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住宅公共池塘资源(CPR)边界界定问题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祁应军[1](2021)在《不同草场产权的界定与实施——基于产权交易成本视角的对比分析》文中提出放牧草场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传统上一直保持社区共用模式,但在公地悲剧理论和产权理论的影响下,明晰家户草场权利已成为当前全球牧区草场产权改革的主流。然而,在中国青藏高原牧区推行草场家庭承包制度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与草场承包经营权截然不同的草场产权类型——放牧配额权。为了认识这两种草场产权的本质区别,本文从交易成本的视角对比分析了这两种草场产权的界定与实施过程,并利用基于"资源系统—资源单位"的产权分析框架试图解释差异背后的原因。研究发现,草场承包经营权是基于草场资源系统界定的,虽然草场围栏实现了资源系统的可分性,但却造成草场的"破碎化",产生了高昂的排他成本。由于草场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之间缺乏有效的互动,造成草场"重利用,轻保护"的现象,增加了承包经营权的实施成本。相反,放牧配额权是基于资源单位(放牧配额)界定的,而草场资源系统依然保持社区共用,从而实现了草场产权与资源特征的匹配,降低了产权界定成本。在草场共用的社区内,放牧配额权嵌套在草场共有产权当中,并实现有效互动,形成了基于放牧配额的草场管理制度,有效地降低了产权的实施成本和协商成本。因此,草场放牧配额权对于当前中国牧区草场产权改革和实现草场整合使用具有重要的启示。
秦国庆[2](2021)在《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文中提出作为中国农村地区最重要的生产性公共池塘资源之一,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具有抗旱排涝的基础功能,在抵御农业旱涝灾害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提升农村社区韧性和灾害应急能力的重要物质基础。然而,凡是属于大多数人的公共资源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公共池塘资源“弱排他性”和“竞用性”的属性使其管护及治理通常面临“囚徒困境”难题。同时,在农户分化趋势下,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资产专用性特征、不同类型农户主体的灌溉需求特征呈现出差异化趋势,农户群体在先前“同质化”时期基于地缘、业缘关系所建立的农田水利合作基础逐渐瓦解,实现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的难度有增无减。适应性制度变迁是应对农户分化挑战的可行路径,结合不同类型农户的生产需求差异,总结不同农户分化情形下的适应性制度变迁规律,是推动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由对立关系转换为协调关系的关键所在,这有利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水平的提升,对于实现农田灌溉系统建设与农业现代化的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此,将农户分化和制度变迁概念引入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研究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农户分化和制度变迁的双重视角,依据社会分化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公共事务治理等理论,对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和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进行概念界定,确定三类核心变量的维度特征与指标表征依据,构建了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理论框架,深入阐释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治理绩效之间衔接逻辑。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利用河南、湖北2省10县237个村的两期面板数据与典型案例资料,使用双案例比较分析法、固定效应模型(FE-OLS、IV-FE-OLS)、一阶差分模型(FD-OLS、IV-FD-OLS)、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等多种识别策略探究了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以及制度变迁在农户分化与治理绩效之间的传导机制;并结合研究结论指出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优化路径。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边界可分为结构性和非结构性边界两类。其中,结构性边界指实体灌溉设施的物理边界,非结构性边界指灌溉系统中非实体要素的边界,包括经济边界、政治边界等。对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一类公共池塘资源而言,实体设施供给的缺失是一阶困境,制度等非实体要素供给的缺失是二阶困境。本文根据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弱排他性”和“竞用性”的特征,从“供给”和“占用”两大维度测度其治理绩效,供给绩效实际上衡量了治理手段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弱排他性”缺陷的克服程度,占用绩效则衡量了治理手段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竞用性”缺陷的克服程度。前者反映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设施供给有效性,后者反映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制度运行存续性。总体来看,样本村庄的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在2013至2017年发生了明显的下滑,主要体现为设施维护成本负担的上升和输水排涝能力的下降。(2)农户分化是农户要素配置方式变迁的后果。因此,农户要素配置方式的结构差异是农户分化的核心维度,本文称之为农户水平分化。除此之外,农户先天禀赋差异也是加剧农户分化的重要因素。即使农户要素配置方式相同,先天禀赋的差异也会引致农户分化,这种分化体现为相同要素配置方式下的产出差异化,集中表现为农户收入的垂直分层,故农户收入差异是农户分化的另一重要维度。总体来看,样本村庄的农户水平分化指数和垂直分化指数从2013至2017年呈现上升趋势。(3)基层农田灌溉系统运行制度实际就是约束村庄灌溉集体行动的博弈规则,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运行制度变迁实际就是边界、位置、选择、信息、范围、聚合和偿付7类博弈规则的状态演变,这一演变过程符合制度变迁的广义特征,且至少部分由集体内生推动。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从2013年至2017年,样本村庄的农田灌溉系统运行制度发生了多样化的变迁,既存在正式规则、非正式规范向无规范无规则状态退化演变的情形,也存在由无规范无规则、非正式规范状态向正式规则进化演变的情形,还有相当部分村庄未发生相应的规则变迁。(4)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具有显着的因果关联:(1)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占用绩效及其总体治理绩效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这一结论经过了内生性检验、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的多重评估。(2)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依灌溉设施类型、产权配置形式、农业生产依赖度、村庄关系和睦程度、是否被派驻“第一书记”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3)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着的“U”型或倒“U”型关系。(4)农户分化降低了当事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要素配置效率,加剧了治理主体面临的不确定性感知,进而负向影响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占用绩效与总体治理绩效。(5)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具有显着的因果关联:(1)?allo3(按一定顺序取水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占用绩效,?info2(农田灌溉系统功能指标公示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供给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pay2(水费及维护费用摊派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占用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以上结论经过了内生性检验、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的多重评估。