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赋“诗”的文化渊源及其机制

一、春秋赋《诗》的文化渊源及其机制原理（论文文献综述）

张小星^[1]（2018）在《“断章取义”的诠释学意义 ——《左传》赋诗活动的存在论分析》文中认为“断章取义”属于中国古典诠释传统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其本身渊源于《左传》所记载的赋诗活动。作为赋诗活动的核心内容,“断章取义”虽然涉及理解与解释的相关问题,但其本身并不属于一般的文本诠释学,亦即并非“主体-客体”观念架构之下的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与解释活动。在“生活-存在”的视域下重新分析赋诗活动（赋诗断章现象）,可以发现,“断章取义”本身作为诠释乃是一种具有前主体性意义的活动:赋诗活动本身既生成了新的赋诗者,即赋予赋诗者以新的主体性;又生成了新的诗文本,即赋予诗以新的对象性。全文包括导言和结语共有五个部分:导言主要阐述了“断章取义”观念之诠释学意蕴在建构中国经典诠释学过程中的意义以及学界对赋诗断章活动的研究现状,由此指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一章主要考察了赋诗活动的性质。作为存在情境的“享”以及“赋诗”使其本身所蕴含之“断章取义”成为一种具有前主体性意义的诠释活动。第二章主要分析了赋诗活动中诗之新义的生成问题。赋诗断章活动的核心是意义（“志”）的生成问题,其生成机制即是“断章取义”。“志”的生成意味着诗被赋予新的意义规定性。此即“断章取义”本身之诠释学意义的基本内容。第三章主要讨论了赋诗活动中赋诗者之新主体性的生成问题。“诗”之“兴”的特殊功能以及“赋”本身之“获取-给予”的原初意义结构,使得赋诗者在“断章取义”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即赋诗者被赋予新的主体性。结语主要概括了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结论,提出了“前主体性诠释”观念,并在此基础上表达了进一步考察春秋时期之“用诗”风尚以及“引经据典”传统所蕴含之诠释学意蕴的意向。

黄凡耘^[2]（2017）在《春秋邦交用《诗》研究 ——以《左传》、《国语》为主要对象》文中认为《诗》是先秦文献典籍中最为重要的一种之一。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说,其用语典雅优美,历久弥新,千百年来的人们都可以从中获得愉悦。从历史的角度上说,其文本方寸之地,包罗万千,记载了许许多多上古史实。从哲学的角度上说,其思想含蓄深远,意义重大。春秋时期,它被时人们所引用,成为一种实用的工具,被广泛的运用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当中。春秋时,诸侯、大夫、行人相互往来朝聘、会盟。他们最喜欢用《诗》来表明心志。本文第一章着重梳理用《诗》的外在表现形式。春秋邦交用《诗》主要以引、赋、歌、颂四种方式为主,每种方式都各有不同,但又相互联系。其中引《诗》较为随意,赋《诗》着重效果,歌《诗》与“乐”、“舞”相配,诵《诗》意在讽刺。第二章探讨了邦交用《诗》的内在机制及功用。首先分析了用《诗》的类别及其用《诗》人的国别。其次探讨了,先秦用诗的扩散路径及地域,即从姬姓国扩散到非姬姓国,重点是非姬姓争霸国如秦、齐、楚等。最后,考察了其功用,主要即礼乐邦交的隐晦之词、政治争霸的谋略手段和文化认同的判断依据。通过研究可以知道,用《诗》来邦交是春秋特有的文化现象,其兴起、繁盛、衰落都有着特定的原因。第三章则对此着重进行分析,并进而探讨用《诗》现象与礼乐制度之间的关系。文章还进一步结合史实,深入到具体的邦交实例当中,将场景具体还原,进一步探析了其时间范围及其兴衰过程。

陈德琥^[3]（2012）在《《声无哀乐论》与魏晋美学的思辨精神》文中提出"清谈"之风盛行于思想解放的魏晋时代,对当时士人文化空间的定位,"尤乐游燕"、"善言虚胜"等交往方式的生发和思辨风尚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而使得魏晋美学呈现出鲜明的思辨色彩和思辨特证,进而熔铸为一种心境自由、哲思新锐、情感深挚和风神高迈的思辨精神。作为"人竞唇舌"背景下的音乐学名着,《声无哀乐论》"师心独见,锋颖精密",为清谈家必读文献而声誉广被,就在于嵇康一定程度上融通了道家、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使作品在具备突出的思辨特征的同时,集中而充分地凸显了魏晋美学的思辨精神。

