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投资体制改革刍议（论文文献综述）
白涛[1]（2022）在《财税体制改革背景下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改革思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交通事业是我国社会经济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领域之间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目前,我国正在逐步深化以预算管理制度、税收体系、事权为核心的财税体制改革,再加上时代发展和社会大众对交通事业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含交通基础设施方面,使得交通运输事业传统发展模式遭受到了较大的冲击。为此,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投融资机制,使交通事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方面得到资金上的有效支撑,为国内交通事业能够稳步提升水平并且向前发展提供有效保障。故笔者针对现阶段国内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关的研究和分析,并针对性提出一些创新意见和措施,助力新时期、新背景之下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改革工作,使其能够稳步推进、顺利进行。
杨良平[2]（2021）在《国资监管体制转变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作为体现全民意志的组织形式,理应通过改革进一步释放创新潜力,走在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前列。然而在以管资产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下,与政府干预行为相联系的政治成本以及内部治理缺乏制衡机制等常常导致国有企业在创新行为中普遍存在动力缺乏、意愿不强和投资不足等诸多问题,制约着国有企业创新效率提升。为深入推动政资分开、政企分开和提升国有企业经营效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次提出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逐步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因此,如何利用国资监管体制转变突破国有企业创新瓶颈,在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同时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首先梳理国资监管体制的演进历程,并分析国资监管体制由以管资产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的内在逻辑,也指出推动国资监管体制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的核心举措。其次,本文基于现有理论不仅分析了国资监管体制影响国有企业创新的直接作用机理,而且也分析国资监管体制可以通过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来优化企业创新决策行为、减轻政策性负担来增加企业创新资源投入行为以及缓解高管薪酬管制来增强创新意愿和主动性行为这三个路径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间接作用机理。然后,由于研究国资监管体制转变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需要准确测算国有企业创新效率,所以本文介绍了国有企业创新效率测度的主要方法并从地区、行业等方面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现状进行分析。再次,本文利用倾向匹配-双重差分（PSM-DID）、中介效应模型、系统GMM模型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检验国资监管体制政策转变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及中介作用机制。最后,考虑到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资监管体制转变的实现形式,本文进一步实证分析了基于混改后的股权结构变动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给出本文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为:第一,国有企业整体的创新效率低于民营企业,但差距并不明显。而且自从2015年之后,国有企业创新效率增速加快,这也意味着国资监管体制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之后,国有企业创新效率得以明显提升。第二,无论是以DEA方法测度企业创新效率还是以SFA方法测度的企业创新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国资监管体制转变的估计系数都显着为正。而且本文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之后和利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国资监管体制转变的估计系数依旧显着为正,表明实证研究结果是可靠的,国资监管体制宏观政策转变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确实具有促进作用。第三,国资监管体制转变除了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具有直接促进作用外,还可以通过影响企业创新决策行为、企业创新资源投入行为和创新意愿和主动性行为三个途径间接影响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第四,国资监管体制宏观政策转变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还受到企业类型、企业行政层级、区域改革进程等企业异质性因素影响。第五,本文以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的股权变动作为衡量国资监管体制转变微观实现形式的代理指标,结果表明股权融合度不仅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具有直接影响作用,而且还可以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减轻政策性负担和缓解高管薪酬管制等途径间接影响国有企业创新效率。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理论层面,基于中国国资监管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现实,本文提出了“制度创新—企业创新行为—企业创新效率”这一符合国有企业创新效率决定机制的理论假说,丰富了制度创新对微观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理论研究,也为实践中通过制度创新来优化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创新决策和创新行为进而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提供新思路。第二,研究内容方面,本文不仅从宏观政策变动和微观实现形式两个维度对国资监管体制政策变动影响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效果及其中介作用机理展开分析,还研究了企业异质性因素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丰富了国资监管体制转变影响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内容体系。第三,研究方法方面,已有文献中涉及国资监管体制转变相关内容基本以定性分析为主,本文尝试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国资监管体制转变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两个维度展开实证研究:一方面,在宏观政策变动维度方面,本文将国资监管体制政策转变看成一个“准自然实验”,利用PSM—DID模型研究国资监管体制宏观政策变动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微观实现形式维度方面,本文以混改后的股权变动作为反映国资监管体制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进程中微观层面的代理变量,分析混改企业股权变动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第四,研究观点方面,本文创新性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资监管体制转变的基本实现形式和手段。通过引入非国有股东实股权多元化改革,混改企业中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标的非国有股东会积极寻求参与企业公司治理来维护自身权益,也会对国有股东形成有效制衡。而且,随着非国有股东占企业全部股权比重的提升,这种制衡力量会更加明显,从而促使国资监管机构以资本为纽带,通过法人治理结构行使股东权利。因此,本文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资监管体制转变的基本实现形式和手段。
庞坤缺[3]（2021）在《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研究》文中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随着世界历史的不断发展,开放成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必然要素,体现了一个国家致力于自身发展和不断走向世界的发展诉求。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和稳定器,其中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就是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历史雄辩地证明,对外开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工作,在深刻把握时代发展趋势和中国对外开放实践的基础上,紧密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开放”“怎样扩大开放”“如何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新理念、新倡议,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是对中国对外开放理论精髓和实践经验的集中概括,也是新时代中国实施全面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遵循,同时,为探寻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方案,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本文围绕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这个主题,先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再探讨其理论特征、扩大对外开放与深化对内改革的辩证逻辑关系,接着深入梳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包括时代背景、理论渊源、现实依据等,再对其主要内容以及主要内容间的逻辑关系进行论述,接着从思想维度和实践维度,探析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最后从理论创新、实践意义、世界影响三个方面,系统总结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论文共分六个章节展开具体论述。第一章是绪论部分,本章主要把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和述评、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等问题,梳理介绍清楚,为整个研究奠定坚实基础。第二章是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基本理论概述,本章首先对开放、对外开放、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等概念内涵进行界定分析,再具体分析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征,最后在改革开放的框架内分析了扩大对外开放与深化对内改革的辩证关系。