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腐败的“条件反射”（论文文献综述）
王雷雨,王立新[1]（2021）在《新时代廉洁政治生态建设：动力、机理与路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双重背景下,净化政治生态成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迫切需要。廉洁政治生态包含崇廉尚洁的政治文化、合理有效的政治制度和廉洁规范的政治行为,是政治主体与政治环境要素之间交互形成的廉洁政治系统状态。建设廉洁政治生态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自觉,也是根除腐败、实现政治权威主导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性选择。政治生态恶化是转型时期规范失调、监督乏力、腐败主体的趋利性交互作用的结果。建设廉洁政治生态的关键在于从文化、制度和行为维度进行深化改革,提升廉洁力,包括增强民主法治观念,健全制度体系,形成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秩序意识和制度规范;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强化制度执行;惩治与激励相结合,凝聚政治主体合力。
孙逸舒[2]（2021）在《道德概念洁净隐喻及其干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王锐[3]（2020）在《犯罪学学科构建问题研究 ——以学科性质为切入》文中研究表明犯罪学研究关注某一类特殊的社会问题,在认识人类社会犯罪现象的过程中学者们提出各种犯罪理论,为犯罪学学科的独立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和理论支撑。然而,虽经历经200多年的积淀,犯罪学研究现依然缺乏共同性语言和独立的学科意识,缺乏完整的理论框架,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该问题具体表现为犯罪学学科内部对本学科的一些基础性概念、理论问题存在较大分歧。关于犯罪学中“犯罪”概念的争议、犯罪学研究对象的争议、犯罪学研究内容的争议、犯罪学与各种相关学科关系问题的争议等等,这反映出其学科内部的自洽性问题尚未解决。此种状态既不利于人们理性看待犯罪问题、运用科学知识探究犯罪原因、制定有效的社会预防政策,也不利于犯罪学学科的传承与发展。因此,科学整合犯罪研究现有的学术资源,对犯罪学开展自觉性的学科建构问题思考,殊为必要。犯罪学学科性质之争源于学者们对犯罪学概念和研究对象的分歧。通过对中外学者关于犯罪学的各种定义进行比较发现,不同学科背景的犯罪研究者关于犯罪学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导致学界对于犯罪学学科性质问题的分歧,这反映出犯罪学学科建构中出现的基础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导致上述分歧的主要原因是犯罪研究者们忽视了学科性质所具有的流变性,混淆了“规范科学”和“事实科学”之间的关系。弥合犯罪学学科性质分歧的可能路径是首先确定犯罪学的基本任务、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继而提炼出犯罪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应有的特质,最后形成对犯罪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整体性认识和把握。从犯罪学的学科发展流变情况来看,犯罪学的学科发展可归纳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前科学阶段、准科学阶段和科学阶段。为了形成对犯罪学的整体性认识和把握,需要对犯罪研究史上的各种犯罪理论进行详细考察,并对其在犯罪学学科在建构中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价,以解释犯罪研究的各理论学说是如何引起犯罪研究学科性质的发展变化的。按照学科自洽性的要求将个理论学说标签归类到学科体系相应的位置使其在犯罪研究的理论体系中与其他部分协调,体现出构成理论体系的各要素与体系的相容性与相承性,使之“名”“实”相符。犯罪学在学科建构过程中遇到的困境,表层原因是犯罪研究学科性质上的认识分歧,深层的原因是犯罪学学界在一些学科基本理论问题上缺乏科学统一的认识,这一实质性问题即犯罪的本质问题。“犯罪”源自于个体自利与社会合作的冲突,寻找“犯罪原因”重在分析人类行为的生成机理;实施犯罪预防应聚焦于解决个体需要与社会协调的问题。就此意义而言,犯罪学的研究对象可作进一步分层:首先,犯罪学研究的直接对象是犯罪行为与犯罪现象;其次,犯罪研究构建了两个相互联系的理论体系——犯罪行为理论体系与犯罪现象理论体系;最后,犯罪学研究需要规避跨层次解释的谬误。此外,犯罪学学科构建还要完成犯因分析模式的公理化,将犯罪研究重新拉回到对“自然规律”的探究之中,为犯罪研究学科构建工作准备内在一致性的基本概念、假设、一般理论。在解决上述实质性问题后,即可着手进行犯罪学学科的重构工作。首先,需要明确犯罪学是一门独立的跨学科的社会科学门类,“犯罪学”是研究人类破坏自身社会生活方式的活动之生成、发展、变化规律并研究对其进行有效控制的学科,必然能够揭示犯罪学研究对象的社会属性。其次,通过重塑犯罪学的学科任务和学科价值,初步搭建犯罪学学科的建构的整体框架。再次,需要重新评估犯罪学与社会学、刑法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关系,合理划设学科研究界限。最后,科学构建犯罪学学科体系。根据我国犯罪学学科建设的现实环境与条件,应从三个方面解决我国犯罪学面临的实际问题:一是应该发挥我国社会管理的制度性优势,找好犯罪学社会应用的“母体”;二是应该立足于公安、司法院校,在高等教育中争取应有的学科地位;三是应该融合公安、检察、监察、司法系统的研究人员构建好犯罪学研究共同体。
刘志刚[4]（2020）在《患病江豚微生态变化及迁地背景下江豚保护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江江豚是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及鄱阳湖、洞庭湖等沿江大型湖泊的淡水豚类物种。近年来,随着工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长江生态遭受严重破坏,长江江豚的栖息地环境持续恶化,导致其种群数量快速下降,由20世纪90年代的2700头,下降至2017年的1014头。目前,长江江豚处于极度濒危状态。迁地保护是进行长江江豚保护的重要举措之一,在江豚保种和科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疾病感染和饲养管理技术欠缺严重制约了迁地保护区江豚的健康生长和种群繁育。近年来,长江江豚疾病频发,而关于长江江豚病原学（细菌和病毒）方面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迁地保护区饲养管理不当又时常引起江豚死亡率高和繁殖效率低。因此,有必要对长江江豚感染性疾病和迁地保护区江豚的饲养管理开展系统性研究,初步了解长江江豚细菌性疾病和病毒性疾病的流行病原,掌握长江江豚主要致病菌的生物学特性;建立迁地保护区长江江豚饲养管理和疾病防治的技术规范。本研究开展了长江江豚细菌性疾病的病原学调查;长江江豚病料样本的病毒群落研究;长江江豚6种危害较大细菌的生物学特性研究;迁地保护区长江江豚的饲养管理与疾病防治研究,研究结果如下:1长江江豚细菌性疾病流行病学调查通过细菌的分离培养、染色镜检、理化鉴定、PCR鉴定等,对462份长江江豚呼吸孔、粪便、血液、内脏组织、皮肤病灶、腹腔积液、胸腔积液等样品进行了细菌的分离鉴定,同时使用16S r DNA高通量测序对患病长江江豚和健康长江江豚的肠道菌群进行了研究。结果从462份长江江豚样本中,获得655个细菌纯培养,分离鉴定成功31种细菌,分别为温和气单胞菌（Aeromonas sobria）、表皮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巨大芽孢杆菌（Bacillus megaterium）、微球菌（Micrococcus）、坚强芽孢杆菌（Bacillus firmus）、短小芽孢杆菌（Bacillus pumilus）、变形杆菌（Proteus）、肺炎克雷伯菌（Klebsiella pneumoniae）、嗜麦芽窄杆菌（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产气荚膜梭菌（Clostridium perfringens）、乳酸杆菌（Lactobacillus）、链球菌（Streptococcus）、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嗜水气单胞菌（Aeromonas hydrophila）、诺卡氏菌（Nocardia）、弧菌（Vibrio）、不动杆菌（Acinetobacter）、魔氏摩根菌（Morganella morganii）、肠球菌（Enterococcus）、幽门螺旋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弯曲杆菌（Campylobacter）、黄杆菌（Flavobacterium）、蜡样芽孢杆菌（Bacillus cereus）、粪肠球菌（Enterococcus faecalis）、志贺样邻单胞菌（Plesiomonas shigelloides）、维氏气单胞菌（Aeromonas veronii）、杀鲑气单胞菌（Aeromonas salmonicida）、爱德华氏菌（Edwardsiella ictaluri）和丹毒丝菌（Erysipelothrix）,其中产气荚膜梭菌、弧菌、爱德华菌等11种细菌在长江江豚属首次发现,大肠杆菌、气单胞菌、铜绿假单胞菌、葡萄球菌在所有样品中检出率相对较高;肠道内容物高通量测序,共检测到菌属340种,其中15种为潜在致病菌属,分别为埃希氏菌属、乳杆菌属、链球菌属、绿脓杆菌属、假单胞菌属、黄杆菌属、气单胞菌属、诺卡氏菌属、弧菌属、巴氏杆菌属、葡萄球菌属、魔氏摩根菌、肠球菌、幽门螺旋杆菌、弯曲杆菌。