基本一致时,“人的本性能容忍怎样的社会”和“社会能容忍怎样的人性”两个道德难题才会有解。6.法理上行动者系统主体的确权,需要重塑市场经济制度安排及其环境下的新个体主义经济伦理观每一自组织自发展、既封闭又开放的组织,面对共同的利益或风险、个人力量不足以实现自身追求的目标,则必将诉求组织并与其成员协同、合作与共享。为了有效实现各自追求的目标,各成员主体会采取公共选择——合作的集体行动,山区农民有自己的做出决策、配置资源并实施集体行为的能力,他们通过将内在结构组织化来强化内部规范并作出有效的公共选择。山民,作为各行动者的社会系统,各主体无疑都是一具有重大能动性作用、具有知识的有创造性的个人和集体组成的主体和行动者,他们各自与系统、制度、组织、社会关系的作用,作为主体（代理者）在被迫寻求特殊价值和利益的同时,采纳、改变、转化系统,如市场、商业、企业、行政单位、政府机构等的制度安排。公共政策的制定,政策理论业已成熟,关键问题是还停留在纸面上的问题较多。在利益格局和成果追求上,宣传提倡的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强调较多,个体利益提倡较少。约束与激励的机制优势平衡。7.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科学化、战略化决策与实施,势必产生“支点效应”国家顶层设计,尽快制定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科学决策,相信人们有宪政的文化自觉,准许区域经济发展和山民参与的自主权,不搞一刀切,适当地“去政治化”。中国山区农村科学发展、山区农村发展战略与实施,对落实科学发展观、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山区可持续发展与国家整体发展的统筹及协调,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深度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全面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都将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和历史性作用。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势必产生‘支点效应”,可突破若干经济社会发展瓶颈。三、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为了增强经济学人文科学研究的针对性、科学性、实效性,论文虽然少有定量分析,但从质的定性研究上,力求从调研、经验观察、分析、推理,尽量保证其信度和效度。1.融合发展观和因果观审视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复杂问题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类活动的对象化与非对象化活动是辩证的。山区农村经济发展进程中,其本然、应然,会以不同思想观念聚焦和反映,构成国家决策和研究以实践的历史性课题,并伴随经济社会演变进程而不断完善。所有问题势必处于无限的相互联系的因果关系中。山区农村经济发展,有着因果联系的一因多果、同因异果、一果多因、同果异因、多因多果、复合因果等多样性和特殊性,我们今后能自觉、有目的地采取适当理念、方式以实现山区农村经济发展而提供方法论指导。2.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理论基础探析山区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基于发展观和因果观,识见到人-地交互作用的广度深度日益增强,必需结合自然和人文社科若干学科交叉审视。所以采取地理综合学科、农学、工程学、农业经济管理学、区域经济学、农村社会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多学科交叉的理论基础支撑,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融合,以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本然”（实证性）和“应然”（规范化）等研究法,借鉴、吸收并拓展了西方公共选择理论传统的合理见解。3.提出村民是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中心主体,非政府单纯管制的被领导者,而是有发展权利的平等参与主体理论上解构与重构了社会各阶层及其利益群体的集合性身份和多重人格,强调了国家观念和市场逻辑的独立性与统一性。村民是区域经济发展中多元化利益主体主体的平等的核心伙伴,而非随从。每一组织内的个人都是个“身份集”、“角色集”,都有价值存在要求的独立性。社会各阶层及其利益群体的集合性身份和多重人格,强调了国家观念和市场逻辑的独立性与统一性。回避社会心理学和组织社会学的实质问题,于事无补。4.提出了山区山地经济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的协同发展,进而实现山区经济发展的山地化山区山地经济的物质形态化,即产品的物理化、实体化。山区山地经济的非物质形态化,即利用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山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发展山地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观光、生态养老产业等诸种产业化经营。基于可持续发展,将山区生态环境的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扬长避短,又可实现经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5.从自然辩证法高度以工程哲学、系统学、协同学视野提升了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广泛实践的可操作性、可行性自然资源的基础作用与社会经济资源（人文资源,如人力资本、科技、信息、制度、交易及其效率等）作用的有效发挥相结合,山地资源综合研究、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开发,才是科学有效的。有十分的必要对山区农村先前各层面的单一性研发进行反思。四、论文的政策含义1.国家观念上公共选择的宪政精神、市场逻辑与现实距离缩小走出公益人假设、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桎梏,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权利自由交易的市场逻辑,充分确立个体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今后的工作是如何解决实现的过程、途经和方法,或者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权力及其行为具有法定的管理约束,而对社会弱势利益群体具有法定的管理激励。2.国家观念与市场逻辑的协调国家观念的强制实施和个人权利自由交换的市场逻辑,不应该混淆,更不能以国家观念剥夺合法的个人权利在市场上公平交易的市场逻辑。政府权力在区域管理中的比重较大,政府及其权力延伸（国企、专业组织等利益集团）具有垄断性、侵略性。市场经济内在地要求实现区域治理,以实现内生于一个有共同利益的群体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形成群体的正式或者非正式组织,实现组织内主体成员的集体活动及其合法功能发挥与目标实现。3.区域管理向区域治理的转化无论统计学上划分为同一或均质经济空间、势力场空间、计划经济空间或政策运用的经济空间的区域,还是从地理学区域思想下的均质区域、极化区域、计划区域,我国目前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下,实际上剥夺了具有自组织和自发展功能的山地区域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地位。