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江省医疗机构博士学位人力资源调查（论文文献综述）
王琼[1]（2021）在《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法律实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分配是劳动者享有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方式,而薪酬分配作为分配活动中最基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则是劳动者获取经济收入的基本方式,其不仅直接关系劳动者物质利益的实现程度,决定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基本生活的保障水平,同时公正的薪酬分配也是一个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完善的标志,是整个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这样说过:“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就对薪酬分配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并坚持以人民为发展中心,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有效提升劳动者的薪酬水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薪酬分配制度已经确立,有序合理科学的薪酬分配秩序已经逐步形成。薪酬分配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劳动者薪酬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发展成果共享度也日益提升。但是也要看到,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阶级矛盾逐步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各项改革已经不断深入推进,劳动者薪酬分配的方式和公正性也暴露出新问题。不同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劳动者群体之间的薪酬差距依然不合理,部分劳动者尤其是一线职工和低收入劳动者薪酬增长缓慢,劳动者对提高薪酬的需求与用人单位用工成本提升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在各生产要素的分配中劳动力要素所占比重严重不足,这些问题都需要不断深化改革,健全劳动法制度体系及其运行机制,不断完善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薪酬分配法律机制。学界一直致力于关于薪酬分配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着成绩,但是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完善和深化。一是需要拓展和夯实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理论基础。西方资本主义的分配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分配正义的理念以及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关社会分配的精华部分,并非相互对立、互不认同,相反,可以将三者相互融通、有机结合,深化和完善适应我国当代国情的薪酬分配理论体系,以指导具体薪酬分配问题的有效解决。二是需要探寻契合时代发展主题和背景的法律机制。现有研究成果多集中在经济学、管理学领域,少有从法学视角关注薪酬分配的问题,对于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问题更是涉及甚少。在我国践行全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大背景下,这方面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不仅需要经济政策的支持,更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劳动者权益,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实现薪酬分配公正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三是需要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融合,提出解决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原则和方法。这既具有完善我国新时期分配正义的理论价值,又有破解当代劳资矛盾的现实意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薪酬分配体系可以有效维护广大劳动者,特别是底层劳动者的切身权益,保障整体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本文运用宏观与微观结合等方法,构建法学视角下的劳动者薪酬分配及其公正性问题的研究框架体系。以分配正义、矫正正义构成的哲学维度和以人权保障原则、倾斜保护劳动者原则构成的法学维度共同支撑起薪酬分配公正的理论基础。以人为本的回应、得所应得的强化、差别原则的考量和深化改革的要求这四个层面体现了薪酬分配公正法律实现的必要性。本着批判继承的原则,对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的演进进行总结,为实现当代中国薪酬分配公正提供历史和文化经验。从薪酬分配公正的评判标准来看,经济学的评判标准主要为基尼系数和要素价格,法学的评判标准由“三个程度”构成,即劳动报酬请求权的实现程度、同工同酬的实现程度和劳动薪酬集体协商的实现程度。通过上述标准,可以基本判断出某个国家在某段时期内劳动者的薪酬分配是否公正或者趋近于公正。通过纵向比较总结出当今世界的几种薪酬分配的典型模式并对其进行分析评价。典型的薪酬分配模式主要有三种,分别为:瑞典的多种政策措施并用控制收入差距的模式、美国的以税收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对分配进行调节的模式和巴西的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维护分配公正的模式。这三种典型模式可以为我国劳动者薪酬分配模式的完善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为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需要完善和优化由权力保障机制、权利实现机制和社会支撑机制构成的、保障薪酬分配公正的制度体系。一是权力保障机制。通过分析权力配置的原则和结构,影响权力运行的因素,以及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困境,总结出我国权力配置的运行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薪酬分配公正的国家责任,即司法公正的型塑、薪酬分配制度的完善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基于新冠病毒带来的变化和困顿,尝试提出疫情背景下薪酬分配公正对权力行使的新要求;二是权利实现机制。以人本理念和劳资共赢理念构建起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权利观,以劳资共决权、同工同酬权和劳动报酬请求权为内容,构成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权利实现机制。这三项权利的运行机制和保障措施虽不尽相同,但各有侧重,多效并举,共同促进薪酬分配公正之实现;三是社会支撑机制。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是我国劳动法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两大社会化组织,在确保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中有其特定的角色和作用。工会代表权和维权手段的强化保障以及职工代表大会决策权和监督建议权的强化保障,是这两个社会化组织有效履行职责和充分发挥保障职能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社会化支撑机制完善的关键之所在。
王彩霞[2]（2021）在《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何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实现不同需求层次的内外协调?本研究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在当前时代条件下,这项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就发展战略而言,成为现代化强国是中国预计于2050年实现的目标。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增强了海内外华人对中国实现该目标的信心,然而,中国当前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有鉴于此,明确现代化的引领性地位是中国今后坚定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基础与方向,这也为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理论研究提供框架与目标。为此,本文化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搭建国家需求层次分析框架,分析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国际发展合作历程,探讨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可行性路径。在分析框架创建方面,本文以人为标准,衡量国家建构,分别结合历史、时代与文化三种情境,推演出国家具备权力、利益与道德三类人格。由这一多元人格属性可见,国家是包含主权象征、利益集成与人本关切的复合体。因此,国家行为受多重因素制约,具有一定可观察性,可外化国家基本需求。考虑到,人的需求与国家需求具有通约性,故此,可借助人的需求类比国家需求,这构成跨学科应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前提。据此,国家需求分为主权需求、发展需求、国际责任需求、国际地位需求与现代化需求,不同需求层次的内涵因时因事因国别因形势而异。在需求正向转化上,后一需求以前一需求的实现为前提;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出现由较高层次需求向较低层次需求的逆转。在国际社会化情境中,国家对自身需求的调节以及国家间需求的调和,同属国家间互动与需求协调的研究议题,这构成本文的基本架构与主要内容。具体至案例选择,本文以中国自建国至今的国际发展合作进程与转型为研究重点。改革开放是分析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演化的时间分界线,受时代认知、路径抉择与规范扩散影响,自改革开放后,国家优先需求发生调整,由主权需求优先调整为发展需求优先。当前,在中美大国竞争升级、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发展格局亟需重塑等背景下,中国进入不同层次需求均需兼顾的新时期。由此,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亟待转型。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多重压力。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公共危机,百年变局变数增多,全球化逆潮与民粹主义叠加。受此冲击,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难度加大。面对这一外部环境变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境相同,既遭受外界对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质疑,也承受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除环境不确定性、身份被质疑以及竞争多元化的外部挑战外,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外界过度关注特定经济发展指标,这会干扰国家对现代化目标的理性认识;历史已存的发展失衡程度与时剧增,这不仅阻碍国家发展模式调整,也会制约国际发展合作水平提升;国内与海外利益人为划界,这会固化国家对长远利益的统筹布局。总之,诸多因素导致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其次,国家自身需求认知失调。受主客观因素所限,国内与国际需求的分化大于整合;受国内外舆论影响,国际责任与国际地位需求所获关注不均;因目标宽泛,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关联不足。再次,国际社会对国家需求的认可不足。外界在关注中国发展的同时,对多边发展倡议存疑;制度性话语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外交在由双边互动向多边参与拓展的进程中,缺乏社会基础。最后,国家多元需求实现存在制度建设欠缺,长期延续的优惠型国际发展合作原则、实践与主流国际发展话语体系存在张力,尚无应对全策;在管理上,专业机构尚待加强能力建设;多边合作的路径选择受到既有经验的制约。为推进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稳慎转型,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具体应对举措。其一,为明确发展需求,基于科学了解的实际,创新发展质量评估;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提高不同区域人力资源积累;基于海内外利益关联性,增拓中国利益;基于对内生性需求的关注,培养随时而动的定力。其二,为整合需求层次,将国际责任需求及时适度纳入可持续发展范畴;将维护主权完整与坚定发展需求作为追求大国地位的前提;将国民理性培育与大国崛起难度,用于协调内外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知。其三,为提升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以切实的合作成效,破除外界疑虑;以运用话语扩散规律为前提,提升多边参与话语效能;以实际互动,消除各方假想,通过国际组织积累正向互动资源;以应对气候变化与疫情为契机,开展国际公共外交。其四,为完善国家需求实现机制,结合自身实际,针对性采纳国际发展规范;结合已有条件,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全面评估;结合能力与时机,推进三方合作制度化;结合内外机制现状,提高国际竞争抗风险能力。综上,这些路径有助于中国通过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向现代化目标稳健迈进。
