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间的信任与合作——兼论当前中美关系

一、信任与国家间的合作问题——兼论当前的中美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胡键^[1]（2022）在《中美竞合关系——从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何以可能?》文中研究指明拜登政府以"竞合关系"来重新定义中美关系,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美关系更是一路向下,引起众多学者对中美关系作出"回不去了"的判断。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主权国家总是把国家利益放在优先的位置,因而,国家间关系就必然存在着竞争。竞合关系并非是一种纯粹的矛盾分歧与利益竞争,实际上是合作中有竞争、竞争中有合作,这才是国家间关系的常态。中美无论是否存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差异,竞合关系始终存在。因此,当前中美关系的困境并不是这些差异的问题,而是在具体利益上的分歧导致的认知紧张,而这些差异则在利益矛盾下强化了双方的认知紧张,甚至导致信任赤字。不过,看待中美关系也不能过于悲观,双方若重新回到彼此尊重对方利益、地位、国际声望的状态,中美竞合关系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走向正和博弈。

成向东^[2]（2021）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合作现象与行为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使理论研究成为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多问题碰撞交融、竞争合作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的、简单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的发展问题。在多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合作将会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道路既是扬弃旧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也是人类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从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去理解“合作”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大理论”视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现实主义者们看到的是世界之乱与大国冲突的种种现实,但人类终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灵”,需要以非凡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走出冲突的困境。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只要有解决冲突的架构,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逻辑。如何以“大合作”的实践形式走向未来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问题驱动发展转型,危机生成发展共识。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如何促进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走向。如果国际合作世界观、国家能力与国际制度三个变量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的增量改进与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国际秩序和谐化的可能性要素就会不断积累增加。“霸权稳定”的终结与新的“合作稳定”秩序的产生将不可避免,代替旧有观念的,将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实践与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立论基础、范式结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深化路径。具体而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出发,以系统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探求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三个基本变量因素,即“世界观-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促进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从复杂的国际合作现象中发现合作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点。集中阐释了国际合作的相关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立论基础。主要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渊源,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即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能力-制度”系统结构,着力探讨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根本上揭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规律性。第四章是实践考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变;从“世界观-能力-制度”结构范式出发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是现实困境。从世界观、国家能力、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路径。

陈遥^[3]（2020）在《信任力与中国的和平发展》文中研究指明世界历史上大国间权力对比的快速变化往往诱发系统性国际信任危机,从而引发国际冲突甚至战争。大国崛起的"信任困境"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核心命题之一。既有文献尚未对此特别是对当前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信任危机进行系统研究。为此,作者尝试在批判性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五常"信任思想、软实力理论和国际信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以国际关系"五常"规范——仁、义、礼、明、信（分别对应善意、责任、秩序、透明、信誉）为核心内容的"信任力"理论及其整合模型。该理论是关于国际信任的一般性理论,有助于缓解权力转移过程中所产生的系统性国际信任危机,也有助于崛起国获取国际社会信任以便在实力快速增长的过程中走出"信任困境"。提高信任力以获取国际社会的信任,特别是周边国家和霸权国的信任,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进行概念界定和理论模型设计后,作者选择中国—东盟关系进行案例研究,以阐明信任力理论的有效性与未来潜力。

蒋芳菲,王玉主^[4]（2019）在《中美互信流失原因再探——基于对中美信任模式与互动过程的考察》文中提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信任程度开始不断下降。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双方互信关系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中美战略互疑与相互防范已从安全领域进一步扩展到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本文认为,近年来中美互信的迅速流失既是双方在利益博弈中预期不断失败的结果,也反映了双方从有限的良性互动向恶性互动逐渐转变的过程。其根源在于中美之间建立的是一种理性信任与过程信任主导的信任模式,中美互信关系因缺乏足够的感性信任基础、外部制度保障和内部信任激励与监管机制而脆弱性、情境性较强,稳定性较弱。其直接原因则应归咎于金融危机后中美相互战略对冲机制（mutual strategic hedging）的形成以及双方在这一机制下互动过程的转变。

包广将^[5]（2019）在《中美战略信任的维系:不对称结构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视角》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美国优先"理念、中美贸易战以及高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反映了中美权力转移带来的巨大压力。在权力转移压力下,中美战略信任问题愈发凸显,如何维系战略信任成为中美关系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围绕这一核心问题,文章从"不对称关系结构—国际体系"的互动视角构建了分析框架,并认为,强不对称和弱不对称两种双边关系结构与开放性和封闭性两种国际体系之间的组合塑造了国家的行为逻辑,为国家间战略信任的维系提供了四种难易程度不同的体系结构。在这一分析框架下,文章结合现实与历史,深入分析了中美维系战略信任的体系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美不对称性的弱化与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发展共同塑造了中美两国的行为逻辑,并成为维系两国战略信任的体系结构。由于中美不对称性的弱化具有客观性,因而中美维系战略信任的关键在于维持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发展。