区域管理和区域治理协同,当以科学的管理约束和管理激励予以规范。若一味停留在区域协同发展的政治口号上,而无实际可行的举措,这只能使日益积重难返的症结恶化。4.区域主义与区域化：行政（区）经济向市场经济和区域经济的转化区位是一种经济空间场。区域经济发展,微观上以地缘、人缘、业缘为纽带,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都是以难以分割的主客体单元,经济行为在自组织机制下的行为会发生自动演化。经济功能区、主体功能区、区位选择、经济区域都是经济行为主体空间行为的结果。政府科层制原则的自上而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需要向自下而上的发展范式转化。5.突破垄断,市场主体多元化、利益主体遵循市场规则自愿竞合山地主体、山地经济主体,应该是山民和平等互利的产业组织,既不是单纯的区域政府或国有企业,也不应是其他特殊利益集团。而应该由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居民和其他群体等在一定竞争机制下组成,价值目标实现的技术中介是市场。6.山地资源开发系统观与单一型向复合型开发的山地人地关系系统重构及经济协同发展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要素协调,进行山地资源系统开发,充分利用山地区域资源比较优势,把山地“种-养-殖-农-林-畜-牧-渔-科-工-贸-城市规划建设一体化”发展,通过政府有效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把现有的单一低端原材料加工的工农业园区进行产业集聚、产业集群化升级,获取产品、市场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势；立足由主体-公平-约束-时间、空间、结构、环境、效益、公益、发展、规划、管理和服务等要素构成的中观经济发展的基本范畴,转变实技求术的急功近利行为,改变单一性区域开发问题。注重山地本身的资源性或山地作为一个具有特殊功能的独立自然物时的资源价值研究。7.山地经济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协同下的区域综合开发世界主流经济和经济产品的趋势是更加非物质化。在当今知识经济、创意经济、轻型化经济成为主流,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当今时代,消费者日益追求休闲、旅游、度假的绿色化产品,坚持山区农村生活和工作环境休闲化和生活情趣审美化的时代理念,除了充分把握传统意义上的土地、劳动和资本经济发展因素外,加强制度、技术、服务、信息、市场贸易、研发等要素工作并增强创新,使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服务流具备,并畅通。发挥山区农村内源的禀赋优势,综合发展具有特色和竞争力的山区经济。8.农村土地制度现代化与“三农”现代化农村土地制度现代化,是“三农”现代化,彻底解决其症结的根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宪政视角的法权思想,赋予农民应有的机会均等、公正、公平、公开的相应权利之获得,首先要突破特权,从特权到产权。突破高度的集权和垄断,重构富有激励性的机制,尽快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功能,不折不扣的将其视为农民的财产权。一是技术性工具问题：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要求规模化生产经营,但现行特快分割化的土地承包使用方式,与现代化方式下的作业相悖。9.山地农业经济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的优化应用线性和非线性结合的规划法研究山地农业经济资源的最优利用,探讨在一系列环境变量约束条件下,如何把有限的资源在许多可供选择的生产活动中进行最优分配,以便对这些资源进行规划,使其得到合理利用。山地区域微观和中观层面的数据库建立、区域宏观层面的数据库建立。进而实现山区农村“维持式变迁”的山地人地关系系统解构；“发展式变迁”的机制设计；“自我发展”的机制设计。
明拥军[2]（2006）在《新疆贫困地区反贫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贫困始终是困扰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问题。反贫困研究一直是各国关注的热点和难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减少贫困的巨大压力,因此,反贫困已成为各国政府执政、协调各界层关系和利益的依据。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一直致力于贫困地区的发展。并且取得了显着效过。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贫困,尤其是农村的贫困成为中国政府及理论工作者关注的重要领域。新疆作为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国家给予了重点扶持,绝对贫困人口总数显着下降。但是,新疆返贫率高,要从根本上缓解贫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为此,本研究采取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比较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对新疆贫困地区反贫困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本研究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理论篇,包括第一、二、三章。首先从概念上阐述了贫困与反贫困的内涵与外延,分别阐述了中国及西方产生反贫困思想的渊源。为新疆贫困地区反贫困研究奠定基础。第二部分,比较篇,包括第四、五、六、七章。第四章选择了世界上经济发达的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四个国家,从分析产生反贫困动因的历史背景入手,系统研究各国反贫困策略。第五章选择了印度、孟加拉国和巴西三个发展中国家,剖析产生贫困的历史成因,系统总结这三个国家反贫困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第六、七章主要是对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的分析与概括,首先分析了导致中国贫困的历史成因,将中国的反贫困进程划分为六个阶段,该部分回顾中国在反贫困中取得的主要成效,理清研究新疆贫困地区反贫困的宏观背景。第三部分,实践篇,包括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章。第八章对疆历史变迁进行系统的归纳和分析,得出政治动乱是导致新疆贫困落后的主要原因。第九章对对新疆近20多年反贫困经验进行总结,归纳出九种积极有效的反贫困模式。第十章对新疆政府反贫困资金进行分类,采用相关回归分析,在其他因素为零的条件下,每投入1亿人民币,可使18.6265万人脱贫。北疆的政府反贫困资金使用效益要好于南疆。第十一章系统采用国际通行的贫困缺口率、森指数法、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测定方法对新疆目前的贫困状况进行测定。第十二章借鉴日本着名经济学家速水次郎的“诱致性技术创新模型”,提出了“抑制诱致性技术创新模型”。第十三章提出新时期反贫困机制和策略的选择,即建立以贫困群体为主的自下而上的反贫困机制,通过实施立法、通路、预警、限土、节水、放权、重教、重科、节育措施谋求长期可持续发展道路。
