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论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高利贷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黄爱华[1]（2022）在《熊佛西剧作农村叙事的发展衍变及其意义——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戏剧创作为中心》文中指出熊佛西是中国话剧史上第一位有意识地为农民写剧的作家,其独具个性的农村叙事,生动形象地再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中国,丰富了近现代乡土中国的历史书写。佛西剧作的农村叙事,前期着重现实与寓言的双重书写,后期为直面现实的在地性写作。熊佛西农村叙事及发展衍变对左翼文艺大众化、戏剧大众化运动的推动和深化作用,应该从戏剧史研究的盲区走向前台,予以充分肯定;其探索和建构的多种农村叙事模式和风格,不仅在当时产生过重要影响,对于当下戏剧创作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启发借鉴意义。
刘鹤[2]（2021）在《《农村经济》（1933-1937）杂志的农村经济思想探讨》文中研究说明1933年12月《农村经济》杂志创刊于江苏省镇江市,立足于复兴农村经济、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独立之理想,对农村经济的各个方面进行探讨。《农村经济》杂志不仅探讨土地、金融等经济方面问题,亦思考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教育、政治等方面的问题。《农村经济》杂志的作者来自于各个领域,从不同的视角为我们勾勒出一个立体的民国农村经济轮廓。《农村经济》杂志既有对国外先进经济思想的译介、传播,也有对国内各地经济状况的实地调查;既有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寻根溯源,也有对当下经济现象的深刻剖析。本文运用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农村经济》反映的农村经济思想和观点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与探讨,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对《农村经济》的总体情况进行概述,包括其创办过程和运营状况、栏目设置和供稿作者情况以及社长蓝渭滨的思想主张。另外,从统计学的角度,将该刊的文章按照类别、主题进行整理,便于对该刊的各方面内容进行总体把握。第二章对《农村经济》杂志中关于农村经济危机与复兴的问题进行考察、分析与论述。《农村经济》杂志中关于农村经济危机的致因进行了多角度分析,既有单一因素致因论、也有综合因素致因论,几乎囊括了当时农村经济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这些观点是他们对农村经济问题思考的成果,但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也没有展示足够的论据。《农村经济》杂志对农村经济复兴的路径进行了讨论。他们有的主张从某一角度切入,有的主张多方面入手,并以此进行了复兴之路的设计与谋划,从侧面反映出民国时期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当局和民众思想。《农村经济》杂志在农村经济问题上表现出一种历史担当,知识分子凭借自身专业领域的研究,积极探索农村经济的发展出路,有观点,有态度。《农村经济》杂志中所反映的农村危机是客观、真实、全面的,但提出的复兴方案存在系统性和操作性问题。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意识到农村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但因国内外时局动荡,无法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解决农村经济问题,因此再多再好的设计,都无法成为行动指南,也就更不会实现了。第三章对《农村经济》杂志涵盖的农村土地问题进行探讨。《农村经济》杂志所刊文章讨论了土地的所有、分配、使用、赋税等问题,梳理了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发展脉络,评价了国共两党的土地制度,并探讨了如何进行土地利用和土地生产以提高土地生产率。有关文章认为,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主要表现在土地过度集中于少数地主手中、土地分配极为不均、土地赋税沉重和土地经济效益较低。《农村经济》杂志的作者群体虽然极为关注农村土地问题,但受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探讨这一问题时尽可能不触及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与南京国民政府所坚持的土地改良之路不谋而合。第四章对《农村经济》杂志涵盖的农村金融问题进行探讨。《农村经济》所刊文章在农村金融问题上主要阐述了国内金融市场环境、农村金融市场特点和农村家庭金融特点。在国内金融市场环境方面,政府应成为农村金融业的主导与先驱,各类银行应担当起力挽狂澜的重任,将城市的过剩资本引入农村。在农村金融市场特点方面,有关文章指出,我国多数农村家庭中资金匮乏,农村金融市场资金缺口巨大,曾活跃于农村金融市场上的高利贷、钱庄、和会等金融方式渐入无效或低效状态。在农村家庭金融特点方面,有关文章指出,农村家庭收支不平衡,根本原因是收入过少;借贷资金多用于持续生产或基本生活保障,极少用于扩大再生产或教育、娱乐等方面。他们的思想一方面表达出对西方经济思想的接受和认同,对金融资本的力量给予厚望;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我国近代金融思想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但是他们忽略了基本事实,即农村中传统金融方式无声没落,现代金融方式羽翼未丰,资金流入渠道不畅。加之金融学属于西方经济学体系的内容,时人尤其是农民对此尚没有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谈何应用?他们没有意识到,在缺乏政府参与的前提下,流向农村的资本是市场驱动为主、政府驱动为辅的、带有明显趋利性、方向性和限定性的资本,不可能成为助力农村经济发展的稳定力量。民国时期的农村金融无法遏止农村经济崩溃的原因,是“这支杠杆”自身不够强硬。南京国民政府因其财力决定,始终没有完成农村金融市场的开发与建设工作。第五章对《农村经济》杂志中的农村合作问题进行探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合作经济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引起中国政界和知识界的广泛关注,一度从立法的角度进行推广,成为研究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重要部分。《农村经济》杂志主要从国外合作经济的思想与实践,民国时期的合作思想、合作政策和合作运动两个方面开展讨论。在国外合作经济的思想与实践方面,他们推崇国外的合作理论与经验,认为合作经济是适合于任何国家的、当下最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合作经济,开办各类农村合作社。