(2)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依灌溉设施类型、农业生产依赖度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3)边界规则的进化型变迁虽然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没有直接的显着影响,但可以和?allo3(按一定顺序取水规定)、?info2(农田灌溉系统功能指标公示规定)、?sco1(哪些土地可以被灌溉的规定)、?pay2(水费及维护费用摊派规定)产生交互作用,联合正向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4)“制度变迁→要素投入水平→治理绩效”以及“制度变迁→要素配置效率→治理绩效”的作用渠道是部分成立的。(6)制度变迁在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存在显着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农户水平分化能够推动?allo3(按一定顺序取水的规定)、?info2(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功能性指标公示规定)、?pay2(水费及维护费用摊派的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而?allo3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占用绩效,?info2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供给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pay2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占用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以上结论经过了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的多重评估。可以认为,“农户分化—制度变迁—治理绩效”的中介作用渠道是部分成立的。综合而言,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具有消极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农户分化又会驱动部分运行规则的进化型变迁,进而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产生积极的间接影响。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精准识别长效治理制约因素,建立健全治理绩效评价体系;(2)统筹农户灌排需求,推进设施提档升级;(3)引导管护模式改革,鼓励治理机制创新;(4)加强基层集体行动能力建设,重构村庄公共事务合作基础;(5)整合多元农户主体优势资源,支持基层灌排制度自主创新;(6)探索基层灌排治理经验,推广扩散典型治理模式。
尕让卓玛[3](2021)在《商务办公楼地价时空分异特征及演变机理研究 ——以杭州市主城区为例》文中提出城市,是具有多种功能的复杂综合系统,城市用地因此需要承载城市经济、文化、生活等各类功能。随着城市形态演化和经济结构更迭,对城市空间的精细化管理和配置成为城市发展的新诉求,故城市地价的细分和精细化研究成为当前国际研究的新趋势。商务办公活动作为一种典型的经济活动,是城市空间承载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商务办公楼地价(简称为城市商办地价)作为城市商务空间利用变化的重要驱动力直接影响着城市形态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因此,探究商务办公楼用地及其主要细分地类地价的时空分异特征及演变机理,对城市经济空间精细化管理具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城市商办地价与其他城市地价一样,其时空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无论是商办地价的时间波动还是空间分异,必然都是在某些特定影响因素的作用下,受某种机理的支配。本文在梳理和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商办地价的时空分异的影响因素为切入点,提炼和构建了商办地价时空分异特征演变机理的理论分析框架,以2006年-2015年杭州市主城区商务办公楼地价为实证研究对象,分析城市商办地价时空分异特征,并通过OLS、GTWR、GWR、TWR等模型比较分析,识别那些主导这一特征形成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从而探究城市商办地价的时空演变机理。主要结果如下:1、城市商办地价时空分异是城市经济和空间形态结构在时空维度“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在时间维度不同阶段的特征遵循经典供需理论,而城市商办地价在区位、邻里和个别尺度的空间差异可以用地价竞租理论、亨利·乔治定理及特征价格理论分别解释,城市商办地价时空分异影响因素依据其在不同时空维度的影响程度可以划分为区位因素、邻里因素和个别因素。2、杭州主城区商办地价在时间上总体上呈现“大小年”交替出现的波动状态。其中,2010年是一个重要节点。在空间上杭州主城区商办地价在该时间段内有较强的分异特征,表现为由低值集聚逐步向高值集聚转变,且商办地价“热点”主要分布在武林-湖滨CBD区周围,说明现代城市的商务经济依旧对城市成熟CBD具有强空间依赖性。3、构建了由区位中心度、交通通达度、商务集聚度等7个影响因素共17个影响因子组成的商办地价时空特征影响因素因子体系。对该因子体系的OLS检验结果显示,与湖滨CBD的距离(CBD2)、与钱江CBD的距离(CBD3)商务集聚度(BUN)、区块产业结构水平(EL)、区块住宅地价水平(PL)、生活服务配套成熟度(EN)、宗地面积(AR)等因子统计检验显着,与住宅地价及商业地价的影响因子体系差别明显。4、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时间加权地理回归(TWR)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定量解释和分析商办地价时空分异的影响因素。用AIC、R2和RSS来考察GWR系列模型的拟合优度,结果证明2006-2015年杭州主城区商办地价影响因子的GTWR模型具有最好的拟合优度,各模型拟合优度GTWR>TWR>GWR>OLS。5、杭州商办细分地类中商业金融兼办公用地(商办地类1)和商业商务用地(商办地类2)地价在时空演变中表现出不同的分异特征,受区块住宅地价水平(PL)、生活服务配套成熟度(EN)、宗地容积率(FRO)等为共同的影响因子。而二者影响因子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区位中心度和产业结构的敏感度差异显着。6、商办地价时空演变具有区位选择机理、“点-轴”演进机理和功能推动机理,故建议杭州商办地价未来管理可以做以下4点尝试:1)建构商办用地的“阳光型”价格体系,提升区位选择机制;2)学习“香农经验”完善商办用地配套,提高“点-轴”辐射力;3)推进商办用地的“共享模式”创新,升级商办用地承载力;4)依据“公共池塘资源”属性制定政策规则,优化商办用地时空配置
贺玎玲,李文军[4](2020)在《基层政府与社区自然资源管理——基于青藏高原Y村虫草采集案例的研究》文中指出公共池塘治理理论通常将社区之外的治理者笼统地视为一个整体的外部变量,对其具体的作用机制缺乏深入研究。文章将基层政府从这个整体中剥离出来,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专门研究。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Y村,当地虫草采集治理在保持社区治理的同时,基层政府作为外部治理者也介入其中。基于公共池塘治理理论中社区成功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八项原则,文章首先评价当前Y村虫草采集治理的有效性,进而从基层政府的介入过程分析其作用机制和背后的行为逻辑。研究发现,Y村社区治理与基层政府介入相结合的虫草采集治理模式是有效的;基层政府作为正式制度的执行者,在规则制定、监督执行、以及协调冲突方面发挥作用。其背后的行为逻辑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而坚持"集体采挖"的原则,同时对不威胁该原则的村内自治规则的弹性采取默认的态度。针对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研究,有必要在理论构建和实例分析中关注外部治理者的角色和内在行动逻辑。