陈丽颖^[6]（2017）在《国家间互信理论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家间的信任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基于国际关系的实践,越来越多的国家决策者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但是国际关系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明显不足。国家间互信既是一种心理状态,也可以是一种对外政策。它从信任的概念而来,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说,系统的研究国家间互信的影响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复杂作用有助于丰富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要流派的微观基础;从国际关系的实践来说,这一研究有助于把握国家间关系的实质和规律,特别有助于中国制定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尤其是对美国的政策。本文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国家间互信的理论研究:理性选择维度、情感心理维度和文化认同维度。本文用1967-1979年中美关系从对抗、孤立到缓和与合作的进程作为案例进行分析,验证这三个维度在中美两国互信形成和维持的体现。国家间互信理论中的理性选择主要是指决策者通过对自己国家利益的界定,分析双方的实力对比以及外在第三方威胁因素,进行一系列的信号传递和反馈,以实现自身的目的。这一的维度的主要理论基础是信任研究的理性选择路径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首先,信任理论中的理性选择学派认为信任几乎等于合作。行为者通过对对方的能力和过往行为的评估,如果可以对对方产生积极预期,认为对方的行为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才会信任对方。其次,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是以理性选择作为理论假设的,它认为国家必然追求权力和安全。其中,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间不存在信任,而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某些条件下,国家间可以互信并且合作。然后,本文结合了信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得出结论:国家间通过多次的信号传递和反馈进行重复博弈,表达自己的意图,了解对方的意图,计算双方的相对实力,最后可以互相形成对对方行为的积极预期,也就是相互信任。国家间互信理论的第二个维度是情感心理维度。这个维度里主要包含两个层次。一方面,国家政策的决策者个人的性格特征和情感状态会影响其对其他国家的信任程度。另一方面,两个民族之间的情感链接程度也会影响国家之间的互信关系。信任理论中的情感因素的作用和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心理研究共同成为国家间互信理论中情感心理研究路径的理论基础。从决策者的角度看,乐观、宽容、理想主义的决策者更容易对其他国家的产生积极预期。而决策者之间的良好的情感关系（对对方的尊重、体谅、欢迎等行为）有助于其产生信任对方国家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两个国家的民众之间有较好的互动历史,因而产生的友好的关系会有助于国家间互信的形成和维持。国家间互信的第三个维度是文化认同维度。两国之间的国际信任水平受到民族主义文化和总体信任文化两个主要因素的影响。而总体信任程度较高的国家的国际信任水平一般也较高。国家间互信的文化维度更多体现在两国文化的认同程度对互信关系的影响。两国的文化传统越接近,彼此间建立信任的可能性越大。文化因素对国家间互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会影响彼此行为关系中信号的传递方式和理解方式;二是文化活动可以促进两国之间的了解,有助于形成国家间互信。在案例分析部分,中国和美国在1967-1979年之间关系缓和的进程中贯穿了两国之间互信形成和维持的过程,体现了互信理论的三个维度是有机统一、互相建构的。中美两国的缓和,是双方的决策者从国家的战略利益角度出发,对各自的实力和意图进行了计算,并认识到共同的第三方威胁,通过不断的信号传递和反馈,建立了初步的互信。同时,双方在交往中不断增进情感关系,在决策者之间和民众之间建立了一定的共同情感。在中美互信形成的过程中,双方在利益上的分歧以及文化上的差异使得关系经历了停滞甚至倒退。最终,中美两国的决策者审时度势,在交往中增加了了解,对彼此的关切也有更深的理解,形成一定的共同利益和情感纽带,并对文化差异能够求同存异。中美缓和进程在国家间互信的三个维度的共同影响下,两国之间从试探开始,经历了波折,最终实现了关系的稳定和一定程度的互信。国家间互信理论的三个维度的关系如下:首先,这三个维度不依赖于彼此而存在,但是国家间互信的产生至少需要其中的某一个因素。理性选择基础的互信是国家间在一定情境下,对彼此相对的力量和信号的交换产生的。情感心理基础上的互信是决策者和民众之间通过不断的互动交流,对彼此的品质产生积极的评价以及情感链接而产生的。文化互信是由于国家间在文化上的同质性产生的,信任文化的相似程度也有助于文化上的互信。其次,国家间互信的理性计算的信任是国家间互信的基础,情感上的互信可以帮助双方建构共同利益,也就是巩固理性基础上的信任。但是,国家间长期缺乏利益上的共同点,会损害情感上的链接。而文化上的互信可以显着的改变理性计算和信任的内在倾向,它可以产生一种范围更深、程度更广的互信。文化上的信任也有助于国家解读理性的信号传递,建构理性的信任。另外,文化上的互信也有助于情感上的认同,培育决策者和民众之间的情感信任。可以说,文化上的互信是最稳定和最坚固的一个维度。最后,国家间互信的三个维度和互信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理性计算基础上的信任最普遍,可以说一种初级信任,并不是很稳定,是情境型的。具有情感心理维度的国家间互信可以说是一种中等程度的互信,它需要一定的理性互信为基础,但又不完全依赖于理性计算而存在。具有文化维度的国家间互信是一种信任的较高程度,这种信任的稳定性也是最高的。所以,国家间的高层次互信需要同时具备理性共同利益、情感链接和文化认同这三个维度。这种类型的互信中的三个维度具有良好的互动关系。