本章是论文研究的逻辑起点,理清了一些基本概念,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将本课题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第三章重点论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主要从其形成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现实依据等三个方面进行系统梳理、全面阐释。概而观之,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有着深刻必然的依据。国际、国内环境的新变化、新特点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它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开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对外开放思想为理论基础,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涵的对外交往理念、对外开放理论,成为其形成的宝贵思想资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着成就、我国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时期、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根本性变革、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等,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现实根基。第四章论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本章从坚持开放发展新理念、完善对外开放布局、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等几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并从根本理念、战略布局、重要支撑、价值目标、重要保障等方面,剖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之间所具有的严密内在逻辑关系。这一章是本文研究的逻辑中心,为后两章的研究做好铺垫、打下基础。第五章针对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展开剖析,本章从思想维度和实践维度两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具体来看,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统一、坚持民族情怀和全球视野相统一是其在思想维度的方法论;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统一、坚持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相结合、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是其在实践维度的方法论。在新时代境遇下,科学把握、系统剖析其方法论,对于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的理解和实践方略的践行,指导新时代对外开放不断向高水平迈进,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第六章归纳总结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本章是论文研究的逻辑终点,在前几章分析论述的基础上,本章从理论创新、实践意义和世界影响三个方面,集中揭示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具体来看,从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开放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等方面总结了其理论贡献;从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全面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助力中国话语体系传播等方面剖析了其实践意义;从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探索国际合作新机制、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探讨了其世界影响。
郑凯[4]（2021）在《“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文中指出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是整个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进行的一系列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与改革实践,都是在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演变而成的各种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模式,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和现实启示意义。在上世纪所有东欧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中,“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而且在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改革历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1968年春,在捷克斯洛伐克兴起的“布拉格之春”经济改革实践运动,是由当时担任捷共中央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的奥塔·锡克设计的“社会主义计划性市场经济理论”作为理论指导和实践方案,通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实行国民经济的宏观收入分配计划,希望改变国内经济萎靡、停滞不前的消极状态,试图彻底挣脱僵化的苏联模式中沉重的形式主义枷锁和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体制牢笼,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发展探寻另一条适合本国实际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由于理论本身的局限和客观条件的制约,以及国内外局势的不稳定等因素,这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极具影响力和突破性的经济改革实践,最终被苏联政府联合其他华约国家的军事武装力量彻底镇压和扼杀了,不得不以失败告终。尽管“布拉格之春”的失败已成历史,但是“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中蕴含的先进性思想和突破性进步也是不可抹去的事实。尤其是锡克主张的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制定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宏观收入分配计划,以及他着重强调的企业自主管理的独立性等核心内容,相比“兰格模式”和其他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和研究价值。实际上,究其根本原因来说,“锡克模式”的历史局限除了理论本身的不足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无法彻底摆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两极世界格局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各种束缚,即使仅仅是在经济领域的改革措施,都会由于苏联政府当局的极度敏感将其扭曲为政治变革的倾向,在这种政治高压下实现经济改革的创新突破几乎为不可能,只能更加放大和凸显出“锡克模式”潜在的乌托邦性质和理想主义色彩。本文通过对“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系统研究,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进程,试图为新时代下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进方向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远景目标所面临的改革发展难题,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发。具体来看,全文一共包含六个章节的内容。第1章是绪论部分,简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方法和思路、创新之处与不足。其中,着重从宏观角度介绍了国内外专家和学者对“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现状,因为大量阅读相关文献和着作,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论述来说是尤为关键的必要前提。第2章主要回顾了“锡克模式”形成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渊源。在阐述“锡克模式”产生的历史背景时,首先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状况作了简要概述,然后指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失败是促使国内经济亟需改革的主要原因,由此引出捷共进行“布拉格之春”经济改革运动的必要性和前因后果。在追溯“锡克模式”的思想渊源时,主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再生产理论和按劳分配理论,以及“兰格模式”中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社会主义中央计划模拟竞争市场和按劳分配为主体与社会分红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等内容进行详细分析。第3章则重点论述“锡克模式”的主要内容及本质特征。其中,主要内容包括:从生产和投资的信息化与利益化、反对垄断利润的剥削和制定自由竞争的价格三个方面论述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机制;从宏观平衡与微观平衡的区别、生产的可靠性预测和分配的约束性计划三个方面具体分析国民经济的宏观分配计划;从主要表现在生产和投资的决策权以及经营利润的支配权阐述社会主义企业的独立性。而本质特征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利益矛盾需要市场机制调节;计划、市场与工人自治相结合的“第三条道路”。第4章是通过对比分析的方法,辨析“兰格模式”与“锡克模式”之间的共性与不同,并进一步阐释“锡克模式”相对于“兰格模式”来说具备的进步与完善之处。其中,共性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公有制为前提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源的有效配置;改革措施的制定均涉及市场机制的作用问题。而不同之处则体现在:中央计划职能范畴的认识、市场价格形成的看法以及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作用范畴的观点上的不同。通过对比之后发现,“锡克模式”是对“兰格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与超越,主要体现在锡克不仅提倡“资本中立化”的劳动联合体和主张宏观分配计划下的市场机制,还主张应消除国家的绝对垄断来确保制定自由竞争的市场价格。第5章是客观地评析“锡克模式”所体现出的理论价值、时代进步性和历史局限性。首先,“锡克模式”的理论价值主要包括: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传统观点具有重要突破;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与道路。其次,“锡克模式”的时代进步意义在于:有利于革除苏联僵化模式的弊端;有助于摆脱经济危机的阴影;有益于实现激进式改革向渐进式改革的平稳过渡。