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与邓小平改革思想

一、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与邓小平改革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白雪^[1]（2021）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本文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研究对象,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矛盾的论述为理论基础,以中国共产党探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与经验为历史根据,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阶段性特征,深入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定依据及重要意义,深刻分析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理论内涵,正确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特征,为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路径参考。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揭示出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等问题。列宁深入研究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并初步探索了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社会矛盾问题。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认识和实践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形成了关于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等方面的创新性成果。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的历史根据。党在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通过探索和解决各个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不断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回顾和总结我们党探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过程和总结经验教训,对正确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研究的现实起点。全面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判定根据的前提条件。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还需厘清主要矛盾变化与我国基本国情以及国际地位没有变的关系,以及充分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要意义。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是研究的重点内容。全面把握人民美好生活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理论内涵,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有助于深刻揭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特征。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证分析,能够深入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中的具体体现。结合我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深化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路径是研究的归宿点。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首先应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通过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重要发展战略、采取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系统安排,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应用文献研究方法,借助科学知识图谱快速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总体研究状况,对重点文献以及代表性作者的研究成果进行精准分析;利用比较研究法,梳理中国共产党探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过程和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对比党的重要文献关于发展问题的阐述挖掘分析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特征;应用理论与现实相统一的方法,剖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两个方面的理论内涵,校对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分析的正确性,以便准确把握人民美好生活的现实诉求,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原则与重要举措。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题,从理论基础、历史根据、现实背景、判定依据、重要意义、理论特征、现实表现及解决路径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有助于不断深化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还有助于深入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逻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来说,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有助于准确理解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和主要发展问题,全面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向往新期待,为更好地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提供理论支撑。

班伟^[2]（2021）在《中国社会革命的理论研究》文中提出“革命性”是以改变世界、解放人类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之一,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则是对这一使命任务的接续与重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贯通中国革命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立足于时代发展的新课题和人类社会的新挑战,做出了“革命理想高于天”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的重要论述,这不仅体现了中国社会革命连续性与飞跃性的有机统一,而且彰显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崇高的革命底色。本文第一章,通过对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内涵的解读,回顾了中国社会革命的理论来源,并基于此阐述了中国社会革命的依据与原则,进而为深入研究中国社会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二章,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论证了中国社会革命得以确立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并以此作为梳理中国社会革命进程的重要背景,展开了对毛泽东社会革命思想及其实践的具体论述。第三章,将中国社会革命置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中,并基于马克思社会革命的总体视域对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位中央领导人的理论、思想和观念进行阐释,力图对中国社会革命不同历史阶段所展现的独特内涵进行深层次的认知和把握,进而揭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革命之路的演进历程。第四章,着重论述了当代中国社会革命的新发展和新指向。一方面,立足当今中国新的历史方位,集中阐析了习近平的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论”;另一方面,通过揭示马克思的总体性社会革命与中国社会革命的共同诉求,进一步诠释了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当代价值和未来指向。

