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王家曦[1]（2021）在《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对战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外交所做之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经济外交”即某一国基于政治考量,透过权力相对关系,将经济工具作为媒介,针对特定的外交战略目标,由施动主体（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对受动主体（同样为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策动与控制,以引导或迫使受动主体服从施动主体的政策目标及利益诉求的行为。经济外交有两种形式,即“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其二,“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中最为典型的两种经济外交,其涉及对象的广泛性、战略目标的多元性、战略手段的丰富性和战略效果的显着性,都为探讨经济外交的性质、作用和意义指明了方向。经济外交实践又作为国际社会体系和权力结构中的能动因素,形成了一个交叉嵌套、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战略交汇与互动,这就为在层次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对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可能性。战后的美日经济外交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空背景下,面临共同但有所区别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所关注的即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对机遇和挑战的认知与因应,并尝试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加以探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战后不同阶段中,美日两国进行了哪些经济外交实践?其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哪些特点?从理论视角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存在哪些联系和区别?形成这些联系和区别的主要动因为何?这些动因又将如何影响美日两国经济外交的决策和实施?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回答,是本文展开研究的主要脉络。通过梳理美日两国经济外交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本文根据战略核心指向的转换与战略的调整和演进,梳理出以下几点研究发现:其一,战后初期是国际经贸新秩序的形成阶段,美日两国由于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权力资源的不同,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外交路径。美国通过经济外交塑造了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维持经济权力的经济外交路径。而日本则通过积极在东南亚开展经济外交摆脱了战争带来的萧条与停滞,重建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扩大经济权利和利益的经济外交路径。其二,进入冷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和全球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外交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权重都在持续上升。安全关切也成为经济外交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能源、贸易、高科技产品等涉及国际经贸的议题成为外交战略中安全关切聚焦的重点。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拥有压倒性的体量和优势的美日两国,其经济外交中的安全化构建也随之展开。贸易壁垒、贸易保护和经济制裁成为经济外交的新工具,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安全内涵。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国际经贸发展的形式和方向,也对此后两极格局的瓦解和新的全球经贸秩序形成埋下了伏笔。其三,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瓦解释放了压在国际经济贸易头上的安全重负。从20世纪末至今,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国际经贸大繁荣、大发展的催化剂。在进入新的跨越式发展时代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对全球化和区域化这两大趋势做出战略回应。对于美国来说,“其他国家从自由贸易协定中获益过多”被界定为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域外国家”和“亚太地区主要参与者”双重角色之下的美国为了应对此种威胁,确保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便通过经济外交对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这一战略挑战做出了回应。而面对亚太区域的整合和域内国家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日本有以下几个战略主张:第一,以经济为手段建立美国、日本与欧洲三极国际新秩序;第二,加强美日安保及突显自己为西方国家一员,除了运用美日同盟关系与亚太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外,日本也以亚太先进民主化国家自居,主导亚太民主化;认为身为亚太民主国家,必要努力使亚太稳定与和平共存。回顾美日经济外交从形成到发展的整个变迁过程不难发现,经济事务在外交中的地位和权重是持续增加的。作为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相交叉的特殊领域,经济外交是国际关系领域中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对经济外交的既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的性质、手段、地位和作用受到较多关注。纵观二战以来的外交史,经济外交的作用不断强化,影响不断外溢,特别是在全球化将全人类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之后,经济外交的更加不可替代。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经济外交倡导的“合作、互惠、共赢”理念并非总能在外交政策中占据主导,甚至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经济外交本身就会成为冲突和对抗的诱因。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入口,如何通过经济外交框架下的合作共赢和包容性增长重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和进步主义,经济外交如何在防范和化解冲突风险、拓展人类共同福祉、促进国际经济制度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是时代留给所有国际事务参与者们共同求索的一道考题。
王胜男[2]（2020）在《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指出“全球治理”一词在近现代国际政治语境中未曾见到。最早发明这一概念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距今也不到30年。目前有关“全球治理”的内涵解释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但是共同的解释都聚焦于“全球化”与“全球困境”两个语境。换言之,“全球治理”是伴随新时期的“全球化”到来,引发了以往未曾见到或者是未曾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全球困境”产生而产生的。很显然,“全球治理”属于国际政治现象,涉及“体系、行为体、价值与目标”,应当说,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应有尽有,那么,与传统的国际政治相比,是不是能够完全独立于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构成新的国际政治理论诠释?回顾国际关系领域的几大流派可以发现:国家间关系取决于国际体系、国家行为体与人性之间的互动,权力与利益成为国际政治的追逐目标,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成为密不可分话语叙述。从发展历史来看,现实主义相对历史悠久,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理论在研究国家之间的预防战争与追求和平方面,延伸并扩大了有关国际体系与其他行为体的“角色”作用,个人、公民团体、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行为体角色”纳入讨论范围。自冷战结束以来,建构主义的出现,扩大了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视角,对权力、身份、观念与秩序进行了更广度的讨论,进一步将身份角色、观念角色等国际社会领域的概念纳入到国际关系中来,其中“安全共同体”的理念打破了传统国际关系话语权的垄断,但国家行为体作为传统国际政治的主导角色,国家安全作为“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的叙事基本没有颠覆性的变化。进入21世纪,随着新全球化的到来,“全球主义”路径日渐浮现出来,但这一新视角并不意味着国家主导角色的丧失,其方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的图景,在新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理论从全球视角出发,作为研究国家关系新的理论现象与内容,既继承了上述传统理论的精髓,又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国家关系的方法与视觉,拓宽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同时,由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困境”的出现,以往被视为“低级政治”的非传统领域的东西变成了被优先考虑的“高级政治”的内容,如此次突发公共安全卫生事件,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导致全球各国紧密联动,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简而言之,现有的全球化的全面深化,打破了国家封闭的“海洋孤岛”,全球体系形成了彼此联系,相互依赖的网络,这种相互依赖性全球性结构导致合作越成功共同收益就越多,反之,对抗越激烈损失就越大。任何国家只关注自己国家内部事务,而回避与其他国家相互关联与互动,完全不参与现有的国际事务纷争之中,试图维持本身的“角色孤立”已经不尽可能。近30年来,面对全球治理困境严峻现实,大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引起学人的关注,并常常被放在全球治理的国际政治中心的位置。中美两国分别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角色认知、角色期望、角色需求,面对新一轮全球化的出现,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表现出不同的“角色定位”。从全球治理动态发展来看,国家的“角色定位”具有多维度。每个参与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确定不同角色。而全球性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定位”的作用尤其突出。大国“角色定位”一旦形成,对全球治理的实践、体系结构的稳定影响巨大。可以说,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如果减少“角色冲突”,全球治理体系就存在了一个持久性的基础,体现出来的一种稳定模式。反之,如果“角色冲突”加剧,全球治理体系也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彼此联系、依赖与博弈关系的全球治理的系统中,经过反复多次的“角色冲突”,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性竞争”逐渐向“对抗性竞争”偏移。“对抗性竞争”危害在于将会全面延伸到其他领域,因此,中美之间如何相互认知适应、追求共同利益、规避对抗竞争、追求相对收益与共同收益就成为“合作优势”的基本动机。当然,相互依赖性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竞争领导权的现实主义本质属性,但合作共赢的目标极大修正了对抗性竞争“零和博弈”的走向,因此,构建中美之间良性的“竞合关系”,就成为全球治理的当务之急。