第三,“锡克模式”的历史局限性则表现在:苏联模式主导下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与政治高压;忽略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与商品经济的实质关系;经济改革运动的发起条件和时机尚未成熟。第6章的内容意在总结“锡克模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发展的重要启示。首先,应注重权衡中央计划管理和市场机制作用的优势与弊端。不仅要严厉抵制政府权力绝对化、集中化和垄断化的腐败现象,进一步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还要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次,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开拓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必须加快建设更高标准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坚持和平与发展前提下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发展的独特优势。第三,科学认识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要正确看待公平与效率之间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在共享发展理念的视角下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田汉族[5]（2021）在《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与教育观念创新》文中研究表明教育经济学揭示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以及教育行为背后的经济逻辑,为准确理解和有效解决教育改革中的问题带来了全新观念,从教育经济价值观、教育投资观的确立,到教育市场观、教育民营观的形成,再到教育产权观、教育改革成本观、教育治理效能观的拓展,无不打上了教育经济学的烙印。系统梳理教育经济学不同发展阶段的重大理论成果,发现教育经济学的知识生产与教育观念更新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讨论促进了教育经济价值观形成,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强化了教育投资观,教育生产理论研究深化了教育效率观,教育产业问题争鸣使教育市场观、教育民营观更加明晰,而对教育制度经济学的探索则唤醒了教育治理的经济逻辑意识。深入探讨教育经济学知识生产与教育观念变化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强化教育经济学对教育实践的经济理性导向、成本与效率意识和效益最大化思想引领作用,引发人们心灵深处的教育思想革命与教育观念的自我超越,为教育实践发展提供了新方向、新思路、新想法,而且可以确证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不断成熟的学科的强大生命力。
王文文[6]（2021）在《历史沿革视域下的政府投资体制建设》文中认为新中国建立以来,政府投资体制建设经历了传统阶段和改革阶段,深刻地变革了中国的经济基础,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形成了新的投资格局,取得巨大成就。这个过程中,政府投资决策主体逐步多元化,投资资金来源日趋多样化,投资范围更加科学化,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建立。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政府投资体制的建设将得到进一步加强。深化政府投资体制改革,完善政府投资法律制度体系,理顺与之相关的若干关系等举措,将是未来政府投资体制建设的重点。
朱冠平[7]（2021）在《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及其管控对策》文中研究说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衍生物和附属品,是地方政府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有效解决,不仅事关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而且还关系到能否从根本上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因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内涵、特征、规模和影响机制不了解,导致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形成和扩张,这加剧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过高的地方政府或有债务会扩大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恶化政府的信用环境和影响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严重时更是会导致大规模的金融系统性风险、引发社会动荡和造成经济的长期低迷。为有效化解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风险,我国先后出台了多个政府债务管控政策文件。如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文件,要求严格限制地方政府举债程序,并对地方政府规模实行限额管理,地方政府举债不得突破限额标准。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和《地方政府隐形债务问责办法》文件的出台,更是标志着我国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从被动应对变为主动防范,有效推进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治理。频繁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政策文件出台,传递了中央在“遏制债务风险、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心。因此,开展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及其管控对策研究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只有准确理解了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我国才能从源头上根本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本文首先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相关基础理论进行梳理与分析,接着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内涵分类、规模测度、影响因素和管控对策四个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以便明确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关键点和创新点。然后,立足于当前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数据可得性、重要性以及实质重于形式等原则,对地方融资平台、地方国有企业、地方不良贷款和地方养老缺口导致的四类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进行测算。最后,基于扎根、代理和道德风险等理论,本文又分别从内部体制、政府动机和外部机制三个角度探讨了其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经过研究后,本文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由地方融资平台、地方国有企业、地方不良贷款和地方养老缺口四类形成的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在2010年后呈现逐年升高的态势,在2019年更是达到了 19.95万亿元,是2019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9倍,约占全国GDP的20%,表明我国为了偿还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需要近两年的地方财政收入才能偿还地方政府所引发的或有债务,或需要近20%的国民收入才能抵消地方政府引发的或有债务。（2）在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内部体制因素方面,本文以2006-2018年282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中央对地方的财政分权越高和给予的金融分权越高,则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越严重。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冲动在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过程中扮演中介作用,而政治激励则在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过程中扮演正向调节效应。（3）在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政府动机因素方面,本文研究发现“为增长而竞争”的增长型政府会加剧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而“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发展型政府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表现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增长型政府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在地方领导性别上表现出明显差异性影响,但在地方领导年龄层面未检验出差异性影响,而发展型政府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倒U型关系,不仅在地方领导任期表现出差异性影响,而且在地方领导学历层面也表现出差异性影响。（4）在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外部机制因素方面,本文研究发现政府审计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具有抑制功能,而媒体关注度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表现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信贷扩张和投资支出在政府审计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过程中扮演中介效应,而资源错配则在媒体关注度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过程中扮演着中介效应。从以上的研究结论可知,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增长型政府和政府审计不足会加剧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而发展型政府和媒体关注度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表现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本文又从财政金融、政府动机和外部机制三个角度分别提出防范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管控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现有文献,而且也能够为国家在“管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追求高质量发展”等经济政策方面提供重要的理论和经验证据支撑。