2长江江豚主要致病菌生物学特性研究利用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兽医药理学和兽医病理学方法对分离自长江江豚的6种主要致病菌（嗜水气单胞菌、维氏气单胞菌、杀鲑气单胞菌、魔氏摩根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进行了生物学特性研究。结果显示,分离菌株按照常规方法进行培养,均可良好生长,与其他动物源细菌无明显差异;生化研究和16s r RNA序列测定结果与各菌最初鉴定结果表型一致;细菌耐药性研究结果显示,6种菌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耐药性,以大肠杆菌的耐药性最强,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最弱,气单胞菌属不同菌之间耐药性存在一定差异;BALB/c小鼠致病性试验证实,6种菌对小白鼠均有致病性,以维氏气单胞菌和杀鲑气单胞菌的致病力最强,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致病力最弱,感染小白鼠剖解病理变化存在一定差异,但主要以肺脏瘀血、出血和肝脏瘀血、变性和坏死为主。3长江江豚病毒性疾病研究初探通过病毒宏基因组学研究方法,对收集自2017-2019年野外患病死亡的长江江豚组织病料（心脏、肝脏、脾脏、肾脏、皮肤等）进行了病毒群落研究和分析。结果共获得10600个重叠序列（contigs）,检测到病毒65个,其中,基于参考序列鉴定出病毒25种,Denovo序列鉴定病毒42种。科水平上,两种方法鉴定出的优势病毒为肌尾噬菌体科（Myoviridae）、疱疹病毒科（Herpesviridae）、逆转录病毒科（Retroviridae）、长尾噬菌体科（Siphoviridae）、线头病毒科（Nimaviridae）、阿克曼病毒科（Ackermannviridae）、痘病毒科（Poxviridae）、丝状噬菌体科（Inoviridae）、短尾噬菌体科（Podoviridae）、砂粒病毒科（Arenaviridae）、有尾噬菌体目未分类病毒科（Caudovirales unclassified）。除疱疹病毒外,噬菌体病毒、逆转录病毒、线头病毒、痘病毒和砂粒病毒等均为首次在长江江豚上发现。4迁地保护区长江江豚的饲养管理与疾病防治研究通过临床大量实践和数据分析,分别对迁地保护区大水域、围网环境下和疗养池中生长的长江江豚的饲养管理和疾病防治技术进行了研究,结果,总结制定出迁地保护区大水域、围网环境下和疗养池中长江江豚饲养管理的技术规范,计算统计出长江江豚血常规和血液生化的正常阈值,发现了长江江豚各生理生化指标与江豚疾病诊断间的相关性,建立了长江江豚健康体检的技术规范和健康评价标准,基本形成了长江江豚常见疾病诊断与治疗的方法技术体系,其中通过静脉滴注对患病长江江豚进行治疗的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综上所述本研究首次系统阐明了长江江豚细菌性疾病的流行特点;初步探明了长江江豚病料样本病毒群落的结构和组成,并首次发现了大量的长江江豚源病毒;揭示了6种常见致病菌的生物学特性,提供了细菌性疾病药物治疗和疫苗研发的参考信息;建立了迁地保护区长江江豚饲养管理和疾病诊疗的技术规范。饲养管理和疾病防控是迁地保护区长江江豚管理的两个重要方面,也是当前长江江豚保种面临的主要问题,知己（不断提高长江江豚的饲养管理和疾病防治水平等）和知彼（掌握长江江豚传染性疾病的流行特点、病原的生物学特性、长江江豚生长特性和各个生长阶段的饲养管理要点等）,方能有效解决长江江豚在迁地保护过程中疾病防控盲目和饲养管理欠缺的现状,为长江江豚、中华白海豚等鲸类动物的健康成长和种群繁育提供理论支持。
李丽[5]（2020）在《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文中提出法治要良好运行,健全完备的制度体系和公民深厚的法治观念是其必要条件,法治观念是推动法治发展的精神支撑和动力。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既是农村法治社会有效建立的根本所在,也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基础环节,更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然而与国家法治化进程相比,农民的法治观念还明显不适应法治社会的要求,农民法治观念培育也愈显无力和低效。现实抵牾催促着我们对农民法治观念培育进行反思和检视,以实现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良性质变。缺乏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只有明晰基本理论问题,才能进一步把握培育农民法治观念的精髓和理想进路。法治是一种成熟、多元而独特的文化品格和制度框架,作为上层建筑,根植于社会现实土壤的中国法治必然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内涵。法治观念是法治的个体观念表达,是个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象与法治规律的主观心理感受和把握,是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能动反映和内在自觉。法治观念包含法治认知、法治情感、法治意志三个相互关联又逐层递进的结构要素。新时代中国农民的法治观念是指农民个体所具备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相适应的主观心理感受和内在自觉。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是培育者与农民的双向互动,既包括培育者的法治教育引领过程,又包括农民自主建构过程,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应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法、培育环境四要素,遵循法治知识的传授与教育、法治实践的体悟与认同,法治环境的联动与耦合的培育机理。我们对农民法治观念的内在结构、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要素和运行机理的理论解答,搭建起了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架构和模型。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指向的“农民”是生活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整体意义上群体,拥有广义的外延范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判断,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规划,新时代背景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提供了新际遇。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既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农民法治观念的提升为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也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创造了条件。理论概括是把握事物本质规律的重要方式,任何一项研究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引。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应以马克思主义的法治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农民教育思想作为其理论成长点和根基,并提取绵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借鉴西方的成熟学说。这些理论成果为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提供了强有力的学理依托。历史是真理之母。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应链接历史,感悟历史经验对现实的启迪与昭示。改革开放是我国法治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起点。1978年以来,我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经历了准备阶段（1978年——1985年）、起步阶段（1986年——1996年）、展开阶段（1997年——2011年）和新时期（2012年——至今）。脉络的梳理使得培育经验愈加清晰,四十多年来,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根本遵循;采取“送法下乡”模式,将农村纳入现代法治建设的轨道;紧抓依法治村,建立村民自治制度,为农民践行民主法治观念提供制度平台;坚持德、法共治,发挥思想道德教育在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助推作用;开展农村立法、司法、执法建设,注重农村法治建设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带来的积极影响。