余园园[3]（2021）在《公立医院管理者和医师的多点执业行为意愿及监管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本研究以浙江为样本省,以公立医院的管理者和医师为研究对象,分析双方医师多点执业感知对各自行为意愿的作用机制,识别其中具有优先改进战略价值的影响因素,提出相关监管策略和建议。【方法】通过文献研究法,搜集国内外相关成果,借鉴多种理论模型方法,构建分析框架,归纳提取变量和指标。通过焦点小组访谈,邀请来自政府、高校、医院相关专家进行访谈,完善研究框架和初始量表。通过问卷调查法,选择浙江省温州市6家公立医院开展预调研,发放管理者问卷256份、医师问卷295份。在正式调研中,管理者数据来源于全国及片区公立医院院长会议现场调查;医师数据来源于浙江省8个城市19家公立医院现场及线上调查。共发放管理者问卷350份、医师问卷1000份。使用SPSS 24.0软件、AMOS 24.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利用因子分析对变量解构和检验;利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感知关联度;通过回归分析确定行为意愿影响因素。借鉴IPA分析法（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IPA）,辨识政策调整的“急、重、难”点。【结果】（1）开发了适用于我国医师多点执业感知和行为意愿的评估量表。管理者测评量表包含:经济风险感知（MER）、管理风险感知（MMR）、收益感知（MBP）、难度感知（MDP）、个体靶向约束（MPR）和机构靶向约束（MIR）6个维度,共23道题项。医师测评量表包含:平台风险（PPR）、声誉风险（PRR）、经济风险（PER）、收益感知（PBP）、难度感知（PDP）、参与行为意愿（PBI）6个维度,共25道题项。（2）发现了多点执业感知的相互关系和感知的强弱水平。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管理者的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负向相关（β=-0.779,P<0.001）,风险感知与难度感知正向相关（β=0.556,P<0.001）,难度感知与收益感知负向相关（β=-0.246,P=0.004）。医师的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负向相关（β=-0.090,P=0.021）,风险感知与难度感知正向相关（β=0.469,P<0.001）,收益感知与难度感知不相关（P>0.001）。因子得分系数矩阵显示,管理者的难度感知因子得分为2.82±0.57,风险感知因子得分为1.93±0.63,收益感知因子得分为0.88±0.48。其中,经济风险因子得分为2.44±0.71,管理风险因子得分为2.53±0.57。医师的收益感知因子得分为3.31±0.64,风险感知因子得分为2.82±0.57,难度感知因子得分为2.69±0.58。其中,平台风险因子得分为3.20±0.70,声誉风险因子得分为2.63±0.54,经济风险因子得分为3.15±0.63。（3）分析了多点执业感知对行为意愿的作用路径和影响力。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管理者的管理风险感知越高,越倾向于对多点执业实行个体靶向约束（β=0.372,P<0.05）和机构靶向约束（β=0.371,P<0.05）。经济风险感知、收益感知、难度感知对监管行为意愿无显着影响（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医师收益感知每增加1个单位,医师参与行为意愿就会增加2.981倍（95%CI:2.238-3.971）;医师难度感知每增加1个单位,医师的参与行为意愿就会降低0.558个单位（95%CI:0.386-0.808）。医师的风险感知对其参与行为意愿无显着影响（P>0.05）。（4）辨识了管理者和医师的基础特征对各自行为意愿的影响。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县处级及以上的管理者相比,县处级以下的管理者个体靶向约束意愿（β=0.166,P<0.05）和机构靶向约束意愿（β=0.142,P<0.05）均较高。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女性医师的参与行为意愿是男性医师的0.523倍（95%CI:0.375-0.729）;硕士医师的参与行为意愿是本科医师的1.469倍（95%CI:1.015-2.128）;与无多点执业经历医师相比,非单位指派型多点执业经历医师的参与行为意愿是其6.761倍（95%CI:2.805-16.300）,而单位指派型多点执业经历医师的参与行为意愿是其1.585倍（95%CI:1.080-2.325）。（5）构建了医师多点执业管理优先改进战略矩阵。IPA分析结果显示,管理风险感知在“持续加强区”的是公立医院内的工作时间和服务供应量下降（3.97,0.171）;在“亟待改进区”的是耗费公立医院过多时间管理成本（3.79,0.24）;在“调整转移区”的是很难将多点执业医师收入按固定比例进行调控（4.03,0.07）、加大人员岗位配置和工作量分配的难度（3.89,0.05）;在“维持现状区”的是负面影响公立医院教学效果和带教质量（3.65,0.09）。医师收益感知处于“持续加强区”的是扩大社会知名度（3.71,0.11）、更好实现个人价值（3.80,0.15）、获得社会尊重（3.68,0.16）;处于“亟待改进区”的是提高临床自主权（3.63,0.12）、提高业务水平（3.61,0.10）;处于“调整转移区”的是满足经济需求（3.80,0.08）;处于“维持现状区”的是增加同行专家交流（3.58,0.07）、获得同行认可（3.58,0.07）、缓解公立医院的高压环境,获得在公立医院难以得到的赞赏和肯定（3.53,0.04）。医师的难度感知处于“持续加强区”的是“公立医院医师开展多点执业非常艰难”（3.46,0.22）;处于“亟待改进区”的是“多点执业无法实现我的预期收益”（3.14,0.26）;处于“维持现状区”的是“我无法参与到多点执业中去”（3.18,0.25）。【结论】（1）管理者对多点执业的感知从强到弱依次为:难度感知、风险感知、收益感知;医师对多点执业的感知从强到弱依次为:收益感知、风险感知、难度感知最弱。管理者的风险感知、收益感知和难度感知相互关联;而医师的收益感知和风险感知相关,风险感知和难度感知相关,难度感知和收益感知不相关。（2）管理者的管理风险感知影响其监管行为意愿,管理者的经济风险感知、收益感知和难度感知不影响其监管行为意愿。而医师的收益感知、难度感知影响其参与行为意愿,医师的风险感知不影响其多点执业参与行为意愿。其中,医师的收益感知对其参与行为意愿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医师的难度感知。（3）管理者的职务对其个体靶向约束意愿和机构靶向约束意愿均有影响,县处级以下的管理者的监管意愿更加强烈。医师的性别、文化水平以及多点执业经历对其参与行为意愿有显着影响,女性医师、本科医师、无多点执业经历医师的多点执业参与行为意愿相对较低。非单位指派型多点执业经历对医师参与行为意愿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单位指派型多点执业经历。（4）多点执业政策调整“急”在:降低给公立医院带来的时间管理成本;加大对提高医师临床自主权和业务水平的作用。“重”在:妥善解决对公立医院服务供应量造成的危机;帮助实现医师个人价值、获得社会尊重和扩大社会知名度。“难”在:达成医师对多点执业的预期收益;以公立医院为多点执业供给侧取得突破。
孙敬华[4]（2021）在《积极老龄化视角下中国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研究 ——基于试点城市的比较分析》文中认为随着长寿时代的到来以及失能老年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中国传统的老年长期照护模式面临困境。老年人口的失能风险已成为摆在政府和社会面前的严峻挑战。为积极应对老年人口的失能风险,中国政府启动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鼓励试点城市探索具有本土化意义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虽然政府及学界都强调要总结试点经验,但现阶段对于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总体现状、已形成的共同特征以及存在的共性问题仍疏于研究,特别是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背景下,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践行了积极老龄化理论的相关研究还比较缺乏。基于此,本文以积极老龄化理论为研究视角,结合政策产出模型,分析了30个试点城市颁布的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总体现状、共同特征以及存在的共性问题,并就如何推进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发展也进行了探索。具体来说,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基于积极老龄化理论以及政策产出模型,构建了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分析框架,由参与、健康和保障三个维度构成。（1）参与维度是指维护失能老人获得福利并根据个人需要参与到为其提供的长期照护服务中的机会与权利,即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社会分配基础,具体包括参保范围、保障对象、失能认定的标准与主体三个部分。（2）健康维度是指为失能老年人提供健康和社会服务的长期照护服务供给体系,该体系由社会供给类型和输送系统构成。其中社会供给类型进一步细分为服务项目、服务形式、待遇给付标准三个部分;输送系统可以分为政府部门、长期护理保险经办机构、定点护理机构以及非正式照护主体。（3）保障维度是指为失能老人解决长期照护服务费用问题的筹资模式,主要包括筹资渠道、筹资形式与标准以及启动资金三个部分。其次,运用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分析框架对30个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发展现状及其共同特征进行了比较分析。（1）30个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发展现状可以总结为以下内容。其一,在参与维度,一是参保范围主要依据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确定;二是保障对象取决于处于失能状态的时间长度、失能失智程度、接受长期照护服务的场所以及缴纳医疗保险费用的时间长度四个方面的限制因素;三是失能评估工具主要有三种,《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量表》、I《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行业标准:老年人能力评估》以及当地自主建立的综合性失能评定标准;四是评定主体主要包括保险经办机构、劳动鉴定委员会、第三方评估机构、定点护理机构、商业保险机构以及鉴定专家。其二,在健康维度,一是服务项目主要包括生活照护、医疗照护、预防性照护、康复照护以及心理疏导;二是服务形式可以分为定点机构照护（医疗机构照护、养老机构照护）、居家照护（居家上门照护、居家自主照护）以及失智专区;三是待遇给付标准可以分为按比例给付、定额给付或者差别化补偿方式。其三,在保障维度,一是最为普遍的筹资渠道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个人账户的划转、政府补助以及个人缴费;二是筹资形式主要有比例筹资、定额筹资和混合筹资三种;三是大多数城市都具有长期护理保险的启动资金。（2）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共同特征是,其一,在参与维度,长期护理保险政策是一种以诊断差异为社会分配基础的补缺型社会政策;其二,在健康维度中,试点城市采取了以服务福利为主、现金福利为补充的事后补救型风险应对策略;福利输送系统属于决策、执行与输送职能相互独立的国家主导型;其三,在保障维度,筹资模式是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险型,主要依托于医疗保险。再次,基于积极老龄化理论审视现阶段30个城市的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发现了一些共性问题。（1）参与维度的社会分配基础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未将城乡居民纳入覆盖范围、将重度失智老人排斥在福利申请者之外、失能认定评估工具结构简单、失能评估等级的设定粗略且不统一、缺少独立且专业的失能等级评定机构。（2）健康维度的社会供给类型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预防性策略缺失、服务供给内容的精准度较低;福利输送系统的主要问题是:忽视了社区的重要作用,以机构照护为核心的服务输送布局难以解决长期照护供需失衡的难题。（3）保障维度的筹资模式面临的主要困境:筹资主体缴费能力有限、待遇给付与个人缴费存在不一致性、以长期护理保险为核心的筹资模式面临较大争议。接下来,本文梳理了荷兰、德国和日本三个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较为先进国家的实践经验并从中得到了以下启示:（1）在参与维度,三个国家的覆盖范围根据运行状况进行调整,总体上荷兰和德国覆盖了全体公民,日本主要针对老年人;三个国家都建立了统一的评估体系;失能老人都具有福利给付形式的自主选择权。（2）在健康维度,重视非正式照护的发展;社区在长期照护服务供给中作为服务系统中枢,将居家照护、机构照护与非正式照护连接与整合,解决了服务供给碎片化的问题;在服务供给中加强服务质量监督;注重预防性策略;三个国家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立法之前都允许一个“准备”阶段,为制度正式运行储备服务供给者。（3）在保障维度,一是专项筹资专项使用,增加了引入这项计划的可行性;二是将资金从更大的政府预算分离促使长期护理保险的融资不会与军事、教育、基础设施投资等优先项目产生直接的冲突。三是三个国家都是以长期护理社会保险作为基础筹资模式,同时还采取了其他方式作为补充。最后,提出了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推进策略。（1）遵循分配正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奉行机会平等、利益与责任同等分配、分配标准和程序合理以及纠正不公四项原则。（2）在参与维度,需要完善失能评估体系、扩大失能老人自主选择福利内容的权利以及政策性支持老年人参与长期照护服务供给。（3）在健康维度,通过共同推进社区照护服务体系建设、基于生命历程的跨部门服务供给机制的构建以及促进正式照护与非正式照护相结合的方式,发展在地化的整合照护服务体系。（4）在保障维度,构建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制度体系,其中长期照护补贴制度是基础,长期护理社会保险制度是核心,长期护理商业保险是重要补充。
刁一凡[5]（2020）在《我国新型抗肿瘤药物公共保障政策与药物可及性评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背景近十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人口结构和疾病谱也发生着相应转变,恶性肿瘤成为我国居民首要死亡原因。一系列新型抗肿瘤药物（novel anti-cancer medicines）因具有比常规治疗药物更为突出的疗效,逐渐在肿瘤临床治疗中被广泛应用。同时,该类新型抗肿瘤药物因具有高昂的价格,在公共医疗保障不充分,体系尚不完善的地区中普通患者家庭难以承担。为促进包括新型抗肿瘤药物的可及性,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15年对所有抗肿瘤药物重新进行了全面评估,并将三种新型靶向抗肿瘤药物纳入了 WHO基本药物示范目录,并呼吁各国重新审视对新型抗肿瘤药物的公共保障政策。为满足我国恶性肿瘤患者能够及时地,可负担地使用新型抗肿瘤药物的强烈需求,国家在近年密集出台了鼓励创新药物自主研发、加快审批上市、医保价格谈判、集中采购、降低关税、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等一系列政策,旨在促进此类药物的公平可及,并降低患者的经济负担。我国的新型抗肿瘤药物纳入医保的政策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三年,部分先于国家层面探索对此类药物给与公共医疗保障的省市和地区已经实施多年。现有国内研究主要为减轻新型抗肿瘤药物费用负担的理论测算和服务利用的整体变化,缺乏对该政策在真实环境中惠及患者的情况,特别缺乏不同患者群体的惠及程度,包括治疗药物选择、疾病诊疗全程费用负担的变化及影响因素等实证研究。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对真实世界中我国的新型抗肿瘤药物可及性以及相对应的医疗保障政策体系进行评价,探讨药物纳入医保政策的实施对不同患者的新型抗肿瘤药物选择与利用,患者经济负担,医保可负担性以及保障政策的公平性的影响效果。并为进一步改善患者的新型抗肿瘤药物可及性,为医保决策者落实关于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建立控制癌症患者个人药费负担,减轻经济困难患者后顾之忧的长效机制,促进更为公平的医保政策和增强兜底性保障与监管机制提供实证证据和政策建议。研究内容和方法1.通过定性研究,系统性地对我国促进新型抗肿瘤药物可及性与公共保障政策体系政策实践进行回顾和分析。研究将基于回顾性文献研究和定性半结构访谈,对我国包括新型抗肿瘤药物在内的创新型药物的多重可及性障碍和相应的应对政策进行梳理和分析。2.通过定量和定性结合分析,以先于国家层面将新型抗肿瘤药物纳入大病医保报销范围的浙江省为案例,基于真实世界的医疗机构药品采购数据,采用间断时间序列分析法对该政策实施前后纳入医保的新型抗肿瘤药物的药物利用趋势和水平变化进行分析:对2013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浙江省将新型抗肿瘤药物纳入大病医保报销范围前后的药物利用变化趋势,患者药物经济负担情况,新型抗肿瘤药物医保政策实施后对医保基金所产生的可能影响进行评价。通过政策、文献回顾并结合对相关机构的电话访谈,并结合WHO-HAI中药物费用个人经济负担分析方法,基于省级采购价格、省级医保报销政策和文献报告的生存期中位数,对该政策给城乡患者的个人药品经济负担带来的变化进行理论测算,并结合药物利用数据对医保基金支出情况进行估计并作敏感性分析。3.以HER-2+乳腺癌为例,通过定量研究,以医改先锋省福建省落地国家谈判创新抗乳腺癌药物纳入医保政策为例,基于真实世界的医院临床数据,采用间断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2017年通过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纳入医保的创新抗乳腺癌药物在福建省落地前后采用创新药物治疗的受益患者数量的趋势和水平变化进行测量:基于福建省立医院的电子病历数据库等信息库,回顾性收集2015年1月至2019年6月期间就诊HER-2+乳腺癌患者,分析政策落地前后采用目标创新抗乳腺癌药物治疗患者的人口社会和经济学分布;和采用多元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别分析政策落地前后HER-2+患者选择新型肿瘤药物进行治疗的影响因素。4.以HER-2+乳腺癌为例,基于福建省立医院的电子病历数据库、费用结算数据库等,回顾性收集2015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就诊,并完成了术后靶向/常规化疗治疗的HER-2+乳腺癌患者,及其于2015年1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完整疗程内费用和自付比例。通过多重线性回归对疗程费用、自付比例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影响因素变化进行研究;通过创建基于倾向值匹配的患者样本,对医保政策对患者疗程费用、自付比例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并基于不同匹配函数,应用Bootstrap自助抽样作敏感性分析。研究结果1.基于卫生体系视角的我国新型肿瘤药物可及性问题与政策分析1.1中国患者获得新型抗肿瘤药物须经历从药物研究成果转化,进行申请新药评审和上市许可、企业定价与价格谈判、纳入公共医疗保障体系,集中采购以及医疗机构终端使用,患者可负担用药,以及用药监测的过程。