赵一涵[8]（2021）在《税收分成、财政激励与外商直接投资》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财政激励与FDI的规模、来源特征、产业类型、所在地区四个方面探讨了当地方政府税收分成比例下降时,随之而来的压力式财政激励如何影响其引进FDI的具体行为。本文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理论假说,并使用1998-2013年中国全国范围内293个地级市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使用了截止到目前的最新数据库,实证检验的结果支持了以下结论:第一,地市政府税收分成比例下降,财政压力提升,在地方经济发展竞争、政绩竞争、官员晋升竞争的背景下,财政压力转变为财政激励,财政激励提升,地方政府将更加有动力引进FDI,地区FDI规模将扩大;第二,当地市政府财政激励加大时,将更有动力吸引外国资本（非港澳台资本）,而不是港澳台资本;第三,当地市政府财政激励加大时,相较于非产能过剩行业的FDI,地方政府将更倾向于吸引产能过剩行业的FDI;第四,当地市政府财政激励加大时,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更加倾向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中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次之,而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则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行为则无明显变化。同时,本文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从地方政府行为这一相对微观的角度,以辽宁省沈阳市为案例研究的对象,分析财政激励对地方政府引进FDI的具体影响。本文案例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补充了地方政府在税收分成比例降低的财政激励下引进FDI的直观动机,即通过FDI扩大税收,保持财政收支平衡。本文的研究发现,增值税税收分成比例下降时,地方政府引进FDI的行为提高了税收收入,减轻了由此产生的财政压力,这直接说明了地方政府大力引进FDI的最直接原因,这也验证了地方政府应对压力式财政激励而引进FDI的政策策略,证明了本文基本逻辑的成立。在财政激励下,关于地方政府引进FDI的影响,本文发现地方政府基于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提高晋升机会、发展地方经济的动机引进FDI时,会偏向产能过剩行业,以期获得产能过剩行业带来的增值税的高税收收益。而事实上,这些产能过剩行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给中国本土企业带来负向竞争效应与市场份额的丢失,导致中国本土企业的生产绩效降低。针对上述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强调新发展理念,着重提高双循环背景下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第二,完善财政管理体制,给予省级政府一定的税权;第三,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提升地方治理有效性;第四,保持适当的财政激励,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第五,适当降低地方财政压力,加强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管。
沈丁心[9]（2021）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文中指出2020年9月,安倍晋三内阁闪电辞职,菅义伟接任,日本政治从此开启了“后安倍时代”。安倍晋三两次执掌日本政坛,创下了日本战后政治家最长执政记录。安倍时代已去,但却为日本政坛留下了诸多政治遗产,其中,安倍有关经济外交的构想、政策行动与成效,对日本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影响依然深远广泛。“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将向何方,格外引人注目。因此,从了解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取向和展望未来日本外交发展趋势的意义上,回顾与总结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渐趋展现为相对积极的态势。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促动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存的逐步发展与不断完善;同时,逆全球化的趋势,亦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化共生同行,在相当复杂的国际战略互动中展现出突出的影响。在上述时代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经济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其在日本对外交往和外交政策实行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标锁定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经济外交相关变量之间的耦合与交叉互动等问题上,通过这项研究以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在新时代的现状与变化,把握其特征与发展趋势,为我国对日外交乃至我国外交的发展与未来方向塑造等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日本官方数据和政府资料等为主要基础数据,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分析以安倍政府（第二次执政）时期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构想、实施内容、外延变化、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本文由绪论（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现状分析）、正文（五章）和结论、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构成。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内生变化与外在变迁等作为问题导向,通过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等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明确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前提,为其后展开的有关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构想、具体政策实践、政策实施的模式建构和发展趋势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本文第一章以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与释义为核心内容,通过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外交研究的相应理论解读来建构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解读,不仅意在充实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认知,而且能为解读21世纪日本经济外交发展的指导理念提供更为明晰的线索与方法。如何有效评估日本经济外交的现状与未来趋势,需要充分发挥国际关系理论和经济外交研究理论的指引作用。本文第二章以时代演变中的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为主题,梳理与解读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历史与现状,厘清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内涵,特别是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内涵。从纵向的视角分析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构想、布局的变化及其五大支柱（对外贸易、经济援助、对外投资、经济制裁、经济合作）的基本内涵与进展,以及与安倍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实施日本经济外交的具体战略构想与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日本在经济外交的各个领域具体实施经贸外交、投资外交与援助外交,乃至制裁外交,例如签署CPTTP、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等等过程的分析,阐释经济外交与日本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的交互作用,展现日本经济外交在日本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第三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扩大为主题,通过对“大阪轨道”构想及其实施过程的全面分析和东日本大地震后危机外交公关的经济外交实施案例的实证分析,具体阐述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是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而实现自身理念与政策实践升级的过程。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解读,是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章中对于“大阪轨道”的关注与研究,是针对日本外交整体实践中,基于主场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联性互动,阐释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研究。同时,针对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专门性案例研究,以“谣传损害”背景下的经济外交作为分析案例,从另一个侧面充实了有关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论证过程。同时,本章对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比较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通过对比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阐释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本文第四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动因、特点与评价为主题。对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研究,本文的关注不单局限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本身,更注重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产生的动机与深层原因等问题方面。基于国家治理与国家战略的双重视角,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变化特点等问题。本文第五章以“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与展望为题,在综合分析日本经济外交嬗变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对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构想、面临的困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展望,是分析、研究与评价日本外交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从国家治理到外交实践的相关构想与政策实践,而且与日本面临的外在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分析考察,本文尝试在结论部分提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本文尝试建构新的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通过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三个维度,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政策及其属性嬗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方位地考察日本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实践与发展变化,转变现有日本外交研究的思维定势,实现日本外交研究的理论创新。