王大超[3]（2003）在《转型期中国城乡反贫困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将中国带入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用“转型”一词对这一时期加以概括，就是因为这一时期将实现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历史性转轨。转轨的进程正在对传统的思维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形成强大的冲击。竞争机制的引入，极化效应的作用，不断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排斥；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也必然降低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在这种背景之下，关注穷人、关注贫困问题既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又是一切有良知的学者们的共识，同时也是当今中国社会民众的强烈呼吁。梳理国内外贫困与反贫困理论，针对中国的现实国情，对转型期城乡贫困问题进行深层次研讨，进而构建转型期中国城乡反贫困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可操作性的城乡反贫困操作模式，正是本文选题与写作的主旨。 本文由六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导论。分析选题的背景，论述反贫困的国际意义与转型期中国城乡反贫困的现实意义。 反贫困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宏观意义上中国贫困问题的特定涵指是农村贫困，因为自然、历史因素的积淀，决定了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持久性、复杂性；而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城镇职工下岗、失业率的骤然升高，城镇贫困问题又接踵凸现，其发展之快、关联之广、程度之深是许多人始料不及的。此为本文选题的时代背景，也是本文致力于研讨贫困问题的现实出发点。 第二部分：第二章。通过对贫困含义的多向度解析，追溯国内外反贫困理论的发展轨迹，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反贫困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在总结国内外反贫困理论的体系特点和现存问题的基础上，提出重新构建转型期中国反贫困理论框架应侧重考虑的几个问题：加强反贫困理论的基础研究工作；转型期城镇反贫困理论的研究亟需填补空白；以宽视角、多层面原则构建我国反贫困理论。 第三部分：第三章。贫困测度是一项十分复杂而具有特殊意义的工作，贫困测度的结果是制定反贫困政策的重要依据。本章着重分析国际通行的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及特点，研究目前我国贫困线指标体系的构成，提出了改进我国转型期贫困测度指标体系的设想：1)构建反映时代特征的贫困指标体系。提出国内贫困指标与国际标准统一，贫困指标体系与小康生活水平相比照的设想。2)统一贫困测度的基本指标统计口径。提出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为基本指标测定基尼系数；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标准衡量贫困人日消费品支出状况。3)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框架结构应更加综合和全面。4)实现我国基础度量指标与国际标准化度量体系相结合。 第四部分：第四、入章。对转型期中国贫困状况进行宏观与微观考察，检索农村与城市的贫困规模与分布特征。结合贫困成因的一般理论，实证分析自然历史因素的积淀、人口素质与负担、生态系统的非均衡状态和二元结构的制约等问题与农村贫困形成的因果联系；从劳动力供需结构夫衡、国企效益滑坡、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权力腐败与分配不公等因素探讨城市贫困问题形成的原因。 第五部分：第六章。通过对反贫困治理结构内涵及要素的分析，阐述反贫困治理结构要素协调作用的实践意义。在借鉴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及孟加拉等国治理结构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转型期中国反贫困治理结构的主建内容：1)制定《国家反贫困法》，体观反贫困治理结构的制度规范：J重构反贫困治理结构的参与模式，实现政府功能的再定位：3)重塑贫困人口的士体地位，逐步完善贫困人口的参与机制；4)防止山责 权、利越位所导致的腐败问题发生。 第六部分：第七、八章。在全面分析和评价“八七扶贫攻咯计划”的基础卜，系统研究转型期中国农村反贫困操作模式，并在层次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子长县反贫困系统模型。提出构建“就业＋保障”型城市反贫困系统。针对转型期城市低保“扩面”与“提标” 目标的现实矛盾，提出构建面向市场、面向穷人的“三线均衡”的社会保障体系；结合城市贫困问题的现实状况，提出就业导向的经济发展应成为城市反贫困的本源性战略。
曹文道[4]（2000）在《转型期中国反贫困机制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贫困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中国政府自建国以来，一直致力于发展生产、消除贫困的工作。但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扶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提出并逐步明确的。中国扶贫开发20年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第二阶段（1986—1993）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阶段；第三阶段（1994-2000）扶贫攻坚阶段。 中国的反贫困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研究中国反贫困问题必须研究宏观经济背景及其与贫困的相互关系。中国反贫困最大的背景就是中国反贫困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与中国经济转型期相一致。应当说，中国反贫困政策和战略的制定无不打上转型的烙印，同时，转型发展对贫困和反贫困也产生深远的影响。 转型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从不发达经济过渡到发达经济，这两种过渡在中国现阶段是结合在一起的。转型期对中国反贫困的影响是深入的，转型与发展相互促进，为中国大面积消除贫困创造了基本前提和条件；但转型发展同样没有能够避免对消除贫困的消极影响，经济发展与扶贫具有不同的本质和目标追求，而且增长的好处并不能自动惠及贫困群体。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缓解贫困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模型分析：GDP每增长1％，贫困发生率会降低0.56个百分点。但是，经济增长对缓解贫困的作用，明显地受到经济增长的地区和行业构成的影响。而且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增长并未在城乡居民之间进行公平的分配，导致贫困集中与贫困加剧。 中国政府是反贫困资金的主要提供者。从1986年到1999年，中国政府安排财政资金、信贷扶贫资金以及以工代赈资金等扶贫专项资金累计达到了1378.1亿元。但在实施操作过程中普遍存在扶贫资金不能直接到贫困户、使用效率低、用于贫困县财政补贴资金比例过高、贷款回收率低、违规甚至违法操作等问题。 