李振兴^[3]（2020）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改革的历史逻辑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以人类实践活动为基石创立的唯物史观展现了宏大壮阔的历史发展图景,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交换方式的变迁过程,是资本主义诞生并伴随着“异化”、“物化”矛盾发展的过程,是个人成为世界历史性存在和人类社会在辩证中走向“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两种典型的发展模式,一种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政治革命推进历史进步的模式,另一种则是以英国为代表的社会革命引领社会发展的模式。两大发展模式以不同的社会历史实践特征在唯物史观中分别映现出革命与发展两大视域,相应视域下又形成了不同样态的历史逻辑主线。在革命视域之下蕴含着社会政治形态变革嬗递的逻辑,在发展视域之下蕴含着人的发展和生产方式发展的逻辑,而革命、发展视域具有共同的逻辑内核,即历史发展的辩证逻辑。唯物史观的两大理论视域及其蕴含的四重逻辑呈现是以人类社会实践发展现实为基础,并在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形成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其中,发展视域下的人的发展和生产方式发展的逻辑以及历史发展的辩证逻辑为当代中国改革思想建构与实践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遵循。在人的发展的逻辑中,从“人的依赖关系”为主导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的“依附人”,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人”,再到共同体中“全面发展”的“自由人”,三个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来的三种发展样态展现了人的自我异化扬弃的人的发展的客观而重要的逻辑路径。这条逻辑点亮了穿越“异化劳动”窘迫之境最终走向“人类解放”丰富瑰丽历史之境的辩证精神之光。在发展视域的另一条逻辑上,是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开深入研究为基础,并在理论探析中凝结成了“前工业化—工业化—后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发展的逻辑。这一逻辑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线的向前追溯和向后展望的有关生产方式的历史承继与发展的逻辑脉络清晰可见,散射着唯物史观发展视域的理性光芒。从发展视域下两条逻辑牵引的历史发展的辩证趋势可以看出,无论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发展还是人的存在形式的发展,都凝结着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形而上的辩证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体现出了积极扬弃,引领历史走向建树建构、发展攀升、超越自我,走向“更高阶段”,而最终以肯定性的辩证精神诠释了世界发展的本质。在发展视域的社会革命实践牵引下形成的历史逻辑之境中探究马克思文本,回到马克思的本初之境,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之辨中、在社会革命下“两个决不会”的历史辩证发展解析、对消灭私有制的多路径探索、渐进性的非暴力式的民主政治改革阐释中,以及在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分析与展望中等不同层面都蕴含着丰富的改革思想。这些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批判、实践探索和辩证发展的逻辑,与唯物史观发展视域下的历史逻辑本质相互印刻呼应,是改革开放最本源、最直接的理论与实践遵循。当前对唯物史观及社会改革的研究中,前苏联的学者及部分市场社会主义学者的解读有合理性的一面,但多为社会经验性的学理考察,却缺失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自身理论品格或方法论意义上于社会改革本质规定上的理性支持。国内的理论研究一方面多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革命视域指引之下来研究社会进步的动力,并迂回地探寻改革的理论根源,缺乏对唯物史观发展视域下改革思想、实践及逻辑的直接理论遵循探析。另一方面,在历史逻辑研究上,多从改革开放40余年自身发展的历史实践上解析,缺乏于唯物史观历史逻辑中人类社会对象化的辩证生成发展上求索改革开放本质要义、运行规律、发展趋势和实践遵循。规避这些不足就必然要求将改革开放付诸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历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全部历史实践、付诸于人类社会从近代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付诸于工业化社会的辩证生成、付诸于世界历史的衍生发展、付诸于唯物史观宏大广博的历史视域及历史逻辑之下深入研究,以更为全面地探寻其实践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凝炼其深刻的历史逻辑本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是在唯物史观指引下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唯物史观发展视域下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核心的生产方式变迁逻辑的直接现实、是以“人民性”为价值旨归的人的发展的逻辑以及由以政治为中心向以经济为中心、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拒斥资本向驾驭资本转变的辩证的逻辑的理性外化与展开,它推进了中国工业化历史在新的时空中革新探索、自鉴超越、辩证生成。唯物史观历史逻辑形而上的力量牵引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便形成了根植于中国大地的改革思想与实践,这既内涵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底蕴,又具有中国意趣、气象和风范,并于二者交相辉映之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在世界发展史上具有示范意义,开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新境。

侯琳琳^[4]（2020）在《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及其当代观照》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全球化”是各国学界、文化界、政界乃至商界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也是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马克思在其论着中虽然未曾直接使用过“经济全球化”这一术语,但其丰富而深刻的理论体系中又的确包含着经济全球化思想,特别是其关于“世界市场”“世界交往”以及“世界历史”等方面的理论观点对于理解和把握当代的经济全球化现象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因而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发掘。本文关于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研究有以下两个主旨:其一,本文旨在从思想史的视角来勾勒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历史发展和基本结论;其二,本文旨在从马克思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出发,对当代的经济全球化问题进行全面的审视。基于这样的考量,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1.探究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历史发展;2.阐释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理论实质;3.从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出发观照当代的经济全球化现象;4.从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出发观照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纵观马克思的理论创作史,我们可以大致将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萌芽期。在《克罗茨纳赫笔记》《巴黎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着作中,马克思通过分析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历史,察觉到了无产阶级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历史使命,初步认识到了经济关系在推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二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形成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共产党宣言》两篇文献中,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深入探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图景、发展动力和变化趋势,正确地把握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较为系统地阐释了诸如什么是经济全球化等各种基础性问题。三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深化期。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立足于经济学的视域,深入探讨了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驱动力,揭示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剖析了经济全球化“何以可能”等现实问题。四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丰富期。在《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及“俄国和东方社会道路研究”等文稿中,马克思着眼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从历史源头探究了人类的世界历史性联系;通过分析世界历史进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深度解剖。从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发展脉络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的经济全球化思想是不断深化的,由此形成了具有特定理论内涵、理论架构以及理论视界的经济全球化思想。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不仅科学地揭示出经济全球化的开端、动力、规律、趋势等内容,更提供了人们正确地理解经济全球化及其发展进程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立场。特别是面对当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全球性问题与矛盾,我们需要用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对其进行辩证地分析与批判。例如,从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出发去评析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表现及其产生的根源,研判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产生的影响,进而科学地认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两制”关系和面临的挑战。与此同时,我们更要与现实的中国相结合,运用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基本观点来探索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总之,马克思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在当代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深入地彰显这种生命力是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