在民国时期的合作思想方面,有关文章认为合作社是在平等的原则上建立起来的互助组织,即“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认为合作思想与三民主义高度契合。在合作政策和合作运动方面,有关文章认为国民党自上而下倡导的合作运动收效甚微,远不及农民自发组织、专业人士领导的民间合作运动;农村合作运动的关键是要驱动农民的主观能动性,这是具有决定性的内因;合作行政配套、政策法规的制定等是保障农村合作运动的基础条件,这是具有推动作用的外因。他们的观点反映出对合作经济模式的高度肯定,但忽视了这种相对松散的组织需要农民具备相当的思想认识,否则将难以达到实效。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倒台,这一曾风靡全球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最终淹没于历史的尘埃。文章的结语部分,笔者对《农村经济》杂志的学术贡献、历史影响和现实启示进行了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创办期刊逐渐成为文化界的一种学术潮流和议政平台。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以蓝渭滨为首的《农村经济》杂志的编创人员和作者,将该刊定义为探讨农村经济前沿问题、研究农村经济发展理论阵地、展示农村经济实践成果的重要工具,并以此作为参与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的重要途径,顺应历史潮流,具有一定进步意义。而编创人员和创作团体的党派属性和意识形态,决定了该刊的学术研究发展命脉。他们的学术探讨和出版实践,深刻地影响着民国时期农村经济理论相关学科的构建和发展路径。在探讨与实践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深化与升华,部分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的阶级局限和农村问题的本质,转而坚定地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当中。
李卓清[3]（2020）在《清至民国时期山西借贷契约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至民国时期,山西地区借贷活动众多,并遗留下来数量丰富的原始契约文献材料。通过对这些借贷契约的整理和研究,可以直观的了解当时山西借贷活动的全貌。本文是以山西借贷契约为研究对象,以《晋商史料集成》中的借约文献为核心材料,介绍山西借贷契约的总体状况。首先整理契约文献的来源、数量、时间跨度、涵盖区域等方面,梳理这些借贷契约的格式构成,针对几个重点契约要素进行具体分析,从整体上把握山西借贷契约的特点。清至民国时期山西借贷的形式,既有无抵押的信用借贷,又有须要担保物的抵押借贷,还盛行民间合会的特殊借贷形式,同时也要注意互助性的无息借贷的存在。山西借贷契约的利率,在清至民国时期绝大部分还是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年利率集中在二分左右。但从发展趋势上,受整体经济环境的影响,民国时期利率有所提高。借贷是一种市场自发形成的经济行为,追求利息回报在所难免,不能一概归为剥削。山西借贷契约的偿还方式,有遵守契约规定的到期回赎和自由处分;也有借贷双方之间协商解决,采取逾期生利、本息转存、除息还本、改立契约等方式;如无法协商,则借助于地方势力,寻求解决办法;即使最终进行司法诉讼,官府也会充分参考地方习惯法的作用。借贷契约中的代表性个案分析也是必不可少,针对张殿公个体的放贷经营研究,可以反映出当时山西借贷活动的共同特质,为分析山西借贷总体状况提供有力证据,是研究山西借贷的不可或缺部分。本文分五章内容,从形式和内容上,对清至民国时期山西借贷契约文献的概况、特点以及契约中体现的借贷形式、借贷偿还,尤其是借贷利率做出探究,并通过个案研究反映当时山西借贷的特点,从而了解清至民国时期山西地区借贷活动的真实状况,以及该时期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
袁亚丽[4]（2019）在《民国时期青海农村经济研究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学界对近代以来青海历史,多数仍侧重于政治制度、民族关系、文化变迁、民族贸易等历史问题的宏观研究,对于农村经济中的许多问题研究相对薄弱,缺乏微观的实证分析。青海所处区位的特殊性,自然地理生态的多样性,人文环境的复杂性,但是已有成果基本没有注意到历史时期青海经济发展的地理、人文、空间等特殊因素,忽视了近代制度变迁及国家经济政策对青海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此外,研究成果多附带于其他区域或领域研究之中,对于民国青海经济研究来说显得较为零散、不成体系,也正是这些不足,为进一步研究留下了空间。青海农牧兼营的经济特点,使得农村经济、农业耕作技术、畜牧业经济、寺院经济、农村市场等许多问题与当时全国其他省份有相一致的地方,但也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和独特性。本论文以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从农业经济、畜牧业经济、寺院经济及农村市场等问题入手,对青海农村经济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和研究。近代以来青海在行政区划上变动较大。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南京国民政府西北开发和抗战大后方建设实施的背景下,为青海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并进入缓慢的现代化转型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20世纪三十年代初,南京民国政府西北开发和抗战大后方建设政策出台,随着青海行政建制的不断完善,广大牧业区开始了有效的县治建设,为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第二,人地关系呈缓和之势。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口进入近代以来最快增长时期,这是人口增长有别于同期其他省份的一个显着特征。而人口的快速增长又带动了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耕地面积的增长速度也超过同期全国其他省份。并且人口和耕地增长的速度呈正态分布,人地关系呈缓和之势,学术界流行的“近代以来人地关系紧张”的观点并不适合当时的青海地区;第三,农业经济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人口和耕地的迅速增加,为农业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基本的条件。20世纪四十年代新式农贷的出现,大型水利灌溉工程的兴修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持,也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主要表现。农家经济和农民生活在畜牧经济的补充下也得到相应提高。