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20年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状况及其成因(论文文献综述)
孙华杰[1](2021)在《北方典型湖泊多环芳烃污染历史重建及人类活动响应》文中提出多环芳烃(PAHs)作为一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可在环境中广泛存在,因其具有毒性(致突变、致癌和致畸)、持久性及长距离迁移能力等特点,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潜在危害巨大,与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坏并列为影响人类健康与生存的三大环境问题之一。湖相沉积物具有剖面保存完整、连续性好、分辨率高、沉积速率快等特点,是恢复区域历史气候,反演污染物环境行为,定量刻画流域内人类活动与湖区环境演化关系的重要载体。PAHs具有极强的疏水性,很容易吸附在颗粒物上,随大气沉降和地表径流进入湖泊水体,进而在沉积物中积累下来,因此基于湖泊沉积物可以重建区域PAHs污染历史、辨识污染来源,反应区域PAHs污染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对北方地区典型湖泊柱状岩芯沉积物中PAHs含量与组分特征分析,结合210Pb和137Cs测年,重建研究区PAHs污染历史,并采用相关分析、特征比值和正定矩阵因子分解模型(PMF)等方法,定性定量地研究PAHs的来源及其相对贡献,辅以经济统计数据对比分析查干湖、呼伦湖、乌粱素海、和博斯腾湖等4个湖区的污染差异,同时对PAHs污染进行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潜在生态风险评价;结合气候模型,运用气团的后向轨迹,分析不同气团影响下的北方典型湖区PAHs输入轨迹与潜在污染源区,并通过构建随机影响模型(STIRPAT),定量探讨不同人类活动强度对PAHs沉积演变的驱动机理。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北方典型湖泊沉积物中PAHs含量的空间分布上表现出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现象,具体为查干湖(305.90~1214.42 ng/g,平均596.53 ng/g)>呼伦湖(282.87~1056.87 ng/g,平均596.47 ng/g)>乌粱素海(57.44~515.35ng/g,平均216.91ng/g)>博斯腾湖(51.07~583.73 ng/g,平均197.57ng/g),北方湖泊沉积物中PAHs含量明显低于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太湖、巢湖等;PAHs各组分中,3~4环PAHs为四个湖泊沉积物中的优势组分,表现为查干湖和呼伦湖显着高于乌粱素海和博斯腾湖;呼伦湖沉积物中2环PAHs,查干湖沉积物中的6环PAHs分别显着高于其他三个湖泊。生态风险评价显示北方典型湖泊沉积物中PAHs不存在严重的生态风险,但单体二氢苊(Ace)、芴(Flu)在四个湖中均有一定的潜在风险。对于健康风险而言,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无论致癌风险(TEQs)还是致畸风险(MEQs)都处于较低水平,但进入21世纪以来,查干湖沉积物中的CPAHs含量增长较快,乌粱素海和博斯腾湖沉积物中的TEQs和MEQs相对较高,需要引起重视。(2)通过210Pb和137Cs比活度测定,分别建立了北方典型湖泊沉积物PAHs的污染历史。四个湖泊沉积物中PAHs污染历史研究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北方典型湖泊沉积物中PAHs的含量依次为呼伦湖>查干湖>乌粱素海>博斯腾湖;20世纪80年代后查干湖沉积物中PAHs含量增加较快,PAHs污染程度高于呼伦湖、乌粱素海和博斯腾湖;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湖区周围城市经济的发展及人类活动强度的增加,四个湖泊沉积物中PAHs含量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其中高环PAHs增加尤其显着,特别是在查干湖沉积物中单体茚并[1,2,3-cd]芘(Dah A)、二苯并[a,h]蒽(Icd P)、苯并[g,h,i]苝(Bghi P)显着高于其他三个湖泊,表明燃料消耗从木材到煤炭和液体化石燃料的变化。北方典型湖泊沉积物中PAHs的污染历史具有显着的差异性,查干湖与呼伦湖在20世纪80年代初PAHs污染出现第一个高峰值,乌粱素海沉积物中PAHs的污染第一个高峰值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博斯腾湖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沉积物中的PAHs出现了第一个高峰值,四个湖泊沉积物中PAHs污染同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湖泊沉柱中PAHs出现第一个高峰值及进入快速增长的时间相比滞后了10~20年。(3)北方典型湖泊沉积岩芯中PAHs的含量与TOC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p<0.01),同时中环和高环PAHs与TOC之间也具有较好的相关性,而低环PAHs与TOC之间无相关性或相关性较弱,主要源于中环和高环PAHs对有机质的吸附能力更强;粒度各机械组成与PAHs总量的相关性研究表明,北方典型湖泊沉积物中PAHs与粒径组成中粉砂(乌粱素海除外)之间呈现较好的正相关(p<0.05),沉积物中PAHs更易于吸附在颗粒物上,随大气沉降入湖。通过PMF方法对各湖泊沉积岩芯进行PAHs来源分析,北方典型湖泊沉积物中PAHs的来源都是以燃烧源为主的混合来源,其中查干湖沉积物中生物质的燃烧源占16.39%、石油泄漏低温燃烧源占32.32%、交通源占16.58%、化石燃料燃烧源占34.71%;呼伦湖沉积物中交通源占比17.57%、石油类产品燃烧源占比11.52%、生物质高温燃烧混合源占比10.11%、石油泄漏煤碳燃烧混合来源占比60.80%;乌粱素海沉积物中化石燃料燃烧源所占比例为58.12%、交通源为10.79%、石油泄漏生物质燃烧源为31.09%;博斯腾湖沉积物中化石燃料燃烧源、石油泄漏生物质燃烧混合源和交通源分别占比53.02%、28.16%和18.82%。(4)利用粒径标准偏差法对北方四个典型湖泊沉积物中的粒度进行环境敏感组分提取,并将经PMF解析出的沉积物中PAHs的燃烧源贡献率分别与粒度敏感组分中F2(8.71~52.84μm)的贡献率呈现出较好的正相关(p<0.01),即与近距离的区域性大气输送(本地输入)具有极好的相关性。四个湖区周围工业生产、居民生活、垃圾焚烧、燃料燃烧等生产活动产生的燃烧源PAHs易与较细颗粒物结合在风力的作用下,通过大气迁移和沉降进入水体进而累积下来。(5)结合后向轨迹-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北方典型湖泊沉积物中PAHs的输入轨迹中分别存在一条传输距离较短的局地类气团,查干湖、呼伦湖、乌粱素海和博斯腾湖的气团输入方向分别为东南、东部、西南和西北。具体输入轨迹分别为:自吉林中部,从西南经过松原市到达查干湖;自大兴安岭地区向西经内蒙古高原呼伦贝尔市后抵达呼伦湖;自内蒙古西部,向东转向途经巴彦淖尔等地市后抵达乌梁素海;从博斯腾湖西北方向输入途径和静县、焉耆县、博湖县等地到达博斯腾湖的气团。(6)STIRPAT模型分析了人口规模(总人口数)、经济发展水平(GDP、人均GDP)、产业发展和能源消耗(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工业增加值、能源消耗总量)等因素对北方典型湖泊沉积物中PAHs污染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松原市GDP、呼伦贝尔市工业增加值和能源消耗总量、巴彦淖尔市人均GDP及巴州市工业增加值分别是查干湖、呼伦湖、乌粱素海和博斯腾湖沉积物中PAHs含量变化的最主要驱动因子,其指标每增加1%,沉积物中PAHs含量将相应增加0.521%、0.2001%、0.4114%和0.5178%。
田野[2](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研究表明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严坤[3](2020)在《三峡库区农业生产方式改变及其对水土流失与面源污染影响 ——以万州区五桥河流域为例》文中认为水土流失与面源污染是环境退化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也是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重要的生态环境问题,其形成、发展不仅受地形地貌、降水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人类活动也会加速或延缓这一过程,并且短期内人类活动对水土流失与面源污染影响更为显着。在农业区,农业生产作为与土地利用最直接相关的人类活动,是区域生态环境安全的决定性因素。近年来,伴随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生产方式发生重大调整,区域水土环境发生明显变化。本研究围绕农业生产方式改变的水土环境响应这一关键科学问题,以三峡库区万州区五桥河流域为研究区,通过问卷调查、无人机遥感调查、统计资料分析和基于长期野外原位观测试验等方法,系统研究城镇化背景下农业生产方式改变及其对坡面水土流失与面源污染影响及机制,以期为三峡库区农村区域水土环境变化预测与农业生产方式优化调整提供科学依据。本论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城镇化发展加快了三峡库区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农户尺度上的户均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减少,果树户均种植面积增加;作物种植结构变化导致种植模式和复种指数的改变,旱坡耕地代表性的种植模式由小麦-玉米-红薯轮作向玉米-红薯套种和单一玉米、红薯的种植模式转变,耕地复种指数不断降低;农户化肥投入强度虽不断降低,但仍高于全国生态县建设耕地化肥投入标准;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了耕地撂荒,其中农户尺度上户均撂荒面积占农户耕地面积的30.93%,小流域尺度上耕地撂荒比例高达22.21%;土地流转加快了规模化经营,以柑橘为主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占流转土地的51.40%。可以看出,城镇化导致的种植结构和种植模式变化、耕地撂荒、规模化经营对区域土地利用结构和强度产生重要的影响。(2)城镇化各阶段不同种植模式具有不同的坡面产流产沙和径流氮磷浓度与负荷流失特征、过程,施肥与地表物理扰动是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小麦-玉米-红薯轮作地表径流系数、坡面产沙系数和地表径流氮磷浓度与流失负荷高于玉米-红薯套种和单一玉米种植,种植模式变化对坡面氮流失负荷影响强于对磷流失负荷的影响;代表性的旱坡地作物在雨季作物生长季表现出不同的产流产沙能力,玉米在高覆盖期坡面产流产沙较低,在玉米收获期的红薯具有较低的坡面产流能力,但产沙能力高于玉米,小麦在成熟期坡面产流产沙能力低于同期玉米,但收获期产流产沙能力高于同期玉米。(3)耕地短期撂荒可被看作是一种休耕的土地管理方式,对降低紫色土坡耕地水土流失与面源污染物输出具有重要的作用。短期撂荒促进坡面植被快速恢复和土壤有机质、全氮、全磷积累。撂荒提高了紫色土坡面产流临界雨量,显着降低坡面产流,特别在春、夏季单次降雨径流系数仅为同季耕地的27.25%和34.72%;撂荒显着降低坡面产沙能力,其产沙能力仅为耕地的14.8%,且随着撂荒时间的增加产沙能力不断降低。与耕地相比,撂荒明显降低了农作物播种、施肥期径流总氮浓度,对径流总磷浓度影响不显着,但撂荒加快了侵蚀泥沙中养分的富集率,全氮与全磷的泥沙富集率是耕地的2.59和1.20倍;通过减少地表径流和坡面产沙,短期撂荒实现了对坡面氮磷流失控制,其氮、磷流失负荷分别降低了59.6%和79.8%,并且通过对泥沙结合态氮磷拦截和削减实现了氮磷流失负荷的显着降低。同时,本论文构建的紫色土区短期撂荒坡面氮磷流失负荷估算模型验证值和实测值之间误差在5%之内,具有较高的估算精度。(4)规模化经营具有较低的坡面水土流失,但却显着提高了地表径流氮磷浓度和流失负荷,并具备明显的氮磷污染物“初期冲刷效应”。规模化经营果园地表径流系数是传统经营果园和耕地的3.32倍和3.12倍,土壤侵蚀模数是传统经营果园和耕地的52.72%和29.67%。规模化经营地表径流氮磷浓度分别为8.49mg·L-1和0.87mg·L-1,远超过地表水水质标准V类水质标准限值,在春季规模化经营果园地表径流氮磷浓度分别是长期撂荒坡地、传统经营果园和耕地的14.31、4.74、4.77倍和39.08、1.94、3.84倍。果园规模化经营显着增加径流氮、磷流失负荷,在春季施肥后的前两场大雨贡献了全年70.4%的总氮、72.1%的可溶性氮、68.9%的硝态氮、94.1%的氨氮、67.1%的总磷、64.1%的可溶性磷和73.0%的颗粒态磷流失负荷,且氮、磷主要以硝态氮和可溶性磷流失为主;规模化经营增强了氮、磷污染物“初期冲刷效应”,前期20%的地表径流贡献了整场降雨径流58.0%的总氮、57.0%的可溶性氮、58.5%的硝态氮、79.0%的氨氮、62.0%的总磷、63.5%的可溶性磷和60.0%的颗粒态磷。在三峡库区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种植模式改变与耕地短期撂荒降低了坡面水土流失与氮磷面源污染物输出,但规模化经营增加了坡面氮磷流失浓度与负荷,其对坡面水土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大于种植模式改变和耕地撂荒对水土环境的改善。由于规模化经营是三峡库区未来土地利用变化主要方向,因此需要特别关注。