新型肿瘤药物的医保纳入与患者药物可及性均与上述所有过程全链条、各环节的政策密切相关。1.2阻碍我国患者获取新型肿瘤药物等创新药物的可及性障碍主要为:针对药品研发与临床试验审批的障碍;原研药物的知识产权障碍;药物的可负担性与经济负担保障体系障碍;集中采购与供应障碍;对医疗机构用药的行政管理障碍。1.3由于新型肿瘤药物本身药品价格高昂,及时在降低50%纳入医保后仍然具较高费用,同时由于我国医保制度“起付、封顶线”,“先行自付比例”以及基于筹资水平的保障待遇,将仍可能导致患者存在经济负担困难。1.4政府通过多部门协作,改善了因卫生行政管理、药品供应、通过药品集中采购倒逼新型肿瘤原研药企业降低药品价格。2.先行示范省份新型抗肿瘤药物医保政策对药物利用影响的实证研究及药物经济负担测算2.1 2015年新型抗肿瘤药物医保政策的实施,对所研究的5种新型抗肿瘤药物的医院使用量带来了 16-439个标准单位的显着水平增长（p<0.05）,并在政策实施后保持平稳状态。其中增长水平较快的药物为药品价格最高的抗乳腺癌曲妥珠单抗106.93（95%CI,70.14-143.71,p<0.01）与抗结直肠癌西妥昔单抗 439.14（95%CI,311.79-566.49,p<0.01）;利妥昔单抗的医院使用量在医保政策实施前呈下降趋势,医保政策实施后呈快速上升的趋势。2.2按浙江省城乡常住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测算,所纳入研究的新型抗肿瘤药物医保政策使农村患者的使用此类新型药物治疗的个人经济负担从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2-27.3倍降低到1.6-4.5倍;使城镇患者的使用此类新型药物治疗的个人经济负担从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13.1倍降低到0.6-2.1倍。2.3新型抗肿瘤药物纳入医保政策实施的2015年与2016年,所纳入研究的5种药物共计消耗2.02亿元,按浙江省杭州市大病医疗保险筹资总额以及60%的药物费用报销水平进行计算,其筹资总额的46%被用于所纳入研究的5种抗肿瘤药物。3.以乳腺癌为例,真实世界中新型肿瘤药物医保政策受益患者群体现况分析3.1采用新型药物首次治疗的人数平均占比从政策实施前的37.4%,提高到政策实施后的69.2%。所有亚组的患者采用新型药物首次治疗的患者人数在政策实施后都有提高（p<0.01）。3.2在控制其他条件的情况下,政策实施前,农村地区患者选择新型抗肿瘤药物治疗的机率显着低于城市患者（OR=0.52,95%CI:0.29-0.74,p<0.01）,政策实施后,城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9）。来自高收入水平地区患者选择新型药物治疗的机率在政策实施前是来自低收入地区患者的5.76倍（OR=5.76,95%CI:1.48-12.17,p=0.01）,政策实施后为1.98倍（OR=1.98,95%CI:1.42-17.27,p=0.02）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患者选择创新药物治疗的机率在政策实施前显着低于参加城镇职工医保的患者（OR=0.50,95%CI:0.35-0.79,p=0.03）;政策实施后两参保类型患者选择新型药物治疗机率的差异不再具有统计学意义（p=0.91）。4.以乳腺癌为例,真实世界中新型肿瘤药物医保纳入政策对患者疗程经济负担及政策效应分析4.1影响乳腺癌疗程费用的因素从政策实施前的城乡分布、所在地区可支配收入水平、肿瘤分期、医保类型以及是否选择新型靶向药物治疗方案,变为政策实施后的年龄分组、城乡分布以及肿瘤分期（p<0.05）。城市相比农村从高74 655.78元（95%CI:21420.74-147 503.34,p=0.03）变为高 20 076.23 元（95%CI:5 102.54-37 452.44,p=0.04）;中等可支配收入地区相比低可支配收入地区从高30 912.24元（95%CI:6 056.68,84540.35,p=0.03）变为差异不再有统计学意义（p>0.05）。4.2影响患者自付比例的因素从政策实施前城乡分布、所在地区可支配收入水平、医保类型、是否异地就医、是否选择靶向药物治疗方案间存在显着差异（p<0.05）城市相比农村从低 18.7%（95%CI:0.081-0.288,p<0.01）变为低 10.6%（95%CI:0.037-0.192,p=0.01）;城乡居民参保人相比城镇职工参保人从高19.4%（95%CI 0.118-0.269,p<0.01）变为差异不再有统计学意义（p>0.05）;异地就医参保人相比本地就医参保人从高8.5%（95%CI 0.034-0.137,p=0.02）变为高 9.3%（95%CI 0.041-0.158,p=0.04）。4.3采用稳健的统计分析方法估计的患者样本比政策实施前的患者样本的乳腺癌平均疗程费用减少了 140 380.88元（p<0.01）;基于自助抽样估计的政策影响效应为疗程费用减少130 550.21元（95%CI:96 752.47-197 280.64,p<0.01）;采用稳健的统计分析方法估计的政策实施后的患者样本比政策实施前得患者样本的乳腺癌平均患者自付比例降低23%（p<0.01）;基于自助抽样估计的政策影响效应为患者自付比例减少24%（95%CI:0.20-0.27,p=0.01）。经采用不同Kernel内核函数和带宽条件匹配分析验证,估计结果相互一致。结论与建议1.为逐步消除患者获取新型肿瘤药物的可及性障碍,使患者能够尽早用上可负担的新型抗肿瘤药物,我国从加速新型抗肿瘤药物上市许可、平衡知识产权与患者需求、加强以基本医疗保险为核心的公共保障和促进医疗机构合理使用等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显着的改善了我国患者对创新型药物的可及性。但需注意到现有的医保政策难以解决所有患者群体的药物可及性障碍,仍较高的新型抗肿瘤药品价格水平,以及医保报销前个人自付,医保报销封顶线等因素仍使部分医保待遇差的低收入患者无法负担使用新型抗肿瘤药物治疗。因此,需对医保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科学评价,为进一步改进医保政策提供定量证据。2.药物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显示新型肿瘤药物医保政策实施后,药物需求得到释放,药物利用水平显着上升。患者的经济负担得到较大程度的降低,较此前有效提高了此类药物的可及性,同时原研药物以及其仿制药的市场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但农村患者的药物治疗经济负担相对于其收入而言,负担水平仍较重。3.新型药物的可及性与患者所享受的医保政策与实际保障水平密切相关。总体而言我国医保的人均筹资保障水平仍较为薄弱。对医保政策政策实施效果进行综合评估并制定合理的费用共担机制,优化医疗保障水平,有利于提升患者创新型药物的可及性,促使其及时应用药物治疗。同时需关注确保医保基金的可持续性,以逐步提升全社会的医疗服务保障水平。4.新型抗乳腺癌药物医保政策总体上惠及到了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全部患者分组,患者的新型药物利用比例在医保政策实施后不断增加。影响患者选择目标药物治疗的因素与患者的医保待遇相关,对于异低收入地区患者、异地就医患者的政策惠及仍不足。需加强来自低收入地区和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患者人群的医保待遇,以便使其与来自高收入水平地区和城镇职工医保的患者同样获得公平的机会采用新型药物治疗,对于提高新型抗肿瘤药物医保政策的普惠性和公平性具有重要意义。5.新型抗乳腺癌药物医保政策一定程度降低了乳腺癌患者平均疗程费用和自付比例,但该政策在真实世界中对患者惠及效应、惠及公平程度仍有待进一步提高。新型抗乳腺癌药物纳入医保政策对农村患者、城乡居民医保参保患者和异地就医患者的保障力度相对较弱,有待于通过提高其医保待遇加强创新抗癌药物纳入医保对其的保障力度。同时,真实世界中医保政策对患者疗程费用、自付比例的影响效应低于基于药物的价格变化和医保报销比例变化值的理论估计。在新型抗肿瘤药物纳入医保后,有必要进一步调整医保待遇,缩小各医保统筹区和不同参保人群间的医保待遇差距,为低收入和高风险患者建立安全网制度,完善异地医保报销政策,精准对支付能力较低但治疗费用较高的癌症患者给与政策倾斜等,是优化创新抗癌药物纳入医保政策,落实中央提出的深化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促进公平、逐步缩小待遇差距、增强经济困难群众基础性和兜底性保障”原则的关键。
梁胜翔[6]（2020）在《我国西部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建设研究》文中提出研究背景2009年3月,我国启动实施覆盖全民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并将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作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过去的10年多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取得了显着的进展和成效,为改善居民健康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共卫生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缺乏合格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却成为影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质量的瓶颈问题。因此,自2010年开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培训在全国各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广泛开展,然而,一系列研究表明,当前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培训效果不佳,全国尤其是西部地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素质不高、服务能力不强的问题仍然得不到有效解决,其主要原因是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应该具备的核心能力不明确,导致培训项目设计缺乏核心能力理论支撑。国际上,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已相继建立了各自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核心模型,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能力建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以能力为导向的核心能力模型所驱动。目前,国内尚未见基于核心能力理论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的系统研究。研究目的本研究对重庆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现状及培训需求进行系统评估,并在建立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的基础上,开发出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培训项目设计）提供理论基础及依据,并为人员能力建设提出对策建议。研究方法1.研究地点选择:本研究根据地理位置和2016年的GDP情况,选择重庆市8个主城区和18个区/县作为研究地点,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91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4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48个乡镇卫生院）作为研究现场。2.定量研究:采用连续性抽样方法选取了1275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包括服务机构领导和一线工作人员）作为研究对象。自制调查问卷,分别对研究地点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现状及培训需求进行调查,调查项目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专业、职称、执业资格类别、工作岗位、工作经历、培训次数、培训需求（包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内容、沟通能力、流行病调查、需求评估、干预措施制定、满意度调查或评价项目开展效果、授课技能9个维度）。采用Epidata 3.02软件建立数据库,使用SPSS 21.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的一般情况、人员能力现状及培训需求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对城市与农村、主城区与区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专业、职称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采用卡方检验筛选培训需求的相关因素,再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方法对筛选出来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所有统计学检验均为双侧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定性研究:采用有目的抽样方法,在所选研究地点基层卫生机构中抽取负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的领导以及从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人员（兼顾各个项目）进行个人深入访谈（In-depth interview,IDI）,用信息饱和原则决定最终样本量。个人深入访谈根据事先制定的半结构化访谈题纲来进行,领导的访谈题纲内容主要包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力资源状况相关信息（即本单位工作人员数量、质量以及稳定性）、对当前人员培训的现状、当前培训项目存在的问题以及培训需求。一线工作人员的访谈题纲内容包括他们对自身服务能力的自我评估,他们对培训的参与情况,对当前培训的看法以及培训需求。所有访谈均在访谈对象所在卫生机构选择安静的办公室或会议室进行,每次访谈大约持续40-60分钟,在受访者的知情同意下,所有访谈均用录音笔进行了录音。最后,采主体框架分析法对所有访谈资料进行分析。4.德尔菲法:本研究共选择了17名来自中国东部、西部、北部和南部不同地区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领域专家参加两轮Delphi咨询。在Delphi咨询之前,通过文献研究、专家会议、岗位分析、专家会议等研究方法初步构建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以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初稿和咨询问卷。然后,经过2轮Delphi咨询构建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以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研究结果1.调查对象一般情况:问卷调查中,一共调查1275人,其中有效问卷1244份,有效率为97.6%。调查对象中,57.9%来自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4-34年龄段占38.7%,大部分（82.6%）为女性。学历以大专为主（62.3%）,93.1%的调查者接受过医学院校教育,40.8%为护理专业,超过一半（54.6%）的调查对象职称为初级。工作5年以上的占36.7%,72.6%的人员具有执业资格,执业护士占56.9%,大多数（83.7%）之前没有公共卫生相关工作经历,40.4%的人具有护理工作经历。一共纳入10个基层卫生机构的的10名领导和35名一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人员进行个人深入访谈。在10名领导中,超过一半（6位）是女性;超过一半的领导（6/10）年龄在30至40岁之间;大多数领导（8/10）工作年限在三年以上。在一线工作人员当中,超过一半（21/35）来自社区卫生中心,超过四分之三（27/35）是女性,绝大多数一线工作人员（32/35）的年龄≤40岁,大多数（21/35）的工作年限不到3年。2.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现状:在卫生人力资源数量方面,所有基层卫生机构领导认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编制及现有人员数量严重不足,特别缺全科医生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在人力资源能力素质方面,一线工作人员和领导都均认为,现有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学历低（学历以大专以下为主）、职称低（以初级职称为主）。总体而言,在学历构成上,78.5%为大专及以下学历;在专业构成,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背景的人员占比低,41%以上的工作人员为护理专业出身,尤其是城市和主城区的基层卫生机构,护士占比将近50%。只有5.9%的工作人员具有公共卫生专业背景;在职称构成上,初级职称或无职称工作人员占比达80%,而副高职称仅占3%。多数一线工作人员认为自身能力不足,难以胜任本职工作,尤其在一些对专业知识和技能要求高的服务项目（如健康教育、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等）完全胜任的工作人员不到一半,而且大多数人员不胜任的原因是因为知识和技能都缺乏。