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的产生和发展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和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教育部^[1]（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指出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杨珂^[2]（2019）在《制度主义的环境经济思想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加快,对大自然的开发利用及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已对人类的经济社会再生产带来了严重威胁,人们也开始认真地对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反思。因此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不仅引起了自然科学家的关注,也吸引了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环境问题和环境政策。虽然首先将自然环境与经济问题相联系的并非新古典经济学,但作为经济学的主流,它们通过利用其庞大的知识网络及易于量化的分析方法,很快在环境经济理论的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在西方各国的环境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在新古典范式中,自然资源及环境物品都被当作了经济过程中可以随时取用的一种要素投入,而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则被归结为系统之外的因素。这种观点无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复杂性,以及与社会系统的有机联系性,也没有关注生物圈中自我组织、调节、演化的原理和规律,仅仅用经济价值来代替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因此建立在此种基础上的环境经济学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并不能从根本上来解释经济过程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受到了许多学派特别是非正统经济学的批评。作为非正统经济学中的重要流派,制度主义的整体主义思想和演化的发展观,使其充分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资源等生态要素之间普遍共生的关系;从嵌入的视角来看待经济过程,关注环境问题产生的制度根源及其复杂的、多维的社会特征;以开放的方式对社会制度及其结构变迁进行广义的理解和阐释,并将生态约束视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因此,制度主义的环境经济理论对于理解当代社会的环境经济问题有着天然的优势,由此提出的环境控制政策也更具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内容正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展开的,全文共分为七章。其中第一章为绪论,阐明了本文选题的背景和研究意义,并对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环境经济思想进行了综述;提出了本文的主要研究框架方法。第二章为理论研究的第一部分,阐述制度主义环境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分别从制度主义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出发,分析了制度主义的主要理论要素,强调了作为一门历史的、演化的、强调过程范式的经济学的总体特征。第三章讨论了制度主义环境经济思想的形成过程,研究凡勃伦、J.M.克拉克等早期制度主义者的环境经济思想及其影响;而后来凯普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成本问题的深入剖析,则成为许多学派对环境问题研究的起点,也奠定了制度主义环境经济理论的基础。第四章对制度主义的生态发展观进行探讨。制度主义的价值原则、生态发展观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协同演化的可持续性原则,将制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扩展到了生态环境问题的应用之中。而斯瓦尼所提出的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同演化模型,则进一步在制度调整的分析中加入了对生态约束的考虑,丰富了制度变迁理论的内涵。在第五章中,基于凯普等制度主义者的思想,提出了一个制度主义环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包括对环境问题的内涵、经济过程与生态系统相互关系的认识,制度视角下的环境评估指标和方法,以及基于制度安排的环境控制措施与环境政策等,从问题的本质、关系、特征、方法等方面来构建理论框架。第六章对制度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两个学派在环境经济的理论思想与政策主张上进行全面比较,并得出,相比于新古典环境经济学,无论是在理论基础、评估方法还是目标、工具的选择设定上,制度主义都提供了一个更为广泛和更具实质性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七章是全文的一个总结和评价。在对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和环境经济理论要点进行总结的同时,客观的评价了其中存在的不足,并讨论了其作为新古典环境经济学替代理论的可行性。其中第五章及第六章是本文的重点,通过对经济思想的梳理、理论框架的构建和横向比较,最终得出了本文的结论,即纳入了社会、生态协同演化视角的制度主义思想,提供了一种更为有效的环境经济分析框架,它强调特定制度安排下社会系统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与结果的决定性影响,并认为制度调整才是解决社会—生态系统失衡,从而环境经济问题的关键。

陈红睿^[3]（2018）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审视与现实价值》文中指出20世纪中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渐增强,带来了物质财富满足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紧张,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生态问题持续加剧成为全球性的热点话题,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与对策。在探索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于解决生态问题具有积极作用。为此,学术界开启了用生态学的观点探讨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涌现出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绿色社会思潮——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运动相结合,并从生态的维度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刻的批判,从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的新理论。