耿丽文[4](2020)在《风景园林视角下郑州市中心城区热岛效应的时空演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营造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建设健康城市是当今社会的共同追求。然而近年来,随着城市不断地扩张蔓延、绿色空间的日益锐减,带来了一系列气候、环境问题,城市高温现象频发、集中体现在热岛效应,威胁着城市生态安全和居民健康。在这样的背景下,考虑到城市绿色空间对于缓解热岛效应的重要性、郑州市中心城区作为案例城市的适宜性,研究从风景园林视角出发探讨城市热岛效应的时空演变。首先,研究基于遥感数据得到了郑州市中心城区2000、2004、2009、2013和2019近20年来五个时相的夏季热岛布局情况,对其时空演变特征进行总结,发现了研究区的热环境显着改善、热岛“先聚后离”的整体特征。之后,以城市绿色空间规模、植被覆盖状况、空间形态的中心性为切入点,分析特征变化背后的影响因素,发现:相较于规模特征,绿色空间的形态和布局变化对热岛的缓解作用更为突出,认为“一环、四楔、七链”的规划策略提升了绿色空间的蔓延度,有效调节了城市热环境;而植被的覆盖状况虽并不直接影响热岛,但其与地表温度呈显着的负相关关系,尤其是快速城镇化建设初期,平均每提升10%的植被覆盖度可使地表温度降低1℃;此外,相较于单一中心的城市,街区集中、整体分散的多中心、组团式城市空间形态对于降低城市相对热岛强度是十分有利的。最后,研究通过比较城区内五个建成环境相似、降温效应突出的公园绿地斑块,归纳了对绿地降温效应影响显着的景观特征,认为林地灌木优势度突出且连接性好、草坪小而散、水域边界形态丰富的绿地能够更好地发挥其调节地表温度的生态效应。研究以发现问题、调查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为线索,揭示了近20年来郑州市中心城区热岛效应的演变现象、探究了影响热岛效应演变的关键因素以及发挥绿地降温效应的景观特征,以期弥补我国目前对城市热环境研究的不足,同时为日后规划、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健康城市提供参考借鉴。。
Arslanbaatar Onontuya[5](2020)在《中蒙两国对双方关系的社会认知及其贸易影响》文中提出近20多年来,中蒙两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往日趋稳定,两国外交关系日益增强,中国在蒙古国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影响力逐年增加。自1999年开始,中国连续20年成为蒙古国最大的贸易与文化交往的国家。截至2018年,两国贸易总额已高达85亿美元,中国占蒙古国对外贸易总额的65.8%(出口总额的92.8%、进口总额的33.5%)。总而言之,当前的这种情况下蒙古国的发展离不开中蒙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本文使用1949年中蒙两国建交至2017年两国政治关系和经贸关系相关数据,在梳理相关理论及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引力模型、VAR模型主要研究了中蒙两国双方关系的官方认知和民间认知对贸易的影响。首先,通过整理中国的352份《人民日报》,蒙古国的325份《真理报》、《政府信息报》等报纸对双方关系的相关报道,使用认知语言学方法及马丁的语言评价范畴探讨中蒙两国官方对双方关系的认知及两国官方报道的语言特征和语言规律。根据中蒙两国官方报道的语言态度,将两国关系划分为四个时期:社会主义初期(1949年至1962年)、对立时期(1963年至1985年)、恢复时期(1986年至1989年)、重新发展时期(1990年至2017年)。不同时期两国官方报道语言态度的变化显示了两国外交关系的不同发展阶段。研究结果发现,社会主义初期和对立时期中蒙两国官方对双方关系的认知具有差距。其次,通过问卷调查来探讨中蒙两国民间认知,主要了解两国民间的交流程度,确定两国民间对对方国家以及双方关系的基本认知。调查结果显示,蒙古国民间同中国的交流程度较为普遍,而中国民间对蒙古国的交流较少。从两国民间对双方关系的认知来看,1950年至1960年间双方关系的总体评价上升,但1960年至1970年间下降到最低水平,1970年至1980年间开始恢复上升达到目前的水平。同时,中蒙两国民间认知存在较大差距,中国民间对双方关系的总体印象和期待比蒙古国民间更加积极。再次,本文整理了1950年以来中蒙双边贸易关系历程,探讨了两国贸易来往现状及双边贸易对蒙古国经济的影响情况。研究发现中国在蒙古国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从1995年以来中国成为蒙古国第一大出口伙伴国,2011年以来第一进口伙伴,2017年出口额的85.6%、进口额的32.6%),两国进出口失衡问题以及蒙古国进出口产品结构单一、对外贸易市场缺乏多元化等。最后,借助引力模型和VAR模型分析中蒙两国官方和民间对双方关系的社会认知如何影响双边进出口贸易额。研究结果发现,中蒙两国官方认知和民间认知对双边进出口贸易额具有促进作用,两国官方和民间认为双方关系的态度越友好,双边贸易往来越繁荣。两国官方认知差距和民间认知差距对双边进出口贸易额有反向作用,认知差距越大双边贸易越少。同时,结果发现中蒙两国部长级以上高层访问频次对双边进出口贸易额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表示,中蒙两国高层领导人、社会各个领域的代表团相互访问频繁,增进政治互信,促进了双边贸易扩大。中蒙两国对双方关系的社会认知及其贸易影响的研究,有利于发展双方友好关系,深化两国政治、经济、社会合作关系相关政策,提高两国民间的相互了解,为民间组织的友好关系方面予以支持等有很深远的意义。
李玲[6](2020)在《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日益稀缺的自然资源,水资源对粮食安全和农业经济发展影响巨大。中国水资源总量虽居世界前列,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2018年人均水资源量仅为1971.8立方米(国际公认标准人均水资源量小于2000立方米为中度缺水),是世界13个贫水国家之一。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仅黑龙江、江西、西藏、新疆等10个省份人均水资源量大于2000立方米。13个粮食主产区平均人均水资源量仅为1458.2立方米,逼近重度缺水(人均水资源量小于1000立方米),其中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4个冬小麦主产区人均水资源量小于500立方米,属于极度缺水地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造成工业用水和城市用水需求不断增加,非农业用水挤占农业用水的趋势日趋显着,农业供水量呈下降态势,势必会加剧粮食生产用水安全,影响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如何破解水资源短缺对粮食生产日益增强的硬约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生态环境和粮食生产的均衡发展是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基于此,本论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运用经济学中资源优化配置理论、农户行为理论、要素稀缺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等分析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机理;其次利用统计数据梳理了中国粮食生产与水资源现状,测算水资源与各地区粮食生产的匹配度,厘清区域间差异特征,刻画了中国水资源非农化的演变趋势,利用泰尔指数、σ收敛、β收敛方法及空间计量分析等模型测度了中国水资源非农化的区域差异、收敛态势、空间关联特征及空间溢出效应;然后通过个案分析及调查问卷从实证方面研究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最后从效率提升与空间布局优化两个方面提出应对策略:通过Global超效率DEA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测算各省份粮食生产用水效率以及各地节水潜力,识别不同因素对不同地区粮食生产的影响程度,利用GIS软件刻画水资源非农化与粮食生产重心的轨迹演变,进而为实现水资源非农化和粮食安全协同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从理论上看,水资源非农化体现了效率导向的水资源优化配置目标,对粮食生产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具有节水技术替代效应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改进效应,农业水资源利用收益与非农业用水收益的巨大差距可以诱发地方政府部门将稀缺的水资源投放到边际效益更高的工业等领域,实现地方收益最大化,进而提高政府对农业的公共投资和服务水平,加强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节水设施的使用,节约农业水资源,保证粮食生产;劳动力非农化能促进粮食生产中投入要素的技术替代,同时有利于土地流转形成规模经营,促进节水技术的使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另一方面,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构成潜在风险:通过减少粮食生产用水量造成粮食生产用水短缺,诱发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农户利益最大化目标驱使下通过减少灌溉次数及调整种植结构等行为影响粮食单产和播种面积,从而威胁粮食安全。本文通过个案分析及问卷调查从微观层面上印证了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负面影响,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等综合因素影响农户节水技术的采纳行为。宏观层面上,根据13个粮食主产区的面板数据测算得出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区域间差异明显。第二,中国粮食生产与水、土资源匹配程度的区域间差异显着。粮食主产区的水土匹配与水粮匹配度均较低,呈现出“粮多水少”的特征。2000-2017年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集中度呈持续增长态势,但其水粮匹配系数则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进一步说明中国水资源对粮食生产的保障作用持续下降,中国未来粮食生产与水资源的不匹配态势将愈发明显。粮食产量占比与有效灌溉面积呈现正相关,说明灌溉对粮食产量具有显着推动作用,提高有效灌溉率是保证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第三,水资源非农化利用水平区域差异明显,南方地区高于北方地区,中部及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与水资源禀赋及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水资源非农化利用的收敛性检验表明,全国层面不存在明显的σ收敛态势,但全国及各区域均呈现绝对β收敛,说明假设水资源非农化利用水平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地区水资源非农化利用的内部差异会自动消失,也说明不同地区的水资源非农化利用可以保持相对同步的增长。中国31个省份的水资源非农化程度存在显着的正向空间自相关和空间集聚现象,表明全国各地区的水资源非农化水平存在“高高”聚集与“低低”聚集格局,地理空间分布因素应予以重视。选取相关变量考察水资源非农化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各因素在省域范围内的直接效应多呈现正向溢出效应,省域间的溢出效应方向有正有负,各因素的空间总效应中显着的多为正向,说明地区之间影响水资源非农化的各个因素互相牵制带动,区域之间应加强协同,形成良性竞争状态。第四,在水资源非农化趋势不可逆的情况下,解决粮食生产用水短缺风险的关键在于提高农业用水效率,为粮食生产节流更多的可用水量。分析结果显示,全国粮食生产用水效率未达到最优前沿,粮食生产还有较大的节水潜力。多数省份的粮食生产用水效率呈增长态势,粮食主产区的水资源效率相对较高。基于分区域测算的各地区粮食生产用水效率及粮食生产过程中的用水冗余量来看,粮食生产水资源利用效率与地区水资源禀赋关系密切,水资源充沛地区的粮食生产水资源利用效率亟待提高,粮食生产节水潜力巨大。基于全局基准技术框架测算的粮食用水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粮食用水效率增长的驱动作用较大,技术成为制约中国粮食用水效率提升的主导因素,农业灌溉设备更新、技术改进对粮食用水效率的提高起主要作用。粮食生产用水效率影响因素的地理加权回归结果显示,年降水量、地下水占供水总量比例、小麦播种面积比例及农业用水占比的回归系数均为负,有效灌溉面积的回归系数为正,各因素对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因此各地区应有的放矢的采取措施提高粮食生产用水效率。第五,在中国粮食生产重心逐步由南向北、由东部向中部移动的同时,东部、南部地区以及京津地区等非粮食主产地区的水资源非农化水平逐步提高,水资源非农化的空间演进态势与粮食生产重心演变反向发展,因此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负面影响被稀释。水资源非农化是与社会经济水平发展相一致的必然趋势,但其具有典型的空间异质性,对不同区域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因此国家应加强对水资源非农化速度和“农转非”水资源数量的严格控制,同时也要基于粮食生产重心格局,依据比较优势和空间效率均衡原则进行水资源的空间优化配置,因地制宜做好水资源的“开源”与“节流”工作。