中国反贫困资源投放和使用中存在问题主要源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对反贫资源的配置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反贫资源配置和管理必然是一种政府行为。多层次、多目标、多利益主体以及不计成本、不讲效率、不负责任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因此，反贫困投资机制的创新必须彻底打破计划经济的机制，确实转移到市场经济机制的轨道上来。第一、建立反贫资源有偿使用机制。因为，扶贫资源的有偿使用可以杜绝资源分配过程中的“寻租”行为，可以激发贫困者内在活力，培养贫困农户的市场主体意识，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第二、建立可持续性的反贫金融机制。其总体目标是通过促进贫困地区农村金融的持续健康发展．使更多的穷人可以持续地享受到优质的金融服务，从而实现脱贫致宫。其思路是：在建立和完善贫困地区农村合作金融的基础上，大力引进小额信贷，使得贫穷农民无须抵押即可获得贷款，从而使穷人能够享受正常的金融服务，形成符合我国贫困地区实际的金融扶贫新机制。这种机制可以实现了小额信贷和农村合作金融的优势互补，可以更好地加快贫困地区农村金融的持续稳定发展；可以减少金融风险，包括借贷风险和管理风险，甚至是政治风险；可以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可以实现机构财务上的持续性。第三、建立反贫投资的监测和评估机制。其中包括（l）建立识别和动态监测贫困人口指标体系；（2）建立独立于扶贫机构的监督机制；（3）建立项目全方位评估机制： 进行反贫困机制创新必须加速贫困地区的科技进步。科技部十五年科技扶贫的实践证明：科技扶贫使先进实用的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科学的理念、手段及方法向落后贫困地区迅速地传括、渗透和扩散，融人贫困地区传统的生产力各要素中去，从而引起生产手段的不断革新、劳动对象的不断扩大、劳动者的素质不断提高，逐步改变和增强贫困地区的生产力系统功能，促进贫困地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加快脱贫致宫的步伐。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科技扶贫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加快贫困地区的科技进步，必须：第一、贫困地区应把科技成果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作为摆脱贫困的重要战略，努力提高贫困人口自身素质和能力；第二、大力促进贫困地区农业和农村科技进步；第三、依靠科技进步振兴贫困地区传统支柱产业和培育新兴产业．第四、健全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第五、建立健全促进贫困地区科技进步的环境与机制． 贫困地区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政府应当发挥什么作用？贫困地区政府在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加快农民脱贫致宜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受到长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贫困地区政府在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往往难以适应，其行为表现诸多不合理的地方。例如短期行为、随意干预行为、封闭行为等等．因此，建立有效的反贫困机制必须正确界定政府的反困职能。反贫困作为一种公共物品，政府职能必须提供基本社会服务设施，以确保机会均等；确保人们对信贷等至关重要的资源享有平等机会：创造一个能够增
齐士英[5]（2000）在《决不把饥寒带入新世纪——访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办公室主任高鸿宾》文中研究指明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解决贫困提供了保证1979年,中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口2.5亿1985年,中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口1.25亿1992年,贫困人口减少到了8000万我们又一次听到了政府的宣言
何建明[6]（1998）在《落泪是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引子:白鹿原下的祭奠探究别人的痛苦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这件事是我不愿去做的,但这件事我又必须去做。从我踏进大学校园的第一步起,我的身心与灵魂就再也不能安宁。本来这部专为大学一个特殊群体而写的作品,可以早些封笔,但陕西方面又传来一则震惊的消息:陕西蓝田县汤峪镇白家坡村一对农民夫妇因惧怕孩子上大学后无力承担高额的费用,于今年4月4日晚,服下剧毒农药后双双自杀身亡。为此,我不得不再次抽出时间
二、决不把饥寒带入新世纪——访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办公室主任高鸿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决不把饥寒带入新世纪——访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办公室主任高鸿宾（论文提纲范文）
（1）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引言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的问题及目标 |
| 1.3 研究的思路、方法及资料来源 |
| 1.4 研究的内容及框架 |
| 第2章 研究的理论借鉴及其分析 |
| 2.1 公共选择理论 |
| 2.1.1 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推进政治学研究的经济学思路 |
| 2.1.2 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主要课题 |
| 2.1.3 关于直接民主的与间接民主的公共选择理论研究 |
| 2.1.4 公共选择理论评析与本土化运用问题 |
| 2.2 协同 |
| 2.2.1 协同学理论 |
| 2.2.2 协同的操作性定义 |
| 2.3 山区与山地 |
| 2.4 山区城市与山区农村 |
| 2.5 结构-功能理论(AGIL)：组织结构与整体功能分析法 |
| 2.6 人地关系结构-空间经济学理论 |
| 2.6.1 人地关系结构 |
| 2.6.2 人地关系结构类型 |
| 2.7 行动者-系统-动态学理论[Actor-System-Dynamics(ASD)] |
| 2.8 参与式发展理论 |
| 2.9 中观经济学理论 |
| 2.10 和合学理论 |
| 第3章 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理论内涵 |
| 3.1 山区农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协同发展辨析 |
| 3.2 新中国建立的公共选择经济学分析及其启示 |
| 3.3 公共选择下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理论路径：区域主义与区域化 |
| 3.3.1 基于区域主义与区域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意蕴及其模式 |
| 3.3.2 山区农村经济发展主体地位确立与区域化发展模式转换 |
| 3.4 原有山区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协同度”的低下 |
| 3.5 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自然技术与自然工程、社会技术与社会工程 |
