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在亲子生活中养育孩子

一、德国人在亲子生活中教养孩子（论文文献综述）

叶力榕^[1]（2020）在《麦克尤恩小说中的家庭伦理意识研究》文中提出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1948—）是英国当代文坛上极具个性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曾荣获包括毛姆奖、布克奖在内的多个文学大奖。他擅长勾绘现代人生存的种种不安和恐惧,关注历史事件、社会变革、伦理危机等诸多问题。家庭,通常是麦克尤恩小说事件生发的核心场所,他对家庭问题的书写与其个人经历紧密联系,并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本文围绕麦克尤恩小说的家庭伦理危机展开研究,首先分析了个体危机对家庭伦理秩序的损害,接着探讨了时代变动对家庭伦理的影响,最后在此基础上辨析了麦克尤恩对重构家庭伦理秩序所作的尝试。论文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伊恩·麦克尤恩本人的生平经历及创作概况,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麦克尤恩及其作品的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阐明本论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及意义。第一章基于麦克尤恩的早期创作侧重对隐秘人性进行剖析的特点,揭示个体危机对家庭伦理秩序产生的消极影响:个人由于情感的自私疏离和内心的自闭而漠视家庭伦理身份和责任;异化的权力意识则对家庭成员的生存空间进行不断挤压;个体还在性别意识危机中扭曲了家庭的和谐关系。第二章结合麦克尤恩中后期创作重心的转变,分别从政治干预、突发事件、理性危机、女性运动等社会层面来论述外部环境对家庭伦理的影响,凸显了作家在家庭伦理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进程中的关照及反思。第三章在前两章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从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阐释了麦克尤恩在试图恢复家庭伦理秩序上所做的种种思索。对于个体来说,构建完善的自我和修正原生家庭中行为机制的缺陷是重构家庭伦理秩序的第一步;从社会层面来说,家庭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也需要应对时代变化,婚姻应当朝着平等互助的合作关系发展,并且建立一种以儿童福祉为核心的伦理文明。最终,作家尝试恢复家庭的本质性功能,即重申家庭对个体家庭身份和责任的确立以及为其成员提供应对创伤和威胁的保护网的重要性。面对碎片化与流动性的现实生活,伦理秩序与道德意识遭遇着全面的危机与挑战,麦克尤恩从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关注着当下的家庭伦理危机,一方面通过重新审视个体心理世界来调整内在的伦理失衡,另一方面反思了西方文明发展中的种种矛盾。他看出了传统家庭伦理的困境,为家庭伦理观念注入了新因素;同时也在呼唤爱、责任和尊重的复归,力图恢复家庭的本质性功能。特别是在当下伦理几近崩溃的境遇中,这样的努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张新昕^[2]（2020）在《“坚持到底”抑或“半途而废” ——关于儿童钢琴艺术教育中母亲两难选择行动的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新时代人们生活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家长开始逐步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投入到子女教育中,这在艺术特长学习中表现尤为突出,大量儿童或主动或被动地开始学习除了学校以外的艺术特长课。钢琴作为音乐器乐中的基础,在走入中国的一百年时间里也逐渐成为了家庭教育选择的热点项目。很多母亲疯狂地对子女展开钢琴艺术教育,使这项原本应该是陶冶性情的、带给儿童轻松愉悦之感的艺术,非但未给儿童带来快乐,却由于选择权的缺失以及枯燥的训练方式反而使大部分的儿童丧失了学习艺术的兴趣,甚至从最初的喜爱发展到到厌恶,排斥弹钢琴,最终和艺术学习渐行渐远。本研究以“质”的研究方法,选取八组家庭作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对其进行深入探究展现关于家长特别是母亲关于儿童钢琴艺术教育的行为决策过程。母亲的思想来自于成长背景、受教育程度、家庭自然状况、夫妻关系以及社会对于儿童各项特长的考量等等。母亲对于儿童学习过程的态度、参与儿童学习过程的行动对于儿童学习效果的关联与影响,母亲的教育行动对儿童成长所产生的反应、效果等,这些都是本研究要着重关注的问题。虽为众多个体的决策行为却往往能显现出共同趋向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凸显不仅受到母亲行动复杂心理的影响,也受到社会人才需求、母亲文化、家庭经济、等众多的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影响着母亲的教育决策、教育行动以及儿童学习效果,深入探究之正是本研究的着力之处,而这些也恰恰是通过量化研究方式不易获取的信息。由于质化研究方法所限,本研究不奢求推广性,仅尽量还原几位母亲和儿童在钢琴艺术教育过程中的真实状态与矛盾冲突。