本论文研究,主要涉及了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认知、角色预期、角色定位、角色冲突、受众效应、角色嬗变与新时代“角色再构建”等多方面内容,按照国家主义、国际主义与全球主义三个路径方向,融汇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理论,借用全球治理宏观理论,将角色中层理论与竞合关系的微观理论有机结合,集中在全球治理、区域治理与大国双边角色互动三个层面,同时,在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全球公域治理和全球区域治理等六个主要领域展开多维度的研究。在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今天,国际政治不仅步入“百年未曾有的大变局”时代,人类也面临迄今未曾见到的全球治理困境。因此,如何构建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合作性角色”,如何推动中美两国的良性的“竞合关系”,对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对全球治理困境的解决、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郑实[3]（2019）在《国际法价值体系的重塑 ——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文中提出既有的国际法价值体系在为人类社会有序发展提供价值指引的同时,也蕴含着诸多危机。而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许多对人类生存造成严重威胁的全球性风险都迫使既有的国际法价值体系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从国际法与国际社会的交互关系出发,重塑一种合理的国际法价值体系,不仅有助于化解其内部潜在的危机,也能更有效地应对全球性风险所带来的挑战。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既有国际法价值体系在国际法实践中潜藏着深刻的危机。在具体内容上,该危机一方面表现为整体架构上的结构失衡:正义与秩序的价值紧张,以及自由、平等与安全之间的价值冲突。而另一方面,该危机则表现为具体目标上的要素缺失:秩序价值存在着时代内涵的缺失,平等价值存在着形式化的价值局限,人权价值存在着人权保障功能的扭曲。透过危机的表象深入其里可知,导致国际法价值体系危机的原因有二:一则归因于自由主义价值观内部所存在的困境以及美国所主导的自由霸权秩序的衰落,二则归因于国际社会现代性转向与国际法滞后性因素的共同作用。国际法的价值是国际法价值体系的理论根基,它是指国际法对于实现价值主体的主体性所具有的意义。它的基本内涵由主体性要素、自然法本性以及主权与人权二元价值结构所构成。它的主要外延包括正义与秩序、自由、平等与安全以及人权。它还具有主体客观性、多元性和历时性的根本特征。国际法价值体系的基本构造表现为:正义价值可以通过整合自由与平等价值来构筑关于正义的原则体系,秩序价值的本质在于安全价值的制度性外化,人权价值的达成则在民主制度与法治实践中具体化为对于自由、平等与安全价值的实现,而正义与秩序价值最后将统一于和谐价值之中。由此,各项价值按照这种逻辑关系构成了静态意义上的国际法价值体系。国际法价值体系的历史演变则表现为:通过国际法各项价值目标之间主次序位的变更和替换,来完成国际法价值体系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以适应不断发展和更新的国际法社会基础。风险社会理论是检视国际法价值体系的新视角,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是在自然与传统终结之后的现代性风险,它是人类理性支配下制度化组织化的人为决策产物。从风险与法律之间的内在关联看来,国际法是通过宏观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原则来对风险进行管控的。另一方面,风险社会具有现实与建构的两种维度,它在内容上主要是指贝克与吉登斯所代表的制度主义风险社会理论。从法学视野看来,法学界对于风险社会的理解是把风险社会当作了一种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理论,该理论对法律价值和制度都具有重塑作用。基于此,风险社会也将对国际法的价值体系产生变革性的影响。全球风险社会与国际法社会基础变迁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与风险全球化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另一方面,国际法的社会基础是由国家间交往作用形成的国际关系和整个国际社会存在共同构成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国际法社会基础变迁的新趋势应当是朝向全球风险社会的阶段迈进。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与国际法价值体系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全球治理本质上是一种综合了治理要素与权力要素的权威运作过程。它旨在解决全球性问题,而全球性问题实际上渗透着全球性风险。全球治理正逐步转变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与此同时,有效的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以达成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价值共识为前提。而国际法价值体系则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价值观提供了基本框架,构成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价值之维。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面临着一定的理论困难,即自由、平等与安全之间的价值博弈形成了一种国际法价值体系的“三元悖论”:国际法最多只能同时满足其中任意两项价值,而放弃另外一项价值。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张的自由主导的国际法价值体系,在实现自由价值的同时损害了平等与安全的价值。发展中国家所主张的平等主导的国际法价值体系,在实现平等价值的同时对自由构成了限制并引发了价值失灵。风险社会视角下国际法价值体系的重塑,则是以应对全球性风险为目标,朝向以安全为主导的国际法价值体系进行转变的过程。而在以安全作为主导价值的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过程中,风险分配的逻辑取代了财富分配的逻辑。因此,秩序价值的内涵由安全保障演变为了风险预防,平等价值的内涵由形式平等演变为了实质平等,而人权价值也由霸权政治的滥用演变为了协商民主之下带有程序性限制的人权保障。国际法价值体系的重塑在其实践路径上有主体条件、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一,就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的主体条件而言,遵循行为规范原则的大国是其核心主体,通过遵循行为规范原则的大国政治的运作才能有效遏制霸权政治价值观的输出。其二,就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的主观条件而言,应当重塑从实践理性到交往理性过渡的国际社会公共性,并且在国家间交往模式的观念上也应当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变,以避免主体性原则的绝对化。其三,就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的客观条件而言,既有的国际法实践只有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层面始终保持能动与克制的平衡,才能使国际法价值体系的重塑得以可行。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为国际法价值体系的重塑提供了方案,它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使中国基于身份自觉而逐步完成世界权力的转移,而和谐价值观必将为国际法的价值体系奠定中国底蕴。其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确立了国际法价值观的中国立场,同时也有助于构建和谐共生的国际关系。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推动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的中国理念,从实质上体现出了国际法价值的主体间性,其新安全观也使得构建以安全为主导的国际法价值体系成为可能。其四,“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步实践,不仅促成了经济融合,也增进了政治互信,在该倡议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国际合作也必将创制新的国际法规范,进一步夯实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的现实基础。
李国敏[4]（2019）在《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应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面临的战略风险。对于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其应对,国内外有了丰富的研究,但对于海外战略风险,人们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固然战略风险与政治风险关系极其密切,但鉴于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影响后果的特殊严重性,有必要予以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围绕上述核心问题,我们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为主,同时运用历史考察、案例分析等方法展开全文。首先弄清企业国际化理论和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史,重点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的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情况,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其次,着重对企业海外战略风险进行解析。在梳理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基础上,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探讨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往往由宏观国际环境格局或中观双边外交关系的重大变动所造成,具有宏观全局性、强烈的政治性和立体多维的关联性,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和突变式涌现特征,其破坏性极大,并且可能持续发生不利影响。论文还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接着以中兴通讯和华为两个中国高科技企业作为案例,分析在新时代、百年大变局背景下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造成的严重战略风险。本文还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案例,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等因素对于中企海外项目造成的战略风险。最后,论文就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提出了应对建议,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利益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刘磊[5]（2019）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融资与反恐怖融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为资源的有效配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加速了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的蔓延。对于恐怖组织来说,资金是他们的生命线、是驱动力;没有资金支持,恐怖主义就将无法运作。国家有必要基于经济基础,切断恐怖组织资金流,阻断恐怖资金转移通道,以限制恐怖组织规模的扩大,并削弱其影响。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立场,结合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融资从需求侧、供给侧以及流通转移渠道三个方面进行理论分析,并通过比较分析国际组织和部分发达国家反恐怖融资体系和具体做法,进而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一方面完善了恐怖融资理论研究体系,丰富了反恐怖融资理论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另一方面从实践角度对国际反恐怖融资机制及我国反恐怖融资进行分析,对于我国完善反恐怖融资战略和机制,打击恐怖主义,从而维护我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恐怖主义不仅在全球造成人员伤亡和恐慌,也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损失。本文提出对恐怖主义这一政治性极强的课题进行经济学角度的思考。