黄海涛^[7]（2016）在《不确定性、风险管理与信任决策——基于中美战略互动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信任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难题。在国际政治场景下的国际信任建设可以被理解为国家如何做出信任决策的问题。作为信任决策的核心,对不确定性及其风险的管理是理解相关行为的关键。在对当前学界的信任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之后,作者以分析折中主义为认识论基础,提出了一个综合主流的理性选择路径与社会心理路径的信任决策分析视角。在无政府状态的制约下,国家为了对信任风险进行有效管理,必须廓清由信任需要、信任保障和信任调整所构成的"信任门槛"。从本质上讲,信任门槛主要是一个基于理性评估的问题,但在此过程中,国家的评估对象除了处于基础地位的现实战略利益外,也包括由社会互动、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等非理性因素所框定的可信度。中美战略互动的进程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在不同国际结构和实力对比关系构成的具体情境中,上述诸多因素所构成的极为复杂的风险组合及其对国家信任决策的挑战。基于历史经验,对于当前中美战略互疑加剧的状况,作者提出了以强化中美信任需求为突破口的信任构建路径。

刘卫东^[8]（2016）在《减少中美误判:一种机制建设的尝试》文中提出当前,互信不足已经成为国内政界和学界论及中美关系时必谈的一个话题。缺乏互信本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常态,其后果并不致命。相对而言,误判带来的风险要严重得多。对中美两国来说,致力于减少误判比增进互信更为迫切也更为可行。加强沟通交流是中美减少误判的必要途径,但如果缺乏一套明确公认的互动标准,则只能停留在表面上,无法为减少误判发挥有效的作用。因此,在当前现实下,稳定中美关系的一种可行举措就是立即着手制定一套两国承诺共同遵守且具可操作性的互动行为规范。即使互信一时难以建立,此举也有助于降低两国关系因为误判而失控的几率。

龚雪^[9]（2016）在《中美海上互信机制：动因、成就和局限》文中研究表明现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国家间是否能建立信任关系意见不一,但出于对战争的恐惧和对和平的渴望,国家间建立信任措施以规避冲突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惯例。从冷战时的美苏海洋安全模式到欧安合作组织的成立,建立信任措施的实践不断被复制,且都发挥着良好的效用,中美自1998年起也致力于建立双边海上互信机制。近年来随着中国海军实力的增强以及中国与周边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的不断发酵,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军事部署针对中国的意图也愈加明显。美国多次以保护国家利益为借口,以单方面认同的国际法为依据,在海洋争议区进行抵近舰机侦察,与中方有过数次摩擦并险些酿成战祸,中美海上互信机制在效用上明显存在局限。