论文通过对西方理性中的控制自然、生态中心主义和经济理性等观念进行系统分析,探讨了控制自然与控制人类之间的密切关系,反对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重新阐释了控制自然的内涵并论述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强调人类不是引起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同时,还对西方理性观念所产生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分析,从制度的维度揭示了资本主义反生态的本性,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之间二重矛盾以及探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物质断裂的现象。从经济学的角度着重批判了生态资本主义改良的幻想和资本主义与生态学之间是相矛盾的,并得出改良后的资本主义是不能解决生态问题的结论。对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和军事实力,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转嫁的生态帝国主义的罪恶的行径展开了激烈的批判。此外,在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驱使下,由此导致的技术异化、消费异化引发的生态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分析并阐述了技术异化和消费异化产生的生态后果和摆脱途径。生态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性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提出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强调只有通过构建生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才能解决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对未来社会应当遵循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价值观等方面,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例如,发展循环经济、推广生态技术、倡导理性消费、抵制生态转嫁等。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实现生态共享是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经之路。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解决全球生态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也为我国构建新型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提供了理论基础。当然,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缺乏切实可行的方案。因此,我们在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过程中,应该辩证地看待生态马克思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让生态马克思主义真正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司会敏^[4]（2018）在《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明确提出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把“美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之一,并为实现这一目标确定了时间表、划定了路线图。美丽中国,不只是国家的、政府的、更是每个人的。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需要全民的高度参与,这就需要凝聚起最广泛的生态共识,才能为美丽中国建设凝心聚力。新时代凝聚中国的生态共识,需要形成生态道路共识、生态理论共识、生态制度共识和生态文化共识,这四大共识从具体实践、理论指导、制度完善和文化建设等方面涉及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四大领域。面对当前资源短缺、空气污染和生态退化等严峻形势,人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已达成共识,但这并不能自然构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动力。在利益分化和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下,社会不同主体对生态文明建设认识上的分歧短期内难以完全弥合。新时代凝聚最广泛的生态共识,必须认真分析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分歧和问题。这些分歧和问题具体表现为:第一,部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仍囿于传统发展理念,对生态文明建设存在认知误区,生态责任意识不强;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仕途升迁之政治利益,仍片面追求GDP这一短期内易见成效的显性目标,对生态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这一短期内难见成效的隐性目标缺少投入热情。第二,环境正义视角下因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引起的权责不对等现象普遍,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及行业部门之间在自然生态资源的占有、使用、消费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富裕阶层、城市居民和发达地区的人们（这些可称为社会强势群体）与贫困阶层、农村居民和落后地区的人们（这些可称为社会弱势群体）在环境利益与环境责任的分担上存在不对等,这些现实的利益分化极易引起人们的心理不平衡,从而制约生态共识的达成。第三,利益机制驱动下部分企业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无视生态利益和社会公益,缺乏生态可持续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第四,一些公众虽然有一定的环境保护意识,但只关心与自己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环境问题,环境意识层次低,“从众”“搭便车”情结严重,生态责任意识不强。第五,除了利益分化和利益驱动这些主客观原因外,生态共识平台不健全也是制约生态共识形成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生态环境质量信息公开平台不完善,不能满足公众知情权;环境权益诉求平台不畅,影响公众表达权;环境决策平台滞后,影响公众参与积极性等,上述这些因素共同制约了生态共识的形成。新时代为凝聚最广泛的生态共识,化解分歧、解决矛盾,必须坚持以下原则:第一,公平正义原则,这是解决环境非正义问题必须遵循的原则。第二,平等协商原则,这一原则致力于实现主体间的平等沟通,消除和化解不同主体的利益矛盾,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第三,权责相统一原则,这一原则是对权利与责任关系的应然描述,公共利益是权责一致原则的价值追求,环境利益的公益性决定了每一行为主体都不能自私地占有生态利益却不承担相应的环境责任（义务）,只有每一行为主体都自觉遵守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原则,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分歧。第四,激励与约束并重原则,共识的达成需要提供合适的激励,即给予行为主体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激发其生态责任意识,同时也必须设置一些硬性约束,使反生态的行为得到应有的惩处,这也能起到一定的社会警示作用。