张庭江[5](2020)在《广东省住宅小区治理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房地产的改革和城市化的推进,住宅小区成为大部分城市居民的生活场所,在其内部主要呈现以社区居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和业主委员会为主要组织的治理结构,并以物业管理服务为主要治理内容。目前,住宅小区物业管理领域矛盾纠纷日益高发,严重影响基层治理和社会稳定,小区治理日益成为党和政府重点关注的课题。根据网上案例和信访数据分析,小区治理主要矛盾点在于:一是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两个主体的权利不对等,业主弱势,物业服务企业强势,引发住宅小区冲突。二是业主委员会超越职责范围去干涉小区治理,且无有效监督,导致小区治理恶化。本文研究目的在于,探索不同治理模式的小区特点,就住宅小区治理模式研究的发展过程进行简单的梳理,基于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将住宅小区不同的治理路径、方法方式进行归纳,梳理出良好治理小区共同要件。笔者试图通过本文回答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不同治理模式的住宅小区的治理效能的差异;第二,运行良好、治理有序的住宅小区具备哪些特征;第三,如何提升住宅小区的治理效能,从而避免“公地悲剧”发生。全文分为5部分:第一章为绪论,提出研究背景、意义、目的,并对核心概念和文献综述进行了阐述。第二章通过研究分析广东省住宅小区情况发展历史、广东省住宅小区治理基本概况,设定住宅小区模式划分标准,将住宅小区分为两方合作型、业主委员会主导型、物业服务公司主导型、缺少管理型等四种类型。第三章通过分析五个住宅小区,研判小区治理要件来说明住宅小区的治理特点,以及不同主体对住宅小区治理模式的评价。第四章是基于公共池塘资源理论进行分析,阐述案例小区的治理模式和主要存在问题,着重分析物业服务企业、业委会等不同主体治理策略,得出良好小区治理应具备的要件。第五章提出了提升优化住宅小区治理模式的对策建议。笔者认为要通过健全和规范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运作机制、建立住宅小区业委会、社区居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调治理机制、修订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实施国有企业兜底管理等措施,并结合当地实际择优选择住宅小区治理模式,从而实现住宅小区平稳有序健康发展。
钟凯华[6](2020)在《哈尼梯田区全福庄小流域水系的生态和治理网络间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水是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得以持续存在的关键资源,作为水资源排灌廊道或设施的水系是维持遗产景观持续存在的关键格局。水系格局包括自然生态和社会治理网络格局两方面,其中自然生态网络提供基础而社会治理网络起关键调控作用。因此,如何刻画水系的生态和治理网络格局特征并提出优化方案成为社会-生态复合景观和相关学科的研究热点。本文以哈尼梯田区的全福庄小流域水系为研究对象,以地理空间数据和问卷访谈调查为数据来源,运用水系格局指数、网络指数及最小费用模型获取其生态网络特征,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获取其治理网络特征并提出优化模式,运用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模式分析方法获取其灌溉水治理规则及其影响,最后结合三者提出研究区水系管理建议。研究丰富了生态和治理网络的研究方法与案例,为哈尼梯田可持续发展和相关部门开展工作提供科学依据。主要结论如下:(1)水系的生态网络识别。小流域水系河渠的水系格局和结构连通性特征优于河流或沟渠;其功能连接度重要节点与廊道数量较多,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其潜在生态廊道以乔木林、草地/灌草丛和梯田为主要景观组成,以交通用地、农村居民地为关键景观组成;水源斑块之间作用程度差异明显,一级和二级关键廊道、关键节点和断裂点在水资源分配中具有关键作用。(2)水系的治理网络识别及优化。小流域水系河渠的治理节点及其联系线呈现东北密西南疏,1级中心-2级中转-3级发散辐射的空间结构特征;联系强度、方向、密度、中心势、中心度差异显着;核心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北部和西北部辐射区,边缘区主要分布在西中、西南和南部辐射区,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边界阻滞效应;形成东部、北部、西部和南部凝聚子群,分别处于源头、中心、发展、未形成的阶段;其优化以七心、十三核、五横、七纵为核心。(3)灌溉水资源治理规则及其管理建议。基于奥斯特罗姆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原则,界定小流域的水资源边界、使用者边界和治理边界;分析灌溉水资源在不同区域的使用者权属、治理分工与集体共享规则和行动安排;解析灌溉水资源出现冲突时的监督和制裁机制和具体措施;分析农民、沟长、水利委员、村小组长、村民大会、村委会等治理组织之间的权利分配模式;从奥斯特罗姆八原则和COX12原则角度分析研究区灌溉水资源治理各原则之间的相互联系及作用机制,进一步探讨村社与乡镇等较高等级治理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根据灌溉系统生态网络关键节点和廊道、社会管理节点和水资源管理关键节点和廊道的分区形态和分布特征。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原则和建议
吴丹[7](2020)在《政府在移民搬迁安置型社区公共空间治理中的角色定位研究 ——以G市L社区为例》文中指出移民搬迁安置型社区作为国家“十三五”规划期间实施脱贫攻坚工程的壮举,主要通过空间位移、规整空间安排来构建多层次社会关系,从而阻断贫困人口的代际传递。而移民搬迁安置型社区公共空间作为一个公共资源系统,供社区全体居民进行沟通交往的同时也存在非排他性和资源单位竞争性,若缺乏规范难免会出现“拥挤效应”和“过度使用”。处于后搬迁时代的移民搬迁安置型社区因其组成人口复杂、经济基础薄弱、社会资本不足等特征,在社区公共空间治理中难以形成有效的社约民规而导致治理行动极易陷入集体行动困境,导致社区公共空间萎缩和公共利益受损。但各利益相关者在社区公共空间中日积月累地进行博弈,仍会因彼此利益得到协调而选择合作的可能。奥式的公共池塘资源虽然在研究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中给予了有效的第三条路径,但鉴于该理论过于注重自治权而忽略了作为外部权威的政府主体,则该理论的解释、适用力度在我国制度框架下被削弱。有鉴于此,明确政府在构建移民搬迁安置型社区公共空间治理框架中的角色和作用,以弥补单一路径失效问题,以界定移民搬迁安置型社区、社区公共空间及政府角色的概念为逻辑起点,充分吸纳学科理论资源,选取G市易地扶贫搬迁的最大安置项目L社区,通过文献分析法与调查研究法来分析了L社区的形成背景、基本情况、社区公共空间集体行动困境概况以及社区公共空间治理中政府的应然角色,分析政府在L社区公共空间治理中存在制度存在供给盲区、培育自治力量成效不佳、治理手段过于行政化及治理监管缺位等问题,并深入剖析移民搬迁安置型社区公共空间治理失序存在政府职能社会化程度不高、管理系统的价值失范、社区社会资本存量不足及文化堕距的普遍存在等诱因,从而为扶正移民搬迁安置型社区公共空间治理秩序并促成有序的集体治理行为,探讨出相应的治理框架。在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分析框架下,针对上述问题提出政府通过新制度的外部供给实现社区自治组织的自主治理,加强公共服务供给和多元主体合作机制的建立以夯实社区公共空间自治行动中可信承诺的培育基础,完善外部监督机制解决社区自治行动中公约的实现难题,即把政府角色界定为多维制度供给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多主体合作机制的培育者及制度执行的外部监督者。综上,提出移民搬迁安置型社区公共空间治理中政府角色的重构,旨在为移民搬迁安置型社区公共空间治理中各主体能走向合作,形成有序的集体行动提供另一种思路和可能。
杨清星[8](2020)在《基于三生主导功能的洱海湖滨空间演变机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河湖是国土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但由于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使得河湖的生态功能萎缩,严重的危及城市的自然生态平衡。而河湖空间功能作为河湖本身性质的核心表现形式,在其视域下探索河湖治理路径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洱海湖滨空间从增长到保护的演变所表现出来的正是空间功能的一系列转变。因此,本文以洱海为典型案例地,在三生主导功能的视角下探索洱海湖滨空间的演变机理。首先,在梳理空间主导功能、三生空间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推导三生主导功能的理论内涵。其次,总结湖泊与湖滨的特征,确定湖泊资源是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而湖滨空间的研究重点是主导功能演变。然后,以洱海为案例地,明确其空间主导功能演变的三个阶段,并基于NVIVO的质性分析法,探索洱海湖滨生活主导(2007年以前)、生产主导(2007-2015年)、生态主导(2015年以后)的空间演变过程中利益主体及行为特征,得出洱海湖滨呈现出三生主导功能的空间演变趋势,且公共池塘产权关系与空间社会关系发生了变迁。最后,将三生主导功能、公共池塘产权束、行动者网络理论三者耦合起来,构建洱海湖滨三生主导功能的空间演变分析框架。并根据空间演变的分析框架,结合半结构访谈内容,探索洱海湖滨空间演变机理,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从生活主导到生产主导的空间演变机理中,一方面,空间中社会关系发生变迁:其问题呈现与利益赋予是风景视觉资源的私有化,征召与动员的方式是外来客栈投资者的资本号召,产生的异议是空间演变带来的洱海水质污染,最终形成的利益联盟则是以洱海污染为代价的各取所需;另一方面,风景视觉资源与宅基地上房屋的产权结构发生改变:核心利益主体外来客栈投资者通过取得湖滨房屋的使用权获得风景视觉资源的部分控制权,从而实现对于风景视觉资源的私有化。从生产主导到生态主导的空间演变机理中,一方面空间中的社会关系再次转变:其问题呈现与利益赋予是洱海水域的保护治理,征召与动员的方式是当地政府的权力制约,产生的异议是空间演变引发的社会矛盾,最终形成的利益联盟则是权力制约下的洱海生态保护;另一方面,洱海水域与宅基地的产权结构发生改变:当地政府通过收回宅基地使用权,进一步强化了洱海水域的控制权,从而实现洱海水域的保护治理。