比如,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选择成本收益比最合适的恐怖袭击方式;采用“消费替代”理论分析恐怖袭击目标的变化;采用“社会收入”理论来分析恐怖组织和恐怖袭击长久存在的原因;尝试通过理性选择理论和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恐怖组织的预算约束,即恐怖融资的规模对恐怖组织恐怖袭击行为的影响;还通过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恐怖组织领导人、恐怖融资委托人之间的博弈和策略选择,并提出政府可以通过秘密冻结涉恐资产、公开监视恐怖分子亲属以及发展经济等方式来提高对恐怖融资的打击力度。恐怖融资需求侧是恐怖组织的各项支出需要。恐怖组织与现代社会组织一样,需要资金作为其运营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运营一个恐怖组织,可以被看作是在运营一个特殊的公司,其追求的是将培训、意识形态宣传、武器装备等资源投入,通过恐怖组织自身的“生产”,将其转化为恐怖袭击、政治权利、影响政策等“增值产品”,并通过一系列运作程序,将“增值产品”“出售”给社会团体、宗教团体、特定种族团体等特定的“客户”。而维持这个特殊公司不仅需要发动恐怖活动所需的武器装备、交通工具、后勤保障等直接开销,还需要运营人力成本、宣传成本等间接成本。恐怖融资的供给侧是恐怖融资的主要来源,其供给水平决定了恐怖融资的规模,进而决定了恐怖组织的规模和实力。恐怖融资的供给可分为外部资助和自我融资两种类型,而外部资助包括国家资助和非国家资助,自我融资则包括贸易等合法收入和绑架、贩毒等非法收入,此外还有所谓“征税”的资金供给。恐怖融资不同的供给来源方式各有优劣,不同的恐怖组织通常会根据其历史背景、所处环境、组织形态、任务目标等因素,选择适合的一种或多种恐怖融资方式。不同时期的恐怖组织也会侧重于不同的恐怖融资方式,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恐怖融资的流通转移渠道是恐怖融资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即支出和收入之间进行流通转移和价值转换的通道,主要包括正规的金融系统、非正规的价值转移体系、基于贸易的价值转移途径,以及虚拟货币等新兴转移方式。随着互联网金融的高速发展,虚拟货币、网络支付、暗网交易等方式,已吸引了恐怖组织的目光,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国际恐怖组织,也借助比特币、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和方式筹措和转移资金。对联合国、美国、英国、俄罗斯等组织和国家的反恐怖融资体系进行比较分析。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埃格蒙特金融情报组织等国际组织通过各种形式为国际反恐怖融资合作与交流做出了诸多努力。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发达国家根据国际公约,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建立了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和行业准则在内的相对完善的反恐怖融资法律体系,建立了多部门协调合作的执法体系,充分发挥各执法部门的专业性和积极性。“了解你的客户”“风险为本”“一致监管”和“持续性”是国际反恐怖融资工作坚持的普遍原则。虽然国际社会对打击恐怖融资有基本的共识,但是在全球反恐怖融资合作机制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通过猎鹿博弈的分析,证明了在国际社会中就打击恐怖融资进行政府间合作几乎不可能成功。我国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但恐怖袭击威胁不断加大,反恐怖斗争形势严峻复杂。“东伊运”作为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恐怖主义威胁,通过直接发动恐怖袭击活动、组织培训和转移恐怖分子、在境内募集恐怖活动资金等三个方式对我国安全造成危害。根据分析,我国面临的恐怖袭击风险和洗钱风险都较高,两者叠加后使得我国也面临着中等水平的恐怖融资威胁。我国的恐怖融资供给来源主要包括个人或企业资助、变卖个人财产、经商所得、向信教群众筹措等“合法渠道”以及抢劫、盗窃等违法犯罪收入。我国通过参与国际反恐怖融资标准制定,不断扩大我国在国际反恐怖融资中的话语权。通过构建包括刑事立法、行政法规、行业规范和要求在内的多层次、系统化、立体式的反恐怖融资法律体系,建立了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反恐怖融资工作机制,并通过定向金融制裁、涉恐资金冻结等配套制度确保反恐怖融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我国反恐怖融资实践中存在社会反恐怖融资意识淡薄、相关法律法规仍不够完善、政府机构组织体系与工作机制还不健全以及国际合作力度还比较薄弱等问题,但整体上从立法、情报质量、可疑交易监测有效性、资源配置、国际合作有效性等方面的评估显示我国反恐怖融资脆弱性处于中低水平。为我国反恐怖融资应从改善社会环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反恐怖融资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以及扩大反恐怖融资领域的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另外,还要制定我国反恐怖融资战略,从国家战略层面去统筹部署反恐怖融资体制机制设计,进而推动我国反恐怖融资工作迈向新台阶。
段涛[6]（2019）在《战略对接理论建构研究 ——基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战略实践分析》文中认为随着2015年中国发布“一带一路”倡议,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逐步成为普遍接受的国际理念。其中,“战略对接”的表述也逐步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普遍认同的重要途径。但学术界还没有关于“对接”的理论阐释和概念化建构。无论是权力核心的现实主义、制度崇拜的自由主义还是观念认同的建构主义,均专注于对国际社会以及国家间行为关系的阐释与解释,却忽视了国家间互动和国际关系“应然”的发展目标之共识,以及实现该共识和目标的原则与方法。对于当代全球化危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不应停留在理论分析工具层面,更应从目标和路径方面,提供能形成共识和实现共赢的解决方案。本论文提出,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的概念可以归纳为:在国家主权管辖权涉及区域合作领域,国家相互间通过主动磨合和主动调适,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形成互利和稳定状态的一种“高阶”合作。从阶段过程方面,提出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可划分为战略评估与决策、战略实施与反馈、战略互动与调适等不同的三个阶段,以及主动型、联动型和关联型等三类战略对接阶段的不同类别。提出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的动力因素,要在考量保障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以国家间利益合作并创造增量为主要目标,兼顾国家文化交流与规则合作,形成互利共赢和可持续战略对接动力体系。在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机理模型方面,分类分析硬资源和软资源不同对接机理,进而归纳战略对接高和低的两层次模型,提出竞争、中性、合作与共生四类基本关系,总结出战略对接中利益合作竞争的实质就是资源整合,核心是通过对接与合作,克服国际秩序无政府状态导致的“零和博弈”趋势,克服国际市场资源配置失灵的影响,并由资源整合产生战略对接的增量收益,实现“1+1大于2”的效果。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从合作形式的“高阶性”、合作行为的主动性、合作原则的共商共建共享、地区主义的开放性、对接过程的磨合调适性、对接实质的利益创造和分配性等方面,对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的理论内涵进行梳理建构。本论文初步提出了“战略对接”理论分析框架体系,但理论支撑度、逻辑严密性、考量覆盖面以及运用操作性等方面均有待完善:形成国际关系“对接”理论的渊源支撑;论证“战略对接”理论单列发展可行性;基于“战略对接”理论体系,提出新型国际规范、机制、制度和体系等国际关系协调新工具。
卢建有[7]（2018）在《新时期我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是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网络已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最大变量的背景下,切实抓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性、全局性和根本性意义。当前,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改革的力度、深度、难度前所未有,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价值观呈现多元倾向,各种新思潮不断涌现,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也成为了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时代背景给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既坚持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思想地位不变,又能统筹兼顾多元融合的社会和经济体系,实现主体地位不变,客体与主体相互统一;如何既坚定理想信念和物质需求的均衡发展,又能统筹把握好高校群体精神世界和谐稳定的基本需要,实现二者之间相互协调共进;如何深化高校群体通过网络来加深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识和理解,又能增强高校群体对我国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实现理性判断和感性思维的整体提升;如何既坚持高校群体对我国国家意识形态理解掌握的标准,又能在多元思想背景中提高高校群体的接受程度,实现通过网络平台确立我国主导的先进文化与大众的有效对接。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如何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合理融入在我国社会有机体中,把握意识形态安全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相互关系,并探寻网络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防御中表现的形式和发挥的作用等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结构功能分析、立场博弈分析、社会有机体分析等方法,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置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把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本质、总体形势和发展规律,探究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的核心领域、构成要素、生成机理和实现方式,并针对其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历史流变,提出相应的工作目标和实践策略,以期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参考借鉴。全文研究内容除导论、结语外,主要内容共有五章:第一章,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理论。重点概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与定位,厘清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完全建设的价值定位、分析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系统构成及运行机理。首先,通过分析意识形态安全的本质内涵,进而考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含义,明确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相关范畴及基本定位;其次,从主体及意义两个维度阐述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价值定位;再次,揭示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包括社会运行系统、价值信念系统、育人引领系统、环境接受系统四个系统,自身内部要素构成的核心层、意识形态领域构成的交叉域、对社会拓展范围构成的延伸体三层结构;最后,分析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运行促进价值信念的初步形成、政治合法性的取得、教育资源占领与社会基础构建、主体认同接受及践行、价值信念系统更新等方面的实现过程,并研究了其抗体发展机理、传导认同机理、发挥传播机理。第二章,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状况。