与学术界观点“近代以来农业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农民生活极端贫困”的观点不相一致,表现出其独特性和复杂性;第四,畜牧业经济也由传统的粗放式经营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转型时期。在国民政府主导下开始了畜牧管理、繁殖、兽疫防疫等方面的一系列工作,逐步开启了畜牧事业现代化的步伐。特别是畜牧贷款的发放,对于逐渐衰落的青海畜牧业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振兴作用;第五,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是青海农村经济中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牧业区以寺院为中心建立起了农牧交易的中心点,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固定市集和城镇,对广大牧业区经济的交换提供了良好平台。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欠发达的状况下,以寺院为中心形成的市集成为牧业区商品交易和民间贸易的主要场所,这也是青海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又一个显着特征;第六,以畜牧产品为主的手工业和市场交易成为农村市场经济的主要特色。农牧经济的互补性特点,畜牧业对农业经济的超强依赖性和强劲的需求,成为手工业产品和市场发展的直接动力。20世纪四十年代,出现的官营商号,对传统的物物交换的交易方式有所冲击,使得货币化程度有所提高,市场的多元化成为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
孙延青[5]（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研究指明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谢观音[6]（2019）在《1921-1949年中共反封建斗争思想研究 ——以社会性质为核心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性质是社会的根本属性,明确社会性质,是在社会中进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中共成立后,接受列宁关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论断,并从实际革命工作中认识到近代中国社会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属性,因此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中共对“半封建”的初始认识主要还是从民主政治、国家统一的政治层面、角度进行的,因此中共的反封建斗争方向开始时是推翻代表封建势力的北洋军阀,为此联合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一统进行国民革命。但国民党背叛革命,国民革命不幸失败。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共对为何依据社会社会属性进行的革命会遭到失败进行反思,在对以往革命成功、失败经验的总结下,在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帮助指导下,中共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认识更加清晰,明确近代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从经济基础角度对近代“半封建社会”进行理论论证,明确“封建”、“半封建”意涵。明确社会性质的目的在于干预现实。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前提下,中共认识到即使在国民革命失败后,近代中国革命的性质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封建任务没有取得成功,中共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继续坚持反封建斗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认识下,为推翻近代中国“半封建”的社会,中共的反封建斗争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在政治层面进行推翻代表封建势力利益的国民党政权,建立民主政权;二是在经济层面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消灭封建存在的根基、土壤,消灭封建剥削。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民党政权对大陆的统治覆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推翻,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土改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封建存在的土壤、根基正在逐步消灭,中国共产党反封建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付赵[7]（2019）在《民国时期云南农村合作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云南省的农村合作运动是在国民政府政令下开展的一场以救济农村经济为目的的运动。1927-1937年间,昆明就出现过以消费合作社为名的商店和以救济农村为目的的贷款联合会,但成效并不突出。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云南成为重要的大后方,云南省的农村合作运动才全面发展起来,并有后来居上之势。当时云南作为战时重要的大后方根据地,实行农村合作运动既是救济云南省农村经济的迫切需要,也是支援抗建的重要手段。本文从将农村合作运动作为复兴农村经济、建设农村社会的有益尝试出发,论述了云南省农村合作运动的基本概况,并讨论了在这一尝试过程中合作运动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本文以民国时期的云南省农村合作运动为研究对象,从云南农村合作运动推行的背景、政府对农村合作运动的制度设计（包括合作行政、合作组织、合作金融、合作教育四个部分）、农村合作运动的运行实态（主要是对重点合作业务实行情况的考察）以及合作运动对当时农村社会的影响四个方面来进行考察,通过各级合作行政机构的设立,各级合作社的组织,以及合作金融体系的建立由此而给予合作运动的资金支持和合作教育的宣传指导,最终促使整个合作业务的全面进行、重点展开这一思路,阐述了当时云南农村合作运动开展的具体情况,并分析了其在实施过程中对云南农村社会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例如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云南农村传统借贷结构向近代转型,推进了农事生产,活跃了农村经济等。但由于其自身存在的局限性,促使云南农村合作运动最终归于沉寂,但是它仍是政府试图把云南农业与农村推向现代化的一次重要尝试。