任恒[9](2019)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公共事物的治理难题,自古以来既已困扰着人类社会。传统集体行动理论预言,除非借助政府管制或产权私有的解决方案,否则理性个体将由于无法改变相应的制度安排,致使集体合作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之中。有鉴于上述政策方案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灵问题,美国当代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基于扎实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主要以规模较小的公共池塘资源为研究对象,专注于考察不同制度安排将如何增进或阻碍个体之间的合作机制,并从中发现人类社群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奥斯特罗姆还针对制度安排影响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绩效的内在机制予以细致阐述,将影响个体选择的内外部变量纳入综合分析范畴,继而扬弃了政府管制与产权私有的传统解决方案,并另辟蹊径地提出资源占用者自主治理的“第三条道路”,构建出一套自主治理的制度分析框架,为解决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及超越集体行动困境开辟出全新路径。基于此,本文尝试将奥斯特罗姆有关资源占用者们可借助自主组织开展自主治理活动的理论主张,凝练为自主组织的自主治理思想。概言之,本文以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思想为研究对象,围绕学界有关公共事物治理、集体行动问题与社会制度分析的系列成果,对所涉人物观点进行综合梳理与对比研究。具体而言,本文主要依据奥斯特罗姆逾五十载的学术生涯中有关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的探索历程,对她关于人类社群能够借助自主组织进行自主治理的丰富思想予以细致研究,旨在完整地呈现奥氏学术思想中的核心内容、结构要素及其发展历程。与此同时,本文遵循生成背景、应用场域、构建逻辑、分析特色与价值审视的研究进路,尝试对这一思想进行系统性、全方位的剖析工作,力图把握奥氏该项研究的衍生脉络、逻辑结构与理论贡献等关键内容,以积累个体之间展开自主合作与治理机制的相关理论知识,为公共资源的治理实践提供了独特的理论借鉴。
李志云[10](2020)在《文化价值观、程序正当与合作行为 ——基于公共品博弈的实验经济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陌生人间合作属于一种内含“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悖逻辑的集体行动问题,始终面临因“搭便车”而瓦解的风险,然而现实中又存在着诸多的成功实现合作的案例经验,如此引致包括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对“社会合作何以成行”这一世纪命题的长期关注。以往围绕囚徒式社会困境,主流思路基本是延续庇古的传统,从决策者的约束与激励入手,引入博弈规则(奖惩等)促成“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统一,从而实现与维持合作秩序。然而,这种局限于机制设计的“外部”视角忽视了制度规则由当事人内部调整可能性及其对合作行为的积极影响。对此,现有来自案例、田野与实验室控制实验的跨文化证据表明至少存在以下两大系统性差异现象:其一,同一公共品实验架构在不同文化情景下合作绩效显着不同,即社会合作的跨文化异质性;其二,来自西方发达社会的研究表明,同一博弈规则由小组成员投票决定引入的情况下,合作投入水平显着高于外生强加(博弈规则)的情况下,称之为“内生溢价”,但是有研究认为,这一结论并不能毫无保留地“移植”于其他文化情景。据此,牵涉出两个主要的待解决问题:一方面,合作模式的跨文化差异是否意味着在微观层面上文化价值观将对个体合作行为产生影响,或者说需要探寻合作秩序拓展背后的文化价值根源;另一方面,针对产生博弈规则的程序规则本身对合作行为的直接影响,需要检验在具有集体主义文化特征的中国情景下是否依然成立,若不成立,则如何解释程序规则的直接影响及其跨文化异质性。对此,受新制度学派的制度分层思路启发,本研究从文化与制度互动的视角出发,构建“文化传统-程序正当-博弈规则-合作行为”的分析框架,将因文化实践、制度经历而习得的正当性认同纳入个体偏好构成,考察关于“何种行为、何种程序”的正当认同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机理。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基于文化与制度互动关系视角,构建纳入正当性认同的合作行为解释框架。在系统性归纳现有跨文化群体的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制度分层思路,构建具有“文化传统-程序正当-博弈规则-合作行为”逐层递进逻辑的分析框架,提出制度规则约束人类行为的两条路径:因改变博弈支付结构的“物质路径”与因正当偏离厌恶的“非物质路径”,从而将因文化实践、制度经历而习得的正当性认同纳入“非物质路径”,以拟合经验现象中合作模式的跨文化分歧。基于此,尝试构建融合物质利益盘算与正当偏离厌恶的主观效用函数,形式化地推导不同类型个体的最优行为及其互动均衡可能,形成基本的理论假说,为实证检验工作提供综合性的概念、逻辑与数理基础。(2)文化价值观影响合作行为的实验考察。针对社会合作的跨文化异质性现象,在国家层面上利用权威二手数据,对不同文化群体在公共品实验中合作表现与国家文化维度特征得分进行相关性分析;在个体层面上采用价值观量表与控制实验,检验个体秉持的文化价值观与合作行为间因果关系,以期建立宏观相关与微观因果的联系机制。(3)纳入程序正当的内生制度绩效实验考察。在标准公共品实验基础上,分别引入最小投入建议、惩罚机制作为博弈规则,并设置博弈规则的两类产生方式:成员投票约定与外部权威设定,比较不同程序情景下合作表现,以检验在中国背景下内生溢价是否成立;并且,采用显示性偏好思路,设置竞价程序进入权环节,以花费金钱成本度量个体关于程序正当的偏好程度,从而检验纳入程序正当的理论逻辑有效性。此外,借助问卷采集的个体特征、价值观得分等变量,探寻程序正当背后的文化价值观支撑。实验研究结果表明:1)关于社会合作的文化价值根源。基于国家与个体的双层面实证分析表明,不管是宏观还是微观层面上,与现代合作伦理相容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公共品实验中合作表现间呈现显着的正相关,而与之相斥的“传统权威服从倾向”则与合作表现负相关,尤其是有惩罚的情况下,较强的权威服从倾向严重削弱其在陌生人情景下的合作意愿。因此,社会合作背后有着深层次的文化价值逻辑。2)引入最小投入建议的两阶段内生制度实验中呈现的正当性逻辑。一方面,“事前”竞价进入权环节表明中国被试普遍存在关于不同程序规则的偏好,并且整体而言中国情景下不存在内生溢价现象,但投票程序偏好足够强的个体在喜好程序下合作水平更高。另一方面,与低强度建议水平相比,中、高强度建议水平下合作表现得到显着改善,但后两者间无显着差异,也就是说过高的建议水平并不能有效改善合作。3)引入惩罚规则的两阶段内生制度实验中呈现的正当性逻辑。其一,不管是在成员投票约定还是外部权威给定的情况下,非震慑的惩罚规则均可以显着地提高合作水平;其二,整体而言再次确认中国情境下不存在内生溢价现象;其三,“事后”竞价程序进入权环节测度的投票偏好表明,部分秉持较高投票偏好的个体呈现出内生溢价现象,并且回归分析表明投票偏好与不同程序情景下合作投入差异间显着正相关。4)关于程序正当的影响因素。借助问卷采集的个体特征、价值观等信息,发现基于程序正当的投票偏好与以自我表达为核心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以自我实现为目的的个体责任感知以及风险偏好有关。本研究在理论上建构纳入因文化经历习得正当性认同的理论框架,建立融合物质利益与正当偏离厌恶的主观效用函数,为诠释合作现象的跨文化异质性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决策逻辑。在经验检验上不仅证实了常见于西方社会的内生溢价现象在中国情景下不成立,而且采用竞价购买程序进入权的方式为测度“真实”的程序偏好提供了可行的实验方法,这种关于投票程序的异质性偏好是内生制度下合作表现差异的根源所在。
二、住宅公共池塘资源(CPR)边界界定问题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住宅公共池塘资源(CPR)边界界定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不同草场产权的界定与实施——基于产权交易成本视角的对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 |
二、草场产权的界定与实施及其分析框架 |
(一)草场产权的界定与实施 |
1. 界定成本。 |
2. 实施成本。 |
3. 协商成本。 |
(二)基于“资源系统—资源单位”的产权分析框架 |
三、案例地介绍与数据收集 |
(一)案例地介绍 |
(二)案例地的草场产权状况 |
(三)数据收集 |
四、产权的界定与实施:放牧配额权与草场承包经营权 |
(一)产权界定成本 |
(二)产权实施成本 |
1. 产权主体的行为能力。 |
2. 资产专用性。 |
(三)产权协商成本 |
五、进一步分析:基于“资源系统—资源单位”的嵌套型产权 |