重点梳理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历史、经验和运行状况,阐述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机遇、挑战及课题。首先,重点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基本经验,并从内容、方式、路径三方面分析了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运行状况。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网络发展给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带来的机遇,即扩展了内容空间、拓宽了实践路径、丰富了载体阵地;其次,探讨了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抵御外部渗透不力、网络信息管控不善、传统工作方法不适、技术应对能力不强的挑战;最后,提出了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课题,即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与多元之争、社会价值观选择中的传统与现代分野、文明交融交锋中的秩序变革与重建。第三章,网络数据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着重理顺网络数据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理等问题,同时分析网络数据对意识形态安全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对出现相关的问题进行分析设计和技术完善。首先,分析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语境下网络数据的内涵,即“比特”数据的新特征与大数据时代中传统信息分析手段的革新、终端到终端的自由连接形式与人的存在及交往方式的嬗变、数据凝成的空间与虚拟社会的生成。其次,探讨了网络数据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作用机理,即作为生产工具的网络数据带来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转型、作为思想载体的网络数据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也有着直接影响。再次分析了网络的草根性,网络传播的即时性,网络技术的先进性,网络数据的无边性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挑战。最后,提出网络数据语境下的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分析框架。第四章,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实践策略。着重分析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基本原则、目标选择以及重点策略。首先,明确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基本原则为:遵循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律、打造“时空—主体”联动格局、以阵地建设夺取网络话语权、正确处理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关系;其次,从根本目标、具体目标和发展目标三个维度探讨了新时期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目标选择;最后,着重探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重点策略,即探索中国特色高校网络安全建设之路、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加强网络文化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以及提高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监管能力。
杜刚[8]（2018）在《和平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文中提出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并没有进入人们所奢望的太平世界。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背景下,传统安全问题不仅没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又犹如捅破了马蜂窝一样接踵而至。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者又相互叠加、相互转化。大国之间关系既有合作也摩擦不断。亚洲地区正在成为世界的中心,地区热点问题难以解决,国际社会并不太平。这是中国崛起进程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安全背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新的安全问题。当前中国正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走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实现和平崛起构成了新时代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如何保障这些战略目标顺利地实现、如何保障国家安全、如何保障在实现战略目标进程中保障国家安全、实现国家安全这都成为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首先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国家崛起可以维护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反过来有利于促进国家崛起。提出国家要实现崛起必须具有相对稳定的内外环境的假设,创新提出了“国家安全保障力”概念。着重分析了中国在和平崛起进程中所面临的内外几个主要安全问题,重点探讨了和平崛起进程中安全的挑战及其根源。提出“人”是实现国家安全之根本的思想,为此设计了保障国家安全的路径选择。在章节设置上,第一章是和平崛起与国家安全的理论分析,从理论视角分析国家崛起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第二章提出问题,分析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国家安全所面临什么样的问题。第三章分析了和平崛起进程中由安全问题引起的挑战及其根源。第四章解决问题,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保障国家安全的路径选择,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如何维护国家安全的具体措施。通过论证分析,总结论就是国家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国家安全,国家崛起既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途径,也是国家实现安全的最终目的。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国际社会上只要有阶级差别得存在、地区发展差别存在、意识形态差别存在,共同安全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如果没有形成,国际社会就会一直处于不安全状态。维护和实现国家安全不是某一个国家的责任,需要全世界共同努力。中国在实现崛起进程中既需要团结广大热爱和平的国家,实现合作安全;也需要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建设维度来考虑维护国家安全。
申琳[9]（2015）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安全战略研究》文中提出从上个世纪末以来,国内、国际学术界掀起了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热潮,时至今日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今一个对世界各国都有着重大影响力的问题,引起学术界如此多的学者的关注也不足为奇。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我们分析研究任何重大的社会问题,一方面要考虑到具体国家的自身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还要考虑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影响作用。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是当今国际社会一个不可规避的客观发展趋势,是身为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都很难不免的,当今世界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只有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和认真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所带来的安全挑战主要表现在对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以及文化安全的挑战三个大的方面,在诸多挑战面前,中国需要对所带来的挑战有着充分和科学的认知,对我国安全战略的特点有着科学的把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出符合国内、国际实际的安全战略选择。基于以上认识,论文在研究和分析中从经济全球化与安全战略的基本理论出发,分析研究了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带来的挑战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安全战略的特点,进而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的安全战略选择问题。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战略安全问题进行研究既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它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应对经济全球化这把“双刃剑”
陈洁[10]（2014）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逐步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格局之中,既存在着重大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产业安全风险。商贸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综合国力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是市场经济成熟程度的反映。伴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及外商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商贸服务业的外部冲击及影响越来越大。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趋利避害,中国商贸服务业应加快产业发展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内资控制力及优化对外依存度,维护商贸服务业的产业安全。本文结合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在重点研究流通产业和产业安全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针对商贸服务业发展特征,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关于流通产业、产业安全及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理论及其文献,并从中国商贸服务业的政策、业态、外资和国际化阐述了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商贸服务业的发展过程。其次,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目前中国商贸服务业表现出区域发展不均衡、业态发展面临困境、外资控制逐渐加强及国际竞争力水平较低等特点。再次,从内部和外部角度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影响机理,提出了中国商贸服务业在市场日益开放的环境中,产业安全发展面临的复杂形势。其中内部影响机理主要包括产业发展力和竞争环境,外部影响机理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外国产品及技术、国际环境。然后,依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内外部影响机理,分别基于产业发展力、产业竞争力、产业控制力和产业对外需求弹性进行实证分析。基于产业发展力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商贸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高于工业,显然,这不符合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前提条件,即检验证实了中国商贸服务业不存在鲍莫尔成本病。