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基础上,针对分歧和问题,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的路径如下:第一,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教育,通过发挥学校教育的基础作用、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和生态社区建设的模范带动作用,引导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意识,以引领生态共识的形成。第二,优化地方党政部门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通过建立科学的政绩导向机制、完善的生态考核评价体系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以激励党政干部生态共识的形成。第三,实现利益共享,完善公正的利益均衡和保障机制,解决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行业部门差异,以推动生态共识的形成。第四,建立激励相容机制,促发企业、环保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凝聚生态共识提供动力和支持,同时针对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必须实施严厉惩罚,使其形成“不敢污、不能污”的共识。最后,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平台、健全环境权益诉求平台和环境决策参与平台,通过搭建生态共识平台,助力生态共识的形成。

孟溦蕾^[5]（2018）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任务。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特定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显着的新进展和新成就。但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日益突出,这就使得通过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进而从整体上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综合素质成为当下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深入发展阶段追求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成为促进经济社会生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的宏观背景下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而上述矛盾和问题产生的根本症结就在于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所固有的弊端和缺陷仍在持续发挥影响和效力所导致。因此,实现对上述矛盾和问题的有效克服和有力消解,其根本途径就在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切实转变。本文主要研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五位一体生产方式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社会哲学表述,其内在地包含经济生产方式﹙简称为经济方式﹚、政治生产方式﹙简称为政治方式﹚、文化生产方式﹙简称为文化方式﹚、社会生产方式﹙简称为社会方式﹚和生态生产方式﹙简称为生态方式﹚五个方面的内容。从社会哲学角度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展开研究,从理论层面来讲,旨在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角度科学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本质,深刻挖掘基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总体性视域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所体现的客观规律和未来发展趋势,系统架构以五位一体生产方式为既有逻辑前提和内在展开线索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应具有的整体性逻辑体系,从而为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切实有效转变提供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新基点。从实践层面来讲,目的在于对科学揭示和准确反映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任务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定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所具有的战略性地位和重大意义、所包含的核心内容和科学内涵、所呈现的新的特点、要求和趋势、所蕴涵的系统全面性深刻变革本质作出新的尝试和努力,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切实有效转变以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发展方式作出贡献和力量。本文内容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重新解读了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有关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理论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旨在提供本课题的理论研究背景并据此确定由理论推演到实践探索的具体现实路径。第二部分主要是从社会哲学角度出发,以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进程为基点,分别对作为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组成内容的经济方式之经济力与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治方式之政治力与政治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文化方式之文化力与文化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方式之社会力与社会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生态方式之生态力与生态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相互作用展开研究和探讨,旨在对呈现在五位一体生产方式总体性视域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作用机理和具体作用路径作出系统性架构。第三部分主要是从总体性角度对五位一体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简要概述和总结。旨在以本文第二部分的具体展开论述为基础,对五位一体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进行总体性概括和说明的基础上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现实依据。