侯鹏飞[7](2020)在《城镇化背景下滇池叶绿素a浓度时空变化特征研究》文中指出生态问题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各国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受到普遍关注。近年来,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已迫在眉睫。习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生态文明建设新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近30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滇池富营养化程度不断加剧,严重阻碍了昆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滇池湖泊水体富营养化这一问题引起了我国政府部门和相关学者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因此,分析滇池叶绿素a(Chlorophyll a,Chla)浓度的时空变化,探索内因和外因对Chla浓度的影响,是控制和改善滇池水生态环境的基础,也是防治滇池水污染的关键。本文以滇池及其流域为研究区,收集了10个水质监测站点1998年至2016年的历史实测数据、研究团队实测的水质数据以及人文因子(民用汽车拥有量、滇池流域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不透水表面(Im-pervious surface,ISA)),研究结论如下:(1)分析了1998年至2016年滇池水质时空变化过程及其驱动因素,探讨了滇池Chla浓度与相关水质因子的定量关系。(2)利用Landsat系列遥感影像数据,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构造了滇池水体Chla浓度的反演模型。相关性分析表明:Chla浓度与波段组合R655/R(483+561)相关性最高,Pearson相关系数为0.867,一元二次方程模型拟合效果最佳,R2为0.8565,平均相对误差为13.2%。(3)采用缨帽变换从TM影像中提取湿度分量,计算了滇池流域湿地面积,分析了滇池流域近20年湿地时空变化特征。相关性分析表明:Chla浓度与滇池流域植被性湿地面积之间的相关性(R=0.884)在0.05时具有显着性。(4)采用INDBI方法提取了滇池流域不透水表面,分析了滇池流域不透水表面时空变化特征。滇池流域ISA的增加、城市化进程加快将会加大滇池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难度,进一步导致滇池水质恶化。(5)相关性分析表明:Chla浓度与TP、BOD5、氨氮(Ammonium Nitrogen,NH3-N)、水温(Water Temperature,WT)、民用车辆拥有量呈显着正相关外,还与化学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CODCr)、滇池流域GDP、不透水表面(ISA)呈显着正相关。滇池流域GDP与NH3-N、BOD5、TP、总氮(Total Nitrogen,TN)、综合营养状态指数(comprehensive nutrition state index)呈显着负相关,滇池人口与TP、TLI、BOD5呈负相关。(6)研究结果表明:滇池水质Chla浓度由北向南、再向西南扩散的趋势;城市发展较快的西山区、呈贡区等区域的Chla浓度呈显着性增长;滇池Chla浓度受内因(湖泊水质)和外因(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人类活动是造成湖泊水质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
潘桔[8](2020)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中,高质量的平衡发展是基础性的。我国不同地区由于资源、技术、人才、政策等条件的不同,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性包括城乡之间的不平衡,收入的不平衡,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等等。区域间适当的不平衡性有利于区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而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差距的持续扩大将减缓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这将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并导致收入分配的地区性差异,最终使社会福利的整体水平不断下降。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政策的实施,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引起我国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种不平衡性的程度、发展趋势和影响因素等相关问题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研究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性,测度其大小,预测其趋势,寻求其成因对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奠定了本文的理论基础。与传统的东中西三区域的研究视角不同,本文采用省际及东部、中部、西南、西北和东北五区域视角,利用规范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和对比分析等方法建立了包括时间序列、面板数据等多种计量模型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大小、趋势及影响机理展开了细致地研究。在不平衡性的测度分析中,论文分别基于单指标和多指标评价方式从绝对差异、相对差异、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多角度对我国省际及五区域间、五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进行了测度和分解,探究不平衡性的大小和来源。在不平衡性的收敛趋势研究中,首次将经济增长的收敛性理论引入到不平衡性的收敛性研究中,根据不平衡测度的转折点将1998-2017年分成了几个小样本期分别进行?收敛、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的检验,同时得到了区域经济不平衡的收敛区间、收敛速度及指数稳态值,并考察了各区域是否存在均衡发展时期。在不平衡性影响因素的分析中,选取了非移动和可移动因素,定性分析了影响因素对区域经济不平衡性的影响机理,利用时间序列和面板分位数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省际、五区域间和五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小及变化趋,结合定性分析结果得到缩小我国区域间不平衡性,实现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通过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我国省际及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在1998-2017年近20年的过程中呈现增大—减小—增大的“N”字型波动变化趋势,但总体上在下降。通过对泰尔指数的分解,可以发现这种不平衡性更多地来自于区域间的差异。东部地区的不平衡性要高于其他四个地区,中部地区不平衡性相对较低,五区域内不平衡总体上在减小,但东部和中部地区近年来增长明显。从不平衡性的敛散性来看,我国省际、区域间和区域内的不平衡性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分别存在着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状态,收敛速度在近年明显加快,条件β收敛中的约束条件工业化率抑制了不平衡性的收敛,城市化率促进了不平衡性的收敛。通过收敛速度和稳态值的计算发现五区域中只有中部地区存在均衡发展时期。可移动因素对于省际及五区域间经济不平衡性的影响更显着,非移动因素经济活力不足,政策性因素和科技因素的作用不显着。资本因素促进了不平衡性的扩大,劳动力和产业结构因素抑制了不平衡性的扩大。要缩小五区域内各自的不平衡性,东部地区主要依靠提高科技水平;中部和西北部地区主要依靠政策因素、劳动力因素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西南地区主要依靠资金的投入、劳动力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东北地区主要依靠资金、产业结构和科技水平。最后,根据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及成因进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结合国家的区域政策差别、制度差异和发展基础对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促进平衡协调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李方正[9](2018)在《基于多源数据分析的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和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由城市绿地、农田、林地和湿地及水域构成的绿色空间对于保障北京市中心城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宜人、居住舒适,进而维护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北京市中心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破坏严重威胁着绿色空间发展,其绿色空间格局发生着巨大变化,通过对实际建设后的绿色空间的变化监测,理清其演变机制,提出绿色空间优化格局,通过多种情景对绿色空间未来发展进行模拟预测对于提升绿色空间状况以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具有必要性和代表性,同时这对于指导绿地系统规划方案制定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研究以北京市中心城为研究对象,选择1992-2016年间1992年、2000年、2008年和2016年4个重要节点,对其遥感影像进行解译,通过计算北京中心城绿色空间面积和景观格局指数探究绿色空间格局的时空变化;利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方法,结合定性讨论,探究社会经济、自然和政策因素对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程度和影响的空间差异性,理清绿色空间格局的演变机制;以功能为导向,生态安全、游憩需求和文化保护为目标,提出绿色空间面积和空间组合优化的形式-绿色空间理想格局。进而以绿色空间格局的演变机制为基础,耦合模拟绿色空间面积增长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和空间增长的元胞自动机模型,模拟中心城绿色空间的面积变化和空间变化;结合绿色空间理想格局目标,提出多种绿色空间发展的模式进行情景模拟,寻求实现绿色空间优化格局的宏观社会经济策略、空间分配和政策实施建议。研究主要创新性体现在多源数据理清绿色空间演变影响因素及作用力强弱、引入面积和空间模拟模型,辅助绿色空间优化格局实现方面。研究表明:(1)从绿色空间面积变化看,研究期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出现了“三减一增”的现象,即是耕地、林地和湿地及水域面积减少,草地面积增加,24年内绿色空间大面积减少。耕地面积呈现大面积圈层减少,林地面积呈现局部波动式点状增加,草地面积呈现少量稳定增加,湿地及水域面积出现降低。中心城用地间的转换主要集中在了:耕地向建设用地、林地的转换,林地和草地向建设用地的转换上。从空间上看,耕地向建设用地主要分布在四环路外,林地向建设用地更多分布在中心城北部,草地向建设用地更多分布在三环路和四环路之间,绿色空间转入主要分布在四环路到五环路之间和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点状空间上。(2)研究期绿色空间景观格局演变具有差异性:绿色空间整体呈现破碎化和异质化趋势。其中耕地逐渐破碎,湿地及水域呈现形态简单化,林地和草地斑块逐渐连片分布,破碎度降低、连接度指数也逐渐提升。从空间上看四环路以外的边缘区域成为破碎化倾向最明显的区域。(3)研究首先探讨社会经济因素对于北京市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发现社会经济对绿色空间面积演变影响显着。建设用地蔓延是影响耕地圈层减少的最大因素,常住人口增加的需求是林地增加的核心动因,产业结构调整是林草面积增加的重要内因。从绿色空间的景观格局看,地区总产值和常住人口数量对绿色空间破碎化具有显着影响,城市蔓延与绿色空间多样性水平高度负相关,第二产业占比与绿色空间连接度呈现明显的负相关。社会经济对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四环外、东酒仙桥、西苑和清河边缘集团成为社会经济对绿色空间景观格局指数演变影响最大的区域。(4)研究还探讨自然因素对于北京市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发现自然因素对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起到一定限制作用,其作用相对是静态的。从绿色空间景观格局演变的空间差异看,高程对中心城西北地势较高区域绿色空间景观格局演变起到限制作用。(5)规划和政府决策机制对绿色空间空间结构形成具有积极指导作用。在规划和政策的引导下,中心城第一道绿化隔离带绿环、平原造林面域空间等都初具规模。研究分析了绿地规划建设对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发现大型绿地规划建设对中心城局部绿色空间格局的演变起到极其明显的推动作用。具体来说:点状绿色空间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未使得奥林匹克公园区域景观格局得到有效优化。线性绿色空间西郊三山五园绿道的建设对三山五园区域绿色空间景观斑块完整性、连接性和多样性上得到一定优化。面状绿色空间中心城东部平原造林工程的实施明显减缓了绿色空间面积的流失过程。