基于产业竞争力的研究显示,中国商贸服务业竞争力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越是沿海发达省市,其较高的市场开放度导致商贸服务业受外资冲击越强,商贸服务业竞争力较低。基于产业控制力的研究结论指出,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构成威胁,但不同区域、不同视角的影响效果不同,这与各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等因素有关。基于产业对外需求弹性的研究发现,总体来说,中国商贸服务业的市场需求缺乏弹性,产业发展不安全,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对外需求弹性存在差异。紧接着,为进一步测度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度,分别从产业发展力、产业竞争力、产业控制力和产业对外依存度构建指标体系并客观计算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状态。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商贸服务业处于“基本安全”的下档。并利用BP神经网络和遗传算法,对该模型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所选择的安全指标、安全区间、指标权重相对合理,预警模型较准确。最后,采取国际比较的形式,分别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维护背景、维护主体和维护手段进行分析,揭示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模式随国际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而呈现出的多样化发展趋势,提出维护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政策建议,具体包括增进中国商贸服务业的产业发展力、提升中国商贸服务业的产业竞争力、加强中国商贸服务业的内资控制力、优化中国商贸服务业的对外依存度和协调中国商贸服务业的区域发展。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意义 |
| 五、研究内容与章节设置 |
| 第一章 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的理论工具与研究路径 |
| 第一节 主要理论工具:新现实主义与权力转移理论 |
| 第二节 研究路径:战后美日经济外交的发展阶段的总结及比较 |
| 第二章 “权力”与“权利”之辩: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战后初期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战后初期美日经济外交路径选择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 第三章 “安全化”:冷战背景下美日经济外交的演化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冷战中美日经济外交的“安全化”进程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安全化”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对“安全化”的认知与回应 |
| 第四章 机遇、挑战与回应: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的“重新校准”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中的机遇、挑战与美日经济外交的回应 |
| 结论 |
| 研究发现 |
| 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2）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分类与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四、论文创新与论文不足 |
| 第1章 全球治理体系与全球治理理论 |
| 1.1 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演变 |
| 1.1.1 全球化发展与新全球化的出现 |
| 1.1.2 全球治理体系的三个历史阶段 |
| 1.1.3 全球治理体系演变的基本原因 |
| 1.2 全球治理的基本内容 |
| 1.2.1 全球治理的概念界定 |
| 1.2.2 全球治理的构成要素 |
| 1.2.3 全球治理的实践范畴 |
| 1.3 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 |
| 1.3.1 全球治理理论的现实价值 |
| 1.3.2 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范式 |
| 1.3.3 全球治理角色理论的框架 |
| 第2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
| 2.1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认知” |
| 2.1.1 中国的“角色认知” |
| 2.1.2 美国的“角色认知” |
| 2.2 中美两国彼此之间的“角色预期” |
| 2.2.1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角色预期” |
| 2.2.2 中国对美国霸权的“角色预期” |
| 2.3 冷战后中美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2.3.1 中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2.3.2 美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第3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角色冲突” |
| 3.1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1.1 “多元合作”与“单极霸权”的治理冲突 |
| 3.1.2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模式之争 |
| 3.2 中美在区域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2.1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虹吸效应 |
| 3.2.2 美国“印太战略”的对华遏制围堵 |
| 3.3 中美在大国关系互动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3.1 中美贸易战的冲突持续升高 |
| 3.3.2 中美科技战的零和性博弈凸显 |
| 3.3.3 中美核心利益的碰撞全面升级 |
| 3.4 中美两国“角色冲突”的受众效应 |
| 3.4.1 “角色冲突”带来不同的“受众效应” |
| 3.4.2 “角色冲突”引发的中美“角色困境” |
| 第4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1 中国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1.1 “中国发展”推动了国际格局的演变 |
| 4.1.2 “中国方案”影响着国际规范的导向 |
| 4.1.3 “中国角色”促进了国际制度的发展 |
| 4.2 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2.1 全球治理“举旗者”蜕变为“搅局者” |
| 4.2.2 霸权体系“保护者”蜕变为“讹诈者” |
| 4.2.3 自由秩序“灯塔国”蜕变为“破坏者” |
| 4.3 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4.3.1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4.3.2 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第5章 新时代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 |
| 5.1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重要基础 |
| 5.1.1 中美构建良性的“竞合角色”重要性 |
| 5.1.2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新机遇 |
| 5.2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合作性角色”的实践积累 |
| 5.2.1 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
| 5.2.2 全球安全治理合作 |
| 5.2.3 全球公域治理合作 |
| 5.3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的路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3）国际法价值体系的重塑 ——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国际法价值体系的危机 |
| 第一节 全球化时代国际法价值体系危机的具体表现 |
| 一、国际法价值体系的结构失衡 |
| 二、国际法价值体系的要素缺失 |
| 第二节 国际法价值体系危机的根本原因 |
| 一、自由主义的困境与自由霸权秩序的衰落 |
| 二、国际社会的现代性转向与国际法的滞后性 |
| 第二章 国际法价值体系的理论根基与逻辑结构 |
| 第一节 国际法价值体系的理论根基 |
| 一、国际法价值的基本内涵 |
| 二、国际法价值的主要外延 |
| 三、国际法价值的根本特征 |
| 第二节 国际法价值体系的逻辑结构 |
| 一、国际法价值体系的基本构造 |
| 二、国际法价值体系的历史演变 |
| 第三章 国际法价值体系的新视角:风险社会理论 |
| 第一节 风险与风险社会 |
| 一、风险的概念辨析 |
| 二、风险社会的理论内涵 |
| 第二节 全球风险社会与变动中的国际法社会基础 |
| 一、风险的全球化与全球风险社会的形塑 |
| 二、变动中的国际法社会基础:面向全球风险的国际社会 |
| 第四章 国际法价值体系的逻辑重塑:全球风险社会的价值回应 |
| 第一节 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与国际法的价值体系 |
| 一、全球治理与全球风险社会治理 |
| 二、国际法的价值体系: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理念之维 |
| 第二节 国际法价值体系的“三元悖论”:自由、平等与安全的价值博弈 |
| 一、自由主导下国际法的价值失衡:以两种自由概念为框架 |
| 二、平等主导下国际法的价值矫正:以国家主权原则为中心 |
| 三、国际法价值体系的“三元悖论”及其化解:安全价值主导下的均衡与变革 |
| 第三节 全球风险社会中国际法价值体系的新发展:秩序、平等与人权的价值重构 |
| 一、从安全保障到风险预防:秩序价值的内涵演变 |
| 二、从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平等价值的实质转向 |
| 三、从霸权政治到协商民主:人权价值的程序限制 |
| 第五章 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的实践路径:全球风险的共同应对 |
| 第一节 霸权政治价值观输出的遏制:价值重塑的主体条件 |
| 一、国家主权的权力属性与霸权政治价值观输出的运作逻辑 |
| 二、大国政治的行为规范原则与霸权政治价值观输出的遏制 |
| 第二节 国家间交往理性观念的形塑:价值重塑的主观条件 |
| 一、国际社会公共性的重新塑造:从实践理性到交往理性 |
| 二、国家间交往模式的观念重构: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
| 第三节 国际法实践中能动主义与克制主义的衡平:价值重塑的客观条件 |
| 一、国际法实践中的价值实现:以国际司法为中心 |
| 二、国际司法中能动主义的价值功能错位 |
| 三、国际司法中能动主义与克制主义的调和 |
| 第六章 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的中国方案 |
| 第一节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国际法价值体系的中国底蕴 |
| 一、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世界权力的转移 |
| 二、和谐价值观:国际法价值体系的中国底蕴 |
| 第二节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国际法价值观的基本定位 |
|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国际法价值的中国立场 |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相互性:国际法价值的中国解读 |
| 第三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的中国理念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价值诠释 |
| 二、“新安全观”与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的内在逻辑 |
| 第四节 “一带一路”倡议: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的中国实践 |
|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理念:从经济融合到政治互信 |