张青磊^[6]（2018）在《我国公民安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也是人类发展的首要条件。公民安全与公民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而且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同时,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公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得到了极大拓展,另一方面公民面临的安全威胁也越来越多,国家和公民已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安全已成为社会发展与人的幸福的首要价值性标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公民对安全的要求日益增长,维护和保障公民安全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提出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使保障公民安全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民主法治不断完善,军事科技实力逐步增强,互利共赢的和平外交顺利推进,我国公民安全总体上得到较好保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但是,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影响,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互交织,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渗透,境内不稳定因素与境外不稳定因素相互作用,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极端贫困问题、食品不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生产安全事故、盗窃诈骗类侵财性刑事犯罪、城镇化进程中的强征强拆、生态环境破坏、公权力腐败等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如何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是新时代推进公民自由而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新时代,我们必须从维护公民生存和发展的立场出发,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理念,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从微观角度探寻克服公民安全困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同时,我们还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公民可持续安全理念,从宏观角度思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总体路径。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七个部分。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研究的问题和内容及研究问题的说明,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等。正文第一章是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有关人的生存、人的财产、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和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及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等进行梳理分析,挖掘“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的理念、思想和观点,为科学界定公民安全做好理论铺垫。第二章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根据第一章对“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理念、思想和观点的梳理分析,结合学界对安全的不同界说,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明确公民安全的概念,核心内容和演绎路径,并分析探讨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和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的关系,为后文对我国公民安全进行系统分析奠定基础。该部分指出,公民安全是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在实际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免受来自内部或外界的非法侵害,以及所拥有的一种有保证或有保障的状态。公民生命安全、公民财产安全、公民自由安全是公民安全的核心内容,也是公民安全的价值所在。将自由安全纳入公民安全核心内容突破了传统上认为公民安全就是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界限。第三章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亦可称为公民安全的萌生条件。安全问题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相伴生,但公民安全作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安全的一个研究领域则是20世纪90年代“人的安全”理念提出以后的事情,这说明公民安全提出、形成和发展是需要条件的。该部分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等五个方面发生的变化来分析探讨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第四章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从我国公民安全安全核心内容的三个层面对我国公民安全概况进行现实考量,即主要从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层面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困境产生的原因,是本论文的重点。第五章是本文的另一个重点,分析探讨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该部分从中国公民安全实际出发,按照“分——总”的思路提出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第一节主要是针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第二节主要是根据我国公民安全的总体概况,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对如何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进行了总体思考。通过“分——总”思路分别提出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并使之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共同保障和推进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最后一部分是结语,虽然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复杂多元,而且有些难以预测,但在中国共产党党、中国政府、社会力量和公民的共同努力下,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会逐步得到解决或减少,公民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也会越来越完善。