透过历史之境,总结培育经验,为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提供历史参照与借鉴。疑乃思之始,问乃学之端。问题是创新的起点,是实践的指引,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最优良的方法论传统和最鲜明的方法论特征。新时代农民的法治观念既有积极表现,也确实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法律知识不断丰富,但法治认知模糊;法治期待产生,但司法认同度不高;守法观念形成,但依法办事观念欠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在新时代的开展并非一帆风顺,面临着农民主体性的缺场,“唯培育者为主体”倾向;培育内容多以法律知识为中心,忽视法治的价值内涵;培育多采用单向度灌输式方式,忽视法治实践与交往互动;各培育主体未形成有效合理,农村普法机制运行不畅;农村法治建设不完善,培育微观环境不佳等多维度困境和挑战。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全面、深入、辩证地挖掘问题根源,能深化我们对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研究当前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现实抵牾,有利于定位化解矛盾的着力点,为构建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理路提供现实指引。在这样一个革故鼎新的伟大时代,我们必须顺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新要求,呼唤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回归和彰显,探究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路向。理论、历史、现实像是三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必须坚持培育的社会主义方向、主体间性原则和本土化原则,以完善农村法治建设、促进农民全面自由发展为根本目标,以提高农民法治认知、强化法治情感体验、增强法治信任、培养法治思维为具体目标,构建多层次培育目标体系。根据农民心理发展特点,农村培育环境与资源,结合农民法治需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价值取向,培育应采用“唤起民众”式培育法、法治实践体验法、生活化培育法,重点培育农民的法律至上观念、权利保障观念、依法办事观念、权力制约观念。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可遵循以下路径开展:发挥党政的主导作用,扩大社会主体的参与范围,凸出重点农民群体的培育工作,明晰各培育主体责任,共同构建“党政、社会、农民”协同联动的培育大格局;通过完善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机构设置、加紧队伍建设、强化经费保障、健全评估体系完善农村普法机制,增强法治宣传教育实效;让农民在各类法治活动中,在依法治村的实践中,在纠纷处理解决中深化民主法治实践,提升农民法治体验;通过完善农村法治建设、推进农业现代化大发展、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构建“一核三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等途径优化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乡土环境。
程雁[6]（2020）在《股权激励、非效率投资与股价崩盘风险 ——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例》文中指出由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看,股权激励可以作为一种长效的激励机制,在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之间代理冲突的同时形成了一种“合作共生、利益共享”的良性伙伴关系。企业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跻身前列就离不开选择最优的投资项目,但管理层在实践操作过程中究竟是会兢兢业业地服务于公司整体利益,还是被私人利益牵动做出非效率的投资行为,因彼此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形成的道德风险不容忽视,如果管理层为隐藏其不良的投资操作动机而出现“捂盘”行为,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难免虚高,股价崩盘风险很容易形成。不同于西方资本市场,我国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生命尚不成熟,如果股价出现“暴跌”现象无疑将造成投资者信心受损、公司面临倒闭风险、资本市场发生震荡,个中危害不容小觑,如何防范和化解股价崩盘风险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为此,本文立足于中国资本市场,拟将探讨股权激励对化解股价崩盘风险的治理效应,厘清股权激励、非效率投资、股价崩盘风险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试图验证股权激励制度的有效性问题并从公司内外部治理角度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丰富现有研究的不足并为促进国内资本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本文主体部分首先对股权激励的相关概念做出了介绍并对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做了文献的综述,指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股权激励究竟会存在正面还是负面的的治理效应有待进一步考察,为后文研究股权激励与非效率投资和股价崩盘风险间的关系作了铺垫;其次以委托代理理论、操作条件反射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依据,给出了本文的理论基础以增加文章的合理性;随后就本文主要假设做出了回归检验并做了稳健性测试;最后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并就发挥股权激励的正面治理效能提出了相关的政策性建议。在实证部分中,本文以2010-2017年度宣告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主动剔除了该期间内中止股权激励方案的公司以增加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以哑变量形式对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进行赋值后再以连续变量形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1）股权激励可以提高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有效抑制高管非效率投资尤其是过度投资倾向;（2）股权激励的实施与股价崩盘风险间呈显着的负相关关系,在创业板上市公司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可以降低其未来面临的股价崩盘风险;（3）非效率投资会加剧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而高管股权激励抑制股价崩盘的作用路径可以通过抑制非效率投资来实现,非效率投资在其中发挥了不完全的中介作用。
张嘉丽[7]（2019）在《中国古代猫谱、虎谱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动植物谱录是记录动植物形态、习性、养育技术的一类书籍,按古籍的四部分类法,分在“子部·谱录类”。中国动植物谱录在发展的历史上,经过两次高峰期,一个是在宋代,一个在明代。相对植物专谱而言,动物专谱在总量上和种类上显得相对较少,有蟹谱、蚕谱、鸡谱、鹌鹑谱、蟋蟀谱、金鱼谱、鸽谱、猫谱、虎谱等。所记的多数都是宠物内容,以品种与养护技术为主,外加相关典故与习俗。其中,猫谱、虎谱记的是猫科动物。该类着作在明清两代集中出现、文献保留较全。中国现存猫谱共四部,均出自养猫爱猫的文人雅士之笔。谱中记有猫品种优劣的评判标准、中外家猫品种、驯养与医病方法、关于猫的诗词、涉猫典故等。其中的猫品种优劣的评判标准、品种、驯养与医病方法具有科学性和实用价值。书中所记的植物药,人畜无害,对饲养业来说可供参考。而猫的诗词及涉猫典故内容则为研究中国猫文化及民俗提供了一定的史料价值。现存虎谱共三部,谱中记有虎的形态、习性,虎捕猎、捕虎及驯虎的技术,还记录了多地出现虎患现象,以及各种人化虎、虎化人、人虎互化的典故,还收录了秦汉至清各种志怪、传奇、野史笔记小说等古籍中各种虎故事。虎谱中虎形态、习性以及捕虎、驯虎法具有科技史价值,而虎患的出现显示出当时生态环境状况,也值得研究。