(一)产权结构:基于“资源系统—资源单位”的产权类型 |
1. 产权的界定方式。 |
2. 放牧配额权模式下的产权结构。 |
3. 草场承包经营权模式下的产权结构。 |
(二)制度环境:基于放牧配额的草场管理制度 |
1. 放牧配额权模式下的草场管理制度。 |
2. 草场承包经营权模式下的草场管理制度。 |
(三)对完善当前草场家庭承包制度的讨论 |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
(2)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的必要性 |
1.1.2 农户分化为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
1.1.3 适应性制度变迁是应对农户分化挑战的可行路径 |
1.1.4 理顺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是探索适应性制度变迁路径的前提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1.3.1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概念演进 |
1.3.2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治理机制研究 |
1.3.3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测度研究 |
1.3.4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
1.3.5 农户分化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 |
1.3.6 制度变迁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 |
1.3.7 农户分化驱动制度变迁的相关研究 |
1.3.8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
1.4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内容 |
1.4.3 技术路线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数据来源 |
1.6 论文创新点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重要概念界定 |
2.1.1 农户分化 |
2.1.2 制度及制度变迁 |
2.1.3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 |
2.2.2 社会生态系统框架 |
2.2.3 公共物品博弈模型 |
2.2.4 社会分层理论 |
2.2.5 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
2.2.6 社会动力学理论 |
2.2.7 集体行动理论 |
第三章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理论逻辑分析 |
3.1 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机理分析 |
3.2 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机理分析 |
3.2.1 变异:观念变革—偏好改变与共同知识裂变—农田灌溉系统治理 |
3.2.2 选择:规则制定博弈—价值整合与行为协调—农田灌溉系统治理 |
3.2.3 遗传:规则稳态化—跨期承诺—农田灌溉系统治理 |
3.3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联合影响机理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历史沿革与现状分析 |
4.1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历史沿革 |
4.1.1 农户分化的历史演变 |
4.1.2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运行规则的历史沿革 |
4.1.3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宏观特征及其治理历史脉络 |
4.2 农户分化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4.2.1 农户分化的测度 |
4.2.2 农户分化的现状分析 |
4.3 制度变迁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4.3.1 制度变迁的测度 |
4.3.2 制度变迁的现状分析 |
4.4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4.4.1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测度 |
4.4.2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现状分析 |
4.5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面临的挑战 |
4.5.1 农户分化背景下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难度有增无减 |
4.5.2 通过制度变迁实现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的协同相容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与实证分析 |
5.1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 |
5.1.1 方法选择 |
5.1.2 案例选择 |
5.1.3 资料收集与范畴提炼 |
5.1.4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案例分析 |
5.2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实证分析 |
5.2.1 研究假说 |
5.2.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5.2.3 基准模型构建、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5.2.4 内生性检验 |
5.2.5 稳健性检验与安慰剂检验 |
5.2.6 异质性分析 |
5.2.7 拓展性讨论: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 |
5.2.8 作用渠道分析 |
5.3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数值模拟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与实证分析 |
6.1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 |
6.1.1 方法选择与案例选择 |
6.1.2 资料收集与范畴提炼 |
6.1.3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案例分析 |
6.2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实证分析 |
6.2.1 研究假说 |
6.2.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6.2.3 基准模型构建、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6.2.4 内生性检验 |
6.2.5 稳健性检验与安慰剂检验 |
6.2.6 异质性分析 |
6.2.7 拓展性讨论:不同规则之间的交互作用分析 |
6.2.8 作用渠道分析 |
6.3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数值模拟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制度变迁中介作用下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与实证分析 |
7.1 制度变迁中介作用下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 |
7.1.1 方法选择与案例选择 |
7.1.2 资料收集与范畴提炼 |
7.1.3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运行制度变迁的案例分析 |
7.2 制度变迁中介作用下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计量检验 |
7.2.1 研究假说 |
7.2.2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关系检验 |
7.2.3 制度变迁的中介作用检验 |
7.3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2.1 精准识别长效治理制约因素建立健全治理绩效评价体系 |
8.2.2 统筹农户灌排需求推进设施提档升级 |
8.2.3 引导管护模式改革鼓励治理机制创新 |
8.2.4 加强基层集体行动能力建设重构村庄公共事务合作基础 |
8.2.5 整合多元农户主体优势资源支持基层灌排制度自主创新 |
8.2.6 探索基层灌排治理经验推广扩散典型治理模式 |
8.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3)商务办公楼地价时空分异特征及演变机理研究 ——以杭州市主城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商办用地的概念和特征 |