本文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研究,是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优化与拓展。第二,日本经济外交的内在构成与自身的逻辑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的环境变化,特别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断地完善内涵,适时地扩展外延的有机整体。应对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巨大变化,安倍政府重新认识和调整经济外交的价值与作用,是其现实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最明显体现。第三,本文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经济外交内涵变化与外延扩大的问题。诸如经济外交中的文化属性问题、公共外交与国际文化传播与经济外交政策的交叉融合问题等,为全面认识和把握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独立的思考。本文认为,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在21世纪日本国家外交实践中的延续,也是安倍政府在和平主义外交与文化产业立国等治国理念指导下,主动顺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适时调整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外交实践过程。第四,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对日本经济外交特别是安倍经济外交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础和政策动力,同时也决定了日本经济外交的特性与发展困局。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既给日本振兴经济与国际合作,重振国家自信提供了助力,同时也无法避免受到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国际认知等等的局限与约束,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无法摆脱既有的发展思路与框架,无法完全回应日本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能否摆脱困局,在日本经济与日本外交、日本国家转型与国际社会发展等等交汇过程中,继续发挥有效的链接与平衡作用,为日本的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待持续观察。
赵永斌[10]（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说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二、投资体制改革刍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投资体制改革刍议（论文提纲范文）
（1）财税体制改革背景下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改革思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一、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概况 |
| (一)投资融资政策 |
| (二)投资融资政策的落地 |
| (三)主要存在的问题 |
| 1.交通基础设施融资方面的问题 |
| 2.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问题 |
| 二、交通基础设施面临的投资和融资情况分析 |
| (一)国内外基础设施投资对比分析 |
| (二)未来我国在基础交通上的投资趋势分析 |
| (三)对投资分配的区域分析 |
| 三、国家体制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 |
| (一)对财税体制的影响 |
| (二)政府举债制度的影响 |
| (三)管理机制对专项资金的影响 |
| 四、对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一些建议 |
| (一)转变传统的投资融资观念 |
| (二)建立相关的责任机制 |
| (三)优化资金支出制度 |
| (四)完善特许经营模式 |
| (五)推动绩效管理机制的建设 |
| 结论 |
（2）国资监管体制转变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附件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有资产监管体制转变相关研究 |
| 1.2.2 企业创新界定与企业创新效率测度相关研究 |
| 1.2.3 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研究 |
| 1.2.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1.3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政策演进、转变逻辑与实现形式 |
| 2.1 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政策演进 |
| 2.1.1 计划经济时期的高度集中阶段(1949—1978) |
| 2.1.2 改革开放初期的放权让利和两权分离阶段(1978—1987) |
| 2.1.3 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初步形成阶段(1988—2002) |
| 2.1.4 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深化改革阶段(2003—2012) |
| 2.1.5 以管资本为主国资监管体制构建与发展阶段(2013—至今) |
| 2.2 国资监管体制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的内在逻辑 |
| 2.2.1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融合 |
| 2.2.2 推进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
| 2.2.3 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
| 2.3 以管资本为主构建新型国资监管体制的实现形式 |
| 2.3.1 基本实现形式: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
| 2.3.2 其他政策措施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国资监管体制转变影响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理论分析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 |
| 3.1.2 新产业组织理论 |
| 3.1.3 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 |
| 3.2 国资监管体制转变影响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机理分析 |
| 3.2.1 新的尝试:基于“制度转变—企业行为—企业绩效”的分析思路 |
| 3.2.2 优化产权结构效应 |
| 3.2.3 节约交易成本效应 |
| 3.2.4 降低代理成本效应 |
| 3.3 国资监管体制转变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影响的传导路径分析 |
| 3.3.1 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路径 |
| 3.3.2 减轻政策性负担路径 |
| 3.3.3 缓解高管薪酬管制路径 |
| 3.4 全文逻辑结构与实证设计阐释 |
| 3.4.1 两个维度:宏观政策转变与微观实现形式 |
| 3.4.2 实证研究设计讨论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有企业创新现状、创新效率测度与评价 |
| 4.1 国有企业创新现状及问题分析 |
| 4.1.1 国有企业创新现状 |
| 4.1.2 国有企业创新存在问题 |
| 4.2 国有企业创新效率测度 |
| 4.2.1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 |
| 4.2.2 随机前沿方法(SFA) |
| 4.2.3 DEA 方法和SFA 方法比较 |
| 4.3 国有企业创新效率评价 |
| 4.3.1 测度方法选取-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法 |
| 4.3.2 变量与指标说明 |
| 4.3.3 国有企业创新效率评价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资监管体制宏观政策转变对国企创新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设定 |
| 5.1.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5.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2.1 倾向得分匹配(PSM) |
| 5.2.2 倾向匹配—双重差分估计结果与分析 |
| 5.3 内生性处理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异质性分析 |
| 5.5.1 不同行政层级的差异 |
| 5.5.2 不同企业类型的差异 |
| 5.5.3 基于企业所在地区的差异 |
| 5.7 本章小节 |
| 第6章 国资监管体制宏观政策转变影响国企创新效率的中介机制检验 |
| 6.1 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
| 6.2 变量和数据选取 |
| 6.2.1 中介变量的指标设定 |
| 6.2.2 数据说明 |
| 6.3 基于创新决策维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路径 |
| 6.3.1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2 稳健性检验 |
| 6.4 基于创新资源维度:减轻政策性负担路径 |
| 6.4.1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2 稳健性检验 |
| 6.5 基于创新意愿维度:缓解高管薪酬管制路径 |
| 6.5.1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5.2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国资监管体制转变实现形式对国企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混改的股权结构变动 |
| 7.1 混改企业股权结构变动影响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理论分析 |
| 7.1.1 股权结构变动影响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直接作用机理分析 |
| 7.1.2 股权结构变动影响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间接作用机理分析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模型构建 |
| 7.2.2 变量定义 |
| 7.2.3 数据来源 |
| 7.4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
| 7.5 中介机制检验 |
| 7.5.1 基于降低代理成本维度 |
| 7.5.2 基于减轻政策性负担维度 |
| 7.5.3 基于缓解高管薪酬管制维度 |
| 7.6 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
| 7.6.1 内生性处理 |
| 7.6.2 稳健性检验 |
| 7.7 异质性分析 |
| 7.7.1 基于国有企业类型的差异 |
| 7.7.2 基于国有企业所在地区的差异 |
| 7.8 本章小节 |
| 第8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以科学放权和行权推动国资监管体制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 |
| 8.2.2 提高不同层级、类型和区域国资监管体制转变同步性 |
| 8.2.3 以混改推动企业治理机制和经营机制完善,优化企业创新行为 |
| 8.2.4 推进国资监管体制转变与国企改革相协调 |