本研究结果倘若使琴童的家长们能稍稍停下脚步,整理对照反思一下镜像内的自己,能够认识自己教育决策行为对于儿童钢琴学习效果的种种影响;能够引起对母亲文化之于儿童学习过程的影响的关注,本研究就求之不得矣。本论文主要由绪论、正文一章——五章、反思和结语组成。引言包括选题缘由、本研究关注研究的问题、对相应文献的梳理、本研究的相关概念界定及研究意义。第一章包括本研究的研究设计、研究过程以及对研究者的反思。第二章主要是对八名儿童以及他们的家庭、家庭成员进行背景性介绍以及该研究问题的背景介绍。第三章主要是对儿童钢琴艺术教育过程中母亲的行动生成“坚持到底”抑或“半途而废”的两种样态形式进行探究,其中包括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定义的探究以及形成决策形成中两种样态放任背景因素梳理;从母亲教育行动的背景以及决策的意识根源入手,对其社会身份和自我身份进行定位分析解读。第四章侧重通过对于行动者们进行观察,描述关于生成“坚持到底”样态的家庭教育中母亲的行动以及其心理导向,挖掘出行动者的真实想法;以儿童的角度,呈现其被动行动之后的行动语言反应,折射儿童对于钢琴学习过程的心理活动及其成长。第五章侧重通过描述关于生成“半途而废”样态的家庭教育中母亲的行动以及其心理导向,透视其最本原的观念和心理样态;通过对短期型家庭教育的阻力进行分析,呈现此样态下儿童的心路历程。反思部分则是通过反思八组家庭的母亲在儿童钢琴艺术教育过程如何决策和心理变化,分析并挖掘两种样态下教育行动结果的深层根因。无论是对于想要子女学习学习钢琴的家长还是家中子女正在学习的家长起到照镜子的作用,警醒教育者深入思考家庭教育中成年思想和行动导向下产生的教育决策及其影响。结语部分通过正文的深描和分析,归纳出本研究的几点发现,一是母亲在家庭教育决策中的主导地位及其影响;二是父亲在家庭教育中对子女的潜在影响不容小觑;三是母亲文化作用被质疑。同时再次对研究过程中存在的对照系统相对缺失、研究对象的异源忽视、收集和分析资料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等方面的不足进行反思,以便在后续的研究中得到改善。

张锋学^[3]（2020）在《人格刑法理论视域下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持续增长,犯罪特点出现了新的变化,现行犯罪预防体系面临严峻挑战,未成年人犯罪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如何从过分强调报复、报应的刑罚功能转变为注重教育、挽救的预防功能;从事后惩治、震慑转变为事前预防、以人为本,需要理论和实践创新。鉴于此,本文试图以人格预防理论,探讨一条有效的途径。从“人格刑法理论”视角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进行探讨,通过创新环境预防中的人格预防、构建以人格预防为导向的开放式预防体系、设计我国犯罪思想道德监测指标体系,旨在探索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新思路,降低犯罪率和社会教育、矫治成本,并为理论和实务部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提供参考。内容包括: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成因和预防现状、创新环境预防中的人格预防、构建以人格预防为导向的开放式预防体系。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包括:网络犯罪亚文化和不良信息成为犯罪低龄化的重要诱因、有组织犯罪和网络犯罪逐渐增多、城市社区未成年人和农村留守儿童犯罪增多、犯罪动机简单且手段残忍、侵犯财产和涉毒案件逐渐增多。犯罪成因为:社会不良环境容易诱发思想偏差和行为失范、传统家庭教育环境未足够重视人格塑造、学校教育环境过于看重分数、文化商业市场监管失灵、农村留守儿童犯罪问题难以解决、专门学校的运行面临困境、传统帮教制度和理念有待创新。我国目前犯罪预防现状为:网络环境的预防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家庭环境预防没有突出人格预防、学校环境预防不够重视人格预防、社区环境预防效果有待进一步改善、心理预防尚未成为人格预防的重点、未成年人的道德思维塑造乏力、社会团体的防治潜能尚未发挥。创新环境预防中的人格预防要提高网络环境的预防水平。通过净化网络环境和技术创新,科学引导未成年人合理使用网络,防范网络不良行为影响未成年人的人格塑造。家庭环境预防应突出人格预防,建立以“爱”为核心的家庭环境预防模式,重视家庭环境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学校德育教育要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德育教育,要突出健康人格的塑造。社区应优化功能和环境条件,创新社区教育和帮教模式。农村应加强留守儿童犯罪防治,重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建立强制监护制度,完善农村社会救助有效机制。以人格预防为导向的开放式预防体系的构建新思路是:积极防范未成年人在社会化进程中形成犯罪心理,加强未成年人社会交际的心理引导,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道德观,科学运用“认知疗法”进行教育、矫治,创造良好环境条件促进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生物学治疗是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的新路径,人格调查是生物学治疗的前提和基础,应当以新技术手段提升生物预防水平。道德思维水平对塑造道德思维影响较大,道德思维教育应超越犯罪本身。道德思维能力培养是道德思维教育的核心,道德思维教育应融入“爱的教育”、“平等教育”和“独立教育”。犯罪思想道德监测有利于及时防治道德偏差,应当构建犯罪思想道德监测指标体系。创新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综合预防体系,重视体育运动干预的作用,发挥社会团体对不良行为的防治潜能,提升自我预防能力。