(6)研究提出绿色空间理想格局作为绿色空间优化格局的形式,以生态安全维护、游憩需求和文化遗产保护为目标,选取了高程与坡度等级、水域缓冲区、植被覆盖、农田、水土流失敏感性、地质灾害、绿色空间可达性、绿色空间500m服务半径覆盖人口密度、绿色空间使用频率与文化遗产10项指标构建绿色空间优化的高-中-低理想格局。结果表明:生态安全格局敏感性极高、较高、高和一般高的区域分别占中心城面积3.96%、7.51%、18.66%和69.70%。而游憩需求极高和较高的区域面积分别1307.87hm2和1669.76hm2,多为现状游憩资源。文化保护格局主要考虑了中心城文化遗产及其缓冲区的分布。将多因子仅叠加,获得绿色空间理想格局,发现中心城绿色空间底线格局面积1630.52hm2,,满意安全格局面积20454.07hm2,理想格局面积40678.02hm2,占中心城总面积37.34%。随后对中心城绿色空间理想格局判定空间联系,包括生态-游憩源地和源间连接-廊道。其中中心城关键生态源主要分布在中心城西北区域和东部,中心城关键游憩源分布主要分布在老城区及周边,以及西北郊部分历史名园。通过最小积累阻力分析,形成了 51条潜在廊道和28条现状廊道构成的生态廊道系统。还通过使用频率高、风景优美的线性廊道连接游憩需求高的游憩源地,进行游憩廊道构建,最终形成19条联系游憩源地的游憩廊道。(7)最后结合系统动力学模型自上而下的数量模拟优势和元胞自动机自下而上的空间模拟优势,对中心城绿色空间进行模拟预测,提出3种情景,模拟在绿色空间高、中、低理想格局下的中心城绿色空间时空变化,为绿色空间理想格局的实现提供社会经济宏观调控策略和空间优化策略。系统动力学模型结果表明,若北京市中心城继续保持现有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绿色空间总体面积继续减少,但可以实现绿色空间低理想格局的面积需求。若实现情景1,当北京市中心城人口在第19个步长为929万,GDP保持平均6.1%的增长率时,可实现绿色空间中理想格局的绿色空间面积需求。若实现情景2,当北京市中心城人口在第19个步长减少到859万,GDP平均增长率降低到4.9%时,可实现绿色空间高理想格局的绿色空间面积需求。元胞自动机对北京市中心城2035年绿色空间的模拟结果表明,当对照情景继续保持现有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时,2035年大量耕地被建设用地占用。当情景1模拟绿色空间中理想格局,绿色空间的斑块密度、景观形状指数、边缘密度都高于对照情景和情景1。当情景2模拟绿色空间高理想格局,到2035年各类用地最明显的变化是建设用地面积出现降低,林地、草地和湿地及水域出现增加趋势。绿色空间破碎度明显下降,而绿色空间连接度和多样性指数也明显提升,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空间明显得到优化。研究通过规划政策老城遗址公园环、一道城市公园环、二道郊野公园环、楔形绿廊、南北中轴生态空间和小微绿地的规划政策建议促进关键生态、游憩空间和廊道的建设。最后,研究以北京市中心城“留白增绿”的实践为例,通过绿色空间理想格局指导其实施与落地,促进本研究的实践应用。
戴其文[10](2017)在《全球化、地方化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 ——以广西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全球化已经成为推动和塑造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一支巨大力量,深刻地改变着国内区域经济的框架构造。全球化与地方化过程是并存的,同时对区域经济发展空间不平衡产生作用。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国家角色的转型,强化了国家角色的重要性。在国家和地方政府政策的扶持下,西部欠发达地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伴随着国际、国内发达地区产业的内陆转移,全球化和地方化对西部贫穷地区发展的影响逐渐加强。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得到全面快速发展的同时,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持续扩大已成为经济增长背后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而西部欠发达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影响到经济的协调持续发展、民族的团结、和政治的稳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一直受到国家高度重视,十三五规划提出:提高发展的平衡性,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扶持特殊类型地区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困难地区的支持力度。论文正是在这样一个国际、国内新背景下提出来的,旨在探索新背景下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征、过程、空间演化规律与机理。以我国西部欠发达省份——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研究全球化和地方化背景下的区域发展问题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广西作为沿海的西部落后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边疆地区,近年来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政策扶持效应明显。中国—东盟博览会和自贸区的建设显着地推动了广西各地区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在综述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厘清基础理论,建立分析框架。以广西各地市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衡量全球化,从政策视角解读地方化,包含国家和区域两个层面,具体选择产业结构和产业园区作为地方化的表征指标。在考察广西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分析广西城市空间等级体系和空间组织。以此为依据分别从全球化参与程度和地方化政策两个视角对广西区域发展的空间格局进行城市尺度上的剖解。从全球化和地方化的相互联系的视角,以县域尺度探讨广西水平层面上的空间差异。总结了我国欠发达地区发展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规律特征。通过上述研究,论文主要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结论。(1)全球化和地方化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产生显着影响。研究证实了从全球化和地方化视角探析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机制具有可信的解释力。全球化和地方化对欠发达地区城市发展垂直差异产生了显着的影响。体现在产业结构和产业园区方面的地方化因素也推动了城市间等级差距的扩大。全球化和地方化并不是单独对城市发展产生影响,而是二者相互交织产生合力,借助于政府的角色,通过政策的落实对城市发展产生显着影响。(2)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既是区域差异的结果又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广西逐步形成"一主两副"的多中心结构和"西弱东强"的空间格局,中心城市之间层级逐渐拉开,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广西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空间结构原因。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全球化和地方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结果,尤其政府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空间结构的惯性对城市发展产生显着影响。(3)全球化的参与格局重组了区域城市体系,加剧了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性。贸易、外资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分布在广西的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不仅加快了这些地区的城市化进程,甚至重组了区域城市体系。广西经济全球化的参与格局变化重塑了省内经济地理格局,改变了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在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4)经济环境的差异性造成了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呈不平衡性。产业结构是地方发展的主要特征和综合表现,是全球化和地方化、国家力量和地方力量交互影响的产物。广西各地市初步形成了产业分工,采矿业、资源密集型产业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资源和普通劳动力依赖较强,分布较为分散,而高关联度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对资本、技术、人力、集聚有着较高的要求,初步形成了分工和协作,集聚在不同的中心城市并形成了相关的产业集群。经济环境的差异性造成了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呈明显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特征,导致产业空间发生重组,促进了城市垂直差异的扩大。(5)园区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的贡献差异大。产业园区是广西经济发展的关键推手和重要增长极。园区的中心城区布局势必会进一步推动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拉大中心城市与一般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高新技术企业已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经济发展的支柱,成为推动广西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广西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分布在中心城区、次级中心城区及相邻的县域,等级性特征明显,不仅反映了广西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平衡,还会进一步拉大城市间的垂直差距。(6)地理、环境和民族是广西县域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驱动力。全球化对欠发达地区县域发展的水平差异影响不明显,而地方化产生显着作用,证实了多尺度和多机制框架对于分析欠发达地区省内不平衡现象的适用性。地理、环境和民族综合分析框架也证实了地理、环境和民族等地方化因素是广西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驱动力。同时也论证了地理和环境是中国西部欠发达省份的基础结构特征,其对发展的严重制约难以完全克服。广西存在显着的异质空间结构,一些地方化特征对经济发展具有非线性效应。
二、近20年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状况及其成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近20年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状况及其成因(论文提纲范文)
(1)北方典型湖泊多环芳烃污染历史重建及人类活动响应(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目的和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 多环芳烃概述 |
1.2.1 多环芳烃的结构及理化性质 |
1.2.2 环境中多环芳烃的来源及其危害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湖泊沉积物多环芳烃污染研究进展 |
1.3.2 多环芳烃污染源识别方法 |
1.3.3 多环芳烃湖泊沉积记录的指示意义研究进展 |
1.3.4 多环芳烃大气传输路径研究进展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技术路线 |
1.4.4 创新点 |
第2章 研究区概况和分析方法 |
2.1 北方典型湖泊研究区概况 |
2.1.1 自然环境概况 |
2.1.2 社会经济概况 |
2.2 样品采集 |
2.3 实验分析 |
2.3.1 沉积物年代测定 |
2.3.2 沉积物多环芳烃的测定 |
2.3.3 沉积物粒度测定 |
2.3.4 沉积物有机碳测定 |
2.4 质量控制与保证 |
2.5 数据处理与分析 |
2.6 本章小结 |
第3章 北方典型湖泊沉积物多环芳烃沉积历史区域对比分析 |
3.1 北方典型湖泊沉积岩芯~(210)Pb和~(137)Cs年代测定 |
3.1.1 ~(210)Pb测定年的基本原理 |
3.1.2 ~(137)Cs计年原理 |
3.1.3 北方典型湖泊沉积年代的建立 |
3.2 北方典型湖泊沉积物PAHs含量及分布特征 |
3.2.1 查干湖沉积物PAHs含量及分布特征 |
3.2.2 呼伦湖沉积物PAHs含量及分布特征 |
3.2.3 乌粱素海沉积物PAHs含量及分布特征 |
3.2.4 博斯腾湖沉积物PAHs含量及分布特征 |
3.3 北方典型湖泊沉积物中PAHs污染差异性分析 |
3.3.1 北方典型湖泊沉积物中PAHs总体污染特征对比分析 |
3.3.2 北方典型湖泊沉积物中PAHs污染历史区域差异分析 |