衡丽[8]（2019）在《反腐倡廉背景下基层公务员激励与约束平衡研究 ——以四川省X县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层公务员是我国公务员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我国政府部门改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我国政府现行的“金字塔型”组织结构中,基层公务员处于最低层,其基数大,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较其他公务员也更为复杂,加之我国在基层公务员管理工作中存在着物质激励作用不明显、约束力度不够等问题,对公务员个体的工作积极性产生了直接影响。文本将在我国大力推行反腐倡廉建设的背景下,以四川省X县公务员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激励与约束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探讨平衡公务员激励与约束的方法和对策,以提高公务员工作效率,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本文共有六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选题背景、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及研究方法;第二章为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介绍了在公务员的激励与约束方面的相关理论,为文本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三章主要阐述了我国公务员激励与约束的条件,以及用本文的两个主要理论:强化理论和人性假设论来进行公务员行为分析。第四章为四川省x县公务员激励与约束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指出x县公务员存在激励与约束力度不平衡、监督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及造成问题的主要原因。第五章为平衡X县公务员激励与约束的对策研究,主要从物质激励与约束和精神激励与约束两方面提出了完善和平衡公务员激励与约束对策和建议。第六章为结论,阐述了研究结论与研究的不足之处。
赵茜[9]（2018）在《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由于少年身心发展不成熟等特点,对罪错少年进行司法保护也已成为国际共识。社区矫正由于其自身优势成为了中美两国罪错少年矫正的主要方式与发展趋势,其中,教育矫正是罪错少年社区矫正的核心任务与根本方法,是社区矫正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从历史与现状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少年司法与社区矫正起步较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尚未颁布,少年司法制度也不完善。这些都直接导致了我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仍主要滞留在法律基础建构,与制度完善的层面上,对于罪错少年的专门性社区教育矫正,仍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相比之下,而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在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理论体系、制度以及模式与方法上都更加成熟,美国现阶段更注重通过实证化研究,促进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方法与技术的革新,降低矫正成本提升矫正效果,同时追求教育矫正的个体化、专业化、科学化。可以说,美国已经进入了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深入发展阶段。基于这种现状,本文采用教育学、心理学、法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视角,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访谈法等综合方法,以基本理论、制度、模式与方法为研究主线,由理论到实务、由宏观至微观的对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包括研究视角的创新——立足于学科交叉地带,改变了目前法学研究“一边倒”的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创新——研究中美两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方面最新、最前沿的的理念与方法等;以及实践创新——研究尝试将美国的一些先进模式与方法,有机的融入到我国本土化的社区教育矫正实践中区,立足于实践,又应用于实践。本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对美国经验的简单复制,而是本着“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取其精华,扬长避短,最终的目的在于吸收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经验和启示,以及将美国的经验、教训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结合后,为我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深入发展提出建议。具体而言,本文的主要观点与结论如下:第一,从数据的视角看中美两国罪错少年群体的现象与发展趋势,发现近年来中美两国的罪错少年问题各自都处于稳中向好的趋势,但从数据的横向对比来看,美国的罪错少年问题远比中国严重。这一结论必须考虑两国统计单位、统计范围不同所造成的误差。第二,在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措施趋向保护性、福利性、教育性、康复性的表层共性之下,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性质其实存在根本性差别:鉴于美国少年司法体系的独立性,美国对罪错少年的社区教育矫正,就是促进他们康复的“服务”,没有刑罚的性质;而中国的的社区教育矫正则是刑罚执行的性质。基于性质的根本差别,中美罪错少年社区矫正的目的也存在根本性差异:概括来讲,美国在维护少年最大利益的基础上,尽量平衡各方的利益,是对罪错少年最大利益的“单向保护”,突出矫正的“康复性”目的,是社会福利取向;而中国,则坚持“双向保护”立场,既保护罪错少年,又保护社会,对罪错少年实行“有底线”的司法保护,突出矫正的“改造性”目的,是社会控制取向。第三,通过对社区教育矫正制度的前提和基础——中美两国的少年司法制度比较发现:建立在“国家亲权”思想的基础上,美国的少年司法体系独立于成人刑事司法体系;而中国的少年司法体系并未完全与刑事司法体系分离,这也直接导致了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制度的根本性差异:美国的社区教育矫正是非刑罚的、灵活的、个体化的;而中国则是严格、严肃的刑罚执行活动。因此,在社区教育矫正机构的职能定位上,美国以服务性为主,而中国则具有鲜明的执法性;在工作主体方面,中国以执法人员为主,美国以少年保护观察官为主;在工作机制上,美国的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实行“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实则是需要付费的服务性质,而中国的社区教育矫正是一种刑罚执行活动,完全由政府财政负担。第四,从中美社区教育矫正的基本模式及方法的对比发现,美国的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模式与方法更加科学化、专业化与个体化,以研究为基础,以更为积极的“能力发展观”为出发点,不断追求矫正成本的降低与矫正效果的提升。而中国正的社区矫正发展时间较短,对于罪错少年的针对性矫正措施仍很不完善。目前,中国已积极的吸取和借鉴了许多域外的教育矫正模式与方法,如个案调查评估、分级与分类矫正、循证矫正与平衡与恢复性矫正等。在这些方面,美国丰富的研究与实践经验经有助于我国相关研究与实践的深入发展。从发展趋势上看,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已不满足于“孤立”的犯罪后矫正,而呈现出内涵不断延伸,体系不断扩大,机制不断完善,最终“大矫正观”的发展趋势。最后,通过上文的系统比较,立足于我国的现实国情,本文提出了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比较带给我国的积极启示:包括优化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理念,完善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制度,以及深化与创新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模式与方法等等。总结来看,中美的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各具特色,各有优势。其中中国由于社会制度、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性质等原因,最大程度的保证了社区教育矫正的严肃性与严格性,取得了较好的矫正效果。随着我国将社区矫正的侧重点逐渐由“监管”转向“教育矫正”,中国在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内容与方法上也正在快速的创新发展。而美国在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专业化、科学化、个体化等方面经验更为丰富,特别是美国对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专业化的模式与方法最值得学习与借鉴。