3.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现状:85%以上的工作人员在半年内最少接受过1次以上的培训。但是,绝大多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领导认为,目前的培训效果欠佳,培训并没有使人员能力得到根本提高。主要原因有:一是由于人员短缺,导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无法安排人员参加培训;二是目前的培训没有很好地组织,层层培训导致培训内容重复。此外,专业性强的培训（如重性精神病和慢病管理）没有由专业机构承担;三是当前的培训通常集中在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相关的政策和服务规范上,培训缺乏公共卫生核心能力的培训。同时,由于培训缺乏需求评估,导致部分培训项目与工作人员的实际需求不匹配;四是目前的培训形式单一,通常只通过讲座进行,或者以会代训,主要针对理论知识的传授,缺少实践操作层面的培训;五是大多数培训时间太短,培训时间碎片化,不能系统提高知识和能力;六是培训师资不固定、能力有待提高,同时,培训教材不统一,难以保证培训同质化。4.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培训需求评估: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人员培训需求的9个维度中,专业知识占91.3%,专业技能占84.6%,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内容78.8%,沟通能力64.3%,干预措施制定41.6%。需求评估占33.2%,流行病学调查32.5%,满意度调查或项目开展效果评价27.9%,授课技能占26.7%。通过二分类logistic回归对上述培训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人员培训需求受专业背景、学历、职称、执业资格类别以及工作岗位等多种因素影响,尤其工作岗位是9个维度培训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5.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的建立:经过2轮Delphi咨询,建立了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该框架由1个总功能（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维护公众健康）,8个子功能（“居民健康素养提升”、“居民健康信息管理”、“社区健康监测与需求评估”、“维护全生命周期健康”、“疾病预防与控制”、“社区卫生应急管理”、“多部门协作”、“政策、规划制定与评价”）构成。6.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的构建:通过两轮Delphi咨询,构建了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该核心能力模型由3个一级指标（包括专业知识、实践技能、理念与价值观）、19个二级指标（包括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知识、社区健康监测能力、社区健康需求评估能力、政策和干预措施制定及实施和评价能力、健康管理能力、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与应急处置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交流与沟通能力、管理和领导能力、基本科学研究能力及职业精神等）、60个三级指标（包括流行病与医学统计学、中医药健康管理知识、居民健康状况及疾病危险因素监测能力、参与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价的能力、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技能、慢病患者健康管理能力、流行病学调查能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能力、社会动员技能、工作伙伴关系建立、项目管理能力、基本研究设计和实施能力、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及奉献精神等）和129项具体能力界定组成。研究结论重庆市基层卫生机构仍然存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力资短缺、人员能力素质不高以及人员培训效果不佳的问题。同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的培训需求呈现多元化,不同人员的培训需求各有侧重。本研究所建立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基于核心能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培训奠定了基础,为卫生行政部门进一步改进培训项目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增强培训项目的针对性、提高培训的效果、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的服务能力提供了有力保障。根据目前重庆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的现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要进一步重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2.国家要在政策层面上加大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3.以核心能力为导向,调整改革医学院校公共卫生相关专业学历教育课程体系,提高学生岗位胜任力。4.基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人员核心能力模型开发能力培训项目,开展基于核心能力模型的培训,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人员能力建设效果。
苏源[7]（2020）在《宁夏引导居民基层就诊的实施困境与仿真策略研究》文中提出研究背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的健康风险和就医需求不断增加,对社会造成了较大的费用负担。2009年新医改提出了分级诊疗的内涵,并确立了“保基本本,强基层”改革目标,要求将一般性诊疗服务引导下沉至基层。国家政府及卫生部门各类政策文件中均强调实施分级诊疗制度和“强基层”的重要意义。2015年推进分级诊疗实施,要求加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建设,建立医疗机构分工协作,提升医疗资源利用效率,使就医秩序更加合理规范。引导居民基层就诊是分级诊疗制度的本质和目标,与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互为因果。2016年宁夏成为全国综合医改试点省区,近年来在分级诊疗相关政策的实施、优化基层医疗机构资源投入、提高基层诊疗量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实践,但仍面临分级诊疗秩序进展缓慢、基层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居民保持无序就医的困境,引导居民基层就诊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优化改革实施效果需要来自科学研究的证据支持,问题背后的原因以及解决策略需要进一步分析与探究。分级诊疗相关策略实施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如何继续优化基层医疗资源配置?怎样提升基层诊疗服务利用是更有效的?居民基层就诊选择的关键因素有哪些?实施引导居民基层就诊仿真策略将对诊疗服务系统带来怎样的变化?期望基于本研究能够回答以上问题,以加快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制度的有效推进。研究目的本文的总目标是以宁夏引导居民基层就诊的实施困境为出发点,从优化分级诊疗相关策略的实施效果、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有效引导患者下沉的角度,尝试为卫生管理部门提供实证资料和参考依据。具体目标包括:1.从卫生政策的角度,梳理宁夏分级诊疗相关策略的实施现状与主要问题,为提升基层医疗服务体系的需求吸引能力提供理论依据;2.从供给侧服务能力的角度,分析基层医疗资源配置和诊疗服务利用的特征和薄弱环节,探讨基层医疗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以及提升基层诊疗服务利用的区域策略,为改善基层医疗体系的服务提供能力和绩效产出结果提供决策支持;3.从需求侧就医行为的角度,分析居民基层就诊选择的偏好及影响因素,测算关键因素对基层就诊选择概率的边际影响,为建立良好就医秩序提供参考;4.从趋势预测的角度,构建基层就诊系统仿真模型,模拟和比较各类优化策略的实施效果,对进一步引导居民基层就诊可能面对的成效和问题形成预判。资料与方法1.资料来源:文献资料来源于各类中英文学术数据库,有关卫生政策文件来源于各级政府或部门的官方网站;相关卫生策略实施和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现状的定性资料来源于基层医疗机构知情人访谈信息;相关卫生策略实施进展以及宁夏和各地区医疗资源、诊疗服务利用等定量资料来源于2013-2018年《宁夏卫生健康工作统计公报》和宁夏卫健委信息中心;宁夏城乡居民个人信息、医疗服务利用等资料来源于2018年第六次宁夏卫生服务调查数据库;宁夏基本社会情况数据来源于2019年《宁夏统计年鉴》。2.分析方法:使用统计学方法对各类资料进行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单因素检验等;利用熵权资源分布指数和集聚度指数评价各地区基层医疗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利用数据包络分析评价各地区基层诊疗服务利用效率;利用空间分析方法探讨基层诊疗服务利用的空间效应;构建随机效用模型测算关键因素对基层就诊选择概率的边际影响;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基层就诊系统仿真模型,模拟优化策略实施后的系统行为变化趋势。研究结果1.分级诊疗相关策略的实施现状及主要问题（1）阶梯化的门诊统筹报销制度对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非慢性病患者前往基层就诊产生了一定引导效果。医保策略的主要问题包括,门诊大病医保制度未形成阶梯化报销比例;转诊转院制度对基层首诊的激励作用有待发挥;各级医疗机构间住院报销比例差距不显着;医保差异化报销制度的知晓度有待提高。（2）2018年家庭医生服务的各项签约率均达到预期目标。主要问题包括,总体签约率仅为40.95%,与普及家庭医生服务仍有距离;若普及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数量存在短缺;居民对家庭医生服务的认知有待提高;部分签约居民对家庭医生服务的认可度不高;家庭医生对非重点人群的关注度不够。（3）2018年末宁夏已构建医联体71个,覆盖90%的基层医疗机构。医联体主要问题包括,均为松散型服务模式;医院对基层的帮扶形式和效果具有局限性。（4）互联网诊疗服务和远程诊断是基层互联网医疗的主要应用形式。主要问题包括,2018年互联网诊疗服务仅在部分基层医疗机构开展;基层互联网诊疗量占基层总诊疗量的比重仅为0.28%,居民未形成利用基层互联网诊疗服务的意识;基层互联网诊疗的服务过程相对繁琐和耗时。2.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现状与地区特征（1）近年来,基层的医疗机构数、各类卫生人员、设备和床位、资产与收支均呈快速增长,但是按照卫生规划目标以及进一步患者下沉基层的就诊需求,部分医疗资源仍需优化配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数量仍需增加;基层医疗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达标率和医保定点机构比重仍具有提升空间。基层卫生人员仍然短缺;村医数满足需求但呈减少趋势;全科医生仍需继续增加;基层卫生技术人员的学历和职称有待提高,尤其是乡镇卫生院;基层医护人员工作量增加且收入偏低不利于基层形成职业吸引力。基层的设备配备水平有待改善,尤其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床位的数量和使用率均呈较低水平;基层可配备药品基本能够满足患者治疗需求。（2）从熵权资源分布指数来看,宁夏各地区存在基层医疗资源配置差异性,城市地区基层医疗资源配置水平相比农村较低（t=-2.265,P=0.035）。从资源集聚度来看,各地区各类基层医疗资源相对人口分布均处于不同程度的过剩、短缺或平衡状态,地区分布公平性欠佳。（3）近年来,宁夏基层诊疗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基层诊疗率呈下降趋势,2018年基层诊疗率仅为43.63%,与70%的阶段目标仍有较大差距。社区诊疗量在基层总诊疗量中的比重最低,引导居民基层就诊城市应是重点。双向转诊率均处于较低水平,并形成相对的“上转容易、下转难”,加剧患者向上集中。（4）从基层诊疗服务的利用效率来看,宁夏仅有45.45%的地区实现了综合效率有效且规模报酬不变;对未达到综合效率有效的12个地区进行指标投影分析,这些地区均存在不同程度地资源投入相对过剩,应作为引导居民基层就诊重点区域,以实现投入与产出协同性。从空间均衡的角度,各地区基层人均诊疗量的全局Moran’s I指数为0.2162（P<0.05）,具有空间正相关性;空间滞后模型显示,其空间滞后因子系数为0.624（P<0.01）,说明目标地区对邻近地区的诊疗服务利用具有正向带动影响;根据各地区所处空间分布格局,引导居民基层就诊可分别采取维持、鼓励、改革和帮扶四类区域策略。3.居民基层就诊选择的影响因素（1）经单因素检验,农村地区、45岁及以上、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自评健康状况较好、体重正常或超重、病伤程度不严重的患者,认为就医机构距离近、技术水平不高、设备条件不好、候诊时间短、服务态度好、就诊花费不贵、总体满意、就诊自负费用不高的患者,建立健康档案、知道家庭医生和签约家庭医生的患者更倾向于选择基层医疗机构就诊。（2）根据随机效用模型,在其他因素保持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关于基层就诊选择概率,患者来自农村相比城市使之增加10.50%,患者健康状况一般相比很差使之增加9.79%,就医机构距离近使之增加14.28%,候诊时间短相比时间长使之增加22.67%,Ln（就诊自负费用）每降低一个单位使之增加7.69%,由于基层技术水平和设备条件的劣势,使之分别减少29.34%和38.40%,签约家庭医生相比未签约使之增加8.71%。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改善应作为关键因素。4.引导居民基层就诊的仿真策略模拟实验（1）实施“普及家庭医生服务”、“提高基层技术水平”、“改善基层设备条件”三类引导居民基层就诊的仿真策略,均可不同程度地增加基层诊疗率、基层诊疗量、基层医师需求量,以及节约个人自负费用和医保支付费用。（2）实施“普及家庭医生服务”策略,2023年的基层诊疗率仅为46.73%,与分级诊疗阶段目标仍有较大差距,该策略对居民基层就诊引导效果相对有限,且不会出现基层医师供需缺口。（3）实施“提高基层技术水平”和“改善基层设备条件”两类策略,能够有效实现患者下沉基层,2023年的基层诊疗率将分别达到66.71%和75.49%,接近或超过分级诊疗阶段目标,但是基层可承接诊疗量的比重分别仅为79.71%和70.57%,医师缺口分别为1663人和2781人,基层医疗机构承接患者的能力有限。（4）按照假设的基层互联网诊疗率,实施互联网医疗对基层医师的补充力度非常有限。若要通过推广基层互联网医疗来弥补“提高基层技术水平”和“改善基层设备条件”两类策略所产生的基层医师供需缺口,2023年的基层互联网诊疗率需分别达到19.01%和28.15%。结论与建议1.主要结论（1）家庭医生签约率和基层互联网诊疗量有待提高,各项分级诊疗相关策略的制度或服务过程存在部分缺陷,还未充分发挥居民基层就诊的引导作用。（2）近年来各类基层医疗资源总体呈现快速增长,但是部分医疗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仍需优化,同时基层医疗资源的地区分布公平性欠佳。（3）基层诊疗服务的绩效结果尚不理想,针对城市地区、未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地区、基层诊疗服务利用处于低-高格局的地区和处于低-低格局的核心地区,实施引导居民基层就诊的改革措施是更有效的。（4）签约家庭医生服务、改善基层医疗机构的技术水平和设备条件是提升居民基层就诊选择概率的关键因素。（5）相比普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高基层技术水平和改善基层设备条件可有效引导患者下沉基层,但需面对医师缺口,基层的承接能力有限。2.对策建议（1）落实政府医改责任,完善各项制度与政策;（2）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提供能力;（3）均衡地区差异,提升基层诊疗服务的整体绩效;（4）改善基层的技术水平和设备条件,获取居民就诊信任;（5）普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培养居民基层就诊习惯;（6）推广基层互联网医疗,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纵向共享。