| 3.5.1 协同：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的融合 |
| 3.5.2 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协同性与主客体参与式发展理论问题 |
| 3.6 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权利、生计资本和发展关系理论 |
| 3.7 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政府主导型与社区主导型发展模式 |
| 3.8 基于山地资源系统开发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理论 |
| 3.9 山地资源系统开发的系统性与范畴 |
| 3.9.1 山地资源系统开发的必要性 |
| 3.9.2 山地资源开发的系统性 |
| 3.9.3 山地资源系统开发的范畴 |
| 第4章 山区农村政府主导型与农户内生型经济发展选择矛盾及其成因 |
| 4.1 山区农村“工作队的牛”与“项目组的猪” |
| 4.1.1 典故来历与启示 |
| 4.1.2 政府主导型扶贫制度与制度性陷阱 |
| 4.2 山区农村政府与招商引资下的企业、“公司+农户+X”模式的本质 |
| 4.3 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陷阱与发展的边际效用递减 |
| 4.3.1 山民的贫困与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权利缺失 |
| 4.3.2 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权利缺失与发展的制度性陷阱的形成 |
| 4.3.3 政府主导型发展的制度安排与发展的边际效用递减 |
| 4.3.4 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实效与边际效用递增的发展制度创新 |
| 4.4 山区农村管制社会与现代公民社会公共选择的目标差异 |
| 4.4.1 农民的“用手投票”与“用脚投票” |
| 4.4.2 重构新型公共选择下的社会宏观结构 |
| 4.5 未来公共选择的改善空间：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目标的偏离 |
| 4.5.1 公共选择下的政府利益 |
| 4.5.2 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历史主体与逻辑主体的颠倒 |
| 4.5.3 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生产方式与历史主体、价值主体的背离 |
| 第5章 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模式 |
| 5.1 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结构变迁及其成因 |
| 5.2 异质的山区农村人地关系结构类型与开发的区别性规划模式 |
| 5.2.1 自然地理单元的统一性、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同构的人地关系系统 |
| 5.2.2 异质性人地系统与山地生态经济集群开发下的系统工程 |
| 5.2.3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与主体功能区的关系处理 |
| 5.3 基于中观经济学范畴的山区农村山地资源系统开发模式 |
| 5.4 基于山地资源系统开发的山地经济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发展模式 |
| 5.5 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开发的山地生态化产业集群模式 |
| 5.5.1 山地生态化的生态经济产业集群开发的相关概念、理论依据 |
| 5.5.2 山地自然、山地文化的集成性特征与山区发展的突破口 |
| 5.5.3 山地系统化的生态经济产业集群开发的动力机制 |
| 5.5.4 山地系统化的生态经济产业集群开发的路径 |
| 5.6 传统山地经济开发与新型生态-循环山地经济开发融合的模式 |
| 5.7 山区农村经济开发的协同管理 |
| 第6章 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路径 |
| 6.1 公共选择下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工业化路径 |
| 6.1.1 山区农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空间几何学与区域开发理论层次 |
| 6.1.2 路径Ⅰ：边远山区的“增长极(点)”型开发 |
| 6.1.3 路径Ⅱ：近山区“点-轴”型的开发 |
| 6.1.4 路径Ⅲ：发达山区“磁场”型的开发 |
| 6.1.5 “增长极”、“点-轴”、“磁场”型开发路径的利弊 |
| 6.2 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信息化路径 |
| 6.2.1 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对象的科学数据信息库建立：必要性 |
| 6.2.2 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对象的科学数据信息库建立：依据 |
| 6.2.3 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要求下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
| 6.3 公共选择下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城镇化路径 |
| 6.3.1 决定城镇化绩效的直接因素 |
| 6.3.2 决定城镇化绩效的间接因素 |
| 6.3.3 山区农村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动态协同生成过程 |
| 6.3.4 城乡地域系统关联性 |
| 第7章 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机制 |
| 7.1 公共选择下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驱动力的机制设计 |
| 7.1.1 山地农业经济资源开发与山区人地关系系统结构优化的机制设计及其驱动力 |
| 7.1.2 经济秩序的制度安排优化：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协同优化的机制设计 |
| 7.2 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结合的机制设计 |
| 7.2.1 自然技术不是解决社会工程的唯一工具 |
| 7.2.2 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的结合解决社会工程和自然工程的有效工具 |
| 7.3 协同性发展机制设计：单一型向复合型开发的山地人地关系系统重构 |
| 7.4 “协同”与“协调”同构的机制设计 |
| 7.4.1 “协调”与“协同”中权利与义务、手段与目的对等的机制构建 |
| 7.4.2 “协调”机制的行政管理意义与“协同”机制的自然-社会规律性含义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含义 |
| 8.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9章 未来研究展望：理无专在与学无止境 |
| 9.1 舍近求远、两害相权取其重：是否经济学问题 |
| 9.2 农民工与新型产业大军的诞生的问题 |
| 9.3 参与式发展：山区农民“主体集”与外在变量的协同 |