刘醒龙[10]（2018）在《黄冈秘卷》文中认为1凡事太巧,必有蹊跷,不是天赐,就是阴谋。一个刚刚上高中一年级的花季女孩,从未见过面,第一次交谈,便恶狠狠地表示,要变身为杀手,到我的老家黄冈寻仇。另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是这个世界上最熟悉的,用从未有过的躁动,气急败坏地说,有人要打她,揪她的头发,要她的老命。如此天壤之别,又都带着某种戾气的话语,是通过电话传来的。第一个电话是朋友少川从北京打过来的,她没有说那些凶神恶煞的话,说那些话的女孩
二、关于腐败的“条件反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腐败的“条件反射”（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廉洁政治生态建设：动力、机理与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
| (一)文献回顾 |
| (二)廉洁政治生态的结构-功能分析 |
| 二、动力审视：廉洁政治生态的建设缘起 |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自觉 |
| (二)反腐败范式转变的必然选择 |
| (三)政治权威主导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张力的弥合 |
| 三、机理透视：廉洁政治生态的运行逻辑 |
| (一)污染之源：转型社会的异质性 |
| 第一，社会转型造成的规范失调是政治生态开始恶化的深层次原因。 |
| 第二，监督乏力为腐败政治生态的扩张提供了制度条件。 |
| 第三，腐败主体的趋利性催生了腐败政治生态的自我繁殖机制。 |
| (二)关键之维：廉洁力的提升 |
| (三)破立之举：平衡节点的把控 |
| 四、路径择定：廉洁政治生态建设的三重维度 |
| (一)文化维度：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民主法治观念 |
| 第一，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 |
| 第二，培养民主意识和法治思维。 |
| 第三，以现代化的民主和法治理念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
| (二)制度维度：健全制度体系，强化制度执行 |
| 第一，建立廉洁政治制度体系，为权力运行划清边界。 |
| 第二，合理配置权力，加强对权力的制约。 |
| 第三，强化制度执行，释放廉洁政治制度效能。 |
| (三)行为维度：惩治与激励相结合，凝聚政治主体参与合力 |
| 第一，惩治与激励相结合，规范政治主体的行为。 |
| 第二，完善监督体系，抓住“关键少数”。 |
| 第三，鼓励社会公众参与，落实民主监督。 |
（3）犯罪学学科构建问题研究 ——以学科性质为切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 |
| 1.2 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犯罪学学科性质的争议及其原因 |
| 2.1 考察犯罪学学科性质问题的意义 |
| 2.2 犯罪学学科性质的争议 |
| 2.2.1 利斯特的学科性质争议归纳 |
| 2.2.2 我国学者关于学科性质争议归纳 |
| 2.2.3 犯罪学学科性质单一论 |
| 2.2.4 犯罪学学科性质综合论 |
| 2.3 学科性质争议之原因分析 |
| 2.3.1 学科性质的流变 |
| 2.3.2 犯罪学与法律科学的关系 |
| 2.4 学科性质争议的弥合之法 |
| 第3章 犯罪学学科性质的历史分析 |
| 3.1 犯罪学学科产生与学科发展阶段划分 |
| 3.1.1 犯罪学的学科产生 |
| 3.1.2 犯罪学学科发展阶段划分 |
| 3.2 犯罪学早期思想渊源所展示的学科性质 |
| 3.3 前科学阶段犯罪学学科性质的发展变化 |
| 3.3.1 古典学派确立了犯罪研究的对象 |
| 3.3.2 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学科研究内容上的突破 |
| 3.3.3 统计学派将数理统计的研究方法应用于犯罪研究 |
| 3.3.4 迪尔凯姆展开了对“犯罪”本体的思考 |
| 3.4 准科学阶段犯罪研究学科性质的发展变化 |
| 3.4.1 犯罪人类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变化 |
| 3.4.2 实证犯罪学尝试构建犯罪学理论体系 |
| 3.4.3 犯罪社会学派将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犯罪研究 |
| 3.5 科学阶段犯罪学学科性质的发展变化 |
| 3.5.1 以菲利为代表的实证犯罪学将犯罪原因当做犯罪研究的中心问题 |
| 3.5.2 犯罪生物学在研究方法上的贡献 |
| 3.5.3 犯罪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的贡献 |
| 3.5.4 现代社会学理论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的贡献 |
| 第4章 犯罪学学科建构的理论共识 |
| 4.1 基本理论设定的必要性 |
| 4.2 关于犯罪的本质的理论设定 |
| 4.2.1 个体自利与社会合作的冲突 |
| 4.2.2 人类行为的生成机理 |
| 4.2.3 个体需要与社会秩序的协调 |
| 4.2.4 犯罪学的“犯罪”本质 |
| 4.3 关于犯罪学研究对象的理论设定 |
| 4.3.1 犯罪行为与犯罪现象 |
| 4.3.2 行为、现象相对应的理论体系 |
| 4.3.3 避免犯罪原因的跨层次解释 |
| 4.4 关于犯罪原因分析的理论设定 |
| 4.4.1 犯罪行为原因的一般理论——亚伯拉罕森的犯罪行为定律 |
| 4.4.2 犯罪现象原因的一般理论——犯罪现象秩序-控制定律 |
| 第5章 犯罪学学科建构的现状与完善 |
| 5.1 社会变化对犯罪学的影响和当代犯罪学的关注领域 |
| 5.1.1 社会变化对犯罪学的影响 |
| 5.1.2 当代犯罪学的研究领域 |
| 5.2 犯罪学学科建构需借鉴的“学科学”理论 |
| 5.3 犯罪学学科性质的重新定义 |
| 5.4 犯罪学应具有学科任务和学科价值 |
| 5.4.1 犯罪学应具有的学科任务 |
| 5.4.2 犯罪学应具有的学科价值 |
| 5.5 犯罪学研究对象、内容和研究方法的整理与完善 |
| 5.5.1 犯罪学研究对象的整理与完善 |
| 5.5.2 犯罪学研究内容的整理与完善 |
| 5.5.3 犯罪学研究方法的整理 |
| 5.6 犯罪学与其他学科关系梳理 |
| 5.7 犯罪学学科体系与知识生产的完善 |
| 5.7.1 犯罪学现有的学科体系 |
| 5.7.2 犯罪学现有的知识生产 |
| 5.7.3 完善犯罪学学科体系与知识生产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4）患病江豚微生态变化及迁地背景下江豚保护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表(Abbreviation) |
| 第一部分 文献综述 |
| 1 长江江豚概况 |
| 1.1 江豚分类 |
| 1.2 江豚的地理分布 |
| 1.3 长江江豚的生活习性及特征 |
| 1.4 长江江豚现状 |
| 1.5 长江江豚保护生物学研究进展 |
| 2 长江江豚迁地保护概述 |
| 2.1 迁地保护 |
| 2.2 江豚迁地保护历史 |
| 2.3 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现状 |
| 2.3.1 湖北石首天鹅洲江豚保护区天鹅洲故道江豚繁育群体 |
| 2.3.2 安徽铜陵淡水豚保护区夹江江豚繁育群体 |
| 2.3.3 安徽安庆西江迁地保护区江豚繁育群体 |
| 2.3.4 湖北何王庙/湖南集成垸迁地保护区江豚繁育群体 |
| 2.3.5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鱀豚馆人工养殖种群 |
| 2.4 长江江豚迁地保护面临的问题 |
| 2.4.1 半自然水域长江江豚的繁殖生物学研究欠缺 |
| 2.4.2 长江江豚疫病防控体系不健全 |
| 2.4.3 人工调控和生态补偿机制不足 |
| 2.4.4 人为伤害和气候条件是潜在的致危因素 |
| 3 鲸豚类动物疾病研究进展 |
| 3.1 海洋鲸豚类动物细菌性疾病研究进展 |
| 3.2 海洋鲸豚类动物病毒性疾病研究进展 |
| 3.2.1 鲸豚源麻疹病毒 |
| 3.2.2 鲸类痘病毒 |
| 3.2.3 鲸类乳头状瘤病毒 |
| 3.2.4 疱疹病毒/类疱疹病毒 |
| 3.2.5 流感病毒 |
| 3.2.6 其他病毒 |
| 3.3 海洋鲸豚类动物真菌性疾病研究进展 |
| 3.4 海洋鲸豚类动物寄生虫性疾病研究进展 |
| 4 长江江豚疾病研究概况 |
| 4.1 长江江豚疾病研究现状 |
| 4.1.1 解剖学研究 |
| 4.1.2 血液生理学研究 |
| 4.1.3 饲养管理研究 |
| 4.1.4 疾病相关研究 |
| 4.2 有关长江江豚疾病防控的几点讨论 |
| 5 本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第二部分 试验部分 |
| 第一章 长江江豚细菌性疾病流行病学调查 |
| 1 研究背景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材料 |
| 2.1.1 试验材料 |
| 2.1.2 主要仪器设备 |
| 2.1.3 试验试剂 |
| 2.2 方法 |
| 2.2.1 样品采集 |
| 2.2.2 长江江豚源细菌的分离鉴定 |
| 2.2.3 长江江豚肠道菌群16SrDNA测定 |
| 3 结果 |
| 3.1 长江江豚细菌性样品采集结果 |
| 3.2 细菌分离鉴定结果 |