吕妍^[5]（2020）在《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充分了解什么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才能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当今的时代背景和条件下的发展进程和前进方向,才能更好带领全国人民进行实践活动以到达符合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效果。马克思从现实存在的人出发,用辩证的唯物主义立场和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刻剖析,他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由多个部分构成,想要探寻社会发展的动力就必须从其内部进行深入挖掘。从现实存在的人出发,逐渐引申出实践、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社会改革、科学技术等一系列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动力因素,明确表述了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产阶级政党当然必须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更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正是马克思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发展动力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并不是由单一动力元素构成的,而是多种要素的共同发力,由于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的不同,社会发展动力系统中每一种要素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当前,我们面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能否顺利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以科学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来指导实践在这样关键的时期里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对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梳理则摆在了重要位置上,对社会发展动力的完整、系统地认识,明确各动力要素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地位和作用,才能使我们始终保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清醒认识并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只有明确了社会发展动力系统中各个要素的运作机制,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才能制定出符合世情国情的,独具新时代特色的发展战略。基于这种思路本研究主要内容共分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本研究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主要结构和研究方法、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为本研究的基础文本资料的梳理部分,主要是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思想探源,其中包括古希腊哲学的“动力”追溯;近代西方哲学的“动力论”探讨;政治经济学的“动力”根基。可以说这些思想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来源,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他们思想的研究批判,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第三部分为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发展轨迹。主要是对马克思着作的梳理,总结出社会发展动力思想发展的几个阶段: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萌芽、探索、形成、发展和完善五个阶段;第四部分主要论述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基本内容,其中包括: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社会发展合力论;第五部分主要论述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理论方位,分别论述马克思发展动力与分工、需要和利益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相互关系;第六部分主要论述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当代价值:分为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两大部分。理论价值主要包括:改革开放动力论、创新与科学发展动力论及新时代全面发展动力论;实践价值主要有:关注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创新精神、把握社会发展的结构规律和实践方法、彰显社会发展的主体因素和价值诉求等。