3.4 北方典型湖泊PAHs污染历史风险评价 |
3.4.1 北方典型湖泊沉积物中PAHs潜在生态风险评价 |
3.4.2 北方典型湖泊沉积物中PAHs潜在健康风险评价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北方典型湖泊PAHs污染来源及大气输入历史研究 |
4.1 北方典型湖泊多环芳烃沉积历史的影响因素分析 |
4.1.1 北方典型湖泊沉积物中PAHs与 TOC的相关性分析 |
4.1.2 北方典型湖泊沉积物中PAHs与粒度的相关性分析 |
4.2 北方典型湖泊沉积物多环芳烃源解析 |
4.2.1 基于环数组分的北方典型湖泊沉积物中PAHs来源辨别 |
4.2.2 基于特征比值法的北方典型湖泊沉积物中PAHs来源解析 |
4.2.3 基于PMF的北方典型湖泊沉积物中PAHs来源解析 |
4.3 北方湖泊沉积物PAHs同大气环境指标的关系性分析 |
4.3.1 北方典型湖泊粒度敏感组分的提取及其环境指示意义 |
4.3.2 北方典型湖泊中PAHs来源同环境敏感组分的相关性研究 |
4.4 北方典型湖泊沉积物中PAHs污染物输入潜在源区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人类活动对北方典型湖泊沉积物PAHs污染的影响机制 |
5.1 北方典型湖泊区域城市化参数概述 |
5.1.1 松原市城市化参数 |
5.1.2 呼伦贝尔市城市化参数 |
5.1.3 巴彦淖尔市城市化参数 |
5.1.4 巴音郭楞州城市化参数 |
5.2 基于STIRPAT模型的人类活动对PAHs污染影响机制分析 |
5.2.1 随机影响模型(STIRPAT) |
5.2.2 北方典型湖泊沉积物中PAHs影响因素分析 |
5.3 本章小结 |
结论与展望 |
主要结论 |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2)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结构安排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1.4.1 本文的创新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6.1 主要结论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3)三峡库区农业生产方式改变及其对水土流失与面源污染影响 ——以万州区五桥河流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2.1 农业生产方式变化 |
1.2.2 农业生产方式对水土流失与面源污染影响 |
1.2.3 当前研究不足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 |
1.4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第2章 研究区概况 |
2.1 三峡库区概况 |
2.2 万州区概况 |
2.3 五桥河流域概况 |
第3章 农业生产方式变化及其成因 |
3.1 研究方法 |
3.1.1 问卷调查 |
3.1.2 无人机遥感调查 |
3.1.3 资料收集 |
3.2 农业生产方式改变 |
3.2.1 作物种植结构 |
3.2.2 复种指数 |
3.2.3 化肥投入强度 |
3.2.4 耕地撂荒 |
3.2.5 规模化经营 |
3.3 农业生产方式改变原因 |
3.3.1 作物种植结构改变的原因 |
3.3.2 复种指数改变的原因 |
3.3.3 化肥投入强度改变的原因 |
3.3.4 耕地撂荒的原因 |
3.3.5 规模化经营的原因 |
3.4 农业生产方式变化趋势 |
3.5 小结 |
第4章 不同种植模式对水土流失与面源污染影响 |
4.1 研究方法 |
4.1.1 径流小区天然降雨观测试验 |
4.1.2 人工模拟降雨实验 |
4.2 不同种植模式水土流失与面源污染 |
4.2.1 产流降雨 |
4.2.2 坡面产流 |
4.2.3 坡面产沙 |
4.2.4 氮、磷流失特征及差异 |
4.3 不同类型作物水土流失特征及差异 |
4.3.1 玉米产流产沙 |
4.3.2 红薯产流产沙 |
4.3.3 小麦产流产沙 |
4.4 小结 |
第5章 撂荒的水土流失与面源污染响应 |
5.1 研究方法 |
5.1.1 试验布设 |
5.1.2 样品采集与分析 |
5.1.3 数据处理 |
5.2 撂荒对地表覆盖的影响 |
5.3 撂荒前后土壤性质的变化 |
5.4 撂荒前后水土流失特征及差异 |
5.4.1 产流降雨 |
5.4.2 坡面产流 |
5.4.3 坡面产沙 |
5.5 撂荒前后氮、磷流失特征及差异 |
5.5.1 径流氮、磷浓度 |
5.5.2 侵蚀泥沙养分 |
5.5.3 氮、磷流失负荷 |
5.6 撂荒前后水土流失与面源污染对降雨响应 |
5.7 讨论 |
5.8 小结 |
第6章 规模化经营的水土流失与面源污染响应 |
6.1 研究方法 |
6.1.1 试验布设 |
6.1.2 样品采集与分析 |
6.1.3 数据处理 |
6.2 不同经营类型水土流失特征及差异 |
6.2.1 产流降雨 |
6.2.2 坡面产流 |
6.2.3 坡面产沙 |
6.3 不同经营类型氮、磷流失特征与差异 |
6.3.1 径流氮、磷浓度 |
6.3.2 氮、磷流失负荷 |
6.3.3 氮、磷流失对降雨的响应 |
6.4 典型降雨对规模化经营氮、磷流失影响 |
6.4.1 典型降雨对坡面产流影响 |
6.4.2 典型降雨对氮、磷流失影响 |
6.4.3 典型降雨的污染物冲刷效应 |
6.5 讨论 |
6.6 小结 |
第7章 生产方式优化对策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本论文创新点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历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风景园林视角下郑州市中心城区热岛效应的时空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市高温现象的严峻性 |
1.1.2 绿色空间在调节城市地表温度中的重要性 |
1.1.3 以郑州市中心城区作为案例城市的适宜性 |
1.2 研究对象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研究框架及路线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综述 |
2.1 概念阐释 |
2.1.1 热岛效应 |
2.1.2 地表温度 |
2.1.3 绿色空间 |
2.1.4 植被覆盖度 |
2.1.5 城市空间形态 |
2.2 研究进展 |
2.2.1 热岛效应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
2.2.2 热岛效应的生态影响 |
2.2.3 热岛效应的成因与调控 |
2.3 理论支撑 |
2.3.1 景观生态学 |
2.3.2 中心地理论 |
2.3.3 有机疏散理论 |
第3章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
3.1 研究区概况 |
3.1.1 行政区划 |
3.1.2 自然资源 |
3.1.3 社会发展 |
3.2 研究方法 |
3.2.1 辐射方程法反演地表温度 |
3.2.2 均值-标准差法划分热岛等级 |
3.2.3 最大似然法提取绿色空间 |
3.2.4 空间句法分析城市空间形态 |
3.2.5 统计学方法分析变量相关性 |
第4章 郑州市中心城区热岛效应的时空演变特征 |
4.1 整体趋势——“先聚后离” |
4.2 尺度特征——“内隆外凹” |
4.3 空间特征——“南热北冷” |
4.4 小结 |
第5章 郑州市中心城区热岛效应演变的影响因素 |
5.1 绿色空间规模 |
5.1.1 概况及特征 |
5.1.2 相关关系 |
5.2 植被覆盖状况 |
5.2.1 概况及特征 |
5.2.2 相关关系 |
5.3 城市空间形态 |
5.3.1 概况及特征 |
5.3.2 相关关系 |
5.4 小结 |
第6章 影响研究区公园绿地降温效应的景观特征 |
6.1 公园绿地的提取 |
6.1.1 综合公园 |
6.1.2 其他公园 |
6.2 公园绿地的降温效应 |
6.2.1 绿地内部形成的低温区比例 |
6.2.2 绿地外部控制的缓冲区范围 |
6.2.3 绿地整体降温效应的综合评价 |
6.3 公园绿地的景观特征 |
6.3.1 绿地内部的景观特征提取 |
6.3.2 绿地内部的景观特征分析 |
6.3.3 显着影响绿地降温效应的景观特征 |
6.4 小结 |
第7章 回顾、展望与小结 |
7.1 研究结论 |
7.1.1 郑州市中心城区热岛效应的演变特征 |
7.1.2 郑州市中心城区热岛效应的影响因素 |
7.1.3 郑州市中心城区绿地降温的景观特征 |
7.2 具体策略 |
7.3 研究创新与不足 |
7.4 研究展望与小结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介 |
导师简介 |
致谢 |
(5)中蒙两国对双方关系的社会认知及其贸易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引言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问题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技术路线 |
1.4 研究创新点 |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2.1 语言学理论研究 |
2.1.1 认知语言学理论 |
2.1.2 语言评价范畴理论 |
2.2 国际贸易理论基础 |
2.2.1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基础 |
2.2.2 新国际贸易理论基础 |
2.2.3 引力模型理论基础 |
2.2.4 VAR模型理论基础 |
2.3 国际政治与经济贸易之间关系的相关理论研究 |
2.3.1 国际政治与经济贸易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 |
2.3.2 国际政治与经济贸易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综述 |
2.4 中蒙两国关系研究 |
2.4.1 中蒙双方关系背景 |
2.4.2 中蒙双方关系研究综述 |
2.5 现有研究述评 |
三、研究方案 |
3.1 研究方法 |
3.2 研究过程 |
3.2.1 数据来源 |
3.2.2 数据分析 |
四、中蒙两国对双方关系的社会认知研究 |
4.1 中蒙两国关系的官方认知 |
4.1.1 不同时期中蒙两国官方形象的隐喻分析 |
4.1.2 中蒙双方不同关系阶段中的语言特征 |
4.1.3 中蒙两国官方关系的语言评价 |
4.1.4 中蒙两国关系的官方认知总结 |
4.2 中蒙两国关系的民间认知 |
4.2.1 中蒙两国民间调查结果 |
4.2.2 中蒙两国民间认知情况总结 |
4.3 中蒙两国关系官方和民间认知比较分析 |
五、中蒙双边贸易关系研究 |
5.1 中国经济贸易发展情况及现状 |
5.1.1 中国产业发展简述 |
5.1.2 中国对外贸易现状简述 |
5.2 蒙古国经济贸易发展情况及现状 |
5.2.1 蒙古国产业发展简述 |
5.2.2 蒙古国对外贸易现状简述 |
5.3 中蒙双边贸易发展历程回顾与统计分析 |
5.3.1 中蒙双边贸易关系历程回顾 |
5.3.2 中蒙双边贸易往来统计分析 |
5.3.3 中蒙双边贸易变化趋势与蒙古国经济变化趋势的比较分析 |
5.4 结论 |
六、中蒙两国关系的社会认知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
6.1 中蒙两国关系的社会认知与双边贸易的比较分析 |
6.1.1 中蒙两国关系的社会认知态度中的双边贸易变化 |
6.1.2 中蒙两国关系的社会认知与双边贸易变化趋势 |
6.2 中蒙两国关系的社会认知对双边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
6.2.1 引力模型 |
6.2.2 VAR模型 |
6.3 结论 |
七、结论与讨论 |
7.1 主要结论 |
7.2 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
7.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附录2 |
附录3 |
附录4 |
附录5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6)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关于水资源非农化问题的研究 |
1.2.2 关于粮食生产与水资源关系问题的研究 |
1.2.3 关于水资源利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问题的研究 |
1.2.4 关于农业用水效率及其空间差异问题的研究 |
1.2.5 简要述评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2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理论分析 |
2.1 概念界定 |
2.1.1 水资源非农化 |
2.1.2 粮食生产用水 |
2.2 理论基础 |
2.2.1 资源优化配置理论 |
2.2.2 农户行为理论 |
2.2.3 要素稀缺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 |
2.2.4 空间经济学理论 |
2.3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双重效应 |
2.3.1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诱致效应 |
2.3.2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潜在风险 |
2.4 水资源非农化与粮食生产空间格局的关系 |
2.4.1 区域水资源禀赋 |
2.4.2 区域粮食生产地位 |
2.4.3 区域水资源非农化程度 |
2.4.4 区域农业节水空间 |
2.5 本章小结 |
3 中国粮食生产与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及其匹配度分析 |
3.1 中国粮食生产的现状分析 |
3.1.1 中国粮食生产的时空特征分析 |
3.1.2 影响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分析 |
3.2 中国水资源的时空分布特征分析 |
3.2.1 中国水资源总量与供给现状 |