| 3.2.1 呼吸孔样本细菌分离鉴定结果 |
| 3.2.2 粪便样本细菌分离鉴定结果 |
| 3.2.3 内脏组织细菌分离鉴定结果 |
| 3.2.4 皮肤病灶细菌分离鉴定结果 |
| 3.2.5 腹腔积液细菌分离鉴定结果 |
| 3.2.6 胸腔积液细菌分离鉴定结果 |
| 3.2.7 血液样本细菌分离鉴定结果 |
| 3.3 细菌分离培养形态及染色镜检结果 |
| 3.4 细菌理化鉴定结果 |
| 3.5 细菌PCR鉴定结果 |
| 3.6 长江江豚肠道菌群16SrDNA测定结果 |
| 3.6.1 测序数据处理 |
| 3.6.2 OTU分析和物种注释 |
| 3.6.3 各样品细菌多样性及相关性分析 |
| 4 分析与讨论 |
| 4.1 长江江豚样品采集方法和处理方法的选择 |
| 4.2 水生哺乳动物细菌性疾病检测方法 |
| 4.3 长江江豚细菌性疾病流行情况 |
| 4.4 江豚呼吸道菌群与疾病的相关性 |
| 4.5 江豚胃肠道菌群与疾病的相关性 |
| 4.6 长江江豚的主要致病菌 |
| 5 总结 |
| 第二章 长江江豚主要致病菌生物学特性研究 |
| 1 研究背景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试验材料 |
| 2.1.1 细菌样本 |
| 2.1.2 试验动物 |
| 2.1.3 主要仪器设备 |
| 2.1.4 试验试剂 |
| 2.2 方法 |
| 2.2.1 细菌培养特性观察 |
| 2.2.2 细菌理化特性鉴定 |
| 2.2.3 PCR扩增和测序 |
| 2.2.4 基因序列分析 |
| 2.2.5 药物敏感性试验 |
| 2.2.6 细菌致病性试验 |
| 3 结果 |
| 3.1 嗜水气单胞菌YHA-AQ株生物学特性研究结果 |
| 3.1.1 嗜水气单胞菌YHA-AQ株细菌培养特性 |
| 3.1.2 嗜水气单胞菌YHA-AQ株理化特性鉴定结果 |
| 3.1.3 嗜水气单胞菌YHA-AQ株遗传进化关系 |
| 3.1.4 嗜水气单胞菌YHA-AQ株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 |
| 3.1.5 嗜水气单胞菌YHA-AQ株小鼠致病力试验 |
| 3.2 维氏气单胞菌YVA-AQ株生物学特性研究结果 |
| 3.2.1 维氏气单胞菌YVA-AQ株细菌培养特性 |
| 3.2.2 维氏气单胞菌YVA-AQ株理化特性鉴定结果 |
| 3.2.3 维氏气单胞菌YVA-AQ株遗传进化关系 |
| 3.2.4 维氏气单胞菌YVA-AQ株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 |
| 3.2.5 维氏气单胞菌YVA-AQ株小鼠致病力试验 |
| 3.3 杀鲑气单胞菌YSA-AQ株生物学特性研究结果 |
| 3.3.1 杀鲑气单胞菌YSA-AQ株细菌培养特性 |
| 3.3.2 杀鲑气单胞菌YSA-AQ株理化特性鉴定结果 |
| 3.3.3 杀鲑气单胞菌YSA-AQ株遗传进化关系 |
| 3.3.4 杀鲑气单胞菌YSA-AQ株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 |
| 3.3.5 杀鲑气单胞菌YSA-AQ株小鼠致病力试验 |
| 3.4 魔氏摩根菌YMM-AQ株生物学特性研究结果 |
| 3.4.1 魔氏摩根菌YMM-AQ株细菌培养特性 |
| 3.4.2 魔氏摩根菌YMM-AQ株理化特性鉴定结果 |
| 3.4.3 魔氏摩根菌YMM-AQ株遗传进化关系 |
| 3.4.4 魔氏摩根菌YMM-AQ株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 |
| 3.4.5 魔氏摩根菌YMM-AQ株小鼠致病力试验 |
| 3.5 大肠杆菌YE-AQ株生物学特性研究结果 |
| 3.5.1 大肠杆菌YE-AQ株细菌培养特性 |
| 3.5.2 大肠杆菌YE-AQ株理化特性鉴定结果 |
| 3.5.3 大肠杆菌YE-AQ株遗传进化关系 |
| 3.5.4 大肠杆菌YE-AQ株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 |
| 3.5.5 大肠杆菌YE-AQ株小鼠致病力试验 |
| 3.6 金黄色葡萄球菌YSS-AQ株生物学特性研究结果 |
| 3.6.1 金黄色葡萄球菌YSS-AQ株细菌培养特性 |
| 3.6.2 金黄色葡萄球菌YSS-AQ株理化特性鉴定结果 |
| 3.6.3 金黄色葡萄球菌YSS-AQ株遗传进化关系 |
| 3.6.4 金黄色葡萄球菌YSS-AQ株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 |
| 3.6.5 金黄色葡萄球菌YSS-AQ株小鼠致病力试验 |
| 4 讨论 |
| 4.1 长江江豚常见致病菌的培养特性 |
| 4.2 长江江豚源细菌的鉴定方法 |
| 4.3 长江江豚源细菌的耐药性 |
| 4.4 长江江豚源细菌的致病性 |
| 5 结论 |
| 第三章 长江江豚病毒性疾病研究初探 |
| 1 研究背景 |
| 1.1 病毒性疾病对人和动物的危害 |
| 1.2 长江江豚病毒性疾病研究现状 |
| 1.3 未知病毒检测方法研究进展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材料 |
| 2.1.1 病料样本 |
| 2.1.2 试验仪器 |
| 2.1.3 试验试剂耗材 |
| 2.2 方法 |
| 2.2.1 试验流程 |
| 2.2.2 测序数据质控 |
| 3 结果 |
| 3.1 测序数据质控 |
| 3.2 去除宿主污染 |
| 3.3 病毒组成分析 |
| 3.4 数据组装 |
| 3.5 病毒序列鉴定 |
| 3.5.1 基于参考序列的鉴定 |
| 3.5.2 Denovo病毒序列鉴定 |
| 3.5.3 基于参考序列鉴定与Denovo序列鉴定的比较 |
| 3.6 病毒丰度 |
| 3.7 基因预测 |
| 3.8 功能分析 |
| 4 分析与讨论 |
| 4.1 高通量测序技术与未知病毒检测 |
| 4.2 长江江豚病毒宏基因组学样本的处理 |
| 4.3 检测相关病毒分析 |
| 5 总结 |
| 第四章 长江江豚的饲养管理与疾病防治研究 |
| 1 研究背景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长江江豚的饲养管理 |
| 2.2.2 长江江豚血液学研究 |
| 2.2.3 长江江豚健康体检方法的建立 |
| 2.2.4 长江江豚疾病诊断与治疗方法研究 |
| 2.2.5 长江江豚典型病例诊治分析 |
| 3 结果 |
| 3.1 长江江豚的饲养管理 |
| 3.1.1 围网环境下长江江豚的饲养管理 |
| 3.1.2 迁地保护区大面积水域长江江豚的饲养管理 |
| 3.1.3 疗养池长江江豚的饲养管理 |
| 3.2 长江江豚血液学研究 |
| 3.2.1 长江江豚血常规和血液生化指标测定方法的建立 |
| 3.2.2 长江江豚正常生理生化指标参考范围的确定 |
| 3.2.3 长江江豚生理生化指标与其疾病的相关性 |
| 3.2.4 长江江豚健康体检技术规范 |
| 3.2.5 长江江豚疾病诊断与治疗方法研究 |
| 3.2.6 长江江豚典型病例诊治分析 |
| 4 分析与讨论 |
| 5 结论 |
| 全文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5）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基本问题概说 |
| 2.1 法治观念的透析 |
| 2.1.1 法治观念的界定 |
| 2.1.2 法治观念的结构 |
| 2.2 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界定 |
| 2.2.1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含义 |
| 2.2.2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要素 |
| 2.2.3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机理 |
| 2.2.4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新时代际遇 |
| 2.3 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思想溯源 |
| 2.3.1 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 |
| 2.3.2 文化基因:中国农民培育的相关理论 |
| 2.3.3 西学借鉴:西方法治教育的相关理论 |
| 第3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历史回溯 |
| 3.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历史进程 |
| 3.1.1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准备阶段(1978 年——1985 年) |
| 3.1.2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起步阶段(1986 年——1996 年) |
| 3.1.3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展开阶段(1997 年——2011 年) |
| 3.1.4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新时期(2012 年——至今) |
| 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经验总结 |
| 3.2.1 党的领导是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根本遵循 |
| 3.2.2 “送法下乡”是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主要模式 |