赵戎蓉[8]（2019）在《重庆市城市社区居家养老照护模式的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背景: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进程最快的国家之一。虽然与发达世界国家相比,中国老龄化现象出现时间不长,但中国老龄化的主要特征是增速快、规模大、未富先老,因此所面临的老龄化问题更加严峻。相关调查结果显示,老龄化趋势下城市老人的生活质量处于中下水平。居家养老目前是中国人首选的养老模式,也是政府倡导占主体地位的养老模式。然而,现阶段我国家庭结构小型化,独生子女、空巢老人居多,传统的完全由家人（主要是子女）承担照顾所需人力物力的居家养老模式已经完全不能满足目前的养老需求,因此,急需探索一种社会力量大力支持的新型居家养老模式,使社会化的服务和帮助跟进到老年人家庭,以适应高龄、失能、空巢家庭老人不断增长的现状,满足我国老龄化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目的:本研究拟在对国内外居家养老照护模式分析和研究基础上,调查城市社区老年人居家养老照护需求及影响因素,探讨重庆居家养老照护服务存在的问题、发展思路、解决途径,结合重庆市社会经济状况、人口学特征、养老政策等现实条件,从照护服务供给主体、提供的照护内容、供给方式、配套保障等多方面探讨构建具有操作性的重庆市居家养老照护模式,为重庆城市社区居家养老照护高效、经济、均等的供给提供政策性建议,为养老事业的深入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内容与方法:1.国内外居家养老照护模式现状分析采用文献研究法,对各国各地区居家养老起源、发展及现状的相关文献进行归纳分析,了解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梳理我国居家养老照护模式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为构建重庆城市社区居家养老照护模式提供参考。2.重庆市居家养老照护服务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采用焦点小组访谈法,主要用于获得居家养老服务资源提供者对居家养老服务供给和利用情况的认识,影响居家养老照护的相关因素,收集访谈对象对现行政策和体制的看法,以及对建立重庆市城区居家养老照护服务体系的建议,确定重庆居家养老照护服务存在的问题、发展思路、解决途径。在进行问卷调查的区县每个区县抽取卫计委、民政局、财政局业务相关的工作人员各1人,社区主任、社区医院领导、公立及私立的养老机构负责人各1-2人进行焦点团体小组访谈,每组由6-10人组成,共访谈了8组。3.重庆市城市社区居家养老老人照护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根据重庆市各地区经济水平进行分层,每层选择23个区县（城市）老年人口进行现场调查,调查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与需求情况。采用自设问卷,遵循自愿原则,共有1635名65岁以上老人参与了本次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基本情况、健康情况和养老服务需求。统计分析方法主要包括描述性分析、χ2检验、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回归。采用统计软件SPSS21.0进行统计分析。4.构建城市城区居家养老照护模式在文献研究与实证研究基础上,结合重庆市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状况、养老政策,以新人本主义需要（Existence,Relatedness,Growth,ERG）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社区照顾理论等理论为指导,从照护服务供给主体、照护内容、供给方式、配套保障等多方面构建城市居家养老照护服务模式。结果:1.文献研究结果:以日本、北欧三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居家养老模式具有法律法规等制度保障完善,服务体系健全、服务内容丰富多样而专业,非营利组织作用突显等特点。由对国内青岛市、浙江省、香港等地区的居家养老照护模式的分析发现,仍然存在服务利用率较低,社会参与度较低,服务种类少、水平低等问题。2.焦点小组访谈的结果为:（1）目前国家提倡的“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模式适应现实需求,但还没有一种适合于重庆的成熟的居家养老模式。（2）居家养老照护需求的内容包括医疗护理、健康管理、生活照料、文化娱乐、精神慰藉、临终关怀和死亡丧葬。（3）重庆市居家养老照护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居家养老照护还未找到合适的运行模式;居家养老服务资源供给不足;医养护康分离;社会知晓率低;对老年人吸引不够,对社会资源缺乏吸引。（4）影响居家养老照护质量的因素有:尊老爱老氛围不浓;制度法规不健全;宣传力度不足;配套资源不足;养老观念陈旧。（5）对城市社区居家养老照护模式构建的建议:完善制度建设与法规保障;整合资源;培养吸引专业人才;培育养老市场;引导观念转变。3.问卷调查结果:共回收有效问卷1553份,有效回收率94.98%,调查发现:55.96%的老人选择居家养老,29.49%的老人选择居家养老与社区养老相结合,老人最能接受的养老方式还是居家养老,性别、健康状况、文化程度、医疗付费方式、子女数量、与子女居住距离及月收入对老年人口选择养老方式有影响。有一半（50.80%）的老人享受过社区提供的老年服务,另一半老人（49.20%）未享受过社区提供的老年服务。63.22%的老人对社区目前提供的老年服务很满意或基本满意。42.37%的老人希望得到长期照顾服务,41.08%的老人希望得到应急情况呼叫服务,16.55%的老人希望得到短期托付服务。老人希望得到的居家养老照护服务内容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健康咨询和指导（63.43%）、生活护理（53.77%）、营养膳食指导（40.37%）。仅33.29%的老人表示愿意购买有偿居家服务,医疗付费方式、收入和健康状况都是是否愿意购买有偿居家养老服务的影响因素。4.模式构建的内涵与要素:从照护服务供给主体、照护内容、供给方式、配套保障等多方面构建了城市居家养老照护模式。政府、社会组织、非营利组织和家庭是基本的供给方。居家养老照护的内容应当包括医疗护理、健康管理、生活照料、文化娱乐、精神慰藉、临终关怀与死亡丧葬。以“互联网+”作为照护供给方式,运用互联网等技术为居家养老提供全面快捷、灵活机动、低成本的居家养老服务。从建立健全居家养老照护配套法律法规制度,整合供给侧资源,提供人力资源保障等处着手进行配套保障。结论:1.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和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居家养老模式,但受重庆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不能直接复制这些区域的模式和经验。2.可通过完善制度建设与法规保障,整合医养各方面资源,培养吸引专业人才,引导社会转变养老观念,积极培育养老市场来解决目前重庆城市社区居家养老照护中存在的问题。3.老年人口的照护服务需求受多种因素影响并呈现多层次多元化态势,完善的健康支持是目前居家养老照护中最急迫的需求,应加强对居家养老社会化服务的宣传引导,优化重庆市居家养老照护内容需要,改革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方式,吸引更多的护理人才。4.构建了包含供给主体、照护内容、供给方式、配套保障等多方面的重庆市城市居家养老照护模式,为重庆城市社区居家养老照护提供了政策性建议,为探索更适合重庆市市情的养老模式提供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模式运行框架。
薛晓婧[9]（2019）在《社会诉求与政府的回应性 ——基于浙江省“送医下基层”的今昔比较研究》文中认为“送医下基层”作为政府回应社会对医疗卫生服务诉求的重要手段,其有效性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本研究希望透过对这种差异性成因的研究,探索影响政府回应有效性的因素,以期能够一方面在理论上补充目前学界对政府回应客体关注的不足,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助力政府回应有效性的提高。本研究聚焦于不同回应客体为回应有效性带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浙江省嘉兴、余姚和杭州三座城市在民国、毛泽东时代和2013年之后“送医下基层”实践的对比研究表明,政府对“需要”和“需求”的回应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影响政府回应子目标的实现及其与总目标的协调,并塑造出不同类型的政府-社会关系。民国时期的卫生状况和卫生管理实践展现了中国在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对卫生事业进行管理的尝试,描述了“送医下基层”产生的背景。民国之后,“送医下基层”的出现及其带来的变化,体现了政府回应社会的必要性。对于毛泽东时代的“送医下基层”来说,一方面,由于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以及政府对“多、快、好、省”地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的期待,政府回应的客体被严格地限定在了“生存型需要”上面;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主要是医疗卫生资源的短缺、经济水平的低下以及交通设施的不完善,为政府在政策上对群众的“需求”进行引导铺设了较好的现实条件,这一时期的“送医”行动在实现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及其与维护国家安全这个总目标上效果较好,但同时,也由于对生存型需要的回应,政府和社会关系被逐渐塑造成了求存型政府和群众社会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地方政府有了较大的自由度,2013年后浙江省内三个城市的“送医下基层”呈现出了不同的样态。在这一时期,嘉兴市由于只有民意收集机制,缺少民意处理机制,因而在“送医下基层”过程中并没有区分清楚“需求”和“需要”,对它们进行了混合回应,以至于其回应客体逐渐演变成了只有“需求”。这就使得政府-社会关系逐渐被塑造成了安抚型政府和私民社会的关系,同时政府尽管通过“送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但是在协调服务可及性与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即“送医”子目标和总目标上表现不佳。而余姚由于在“送医”之前建立了行政吸纳性的协商参与机制,不但能够收集民意,同时能够对民意进行处理,因而在“送医下基层”的过程中能够较为准确地回应居民的“发展型需要”,从而能够在提高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的同时协调其与分级诊疗的关系,并为形成较为良性的政府-社会关系创造了一定的条件。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余姚市未能成功地对“需求”进行引导,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送医”的效果,也使得它的政府-社会关系降格为准服务型政府和准公民社会的关系。对于杭州市的“送医下基层”（“健康意识下基层”）来说,其回应客体的识别机制与毛泽东时代在本质上类似,所以其回应客体自然也落在了“生存型需要”上,由此尽管杭州市能够通过这项举措提高居民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但是在协调其与缓解由于人民健康水平下降带来的人力资本短缺或质量下降以及由于医疗卫生费用上涨带来的财政负担之间的张力这个总目标上表现不佳,同时,也使得政府-社会关系逐渐演变为了求存型政府与群众社会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回应不一定是社会问题的终点,回应本身也可能产生新的社会问题。政府对不同客体的回应会对回应效力产生不同的影响。政府能否识别并回应“需要”是决定政府回应是否有效的关键,因为当政府将客体界定在“需要”上时,它起码可以实现政府回应子目标及其与总目标之间的协调。其中,对“发展型需要”的回应将影响政府回应结果的适应性,因为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制度安排以及由此培养出的公民文化能够较好地适应未来社会多元化的趋势。而能否对“需求”进行成功地引导将决定政府回应效力的强度,因为当政府有限的财政资源被用于满足无限的需求时,政府很难协调其行动的子目标和总目标,容易因小失大,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安抚型政府与私民社会的关系也不利于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
朱平华[10]（2019）在《医联体框架下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评价及模式优化研究》文中认为背景我国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慢性疾病患病率迅速上升,医疗费用急剧上涨,个人、社会和政府不堪重负。《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多次提到健康管理,健康管理已然是实现全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战略和关键路径。《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实现发展方式“由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健康广西2030”规划》也提出了开展健康管理、构建健康促进体系的任务。而这两项任务的最终完成,无疑离不开医联体特别是紧密型医联体的平台架构或实施载体。新的形势下,拥有优质核心医疗资源、掌握健康管理优质客户、具有区域辐射影响力的三级综合公立医院理应成为开展健康管理服务的示范基地和榜样力量,尤其是在加快医联体建设和发展的背景下,三级综合医院如何在评价自身健康管理服务能力、提升健康管理服务水平、创新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共建健康管理联动机制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不同层级的医疗机构如何在紧密型医联体的框架下围绕健康管理的实践环节有所作为,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然而,健康管理学界与健康服务业界目前均无关于健康管理服务能力及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的定义,也未专门开展对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的评价,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尚未建立,具有三级综合公立医院特色、适用于医联体框架下的广西健康管理服务模式也在探索之中。目的1.提炼国内外健康管理服务典型模式,梳理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实践探索及紧密型医联体建设与发展情况,为构建三级综合公立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2.构建医联体框架下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调查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现状和联动情况并进行综合评价,为评价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提供指标体系和实证数据。3.分析医联体框架下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的优势、劣势与机遇、挑战,提出完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体系的对策建议,为三级综合医院及其所在医联体各成员单位提升健康管理服务能力、优化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共建健康管理联动机制提供决策参考,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健康管理服务暂行规定、推动健康管理落地实施提供配套政策。方法1.文献研究法:查询和收集国内外健康管理与医联体有关文献资料,总结可供借鉴的理论、模式、经验和方法,建立健康管理服务与医联体的相关理论框架。2.德尔菲专家咨询法:结合文献研究结果,在厘清健康管理服务与医联体的理论框架后,初步设计评价指标体系。经2轮Delphi法专家咨询后筛选评价指标,逐步统一专家意见,最终形成评价指标体系。3.问卷调查法:根据指标体系设计调查问卷,面向广西医院协会健康管理专委会31家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成员单位开展健康管理服务能力现状调查,面向体检人群开展基本健康素养水平和健康管理服务满意度调查。4.专家访谈法:在专家咨询、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广西医院协会健康管理专委会召开年会的契机对上述医院健康管理部门31名负责人开展个人访谈,了解机构发展现状和健康管理服务联动情况,征询意见建议。5.综合评价法:对现场调查数据采取加权“密切值”法与“秩和比”法结合、嵌套的方法,综合评价广西三级综合公立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应用“雷达图”法对服务能力薄弱环节进行系统分析。6.SWOT分析法:综合以上研究结果,以矩阵方式列出并分析医院健康管理服务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存在的优势与劣势,运用策略配对方法提出提升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的SO、WO、ST和WT策略及对策建议。