| 9.4 参与式发展：山区农民“主体集”回归的求解 |
| 9.5 发展经济学的价值立场：谁是主要的价值承担者?政府?农村、农业、农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图次 |
| 表次 |
| 附录2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2）新疆贫困地区反贫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贫困与反贫困理论综述 |
| 1.4 研究的思路、方法 |
| 1.5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6 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贫困与反贫困 |
| 2.1 贫困内涵与外延 |
| 2.1.1 贫困 |
| 2.1.2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 |
| 2.2 反贫困内涵与外延 |
| 2.2.1 反贫困概念的界定 |
| 2.2.2 反贫困与扶贫 |
| 2.2.3 反贫困与社会救助 |
| 2.2.4 反贫困与慈善事业 |
| 2.2.5 反贫困与社会保险 |
| 2.2.6 反贫困与社会福利 |
| 第三章 反贫困思想渊源 |
| 3.1 中国反贫困思想渊源 |
| 3.1.1 儒家“忠孝”思想 |
| 3.1.2 大同社会论 |
| 3.1.3 仓储后备论 |
| 3.1.4 社会互助论 |
| 3.1.5 社会救济论 |
| 3.1.6 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理论 |
| 3.1.7 毛泽东的反贫困理论 |
| 3.1.8 邓小平的反贫困理论 |
| 3.1.9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反贫困战略思想 |
| 3.2 西方反贫困思想渊源 |
| 3.2.1 宗教思想 |
| 3.2.2 空想社会主义 |
| 3.2.3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
| 3.2.4 社会达尔文主义 |
| 3.2.5 福利经济学 |
| 3.2.6 凯恩斯主义 |
| 3.2.7 社会民主主义 |
| 3.2.8 新自由主义 |
| 3.2.9 第三条道路 |
| 3.2.10 简要评述 |
| 第四章 发达国家反贫困比较分析 |
| 4.1 英国反贫困 |
| 4.1.1 英国反贫困的历史背景 |
| 4.1.2 英国社会福利政策形成、发展和存在的问题及变革 |
| 4.1.3 简要评述 |
| 4.2 美国反贫困 |
| 4.2.1 美国反贫困的历史背景 |
| 4.2.2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发展和存在的问题及变革 |
| 4.2.3 美国反贫困区域开发政策 |
| 4.2.4 简要评述 |
| 4.3 德国反贫困 |
| 4.3.1 德国反贫困的历史背景 |
| 4.3.2 德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存在的问题及变革 |
| 4.3.3 简要评述 |
| 4.4 日本反贫困 |
| 4.4.1 日本反贫困的历史背景 |
| 4.4.2 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存在的问题及变革 |
| 4.4.3 简要评述 |
| 4.5 发达国家反贫困理论与实践比较分析与启示 |
| 第五章 发展中国家反贫困比较分析 |
| 5.1 印度反贫困 |
| 5.1.1 印度反贫困的历史背景 |
| 5.1.2 印度针对贫困群体的反贫困政策 |
| 5.1.3 印度针对贫困地区的反贫困政策 |
| 5.1.4 简要平述 |
| 5.2 孟加拉国反贫困 |
| 5.2.1 孟加拉国反贫困的历史背景 |
| 5.2.2 小额贷款反贫困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
| 5.2.3 简要评述 |
| 5.3 巴西反贫困 |
| 5.3.1 巴西反贫困的历史背景 |
| 5.3.2 巴西针对贫困地区反贫困的经验与教训 |
| 5.3.3 简要评述 |
| 5.4 发展中国家贫困与反贫困特点及启示 |
| 第六章 中国反贫困历史发展分析 |
| 6.1 中国反贫困的历史背景 |
| 6.2 中国反贫困的历史进程 |
| 6.2.1 第一个阶段（1949～1953 年）土地改革时期 |
| 6.2.2 第二个阶段（1954～1978 年）计划经济时期 |
| 6.2.3 第三阶段（1979-1985 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时期 |
| 6.2.4 第四阶段（1986-1993 年）初步实施反贫困计划时期 |
| 6.2.5 第五阶段（1994-2000 年）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时期 |
| 6.2.6 第六个阶段（2001～）新世纪反贫困时期 |
| 第七章 中国反贫困的运行体系及主要模式 |
| 7.1 中国反贫困运行体系及政府反贫困资金效益评价 |
| 7.1.1 中国反贫困运行体系 |
| 7.1.2 政府反贫困资金政策的演变和来源 |
| 7.1.3 政府反贫困资金效益评价 |
| 7.2 中国反贫困的主要模式 |
| 7.2.1 区域开发治理型 |
| 7.2.2 基本建设型 |
| 7.2.3 发展生产型 |
| 7.2.4 发展特色经济型 |
| 7.2.5 小额贷款型 |
| 7.2.6 社会力量帮扶型 |
| 7.2.7 外资援助型 |
| 7.2.8 科技+教育+市场型 |
| 7.2.9 劳动力转移型 |
| 7.2.10 异地搬迁型 |
| 第八章 新疆贫困与反贫困的历史发展分析 |
| 8.1 新疆贫困的历史背景 |
| 8.1.1 恶劣的自然环境导致社会分工滞后，劳动生产力低 |
| 8.1.2 丝路贸易加剧民族间的交流融合 |
| 8.1.3 屯垦是一把开创绿洲和失去绿洲的双刃剑 |
| 8.2 新疆反贫困的历史进程 |
| 8.2.1 第一阶段（1952～1954 年）土地改革时期 |
| 8.2.2 第二个阶段（1954～1978 年）计划经济时期 |
| 8.2.3 第三阶段（1978～1985 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时期 |
| 8.2.4 第四时期（1985～1993 年）初步实施反贫困计划期 |
| 8.2.5 第五阶段（1994～2000 年）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时期 |
| 8.2.6 第六阶段（2001～）新世纪反贫困时期 |
| 第九章 新疆反贫困的主要模式 |
| 9.1 基本建设型 |
| 9.1.1 水利工程建设 |
| 9.1.2 农田建设 |
| 9.1.3 林业建设 |
| 9.1.4 牧业建设 |
| 9.1.5 道路建设 |
| 9.1.6 电力建设 |
| 9.1.7 基本建设效益评价 |
| 9.2 发展生产型 |
| 9.2.1 发展农业生产 |
| 9.2.2 发展乡镇企业 |
| 9.2.3 发展牧业生产 |
| 9.3 发展特色经济型 |
| 9.4 信贷扶贫型 |
| 9.5 社会帮扶型 |
| 9.6 科技培训型 |
| 9.6.1 行政推动+群众运动 |
| 9.6.2 对口帮扶+项目带动 |
| 9.7 异地搬迁型 |
| 9.8 劳动力转移型 |
| 9.9 外资援助型 |
| 9.9.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资金 |
| 9.9.2 加拿大基金援助资金 |
| 第十章 新疆政府反贫困资金使用效益评价 |
| 10.1 新疆政府反贫困资金的分类和流向 |
| 10.1.1 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 |
| 10.1.2 新增财政扶贫资金 |
| 10.1.3 股票售表收入资金 |
| 10.1.4 以工代赈资金 |
| 10.1.5 专项贴息贷款、非贴息贷款及贴息资金 |
| 10.2 新疆政府反贫困资金使用效益评价 |