袁蕊^[6]（2020）在《“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矛盾和冲突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是任何时代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从经济结构到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经济生活到精神生活、人际关系到价值观念,无不发生着深刻的历史变迁。这种历史变迁,一方面使得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有了全面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正是伴随着我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变化出现的,是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正确理解、认识、化解和防范“无直接利益冲突”,维护国家的和谐与稳定是当务之急。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无直接利益冲突”与西方话语下的“社会冲突”具有不同的属性。“无直接利益冲突”可治可防可化解,具有人民内部矛盾属性。因此,文章围绕“无直接利益冲突”治理的依据、以往治理的成败得失、今后的治理方向和目标等问题展开。在写作逻辑顺序上,首要工作是对“无直接利益冲突”进行了阐释,即在文章开篇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形成了有关称谓辨析、表征、成因和影响等一般性理论,确定我们全面认识和了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重要前提。我们认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不能脱离社会实际而展开,“社会转型”是考察“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最大的实际,为此我们把社会转型期,作为“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社会背景。正是在此背景下,社会利益格局发生分化、社会阶层多元化,特别是贫富差距扩大引发人民群众强烈的不满情绪,才产生了庞大的源头性矛盾,为发生“无直接利益冲突”埋下隐患。转型期,原有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失效、缺位、错位,新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尚未健全,社会整合力和控制力下降;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错,社会心理发生变异等综合因素,导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生成。其中,心理因素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方面。心理因素包括社会心理和群体心理两个方面,二者是不同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功效。社会心理是“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基础性心理,是长期存在的心理感受;群体心理具有短暂化、情景化等特征,是特定情境下,特定群体的心理状态。从“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的群体心理着手,通过研读大量案例得出:“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不仅有消极的群体心理,还存在正面、积极心理。调控、疏导负面心理,鼓励、保护正面心理,能够为我们从根本上防范、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赢得宝贵的时间,创造和谐的氛围;也有利于引导民众养成健康、理性、乐观、向上的群体心理。这对于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和谐社会、凝聚全社会力量、助推中国梦实现,有着无法替代的积极意义。这一观点是论文的创新点。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具着深厚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矛盾的论述、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矛盾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矛盾治理理论是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无直接利益冲突”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而爆发。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现了直接利益冲突事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直接利益冲突逐步演化为无直接利益相关的冲突。这一新型社会冲突走入学者的视野,成为广泛研究的议题。学界关于其概念内涵、性质、影响及治理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讨。以往学者对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学理研究、各级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依据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治理不足的原因,深入探索新时代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新模式。新时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化。受国外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冲击和网络政客的蛊惑,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外部条件风险增加。国外反华势力故意挑起或利用国内焦点事件,制造冲突事件,丑化中国;国内社会结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等发生变化,社会矛盾也随之有了新的变化和特征,这些都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带来挑战和困难。机遇总是伴随挑战和困难。新时代,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价值引领,调整、规范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利益关系,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磅礴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在党内,中国共产党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披荆斩棘的政治勇气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风建设呈现新气象和新变化,这已然成为党和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底气和机遇。针对问题提出对策,是研究问题最终的落脚点。创新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首先要创新治理思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双方不是绝对的对立,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冲突的双方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政府要转变原有的思维方式,转变治理理念。从传统的斗争思维、紧张对峙、政治控制方式转变为以和谐思维为指引、以官民的平衡互动为契机、以多元社会治理方式为路径,深化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思维认知。其次要推动治理制度完善。制度是规范、原则、价值观念和体系在国家强制力层面的具体呈现,是社会运行的保障。从创新调解制度、信访制度和诉讼制度等方面入手,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提供保障。再次要构建治理新格局。通过加强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强化治理方式融通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最后要优化治理化解机制。机制是保证制度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制度必须依赖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才能有效运转。“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热点,也是透视中国政治生态的重要渠道。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需要冲破以往旧的、静态的、排他的、刚性且脆弱的治理体系,构筑动态的、包容的、柔性且坚韧的治理体系。这种现代化的治理观和治理体系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神内核,也是实现“无直接利益冲突”良性治理的关键所在。

田天亮^[7]（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文中提出毛泽东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社会主要矛盾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占据支配地位、发挥主导性作用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形式和外化表现,是标注社会发展历史方位、揭示国家基本国情、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特定范畴。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基础上,党才能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辟中国特色社主义新道路、迎来民族复兴新征程,才能推进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进入新时代,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党和人民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十分繁重,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就必须深入研究和掌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规律,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成功经验。本文坚持整体性的研究视角,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为研究目标和任务,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共党史等学科研究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认识的发展历程、理论内涵、价值评价、基本特征及经验启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地分析和探讨。引言主要阐释了本研究所涉及的基本概念、范畴及相关命题,概括了选题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思路、创新与不足之处,同时对“矛盾”、“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等概念及相关命题进行了科学界定。第一章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本章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中国古代哲学的矛盾思想等其他思想理论,是认识产生的理论渊源;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探索,特别是在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过程中推进了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认识的产生提供了历史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我国基本国情及其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自身状况及认识能力的变化,是认识产生的现实条件;东欧和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索社会矛盾问题的经验教训,是认识产生的重要国际借鉴。第二章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进程。本章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程度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准,集中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所经历的“重新认定”、“逐步深化”、“重大突破”三个比较大的发展阶段进行了概述,重点分析了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新时代”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两次重大判定”,力求既能从整体上揭示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全貌,又能凸显不同阶段的认识特点。第三章归纳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所涵盖的理论内涵。本章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双方及其关系变化的揭示,阐明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及其变化,揭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关系;通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及其表现、地位及其作用、变化规律等问题的总体把握,揭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属性及其表现;围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战略、路线、方针和政策,则从多重向度上回答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路径。本章还对“新旧”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社会主要矛盾同初级阶段、新时代的关系”以及“党在十八大前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内在关联”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第四章阐释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矛盾认识的价值意义与基本特征。本章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评价理论,建构起融理论创新、实践论证、揭示现实、引领未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评价体系,从多重向度上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取得的重大成果,同时阐明了完善和发展这些认识所应坚持和努力的方向。在认识特征的把握上,从前进性与上升性、总体性量变与阶段性质变、党性与人民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继承性与发展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世界性与本土性相统一的角度,归纳了认识的基本特征。第五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经验启示。本章认为,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必须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根本指导,坚持以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及其变化为主要现实依据,坚持在我国社会矛盾全局中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坚持以不断推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为主要目的,坚持将中国共产党作为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领导核心。结论部分在对全文内容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总结了本文的主要观点,同时也对深化本研究作出了进一步的展望。