7.统计分析方法: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体系各指标的权重;使用内部信度和结构、内容效度分别评价指标体系的信度、效度;使用EPI Data软件录入调查表中的数据,导入SPSS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和推断性分析。结果1.医联体框架下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的评价医联体框架下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的综合指标体系有2个层次,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标34个。德尔菲法两轮咨询中,二级指标的专家权威系数达0.865和0.869,权威程度较高。协调系数分别为0.282和0.348,专家意见逐步趋于一致,专家咨询意见趋同的效果较好。层次分析法构造的5个判断矩阵,单排序、总排序的一致性比例CI、CR均小于0.1,具有满意的一致性。组合权重排名前五位依次为:开展健康管理适宜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引领健康管理科学研究、引领区域健康管理服务体系建设、健康管理对象的健康体检或医疗服务信息在医联体内安全互联互通、开展全程健康管理服务。综合指标体系专家代表性、权威性和一致性较好,经内部一致性信度和结构、内容效度检验证明具有较好的信效度。该体系以医联体为视角和框架,涵盖了健康管理服务投入、服务过程、服务产出、服务效果等多方面内容,为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评价、医疗机构健康管理政策制定提供了测量工具和参考指标。2.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两家机构违规开展健康体检业务,健康体检服务量、年体检收入、人均体检费用逐年增加但机构间差异较大,近1/3的机构未制定完善的人财物管理制度,仍有35.5%的机构未建立质量控制体系,将近40%的机构没有开展问诊或问卷调查。健康体检服务项目开展情况参差不齐,独立开展能力总体不强,与医院共享情况较为普遍,个别机构连基本的一般检查项目都未开展。半数左右的机构体检报告未包含疾病危险性评价和慢病患病风险评估内容,38.7%的机构未能对健康状况及未来患病或死亡的危险性进行全面分析评估,64.5%的机构未能对慢病患者进行分级干预并随访,67.7%的机构未能对高危人群进行早期筛查、健康指导与干预。检后服务覆盖范围不广、随访项目有限,仍有6.4%的机构只停留在健康检测的初级阶段,单纯体检或“只检不管”。仅有22.5%的机构延伸到了健康跟踪的阶段,但总体还是重健康体检,轻健康管理。从健康管理（体检）服务对象来看,35.1%的体检者23年甚至更长时间才体检一次,仅有11.1%的人群经常测量自身心率和血压,有30%的人经常观察自身大小便情况来进行粗略的健康检查,仅有10.1%的调查对象出差或旅游时随身携带药物,依旧有5.4%的人从来不系安全带,调查对象9项健康基本知识知晓率不高。体检人群对健康管理服务的平均满意度为89.16%,不同机构间满意度水平差异不大。与健康管理服务密切相关的健康管理师等专业技术人员的人力资源配置不足,健康管理个性化、多样化、全方位服务水平较低,健康管理工作的考核和奖惩机制尚未普遍建立。对体检者健康状况的采集和掌握不够全面,影响到后续的健康评估的准确度和健康干预的效果。健康体检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较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健康管理服务的满意度。医院内部和医联体内的健康管理联动极少,信息互联互通难以实现,临床科室医护人员健康管理理念和疾病管理服务意识比较淡薄,健康管理服务缺乏创新。3.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的综合评价加权密切值法、秩和比法、“雷达图”相结合的综合评价结果显示,4家医院位于优档,5家医院处于差档,其余19家医院为中档,分别约占医院总数的14%、18%、68%。评价结果较全面、合理。排序第一的医院在所有指标方面均明显优于排序最后的医院,排序最后的医院在健康管理服务能力各项评价指标表现中均很不理想。三档中,过程、效果指标差异不大,主要差异在于投入、产出指标。服务能力处于“优”档的,总体表现比较出色,一级指标均优于其它两档,但存在个别医院部分指标发展不均衡,指标表现不佳。普遍表现较好的指标主要有:健康管理（体检）机构符合《健康体检管理暂行规定》,应用信息化系统开展医联体内的预约、转诊服务,开展健康知识教育。普遍表现较差的指标主要有:健康管理对象的健康体检或医疗服务信息在医联体内安全互联互通、健康管理纳入医院绩效考核。广西三级综合公立医院健康管理机构内涵建设薄弱,服务能力总体不足,服务内容不全面,服务流程不完整,健康管理服务项目比较单一,覆盖人群十分有限,疾病管理服务相对缺乏,不同机构间的健康管理服务质量存在差异,医联体内部健康管理运行机制有待探索,健康管理服务与医疗服务之间发展极不协调。4.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的服务模式大多数机构的健康管理服务模式仍停留在以健康体检为主（重检轻管）的健康体检型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即专业化健康体检服务模式）。绝大多数医院尚未建立健康管理的内部联动机制,医院健康管理（体检）机构面向体检人群的健康管理服务与医院临床科室面向住院患者的疾病管理服务未能形成有效合作与互补,医联体内各成员单位目前较少涉及健康管理方面的合作。加上医院健康体检人群总体健康状况并不乐观,基本健康素养水平较低,自我健康管理意识和能力较差,广西三级综合公立医院的健康管理及其联动工作任重道远。结论1.三级综合公立医院示范引领健康管理服务有其独特的优势,在大健康的背景下更是迎来了发展机遇。但是,由于公立医院长期以来“以疾病为中心”、“重治轻防”的发展模式以及由此形成的运行惯性和路径依赖,广西三级综合公立医院实施健康管理也面临不小挑战和不少障碍。因此,应整合发挥SO、WO、ST和WT等不同策略之间的协同效应。2.作为公立医院举办方的各级政府要更好发挥“做好健康管理顶层设计、建立健康管理运行机制”的作用,尽快出台医疗卫生机构健康管理服务规范性文件——《医疗卫生机构健康管理服务暂行规定》,适时发布《健康管理基本项目目录》,最终建立健全以公立医院为骨干带头、三级综合医院为示范引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服务主体、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为业务指导,健康管理公司、健康保险公司和全社会、全体人民积极参与的多元健康管理服务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卫生健康、医疗保障、发展改革、财政、人社、教育、保监等各个相关部委办局要主动发挥“制定健康管理配套政策,加强健康管理协调指导”的作用。3.三级综合医院要创新示范医联体框架下的“整合型、全方位、个性化、广覆盖”的“四位一体”健康管理服务新模式,实现“全程服务、智能管理、信息共享、各司其职、责任共担、上下联动、利益共享、一体运行”的目标,带头共建医联体框架下的“机构、人员、信息、服务、防治相互联动”的健康管理服务“五项联动”新机制;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立足自身功能定位发挥在全民健康协同管理中的特色优势:省级教学研究型医院牵头制订开发健康管理行业标准指南,县级、二级、城市辖区医院成为本区域预防、健康管理、慢病管理、康复服务、医养结合的龙头,中医院、民族医院发挥中医药、中西医结合技术、民族医药的特色和治未病及养生保健的优势,专科医院开展针对专门疾病和特定人群的健康管理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执行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和健康管理服务标准指南。
二、浙江省医疗机构博士学位人力资源调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浙江省医疗机构博士学位人力资源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法律实现（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论文的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预期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薪酬分配公正及其法律实现的理论阐述 |
| 第一节 薪酬分配公正的概念阐释 |
| 一、薪酬概念的理论阐析 |
| 二、劳动者概念的理论阐析 |
| 三、公正概念的理论阐析 |
| 第二节 薪酬分配公正的理论基础 |
| 一、哲学维度 |
| 二、法律维度 |
| 第三节 薪酬分配公正法律实现的现实必要性 |
|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回应 |
| 二、得所应得的强化 |
| 三、差别原则的考量 |
| 四、现实国情的呼唤 |
| 第四节 中国传统分配公正理论的历史演进 |
| 一、传统分配公正思想的演进 |
| 二、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
| 第二章 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评判标准 |
| 第一节 经济学的评判标准 |
| 一、基尼系数 |
| 二、要素价格理论 |
| 第二节 法学的评判维度 |
| 一、劳动报酬请求权的实现程度 |
| 二、同工同酬的实现程度 |
| 三、劳动薪酬集体协商的实现程度 |
| 第三章 薪酬分配公正法律实现的模式借鉴 |
| 第一节 当代薪酬分配法律实现的典型模式 |
| 一、市场与政府共同作用型——瑞典 |
| 二、市场主导型——美国 |
| 三、政府主导型——巴西 |
| 第二节 对当代中国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借鉴意义 |
| 一、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应与时俱进 |
| 二、破除阻碍市场机制运行的壁垒 |
|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归位 |
| 四、建立公平且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 |
| 五、完善薪酬配套政策体系 |
| 第四章 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权力保障机制 |
| 第一节 权力配置基本要义 |
| 一、权力配置原则 |
| 二、权力配置结构 |
| 三、影响权力运行的因素 |
| 四、实现薪酬分配公正过程中的权力运行困境 |
| 第二节 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国家责任 |
| 一、司法公正的型塑 |
| 二、薪酬分配制度的完善 |
| 三、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 |
| 第三节 疫情下薪酬分配公正与政府权力行使 |
| 一、政府权力在疫情保障中的行使方式 |
| 二、疫情背景下的薪酬分配 |
| 三、薪酬分配公正对权力行使的新要求 |
| 第五章 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权利实现机制 |
| 第一节 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权利观 |
| 一、人本理念下的权利观 |
| 二、劳资共赢理念下的权利观 |
| 第二节 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权利支撑 |
| 一、群体公正的实现——劳资共决权 |
| 二、个体公正的实现——同工同酬权 |
| 三、现实公正的实现——劳动报酬请求权 |
| 第六章 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社会支撑机制 |
| 第一节 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中工会角色定位及其实现 |
| 一、工会的角色定位 |
| 二、工会在薪酬分配中的作用 |
| 三、工会的代表权保障 |
| 四、工会的维权手段保障 |
| 第二节 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中职工代表大会角色定位及其实现 |
| 一、职工代表大会的角色定位 |
| 二、职工代表大会在薪酬分配中的职能 |
| 三、职工代表大会的决策权保障 |
| 四、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建议权的保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国家需求层次的理论建构 |
| 一、国家人格化:以人的视角建构国家 |
| (一)国家建构的多维逻辑 |
| (二)国家行为与动机的人格属性 |
| 二、人与国家的需求通约性 |
| (一)人与国家的多元需求 |
| (二)人与国家需求相通约的依据 |
| 三、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国家应用 |
| (一)“需求层次论”的理论内涵 |
| (二)“需求层次论”的应用考量 |
| (三)国家需求视角下的国际合作 |
| (四)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国家需求 |
| 四、国家需求层次的分析框架 |
| (一)国家需求的界定与层次 |
| (二)多层需求的平衡与均衡 |
| 第二章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进展与方向 |
| 一、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历程 |
| (一)主权需求优先的阶段(1949-1978年) |
| (二)发展需求优先的阶段(1979-2018年) |
| (三)多层需求兼顾的新时期(2019年至今) |
| 二、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动因 |
| (一)时代主题判断 |
| (二)改革开放实践 |
| (三)国际规范内化 |
| 三、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方向 |
| (一)由选择自立走向逐步开放 |
| (二)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倡导 |
| (三)由双边互动趋向多方参与 |
| 第三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的挑战 |
| 一、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
| (一)后疫情时代百年变局变数增多 |
| (二)逆全球化下疫情民粹主义兴起 |
| (三)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尚需时间 |
| 二、发展中国家身份引发质疑 |
| (一)中国的身份定位存在分歧 |
| (二)外界混淆中国的需求层次 |
| (三)身份质疑导致行为的误判 |
| 三、新发展格局面临多重国际竞争压力 |
| (一)权力转移下的大国竞争 |
| (二)新兴崛起国群体内竞争 |
| (三)区域强国间的机制竞争 |
| 第四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存在的问题 |
| 一、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 |
| (一)过度聚焦规模与速度 |
| (二)地域差距的不断扩大 |
| (三)跨国利益边界模糊化 |
| 二、国家需求层次的认知失调 |
| (一)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相分隔 |
| (二)国际不同层次需求关注不均 |
| (三)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疏离 |
| 三、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不足 |
| (一)战略设计引发外界疑惑 |
| (二)国际制度话语处于劣势 |
| (三)国际社会交往基础薄弱 |
| 四、实现国家需求缺乏制度保障 |
| (一)国际发展体系规范压力 |
| (二)专业机构管理经验欠缺 |
| (三)多边合作路径选择受限 |
| 第五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路径抉择 |
| 一、明确发展需求优先方针 |
| (一)重视发展质量创新评估 |
| (二)均衡各区域可持续发展 |
| (三)全方位调和海内外利益 |
| (四)增强环境变化中的定力 |
| 二、统合国内外需求层次 |
| (一)发展与国际责任适度关联 |
| (二)国际地位基于主权与发展 |
| (三)现代化需求贯穿于其他需求 |
| (四)坚定发展中国家身份立场 |
| 三、增进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 |
| (一)提升发展战略释疑成效 |
| (二)提高多边外交话语效能 |
| (三)积累国际社会互动资源 |
| (四)长效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
| 四、完善国家需求的实现机制 |
| (一)善用国际体系部分规范 |
| (二)健全机构建设全面评估 |
| (三)推进三方合作机制建设 |
| (四)夯实国际竞争的制度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3）公立医院管理者和医师的多点执业行为意愿及监管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医师多点执业极具普遍性 |