潘瀚文[8]（2019）在《国民政府农村合作金融政策演进研究（1927-1946）》文中指出合作,是人们在共同的经济需求上,合力工作的行为。合作主义,是合作者所持有的普遍平等互助的社会运动理论。合作社则是处于经济弱势的合作者们,联合起来共同维护自己的利益,一致抵抗处于经济强势地位的经济体的自助经济组织。而合作运动,则以合作社为载体,以合作行为为特征,以调节社会经济关系为目的的社会经济过程。合作主义以合作社作为平台,为实现经济平等,将弱者联合起来,开展合作运动,建立合作制社会的一种思想。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将合作运动定为七项民众运动之一,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律,成立相关管理机构,建立合作金融体系,促进了合作运动的规范化发展。在合作社组织形式上,以信用合作社作为主要发展平台,为实现复兴农村的目的,将农民联合起来,开展农村合作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借贷局面。本文从经济专题史的角度出发,通过采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研究方法,对国民政府合作金融思想的来源、制定合作金融政策的过程以及实践合作金融的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研究。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对国民政府推行合作金融政策进行研究。第一章为导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以及研究意义,界定相关概念,并对该论题有关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综述,说明文章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并指出其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国民政府主导农村合作金融的思想渊源,主要介绍在国民政府建立农村合作金融制度之前农村的经济状况,以及合作运动的中心开始从城市转向农村的背景,和国民政府主导农村合作金融思想的演变过程。第三章为重点,叙述1927年到1937年,国民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合作金融政策及实践,主要描述国民政府通过构建合作金融行政系统、颁布相关法规章程、开办农村合作金融的实践过程及影响。第四章同为重点,为抗战期间及以后国民政府垄断下的农村合作金融政策及实践,主要介绍战争时期经济体制发生转变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调整合作政策后的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及影响。第五章对国民政府推行合作金融的政策进行综合评价,主要对国民政府农村合作金融政策措施的效果进行正反两方面的辩证评价。第六章为结语,总结国民政府发展合作金融失败的原因,分析国民政府推行合作金融政策的现实启示。
曾荣[9]（2017）在《民国《地政月刊》（1933-1937）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33年1月在南京创刊发行的《地政月刊》是民国时期第一个较全面地讨论地政问题的学术刊物。它附属于中国地政学会,是民国地政人士“研究的园地及实际运动报告的喉舌”。它通过关注和研究欧、美、日、苏俄等国家地政问题以获取西方先进理念经验,并结合我国以往土地治理情况以及当时基本国情,探究解决当时我国地政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地政月刊》的内容涵盖了土地制度、土地改革、土地管理和利用、土地经济理论等方面,涉及地方经济发展问题、土地与人口问题、三农问题等话题。本文从《地政月刊》所涉内容及其自身发展等情况入手,运用历史事实与经济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地政月刊》作全面系统的考察,以展现民国时期我国地政研究情况及地政思想的发展历程,发掘探究《地政月刊》的学术价值、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第一章首先对本研究基本情况作了概述,就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等进行了说明。在完成相关文献综述后,笔者认为《地政月刊》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民国地政情况的重要参考材料,但目前仍无研究对其进行专门的梳理发掘。对《地政月刊》进行梳理可以较为全面和清晰地展现民国时期土地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情况,因此本研究就显得极具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第二章介绍了《地政月刊》总体概况。《地政月刊》自1933年1月发行第一期起,至1937年5月发行最后一期止,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每月编印一期,期间未有任何间断,据统计共发行五卷五十四期。《地政月刊》以“穷欲藉以聚集一切有关系之文献,虽不能兼容并蓄,巨细菲遗,亦将集中文稿,沟通消息,兼为研究该问题之向导,应达促进土地改革之目的”为其宗旨,即希望通过《地政月刊》的创办与发行,集中专家学者的研究与讨论,从而推动民国时期地政事业发展。《地政月刊》的编作者阵容十分强大,基本涵盖了当时地政方面的专家学者与政府官员,这使得它能形成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诸如对土地经济理论的研究、对国外土地问题的研究、对我国土地制度的研究、对我国土地管理的研究等。这些成果无疑是我们进行相关研究时重要的材料来源,是我们在进行相关问题探究的重要参考借鉴。而后,本文三至七章又对《地政月刊》所涉及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分析:第三章以《地政月刊》涉及土地经济理论的研究为对象进行了考察,主要包括对国外土地经济理论的分析考察和我国土地经济理论的分析考察,以期从这些文章的介绍和评论中,寻找出地政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发展脉络和应用情况。笔者以为,就其历史贡献来看,《地政月刊》上关于土地经济理论的介绍只有寥寥几篇,不能完全反映民国时期土地经济思想脉络,但它们却是我们现在研究土地经济理论的重要史料补充。第四章以《地政月刊》关于国外土地问题的研究为对象进行了考察,涉及日本、欧美以及苏俄等的国家和地区。笔者从土地制度、土地政策、土地改革等角度入手,对这些区域或国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从中总结出这些区域或国家的先进的地政思想。通过这部分的分析,笔者得到两点启示:一是发达国家较为完备的土地制度、合理的土地政策以及积极的土地改革为其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二是我国土地改革事业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国家的土地改革的经验。第五章以《地政月刊》关于我国土地制度的研究为对象进行了考察,主要从土地制度、土地所有权、土地改革等方面入手分析。