柳琳^[4]（2012）在《二十世纪《左传》文献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初，西方新思想传入中国，这种文化的冲击，使《左传》学研究也呈现了很多新的特点，产生了一大批用西方思想研究《左传》的学者，这就使二十世纪的《左传》学研究呈现两种不同的研究走向，一是继续传统经学领域的《左传》研究，一是用西方科学思想对《左传》进行新的阐释。基于以上特点，本论文对20世纪的《左传》文献学研究成就，大体从性质、文本内容、注释以及史学角度进行分类研究，力图概括出各类《左传》文献成果的特点和学术价值，说明《左传》文献学研究的进程与现状。本文分为六部分。绪论部分，首先对前代《左传》学史进行了简要总结，并回顾了20世纪《左传》文献学研究状况，并进行了梳理，确定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一部分，20世纪《左传》性质问题的讨论，主要包括“刘歆伪作说”的真伪问题，以及《左传》是否为《春秋》之传的讨论。第二部分，《左传》文本内容的研究，主要包括《左传》作者及成书年代问题的讨论，《左传》的称名、材料来源以及相关问题的考论总结。第三部分，对20世纪以来《左传》的白话文注本、译本进行简要介绍，并总结其特点及成就。第四部分，《左传》对《诗》、《书》、《礼》、《易》等先秦经典引用情况的研究成果总结。第五部分，《左传》与同时代或相近时代的其他史籍对比研究成果的总结，主要包括《左传》与《国语》关系问题研究，《左传》与《战国策》史传文学特色对比，以及《史记》对《左传》的继承与发展。结语，简要总结20世纪《左传》文献学成就，并对未来的《左传》文献学研究走向进行展望。

车艳^[5]（2011）在《从礼学视域研究荀子文艺思想》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在国内外前贤荀子思想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和评述,力图从礼学视域角度研究荀子文艺思想。荀子文艺思想包括乐、《诗》、文等几个范畴,其中以礼学思想为哲学根本和理论前提,其中礼乐文化既是其文化背景,乐、诗、文三维度在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哲学前提下,构成了荀子文艺思想体系立体结构,加深了其内涵,也拓宽了其范畴。将荀子文艺思想分为乐论、《诗》论、文论三个层面去剖析,可以将荀子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和内涵外延最大化的拓展和挖掘,能够使得研究比较系统、全面,将荀子文艺思想的理论内涵与价值较为客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还原他在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史发展进程中应有的历史地位,维护有关荀子的历史评介的公允性。