1.1.1 商办用地及商办地价 |
1.1.2 商办用地的基本特征 |
1.2 研究的背景 |
1.2.1 理论背景 |
1.2.2 现实背景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研究的结构框架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2 文献综述 |
2.1 城市地价及其时空特征研究 |
2.1.1 城市地价 |
2.1.2 城市地价的时空分异特征研究 |
2.2 城市地价时空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 |
2.2.1 城市地价影响因素及其分类 |
2.2.2 城市地价时空特征影响因素的研究方法 |
2.3 商办地价及其时空分异相关研究 |
2.3.1 生产性服务业及其时空特征 |
2.3.2 商务办公楼及其租金特征 |
2.4 文献评述及研究切入点 |
3 商办地价时空分异演变机理的理论框架及实证前提 |
3.1 商办地价时空分异影响因素及演变机理的理论分析 |
3.1.1 商办地价时空分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
3.1.2 商办地价时空分异演变机理的理论分析 |
3.2 我国商办地价时空分异研究的实证前提 |
3.2.1 相对稳定的政策区间:我国城市土地市场的政策因素 |
3.2.2 相对成熟的市场环境:我国商办地价发展的时间特征 |
3.3 本章小结 |
4 研究数据 |
4.1 数据选择 |
4.1.1 研究区选择 |
4.1.2 研究空间范围选择 |
4.1.3 研究时间范围选择 |
4.1.4 数据类型选择 |
4.2 数据的获取 |
4.2.1 原始数据的采集 |
4.2.2 地价数据的预处理 |
4.2.3 研究数据的基本统计分析 |
4.3 杭州商办样本数据的特征分析 |
4.3.1 不同年份商办用地交易样本的分布 |
4.3.2 不同区域商办用地交易样本的分布 |
4.3.3 不同用途分类商办用地交易样本的分布 |
4.4 本章小结 |
5 杭州商办地价时空分异特征研究 |
5.1 杭州商办用地价的时间特征 |
5.2 商办地价的数据结构与趋势 |
5.2.1 杭州商办地价数据正态分布检验 |
5.2.2 杭州商办地价的空间趋势 |
5.3 商办地价的空间分异总体特征分析 |
5.3.1 杭州市主城区商办地价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5.3.2 杭州市主城区商办地价空间异质性分析 |
5.3.3 杭州市主城区商办地价空间插值分析 |
5.4 杭州主城区商办细分地类的空间分异特征分析 |
5.4.1 杭州主城区商办细分地类样本空间分布特征 |
5.4.2 杭州主城区商办细分地类空间分异特征 |
5.5 本章小结 |
6 杭州主城区商办地价时空分异影响因子体系研究 |
6.1 商办地价时空分异影响因素体系构建与量化 |
6.1.1 商办地价时空分异影响因素简析 |
6.1.2 商办地价时空分异影响因素体系构建 |
6.1.3 影响因子说明与量化 |
6.2 基于常规线性回归(OLS)模型的影响因子检验 |
6.2.1 常规线性回归(OLS)模型简介 |
6.2.2 OLS模型检验及其结果分析 |
6.3 基于GWR系列模型的影响因子检验 |
6.3.1 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概述 |
6.3.2 模型构建 |
6.3.3 模型回归结果的比较及选择 |
6.4 本章小结 |
7 杭州主城区商办地价时空分异影响因子比较分析 |
7.1 杭州主城区商办地价时空分异的典型影响因素分析 |
7.1.1 典型区位因素分析 |
7.1.2 邻里因素 |
7.1.3 个别因素:宗地面积 |
7.2 杭州主城区商办细分地类地价时空分异影响因子分析 |
7.2.1 商办细分地类地价时空演变影响因子的模型检验 |
7.2.2 商办地类1 影响因子分析 |
7.2.3 商办地类2 影响因子分析 |
7.3 本章小结 |
8 杭州主城区商办地价时空分异演变机理及其政策启示 |
8.1 商办地价时空分异的演变机理解析 |
8.1.1 区位选择机理 |
8.1.2 点-轴演进机理 |
8.1.3 功能推动机理 |
8.2 政策启示 |
8.2.1 建构商办用地的“阳光型”价格体系,提升区位选择机制 |
8.2.2 学习“香农经验”完善商办用地配套,提高“点-轴”辐射力 |
8.2.3 推进商办楼用地的“共享模式”创新,升级商办用地承载力 |
8.2.4 依据“公共池塘资源”属性制定政策规则,优化商办用地时空配置 |
8.3 本章小结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9.1 结论 |
9.2 可能的创新点 |
9.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4)基层政府与社区自然资源管理——基于青藏高原Y村虫草采集案例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问题的提出 |
二、案例地和研究方法 |
(一)玉树州虫草采集治理变迁 |
(二)案例地基本情况 |
(三)案例地虫草采集情况 |
(四)研究方法 |
三、Y村虫草采集治理的有效性评价 |
四、基层政府的作用及行为逻辑 |
五、结论与讨论 |
(5)广东省住宅小区治理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1.1 关于小区治理的研究 |
1.2.1.2 关于物业管理的研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2.1 关于小区治理的研究 |
1.2.2.2 关于物业管理的研究 |
1.2.3 文献述评 |
1.3 主要概念与基本理论 |
1.3.1 主要概念 |
1.3.2 基本理论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广东省住宅小区治理概况及主要模式 |
2.1 广东省住宅小区发展历史 |
2.2 广东省住宅小区治理基本概况 |
2.3 广东省住宅小区治理主要模式划分 |
2.3.1 住宅小区治理模式分类标准 |
2.3.2 广东省住宅小区治理主要模式 |
第三章 广东省住宅小区治理模式的典型案例分析 |
3.1 珠海市A小区(业主委员会主导型) |
3.1.1 小区概况 |
3.1.2 小区治理结构 |
3.1.3 小区治理特征 |
3.1.4 小区治理模式要件 |
3.2 江门市B小区(物业服务企业主导型) |
3.2.1 小区概况 |
3.2.2 小区治理结构 |
3.2.3 小区治理特征 |
3.2.4 小区治理模式要件 |
3.3 广州市C小区(两方合作型) |
3.3.1 小区概况 |
3.3.2 小区治理结构 |
3.3.3 小区治理特征 |
3.3.4 小区治理模式要件 |
3.4 广州市D小区(业主委员会主导型) |
3.4.1 小区概况 |
3.4.2 小区治理结构 |
3.4.3 小区治理特征 |
3.4.4 小区治理模式要件 |
3.5 江门市E小区(物业服务企业主导型) |
3.5.1 小区概况 |
3.5.2 小区治理结构 |
3.5.3 小区治理特征 |
3.5.4 小区治理模式要件 |
第四章 基于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各小区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
4.1 公共池塘资源理论的治理要件 |
4.2 基于公共池塘资源理论比对各小区治理模式的特征和治理结构 |
4.3 住宅小区治理主要存在问题 |
4.4 良好小区治理的特征和要件 |
4.4.1 具有领导力的带头人 |
4.4.2 财务公开 |
4.4.3 有效监督 |
4.4.4 制度约束 |
第五章 提升广东省住宅小区治理水平的对策建议 |
5.1 健全和规范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运作机制 |
5.1.1 选优配强住宅小区业委会班子,提前介入把好人选关 |
5.1.2 加强街道办、镇政府对业主委员会筹备工作的指导力度 |
5.1.3 积极利用现代化信息管理手段提升运作效率 |
5.1.4 创新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决策机制 |
5.2 建立住宅小区业委会、社区居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调治理机制 |
5.2.1 以公民治理为核心,形成住宅小区三方协同治理工作组织架构 |
5.2.2 重点突出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监督管理 |
5.2.3 加强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规范指导 |
5.2.4 推动住宅小区由行业管理向综合治理转变 |
5.2.5 成立住宅小区党支部,以党建引领小区治理 |
5.2.6 探索信托制小区物业管理模式 |
5.3 修订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
5.3.1 完善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 |
5.3.2 制定物业服务企业监管政策法规 |
5.3.3 完善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的管理机制 |
5.4 因地制宜由国有企业进行物业服务的兜底管理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1 小区治理问卷调查 |
附录2 住宅小区治理访谈提纲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6)哈尼梯田区全福庄小流域水系的生态和治理网络间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第2章 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