张灏^[7]（2018）在《绿色发展观视野下的我国科技风险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人类社会科技飞速的进步,在当代社会背景下,由于人类活动频次的增强和活动区域的扩展,人类的决策与行为对人类自身、人类社会及自然界的影响力也逐步加大,由此产生的各种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威胁逐渐增强。科技作为推动当代生产力发展的主导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在不断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负面效应,由科技应用而引发的风险问题也日益凸显。科技使人类改造自然与控制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其具有的各种特性也带来了许多风险,需要多元利益相关主体共同参与科技活动治理。自上世纪50年代后,关于风险问题的研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形成了有关的风险理论与风险学说,一般说来,科技风险可以分为内部风险与外部风险。内部风险是科技自身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以及人类认识与控制能力有限性等因素所造成的风险。这些风险使科技治理增加困难,甚至导致创新失败的可能。内部风险的受体主要是科技活动的直接主体。外部风险是科技治理与应用等过程中,科技活动或人工物对已有物（如生态环境、有限资源等）、人自身以及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危害（如科技活动主体不愿承担相应的风险或转嫁各类风险,导致风险分配不正义而成为影响社会与世界稳定的风险源）。外部风险受体除了直接参与活动的主体外,还有各类非直接参与的主体,以及自然生态等非人主体。科技风险的存在就需要治理。科技风险治理具有复杂性。不同行动者对科技风险的识别具有差异性。而且长期以来,有些风险无法进行归责。科技与社会的相互融合和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使当代科技正成为当代社会最大的风险源之一。当前由科技应用引发的风险问题已然成为当代人文社会学科的主题之一,如何进行有效的防范和控制,将科技风险的危害降至最低,成为事关人类发展的重要议题。从现阶段科技风险研究领域来看,全社会对于科技风险的关注程度明显不足,相关基础理论还不够完善,难以有效地指导科技风险治理的具体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指导下,通过对科技风险的成因、属性及主要内容等进行分析和说明,积极探索在风险社会下治理科技风险的新型模式,尽可能地降低科技所带来的风险和危害,促进人类社会能够持续和稳定的发展进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当代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的选题是在总结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在绿色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引领下,综合当代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科技风险做出新的界定,由于科技的高度复杂性和其本身固有的不确定性而使科技在其应用过程中或应用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不能被人们充分认识,并且任何专家都不能完全准确地预测、计算和控制的潜在的、不确定的危害。我们需要把握科技风险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更大隐蔽性、更强危害性、更快的扩散性、连锁反应性和生成的渐进性等特征,就科技风险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以及成因进行详细的分析,努力克服或降低人类主体性的过分张扬、工业社会中科技的工具理性的片面夸大、市场经济中急功近利的利益驱动,以及对科技盲目崇拜的价值观和科技道德的滑坡等导致科技风险增大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关于科技风险的治理,主要从内部和外部对科技风险进行有效的治理,根据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对社会和公众在科技成果的应用方面要加强法制控制、道德控制、科技控制、完善科技风险评估机制、全球协同治理科技风险等一系列的控制措施和手段,期望达到更有效的控制科技风险的目的。本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如下:生态危机引起了人类对工业文明社会的反省,加快人类改变传统的发展观念与经济增长方式,使之朝着绿色的路径发展。只有以绿色发展观作为指导建设现代科技风险治理的创新机制,才能完成这一任务。科技风险治理创新机制有利于防范和控制科技风险,加快社会架构的调整,将绿色社会从理论变为现实。为此首先界定什么是科技风险:科技风险就是指在科技价值实现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可能对社会造成巨大损害的负面效应。科技所带来的风险表现为多种形式,包括生物、信息、核能等新材料和新能源在实际消费和享受过程中所存在的显性危害、隐性危害和潜在危害。科技风险主要分为狭义风险和广义风险。科技既能够把自然力转化为绿色环保、高效能的产品,减少环境污染,让人类获得更多的社会财富与使用价值,也会给人类带来科技风险,带来灾难。任何一个社会工业文明的发展都不可避免的会遭遇到科技风险。为了治理科技风险,我们需要树立绿色发展观,绿色发展观念的产生,是当代社会发展观念创新的结果,彰显了由科学发展观直至五项发展观念的改变,不但是意识领域创新的体现,还是实践形成的结果,这给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行的道路和方向,也就是利用绿色发展带动生态文明建设,以达到人类和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目标。以绿色发展观审视我国科技风险治理,我们看到,以绿色发展观审视我国科技风险治理,在承认“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基础上,同时发现科技不仅会带来风险,而且其自身本身也存在风险。传统的治理方式存在着诸多的不合理,不能回应来自当前各方面所提出的挑战。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促进科技进步的现实转向:坚持绿色发展:指向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代际之间的和谐与自由。坚持绿色发展,解决如何引导科技发挥积极动力。在以绿色发展观为指导治理我国的科技风险,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达到“他山之玉,可以攻玉”的目的。在以绿色发展观指导探讨中国科技风险治理的对策时,我们初步提出了基本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以及主要对策。我们认为,风险是科技的内在属性之一,虽然科技风险不可能完全消除,但通过人类的共同努力,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可以将科技风险的负效应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监督,最终促使科技为人类社会造福。坚持绿色发展观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重要体现,也是经济大国的重要担当。我们应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实现美丽中国做出应有的努力!