曾建华^[6]（2011）在《《左传》用诗渊源考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先秦典籍中的“诗”具有多义性。1、作为本体的原初的“诗”是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神圣“歌辞”,是神职人员沟通天神、预兆吉凶的工具,也是人向神表达虔诚之“志”宣示忠诚以祈福禳灾的“礼仪圣辞”,”是一种承持、负载内心思想情感的媒介工具。“诗”之性质在于“言志”,其“志”是为了配合乐舞,营造谐和的氛围,沟通人神,最终达到“神人以和”的目的。即“诗”为通神的工具,而“诗言志”,是与宗教祭祀仪式密切相关的活动。2、作为文化范畴或者文学概念,“诗”与“书”一致,是当时的两大文体或流传于世的君子、圣贤们的言论。而两者之不同处在于“诗”是以韵语形式“志”言事,而“书”是以散文形式“志”人事,且皆有谏议君王以顺天之“志”的效能,换句话说在春秋以前的古人眼里,“诗”也是对某种过去发生的人事的记录和歌咏。3、从《诗》的接受流变来看,古人（尤指春秋及之前人）所指谓的“诗”的内涵远较今日之《诗》宽泛,涵括了所谓的“赋”、“比”、“兴”,其用途也极为广泛,各种大型礼仪场合均不能离开“诗”。而作为我国最早之诗歌选集的《诗经》,乃是经过一再删编（或编订）后的古“诗”文本,古之“诗”绝非今日之《诗经》,两者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左传》等先秦典籍所谓“诗曰”之“诗”乃是一种有别于“书”,同时又与“歌”、“谣”、“谚”等相关连,并且源于宗教仪式的韵语文体。歌、诗、谣三者之间具有微妙的嬗变关系：歌是诗与谣的“源头”或“总名”,“《诗》”是古谣谚等等多种韵语形式的“集大成者”,是谣、谚等民间文艺形态的升级,涵括了它们各方面的特性,是上古文明的集中体现。歌一方面是一种古老的“歌咏”行为的泛称,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原始韵语文体,类“诗”的祭辞、韵爻、铭颂以及古文《尚书》中所载的《四子之歌》等古歌都是“诗”或前“诗”韵文。原始的“歌”不仅是各种古老韵语文体之“总名”,还是诗、谣、谚三类韵文形式的原始形态和本初称谓,是原始时期神职人员与天地神灵进行沟通、具有宗教色彩的祭祀歌辞。原始的歌就是原始的“诗”（如原始《九歌》）,诗与谣皆从歌中派生出来的,其中谣是在民间流传而未入乐、未入文的口头语式,是一种与“歌”之合乐不同的“徒歌”,一种民间的类歌式语体；相反“诗”则是雅化后的“歌”,是对歌的承继和改造,《诗》尤其是其中的《颂》保留着较多的古歌的特点,“歌”“诗”皆能歌且合乐,在“永言”的同时又都具有“言志”的功能。谚是各个时期的人们从各种歌、诗、谣、铭等韵语文体或其它非韵语文体中直接摘取或间接提炼出来的一种警句,多数有韵,故可以看做歌谣或诗的附庸。而作为语体的歌、诗、谣实际上是同一韵语文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称谓而已。从具体的接受层面看,《左传》中歌的使用涵括了赋、歌（讴）、诵等多种形式,却独独没有“取义达志”的“引”用形式,而谚虽只是只言片语的征圣手段,却突出了“取义”以“达志”的功能。而《左传》等先秦典籍用诗恰可分为四大类：1、歌诗,通常只在大型的宴会中采用,并且由专业的乐工演奏；2、赋诗,是形式稍为自由的自言其志的表现手段,对场合要求没有歌诗那么严格,但是要求赋诗者对诗义有相当的了解；3、诵诗,往往是借助诗义对宾客进行讽喻或告诫,通常也由乐工吟诵,且很少使用。4、引诗,是一种在言谈间引用诗经中某个章句（通常是只言片语）以论证自己观点或强化所要表达的意旨的一种独特的用诗行为。赋诗最接近古歌的表现形式,诵诗则最能表现古歌讽喻之目的,唯歌诗是对古歌歌诵形式的巨大改变。这就说明赋诗、歌诗、诵诗、引诗与古歌谣谚的使用等多种接受行为之间存在一个纽带：由诗、辞、歌、谣、谚等多种原典精神与使用语境所共同营造的一种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即原始语义场,全部用诗行为都是在“诗”所具有的原始语义场中进行,因而让“诗”等韵语文体在使用中具备法典性甚至是“宗教性”。一方面作为原始诗的“古歌”是一种天赋或神授的“神歌”,圣贤的创作、传播与提倡的歌诗则是一种人造之“圣辞”,[1]而“权威性”与“神圣性”二者便构成了一个古歌、诗、谣谚在产生之初就被置入的原始语义场,正是这种语义场的存在才让原本普通的“诗、歌、谣、谚”穿上了神圣的外衣,带上了共识和庄严,进而内化为一种类似于原始宗教性质的接受思维模式,且具体表现在上述“诗”的四种应用行为中。

毛振华^[7]（2007）在《《左传》赋诗研究百年述评》文中研究表明赋诗是春秋时期一种特殊的活动和文化现象,这在《左传》中有详尽而生动的记载。赋诗历来颇受学者们关注,20世纪20年代以后顾颉刚、朱自清等的研究代表了传统研究模式向新型研究的转折;80年代以后的研究注重新理论、新方法的借鉴和吸收,并进行了多维度的开拓,创获甚多;这一时期台湾地区的研究也颇为引人注目。

孙敏^[8]（2007）在《《左传》、《国语》赋诗、引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春秋时期,“诗”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各方面,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表明“诗”在日常交流活动中担当重要的角色。“诗”与人们的生活关系紧密,《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保留了大量的用诗记载。通过对《左传》、《国语》引诗、赋诗的研究,可以解决《诗经》研究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本文第一章就此展开分析。第二章即全面总结引诗、赋诗的功能及作用。春秋用诗的最大特点是“断章取义”,这与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以及赋、比、兴的手法在赋、引诗过程中的运用,构成了本文第三章的内容。第四章转为讨论诗本义在赋诗、引诗过程中的扩展以及失落。“赋诗言志”被称为“春秋最文明之事”,通过对《左传》、《国语》赋诗、引诗的研究,将加深我们对这一特殊历史现象的理解。