|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合作: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的实践基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核心问题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论 |
| 三、思维方法、创新与不足 |
| 四、论文的结构 |
| 第一章 企业国际化与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 |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与跨国公司 |
| 一、企业国际化的特点 |
| 二、经济全球化是企业国际化的主要外部条件 |
| 三、跨国公司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及其初期实践 |
| 一、中国企业的早期海外拓展 |
| 二、“走出去”战略的提出 |
| 三、“走出去”战略的初期实践(2000——2010) |
| 第三节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进入新时代(2010-) |
| 一、后危机时代 |
| 二、“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打开新空间 |
| 第二章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分析 |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面临的主要风险 |
| 一、非政治风险 |
| 二、政治风险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二节 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与类型 |
| 一、“战略”的基本含义是“全局性” |
| 二、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强烈政治性 |
| 三、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系统复杂性 |
| 四、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生成类型与严重危害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企业面临的海外战略风险 |
| 一、国际格局大变革带来企业战略风险 |
| 二、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若干形态 |
| 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海外战略风险比较 |
| 第三章 美国对华全面遏制与中国企业战略风险—以中兴通讯和华为公司为例 |
| 第一节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演变 |
| 一、美国对华战略敌视(1949—1971) |
| 二、美国对华战略接触与遏制(1972-2016) |
| 三、“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对华全面战略遏制(2017-) |
| 第二节 美国对中兴通讯的两次制裁 |
| 一、中兴通讯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 二、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一次制裁 |
| 三、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二次制裁 |
| 四、美国制裁中兴通讯的原因、影响和启示 |
| 第三节 美国对华为的全力“围剿” |
| 一、华为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 二、“孟晚舟事件”及其影响 |
| 三、美国遏制华为手机和5G业务全球拓展 |
| 四、华为反制美国打压与自强自卫的应对策略 |
| 第四节 美国对华遏制造成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 |
| 一、新时代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原因 |
| 二、中兴通讯与华为公司应对美国打压政策比较 |
| 第四章 中国企业海外项目遭受的战略风险—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例 |
| 第一节 缅甸密松电站项目及其搁置 |
| 一、密松电站的设想与立项 |
| 二、密松电站项目的突然中止与长期搁置 |
| 第二节 密松电站项目战略风险的系统分析 |
| 一、缅甸国内复杂的政治社会因素 |
| 二、美西方因素与密松电站项目搁置 |
| 三、中方认识和处置密松电站战略风险之反思 |
| 四、“一带一路”倡议与密松电站项目 |
| 第三节 利比亚中企项目经受的战略风险 |
| 一、中国企业走进利比亚 |
| 二、“阿拉伯之春”与利比亚战乱 |
| 三、中企利比亚项目蒙受重大损失 |
| 第四节 中资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比较 |
| 一、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相似之处 |
| 二、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不同之处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对策 |
| 第一节 加强合规管理认清海外环境 |
| 一、中国企业要加强合规管理,提高国际化水平 |
| 二、认清东道国的政治状况及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
| 三、认清中国对外投资国际背景的变化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应对海外战略风险的策略机制 |
| 一、战略风险预防性策略机制 |
| 二、战略风险分散性策略机制 |
| 三、战略风险补救缓解性策略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政府如何帮助企业管控海外战略风险 |
| 一、政府帮助“走出去”企业加强与东道国的互动 |
| 二、综合利用国内、国际双层法律手段防范战略风险 |
| 三、同东道国主要利益集团和民众建立友好和谐关系 |
| 结论 |
| 一、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是复杂的系统风险 |
| 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需要危机意识与复杂系统思维 |
| 三、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前景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融资与反恐怖融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论文有关情况的说明 |
| 第一章 恐怖融资基础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恐怖主义与经济学 |
| 第二节 恐怖融资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
|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对恐怖主义及恐怖融资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恐怖融资需求侧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恐怖袭击的直接成本 |
| 第二节 恐怖组织的运营成本 |
| 第三节 恐怖融资需求侧案例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恐怖融资供给侧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外部资助 |
| 第二节 自我融资 |
| 第三节 恐怖组织融资方式的多元化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恐怖融资流通渠道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正规的金融系统 |
| 第二节 非正规价值转移体系 |
| 第三节 基于贸易的价值转移 |
| 第四节 虚拟货币等新兴途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反恐怖融资体系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反恐怖融资体系 |
| 第二节 美国的反恐怖融资体系 |
| 第三节 英国的反恐怖融资体系 |
| 第四节 俄罗斯的反恐怖融资体系 |
| 第五节 国际反恐怖融资体系的特征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反恐怖融资现状及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及恐怖融资情况 |
| 第二节 我国反恐怖融资发展现状 |
| 第三节 我国反恐怖融资中存在的不足与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战略对接理论建构研究 ——基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战略实践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与意义 |
| 二、概念辨析 |
| 三、文献评述 |
| 四、研究思路与不足 |
| 第一章 战略对接概念辨析与理论反思 |
| 第一节 战略对接基本内涵 |
| 一、主体是主权国家 |
| 二、客体是国家间的经贸竞争与合作 |
| 三、支撑客体是政治、安全与文化等领域 |
| 四、目标是实现国家发展收益最大化 |
| 五、支撑目标是实现世界发展收益最大化 |
| 第二节 战略对接类型与形式 |
| 一、主要类型 |
| 二、具体形式 |
| 第三节 战略对接基础与条件 |
| 一、合作共赢是重要基础 |
| 二、大国推动是核心关键 |
| 三、早期收获是先期动力 |
| 四、制度机制是保障 |
| 第四节 战略对接相关理论辨析 |
| 一、管理学合作竞争领域中的理论渊源 |
| 二、国际分工中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支撑 |
| 三、全球价值链及生产网络的理论动能 |
| 四、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拓展 |
| 五、国际关系学中战略竞合应用 |
| 第五节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反思 |
| 一、现实主义理论反思 |
| 二、自由主义理论反思 |
| 三、建构主义理论反思 |
| 四、安全范式理论反思 |
| 小结:国际新秩序需要竞争中合作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 |
| 第二章 战略对接理论框架与模型建构 |
| 第一节 内涵界定 |
| 一、对接属于竞争中合作的“高阶“形式 |
| 二、对接是主动合作的行为 |
| 三、对接贯穿共商共建共享理念 |
| 四、对接属于开放地区主义 |
| 五、对接是磨合调适的动态过程 |
| 六、对接的动力来自于共同利益的创造和合理分配 |
| 第二节 阶段划分 |
| 一、战略评估与决策 |
| 二、战略实施与反馈 |
| 三、战略互动与调适 |
| 第三节 动力因素 |
| 一、国家安全 |
| 二、国家利益 |
| 三、观念文化 |
| 第四节 机理模型 |
| 一、机理分析 |
| 二、两层次模型 |
| 三、推演模型 |
| 第三章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历史推演 |
| 第一节 历史渊源及地缘捆绑 |
| 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战略对接历史沿革 |
| 二、中国与东盟战略对接历史沿革 |
| 三、地缘区域战略对接分析 |
| 四、地缘次区域战略对接分析 |
| 第二节 政治互信 |
| 一、1949-1955年初步奠定基础阶段 |
| 二、1955-1965年快速发展阶段 |
| 三、1965-1980年徘徊发展阶段 |
| 四、1980-1997年反弹突破阶段 |
| 五、1997年-今全方位合作新时期 |
| 第三节 安全合作 |
| 一、军事顾虑担忧与合作意愿并存 |
| 二、非传统安全合作具备广泛共同利益 |
| 第四节 经贸与互联互通 |
| 一、经贸投资合作快速增长 |
| 二、对接机制不断加强 |
| 三、互联互通合作历史悠久且发展迅速 |
| 四、互联互通对接机制与平台不断完善 |
| 第五节 文化观念 |
| 一、文化温和型 |
| 二、文化多样性 |
| 三、文化约束型 |
| 四、文化自然性 |
| 小结:基于竞争合作发展历史与动力体系 |
| 第四章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实践分析 |
| 第一节 评估与决策分析 |
| 第二节 实施与反馈分析 |
| 一、国家元首引领 |
| 二、国家外交引导 |
| 三、智库技术推进 |
| 四、市场合作实施 |
| 第三节 互动与调适分析 |
| 一、国家间达成开放包容共识与共建共商共享渠道 |
| 二、构建企业间合法务实共赢合作的市场机制 |
| 三、全领域推进形成全面互动支撑保障体系 |
| 四、联合制定并提升可持续的双多边规则体系 |
| 第四节 外部应对分析 |
| 一、政治和安全领域 |
| 二、经济和贸易领域 |
| 三、区域合作领域 |
| 四、文化等其他领域 |
| 第五章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战略对接趋势与政策思考 |
| 第一节 发展趋势 |
| 一、回应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