| 1.1.2 医师多点执业极具争议性 |
| 1.1.3 医师多点执业政策多元化 |
| 1.1.4 我国医师多点执业的困境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相关概念 |
| 1.2.2 感知相关医师多点执业研究述评 |
| 1.2.3 行为相关医师多点执业研究述评 |
| 1.2.4 政策相关医师多点执业研究述评 |
| 1.3 已有研究的不足 |
| 1.4 理论基础 |
| 1.4.1 计划行为理论和模型 |
| 1.4.2 期望效价理论和模型 |
| 1.4.3 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模型 |
| 1.4.4 政策评估理论和模型 |
| 1.5 总体研究框架 |
| 1.6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7 研究内容 |
| 1.7.1 分析管理者对多点执业的监管行为意愿 |
| 1.7.2 分析医师对多点执业的参与行为意愿 |
| 1.7.3 分析公立医院医师多点执业管理策略 |
| 第2章 研究对象和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1.1 管理者及样本量 |
| 2.1.2 医师及样本量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文献研究法 |
| 2.2.2 焦点小组访谈法 |
| 2.2.3 问卷调查法 |
| 2.2.4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法 |
| 2.2.5 IPA分析法 |
| 2.3 研究工具与评价标准 |
| 2.3.1 管理者问卷 |
| 2.3.2 医师问卷 |
| 2.4 质量控制 |
| 2.5 技术路线 |
| 第3章 管理者的多点执业监管行为意愿研究 |
| 3.1 研究思路和内容 |
| 3.2 研究问题和假设 |
| 3.2.1 研究问题 |
| 3.2.2 研究假设 |
| 3.3 管理者问卷设计和数据收集 |
| 3.3.1 管理者初始问卷 |
| 3.3.2 焦点小组访谈 |
| 3.3.3 管理者预调研问卷 |
| 3.3.4 管理者正式问卷和数据收集 |
| 3.4 数据分析和假设论证 |
| 3.4.1 管理者对多点执业的感知及其构成 |
| 3.4.2 管理者多点执业感知的关联研究 |
| 3.4.3 管理者多点执业感知的强弱研究 |
| 3.4.4 管理者基础特征对多点执业感知的影响 |
| 3.4.5 管理者对多点执业的监管行为意愿及其构成 |
| 3.4.6 管理者对多点执业的监管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医师的多点执业参与行为意愿研究 |
| 4.1 研究思路和内容 |
| 4.2 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 |
| 4.2.1 研究问题 |
| 4.2.2 研究假设 |
| 4.3 医师问卷设计和数据收集 |
| 4.3.1 医师初始问卷 |
| 4.3.2 焦点小组访谈 |
| 4.3.3 医师预调研问卷 |
| 4.3.4 医师正式问卷和数据收集 |
| 4.4 数据分析和假设论证 |
| 4.4.1 医师对多点执业的感知及其构成 |
| 4.4.2 医师多点执业感知的关联研究 |
| 4.4.3 医师多点执业感知的强弱研究 |
| 4.4.4 医师的基础特征对多点执业感知的影响 |
| 4.4.5 医师对多点执业的参与行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公立医院医师多点执业管理策略研究 |
| 5.1 研究工具和设计思路 |
| 5.2 管理者多点执业优先改进战略矩阵 |
| 5.2.1 管理者多点执业优先改进战略矩阵构建 |
| 5.2.2 数据结果及分析 |
| 5.3 医师多点执业优先改进战略矩阵 |
| 5.3.1 坐标设置 |
| 5.3.2 数据结果及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讨论 |
| 6.1 多点执业感知差异及其原因分析 |
| 6.1.1 管理者对多点执业的获得感一般 |
| 6.1.2 管理者对多点执业的风险体验突出 |
| 6.1.3 管理者对多点执业的畏难情绪严重 |
| 6.1.4 医师对多点执业的获得感强烈 |
| 6.1.5 医师对多点执业的风险体验不强 |
| 6.1.6 医师对多点执业的难度感知一般 |
| 6.2 多点执业感知的关联度和强弱对比 |
| 6.2.1 管理者多点执业感知的关联分析 |
| 6.2.2 医师多点执业感知的关联分析 |
| 6.2.3 双方多点执业感知的强弱对比 |
| 6.3 多点执业行为意愿的分析 |
| 6.3.1 管理者的多点执业监管诉求 |
| 6.3.2 医师的多点执业的参与诉求 |
| 6.4 多点执业行为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 |
| 6.4.1 管理者多点执业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 |
| 6.4.2 医师多点执业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 |
| 第7章 医师多点执业的监管策略与建议 |
| 7.1 降低医师多点执业给公立医院带来的时间管理成本 |
| 7.2 妥善解决多点执业带给公立医院服务供应量的危机 |
| 7.3 加大多点执业对提高临床自主权和业务水平的作用 |
| 7.4 分类构建医疗服务支付标准体系夯实医师工作价值 |
| 7.5 借力“互联网+医疗服务”赋能医师收获社会尊重 |
| 7.6 制定差异化宣传策略提升多点执业医师社会知名度 |
| 7.7 创建临床实践良性循环帮助医师实现个体预期收益 |
| 7.8 降低以公立医院为医师多点执业供给侧的现实难度 |
| 第8章 结论与创新点 |
| 8.1 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管理者访谈提纲 |
| 附录二:医师访谈提纲 |
| 附录三:管理者问卷 |
| 附录四:医师问卷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4）积极老龄化视角下中国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研究 ——基于试点城市的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老年长期照护 |
| 二、长期护理保险 |
| 三、社会政策与长期护理保险政策 |
| 四、失能老(年)人 |
|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相关文献评析 |
| 第四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政策分析样本的选择 |
| 一、研究方法 |
| 二、长期护理保险政策来源与样本选择 |
| 第六节 技术路线与创新点 |
| 一、技术路线图 |
| 二、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视角与政策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积极老龄化理论 |
| 一、积极老龄化的提出 |
| 二、积极老龄化的内涵 |
| 三、积极老龄化的三个行动支柱 |
| 四、积极老龄化的核心理论 |
| 第二节 政策分析框架 |
| 一、应用较为广泛的政策分析框架 |
| 二、本文政策分析框架的构建 |
| 第三章 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现状 |
| 第一节 参与维度: 社会分配基础现状 |
| 一、参保范围 |
| 二、保障对象 |
| 三、失能评定标准与主体 |
| 第二节 健康维度:长期照护服务供给体系的现状 |
| 一、社会供给类型现状 |
| 二、福利输送系统现状 |
| 第三节 保障维度:筹资模式现状 |
| 一、筹资渠道 |
| 二、筹资形式与筹资标准 |
| 三、启动资金 |
| 第四章 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主要特征 |
| 第一节 参与维度的主要特征 |
| 一、社会分配基础:以诊断差异为主的资格审查 |
| 二、社会政策类型:补缺型社会政策 |
| 第二节 健康维度的主要特征 |
| 一、社会供给类型:以服务福利为主的补救型风险应对策略 |
| 二、福利输送系统:多主体参与的国家主导型福利输送架构 |
| 第三节 保障维度的主要特征 |
| 一、筹资渠道:主要来源于医疗保险基金 |
| 二、财务模式:现收现付制 |
| 第五章 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一节 参与维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参保范围与保障范围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分配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分配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健康维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社会供给内容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福利输送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三节 保障维度面临的主要困境 |
| 一、筹资主体的缴费能力有限,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
| 二、不同城市之间参保者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 |
| 三、长期护理社会保险制度是否独立建制仍存在争议 |
| 第六章 发达国家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经验与启示 |
| 第一节 荷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发展经验 |
| 一、参与维度:荷兰社会分配基础的发展经验 |
| 二、健康维度:荷兰长期照护服务供给体系的发展经验 |
| 三、保障维度:荷兰筹资模式的发展经验 |
| 第二节 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发展经验 |
| 一、参与维度:德国社会分配基础的发展经验 |
| 二、健康维度:德国长期照护服务供给体系的发展经验 |
| 三、保障维度:德国筹资模式的发展经验 |
| 第三节 日本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发展经验 |
| 一、参与维度:日本社会分配基础的发展经验 |
| 二、健康维度:日本长期照护服务供给体系的发展经验 |
| 三、保障维度:日本筹资模式的发展经验 |
| 第四节 三个国家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参与维度:三个国家社会分配基础对我国的启示 |
| 二、健康维度:三个国家长期照护服务体系对我国的启示 |
| 三、保障维度:三个国家筹资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七章 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推进策略 |
| 第一节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 |
| 一、机会平等原则 |
| 二、利益与责任同等分配原则 |
| 三、分配标准和程序合理原则 |
| 四、纠正不公原则 |
| 第二节 参与维度:完善失能评估体系、维护老年人社会参与权利 |
| 一、完善失能评估体系 |
| 二、扩大失能老人自主选择福利内容的权利 |
| 三、政策性支持老年人参与长期照护服务供给 |
| 第三节 健康维度:发展在地化的整合照护服务体系 |
| 一、在地老化:推进社区照护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
| 二、整合照护:构建基于生命历程的跨部门服务供给机制 |
| 三、培养服务提供者:促进正式照护与非正式照护相结合 |
| 第四节 保障维度:推进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制度体系的构建 |
| 一、长期护理社会保险制度的推进路径 |
| 二、长期照护补贴制度的推进策略 |
| 三、长期护理商业保险制度的推进策略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基本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一、研究的不足之处 |
| 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英文参考文献 |
| 中文参考文献 |
| 附录 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样本汇总表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我国新型抗肿瘤药物公共保障政策与药物可及性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缩写词汇中英文对照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研究背景 |
|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研究内容 |
| 总技术路线 |
| 第一部分 基于卫生体系视角的我国新型肿瘤药物可及性问题与政策分析 |
| 1. 引言 |
| 2.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3. 文献检索流程及结果 |
| 4. 主要发现与讨论 |
| 5. 本部分小结 |
| 第二部分 先行示范省份新型抗肿瘤药物医保政策对药物利用影响的实证研究及药物经济负担测算 |
| 1. 引言 |
| 2.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3. 研究结果 |
| 4. 讨论 |
| 5. 本部分小结 |
| 第三部分 以乳腺癌为例的新型肿瘤药物医保政策受益患者群体现况分析 |
| 1. 引言 |
| 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3. 研究结果 |
| 4. 讨论 |
| 5. 本部分小结 |
| 第四部分 以乳腺癌为例的新型抗肿瘤药物医保政策对患者疗程经济负担及政策效应分析 |
| 1. 引言 |
| 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3. 研究结果 |
| 4. 讨论 |
| 5. 本部分小结 |
| 全文总结 |
| 研究特色与创新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致谢 |
| 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发表文章 |
（6）我国西部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表 |
| 英文摘要 |
| 中文摘要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8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建设相关理论探讨 |
| 2.1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 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三章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现状及需求评估 |
| 3.1 研究方法 |
| 3.2 结果 |
| 3.3 讨论 |
| 第四章 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构建研究 |
| 4.1 研究方法 |
| 4.2 结果 |
| 4.3 讨论 |
| 第五章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构建研究 |
| 5.1 研究方法 |
| 5.2 结果 |
| 5.3 讨论 |
| 全文总结和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核心能力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一 |
| 附件二 |
| 附件三 |
| 附件四 |
| 附件五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和参加科研工作情况 |
| 致谢 |
（7）宁夏引导居民基层就诊的实施困境与仿真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1.1 分级诊疗秩序进展缓慢 |
| 1.2 基层医疗服务能力薄弱 |
| 1.3 居民保持无序就医惯性 |
| 2. 研究目的 |
| 3. 研究意义 |
| 4.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1. 理论基础 |
| 1.1 相关概念 |
| 1.2 相关理论 |
| 2. 文献综述 |
| 2.1 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 |
| 2.2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
| 2.3 居民就医机构选择 |
| 2.4 现有文献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1. 研究对象 |
| 2. 研究内容 |
| 3. 技术路线 |
| 4. 研究方法 |
| 4.1 调查工具 |
| 4.2 资料收集 |
| 4.3 分析方法 |