在这部分研究中,笔者以为完备的土地制度体系是我国破解土地难题的关键所在,《地政月刊》实现“平均地权”的思路是正确的,不过由于时局和政治立场的原因使得它维护地主阶级利益而迟迟难以推动土地改革,没有实现其“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至少它的思想是正确的,日后台湾土地改革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点。国民党推行土地改革的前后对比,进一步说明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土地制度的关键性。第六章以《地政月刊》涉及我国土地管理问题的研究为对象进行了考察,主要从土地利用管理、土地政策、土地法规等方面入手分析,以期全面客观地展现民国时期我国土地管理情况。笔者以为,民国政府绕过了土地所有制的问题而研究土地管理体系不失为一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思路,但应该明白土地所有制问题是最基础的,不解决大量农民少地无地的情况而谈土地利用是不切实际的。但《地政月刊》对于土地集约利用、土地整理、土地税赋、土地法等问题的研究倒是非常有见地,有一些研究在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七章以《地政月刊》涉及其他的土地问题的研究为对象进行了考察,主要从土地与金融问题、土地与地方经济、土地与人口问题、土地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等方面入手分析。通过这一章的分析,笔者以为其一,《地政月刊》上关于其他土地问题的介绍和分析能很好地反映民国时期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其二,《地政月刊》关于其他土地问题的介绍和分析,其中有许多做法值得当今借鉴和学习。在文章的最后,笔者对《地政月刊》进行了总体考察,在学术贡献、历史影响以及现实启示对《地政月刊》进行了总结,同时也考察了《地政月刊》存在的一些局限性和不足,希望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思考来客观地评价《地政月刊》。
徐钰[10]（2016）在《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民间借贷活动研究 ——以《天柱文书》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民间借贷是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尤其在官方借贷机构匮乏、放贷效能低下,而民间金融市场滞后的传统中国社会,民间借贷必不可少,成为民众获得资本、渡过生活、投资难关的重要渠道。天柱县地处清水江下游,清至民国时期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以水稻种植与木材贸易为主要物资来源,家庭经济收入有限,应付家庭生活消费之后,所剩无几。而自清代以来日益沉重的苛捐杂税,日渐频发的自然灾害及地方动乱,使得民众的经济状况更为窘迫,常不免于借贷,而一旦遭遇家庭变故,则其借贷之需求更为急迫。另外,农业、商业投资等也常成为借贷的原因。清至民国时期天柱县民间借贷的形式,既有互助性的无息借贷,又有须支付一定额度利息的质押或无质借贷,还存在着民间典当、赊买、合会等特殊借贷形式。因天柱县缺少正规的典当机构,民众的典当活动都发生在个体之间,其活动程序与普通借贷基本一致,但亦有细节的差异,如赋税过割、投税认证、转典加典等方面,要求更为严格。天柱县民间借贷的利率,并不像传统文献所强调的那样,剥削严重,高利贷盛行,阶级矛盾突出,反而因为苗侗地区强烈的族戚观念,以及汉文化中“重义轻利”思想的传播,互助性的无息、低息借贷为数不少。民间典当、赊买、合会等特殊借贷活动,及有质押、无质押普通借贷活动,其利息也常与同时期全国平均利率水平大致持平。总体而言,天柱县民间借贷的利率,民国高于清代,谷利高于钱利,究其原因,则既受清代至民国时期整体经济环境的影响,又与谷物价格的季节波动性相关,同时,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市场经济行为,逐利性不可避免,但却不能一概以剥削视之。民间借贷活动的违约处理,常由借贷主体之间协商解决,采用逾期生利、质物留置、改立契约、保人代偿乃至减免债务的方式,如有重大争议,则借助于地方、族戚势力,寻求解决之道,即使最终诉诸官方司法部门,其评判标准也充分考虑到地方习惯法的作用。本文以清水江下游的天柱县为研究对象,以第一手研究史料、新发现整理的清水江文书为核心资料,辅之以传统文献史料,并时时与其他地区文书相比较,以期描绘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民间借贷的真实面貌,从而探究该历史时段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并对当下农村金融市场改革提供借鉴。
二、浅论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高利贷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论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高利贷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熊佛西剧作农村叙事的发展衍变及其意义——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戏剧创作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一、重返熊佛西1920—1930年代农村题材剧创作现场 |
| 二、从《偶像》至《裸体》:现实与寓言的双重书写 |
| 三、从《锄头健儿》到《后防》:直面现实的在地性写作 |
| 四、熊佛西剧作农村叙事发展衍变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
| (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中国的历史镜像 |
| 1.1920—193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代表性样本 |
| 2．批判乡村民众思想意识的极度封建性和保守性 |
| 3．反映严酷的贫富对立、阶级剥削和反压迫斗争 |
| (二)农村叙事及其发展衍变的戏剧史意义 |
| 1．左翼文艺大众化运动的自觉呼应并推向深入 |
| 2．多种农村叙事模式和风格的探索与建构 |
（2）《农村经济》（1933-1937）杂志的农村经济思想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农村经济》杂志的概况分析 |
| 第一节 《农村经济》杂志的创办与运营 |
| 一、《农村经济》杂志的创刊始末 |
| 二、《农村经济》杂志的发行运营 |
| 三、《农村经济》杂志的广告运营 |
| 第二节 《农村经济》杂志的专栏与作者 |
| 一、《农村经济》杂志专栏简介 |
| 二、《农村经济》杂志专栏作者 |
| 第三节 社长蓝渭滨及其思想 |
| 一、蓝渭滨的政治思想 |
| 二、蓝渭滨的经济思想 |
| 三、蓝渭滨的文化思想 |
| 四、蓝渭滨的思想特点 |
| 小结 |
| 第二章 《农村经济》杂志对农村经济危机与复兴的探讨 |
| 第一节 农村经济危机的现象报道 |
| 一、农民生活水平低 |
| 二、农民离村潮 |
| 三、耕地减少与荒地增加 |
| 第二节 农村经济危机的致因分析 |
| 一、帝国主义之侵略 |