2.1 研究区概况 |
2.2 研究方法 |
第3章 全福庄小流域水系生态网络的识别 |
3.1 基于水系格局与网络指数的现有生态网络识别 |
3.2 基于最小费用模型的潜在生态网络识别 |
第4章 全福庄小流域水系治理节点的联系网络识别及优化 |
4.1 联系网络的联系度及联系方向 |
4.2 联系网络的密度及中心性分析 |
4.3 联系网络的核心-边缘区及凝聚子群分析 |
4.4 水系治理节点的联系网络格局优化 |
第5章 全福庄小流域灌溉水资源治理规则及其管理建议 |
5.1 灌溉水资源治理规则及其空间分析 |
5.2 灌溉水资源治理原则的作用机制与组织互动 |
5.3 基于生态和治理网络与治理原则的全福庄小流域水系管理建议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6.1 结论 |
6.2 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7)政府在移民搬迁安置型社区公共空间治理中的角色定位研究 ——以G市L社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依据 |
1.2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综述 |
1.3.1 关于社区公共空间的研究综述 |
1.3.2 关于移民搬迁安置型社区治理的研究综述 |
1.3.3 对现有文献的评述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1.5.1 可能的创新点 |
1.5.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移民搬迁安置型社区 |
2.1.2 社区公共空间 |
2.1.3 政府角色 |
2.2 理论基础 |
2.2.1 公共池塘资源理论产生根源 |
2.2.2 公共池塘资源理论的内涵 |
2.3 移民搬迁安置型社区公共空间治理与公共池塘资源理论的内在契合性 |
2.3.1 理念上的共通性 |
2.3.2 实践中的吻合性 |
第三章 G市L社区公共空间治理的现状分析 |
3.1 G市L社区基本情况 |
3.1.1 G市L社区的形成背景 |
3.1.2 G市L社区的基本情况 |
3.2 G市L社区公共空间集体行动困境 |
3.2.1 G市L社区公共空间私用化 |
3.2.2 G市L社区公共空间分异与排斥 |
3.2.3 G市L社区公共空间的供需冲突 |
3.3 G市L社区公共空间治理中政府应然角色 |
3.3.1 社区公共空间治理的政策提供者 |
3.3.2 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者 |
3.3.3 社区公共空间自治力量的培育者 |
3.3.4 社区公共空间多元治理主体运行的监督者 |
第四章 G市L社区公共空间治理中政府角色偏差问题及原因分析 |
4.1 G市L社区公共空间治理中政府角色偏差问题 |
4.1.1 L社区公共空间治理制度存在供给盲区 |
4.1.2 治理手段“过度”依赖行政化 |
4.1.3 培育自治力量成效不佳 |
4.1.4 L社区公共空间治理监管缺位 |
4.2 G市L社区公共空间治理困境的成因分析 |
4.2.1 政府职能社会化程度不高 |
4.2.2 管理系统的价值失范 |
4.2.3 社区社会资本存量不足 |
4.2.4 文化堕距的普遍存在 |
第五章 移民搬迁安置型社区公共空间治理中政府角色构造 |
5.1 多维制度的供给者 |
5.1.1 制定安置社区公共空间管理条例 |
5.1.2 完善安置社区公共空间监管制度 |
5.1.3 完善安置社区居民公共精神培育相关制度 |
5.2 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
5.2.1 合理配备安置社区公共空间资源 |
5.2.2 建立安置社区公共空间信息网络平台 |
5.2.3 完善安置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5.3 多主体合作机制的培育者 |
5.3.1 培育安置社区社会资本 |
5.3.2 合理配置多元主体权责 |
5.3.3 构建多主体参与的长效对话协商机制 |
5.4 制度执行的外部监督者 |
5.4.1 完善安置社区公共空间治理的双向监督机制 |
5.4.2 构建安置社区公共空间治理的全方位、常态化监督机制 |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情况 |
(8)基于三生主导功能的洱海湖滨空间演变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河湖保护治理对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
1.1.2 对于河湖空间功能的探索是河湖保护治理的关键领域 |
1.1.3 洱海是河湖空间功能研究的典型案例地 |
1.2 研究现状 |
1.2.1 空间主导功能研究 |
1.2.2 三生空间研究 |
1.2.3 研究评述 |
1.3 研究意义 |
1.3.1 完善三生主导功能的理论基础研究 |
1.3.2 为洱海湖滨空间的治理提供依据 |
1.4 相关理论基础 |
1.4.1 三生主导功能的理论推导 |
1.4.2 行动者网络理论 |
1.4.3 公共池塘产权束理论 |
1.5 研究内容 |
1.5.1 研究区域 |
1.5.2 研究方法 |
1.5.3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洱海湖滨空间的演变情况与分析框架建构 |
2.1 湖泊与湖滨空间的特征总结 |
2.1.1 湖泊资源是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 |
2.1.2 湖滨空间的研究重点是主导功能演变 |
2.2 湖滨空间主导功能的演变情况 |
2.2.1 空间主导功能演变的阶段划分 |
2.2.2 演变过程利益主体及行为特征识别 |
2.3 三生主导功能的空间演变分析框架建构 |
2.3.1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公共池塘产权束 |
2.3.2 三生主导功能视域下的产权束与行动者网络 |
第三章 从生活主导到生产主导的空间演变机理研究 |
3.1 湖滨空间的社会关系分析 |
3.1.1 问题呈现与利益赋予——风景视觉资源的私有化 |
3.1.2 征召与动员——外来客栈投资者的资本号召 |
3.1.3 异议——空间演变导致洱海水质污染 |
3.1.4 利益联盟——以洱海污染为代价的各取所需 |
3.2 洱海风景视觉资源的产权结构分析 |
3.2.1 风景视觉资源的产权分析框架 |
3.2.2 风景视觉资源的权属关系研究 |
3.3 湖滨宅基地上房屋的产权结构分析 |
3.3.1 宅基地上房屋的产权分析框架 |
3.3.2 宅基地上房屋的权属关系研究 |
3.4 小结 |
第四章 从生产主导到生态主导的空间演变机理研究 |
4.1 湖滨空间的社会关系分析 |
4.1.1 问题呈现与利益赋予——洱海水域的保护治理 |
4.1.2 征召与动员——当地政府的权力制约 |
4.1.3 异议——空间演变引发社会矛盾 |
4.1.4 利益联盟——权力制约下的洱海生态保护 |
4.2 洱海水域的产权结构分析 |
4.2.1 水域的产权分析框架 |
4.2.2 水域的权属关系研究 |
4.3 湖滨宅基地的产权结构分析 |
4.3.1 宅基地的产权分析框架 |
4.3.2 宅基地的权属关系研究 |
4.4 小结 |
第五章 结论、讨论与展望 |
5.1 研究结论 |
5.2 问题讨论 |
5.3 论文创新点 |
5.4 不足与展望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中文详细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价值 |
二、文献梳理与研究综述 |
(一)国外相关研究的考察 |
(二)国内相关研究的考察 |
(三)简要评析 |
三、论文架构与研究方法 |
(一)论文架构 |
(二)研究方法 |
四、可能的贡献与研究不足 |
(一)可能的贡献 |
(二)研究不足 |
第一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生成背景 |
一、时代命题:奥斯特罗姆所处的社会环境 |
(一)倡导自发秩序: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 |
(二)回归公共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 |
(三)理性官僚制的正当性反思 |
二、理论积淀:集体行动问题的研究传统 |
(一)来自政治学视角的分析 |
(二)来自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
(三)来自社会心理学视角的分析 |
(四)小结 |
三、学术延承:自主治理思想的理论渊源 |
(一)公共选择理论 |
(二)新制度经济学 |
(三)合作博弈理论 |
(四)多中心治理理论 |
第二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应用场域 |
一、运作对象:小规模的公共池塘资源 |
(一)物品类型与公共池塘资源 |
(二)资源系统、资源单位及其占用者 |
二、预设前提:行为假设与制度多样性 |
(一)制度分析的行为假设: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的结合 |
(二)作为博弈规则的制度:一项基于新制度主义的理解 |
三、场域困境:集体行动中的机会主义 |
(一)资源治理的三大模型 |
(二)激励结构的四重缺陷 |
(三)制度供给的二阶困境 |
第三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构建逻辑 |
一、从质疑到开创:思想生成的演进路径 |
(一)质疑:非此即彼的政策方案 |
(二)开创:另辟蹊径的治理路径 |
二、从个体到系统:自主治理的分析脉络 |
(一)影响个人策略选择的综合变量 |
(二)集体行动情境自主治理的难题 |
(三)公共资源长期存续的设计原则 |