| 3.2.3 村民自治为农民践行民主法治观念提供了制度平台 |
| 3.2.4 思想道德教育是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助推器 |
| 3.2.5 注重农村法治建设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带来的积极影响 |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现实检视 |
| 4.1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实效 |
| 4.1.1 法律知识不断丰富,但法治认知模糊 |
| 4.1.2 法治期待产生,但基层司法认同度不高 |
| 4.1.3 守法观念形成,但依法办事观念欠缺 |
| 4.2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中存在的问题 |
| 4.2.1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呈现“唯培育者主体”倾向,农民主体性缺场 |
| 4.2.2 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以法律知识为中心,忽视了法治的价值内涵 |
| 4.2.3 农民法治观念多采用单向度灌输式培育,法治实践与交往互动重视不足 |
| 4.2.4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未形成有效合力,农村普法机制运行不畅 |
| 4.2.5 农村法治建设不完善,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微观环境不佳 |
| 4.3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困境的根源剖析 |
| 4.3.1 社会层面:“半熟人社会”的乡土社会结构 |
| 4.3.2 经济层面:“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利弊考量 |
| 4.3.3 政治层面:“非利益捆绑”的村镇关系 |
| 4.3.4 文化层面:传统乡土法文化的掣肘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基本对策 |
| 5.1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原则 |
| 5.1.1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
| 5.1.2 坚持主体间性原则,凸显农民主体地位 |
| 5.1.3 坚持法治观念培育与乡村“本土资源”相结合 |
| 5.2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目标 |
| 5.2.1 全局性的根本培育目标安排 |
| 5.2.2 系统性的具体培育目标设定 |
| 5.3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内容 |
| 5.3.1 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法律法规普及 |
| 5.3.2 凸出对法治价值内容的教育与引导 |
| 5.4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方法 |
| 5.4.1 “唤起民众”式培育法 |
| 5.4.2 法治实践体验法 |
| 5.4.3 生活化培育法 |
| 5.5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具体路径 |
| 5.5.1 明晰培育主体,推进党政、社会、农民协同联动 |
| 5.5.2 完善农村普法机制,增强法治宣传教育实效 |
| 5.5.3 深化农民法治实践,提升农民法治体验 |
| 5.5.4 优化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环境,营造良好氛围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录一: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状况调查问卷 |
| 附录二: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访谈提纲 |
（6）股权激励、非效率投资与股价崩盘风险 ——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本文创新 |
| 1.4.3 研究框架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与非效率投资 |
| 2.1.1 股权激励计划 |
| 2.1.2 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效果 |
| 2.1.3 股权激励与非效率投资 |
| 2.2 股价崩盘风险与非效率投资 |
| 2.2.1 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 |
| 2.2.2 股价崩盘与非效率投资 |
| 2.3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相关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委托代理理论 |
| 3.1.2 操作条件反射理论 |
| 3.1.3 人力资本理论 |
| 3.2 研究假设 |
| 3.2.1 股权激励与股价崩盘风险 |
| 3.2.2 股权激励与非效率投资 |
| 3.2.3 非效率投资与股价崩盘 |
| 3.2.4 非效率投资的中介作用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样本及数据来源 |
| 4.2 变量设计及度量 |
| 4.2.1 非效率投资变量计算 |
| 4.2.2 股价崩盘风险变量计算 |
| 4.2.3 其他变量 |
| 4.3 实证模型设计 |
| 第5章 实证分析 |
| 5.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
| 5.1.1 描述性统计 |
| 5.1.2 相关性分析 |
| 5.2 实证检验 |
| 5.2.1 股权激励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 |
| 5.2.2 股权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 |
| 5.2.3 非效率投资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及中介效应检验 |
| 5.3 稳健性检验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启示 |
| 6.2.1 发挥股权激励的积极作用 |
| 6.2.2 正视股价崩盘风险并寻找积极的解决渠道 |
| 6.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主要学术成果及发表情况 |
| 致谢 |
（7）中国古代猫谱、虎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中国古代的猫与虎 |
| 1.2.1 猫进入人类活动中的原因及背景 |
| 1.2.2 虎进入人类活动中的原因及背景 |
| 1.3 前人研究成果 |
| 1.3.1 猫谱、虎谱的研究状况 |
| 1.3.2 中国古代猫、虎文化研究 |
| 2.中国古代的猫谱、虎谱及其作者小考 |
| 2.1 猫谱作者小考 |
| 2.2 虎谱作者小考 |
| 2.3 猫谱及其版本简述 |
| 2.4 虎谱及其版本简述 |
| 3.中国古代猫谱、虎谱中的科技史价值 |
| 3.1 中国古代猫谱的科技史价值 |
| 3.1.1 家猫外形及品种 |
| 3.1.2 对家猫生活习性的认识 |
| 3.1.3 猫谱中的驯养及治疗技术 |
| 3.1.4 猫伤病的治疗 |
| 3.2 中国古代虎谱的科技史价值 |
| 3.2.1 对虎形态、生活习性的认识 |
| 3.2.2 虎捕猎的行为特点 |
| 3.2.3 捕虎、驯虎方法及其科学性 |
| 3.2.4 虎骨治病的科学性 |
| 3.2.5 猫谱、虎谱中的狮子 |
| 4.猫谱、虎谱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与民俗 |
| 4.1 猫谱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与民俗 |
| 4.1.1 猫谱中的诗词赏析 |
| 4.1.2 猫谱中的典故赏识 |
| 4.2 虎谱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与民俗 |
| 4.2.1 虎谱中的典故赏识 |
| 5.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8）反腐倡廉背景下基层公务员激励与约束平衡研究 ——以四川省X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公务员及公务员制度的研究 |
| 1.2.2 关于国内外公务员激励与约束的研究 |
| 1.2.3 关于强化理论的研究 |
| 1.2.4 关于“人性假设论”的研究 |
| 1.2.5 述评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分析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反腐倡廉建设 |
| 2.1.2 基层公务员 |
| 2.1.3 公务员激励机制 |