| 10.2.1 指标选择 |
| 10.2.2 相关与回归分析 |
| 10.3 新疆政府反贫困资金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
| 10.3.1 政府反贫困资金需要与供给矛盾突出 |
| 10.3.2 政府反贫困资金管理上“漏出”现象较重 |
| 10.3.3 政府反贫困资金管理体制不顺畅 |
| 10.3.4 政府反贫困资金激励机制短缺 |
| 第十一章 新疆贫困地区贫困现状测定 |
| 11.1 贫困标准（贫困线）测定 |
| 11.1.1 贫困标准（贫困线）的计算方法 |
| 11.1.2 测定新疆绝对贫困人口 |
| 11.2 贫困缺口率 |
| 11.2.1 贫困缺口率 |
| 11.2.2 测定新疆贫困贫困缺口率 |
| 11.3 森指数测定 |
| 11.3.1 森指数测定法 |
| 11.3.2 用森指数测定新疆贫困地区贫困程度 |
| 11.4 洛伦茨曲线与基尼系数 |
| 11.4.1 洛伦茨曲线与基尼系测定方法 |
| 11.4.2 新疆贫困地区基尼系数测定 |
| 11.5 关于我国基础度量指标与国际标准化度量体系相结合的构想 |
| 11.5.1 构建反映时代特征的贫困指标体系 |
| 11.5.2 统一贫困测度的基本指标统计口径 |
| 第十二章 新疆贫困地区贫困机理 |
| 12.1 自然因素 |
| 12.1.1 空间因素制约 |
| 12.1.2 自然灾害因素制约 |
| 12.1.3 耕地资源因素的制约 |
| 12.1.4 水资源因素的制约 |
| 12.2 体制因素 |
| 12.2.1 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的制约 |
| 12.2.2 政府机构庞大效率低的制约 |
| 12.2.3 公共产品和服务缺乏的制约 |
| 12.3 个体因素 |
| 12.3.1 贫困个体自身素质的制约 |
| 12.3.2 贫困家庭生育行为选择的制约 |
| 第十三章 新疆贫困地区反贫困机制与战略选择 |
| 13.1 新疆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难点 |
| 13.1.1 反贫困资金与贫困群体错位 |
| 13.1.2 教育卫生文化公共投资偏少 |
| 13.1.3 贫困个体的被动性 |
| 13.1.4 政府反贫困工作的“运动性”和“盲目性” |
| 13.1.5 新疆反贫困工作中存在的难点 |
| 13.2 反贫困机制的选择 |
| 13.2.1 树立长期反贫困思想 |
| 13.2.2 政府、市场和贫困地区及群体的关系 |
| 13.2.3 确立贫困群体为主导的反贫困体系 |
| 13.2.4 建立机会平等反贫机制 |
| 13. 3 新疆贫困地区反贫困战略措施的选择 |
| 13.3.1 立法 |
| 13.3.2 通路 |
| 13.3.3 预警 |
| 13.3.4 限土 |
| 13.3.5 节水 |
| 13.3.6 放权 |
| 13.3.7 重教重科 |
| 13.3.8 节育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3）转型期中国城乡反贫困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序言 |
| 第一章 导论：反贫困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课题 |
| 一、 反贫困问题的历史性分析 |
| 1. 人类历史是贫困与财富共生的历史 |
| 2. 人类历史是不间断反贫困的历史 |
| 二、 人类反贫困问题的现实性分析 |
| 1. 当今世界的生产力发展特征 |
| 2. 当今世界的社会财富倍增特征 |
| 3. 当今世界的贫困问题加剧化特征 |
| 4. 反贫困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 |
| 三、 转型期中国反贫困论题提出的意义 |
| 1. 转型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必经的特殊时期 |
| 2.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经济特征分析 |
| 3. 转型期中国城乡贫困问题的严峻性 |
| 4. 转型期中国城乡反贫困问题的特殊意义 |
| 第二章 反贫困理论的多向度解析 |
| 一、 贫困的内涵及贫困概念的动态特征 |
| 1. 贫困内涵的多向度解析 |
| 2. 关于贫困问题外延研究的轨迹分析 |
| 3. 转型期中国社会贫困问题的特征分析及类型判断 |
| 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转型期反贫困实践的理论基石 |
| 1. 马克思主义关于贫困问题的制度分析 |
| 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反贫困实践中的指导作用 |
| 3. 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在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中的发展 |
| 三、 当代西方反贫困理论学术研究的不同视角 |
| 1. 西方反贫困理论的三个主要来源 |
| 2. 西方国家反贫困模式的类型分析 |
| 四、 转型期中国反贫困理论的构建 |
| 1. 转型前社会主义国家反贫困理论研究的历史现状 |
| 2. 转型前国内反贫困理论的研究状况 |
| 3. 国内反贫困理论的体系特点与问题分析 |
| 4. 重新构建转型期中国反贫困理论框架应侧重考虑的几个问题 |
| 第三章 贫困测度指标体系的分析与评价 |
| 一、 国际通行的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及特点分析 |
| 1. 贫困线及指标确定 |
| 2. 贫困规模与程度的测度指标体系 |
| 3. 贫困测度指标的影响因素及结果的动态特征分析 |
| 二、 我国贫困线指标体系的构成分析 |
| 1. 我国农村贫困线的由来及标准 |
| 2. 我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及标准 |
| 三、 关于重新构建我国贫困测度指标体系的思考 |
| 1. 构建反映时代特征的贫困指标体系 |
| 2. 统一贫困测度的基本指标统计口径 |
| 3.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框架结构应更加综合、全面 |
| 4. 关于我国基础度量指标与国际标准化度量体系相结合的构想 |
| 第四章 转型期中国贫困状况的宏观与微观分析 |
| 一、 中国城乡贫困规模的实证分析 |
| 1. 转型期农村的贫困规模 |
| 2. 转型期城镇的贫困规模 |
| 3. 转型期流动人口的贫困规模 |
| 二、 中国贫困人口的分布状况及特征分析 |
| 1. 农村贫困人口的地域分布 |
| 2. 城镇贫困人口的地域、行业分布 |
| 三、 转型期中国城乡贫困问题的规律性总结 |
| 1. 转型期贫困问题的数量规律；全国贫困总量不断减少，但城镇贫困人口在逐步增加 |
| 2. 转型期贫困问题的致因规律：新旧问题并存，但新问题的致因效果更突出 |
| 3. 转型期贫困问题的程度规律：居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但贫困程度仍十分严重 |
| 4. 转型期贫困问题的结构规律：区域性贫困与阶层性贫困并存，但两者正在发生着逆转 |
| 第五章 中国城乡贫困成因的立体透视 |
| 一、 当代贫困成因的一般解释与评述 |
| 1. 要素短缺理论 |
| 2. 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 |
| 3. 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
| 4. 功能贫困理论 |
| 5. 贫困文化理论 |
| 6. 贫困的代际传递理论 |
| 二、 转型期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成因分析 |
| 1. 自然历史因素的积淀 |
| 2. 人口的数量负担与低素质的恶性循环 |
| 3. 生态系统的非均衡状态 |