汪建明^[8]（2017）在《生态殖民主义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生态殖民主义指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其内部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社会的、科技的综合手段,利用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对生态规律的掌握,抢占生态制高点,迷惑殖民对象,筑起生态壁垒,巩固生态既得利益,同时又将自身的生态危机代价转嫁给被殖民对象,并以牺牲他人生态资源为代价,攫取最大殖民利益的思想和行为的总称。本文从界定生态殖民主义范畴入手,分析了这个范畴的内涵所处的历史、现实场域和理论场域,对这一范畴的历史演变做了全面的梳理,并阐述了生态殖民主义在社会历史的各个领域的表现类型。生态殖民主义并没有消除旧殖民主义对被殖民者残暴掠夺的本性,依然给被殖民对象带来传统的人道主义问题或灾难,但也加强了其文化和意识形态功能,手段更加间接、合法、隐秘。生态殖民主义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并嵌入到现代生活当中,是因为生态殖民主义与旧殖民主义在殖民理念和方式上进行了调整,使其具有旧殖民主义无法具有的优越性,如生态殖民主义与现代生活的共融共通性,生态殖民主义的生态学术欺诈性、生态殖民主义的主客体模糊性、生态殖民主义的唯利是图本性、生态殖民主义的合法性和殖民间接性、生态殖民主义文化的“普世价值”性、生态殖民主义事件的宏大性,这些特征使得人们不但看不清生态殖民主义事实存在,更找不到生态殖民主义后果的责任人,因而为生态殖民主义的推行提供了极大便利。根本上说,生态殖民主义首先是资本主义制度异化的结果,其次是资本主义科技文化异化的结果,是这种异化在全球化时代的集中爆发。对这一切的进一步追朔发现,生态殖民主义本质与旧殖民主义完全一致,即资本主义全球生态剥夺性和全面侵蚀性。鉴于生态殖民主义的内涵和表现具有历史与现实相互交织的复杂特征,简单地用一种意识形态去批判是轻松的,但也是不严谨的。对于生态殖民主义的理解和判断,只有在恰当的理论视角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生态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从当代各种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和生态批判理论上转型而来的一种理论形态,这种理论始终保持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及对殖民主义的批判精神。文中阐述了这种理论转型的根据,即生态尺度理论,指出生态尺度理论存在一个复杂横向构成,它包括生态政治尺度、生态经济尺度、生态军事尺度、生态文化尺度、生态法律尺度、生态科技尺度等,同时生态尺度也存在纵向分层次,即宏观和中观、微观尺度,两者构成一个生态尺度体系。各种类型的生态尺度都有其适用范围和层次,有它自身独立的价值性,但由于属于微观尺度层面,也有其局限性。本文主张生态殖民主义理论应有效吸收微观尺度的评价理论,但又要超越微观层面,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的宏观层面,即将生态殖民主义放到生态哲学、全球化、阶级斗争、社会历史规律等宏大叙事层面,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生态殖民主义。论文最后探讨了生态殖民主义的解决方案。东西方生态理论学界为消除生态殖民主义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构想,但这些构想的理论视角和尺度要么偏于微观层面,不是根本问题的解决办法,要么偏于抽象层面,使理论陷于空想。要消除生态殖民主义,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史观出发,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到并深入研究生态殖民主义的阶级性和生态剥夺性。应认识到生态殖民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具有不可调和性,应发挥传统文化的生态自足性功能,利用“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球战略,以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对抗并取代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全球化,最终消除生态殖民主义。

白彬^[9]（2017）在《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理论框架、测度方法和治理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我国进入环境敏感期,环境污染问题以及由环境污染引发的环境类群体性事件密集高发。国家和政府需要消耗大量的政治资源来消除环境问题带来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后果,造成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产生。政府会因为治理过程中自身积累的政治资源无法弥补耗损的政治资源而造成制度权威、政府公信力下降、公众满意度下降等一系列政治影响和政治后果,即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上升。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上升将危及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政府合法性以及国家安全。然而,目前关于环境治理经济成本问题和政府治理过程中的监管成本等物质成本的研究成果较多,关于政府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研究匮乏。因此,深入探讨我国政府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理论概念、分析框架、产生原因、测度方法等内容,并据此找出降低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有效路径,对丰富环境问题相关理论研究、更好提升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选取环境问题政治成本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规范研究进行深入理论分析,来论证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理论生成逻辑,在此基础上界定了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理论概念和基本特征;基于关注因环境问题而消耗的政治资源和带来的政治影响以及政治结果时应该重点加以考虑的内容和维度,构建了包含制度性政治成本、组织性政治成本和群众基础性政治成本在内的“三位一体”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理论分析框架为索引来分析环境问题政治成本产生原因;同时利用演化博弈分析和数值仿真来分析各级政府选择执行环境规制政策、治理环境污染问题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影响它们进行策略选择的演化过程,找出地方政府环境治理难见成效、环境问题持续恶化的关键原因,这将和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产生原因分析结果共同为降低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的路径选择提供思路和启示。同时,本文构建了环境问题政治成本测度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法对某地的环境问题政治成本进行了测度演算,验证了该测度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最后,本文提出通过强化依法执政、加强制度创新、转变治理模式、提升执法人员素质、积极引导公众参与、注重信息公开等具体治理策略,以期为各级政府降低环境问题政治成本提供政策建议。