| 二、封建势力之剥削 |
| 三、自然灾害之打击 |
| 四、生产力低下 |
| 第三节 复兴农村经济的路径选择 |
| 一、复兴农村经济的思想共识 |
| 二、复兴农村经济的一元论和多元论 |
| 三、复兴农村经济的改良派和改革派 |
| 小结 |
| 第三章 《农村经济》杂志对农村土地问题的探讨 |
| 第一节 土地问题的探讨 |
| 一、土地所有问题 |
| 二、土地分配问题 |
| 三、土地使用问题 |
| 四、土地赋税问题 |
| 第二节 关于土地制度的认识与主张 |
| 一、中西方土地制度思想及土地制度史的回顾 |
| 二、国共两党土地改革思想的评价 |
| 三、土地改革的方案设计 |
| 第三节 关于土地经济思想的探讨 |
| 一、土地利用思想 |
| 二、土地生产思想 |
| 小结 |
| 第四章 《农村经济》杂志对农村金融和货币理论的探讨 |
| 第一节 农村金融市场探析 |
| 一、全国金融市场环境分析 |
| 二、农村金融市场特征分析 |
| 三、农村家庭金融现状分析 |
| 第二节 法币改革的探讨 |
| 一、法币改革的背景 |
| 二、法币改革的意义 |
| 三、法币改革与农村经济 |
| 四、货币本位制度的探讨 |
| 小结 |
| 第五章 《农村经济》杂志对农村合作问题的探讨 |
| 第一节 国外合作经济介绍 |
| 一、国外合作经济理论介绍 |
| 二、国外合作经济实践介绍 |
| 第二节 民国合作经济主张 |
| 一、合作思想的探讨 |
| 二、合作制度的探讨 |
| 三、合作运动的问题及对策 |
| 小结 |
| 结语 |
| 附件1 《农村经济》杂志目录索引 |
| 附件2 《农村经济》杂志特约撰稿人 |
| 参考文献 |
| 自我简介及在读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3）清至民国时期山西借贷契约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清代借贷活动总体研究 |
| (二)民国借贷活动总体研究 |
| (三)区域借贷活动具体研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清至民国山西借贷契约文献 |
| 第一节 借贷契约的介绍 |
| 第二节 借贷契约的格式 |
| 一、格式分类 |
| 二、契约要素 |
| 第三节 借贷契约的特点 |
| 第二章 清至民国山西借贷的形式 |
| 第一节 信用借贷 |
| 一、个人信用借贷 |
| 二、保证信用借贷 |
| 第二节 抵押借贷 |
| 一、不动产抵押借贷 |
| 二、动产抵押 |
| 三、其他抵押借贷 |
| 第三节 特殊形式 |
| 第三章 清至民国山西借贷的利率 |
| 第一节 借贷利率的基本情况 |
| 一、利率方式 |
| 二、利息类别 |
| 三、利率频率分布 |
| 第二节 借贷利率的影响因素 |
| 一、法律因素 |
| 二、供求因素 |
| 三、成本因素 |
| 四、关系因素 |
| 第三节 借贷利率的特点 |
| 第四章 清至民国山西借贷的偿还 |
| 第一节 借贷期限 |
| 一、短期借贷 |
| 二、长期借贷 |
| 第二节 偿还方式 |
| 一、到期回赎 |
| 二、自由处分 |
| 三、父债子偿 |
| 第三节 纠纷解决 |
| 一、双方协商 |
| 二、民间调节 |
| 三、司法诉讼 |
| 第五章 张殿公放贷经营的个案分析 |
| 第一节 张殿公放贷经营的概况 |
| 第二节 张殿公放贷经营的形式 |
| 第三节 张殿公放贷经营的特点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民国时期青海农村经济研究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范围及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及手段 |
| 四、资料的运用 |
| 第一章 青海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
| 一、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 |
| 二、复杂的人文环境 |
| 三、政区与基层社会组织的演变 |
| 四、道路交通的新变化 |
| 第二章 耕地及农业技术 |
| 一、农业经济的地理基础 |
| 二、耕地的基本情况及变动趋势 |
| 三、农业技术的传承和发展 |
| 四、农作物种植及单位产量的变化 |
| 五、农田水利建设新成就 |
| 第三章 农村经济与农民生活 |
| 一、地权分配与租佃关系 |
| 二、赋税的种类及特点 |
| 三、人口的基本情况及变动趋势 |
| 四、河湟地区人地关系问题 |
| 五、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 |
| 六、农村借贷关系的新变化 |
| 第四章 畜牧业经济与牧民生活 |
| 一、畜牧地的优势条件 |
| 二、驻牧地及牧民分布 |
| 三、牲畜种类及数量 |
| 四、草场占有权及租佃关系 |
| 五、牧业经营方式及改良技术 |
| 六、畜产品加工及交易 |
| 七、牧民收支与生活 |
| 第五章 藏传佛教寺院经济 |
| 一、藏传佛教寺院概况 |
| 二、寺院经济及基本类型 |
| 三、寺院经济的经营方式 |
| 四、寺院的收入与支出 |
| 五、寺院经济的特点 |
| 第六章 农村市场 |
| 一、寺院与市集的形成 |
| 二、民间贸易与市场 |
| 二、皮毛贸易与市场 |
| 三、庙会、花儿会与市场 |
| 五、市场盛衰及其原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5）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6）1921-1949年中共反封建斗争思想研究 ——以社会性质为核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研究目的 |
| 一、研究动机 |
| 二、研究目的 |
| 第二节 研究时段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封建社会”与“反封建”斗争研究 |
| 二、建国后“封建社会”与“反封建”斗争研究 |
| 三、改革开放后“封建社会”与“反封建”斗争研究 |
| 四、21世纪初期“封建社会”与“反封建”斗争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共产国际及苏联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认识 |
| 第一节 列宁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认识 |
| 第二节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认识 |
| 一、共产国际内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模糊认识 |
| 二、“托洛茨基”派与“斯大林”派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认识的分歧 |
| 三、莫斯科大交锋 |
| 第三章 中共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明确 |
| 第一节 中共成立前部分人士对“封建”的认识 |
| 一、中国上古的封建 |
| 二、清末民初部分人士对“封建时代”的认识 |
| 第二节 中共对“封建”的置换与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接受 |
| 一、中共对“封建”意涵的置换 |