| 8.2.5 完善国资监管体制转变的相关制度保障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2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相关理论概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开放的内涵 |
| 2.1.2 对外开放的内涵 |
| 2.1.3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涵 |
| 2.2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征 |
| 2.2.1 宽广的马克思主义视野 |
| 2.2.2 强烈的风险意识 |
| 2.2.3 博大的国际胸怀 |
| 2.2.4 科学的思维方式 |
| 2.2.5 形象的语言风格 |
| 2.3 扩大对外开放与深化对内改革的关系 |
| 2.3.1 以开放促改革,对外开放为对内改革提供丰富经验 |
| 2.3.2 以改革促开放,对内改革为对外开放提供坚实基础 |
| 2.3.3 二者辩证统一,共同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
| 3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 |
| 3.1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形成的时代背景 |
| 3.1.1 国际背景 |
| 3.1.1.1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时代潮流 |
| 3.1.1.2 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发生新变化 |
| 3.1.1.3 国际规则体系面临深刻变革 |
| 3.1.2 国内背景 |
| 3.1.2.1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
| 3.1.2.2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
| 3.1.2.3 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持续上升 |
| 3.2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渊源 |
| 3.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开放的理论 |
| 3.2.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开放的理论 |
| 3.2.1.2 列宁关于开放的理论 |
| 3.2.2 中国共产党人的对外开放思想 |
| 3.2.2.1 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 |
| 3.2.2.2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 |
| 3.2.2.3 江泽民的对外开放思想 |
| 3.2.3.4 胡锦涛的对外开放思想 |
| 3.2.3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交往和开放的思想资源 |
| 3.2.3.1 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 |
| 3.2.3.2 郑和下西洋,“锐意通四夷”的睦邻友好交往思想 |
| 3.2.3.3 林则徐、魏源等人的“知夷情”“解夷事”“睁眼看世界”等开放思想 |
| 3.2.3.4 康有为、梁启超的开放思想 |
| 3.2.3.5 孙中山的开放主义思想 |
| 3.3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形成的现实依据 |
| 3.3.1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着成就 |
| 3.3.2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时期 |
| 3.3.3 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根本性变革 |
| 3.3.4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 |
| 4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4.1 根本理念:坚持开放发展新理念 |
| 4.1.1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
| 4.1.1.1 开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 |
| 4.1.1.2 扩大开放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
| 4.1.2 开放发展新理念的丰富内涵 |
| 4.1.2.1 主动开放 |
| 4.1.2.2 全面开放 |
| 4.1.2.3 共赢开放 |
| 4.1.2.4 双向开放 |
| 4.1.2.5 公平开放 |
| 4.1.3 加快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 |
| 4.1.3.1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
| 4.1.3.2 推动贸易强国建设 |
| 4.1.4 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
| 4.1.4.1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特点 |
| 4.1.4.2 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更均衡更充分的高质量发展 |
| 4.2 战略布局:完善对外开放布局 |
| 4.2.1 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
| 4.2.1.1 打造东部沿海开放新高地 |
| 4.2.1.2 加快内陆沿边开放步伐 |
| 4.2.1.3 陆海统筹推动海洋强国建设 |
| 4.2.2 完善对外开放贸易布局,推动我国从外贸大国迈向贸易强国 |
| 4.2.2.1 不断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
| 4.2.2.2 推动多边、区域、双边贸易协同发展 |
| 4.2.2.3 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
| 4.2.2.4 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
| 4.2.3 完善对外开放双向投资布局,促进“引进来”与“走出去”协调发展 |
| 4.2.3.1 稳步实施“引进来” |
| 4.2.3.2 积极推进“走出去” |
| 4.3 战略重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
| 4.3.1 “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历程 |
| 4.3.1.1 “一带一路”建设的提出 |
| 4.3.1.2 “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化 |
| 4.3.2 “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目标 |
| 4.3.2.1 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 |
| 4.3.2.2 将“一带一路”建成繁荣之路 |
| 4.3.2.3 将“一带一路”建成开放之路 |
| 4.3.2.4 将“一带一路”建成创新之路 |
| 4.3.2.5 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 |
| 4.3.3 “一带一路”建设的丰硕成果 |
| 4.3.3.1 政策沟通不断深化 |
| 4.3.3.2 设施联通不断加强 |
| 4.3.3.3 贸易畅通不断提升 |
| 4.3.3.4 资金融通不断扩大 |
| 4.3.3.5 民心相通不断促进 |
| 4.3.4 “一带一路”建设对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影响 |
| 4.3.4.1 为我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合作提供重要平台 |
| 4.3.4.2 为我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辟广阔空间 |
| 4.4 重要支撑: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
| 4.4.1 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中国定位与角色 |
| 4.4.1.1 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定位 |
| 4.4.1.2 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 |
| 4.4.2 以中国智慧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
| 4.4.2.1 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
| 4.4.2.2 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
| 4.4.3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 |
| 4.4.3.1 在全球政治和安全领域展示中国担当 |
| 4.4.3.2 在经济金融领域提供中国方案 |
| 4.4.3.3 在网络治理新兴发展领域承担中国责任 |
| 4.4.3.4 在构建国际海洋新秩序中贡献中国力量 |
| 4.5 价值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4.5.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 |
| 4.5.1.1 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 |
| 4.5.1.2 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
| 4.5.1.3 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 |
| 4.5.1.4 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
| 4.5.1.5 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
| 4.5.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途径 |
| 4.5.2.1 政治上坚持对话协商,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 |
| 4.5.2.2 安全上坚持共治共处,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 |
| 4.5.2.3 经济上坚持合作共赢,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 |
| 4.5.2.4 文化上坚持互鉴共存,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 |
| 4.5.2.5 生态上坚持绿色低碳,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
| 4.6 重要保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
| 4.6.1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 |
| 4.6.1.1 相互尊重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坚实基础 |
| 4.6.1.2 公平正义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
| 4.6.1.3 合作共赢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理念 |
| 4.6.2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外交实践 |
| 4.6.2.1 秉持合作共赢原则,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
| 4.6.2.2 树立“亲诚惠容”理念,构建新型周边关系 |
| 4.6.2.3 坚持正确义利观,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协作 |
| 5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 |
| 5.1 思想维度 |