| 2.1.4 公务员约束机制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强化理论 |
| 2.2.2 人性假设论 |
| 第三章 我国公务员激励与约束一般性分析 |
| 3.1 公务员激励与约束的条件 |
| 3.1.1 公务员的需要 |
| 3.1.2 认同的组织目标 |
| 3.1.3 资源 |
| 3.2 基于人性假设论的公务员行为分析 |
| 3.3 基于强化理论的公务员行为分析 |
| 3.4 我国公务员激励与约束的影响因素 |
| 3.4.1 经济方面 |
| 3.4.2 行政方面 |
| 3.4.3 法律方面 |
| 3.4.4 道德方面 |
| 3.5 公务员激励与约束平衡机制分析 |
| 第四章 四川省X县公务员激励与约束实证分析 |
| 4.1 问卷调查结果及分析 |
| 4.1.1 问卷设计方法 |
| 4.1.2 样本基本特征描述 |
| 4.1.3 X县公务员工作生活情况分析 |
| 4.1.4 X县公务员工作满意度分析 |
| 4.2 X县公务员激励与约束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2.1 激励与约束方面力度不平衡 |
| 4.2.2 激励落实不到位 |
| 4.2.3 约束环节薄弱 |
| 4.3 X县公务员激励与约束问题的主要原因分析 |
| 4.3.1 制度性原因 |
| 4.3.2 思想性原因 |
| 第五章 完善基层公务员激励与约束平衡机制的对策 |
| 5.1 构建和完善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 |
| 5.1.1 完善薪酬福利制度 |
| 5.1.2 优化绩效考核制度 |
| 5.1.3 完善职务升降制度 |
| 5.1.4 健全监督约束体系 |
| 5.2 注重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
| 5.3 平衡激励与约束手段 |
| 5.3.1 综合实施奖惩 |
| 5.3.2 精神激励与道德约束相结合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调查问卷 |
| 附录2: 表目录 |
| 附录3: 图目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9）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的意义与目的 |
| 三、研究概念界定 |
| (一)少年 |
| (二)罪错少年 |
| (三)教育矫正与矫正教育 |
| 四、研究现状 |
| (一)中国的研究现状 |
| (二)外国的研究现状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美罪错少年群体的现象与特征 |
| 一、中美罪错少年群体的现象与趋势——数据的视角 |
| 二、中美罪错少年的特征 |
| (一)中美罪错少年的个体水平特征 |
| (二)中美罪错少年的社会化特征 |
| 第二章 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基本理论 |
| 一、中美罪错少年保护理论 |
| (一)儿童的特殊性 |
| (二)儿童权利概述 |
| (三)罪错少年的司法保护 |
| 二、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理论基础 |
| (一)法学理论基础 |
| (二)心理学理论基础 |
| (三)教育学理论基础 |
| (四)社会学与犯罪学的理论基础 |
| 三、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历史与现状 |
| (一)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历史沿革 |
| (二)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现状 |
| 四、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性质与目的 |
| (一)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性质 |
| (二)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目的 |
| (三)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性质与目的之差异本质的剖析 |
| 第三章 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制度 |
| 一、中美社区教育矫正制度的前提与基础—少年司法制度 |
| (一)少年司法的独立性 |
| (二)少年案件的裁量与社区矫正 |
| 二、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 |
| (一)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主要法律保障 |
| (二)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管理体系与机构设置 |
| (三)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工作主体 |
| (四)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工作机制 |
| 第四章 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模式与方法 |
| 一、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基本模式 |
| (一)“医疗模式”与“思想模式” |
| (二)循证矫正模式与经验矫正模式 |
| (三)个别化矫正模式与集体矫正模式 |
| (四)家庭参与模式与官方主导模式 |
| 二、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具体方法与技术 |
| (一)个案调查与评估 |
| (二)分类矫正与分级矫正 |
| (三)循证矫正模式 |
| (四)平衡与恢复性司法矫正模式 |
| 三、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发展趋势 |
| (一)少年司法与儿童福利一体化的趋势 |
| (二)从“矫正”到“预防”的趋势 |
| 第五章 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比较的启示 |
| 一、优化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理念 |
| (一)更新对社区教育矫正的基本认识 |
| (二)树立能力发展取向的社区教育矫正观 |
| (三)培育社区教育矫正的社会参与观 |
| 二、完善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制度 |
| (一)延伸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 |
| (二)细化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法律条款 |
| (三)采取多种方式巩固与落实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经费保障 |
| (四)建立少年社区矫正服务中心与“少年社区矫正官”制度 |
| 三、深化与创新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方法和技术 |
| (一)深化循证矫正模式 |
| (二)加强调查评估与分级矫正机制 |
| (三)创立本土化的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范例项目 |
| (四)建立多部门联动的罪错少年预防与矫正连续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附录 B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四、关于腐败的“条件反射”（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廉洁政治生态建设：动力、机理与路径[J]. 王雷雨,王立新. 社会科学, 2021(06)
- [2]道德概念洁净隐喻及其干预[D]. 孙逸舒. 宁夏大学, 2021
- [3]犯罪学学科构建问题研究 ——以学科性质为切入[D]. 王锐. 湘潭大学, 2020(10)
- [4]患病江豚微生态变化及迁地背景下江豚保护性研究[D]. 刘志刚. 华中农业大学, 2020
- [5]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D]. 李丽.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1)
- [6]股权激励、非效率投资与股价崩盘风险 ——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例[D]. 程雁.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7]中国古代猫谱、虎谱研究[D]. 张嘉丽. 华南农业大学, 2019(02)
- [8]反腐倡廉背景下基层公务员激励与约束平衡研究 ——以四川省X县为例[D]. 衡丽. 广西大学, 2019(01)
- [9]中美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比较研究[D]. 赵茜. 鲁东大学, 2018(06)
- [10]黄冈秘卷[J]. 刘醒龙.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