| 二、应对全球普遍危机与挑战的共同努力 |
| 三、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可持续国家互动模式 |
| 四、顺应人类命运更加紧密相互共生共存的必然趋势 |
| 第二节 发展挑战 |
| 一、各国对外开放与内部改革 |
| 二、国家间包容与合作 |
| 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环节 |
| 四、外部介入与影响 |
| 第三节 政策思考 |
| 一、增强战略意图错位协同,提升对接动力因素契合度 |
| 二、增强信息表达传递效率,提升对接互动信息对称度 |
| 三、共商共创收益增量,培育良性和可持续对接主动力 |
| 四、拓展对接利益结合点,提升内部对接动力 |
| 五、有效应对影响因素,降低对接的外部干扰 |
| 六、建立平等互信关系,加强对接高层级稳定性 |
| 七、强化国际规则塑造,构建开放地区主义秩序环境 |
| 八、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向命运共同体发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7）新时期我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一)网络文化对现代人们思想渗透与意识形态“导向” |
| (二)网络全球化思想辩证的标准与意识形态“抉择” |
| (三)意识形态安全使命与网络技术发展中产生的“抗体” |
| (四)网络下“普世价值”的推崇与意识形态安全压力“应对” |
| 二、研究述评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的发展历程与主要论题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的主题分布与成果分类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理论 |
| 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与定位 |
| (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解析 |
| (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相关范畴 |
| (三)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定位 |
| (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意义 |
| 二、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系统构成 |
| (一)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五大系统 |
| (二)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三层结构 |
| 三、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运行机理 |
| (一)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运行过程 |
| (二)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机理 |
| 第二章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状况 |
| 一、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历史演进 |
| (一)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雏形 |
| (二)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曲折 |
| (三)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发展 |
| 二、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从国家安全的高度统驭意识形态工作 |
| (二)用一元指导思想的策略引领多样社会思潮 |
| (三)统领规范意识形态必须夯实组织建设 |
| 三、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运行状况 |
| (一)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内容 |
| (二)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方式 |
| (三)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路径 |
| 四、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机遇 |
| (一)扩展了内容空间 |
| (二)拓宽了实践路径 |
| (三)丰富了载体阵地 |
| 五、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问题 |
| (一)抵御外部渗透不力 |
| (二)网络信息管控不善 |
| (三)传统工作方法不适 |
| (四)技术应对能力不强 |
| 第三章 网络数据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
| 一、网络数据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关系 |
| (一)意识形态安全语境下网络数据的内涵 |
| (二)网络数据对意识形态安全的作用机理 |
| 二、网络数据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挑战 |
| (一)网络数据草根性带来的挑战 |
| (二)网络传播即时性带来的挑战 |
| (三)网络技术先进性带来的挑战 |
| (四)网络数据无边性带来的挑战 |
| 三、网络数据语境下的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分析框架 |
| (一)网络数据语境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成效 |
| (二)网络数据语境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主导 |
| (三)网络数据语境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评估 |
| (四)网络数据语境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 |
| 第四章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实践策略 |
| 一、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基本原则 |
| (一)遵循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律 |
| (二)打造“时空—主体”联动格局 |
| (三)以阵地建设夺取网络话语权 |
| (四)正确处理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关系 |
| 二、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目标选择 |
| (一)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总体目标 |
| (二)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具体目标 |
| 三、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重点策略 |
| (一)探索中国特色高校网络安全建设之路 |
| (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 |
| (三)加强网络文化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 |
| (四)提高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监管能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和平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国家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研究的理论视角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七、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和平崛起与国家安全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崛起与国家安全 |
| 一、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论与国家安全 |
| 二、国家“落后就要挨打”的生产力视角分析 |
| 三、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地位的提升 |
| 第二节 和平崛起与国家安全保障 |
| 一、国家崛起需要安全保障 |
| 二、国家安全保障力 |
| 三、国家崛起与国家安全保障力 |
| 第三节 和平崛起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 |
| 一、国家衰落或崛起与安全之间矛盾的两个案例 |
| 二、国家崛起与保持安全在矛盾中发展 |
| 三、和平崛起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及影响 |
| 第二章 和平崛起进程中的国家安全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崛起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 |
| 一、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安全 |
| 二、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 |
| 三、中国崛起引发的安全困境 |
| 四、国家崛起进程中外部威胁的演变 |
| 第二节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复杂多变 |
| 一、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威胁国家安全 |
| 二、历史问题给国家间安全造成威胁 |
| 三、陆地争端加剧国家之间的矛盾 |
| 四、东北亚现实军事威胁依然存在 |
| 第三节 国家内部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
| 一、意识形态安全受到威胁 |
| 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引发的社会问题 |
| 三、文化安全受到威胁 |
| 四、生态与环境安全受到威胁 |
| 五、网络与信息安全问题突出 |
| 第三章 崛起进程中安全问题引起的挑战及其根源 |
| 第一节 中国崛起打破了国际力量对比的平衡 |
| 一、全球化发展对国家安全的冲击 |
| 二、中国崛起改变了世界力量结构 |
| 三、国家实力的变化对国民心理造成的影响 |
| 第二节 崛起引发的内部主要矛盾 |
| 一、政治安全受到威胁 |
| 二、经济安全受到威胁 |
| 三、敏感问题影响社会稳定 |
| 四、环境污染威胁国民生存安全 |
| 五、内部威胁的发展与演变 |
| 第三节 内外威胁对国家之间安全影响 |
| 一、内外两种威胁之间的关系 |
| 二、两种威胁对国家崛起的影响 |
| 三、两种威胁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 |
| 第四节 崛起进程中内外挑战塑造了安全困境 |
| 一、崛起进程中各类挑战构成安全困境的根源 |
| 二、传统安全困境与非传统安全困境的叠加 |
| 三、崛起进程中安全困境的破除 |
| 第四章 国家崛起进程中安全实现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集聚国家安全保障的强大物质力量 |
| 一、始终坚持以发展为中心不断增强国家综合实力 |
| 二、实现自主创新提升国家科技实力 |
| 三、加强军事变革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军事能力 |
| 四、加强信息化建设保障国家信息安全 |
| 第二节 培育维护国家安全的精神力量 |
| 一、全面实施国家安全教育工程 |
| 二、重塑民族精神在民族精神中注入国家安全的基因 |
| 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国家认同 |
| 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安全文化 |
| 第三节 落实“一带一路”倡议营造良好地区环境 |
| 一、“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国和平崛起的意义 |
| 二、“一带一路”沿线安全隐患及对区域安全影响 |
| 三、落实“一带一路”倡议营造良好周边和地区环境 |
| 第四节 国家安全保障的全球安全治理 |
| 一、积极参与国际安全治理保障国际安全 |
| 二、积极合作共建新型大国关系 |
| 三、国际安全治理几个关键领域的安全保障 |
| 四、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 后记 |
（9）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安全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本论文研究的内容和意义 |
| (一) 本论文的研究内容 |
| (二) 本论文研究的意义 |