| 二、中共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接受 |
| 三、中共六大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明确 |
| 第三节 中共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论证 |
| 一、中共党内对社会性质的论争 |
| 二、中共参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
| 三、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确立 |
| 第四章 “半封建”社会的特质及其确立意义 |
| 第一节 “半封建”社会的特质 |
| 一、对“半封建社会”形成的认识与理解 |
| 二、“半封建社会”特质的具体表现 |
| 第二节 “半封建社会”确立的意义 |
| 第五章 中共反封建斗争及其意义 |
| 第一节 中共的反封建斗争 |
| 一、反军阀统治 |
| 二、土地革命 |
| 第二节 中共反封建斗争的意义 |
| 一、彰显中共彻底的革命性 |
| 二、彰显中共的民主性 |
| 三、彰显中国的特殊性 |
| 四、彰显中共反封建的现实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民国时期云南农村合作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对近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整体发展史及区域发展史的研究成果 |
| (二)对近代中国合作主义思潮的研究成果 |
| (三)从国家、政府、农村社会三方面关系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的成果 |
| (四)从近代合作金融角度对农村合作运动进行研究的成果 |
| (五)对云南农村合作运动进行研究的成果 |
| 三、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云南省推行农村合作运动的背景 |
| 第一节 中国农村合作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
| 一、西方合作思想的传入 |
| 二、国民政府对合作运动的推动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云南的农村经济 |
| 一、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农民可耕地少 |
| 二、高利贷盛行,农民负债率高 |
| 三、物价上涨,通货膨胀,金融混乱 |
| 第二章 云南省农村合作运动的制度设计 |
| 第一节 合作行政系统的建立与变革 |
| 一、合作行政机构的沿革 |
| 二、合作行政机构的人事和经费 |
| 第二节 合作组织的倡办与发展 |
| 一、合作事业推行区域 |
| 二、合作社组织概况 |
| 第三节 合作金融的建立 |
| 一、农村合作贷款政策的制定 |
| 二、云南农村合作贷款的推行 |
| 第四节 合作教育的施行 |
| 一、三级训练制之前的合作教育 |
| 二、三级训练制下的合作教育 |
| 第三章 云南省农村合作运动的运行实态考察 |
| 第一节 云南省合作社业务构成分析 |
| 第二节 信用合作业务 |
| 一、存款业务 |
| 二、放款业务 |
| 第三节 农业生产供销合作业务 |
| 一、承销食盐 |
| 二、兴办水利合作社 |
| 第四节 积谷业务 |
| 一、积谷推行的原因 |
| 二、积谷推行的实况 |
| 三、积谷的作用 |
| 第四章 云南省农村合作运动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合作运动推动了农村传统借贷关系的转变 |
| 第二节 合作运动促进了农事生产的改进 |
| 第三节 合作组织与农村社会其他传统组织的互动 |
| 一、合作社与家族组织 |
| 二、合作社组织与农会组织 |
| 第四节 云南省农村合作运动的局限 |
| 一、合作社多被地主豪绅把持,贫苦农民沾益较少 |
| 二、合作资金难敷需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国民政府农村合作金融政策演进研究（1927-194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导言 |
| 1.2 选题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主导农村合作金融政策的背景及思想渊源 |
| 2.1 近代中国农村金融概述 |
| 2.1.1 农村经济衰败 |
| 2.1.2 高利贷猖獗 |
| 2.2 近代农村合作运动的兴起 |
| 2.2.1 华洋义赈会的合作经济实践 |
| 2.2.2 合作运动向农村定位转变 |
| 2.3 民生主义合作经济思想及合作金融政策的产生和发展 |
| 第三章 国民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合作金融政策及实践(1927-1937) |
| 3.1 推行农村合作经济政策议案 |
| 3.2 国民政府合作行政指导制度的建立 |
| 3.2.1 国民党的合作运动宣传 |
| 3.2.2 农村合作金融政策相关法规及章程的颁布 |
| 3.2.3 国民政府推行农村合作金融行政组织的建立 |
| 3.2.4 国民政府信用合作实验区的推广 |
| 3.3 农村合作金融政策对农贷资金的扶持 |
| 3.3.1 财政金融政策向合作社倾斜 |
| 3.3.2 “军事善后”与农村金融救济处的设立 |
| 3.3.3 从农村金融救济处到中国农民银行的成立 |
| 3.3.4 农本局的成立 |
| 3.4 农村合作金融政策与乡村社会整合 |
| 3.5 国民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合作金融实践及影响 |
| 3.5.1 对华洋义赈会领办合作社的接收 |
| 3.5.2 抗战前合作金库设立状况 |
| 3.5.3 “商资归农”与农村合作金融 |
| 第四章 国民政府战时强制性农村合作金融政策及实践(1937-1946) |
| 4.1 国民政府战时经济政策与合作政策的调整 |
| 4.1.1 战时经济政策的调整 |
| 4.1.2 战时合作政策的调整 |
| 4.1.3 战时农贷政策的调整 |
| 4.2 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的强制性变迁 |
| 4.2.1 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强制性变迁的行政保障 |
| 4.2.2 全国金融网的建成 |
| 4.3 农村合作金融政策与新县制 |
| 4.4 战时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及绩效 |
| 4.4.1 战时合作事业的推进 |
| 4.4.2 战时信用合作社以及合作金库的发展状况 |
| 第五章 对国民政府推行农村合作金融政策的评价 |
| 5.1 农村金融现代化的有益尝试 |
| 5.1.1 农村金融系统现代化的尝试 |
| 5.1.2 对农村高利贷势力的打击 |
| 5.1.3 农民现代契约意识的提高 |
| 5.2 农村信用合作存在的问题 |
| 5.2.1 对合作运动理念的背离 |
| 5.2.2 “合借社”的出现 |
| 5.2.3 合作组织发展的不平衡 |
| 5.3 农村合作金融政策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后记 |