| 5.1.1 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 |
| 5.1.2 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统一 |
| 5.1.3 坚持民族情怀和全球视野相统一 |
| 5.2 实践维度 |
| 5.2.1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 |
| 5.2.2 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统一 |
| 5.2.3 坚持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相结合 |
| 5.2.4 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 |
| 6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 |
| 6.1 理论创新 |
| 6.1.1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对外开放理论 |
| 6.1.2 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 |
| 6.1.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 |
| 6.2 实践意义 |
| 6.2.1 为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增添新动力 |
| 6.2.2 为全面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拓展新空间 |
| 6.2.3 为助力中国话语体系传播,提供新平台 |
| 6.3 世界影响 |
| 6.3.1 为世界经济增添新动能,展示了中国力量 |
| 6.3.2 为探索国际合作新机制,提供了中国方案 |
| 6.3.3 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锡克模式”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渊源 |
| 2.1 “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
| 2.1.1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状况 |
| 2.1.2 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失败促使国内经济亟需改革 |
| 2.1.3 “布拉格之春”经济改革运动的前因后果 |
| 2.2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影响 |
| 2.2.1 价格理论 |
| 2.2.2 再生产理论 |
| 2.2.3 按劳分配理论 |
| 2.3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借鉴 |
| 2.3.1 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发展模式 |
| 2.3.2 社会主义中央计划模拟竞争市场的经济模式 |
| 2.3.3 按劳分配为主体与社会分红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 |
| 第3章 “锡克模式”的主要内容及本质特征 |
| 3.1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机制 |
| 3.1.1 生产和投资的信息化与利益化 |
| 3.1.2 反对垄断利润的剥削 |
| 3.1.3 制定自由竞争的价格 |
| 3.2 国民经济的宏观分配计划 |
| 3.2.1 宏观平衡与微观平衡的区别 |
| 3.2.2 生产的可靠性预测 |
| 3.2.3 分配的约束性计划 |
| 3.3 社会主义企业的独立性 |
| 3.3.1 生产和投资的决策权 |
| 3.3.2 经营利润的支配权 |
| 3.4 “锡克模式”的本质特征 |
| 3.4.1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利益矛盾需要市场机制调节 |
| 3.4.2 计划、市场与工人自治相结合的“第三条道路” |
| 第4章 “锡克模式”与“兰格模式”的对比分析 |
| 4.1 “锡克模式”与“兰格模式”的共性 |
| 4.1.1 以公有制为前提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
| 4.1.2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源的有效配置 |
| 4.1.3 改革措施的制定均涉及市场机制的作用问题 |
| 4.2 “锡克模式”与“兰格模式”的不同 |
| 4.2.1 中央计划职能范畴的认识不同 |
| 4.2.2 市场价格形成的看法不同 |
| 4.2.3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作用范畴的观点不同 |
| 4.3 “锡克模式”是对“兰格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与超越 |
| 4.3.1 提倡“资本中立化”的劳动联合体 |
| 4.3.2 主张宏观分配计划下的市场机制 |
| 4.3.3 制定自由竞争的市场价格应消除国家的绝对垄断 |
| 第5章 “锡克模式”的思想评析 |
| 5.1 “锡克模式”的理论价值 |
| 5.1.1 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
| 5.1.2 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传统观点具有重要突破 |
| 5.1.3 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与道路 |
| 5.2 “锡克模式”的时代进步性 |
| 5.2.1 有利于革除苏联僵化模式的弊端 |
| 5.2.2 有助于摆脱经济危机的阴影 |
| 5.2.3 有益于实现激进式改革向渐进式改革的平稳过渡 |
| 5.3 “锡克模式”的历史局限性 |
| 5.3.1 苏联模式主导下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与政治高压 |
| 5.3.2 忽略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与商品经济的实质关系 |
| 5.3.3 经济改革运动的发起条件和时机尚未成熟 |
| 第6章 “锡克模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启示 |
| 6.1 注重权衡中央计划管理和市场机制作用的优势与弊端 |
| 6.1.1 严厉抵制政府权力的绝对化、集中化和垄断化 |
| 6.1.2 进一步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
| 6.1.3 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 6.2 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开拓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 |
| 6.2.1 加快建设更高标准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
| 6.2.2 坚持和平与发展前提下的世界经济一体化 |
| 6.2.3 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发展的独特优势 |
| 6.3 科学认识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
| 6.3.1 正确看待公平与效率之间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 |
| 6.3.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同富裕的目标 |
| 6.3.3 在共享发展理念的视角下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与教育观念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一、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讨论及教育经济价值观的确立 |
| (一)教育劳动非生产性的认识突破与教育劳动经济价值观确立 |
| (二)教育部门的性质争论与教育先行观认同 |
| (三)教育经济价值的论证与教育经济价值观形成 |
| 二、人力资本理论引进和研究与教育投资观的定型 |
| (一)教育投资合理比例研究与加大政府投资的认识强化 |
| (二)教育投资成本-收益分析与教育成本分担的共识达成 |
| (三)教育投资风险问题探索与理性教育投资观的倡导 |
| 三、教育生产理论逐渐形成与教育效率观的丰富 |
| (一)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分析与教育整体效率观的具体化 |
| (二)教育规模经济理论提出与教育规模效率理念强化 |
| (三)教育范围经济实证分析与教育联合生产效率观的创新 |
| 四、教育产业问题争鸣与教育市场观念的明晰化 |
| (一)教育服务产品理论的提出与教育民营观的兴起 |
| (二)教育与市场经济关系的深入讨论与教育改革市场化取向的广泛认同 |
| (三)民办教育是否可以营利的讨论与民办教育营利观的突破 |
| 五、教育制度经济学孕育与教育治理的经济逻辑意识确立 |
| (一)教育产权理论的形成与教育产权制度观的建立 |
| (二)交易成本理论运用与教育改革成本观的提出 |
| (三)委托代理理论运用与教育治理效能观的重建 |
| 六、结语 |
（6）历史沿革视域下的政府投资体制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一、政府投资体制传统阶段的积累 |
| (一)高度集权形成阶段(1949—1958年) |
| (二)“分权—收权”探索阶段(1958—1965年) |
| (三)停滞和重建阶段(1966—1978年) |
| 二、政府投资体制改革阶段的成就 |
| (一)破冰阶段(1979—1984年) |
| 第一，政府投资主体逐步多元化，投资决策权逐步下放。 |
| 第二，政府投资方式调整，注重投资的科学性。 |
| 第三，政府投资范围逐步缩小，引入社会投资力量。 |
| (二)探索阶段(1984—1991年) |
| 第一，投资决策权进一步下放。 |
| 第二，政府投资的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
| 第三，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建立。 |
| (三)步入正轨阶段(1991—2003年) |
| 第一，进一步推动投资决策权的下放力度，分类管理投资项目。 |
| 第二，深化投资融资体制改革，进一步拓宽投资资金来源。 |
| 第三，初步建立责任机制。 |
| (四)深化阶段(2004年至今) |
| 第一，进一步明确了政府投资范围。 |
| 第二，简政放权，规范投资决策权的行使。 |
| 第三，规范政府投资资金管理。 |
| 第四，完善政府投资项目决策机制。 |
| 第五，健全政府投资监督机制。 |
| 三、政府投资体制建设成就的总体评述 |
| (一)政府投资决策主体逐步多元化 |
| (二)政府投资资金来源日渐多样化 |
| (三)政府投资范围的界定更加科学化 |
| (四)政府投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建立 |
| 四、政府投资体制建设未来的方向 |
| (一)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发挥政府投资的有效性 |
| (二)完善政府投资法律制度体系，出台投资基本法 |
| (三)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理顺与之相关的若干关系 |
（7）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及其管控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问题和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2 相关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相关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内涵分类的相关研究 |
| 2.2.2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测算的相关研究 |
| 2.2.3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2.4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管控对策的相关研究 |
| 2.2.5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3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测算 |