刘雯炀^[8]（2020）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主要矛盾是指在整个社会矛盾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并对其他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矛盾。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开始得以阐发和使用的重要概念和术语,并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运用和创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领导人民持续推进社会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历史实践表明,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分析判断准确,并能够随之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就能团结人民群众取得社会革命的伟大胜利。与之相反,往往就会遭受挫折和损失。深入研究“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问题,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视野,有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问题的研究,进而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接续奋斗和取得伟大成就的内在逻辑。本文以社会主要矛盾为研究的核心主题,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主要研究时段,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为研究客体,试图探究社会主要矛盾在中国共产党人当中的接受、认知和运用的过程以及经验启示。本文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引言主要论述了本研究选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属于研究的前提性问题。主要包括研究缘起与意义、研究现状与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创新与不足等内容。第一章,主要考察了社会主要矛盾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问题。从概念史的视野出发,依据古今中外的历史文献和思想论述,重点考察了“矛盾”“社会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等核心概念的历史由来和丰富内涵,以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相关概念有清晰的认知。从理论研究的视野出发,重点分析了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构类型、基本特性和理论价值等基本理论问题。在为本研究奠定重要理论前提的同时,也为展开本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分析工具。第二章,主要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初步把握”的历史阶段。党的一大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进行了初次探索,但严重脱离了中国社会实际。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党的二大较为正确地把握到社会主要矛盾,并制定了符合实际的民主革命纲领。国共两党之所以达成共同革命的战略目标,其重要基础就在于认识到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军阀之间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对象,并初步意识能否有效解决这一矛盾关乎国民革命的成败。但也正是对主要矛盾转化认识的不足,特别是对解决主要矛盾的核心力量——革命武装缺乏足够的领导力,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初步把握,既有成功的经验,更有惨重的教训。第三章,全面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重大突破”的历史阶段。以八七会议为标志,党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大众与以蒋介石为主要代表的新军阀的矛盾,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党的六大全面分析了中国社会矛盾问题,对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六大基本路线的坚持和贯彻,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更加符合我国实际的革命新道路。而“左”倾领导者不断滋生严重错误,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对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矛盾双方力量的变化,做出了极为主观的脱离实际的判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局势,成功实现了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重大突破,制定了正确的抗战路线方针和策略,并在长期的抗日民主革命实践中形成和丰富了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为领导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基础。第四章,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不断深化”的历史阶段。第一,抗战胜利后迅速把握到人民大众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政府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并依据形势变化采取针锋相对的政治策略和军事方针,推动人民民主革命不断向前发展。第二,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既能够理性看待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实际情况,又能够对未来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科学的理论预测。第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既能够认识和解决工作实际存在的主要矛盾,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也能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趋势,成功实现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以确立。第五章,侧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经验启示的凝练和概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探索的有益经验集中为:全面分析国情及其变化是科学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基础,正确认识世情变化和时代特征是科学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条件,正确判断主次矛盾的关系是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关键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认识和处理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基础,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这些历史经验,对其继续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重要启迪:综合分析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及新变化,毫不动摇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认识和解决主要矛盾的根本价值遵循,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全面提升分析和应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综合能力和素质。