3.2.2 中国水资源时空分布状况 |
3.3 中国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分析 |
3.3.1 水资源禀赋的区域差异分析 |
3.3.2 水资源利用的区域差异分析 |
3.4 粮食生产水土资源匹配度与区域特征 |
3.4.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3.4.2 水土匹配系数计算结果与分析 |
3.4.3 水粮匹配系数计算结果与分析 |
3.4.4 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与水土资源匹配状况分析 |
3.4.5 粮食主产区水利设施与粮食生产的匹配性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4 水资源非农化的区域差异、收敛趋势与空间效应分析 |
4.1 中国水资源利用结构变化趋势 |
4.1.1 中国用水指标变化情况 |
4.1.2 中国农业用水变化趋势 |
4.1.3 中国用水结构变化趋势 |
4.2 水资源非农化的驱动因素分析 |
4.2.1 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调整 |
4.2.2 城镇化发展水平 |
4.2.3 不同行业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变化 |
4.2.4 水资源禀赋特征 |
4.2.5 生态环境保护 |
4.2.6 农业节水技术发展水平 |
4.3 水资源非农化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分析 |
4.3.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4.3.2 水资源非农化的时空特征分析 |
4.3.3 水资源非农化利用总体差异的测算及结果分析 |
4.3.4 水资源非农化区域差异的成因分析 |
4.3.5 水资源非农化的收敛趋势检验 |
4.4 水资源非农化的空间效应分析 |
4.4.1 研究方法 |
4.4.2 数据来源与指标设定 |
4.4.3 空间自相关结果分析 |
4.4.4 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
4.4.5 空间溢出效应分解 |
4.5 本章小结 |
5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5.1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个案分析 |
5.2 水资源非农化对农户粮食生产用水行为的影响:基于农户的问卷调查 |
5.2.1 理论分析 |
5.2.2 研究假设 |
5.2.3 变量设定、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5.2.4 数据描述性分析 |
5.2.5 实证结果分析 |
5.3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基于13 个粮食主产区的面板数据 |
5.3.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5.3.2 实证分析 |
5.3.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5.4 水资源非农化与农业节水空间变化趋势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6 应对策略之一:提升粮食生产用水效率 |
6.1 粮食生产用水效率测度 |
6.1.1 模型选择与构建 |
6.1.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6.1.3 结果与分析 |
6.2 粮食用水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6.2.1 研究方法 |
6.2.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6.2.3 粮食生产用水效率影响因素的地理加权回归分析 |
6.3 提高粮食生产用水效率的政策建议 |
6.4 本章小结 |
7 应对策略之二:优化粮食生产空间布局 |
7.1 水资源非农化与粮食生产重心迁移路径分析 |
7.2 基于空间视角稳定粮食生产的政策建议 |
7.2.1 加强对水资源非农化进程的监控管理 |
7.2.2 基于效率原则优化区域间及产业间配水方案 |
7.2.3 区域水资源高效利用与粮食安全协同发展 |
7.3 本章小结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7)城镇化背景下滇池叶绿素a浓度时空变化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城市化强度和特征定量研究现状 |
1.2.2 湖泊水环境方面的研究现状 |
1.2.3 城市化的湖泊水环境效应研究现状 |
1.3 本文研究内容 |
1.4 本文主要思路及技术路线 |
1.5 研究重点与难点 |
1.6 本文章节安排 |
第2章 研究区及数据介绍 |
2.1 研究区介绍 |
2.1.1 地理位置介绍 |
2.1.2 滇池边界 |
2.1.3 滇池流域人口及分布 |
2.1.4 滇池流域GDP |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2.2.1 水质数据来源 |
2.2.2 缺失值处理 |
2.2.3 遥感数据来源 |
2.2.4 遥感影像数据处理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研究方法 |
3.1 相关性分析 |
3.2 回归分析 |
3.3 模型检验 |
3.4 克里金空间差值 |
3.5 小波分析 |
3.6 趋势和突变检验方法 |
3.6.1 Mann-Kendall趋势检验 |
3.6.2 Mann-Kendall突变检验 |
3.7 本章小结 |
第4章 滇池水质变化特征分析 |
4.1 综合营养状况指标 |
4.2 湖泊水质等级 |
4.3 Chla浓度反演模型构建 |
4.3.1 Chla光谱特征 |
4.3.2 模型的构建 |
4.3.3 建模精度验证 |
4.4 滇池各水质参数变化特征 |
4.4.1 滇池水质参数变化趋势 |
4.4.2 水质参数小波分析 |
4.4.3 M-K趋势检验 |
4.4.4 M-K突变检验 |
4.5 Chla时空变化特征 |
第5章 滇池流域城镇化特征分析 |
5.1 不透水表面扩张分析 |
5.1.1 不透水表面的研究 |
5.1.2 不透水表面提取方法 |
5.1.3 不透水表面时空变化分析 |
5.2 湿地变化特征分析 |
5.2.1 湿地信息提取 |
5.2.2 湿地空间分布格局 |
5.3 人口变化特征分析 |
5.4 滇池流域GDP与产业发展特征分析 |
5.4.1 滇池流域GDP变化特征 |
5.4.2 产业结构变化特征 |
5.5 面源污染的变化特征分析 |
第6章 内因和外因对Chla浓度的影响分析 |
6.1 外部因素相关性分析 |
6.2 内部因素相关性分析 |
6.3 阈值分析 |
第7章 总结和展望 |
7.1 总结 |
7.2 创新点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和科研成果 |
致谢 |
(8)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内容与结构安排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2.1.1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测度相关研究 |
2.1.2 区域经济收敛趋势相关研究 |
2.1.3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原因相关研究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2.2.1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测度相关研究 |
2.2.2 区域经济收敛趋势相关研究 |
2.2.3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原因相关研究 |
第3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3.1 相关概念 |
3.1.1 区域经济 |
3.1.2 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
3.1.3 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 |
3.1.4 区域经济发展收敛性 |
3.2 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相关理论 |
3.2.1 缪尔达尔循环累计因果论 |
3.2.2 赫希曼不平衡增长理论 |
3.2.3 弗里德曼“中心-外围”理论 |
3.2.4 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 |
3.2.5 威廉姆森的倒“U”型理论 |
3.3 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相关理论 |
3.3.1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3.3.2 新经济增长理论 |
3.3.3 经济增长收敛性理论 |
第4章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测度分析 |
4.1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测度方法 |
4.1.1 区域经济的绝对差异测度指标 |
4.1.2 区域经济的相对差异测度指标 |
4.1.3 指数测度 |
4.2 基于单指标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测度 |
4.2.1 我国经济区域的划分 |
4.2.2 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测度结果分析 |
4.2.3 指数测度结果分析 |
4.3 基于多指标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测度 |
4.3.1 TOPSIS分析方法 |
4.3.2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4.3.3 综合评价结果及分析 |
4.3.4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测度及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收敛性分析 |
5.1 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σ收敛分析 |
5.1.1 不平衡性差异分析 |
5.1.2 不平衡性增速分析 |
5.1.3 σ收敛检验结论 |
5.2 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绝对β收敛分析 |
5.2.1 绝对β收敛面板数据模型 |
5.2.2 绝对β收敛的检验 |
5.2.3 绝对β收敛检验结论 |
5.3 条件β收敛分析 |
5.3.1 控制变量的选择 |
5.3.2 条件β收敛的检验 |
5.3.3 条件β收敛检验结论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因素分析 |
6.1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因素 |
6.1.1 非移动因素 |
6.1.1.1 资源禀赋 |
6.1.1.2 基础设施 |
6.1.1.3 政策制度因素 |
6.1.1.4 市场化因素 |
6.1.2 可移动因素 |
6.1.2.1 资本因素 |
6.1.2.2 劳动力因素 |
6.1.2.3 产业结构因素 |
6.1.2.4 科学技术因素 |
6.2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6.2.1 理论模型构建 |
6.2.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6.2.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政策建议与实现路径 |
7.1 省际及五区域间均衡发展政策建议 |
7.1.1 均衡可移动因素的分布,注重非移动因素的发展 |
7.1.2 提高抑制因素的经济活力,合理控制促进因素的效应 |
7.1.3 重视不显着因素的内在机理,着重提高其发展速度 |
7.2 五区域均衡发展政策建议 |
7.2.1 东部地区 |
7.2.2 西南地区 |
7.2.3 中部与西北部地区 |
7.2.4 东北地区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未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9)基于多源数据分析的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和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意义 |
1.2.2 研究目标 |
1.3 研究对象与时间节点 |
1.3.1 北京市中心城 |
1.3.2 绿色空间 |
1.3.2.1 绿色空间的定义 |
1.3.2.2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 |
1.3.3 绿色空间格局 |
1.3.4 研究时间节点的确定 |
1.4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4.1 绿色空间研究热点问题 |
1.4.1.1 绿色空间格局研究 |
1.4.1.2 绿色空间服务功能研究 |
1.4.1.3 重要绿色空间规划实践研究 |
1.4.2 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相关研究进展 |
1.4.2.1 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 |
1.4.2.2 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研究方法进展 |