穆静^[9]（2006）在《春秋行人与战国策士外交辞令比较研究》文中提出春秋行人和战国策士都以外交辞令闻名于世,他们在谏诤、游说过程中使用的言语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外交辞令,《左传》和《战国策》是集中记载这些外交辞令的伟大着作。本文结合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的不同特点,对春秋行人与战国策士的外交辞令进行了比较分析。文章分为四部分。第一章对春秋行人与战国策士辞令特点进行了概述,分别简要介绍了春秋时代与春秋行人、《左传》其书与春秋行人辞令的特点、战国时代与战国策士以及《战国策》其书与战国策士辞令的特点,阐明了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呈现出的不同的时代特点以及在《左传》和《战国策》的外交辞令中的反映。第二章是论文的主体,这一章笔者从语言风格、表达方式、引用内容三个方面对春秋行人辞令与战国策士辞令进行了比较研究。在语言学、修辞学的理论观照下,笔者通过引用原文的外交辞令进行直观比较,进而发掘两者呈现不同特点的理论依据。在论文的第三章,笔者对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社会地位、文化环境和价值取向进行了深入分析。春秋行人辞令与战国策士辞令相异又相关,文章的余论部分,简要论述了春秋行人辞令对战国策士辞令的影响,阐释了后世文化对前代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本文的论述结合了普通语言学、汉语修辞学与认知修辞学等学科的知识,借鉴了统计学的相关方法。这一角度在当前关于《左传》、《战国策》外交辞令的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另外通过对春秋行人与战国策士外交辞令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从行人、策士娴熟的语言运用能力上得到启发,了解我们的母语——汉语言形式可以承载的深厚内容,提高我们继续学习和运用汉语言的能力。

王妍^[10]（2004）在《春秋赋《诗》的文化渊源及其机制原理》文中研究说明周代统治者编《诗》是对原始乐歌文化教化机制的发展应用。在西周礼乐盛世,《诗》乐章演绎了礼义。春秋时代礼仪崩坏,礼义失去所赖以附丽的礼乐仪式,但礼义已凝结为全社会所认可的道德规范,《诗》词章成为蕴涵礼义的文化元典。原始乐歌教化意蕴的铺陈展示与参与主体的体验感悟发展为对《诗》词章的赋、比、兴的应用,形成了赋《诗》活动的机制。

二、春秋赋《诗》的文化渊源及其机制原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春秋赋《诗》的文化渊源及其机制原理（论文提纲范文）

（1）“断章取义”的诠释学意义 ——《左传》赋诗活动的存在论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春秋邦交用《诗》研究 ——以《左传》、《国语》为主要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3）《声无哀乐论》与魏晋美学的思辨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4）二十世纪《左传》文献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从礼学视域研究荀子文艺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6）《左传》用诗渊源考辨（论文提纲范文）

（7）《左传》赋诗研究百年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8）《左传》、《国语》赋诗、引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春秋行人与战国策士外交辞令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春秋赋《诗》的文化渊源及其机制原理（论文参考文献）

• [1]“断章取义”的诠释学意义 ——《左传》赋诗活动的存在论分析[D]. 张小星. 山东大学, 2018(12)
• [2]春秋邦交用《诗》研究 ——以《左传》、《国语》为主要对象[D]. 黄凡耘.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2017(11)
• [3]《声无哀乐论》与魏晋美学的思辨精神[J]. 陈德琥.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09)
• [4]二十世纪《左传》文献学研究[D]. 柳琳. 黑龙江大学, 2012(10)
• [5]从礼学视域研究荀子文艺思想[D]. 车艳. 福建师范大学, 2011(05)
• [6]《左传》用诗渊源考辨[D]. 曾建华. 广西师范大学, 2011(04)
• [7]《左传》赋诗研究百年述评[J]. 毛振华.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4)
• [8]《左传》、《国语》赋诗、引诗研究[D]. 孙敏. 安徽师范大学, 2007(07)
• [9]春秋行人与战国策士外交辞令比较研究[D]. 穆静. 河北大学, 2006(09)
• [10]春秋赋《诗》的文化渊源及其机制原理[J]. 王妍.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06)

标签：战国策论文;  左传论文;  文化论文;  春秋论文;  声无哀乐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