方诗琪^[4]（2020）在《同胞竞争困扰儿童艺术教育干预的个案研究》文中提出“全面二孩”政策下,不少头胎儿童在面对家庭结构变化时出现不适应症状。本研究通过对一名5岁半的同胞竞争困扰儿童实施艺术教育干预活动,帮助其消除困扰。研究采用行动研究的范式,呈现了探索艺术教育干预方案的真实情景。在行动中,研究者不断体验个案处境,不断考察个案产生困扰的本质原因,不断总结出艺术教育干预活动的有效策略,最终根据个案的改善情况证明艺术教育干预对于儿童同胞竞争困扰的适用性。根据个案的困扰表现,研究者制定并实施了17次艺术教育干预活动,分为自我探索、情绪管理、家庭动力系统重构三个阶段。研究者参考“Pre BERS”量表和“PEPC-SRQ”量表编制了父母评价量表、教师评价量表和活动记录观察表,拟列了幼儿、教师、家长访谈提纲,选定了“OH卡游戏”、“自画像”、“家庭画”等心理投射任务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工具,及时追踪个案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多角度评估活动效果,为方案的制定与修改提供依据。最终,研究发现,个案产生困扰有来自自我、家庭、外界等多方面的原因:在自我系统方面,个案自身的性格特点使其对环境的变化敏感,在遇到新情境时容易出现适应困难。而她认知发展的局限性又使其在理解家庭结构变动的过程中产生偏差,出现退行表现。在家庭系统方面,怀孕导致妈妈身体不便,二胎晚产导致妈妈临时住院均为最初的竞争埋下种子;父亲教养的缺席让个案的性格缺少了一些阳刚坚韧之气,也让家中同胞关系的发展失去了一份父性支持的力量;她与妹妹年龄间隔小且同性别的同胞关系更易引起竞争和冲突;隔代长辈不自觉的溺爱、偏爱以及老旧的传统思想,诱发困扰不断显现。在外部系统方面,幼儿园的环境暂时消解了个案的竞争困扰,但班级的文化氛围加剧了个案对年龄的误解。同时,他人随意的评价进一步激化了个案内心的矛盾。此外,我国常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家长和教师在调节同胞关系方面缺乏一定的经验,且二孩政策实施时间较短,对头胎儿童的支持举措还有待提高。对此,研究者实施了有针对性的艺术教育干预活动,一方面通过艺术创造活动从内激发儿童的自我功能运转,提高个案思想的独立性和弹性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另一方面借助艺术等多种形式从外促进儿童生态系统和谐以不断贴近个案的个性化需求,并从艺术教育干预活动和生态系统调整两个方面总结了有效策略。活动结束时,个案的情绪行为表现和同胞关系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具体表现为:情绪行为从“期待完美”到“正视不足”,从“固执强势”到“明理通达”,从“不想长大”到“期待长大”;同胞关系从“我是妹妹”到“我是姐姐”,从“我的弟弟是依依”、“我的妹妹是玲玲”到“我的妹妹是依依”,从“依依是和我抢东西的人”到“依依是我的亲人,也是我的朋友”。情绪行为评价和同胞关系评价的前后测得分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证明了艺术教育干预活动适用于改善儿童的同胞竞争困扰。

周莹^[5]（2020）在《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闻标题是人们接触新闻的第一窗口。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新闻愈发成为了人们获取新闻信息最便捷快速的渠道。其中,“今日头条”作为当代在线用户数量最多的门户网站,在传播新闻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本文利用爬虫技术抓取了2019年3月至2019年5月的今日头条客户端新闻标题作为研究语料。分别从词汇、语法、修辞、语用等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在词汇方面,统计了今日头条新闻标题中的高频词,分类分析后我们发现标题中名词、动词使用最为广泛。在语法方面,新闻标题主要有单句式、组合式、成分缺省式这三类句型结构,在句类的选择上,以陈述句和疑问句为主。在修辞方面,从标题的词语层面的修辞、辞格层面的修辞这两个部分对新闻标题的修辞策略进行探讨。最后,从语用角度结合关联理论具体分析语料,我们发现标题创作是制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交际,关键在于激发读者结合语境取得最佳关联。