1.4.2.3 绿色空间格局演变驱动机制的因素分类 |
1.4.2.4 北京市绿色空间格局的演变驱动机制研究进展 |
1.4.3 绿色空间格局优化研究进展 |
1.4.3.1 空间格局优化的概念 |
1.4.3.2 绿色空间格局优化的方法 |
1.4.4 基于绿色空间格局优化的土地面积和空间模拟预测相关研究进展 |
1.4.4.1 土地模拟预测 |
1.4.4.2 土地模拟预测的研究领域 |
1.4.4.3 土地模拟预测方法的研究进展 |
1.4.5 研究进展评述 |
1.5 研究内容 |
1.5.1 发现问题-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的时空演变 |
1.5.2 问题机制-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 |
1.5.3 优化目标-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理想格局构建 |
1.5.4 解决问题-提出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优化策略 |
1.5.5 实践应用-北京市五环内“留白增绿”的实践应用 |
1.6 技术路线 |
2 研究框架 |
2.1 研究数据 |
2.1.1 遥感数据 |
2.1.1.1 遥感数据来源及处理软件 |
2.1.1.2 遥感数据校正和融合 |
2.1.1.3 遥感解译标志 |
2.1.1.4 遥感信息解译 |
2.1.1.5 遥感精度检验 |
2.1.2.6 遥感制图 |
2.1.2 社会经济数据 |
2.1.3 自然数据 |
2.1.3.1 天气气象数据 |
2.1.3.2 土壤数据 |
2.1.3.3 地形数据 |
2.2 研究方法 |
2.2.1 绿色空间的面积演变分析-动态度计算 |
2.2.2 绿色空间的面积转换分析-转移矩阵模型 |
2.2.3 绿色空间的空间结构演变分析-景观格局指数分析 |
2.2.3.1 景观格局指数的选取 |
2.2.3.2 景观格局指数的计算方式及其意义 |
2.2.4 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分析-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 |
2.2.4.1 方法的适用性分析 |
2.2.4.2 方法原理 |
2.2.4.3 建模步骤 |
2.2.4.4 结果的有效应检验 |
2.2.5 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分析-地理加权回归分析 |
2.2.5.1 方法的适用性分析 |
2.2.5.2 方法原理 |
2.2.5.3 加权权重的计算方式 |
2.2.5.4 回归结果的有效应检验 |
2.2.6 绿色空间格局优化-绿色空间理想格局构建、最小积累阻力模型 |
2.2.6.1 绿色空间理想格局构建的方法 |
2.2.6.2 最小积累阻力模型 |
2.2.7 绿色空间的面积模拟预测分析-系统动力学模型 |
2.2.7.1 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基本构成和原理 |
2.2.7.2 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建模步骤 |
2.2.8 绿色空间的空间模拟预测分析-元胞自动机模型 |
2.2.8.1 元胞自动机模型的基本构成 |
2.2.8.2 元胞自动机模型的建模步骤 |
3 研究区域概述 |
3.1 研究区域自然与社会概况 |
3.1.1 气候概述 |
3.1.2 地形地貌 |
3.1.3 水文 |
3.1.4 植被 |
3.1.5 经济发展概述 |
3.2 历史概述—西周以来的北京市山水格局与绿色空间变迁 |
3.2.1 概述 |
3.2.1.1 北平湾 |
3.2.1.2 自然水系 |
3.2.2 西周至唐-地理条件决定的城市景观营建 |
3.2.2.1 地理条件决定的城市兴起 |
3.2.2.2 围绕农业灌溉的水利初兴 |
3.2.2.3 与自然山水相依的景观格局 |
3.2.3 辽金元-基于人工水利建设的城市景观发展 |
3.2.3.1 人工干预下的漕运开发 |
3.2.3.2 城市与宫苑的营建 |
3.2.4 明-集中于城市内部的景观建设 |
3.2.4.1 城池与宫苑建设 |
3.2.4.2 水源及水系的改变 |
3.2.4.3 运河的衰落 |
3.2.4.4 园林与风景区的建设 |
3.2.5 清-水利工程的西移与其带动下的景观建设 |
3.2.5.1 清代水利工程 |
3.2.5.2 京西稻与农田灌溉 |
3.2.5.3 集中于京西郊的园林建设 |
3.2.6 民国时期与建国初期-城市景观建设的停滞与新生 |
3.2.6.1 公园开放运动 |
3.2.6.2 民国初期的行道树种植风潮 |
3.2.6.3 城市规划的探索 |
3.2.6.4 “大地园林化”的狂热建设期 |
3.2.6.5 “文革”期间的绿化破坏 |
3.2.6.6 绿色空间规划的规范化及发展 |
4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的时空演变分析 |
4.1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的面积演变分析 |
4.1.1 绿色空间的面积组成对比分析 |
4.1.2 不同类型的绿色空间面积演变分析 |
4.2 北京市中心城不同时期绿色空间的转换分析 |
4.2.1 1992年-2000年各类型绿色空间的面积转换分析 |
4.2.2 2000年-2008年各类型绿色空间的面积转换分析 |
4.2.3 2008年-2016年各类型绿色空间的面积转换分析 |
4.2.4 1992年-2016年各类型绿色空间的面积转换分析 |
4.3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景观格局的演变分析 |
4.3.1 绿色空间单元特征的时空演变分析 |
4.3.1.1 斑块数量(NP) |
4.3.1.2 斑块类型面积(CA) |
4.3.1.3 平均斑块面积(MPS) |
4.3.1.4 斑块类型面积百分比(PLAND) |
4.3.2 绿色空间破碎化的时空演变分析 |
4.3.2.1 斑块密度(PD) |
4.3.2.2 最大斑块指数(LPI) |
4.3.2.3 景观形状指数(LSI) |
4.3.2.4 边缘密度(ED) |
4.3.3 绿色空间连接度的时空演变分析 |
4.3.4 绿色空间多样性的时空演变分析 |
4.4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演变中的问题 |
4.4.1 绿色空间面积严重萎缩、关键绿地空间流失 |
4.4.2 绿地绿色空间“大空间少而孤立、小空间分散,连接性不佳” |
4.4.3 绿色空间综合功能尚未达到市民需求 |
4.5 本章小结 |
4.5.1 各类绿色空间面积演变呈现“三减一增” |
4.5.1.1 耕地面积呈现大面积圈层减少 |
4.5.1.2 林地面积呈现局部波动式点状增加 |
4.5.1.3 草地面积呈现少量稳定增加 |
4.5.1.4 湿地及水域面积出现降低 |
4.5.2 各类绿色空间面积转换趋势明显 |
4.5.2.1 耕地面积多转向建设用地、林地 |
4.5.2.2 草地面积转自耕地、建设用地 |
4.5.3 绿色空间整体景观格局呈现破碎化和异质化趋势 |
4.5.3.1 耕地呈现破碎化、湿地及水域呈现形态简单化 |
4.5.3.2 林地、草地呈现连片化和完整化 |
5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分析-社会经济因素 |
5.1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因子选择 |
5.1.1 驱动因子的选择原则 |
5.1.1.1 因子的代表性 |
5.1.1.2 数据的可获取性 |
5.1.1.3 因子间的独立性 |
5.1.2 驱动因子的分类 |
5.2 社会经济因素对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影响的总体分析 |
5.2.1 社会经济因素对各类型绿色空间面积演变影响的总体分析 |
5.2.1.1 社会经济对耕地面积的影响 |
5.2.1.2 社会经济对林地面积的影响 |
5.2.1.3 社会经济对草地面积的影响 |
5.2.1.4 社会经济对湿地及水域面积的影响 |
5.2.2 社会经济因素对绿色空间景观格局演变影响的总体分析 |
5.2.2.1 社会经济对绿色空间总体斑块面积的影响 |
5.2.2.2 社会经济对绿色空间破碎化的影响 |
5.2.2.3 社会经济对绿色空间多样性的影响 |
5.2.2.4 社会经济对绿色空间连接度的影响 |
5.3 社会经济因素对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影响的空间差异分析 |
5.3.1 社会经济因素对绿色空间格局演变影响的空间回归结果 |
5.3.2 社会经济因素对绿色空间格局演变影响的空间差异性分析 |
5.3.2.1 社会经济对绿色空间面积影响的空间差异 |
5.3.2.2 社会经济对绿色空间破碎化影响的空间差异 |
5.3.2.3 社会经济对绿色空间连接度影响的空间差异 |
5.3.2.4 社会经济对绿色空间多样性影响的空间差异 |
5.4 本章小结 |
5.4.1 社会经济对绿色空间面积演变影响显着 |
5.4.1.1 城市蔓延导致耕地圈层减少 |
5.4.1.2 人口聚集促进林地面积增加 |
5.4.1.3 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林草面积演变 |
5.4.2 社会经济对绿色空间景观格局演变影响空间差异明显 |
5.4.2.1 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加速绿色空间破碎化 |
5.4.2.2 城市蔓延与绿色空间多样性水平高度负相关 |
5.4.2.3 二产发展减弱绿色空间连接度水平 |
5.4.2.4 社会经济发展显着作用于边缘集团 |
5.4.2.5 研究期末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典型商圈绿色空间面积、多样性水平增加 |
6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分析-自然因素 |
6.1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自然驱动因子 |
6.2 自然因素对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影响的总体分析 |
6.2.1 自然因素对各类型绿色空间面积演变影响的总体分析 |
6.2.1.1 自然因素对耕地面积的影响 |
6.2.1.2 自然因素对林地面积的影响 |
6.2.1.3 自然因素对草地面积的影响 |
6.2.1.4 自然因素对湿地及水域面积的影响 |
6.2.2 自然因素对绿色空间景观格局演变影响的总体分析 |
6.2.2.1 自然因素对绿色空间总体斑块面积的影响 |
6.2.2.2 自然因素对绿色空间破碎化的影响 |
6.2.2.3 自然因素对绿色空间连接度的影响 |
6.2.2.4 自然因素对绿色空间多样性的影响 |
6.3 自然因素对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影响的空间差异分析 |
6.3.1 自然因素对绿色空间格局演变影响的空间回归结果 |
6.3.2 自然因素对绿色空间格局演变影响的空间差异性分析 |
6.3.2.1 自然因素对绿色空间面积影响的空间差异 |
6.3.2.2 自然因素对绿色空间破碎化影响的空间差异 |
6.3.2.3 自然因素对绿色空间连接度影响的空间差异 |
6.3.2.4 自然因素对绿色空间多样性影响的空间差异 |
6.4 本章小结 |
6.4.1 自然因素对绿色空间面积演变影响不显着 |
6.4.2 自然因素对绿色空间景观格局演变起到限制作用 |
7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分析-政策因素 |
7.1 绿色空间相关规划、政策对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的影响 |
7.1.1 绿色空间规划对绿色空间演变的影响 |
7.1.2 绿色空间相关政策对绿色空间演变的影响 |
7.2 园林规划设计建设对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分析 |
7.2.1 点状空间-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
7.2.1.1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建设背景 |
7.2.1.2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规划建设概述 |
7.2.1.3 奥林匹克公园的主要景观类型变化分析 |
7.2.1.4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对奥林匹克公园区域绿色空间格局的影响 |
7.2.1.5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对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的影响 |
7.2.2 线性空间-西北郊三山五园绿道 |
7.2.2.1 西北郊三山五园绿道建设背景 |
7.2.2.2 西北郊三山五园绿道规划建设概述 |
7.2.2.3 西北郊三山五园区域的主要景观类型变化分析 |
7.2.2.4 西北郊三山五园绿道对三山五园区域绿色空间格局的影响 |
7.2.2.5 西北郊三山五园绿道对北京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的影响 |
7.2.3 面状空间-百万亩造林 |
7.2.3.1 平原造林建设背景 |
7.2.3.2 平原造林规划建设概述 |
7.2.3.3 中心城平原造林区域的主要景观类型变化分析 |
7.2.3.4 中心城平原造林对区域绿色空间格局的影响分析 |
7.2.3.5 中心城平原造林对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的影响分析 |
7.3 本章小结 |
7.3.1 规划、政府决策引导绿色空间空间结构形成 |
7.3.2 大型城市绿地规划建设推动局部绿色空间格局演变 |
7.3.3 多因素共同作用城市空间消长,复杂机制推动绿色空间动态演变 |
8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优化格局构建 |
8.1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的优化目标-实现绿色空间理想格局 |