| 第四章 分级诊疗相关策略的实施现状及主要问题 |
| 1. 医保差异化报销制度 |
| 1.1 医保差异化报销制度的实施现状 |
| 1.2 医保差异化报销制度的主要问题 |
| 2.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
| 2.1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实施现状 |
| 2.2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主要问题 |
| 3. 构建医联体 |
| 3.1 医联体的实施现状 |
| 3.2 医联体的主要问题 |
| 4. 基层互联网医疗 |
| 4.1 基层互联网医疗的实施现状 |
| 4.2 基层互联网医疗的主要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现状与地区特征 |
| 1. 基层医疗资源配置 |
| 1.1 医疗机构 |
| 1.2 卫生人力 |
| 1.3 设施与药品 |
| 1.4 资产与收支 |
| 2. 基层医疗资源配置的地区分布 |
| 2.1 医疗资源分布指数 |
| 2.2 医疗资源的集聚度 |
| 3. 基层诊疗服务利用 |
| 3.1 诊疗服务量 |
| 3.2 双向转诊 |
| 4. 基层诊疗服务利用的效率评价 |
| 4.1 DEA指标的确定 |
| 4.2 各地区基层诊疗服务利用的效率评价 |
| 4.3 非综合效率有效地区的指标投影分析 |
| 5. 基层诊疗服务利用的空间效应 |
| 5.1 基层诊疗服务利用的空间探索性分析 |
| 5.2 基层诊疗服务利用的空间计量模型 |
| 5.3 引导居民基层就诊的区域策略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居民基层就诊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
| 1. 样本的统计描述分析 |
| 1.1 个体特征因素的样本统计描述 |
| 1.2 健康需要因素的样本统计描述 |
| 1.3 医疗机构因素的样本统计描述 |
| 1.4 政策环境因素的样本统计描述 |
| 2. 居民基层就诊选择的单因素分析 |
| 2.1 个体特征因素 |
| 2.2 健康需要因素 |
| 2.3 医疗机构因素 |
| 2.4 政策环境因素 |
| 3. 居民基层就诊选择的随机效用模型 |
| 3.1 构建随机效用模型 |
| 3.2 基层就诊选择概率的边际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层就诊系统的模型构建与仿真实验 |
| 1. 基层就诊系统的模型构建 |
| 1.1 概念模型 |
| 1.2 逻辑模型 |
| 1.3 物理模型 |
| 1.4 模型的检验 |
| 2. 仿真策略的模拟实验 |
| 2.1 普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
| 2.2 提高基层技术水平 |
| 2.3 改善基层设备条件 |
| 2.4 三类仿真策略的比较 |
| 2.5 实施基层互联网医疗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讨论与分析 |
| 1. 关于分级诊疗相关策略 |
| 2. 关于基层医疗资源配置 |
| 3. 关于基层诊疗服务利用 |
| 4. 关于居民基层就诊选择 |
| 5. 关于基层就诊系统的仿真实验 |
| 第九章 结论与建议 |
| 1 主要结论 |
| 2. 对策建议 |
|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重庆市城市社区居家养老照护模式的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表 |
| 英文摘要 |
| 中文摘要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4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1.5 研究的主要问题与假设 |
| 1.6 研究方案 |
| 第二章 国内外居家养老照护现状分析 |
| 2.1 国外居家养老照护现状分析 |
| 2.2 国内居家养老照护模式经典案例分析 |
| 2.3 重庆市的养老地域特色与居家养老服务经典案例分析 |
| 第三章 重庆市城市社区居家养老照护服务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1 研究目的 |
| 3.2 研究对象和方法 |
| 3.3 研究过程 |
| 3.4 研究结果 |
| 3.5 讨论 |
| 第四章 重庆市城市社区居家养老老人照护需求 |
| 4.1 研究目的 |
| 4.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4.3 研究结果与分析 |
| 4.4 讨论 |
| 第五章 重庆市城市社区居家养老照护模式的构建 |
| 5.1 重庆市城市社区居家养老照护模式的构建原则 |
| 5.2 重庆市城市社区居家养老照护模式的初步构建与解读 |
| 5.3 重庆市城市社区居家养老照护模式的论证及修订 |
| 本章小结 |
| 全文总结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居家养老照护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的成果 |
| 致谢 |
（9）社会诉求与政府的回应性 ——基于浙江省“送医下基层”的今昔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政府回应的概念及发展脉络 |
| 1.3.2 政府回应效力诸影响因素之分析 |
| 1.3.3 有关医疗资源分配与“送医下基层”的研究文献 |
| 1.3.4 对已有研究的评析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案例比较 |
| 1.4.2 聚类分析 |
| 1.4.3 技术路线图 |
| 1.5 论文的结构 |
| 2. 本文的主要概念与分析框架 |
| 2.1 “送医下基层”概念与实践 |
| 2.2 政府回应的客体 |
| 2.2.1 医疗卫生服务“需要”和“需求”的概念辨析 |
| 2.2.2 本文中医疗卫生服务“需要”的评价 |
| 2.3 政府回应的效力评价 |
| 2.4 本文的分析框架 |
| 3. 民国时期浙江省“送医下基层”: 基本状况与结果之分析 |
| 3.1 民国时期浙江的卫生状况: 以嘉兴、余姚、杭州为例 |
| 3.2 民国政府卫生管理和“送医下基层”的情况及结果 |
| 4. 毛泽东时代浙江省“送医下基层”: 基本实践与结果之分析 |
| 4.1 毛泽东时代浙江省“送医下基层”的背景 |
| 4.2 “送医下基层”的具体措施 |
| 4.2.1 嘉兴市的情况 |
| 4.2.2 余姚市的情况 |
| 4.2.3 杭州市的情况 |
| 4.3 “送医下基层”的效果评价 |
| 4.3.1 数据上的成功 |
| 4.3.2 行政政治化的成功是成功吗? |
| 5. 2013年后浙江省“送医下基层”: 主要实践与结果之分析 |
| 5.1 “送医下基层”的背景:改革开放后浙江省基层卫生工作的变化 |
| 5.2 嘉兴市“医疗服务下基层”的基本情况 |
| 5.2.1 嘉兴市的基本情况 |
| 5.2.2 嘉兴市“医疗服务下基层”的具体措施 |
| 5.2.3 嘉兴市“医疗服务下基层”的实施效果 |
| 5.2.4 嘉兴市“送医”的问题: 为何行政有效,治理却无效呢? |
| 5.3 余姚市“医疗卫生服务下基层” |
| 5.3.1 余姚市“医疗卫生服务下基层”的措施与结果 |
| 5.3.2 余姚“送医”得失: “行政吸纳”型“需要”识别与“需求”引导形式化 |
| 5.4 杭州市“健康观念下基层”的情况 |
| 5.4.1 Y社区糖尿病自我管理小组的实施情况 |
| 5.4.2 “行政吸纳”能否满足劣势群体的需要? |
| 6. 三个时期“送医下基层”之比较与相关建议 |
| 6.1 嘉兴、余姚和杭州三个时期“送医下基层”的比较与讨论 |
| 6.1.1 识别和回应“需要”是决定“送医”有效性的关键因素 |
| 6.1.2 回应“发展型需要”影响了“送医”的适应性 |
| 6.1.3 能否引导“需求”影响了“送医”效力的强度 |
| 6.2 以“需要”校正“送医下基层”的政策设计 |
| 7. 结语 |
| 7.1 基本观点与结论 |
| 7.2 研究的理论意涵 |
| 7.3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10）医联体框架下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评价及模式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个人简历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问题的提出 |
| 3 研究目的 |
| 4 研究价值 |
| 5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 |
| 6 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健康管理服务与医联体相关理论基础及实践探索 |
| 1 健康管理服务与医联体的相关理论基础 |
| 1.1 公立医院相关概念界定 |
| 1.2 健康管理相关概念界定 |
| 1.3 医联体相关概念界定 |
| 2 国外健康管理的服务体系 |
| 2.1 美国——市场主导下的健康管理 |
| 2.2 英国——政府主导下的健康管理 |
| 2.3 日本——法制化的健康管理 |
| 2.4 芬兰——基层社区健康管理 |
| 2.5 德国——健康医疗保险与预防医疗结合式的健康管理 |
| 2.6 启示借鉴 |
| 3 国内健康管理的服务模式 |
| 3.1 我国健康管理机构的服务内容 |
| 3.2 我国健康管理的服务模式 |
| 3.3 我国健康管理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述评 |
| 4 医联体建设与发展的现状趋势 |
| 4.1 国外医疗合作体系模式 |
| 4.2 国内紧密型医联体代表 |
| 4.3 广西医联体建设和发展的现状 |
| 5 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的实践探索 |
| 5.1 健康知识教育 |
| 5.2 健康状况检测和信息收集 |
| 5.3 健康风险评估和健康评价 |
| 5.4 健康干预和健康促进 |
| 5.5 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的典型模式 |
| 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医联体框架下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研制 |
| 1 评价指标体系研制方法 |
| 1.1 文献研究法 |
| 1.2 德尔菲专家咨询法 |
| 1.3 层次分析法 |
| 1.4 问卷发放与回收 |
| 1.5 质量控制 |
| 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结果与分析 |
| 2.1 评价指标初步选择 |
| 2.2 德尔菲法筛选修订指标 |
| 3 指标权重的计算 |
| 3.1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
| 3.2 判断矩阵、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结果 |
| 3.3 层次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结果 |
| 3.4 组合权重 |
| 4 信效度检验 |
| 4.1 信度 |
| 4.2 效度 |
| 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现状调查 |
| 1 对象与方法 |
| 1.1 健康管理(体检)机构调查 |
| 1.2 统计分析方法 |
| 1.3 质量控制 |
| 2 调查结果 |
| 2.1 机构情况 |
| 2.2 体检情况 |
| 2.3 质量管理 |
| 2.4 健康检测 |
| 2.5 健康检查项目 |
| 2.6 体检报告 |
| 2.7 信息化建设 |
| 2.8 健康评估与干预 |
| 2.9 检后随访 |
| 2.10 全程健康管理服务 |
| 2.11 健康知识教育 |
| 2.12 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及科研课题 |
| 2.13 健康管理联动情况 |
| 2.14 问题困难与意见建议 |
| 3 讨论分析 |
| 3.1 健康体检服务量、体检收入、人均体检费用逐渐增加,但机构间差异较大 |
| 3.2 专业技术人员配置不足,服务项目开展情况参差不齐 |
| 3.3 检后服务覆盖范围不广,健康管理个性化、多样化、全方位服务水平较低 |
| 3.4 机构内涵建设薄弱,健康管理服务缺乏联动和创新 |
| 第四章 广西三级综合医院体检人群健康状况调查 |
| 1 对象与方法 |
| 1.1 体检人群健康状况调查 |
| 1.2 统计分析方法 |
| 1.3 质量控制 |
| 2 调查结果 |
| 2.1 总体健康状况 |
| 2.2 自我健康管理能力 |
| 2.3 基本健康素养水平 |
| 2.4 健康管理服务满意度 |
| 3 讨论分析 |
| 3.1 吸烟、饮酒与不良饮食习惯情况 |
| 3.2 体力活动不足、负性情绪与不良睡眠情况 |
| 3.3 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情况 |
| 3.4 基本健康素养水平与健康管理服务满意度情况 |
| 第五章 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综合评价 |
| 1 评价对象与方法 |
| 1.1 密切值法(Close-value method) |
| 1.2 秩和比法(Rank sum ratio) |
| 1.3 密切值法与秩和比法相结合 |
| 1.4 “雷达图”法 |
| 2 综合评价结果 |
| 2.1 加权密切值法综合评价结果 |
| 2.2 加权密切值法与秩和比法相结合的综合评价结果 |
| 2.3 雷达图绘制结果 |
| 3 讨论分析 |
| 3.1 综合评价方法的选择 |
| 3.2 综合评价分档排序结果分析 |
| 3.3 雷达图评价分析 |
| 3.4 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分析 |
| 第六章 完善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体系的对策建议 |
| 1 医联体框架下公立医院健康管理服务的SWOT分析 |
| 1.1 已有优势(Strength) |
| 1.2 内部劣势(Weakness) |
| 1.3 外部机会(Opportunity) |
| 1.4 面临挑战(Threat) |
| 2 基于SWOT分析的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的提升策略 |
| 2.1 依靠内部优势,利用外部机会的SO策略框架 |
| 2.2 利用外部机会,克服内部劣势的WO策略框架 |
| 2.3 依靠内部优势,迎接外部挑战的ST策略框架 |
| 2.4 减少内部劣势,迎接外部挑战的WT策略框架 |
| 3 完善医联体框架下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体系的对策建议 |
| 3.1 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要发挥“制定政策,加强协调”的作用 |
| 3.2 三级综合医院要创新示范医联体框架下的“整合型、全方位、个性化、广覆盖”的健康管理服务“四位一体”新模式 |
| 3.3 三级综合医院要带头共建医联体框架下的“机构、人员、信息、服务、防治相互联动”的健康管理“五项联动”新机制 |
| 3.4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立足自身功能定位发挥在全民健康协同管理中的特色优势 |
| 4 本章小结 |
| 总结与展望 |
| 1 基本结论 |
| 2 主要创新点 |
| 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浙江省医疗机构博士学位人力资源调查（论文参考文献）
- [1]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法律实现[D]. 王琼. 吉林大学, 2021(01)
- [2]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D]. 王彩霞. 吉林大学, 2021(01)
- [3]公立医院管理者和医师的多点执业行为意愿及监管策略研究[D]. 余园园. 吉林大学, 2021(01)
- [4]积极老龄化视角下中国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研究 ——基于试点城市的比较分析[D]. 孙敬华. 山东大学, 2021(11)
- [5]我国新型抗肿瘤药物公共保障政策与药物可及性评估研究[D]. 刁一凡.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0(06)
- [6]我国西部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建设研究[D]. 梁胜翔.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 2020(01)
- [7]宁夏引导居民基层就诊的实施困境与仿真策略研究[D]. 苏源. 山东大学, 2020(09)
- [8]重庆市城市社区居家养老照护模式的构建研究[D]. 赵戎蓉.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 2019(03)
- [9]社会诉求与政府的回应性 ——基于浙江省“送医下基层”的今昔比较研究[D]. 薛晓婧. 浙江大学, 2019(01)
- [10]医联体框架下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能力评价及模式优化研究[D]. 朱平华. 广西医科大学, 2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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