董田甜^[10]（2016）在《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研究》文中指出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但同时聚集大量的民生问题使得社会矛盾凸显,从而对政治运行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真正解决民生问题、进一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深入系统地研究民生政治,推进民生政治。民生政治既是一个理论命题,也是一个实践议题。系统研究民生政治的理论框架有利于中国政治主题的新发展,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进程的客观趋势。重视民生政治的实践发展,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民生问题,有利于发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保障改善民生的政治理念、政治程序和行动模式。民生政治所倡导的公平正义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组成部分,民生政治所显示的治国理政程序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合理可行的战略选择。因此,民生政治是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应着力关注和弘扬的良治政治理念和具体操作模式,也应该成为学界研究现实政治问题的重要视角和分析途径。本文以民生政治的理论构成和实践发展为研究对象,通过揭示民生问题与政治发展的关系,力图全面系统地论证民生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基于政治发展与发展战略的基本框架与理论逻辑,从价值目标、动力阻力、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持四个维度构建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的战略体系,并在对我国民生政治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解读民生政治的战略实施与对策建议,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有必要提出一种新型的符合现实发展需要的民生政治命题,并以民生政治解读、统领和加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建设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国梦。为我国从“经济建设型”转向“民生型”的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并对政治改革与发展和政府治理方式提供参考意见,同时也为科学有效地改善转型期民生问题提供具有操作性的解决路径。论文结构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论,其逻辑结构和基本内容如下:绪论主要阐述本文选题的缘由及意义,并通过文献综述的形式对当前国内外学术界与本文议题相关的研究进行了概括,还简述了论文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手段等,对论文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也进行了预估。正文总体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民生政治的概念和理论基础,主要通过对民生、民生政治等核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分析,为民生政治的学术和现实内涵打下基础,本部分重点对民生政治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是后续论证的重要框架。第二部分以中国民生思想和发展历史为主线,以发展政治学为学科视角,在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探讨民生政治是合理可行的战略选择与构建的战略意义,重点从传统、环境和结构三方面分析,理性节制的政治变革是适合中国的政治发展战略。第三部分主要针对我国民生政治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第四、五、六、七部分分别阐述了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动力阻力、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系统构建出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的战略体系,这是本文的核心内容和研究重点。第八部分立足本国国情,探索民生政治进一步发展和优化的战略实施与对策建议,重点通过建立民生发展指数的预测模型来解读民生政治如何在实践中推动和发展进步,以及如何在实践中进一步推进民生政治发展和建设。最后的结论将各章节的主要观点贯穿起来,得出核心观点并展望中国民生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论文从战略与全局的高度,运用规范和实证相结合,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方法,结合中国实际分析马克思主义相关政治学说,提出构建民生政治的发展体系之说。较为系统地提出民生政治的概念,综合运用公共管理学、发展政治学等多学科交叉进行视角创新,试图在整体上推进民生政治学的原创性研究。对当代中国民生政治的系统研究重点在政治发展方面,从价值目标到制度和政策层面再到机制层面,从内到外逐层分析建构,提出系统的民生政治发展的研究趋势和实践探索路径,以利于在总体上推进民生政治发展的战略实施并提出具体行动方案和对策建议。

二、环境问题的产生和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环境问题的产生和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2）制度主义的环境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审视与现实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我国公民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绿色发展观视野下的我国科技风险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生态殖民主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理论框架、测度方法和治理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环境问题的产生和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2]制度主义的环境经济思想研究[D]. 杨珂. 云南大学, 2019(09)
• [3]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审视与现实价值[D]. 陈红睿. 吉林大学, 2018(03)
• [4]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研究[D]. 司会敏.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8(01)
• [5]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研究[D]. 孟溦蕾.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8(07)
• [6]我国公民安全研究[D]. 张青磊.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7)
• [7]绿色发展观视野下的我国科技风险治理研究[D]. 张灏. 武汉理工大学, 2018(07)
• [8]生态殖民主义研究[D]. 汪建明.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2)
• [9]环境问题政治成本：理论框架、测度方法和治理策略研究[D]. 白彬. 天津大学, 2017(09)
• [10]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研究[D]. 董田甜.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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