吴琼璐^[6]（2020）在《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如今全球范围内未成年人犯罪现象都十分严峻,如何对迷途未成年人处置才能助其改过自新、才能有利于国家控制犯罪引起了全球法学界的广泛关切。与此同时,中国未成年人犯罪事态也不容乐观,影响社会和谐与祖国未来。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实施严重暴力犯罪却因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只能教育了事的社会新闻频繁出现在各大媒体上。有的罪行十分恶劣,民众皆是义愤填膺,呼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但是今天出现了一个12岁的杀人犯就降到12岁,明天出现一个10岁的杀人犯呢?显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无异于扬汤止沸,对犯罪未成年人最重要的是教育和保护。基于此,2019年初最高检开始探索分层次构建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希望做到对未成年人宽容不纵容。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本文将分四个部分探索如何对罪错未成年进行分级处置。本文第一章从广义犯罪角度、根据现行立法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进行概念界定和分级,基于历史渊源和相应标准对分级处遇进行概念剖析和分类;从罪错行为的态势和现有立法规制层面探讨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的必要性;从理论基础、社会经验及社会支持情况层面探讨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的可行性。第二章立足比较法视野,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四个代表国家进行考察比较。考察英国的拘禁判决、社区判决和美国极具特色的机构内处遇、以社区为依托的非机构处遇,考察德国的教育处分、惩戒处分、少年刑罚和日本不同严苛性质的少年福利性质机构;通过比较考察发现不足之处,找到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第三章引入我国现有的四个分级处遇措施,分别介绍收容教养、工读学校、社区矫正和监禁刑的基本内容并指出其存在的几个问题。第四章将探索建立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首先就是对现有分级处遇进行完善,然后再增加三个措施对现有分级处遇进行补充,接着尝试在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依据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年龄等将罪错行为分级并搭配对应处遇措施,最后建议从出台法律法规、强化部门衔接、加强社会支持方面为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提供配套举措。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应当有成熟、分层的处遇措施,涵盖实施单纯身份不良行为到严重刑事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不管未成年人有何种不当行为,都不应束手无策,需适用对其优先保护又具有教育惩戒性的针对性处遇措施。

刘欢欢^[7]（2020）在《医学生权威取向人格现状及其在不同情境下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文中指出中国人普遍或多或少具有“权威取向人格”,而“权威主义人格”是西方二战伴随着纳粹右翼极端权威政权产生的人格类型,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有相似之处,均表现出“服从于权威、对弱者以权威攻击者自居、遵循传统”的特点。长期以来,西方对权威主义人格的内涵、现状、影响因素等通过大量实证研究积累了丰富成果,但中国人的权威取向人格只停留在人们的感性认知和理论解读上,由于缺乏量化研究,我们对中国人权威人格的真实状况并不清楚。20世纪,主观幸福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人格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除直接效应外,人格还通过与情境的互动共同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研究证实,文化与威胁性因素,这两类情境因素都可能对权威主义人格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已有研究显示,宏观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会对权威主义人格与幸福感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但微观文化层面的组织氛围是否也具有这种调节功能目前还缺乏研究。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个体发展和社会适应的重要风险因素,作为一种威胁性因素,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权威人格与幸福感的关系中是否存在影响目前也无研究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人普遍具有注重权威的人格,且华人组织氛围也普遍具有高权力距离特点,探索权威取向人格与组织氛围的匹配效应可以为中国人的职业选择、人才招聘、院校招生等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以医科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6580名军队与地方院校医学生进行量表调查研究,通过相关分析、多元回归、析因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统计分析后,得出了以下结论:1.