| 4. 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制约 |
| 三、 转型期中国城镇贫困问题的成因分析 |
| 1. 转型期劳动力供需结构失衡所导致的失业型贫困 |
| 2. 企业长期亏损所导致的效益型贫困 |
| 3. 政策调整过程中所导致的福利中断型贫困 |
| 4. 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 |
| 5. 权力腐败与分配不公 |
| 第六章 构建体现穷人权利的反贫困治理结构 |
| 一、 反贫困治理结构的内涵及要素分析 |
| 1. 反贫困治理结构的内涵 |
| 2. 反贫困治理结构的要素分析 |
| 3. 反贫困治理结构要素协凋作用的要求及实践意义 |
| 二、 反贫困治理结构制度规范与行为模式的国际借鉴 |
| 1. 美国：强化参与意识——面向西部开发的法律支持 |
| 2. 澳大利亚：有效识别穷人——资产测试型社会援助方案 |
| 3. 马来西亚：在民族平等中体现穷人的权利——政府及公共部门的特殊作用 |
| 4. 孟加拉：穷人贷款权利的突破——小额信贷扶贫模式的成功运作 |
| 三、 关于转型期中国反贫困治理结构的主建内容分析 |
| 1. 制定《国家反贫困法》，体现反贫困治理结构的制度规范 |
| 2. 重构反贫困治理结构的导向模式，实现政府功能的再定位 |
| 3. 重塑贫困人口的主体地位——转型期贫困人口参与机制与参与形式研究 |
| 4. 防止责、权、利越位——反腐败监督机制的建立及作用分析 |
| 第七章 转型期中国农村反贫困操作模式的系统研究 |
| 一、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反贫困意义及经验总结 |
| 1. 建国以来我国反贫困模式的历史回顾 |
| 2.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特指对象及目标系统分析 |
| 3.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战略特点 |
| 4.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反贫困绩效评价 |
| 二、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制定与实施中的问题分析 |
| 1. 关于计划的余地与未解决温饱的3000万贫困人口问题 |
| 2. 关于贫困线标准的国内、国际比较问题 |
| 3. 关于贫困统计监测系统的作用和瞄准贫困人口问题 |
| 4. 关于扶贫开发中的市场导向和行政计划导向问题 |
| 5. 关于贫困地区农村土地收益分配与农民负担问题 |
| 三、 对转型期中国农村反贫困操作模式的实证分析 |
| 1. 提高贫困地区人口健康存量是反贫困的当务之急 |
| 2. 旨在消除知识贫困的基础教育应成为反贫困的根本性战略 |
| 3. 实现反贫困的职业教育与贫困地区“两基”教育的战略性结合 |
| 4. 建立倾向于贫困地区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缩小城乡差别、地区差别 |
| 5. 在西部大开发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
| 6. 积极推广面向贫困地区、面向穷人的小额信贷业务 |
| 7. 发展特色农业及旅游业，减小WTO对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冲击 |
| 8.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在巩固反贫困成果中抑制返贫率 |
| 9. 建立动态的以工代赈模式，推动移民搬迁工程的有效实施 |
| 四、 转型期我国农村反贫困操作系统的模型分析 |
| 第八章 构建“就业+保障”型城市反贫困系统 |
| 一、 立足现实：构建转型期“应保尽保”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
| 1. 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构成 |
| 2. 转型期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特殊的反贫困功效 |
| 3. 建方针对穷人的综合性社会救助服务体系 |
| 二、 着眼未来：构建面向市场、面向穷人的“三线均衡”的社会保障体系 |
| 1. “应保尽保”原则下低保“扩面”工作的现实速度 |
| 2. 低保“扩面”速度与“提标”目标的现实矛盾 |
| 3. 在“三线衔接”中构建面向市场、面向穷人的综合性社会保障体系 |
| 三、 就业导向的经济发展应成为转型期城市反贫困的本原性战略 |
| 1. 低保对象构成比例所反映出的现实问题 |
| 2. 转型期城市失业与下岗问题的非规范性涵指 |
| 3. 制定全国统一、规范的失业下岗制度的反贫困意义 |
| 4. “就业优先”战略是转型期城市反贫困的治本之策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4）转型期中国反贫困机制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导言 |
| 一、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价 |
| 三、 研究目的、方法及主要内容框架 |
| 第一章 关于贫困和反贫困问题的理论思考 |
| 一、 贫困与贫困概念的理解 |
| 二、 贫困发生机理研究 |
| 三、 反贫困的战略与政策 |
| 第二章 中国反贫困政策机制演变与评价 |
| 一、 转型前中国农村贫困问题评述 |
| 二、 中国反贫困的历史进程及其政策演变 |
| 三、 中国反贫困战略与措施的评价 |
| 第三章 转型期中国宏观经济增长与贫困缓解 |
| 一、 中国宏观经济增长 |
| 二、 中国经济增长与反贫困 |
| 第四章 反贫困投资机制与效益评估 |
| 一、 中国反贫困投资来源和分配 |
| 二、 反贫困投资的效益分析与评价 |
| 三、 小额信贷：反贫困投入的一种机制创新 |
| 四、 反贫困投资机制创新 |
| 第五章 反贫困的技术进步机制及其绩效 |
| 一、 贫困地区技术进步的理论基础 |
| 二、 我国贫困地区技术进步的实践 |
| 三、 推动贫困地区科技进步的思考 |
| 第六章 转型期政府反贫职能定位与行为分析 |
| 一、 反贫困与公共物品 |
| 二、 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定位 |
| 三、 贫困地区政府不合理经济行为分析 |
| 四、 正确界定贫困地区政府职能行为，理顺反贫困中政府与市场关系 |
| 第七章 新世纪前期我国反贫困对策思考 |
| 一、 21世纪前期贫困发展趋势分析 |
| 二、 21世纪前期反贫困的基本战略 |
| 三、 21世纪前期反贫的标准、对象和范围 |
| 四、 21世纪前期中国反贫困的对策措施 |
| 结论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英文摘要 |
| 致谢 |
四、决不把饥寒带入新世纪——访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办公室主任高鸿宾（论文参考文献）
- [1]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问题研究[D]. 冯佺光. 西南大学, 2012(12)
- [2]新疆贫困地区反贫困研究[D]. 明拥军. 新疆农业大学, 2006(03)
- [3]转型期中国城乡反贫困问题研究[D]. 王大超. 东北师范大学, 2003(02)
- [4]转型期中国反贫困机制与对策研究[D]. 曹文道.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0(01)
- [5]决不把饥寒带入新世纪——访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办公室主任高鸿宾[J]. 齐士英. 北京支部生活, 2000(01)
- [6]落泪是金[J]. 何建明. 中国作家, 199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