8.1.1 斑块的生态适宜性 |
8.1.2 人口游憩使用的需求性 |
8.1.3 文化遗产的传承性 |
8.2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优化的理想格局构建 |
8.2.1 生态安全格局 |
8.2.1.1 高程与坡度等级 |
8.2.1.2 植被覆盖 |
8.2.1.3 农田 |
8.2.1.4 水域缓冲区 |
8.2.1.5 地质灾害 |
8.2.1.6 水土流失敏感性 |
8.2.1.7 生态安全格局分区 |
8.2.2 游憩需求格局 |
8.2.2.1 绿色空间使用频率 |
8.2.2.2 绿色空间500m服务半径覆盖人口密度 |
8.2.2.3 绿色空间可达性 |
8.2.2.4 绿色空间游憩需求格局分区 |
8.2.3 文化保护格局 |
8.2.4 绿色空间理想格局分区 |
8.3.4.1 绿色空间低理想格局-底线 |
8.3.4.2 绿色空间中理想格局-满意 |
8.3.4.3 绿色空间高理想格局-理想 |
8.3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理想格局的关键空间识别 |
8.3.1 关键生态-游憩源的识别 |
8.3.1.1 关键生态源 |
8.3.1.2 关键游憩源 |
8.3.2 关键生态廊道的识别 |
8.3.2.1 生态源地的确定 |
8.3.2.2 设定阻力值,构建阻力面 |
8.3.2.3 关键生态廊道的构建 |
8.3.3 关键游憩廊道的识别 |
8.3.3.1 游憩源地的确定 |
8.3.3.2 潜在游憩廊道载体 |
8.3.3.3 关键游憩廊道的构建 |
8.4 与总体规划的对比分析 |
8.5 本章小结 |
9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优化的实现策略 |
9.1 社会经济宏观调控绿色空间面积 |
9.1.1 基于SD模型的社会经济-绿色空间面积复合模拟的构建思路 |
9.1.1.1 绿色空间模拟的因果反馈图构建 |
9.1.1.2 绿色空间面积模拟的方程构建 |
9.1.1.3 绿色空间面积模拟模型的精度检验 |
9.1.2 社会经济-绿色空间面积复合模拟和优化调控建议 |
9.1.2.1 绿色空间面积模拟结果 |
9.1.2.2 绿色空间面积优化的情景设计 |
9.1.2.3 高-中-低绿色空间理想格局实现的面积模拟结果 |
9.1.2.4 高-中-低绿色空间理想格局实现的社会经济调控策略 |
9.2 依据自然基底优化绿色空间位置选择 |
9.2.1 基于CA模型的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空间模拟构建思路 |
9.2.1.1 绿色空间空间模拟的转换概率 |
9.2.1.2 绿色空间空间模拟的转换规则 |
9.2.1.3 绿色空间空间模拟的检验和修订 |
9.2.2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的空间模拟结果 |
9.2.2.1 绿色空间的空间模拟结果 |
9.2.2.2 绿色空间高、中理想格局的空间优化结果 |
9.2.3 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理想格局与国际大都市的对比 |
9.3 规划政策保证绿色空间关键空间实施 |
9.3.1 重塑人文历史风貌,构建老城遗址公园环 |
9.3.2 挖掘潜力空间,打造一道城市公园环 |
9.3.3 限制城市发展,推进二道郊野公园环 |
9.3.4 城乡环境绿色空间引入,形成楔形绿廊 |
9.3.5 打造城市自然轴线,增加南北中轴生态空间 |
9.3.6 引入城市森林,打造小微绿地 |
9.4 现场调研辅助绿色空间规划方案深化—以北京市中心城“留白增绿”的实施为例 |
9.4.1 “留白增绿”提出的背景 |
9.4.2 “留白增绿”实施导则 |
9.4.2.1 依据绿色空间理想格局确定腾退空间功能定位 |
9.4.2.2 各留白增绿空间类型的建设策略 |
9.4.3 现场调研生成节点方案-以海淀区小月河片区为例 |
9.5 本章小结 |
10 结论 |
10.1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 |
10.2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10.2.1 借助多源数据理清绿色空间演变影响因素及作用力强弱 |
10.2.2 提出绿色空间理想格局概念,完善景观格局优化内容 |
10.2.3 引入面积和空间模拟模型,辅助绿色空间优化格局实现 |
10.3 本研究的应用前景 |
10.3.1 绿色空间格局优化方法支持生态红线划定 |
10.3.2 绿色空间模拟预测模型指导绿地系统规划方案比选 |
10.4 本研究的局限性和展望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介 |
导师简介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致谢 |
(10)全球化、地方化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 ——以广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1.3 研究缘起与研究问题 |
1.2 研究框架与研究思路 |
1.2.1 研究框架 |
1.2.2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1.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1.3.1 数据来源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区域与案例选择 |
1.4.1 研究区域 |
1.4.2 案例选择 |
1.5 论文的创新之处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进展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2.1.1 全球化与地方化 |
2.1.2 欠发达地区 |
2.1.3 垂直差异与水平差异 |
2.1.4 区域、区域发展、区域发展不平衡 |
2.2 基础理论 |
2.2.1 区域发展理论 |
2.2.2 全球生产网络理论 |
2.2.3 区域主义到新区域主义理论 |
2.2.4 制度经济地理学理论 |
2.3 研究进展 |
2.3.1 区域发展与欠发达地区发展 |
2.3.2 全球化、地方化与区域发展 |
2.4 本章小结 第3章 广西区域经济空间结构 |
3.1 研究数据与方法 |
3.1.1 城市中心性的测度 |
3.1.2 城市间经济空间联系评估 |
3.2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 |
3.2.1 经济空间结构演变测度 |
3.2.2 经济空间结构演变特征 |
3.3 区域经济空间联系和空间组织 |
3.3.1 区域经济空间联系特征分析 |
3.3.2 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结构分析 |
3.4 本章小结 第4章 全球化与广西城市发展的垂直差异 |
4.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4.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4.1.2 研究方法 |
4.2 贸易全球化与广西城市发展 |
4.2.1 对外贸易与贸易依存度的城市差异 |
4.2.2 贸易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4.3 外商投资企业与广西城市发展 |
4.3.1 外资企业的整体数量变化 |
4.3.2 外资企业的城市数量和结构变化 |
4.3.3 外资企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4.4 外商直接投资与广西城市发展 |
4.4.1 实际利用外资的城市差异 |
4.4.2 FDI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4.5 全球化与广西城市发展 |
4.6 东盟案例分析 |
4.6.1 经贸合作成果惠及广西各市而南宁受益最大 |
4.6.2 投资合作项目增多而大型企业更具潜力和优势 |
4.6.3 大型企业抓住博览会契机积极开拓东盟市场 |
4.7 本章小结 第5章 地方化与广西城市发展的垂直差异:产业结构视角 |
5.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5.1.1 研究方法 |
5.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5.2 产业结构与广西城市发展 |
5.2.1 广西三次产业结构演变 |
5.2.2 城市三次产业结构演变 |
5.2.3 产业结构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5.3 产业集聚、专业化与城市发展差距 |
5.3.1 城市工业和制造业空间格局 |
5.3.2 城市工业产业的空间格局演化 |
5.3.3 城市工业产业的专业化与产业集聚 |
5.3.4 产业集聚与专业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5.4 本章小结 第6章 地方化与广西城市发展的垂直差异:产业园区视角 |
6.1 广西产业园区、高新企业与城市发展 |
6.1.1 广西产业园区的时空变化 |
6.1.2 广西高新企业的时空格局 |
6.1.3 产业园区、高新企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6.2 发达地区产业园区与城市发展 |
6.2.1 南宁产业园区与城市发展 |
6.2.2 北部湾产业园区与城市发展 |
6.3 欠发达地区产业园区与城市发展 |
6.3.1 以"铝产业"为主导,结构效益低 |
6.3.2 产业集聚水平低,自主创新能力弱 |
6.3.3 产业间缺乏协作分工,集群效应尚未形成 |
6.3.4 产业园区存在问题突出 |
6.4 产业园区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6.5 本章小结 第7章 全球化一地方化视角下的广西区域发展的水平差异 |
7.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7.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7.1.2 区域不平衡的测度与时空分析方法 |
7.1.3 区域不平衡的多机制分析方法 |
7.2 多层级区域不平衡分析:尺度效应 |
7.2.1 Theil指数分析结果 |
7.2.2 Theil指数的分解结果 |
7.3 区域不平衡的分布演化趋势:时空转移 |
7.3.1 区域不平衡的总体分布动态 |
7.3.2 区域不平衡的趋同分析 |
7.4 区域不平衡的空间性:时空关联 |
7.5 区域不平衡演化的内在机理:空间与非线性视角 |
7.5.1 来自线性模型的证据 |
7.5.2 来自半参数模型的证据 |
7.6 本章小结 第8章 结论与讨论 |
8.1 基本结论 |
8.1.1 全球化和地方化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产生显着影响 |
8.1.2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既是区域差异的结果又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
8.1.3 全球化的参与格局重组了区域城市体系,加剧了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性 |
8.1.4 经济环境的差异性造成了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呈不平衡性 |
8.1.5 园区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的贡献差异大 |
8.1.6 地理、环境和民族是广西县域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驱动力 |
8.2 政策启示 |
8.2.1 加快桂西欠发达地区发展,促进经济空间结构的平衡 |
8.2.2 发挥政府的关键角色,加速全球化和地方化的相互联结 |
8.2.3 因地制宜地加快产业园区建设,推动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的形成 |
8.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博士期间科研工作及学术成果 后记 |
四、近20年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状况及其成因(论文参考文献)
- [1]北方典型湖泊多环芳烃污染历史重建及人类活动响应[D]. 孙华杰.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3]三峡库区农业生产方式改变及其对水土流失与面源污染影响 ——以万州区五桥河流域为例[D]. 严坤.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2020(12)
- [4]风景园林视角下郑州市中心城区热岛效应的时空演变研究[D]. 耿丽文.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2)
- [5]中蒙两国对双方关系的社会认知及其贸易影响[D]. Arslanbaatar Onontuya.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6]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D]. 李玲. 山东农业大学, 2020(08)
- [7]城镇化背景下滇池叶绿素a浓度时空变化特征研究[D]. 侯鹏飞.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D]. 潘桔. 辽宁大学, 2020(12)
- [9]基于多源数据分析的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格局演变和优化研究[D]. 李方正. 北京林业大学, 2018(04)
- [10]全球化、地方化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 ——以广西为例[D]. 戴其文.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