孙嘉星^[10]（2016）在《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民众互信度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建立国家间的互信在发展国家关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关系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尤其是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双方一系列的新举措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然而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冷战结束之后,中美关系一直处于一种冷暖无常、起伏不定的状态,两国的信任度也变化不一,这导致中美两国之间不断发生周期性的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危机事件。进入到21世纪,尤其是中美“撞机”事件以来,中美关系维持了近7年的稳定状态,而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的“战略中心转向亚太地区”又使中美两国的关系漂浮不定。在这个时期,中美双方政府也意识到了建立中美战略互信的重要性。2009年11月17日,胡锦涛主席在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谈时指出,要通过“持之以恒增进中美国战略互信”进一步推进中美关系发展。主张“信任和合作是新时期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唯一可行途径”“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是中美两国建立战略互信的前提”。随后,两国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发表了《联合声明》,这是中美两国关于双边关系发展的第四个联合声明,见证了两国关系发展的不断深化。《联合声明》的第二部分题为“建立和深化双边战略互信”,认为培育和深化双边战略互信对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至关重要。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庄园会晤中谈到,中美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平等互信、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战略共识”。2014年7月9日,在出席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中美人文交流磋商会议上,习近平强调:“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使命和责任。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贸易总量占世界五分之一,而且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凡是有利于两国互信关系注入能量的,都要做加法;反之,都要做减法。”2015年11月,美国派两架B-52轰炸机飞近中国南海岛礁,造成中美南海对峙局面又使中美两国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两个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大国,要建立持续稳定的双边关系,缺乏足够的战略互信基础,不可避免会遭遇各种波折与挑战,而中美民众的相互信任程度是中美两国关系走向的民意基础。但令人遗憾的是,2008年以来,除了中美相关调查机构针对中美民众的相互印象做出的零散的问卷调查之外,在中美民众互信度的问题上尚无成熟和系统的研究分析。中美关系是中国与欧美大国关系链中的重要一环,中美民众对彼此所持有的信任度和观点直接影响了中美两国的关系走向和国家交流,尤其是近年来中美民间文化交流的逐步增多,中美民众间的交流向更深更广方向发展,因此探究中美民众对彼此国民、国家和国际政策所持有的态度和信任度成为分析中美关系走向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因素。本文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2008年以来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CSCPA）和美国皮尤调查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数据为依托,将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民众之间互信度的调查数据进行搜集汇总,分析总结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民众的相互信任状况,具体比较研究的目标包括:中美民众彼此的信任程度和相互印象如何;中美民众对两国政府施政情况的评价如何;中美民众各自认为两国关系面临的问题;中美是否会成为彼此的威胁;中美民众对两国国际角色的定位是否满意等。通过调查比较,分析奥巴马执政以来影响中美民众互信程度的主要因素,并根据分析情况对如何提升中美民众的互信度作出一些思考。通过调查资料的整理和比较研究,总的研究结果是:中美民众存在互信度,但互信度总体较低。中美民众最关注的问题也各不相同,对年龄、知识水平等不同分层的群体相比较,其调查结果差异较大,这导致双边关系缺乏稳定性,提高中美民众的互信度非常重要。总而言之,提高中美民众互信度进而提高中美两国的战略互信是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一项具有重要和深远意义的开创性工作。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高两国民众互信,减少两国未来双边关系的冲突需要点滴实践和积累,不能仅停留在概念上。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美关系的发展既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经验可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或者‘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中国有句流行歌的歌词是这样唱的‘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二、信任与国家间的合作问题——兼论当前的中美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信任与国家间的合作问题——兼论当前的中美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中美竞合关系——从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何以可能?（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美互信流失原因再探——基于对中美信任模式与互动过程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5）中美战略信任的维系:不对称结构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6）国家间互信理论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不确定性、风险管理与信任决策——基于中美战略互动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8）减少中美误判:一种机制建设的尝试（论文提纲范文）

（9）中美海上互信机制：动因、成就和局限（论文提纲范文）

（10）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民众互信度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信任与国家间的合作问题——兼论当前的中美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中美竞合关系——从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何以可能?[J]. 胡键. 国际观察, 2022(01)
• [2]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成向东. 兰州大学, 2021(09)
• [3]信任力与中国的和平发展[J]. 陈遥.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10)
• [4]中美互信流失原因再探——基于对中美信任模式与互动过程的考察[J]. 蒋芳菲,王玉主. 太平洋学报, 2019(12)
• [5]中美战略信任的维系:不对称结构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视角[J]. 包广将. 当代亚太, 2019(05)
• [6]国家间互信理论的研究[D]. 陈丽颖. 南京大学, 2017(09)
• [7]不确定性、风险管理与信任决策——基于中美战略互动的考察[J]. 黄海涛.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6(12)
• [8]减少中美误判:一种机制建设的尝试[J]. 刘卫东. 现代国际关系, 2016(08)
• [9]中美海上互信机制：动因、成就和局限[D]. 龚雪. 外交学院, 2016(07)
• [10]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民众互信度比较研究[D]. 孙嘉星. 河北师范大学, 2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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