| 3.1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概念界定 |
| 3.2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估算思路 |
| 3.3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估算方法 |
| 3.3.1 地方融资平台或有债务 |
| 3.3.2 地方国有企业或有债务 |
| 3.3.3 地方不良贷款或有债务 |
| 3.3.4 地方养老缺口或有债务 |
| 3.4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分类测算结果 |
| 3.4.1 地方融资平台或有债务测算结果 |
| 3.4.2 地方国有企业或有债务测算结果 |
| 3.4.3 地方不良贷款或有债务测算结果 |
| 3.4.4 地方养老缺口或有债务测算结果 |
| 3.5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总测算结果 |
| 3.6 本章小结 |
| 4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内部体制因素 |
| 4.1 内部体制因素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4.1.1 直接影响 |
| 4.1.2 间接影响 |
| 4.2 内部体制因素的数据选取和模型设计 |
| 4.2.1 数据选取 |
| 4.2.2 模型设计 |
| 4.3 内部体制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 |
| 4.3.2 相关性分析 |
| 4.3.3 主回归结果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4 内部体制因素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4.1 财政分权、投资冲动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4.4.2 金融分权、投资冲动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4.4.3 财政分权、政治激励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4.4.4 金融分权、政治激励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4.5 本章小结 |
| 5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政府动机因素 |
| 5.1 政府动机因素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5.1.1 直接影响 |
| 5.1.2 情景分析 |
| 5.2 政府动机因素的数据选取和模型设计 |
| 5.2.1 数据选取 |
| 5.2.2 模型设计 |
| 5.3 政府动机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相关性分析 |
| 5.3.3 主回归结果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政府动机因素的影响机制分析 |
| 5.4.1 增长型政府、地方领导性别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5.4.2 增长型政府、地方领导年龄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5.4.3 发展型政府、地方领导任期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5.4.4 发展型政府、地方领导学历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5.5 本章小结 |
| 6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外部机制因素 |
| 6.1 外部机制因素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6.1.1 直接影响 |
| 6.1.2 间接影响 |
| 6.2 外部机制因素的数据选取和模型设计 |
| 6.2.1 数据选取 |
| 6.2.2 模型设计 |
| 6.3 外部机制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相关性分析 |
| 6.3.3 主回归结果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外部机制因素的影响机制分析 |
| 6.4.1 政府审计、信贷扩张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6.4.2 政府审计、投资支出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6.4.3 媒体关注度、资源错配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6.5 本章小结 |
| 7 管控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政策建议 |
| 7.1 从财政金融角度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进行管控 |
| 7.1.1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理清政府间财事关系 |
| 7.1.2 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避免金融风险财政化 |
| 7.2 从政府行为角度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进行管控 |
| 7.2.1 转变政府职能观念,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7.2.2 弱化经济考核指标,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 |
| 7.3 从外部机制角度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进行管控 |
| 7.3.1 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保证公权力不被滥用 |
| 7.3.2 建立问责长效机制,防范问责效果被弱化 |
| 7.3.3 改进预算编制制度,提高地方预算透明度 |
| 8 本文的研究结论、局限和展望 |
| 8.1 本文的研究结论 |
| 8.2 本文的研究局限 |
| 8.3 本文的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研究成果 |
（8）税收分成、财政激励与外商直接投资（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主要内容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财政激励相关研究 |
| 2.1.1 财政激励的内涵 |
| 2.1.2 税收分成改革、财政激励与地方政府行为 |
| 2.2 FDI相关研究 |
| 2.2.1 FDI的内涵 |
| 2.2.2 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
| 2.2.3 财政激励下地方政府引进FDI的原因 |
| 2.2.4 FDI技术溢出效应 |
| 2.3 文献评述 |
| 3 中国财政体制及FDI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
| 3.1 中国财政体制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
| 3.2 FDI发展历史及现状分析 |
| 3.2.1 FDI发展历程 |
| 3.2.2 FDI发展现状:创新发展 |
| 4 财政激励与FDI的实证分析 |
| 4.1 理论假说 |
| 4.1.1 财政激励与FDI规模 |
| 4.1.2 财政激励与FDI的来源特征 |
| 4.1.3 财政激励与FDI的产业类型 |
| 4.2 基本回归策略 |
| 4.2.1 模型设置 |
| 4.2.2 变量构建 |
| 4.2.3 数据选取 |
| 4.3 基准回归结果 |
| 4.4 异质性分析 |
| 4.5 稳健性检验 |
| 5 财政激励与FDI的案例研究 |
| 5.1 研究思路 |
| 5.2 案例背景 |
| 5.3 案例分析:基于辽宁省沈阳市的案例研究 |
| 5.4 案例分析结论与启示 |
| 5.4.1 案例分析结论 |
| 5.4.2 案例分析启示 |
| 6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启示 |
| 6.3 政策建议 |
| 6.3.1 强调新发展理念,着重提高双循环背景下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 |
| 6.3.2 完善财政管理体制,给予省级政府一定的税权 |
| 6.3.3 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提升地方治理有效性 |
| 6.3.4 保持适当的财政激励,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
| 6.3.5 适当降低地方财政压力,加强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管 |
| 6.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9）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延展 |
| 第二章 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核心内涵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时代嬗变 |
| 第二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设想与实践 |
| 第三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五大支柱与“三大经贸合作协定” |
| 第三章 日本经济外交的外延扩大 |
| 第一节 “大阪轨道”:日本经济外交的话语构建 |
| 第二节 政府开发援助计划(ODA):日本经济外交的变异 |
| 第三节 应对“谣传损害”的危机公关:日本经济外交的新范式 |
| 第四章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特点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国内外动因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特点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局限性 |
| 第五章 “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趋势与展望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影响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趋势与困境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投资体制改革刍议（论文参考文献）
- [1]财税体制改革背景下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改革思路研究[J]. 白涛. 交通财会, 2022(02)
- [2]国资监管体制转变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D]. 杨良平. 吉林大学, 2021
- [3]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研究[D]. 庞坤缺.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4]“锡克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D]. 郑凯. 吉林大学, 2021(01)
- [5]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与教育观念创新[J]. 田汉族. 教育经济评论, 2021(04)
- [6]历史沿革视域下的政府投资体制建设[J]. 王文文.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4)
- [7]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及其管控对策[D]. 朱冠平. 西安理工大学, 2021(01)
- [8]税收分成、财政激励与外商直接投资[D]. 赵一涵. 浙江大学, 2021(10)
- [9]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D]. 沈丁心. 外交学院, 2021(10)
- [10]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