| 三、论文创新点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
| 1.1 经济全球化的概念界定 |
| 1.2 经济全球化的表现 |
| 第二章 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含义 |
| 2.1 安全战略的含义 |
| 2.2 安全战略的变化 |
| 2.2.1 传统安全战略 |
| 2.2.2 非传统安全战略 |
| 第三章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安全战略的影响 |
| 3.1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安全的挑战 |
| 3.1.1 我国国家主权受到冲击 |
| 3.1.2 我国不安全因素增加 |
| 3.2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安全的挑战 |
| 3.3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文化安全的挑战 |
| 第四章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新安全观的确立 |
| 4.1 我国的新安全观 |
| 4.1.1 新安全观的提出 |
| 4.1.2 新安全观的内涵 |
| 4.1.3 中国新安全观的内在辩证关系 |
| 4.2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安全战略选择 |
| 4.2.1 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
| 4.2.2 加强国防力量的现代化 |
| 4.2.3 构建睦邻友好的集体安全环境 |
| 第五章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安全战略的特点 |
| 5.1 奉行和平安全战略 |
| 5.2 奉行积极防御性安全战略 |
| 5.3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
| 5.4 构建国际安全新秩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10）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插图索引 |
| 附表索引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及论文结构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流通产业理论 |
| 2.1.1 连锁经营理论 |
| 2.1.2 流通组织化程度与产业绩效 |
| 2.1.3 供应链理论及流通渠道理论 |
| 2.1.4 流通技术理论 |
| 2.2 产业安全理论 |
| 2.2.1 保护民族产业理论 |
| 2.2.2 幼稚产业保护理论 |
| 2.2.3 依附理论 |
| 2.2.4 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 |
| 2.2.5 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3 产业安全内涵的界定 |
| 2.4 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研究进展 |
| 2.4.1 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基本理论 |
| 2.4.2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影响 |
| 2.4.3 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竞争力对产业安全的影响 |
| 2.4.4 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指标体系的构建 |
| 第3章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商贸服务业发展历程 |
| 3.1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商贸服务业政策的发展历程 |
| 3.1.1 1981-1992年：以宏观调控维护市场稳定 |
| 3.1.2 1992-2001年：以政府规章增进市场竞争 |
| 3.1.3 2001年至今：以产业导向加快市场发展 |
| 3.2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商贸服务业业态的发展历程 |
| 3.2.1 中国商贸服务业业态的单一化时期 |
| 3.2.2 中国商贸服务业业态的多样化时期 |
| 3.2.3 中国商贸服务业业态的复合型时期 |
| 3.3 经济全球化与外商投资中国商贸服务业的发展历程 |
| 3.3.1 外商投资中国商贸服务业的试点阶段 |
| 3.3.2 外商投资中国商贸服务业的起步阶段 |
| 3.3.3 外商投资中国商贸服务业的规范发展阶段 |
| 3.3.4 外商投资中国商贸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阶段 |
| 3.3.5 外商投资中国商贸服务业的高速扩张阶段 |
| 3.4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商贸服务业国际化的发展历程 |
| 3.4.1 中国商贸服务业国际化的萌芽阶段 |
| 3.4.2 中国商贸服务业国际化的起步阶段 |
| 3.4.3 中国商贸服务业国际化的发展阶段 |
| 3.5 小结 |
| 第4章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现状 |
| 4.1 中国商贸服务业区域发展不均衡 |
| 4.1.1 中国商贸服务业省域发展情况 |
| 4.1.2 中国商贸服务业城市发展情况 |
| 4.1.3 中国商贸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 中国商贸服务业业态发展面临困境 |
| 4.2.1 新型业态发展较慢 |
| 4.2.2 业态布局不合理 |
| 4.2.3 业态组织化程度低 |
| 4.2.4 态结构创新较弱 |
| 4.3 中国商贸服务业外资控制逐渐加强 |
| 4.3.1 外资商贸服务企业投资增长快 |
| 4.3.2 外资商贸服务企业收购力度大 |
| 4.3.3 二、三线城市成为外资商贸服务企业投资的热点地区 |
| 4.3.4 外资商贸服务企业的经营效益较高 |
| 4.4 中国商贸服务业缺乏国际竞争力 |
| 4.4.1 市场绩效较低 |
| 4.4.2 内资经营品牌特色不明显 |
| 4.4.3 中国商贸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普遍不高 |
| 4.4.4 中国商贸服务业技术创新能力偏低 |
| 4.4.5 中国商贸服务业销售不规范 |
| 4.4.6 产业分散度较高 |
| 4.5 小结 |
| 第5章 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影响机理 |
| 5.1 内部机理 |
| 5.1.1 产业发展力 |
| 5.1.2 产业竞争环境 |
| 5.2 外部机理 |
| 5.2.1 外商直接投资 |
| 5.2.2 国外产品和技术 |
| 5.2.3 国际环境 |
| 5.3 小结 |
| 第6章 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分维度检验 |
| 6.1 基于产业发展力的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 |
| 6.1.1 理论模型的构建 |
| 6.1.2 中国商贸服务业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检验 |
| 6.1.3 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发展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2 基于产业竞争力的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 |
| 6.2.1 动态偏离-份额法的测度模型 |
| 6.2.2 实证分析 |
| 6.3 基于产业控制力的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 |
| 6.3.1 理论模型的构建 |
| 6.3.2 实证分析 |
| 6.4 基于产业对外需求弹性的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 |
| 6.4.1 理论模型的构建 |
| 6.4.2 实证分析 |
| 6.5 小结 |
| 第7章 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综合评价 |
| 7.1 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指标体系的构建 |
| 7.1.1 产业发展力指标 |
| 7.1.2 产业竞争力指标 |
| 7.1.3 产业控制力指标 |
| 7.1.4 产业对外依存度指标 |
| 7.2 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指标警限设置 |
| 7.3 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各评价指标的安全状态分数值 |
| 7.4 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各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7.5 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定量估算与分析 |
| 7.6 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指标体系的检验 |
| 7.6.1 模型的构建 |
| 7.6.2 数据处理 |
| 7.6.3 网络节点选择 |
| 7.6.4 训练和学习 |
| 7.6.5 结果分析 |
| 7.7 小结 |
| 第8章 维护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国际比较 |
| 8.1 发达国家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维护 |
| 8.1.1 维护背景 |
| 8.1.2 维护主体 |
| 8.1.3 维护手段 |
| 8.2 发展中国家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维护 |
| 8.2.1 维护背景 |
| 8.2.2 维护主体 |
| 8.2.3 维护方法 |
| 8.3 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维护 |
| 8.3.1 维护背景 |
| 8.3.2 维护主体 |
| 8.3.3 维护方法 |
| 8.4 小结 |
| 第9章 维护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政策建议 |
| 9.1 增进中国商贸服务业的产业发展力 |
| 9.1.1 扶持中小型商贸服务企业 |
| 9.1.2 充分发挥商贸服务业行业协会职能 |
| 9.2 提升中国商贸服务业的产业竞争力 |
| 9.2.1 坚持市场化与竞争化 |
| 9.2.2 鼓励产业并购与联合 |
| 9.3 加强中国商贸服务业的内资控制力 |
| 9.3.1 实行外资管理与区位选择制度 |
| 9.3.2 取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 |
| 9.4 优化中国商贸服务业的对外依存度 |
| 9.4.1 运用合规性贸易壁垒 |
| 9.4.2 优化出口贸易结构 |
| 9.5 协调中国商贸服务业的区域发展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课题 |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D]. 王家曦. 外交学院, 2021(11)
- [2]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王胜男. 吉林大学, 2020(08)
- [3]国际法价值体系的重塑 ——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D]. 郑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4]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D]. 李国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5]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融资与反恐怖融资研究[D]. 刘磊.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战略对接理论建构研究 ——基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战略实践分析[D]. 段涛. 云南大学, 2019(09)
- [7]新时期我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D]. 卢建有.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6)
- [8]和平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国家安全研究[D]. 杜刚. 苏州大学, 2018(02)
- [9]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安全战略研究[D]. 申琳. 济南大学, 2015(08)
- [10]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研究[D]. 陈洁. 湖南大学, 20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