（9）民国《地政月刊》（1933-1937）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的理由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目标与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地政月刊》总体概况 |
| 第一节 《地政月刊》创办始末 |
| 一、创办机构——中国地政学会 |
| 二、创办经过 |
| 第二节 《地政月刊》的地位及其基本情况统计 |
| 一、《地政月刊》在同类刊物中的地位 |
| 二、栏目设置 |
| 三、文献统计 |
| 第三节 《地政月刊》的编着情况 |
| 一、《地政月刊》编者团队 |
| 二、《地政月刊》作者群体 |
| 三、《地政月刊》重要论着 |
| 第三章 《地政月刊》关于土地经济理论的研究 |
| 第一节 国外对土地经济理论的研究 |
| 一、关于西方土地经济理论的研究 |
|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土地经济理论的研究 |
| 第二节 我国对土地经济理论的研究 |
| 一、关于土地生产关系的分析 |
| 二、关于土地报酬的分析 |
| 第四章 《地政月刊》关于国外土地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关于国外土地制度的研究 |
| 一、日本土地制度研究 |
| 二、俄国土地制度研究 |
| 三、美国土地制度研究 |
| 四、欧洲土地制度研究 |
| 第二节 关于国外土地政策的研究 |
| 一、美国土地政策研究 |
| 二、欧洲各国土地政策研究 |
| 三、苏俄土地政策分析 |
| 第三节 关于国外土地改革的研究 |
| 一、日本土地改革分析 |
| 二、欧洲各国土地改革分析 |
| 三、苏俄土地改革分析 |
| 第五章 《地政月刊》对我国土地制度的研究 |
| 第一节 对我国土地制度研究的概况 |
| 一、我国古代土地制度研究 |
| 二、民国土地制度研究 |
| 第二节 关于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研究 |
| 一、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研究 |
| 二、我国都市土地制度改革的研究 |
| 第三节 关于土地所有权问题分析 |
| 一、土地国有问题研究 |
| 二、平均地权问题研究 |
| 第六章 《地政月刊》关于我国土地管理的研究 |
| 第一节 关于我国土地利用管理问题的研究 |
| 一、我国土地集约利用问题分析 |
| 二、我国土地整理问题分析 |
| 第二节 关于我国税赋政策的研究 |
| 一、我国田赋政策分析 |
| 二、土地税收政策分析 |
| 第三节 关于我国土地法问题的研究 |
| 一、关于土地法内容的介绍 |
| 二、关于国外土地法内容的介绍 |
| 三、关于土地法内容的评述 |
| 第七章 《地政月刊》对土地相关的其他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土地金融问题分析 |
| 一、农村金融调剂问题探讨 |
| 二、土地金融体系分析 |
| 第二节 土地与地方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
| 一、土地与地方财政问题分析 |
| 二、土地与国民经济建设问题分析 |
| 第三节 土地与人口问题研究 |
| 一、土地与人口分布问题研究 |
| 二、土地与人口增长问题研究 |
| 第四节 农民、农村、农业与土地问题研究 |
| 一、农民与土地问题 |
| 二、农村与土地问题 |
| 三、农业与土地问题 |
| 第八章 结束语 |
| 一、《地政月刊》的学术贡献 |
| 二、《地政月刊》的历史影响 |
| 三、《地政月刊》的局限性 |
| 四、《地政月刊》的现实启示 |
| 五、综评《地政月刊》 |
| 附录1: 《地政月刊》目录 |
| 附录2: 《地政月刊》作者群(部分)简况表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论文 |
| 后记 |
（10）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民间借贷活动研究 ——以《天柱文书》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材料与方法 |
| 第二章 清至民国时期天柱县民间借贷活动之发生背景 |
| 第一节 清至民国时期天柱县县情概况 |
| 第二节 清至民国时期天柱县的官方借贷 |
| 第三章 清至民国时期天柱县民间借贷之原因 |
| 第一节 生活消费与赋税缴纳 |
| 第二节 天灾人祸与家庭变故 |
| 第三节 投资周转 |
| 第四章 清至民国时期天柱县民间借贷之类型 |
| 第一节 普通借贷之一：无息借贷 |
| 第二节 普通借贷之二：有息借贷 |
| 第三节 特殊形态之借贷 |
| 第五章 清至民国时期天柱县之民间典当 |
| 第一节 民间典当活动概况 |
| 第二节 民间借贷活动的一般过程 |
| 第三节 民间典当活动的特殊程序 |
| 第四节 民间典当活动的要件分析 |
| 第六章 清至民国时期天柱县民间借贷之利率 |
| 第一节 普通借贷之利率 |
| 第二节 特殊借贷利率之估算 |
| 第三节 清至民国时期天柱县民间借贷利率特征与原因 |
| 第七章 清至民国时期天柱县民间借贷之违约处理 |
| 第一节 逾期生利与质物留置 |
| 第二节 改立契约、债务减免与保人负责 |
| 第三节 民间调解与司法诉讼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录 |
四、浅论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高利贷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熊佛西剧作农村叙事的发展衍变及其意义——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戏剧创作为中心[J]. 黄爱华. 戏剧艺术, 2022(01)
- [2]《农村经济》（1933-1937）杂志的农村经济思想探讨[D]. 刘鹤. 吉林大学, 2021
- [3]清至民国时期山西借贷契约整理与研究[D]. 李卓清. 河北大学, 2020(08)
- [4]民国时期青海农村经济研究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D]. 袁亚丽.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5]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6]1921-1949年中共反封建斗争思想研究 ——以社会性质为核心的考察[D]. 谢观音. 赣南师范大学, 2019(07)
- [7]民国时期云南农村合作运动研究[D]. 付赵.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8]国民政府农村合作金融政策演进研究（1927-1946）[D]. 潘瀚文. 南京财经大学, 2019(04)
- [9]民国《地政月刊》（1933-1937）研究[D]. 曾荣. 武汉大学, 2017(06)
- [10]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民间借贷活动研究 ——以《天柱文书》为中心[D]. 徐钰. 贵州大学, 20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