郝相赟^[9]（2020）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核心和灵魂,对它的科学理解不仅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和评价,而且关涉到如何科学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长期以来,共产主义“渺茫论”“过时论”“妖魔化”等错误论调不绝于耳,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淡化、弱化、边缘化,成了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实践的呼唤和理论的自觉都迫切需要真正搞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特别是如何从理论认识与理想信念的层面破解和回应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在当下所面临的一系列责难和挑战。正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不断追问,本文以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演进为逻辑主线,以概念辨析、历史生成、理解维度、时代境遇和认同建构为研究思路,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注重史论结合,呈现整体性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具体而言,一是通过对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乌托邦”等相关概念的考察辨析,界定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研究的基本论域。二是在思想史的视域中梳理共产主义学说发生、发展和演进的过程,并在同马克思之前共产主义学说的比较分析中,揭示了马克思扬弃和超越空想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发展史上的革命性变革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以文本为基础进一步考察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时空场域、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分析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萌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总结概括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三是从反思现代性的“理论维度”、消灭现存状况的“实践维度”和未来社会设计的“制度维度”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了整体性的阐释和解读。从反思现代性的理论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从社会现实出发,通过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来探寻人类自由和解放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从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入手,通过对资本逻辑和理性形而上学的双重批判来实现对现代性的内在超越,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重关系的视角透视并展现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解答。从消灭现存状况的“实践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推翻资本主义和剥削阶级压迫,为实现理想社会而力图改造现实社会的革命运动。马克思从科学实践观出发,在生产劳动中找到了理解全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钥匙即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基于这一矛盾把共产主义思想置于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通过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的深入分析,在总结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具体论述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实现条件、实现方式以及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主体、特点和实质。从未来社会设计的“制度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一种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形态。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进规律的研究,提出并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并依据这一基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在自身基础上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未来社会的构想,马克思自觉运用预见未来社会的方法论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总体性概括,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诉求,并具体阐释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和实现方式。四是通过分析当前共产主义面临的时代困境及其原因,全面审视并客观审慎评价了西方左翼学者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解读和发展,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阐明当代中国对共产主义的坚守与扞卫。五是在阐释理想与信念、理想信念与社会现实关系问题的基础上,着力从情感、理论、政治、话语和价值五个层面出发,系统建构了新时代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认同的实践路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博大精深,对它的研究必将是一个持续深入的过程。在今后的研究中,要继续深入挖掘原着,充分利用好文本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进一步巩固基础研究;要努力就共产主义问题与西方左翼学者进行思想交流,在论辩中回应各种时代挑战,进一步增强比较研究;要坚持走进社会现实,把共产主义思想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场域,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中升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进一步深化实践研究。

杜彦桥^[10]（2020）在《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人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变革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变革思想在中国得到了合理运用,并获得充分发展。如今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分析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形成基础、丰富内涵以及其重要意义,对于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是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变革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改革理论为理论根基;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所面临的新危机与挑战为现实基础而形成的;其形成既是对改革开放经验总结的过程,也是对十八大以来改革实践探索的过程。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是一个内容丰富、覆盖面广的理论体系:全面深化改革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把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的总目标,立足人民立场,运用科学的改革方法论推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五位一体”的全方位改革,体现出改革的全面性、深刻性、人民性以及实践性特征。作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指南,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具有及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变革理论的坚持和发展,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指导改革实践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进行,不断扫除发展进程中的障碍,使全面深化改革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现提供内在动力。

二、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与邓小平改革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与邓小平改革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社会革命的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改革的历史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及其当代观照（论文提纲范文）

（5）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与邓小平改革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D]. 白雪.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中国社会革命的理论研究[D]. 班伟.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3]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改革的历史逻辑研究[D]. 李振兴. 辽宁大学, 2020(07)
• [4]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及其当代观照[D]. 侯琳琳.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研究[D]. 吕妍.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6]“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D]. 袁蕊. 山东大学, 2020(12)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D]. 田天亮.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研究[D]. 刘雯炀.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9]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D]. 郝相赟. 兰州大学, 2020(01)
• [10]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研究[D]. 杜彦桥. 渤海大学, 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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