(四)集体行动制度层次的嵌套分析 |
三、从IAD到 SES:自主治理的研究框架 |
(一)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 |
(二)诊断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 |
(三)IAD与 SES框架的关联互动 |
四、从信任到互惠:自主治理的核心要素 |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及关键特征 |
(二)奥斯特罗姆的借鉴及其超越 |
第四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分析特色 |
一、问题聚焦:以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 |
(一)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分析方法 |
(二)发展与实证经验一致的理论 |
二、研究进路:制度分析与经验研究相结合 |
(一)理性选择的制度分析途径 |
(二)田野调查与实验研究并重 |
三、分析视角:基于个人主义的方法论 |
(一)有关个体行为的决策分析 |
(二)有限重复博弈理论的运用 |
第五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价值审视 |
一、奥斯特罗姆思想的学术史定位 |
(一)公共治理谱系中的自主治理思想 |
(二)自主治理:复合民主的微观基础 |
二、自主治理思想的理论价值 |
(一)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变革 |
(二)当代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 |
(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完善 |
(四)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奠基石 |
三、自主治理思想的局限审视 |
(一)适用性层面的局限 |
(二)实操性层面的局限 |
结语 重视奥斯特罗姆的学术遗产 |
一、摈弃万能药:诊断现实世界的复杂性 |
二、警惕理论模型的隐喻化用法 |
三、治理话语中积极公民的塑造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生平及学术研究历程 |
附录二 美国布鲁明顿学派的思想精义:多中心治理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10)文化价值观、程序正当与合作行为 ——基于公共品博弈的实验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问题与主要任务 |
1.2.1 内生制度绩效的跨文化差异 |
1.2.2 构建纳入程序正当的制度绩效理论框架 |
1.2.3 基于程序正当的投票偏好的度量问题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1.3.1 内生制度与合作行为 |
1.3.2 文化价值观 |
1.3.3 行为正当与偏离厌恶 |
1.3.4 程序正当与偏好 |
1.4 研究思路、方法与结构 |
1.4.1 研究思路与框架 |
1.4.2 研究方法 |
1.4.3 内容与结构安排 |
1.5 研究创新点 |
2 相关文献综述 |
2.1 内生制度下合作行为的研究进展 |
2.1.1 民众参与政策制定促进诚实纳税 |
2.1.2 田野案例研究中的内生溢价现象及其方法局限性 |
2.1.3 内生溢价现象的实验室检验工作 |
2.1.4 内生溢价现象的跨文化异质性 |
2.1.5 内生溢价现象的场景依赖特征 |
2.2 内生制度绩效的成因机理分析 |
2.2.1 基于投票信号的规范强化机理 |
2.2.2 外部规制导致挤出效应 |
2.2.3 基于程序公平的正当认同 |
2.2.4 研究现状与评价:成因机理缺乏统一框架 |
2.3 经济学中非标准化偏好研究进展 |
2.3.1 社会偏好理论及其不足 |
2.3.2 基于行为规范的主观效用理论 |
2.3.3 纳入正当性效用的决策逻辑 |
2.4 社会合作中正当性逻辑的实验依据 |
2.4.1 公共品实验中的合作伦理及文化价值的介入 |
2.4.2 公共品实验中的内在动机及其挤出效应 |
2.4.3 博弈规则所体现的正当性逻辑 |
3 基于正当性认同的内生制度绩效理论框架 |
3.1 问题提出与简化 |
3.2 多层制度规则体系的理论思想史 |
3.2.1 诺斯的“制度环境-制度安排”逻辑 |
3.2.2 威廉姆森的制度分析“四层次框架” |
3.2.3 奥斯特罗姆的共享资源治理“三层规则视角” |
3.2.4 基于分层制度思路的研究展望 |
3.3 “文化传统-程序正当-博弈规则-合作行为”的理论逻辑 |
3.3.1 内生制度绩效跨文化差异的程序正当根源 |
3.3.2 纳入程序正当的决策模型 |
3.3.3 纳入程序正当的效用函数及互动均衡分析 |
3.4 关于程序正当的界定与度量可能 |
3.4.1 程序正当的文化价值观逻辑 |
3.4.2 程序正当的社会心理学基础 |
3.4.3 程序正当的实验经济学探索 |
3.5 本章小结 |
4 社会合作的文化根源:基于国家与个体双层面的实证分析 |
4.1 研究背景 |
4.2 纳入文化价值观的合作逻辑与待检验假说 |
4.2.1 文化价值观的界定与度量 |
4.2.2 文化价值观影响合作行为的可能机理 |
4.2.3 文化价值观影响惩罚制度下合作行为的可能机理 |
4.3 国家层面上文化维度与合作模式的实证研究 |
4.3.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4.3.2 研究结果与进一步讨论 |
4.4 个体层面上文化价值观与合作行为的实验研究 |
4.4.1 公共品实验设计与实施 |
4.4.2 文化价值观指标计算与稳健性考察 |
4.4.3 实验结果分析 |
4.4.4 进一步讨论:文化价值观的社会经济决定因素 |
4.5 本章小结 |
5 内生制度情景下最小投入建议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
5.1 研究背景 |
5.2 理论框架、待检验假说与实验设计 |
5.2.1 基于正当性认同的最小投入建议机理框架 |
5.2.2 理论推导与待检验假说 |
5.2.3 实验设计与实施 |
5.3 实验结果分析 |
5.3.1 异质性程序偏好的分布 |
5.3.2 不同程序情景下合作行为分析 |
5.3.3 不同的最小投入建议下合作行为分析 |
5.3.4 纳入程序偏好、最小投入建议的多元回归分析 |
5.4 投票偏好的影响因素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6 内生制度情景下惩罚规则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
6.1 研究背景 |
6.2 理论框架、待检验假说与实验设计 |
6.2.1 基于程序正当的投票偏好解释框架 |
6.2.2 理论推导与待检验假说 |
6.2.3 实验设计与实施 |
6.3 实验结果分析 |
6.3.1 不同程序情景下合作投入比较分析 |
6.3.2 程序正当与合作投入间因果机理分析 |
6.3.3 稳健性讨论 |
6.4 制度选择、程序正当的决定因素分析 |
6.4.1 惩罚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 |
6.4.2 投票程序偏好的文化价值支撑 |
6.5 本章小结 |
7 主要结论、政策启示与研究展望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2 政策启示与建议 |
7.3 进一步研究方向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A 公共品实验说明与价值观问卷(4.4 中实验) |
附录B 最小投入建议实验说明与z-Tree界面(5.2 中实验) |
附录C 引入惩罚的公共品实验说明(6.2 中实验) |
附录D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开展的研究项目与成果 |
四、住宅公共池塘资源(CPR)边界界定问题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不同草场产权的界定与实施——基于产权交易成本视角的对比分析[J]. 祁应军. 中国农村经济, 2021
- [2]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D]. 秦国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1
- [3]商务办公楼地价时空分异特征及演变机理研究 ——以杭州市主城区为例[D]. 尕让卓玛. 浙江大学, 2021(08)
- [4]基层政府与社区自然资源管理——基于青藏高原Y村虫草采集案例的研究[J]. 贺玎玲,李文军.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3)
- [5]广东省住宅小区治理模式研究[D]. 张庭江.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6]哈尼梯田区全福庄小流域水系的生态和治理网络间的优化研究[D]. 钟凯华.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7]政府在移民搬迁安置型社区公共空间治理中的角色定位研究 ——以G市L社区为例[D]. 吴丹. 广西大学, 2020(07)
- [8]基于三生主导功能的洱海湖滨空间演变机理研究[D]. 杨清星. 云南大学, 2020(08)
- [9]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研究[D]. 任恒. 吉林大学, 2019(02)
- [10]文化价值观、程序正当与合作行为 ——基于公共品博弈的实验经济学研究[D]. 李志云. 南京理工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