中国医学生普遍具有较高的权威取向人格,中国医学生的权威人格显着高于西方大学生;军校、男性、高年级、低社会经济地位医学生具有相对更高的权威取向人格。2.医学生权威取向人格与主观幸福感显着相关,总体而言,那些有较高权威取向人格的医学生,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更高。3.院校组织氛围对权威取向人格与医学生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即相对于地方院校而言,军校医学生的权威取向人格对幸福感的预测力更强。呈现出权威取向人格与组织氛围的匹配优势。4.家庭经济收入对权威取向人格与医学生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对于中低家庭收入学生而言,权威取向人格越高的医学生幸福感也越高;但对于高家庭收入学生而言,他们的整体幸福感都较高,没有显示出不同权威取向人格组间差异。提示了权威取向人格对中低家庭收入学生具有保护性作用。5.社会经济地位、院校组织氛围及权威取向人格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存在三因素交互作用。低权威人格、高社会经济地位医学生在地方院校的的幸福感明显高于军校同类学生;高权威人格、低社会经济地位医学生在军校的幸福感明显高于地方院校同类学生。证实了权威取向人格-社会经济地位-组织氛围匹配的个体具有更高的幸福感。

顾莉^[8]（2019）在《以家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价值目标的“最大公约数”,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就是通过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方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并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其中,家庭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场域,家庭不仅要养育家庭成员,还肩负着为社会培育合格社会成员的责任。与学校、社会等其他培育渠道相比,家庭培育具有特殊的比较优势,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对子女价值观养成具有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家庭培育主要是通过家风实现的,因为家风在本质上体现的就是家庭群体的价值观念,是绝大多数家庭成员都能基本认同的价值取向。在特定家风中成长的家庭成员无形中就会受其熏陶,对价值观的形成产生深厚而持久的影响力。但是,家风在性质上有优劣之分,在特定历史时期,被认为是优秀的家风总是与当时当地的主流价值观相吻合的家庭风气,只有优秀家风才能充分发挥对主流价值观培育的积极作用。因此,在当前要想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家庭培育,首先就要创建当代优秀家风。这就是本文选题“以家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出发点。当前,通过家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难点在于,很多家庭没有意识到“为什么要在家庭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此尚未形成足够的自觉意识。为回答该问题,本文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理论上厘清家风的本质、家风和价值观之间的内在关系,阐明家庭和社会在对“现实的人”的培养目标和责任上具有一致性,进而提出良好家风是个体、家庭、社会在价值取向上的理性共识,良好家风应主动将主流价值观融入到家风建设中去,并自觉对家庭成员进行主流价值观的培育,培养能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符合社会需要的人。为进一步探究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中,如何通过家风建设促进主流价值观培育的,本文对传统家风和红色家风进行了考察。传统家风是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伦理道德、价值体系等精神文化在家庭生活中的体现,通过家训、家书、家祠、家谱以及日常言行等形式在价值观培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家风蕴含丰富的优秀文化基因,是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家风从根本上说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宣扬的是封建社会主流价值观。因此,对传统家风应当批判继承,合理借鉴并推陈出新。红色家风是指以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核心,领导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并用于家庭教育,通过优秀共产党人言传身教,形成的兼具革命性、先进性和民族性的家庭风尚,并借助群众性生产运动、法律法规、舆论宣传、思想改造等路径在人民大众中得以推广普及。红色家风传播了崭新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主流地位的确立。红色家风不仅是当代优秀家风建设的宝贵来源,更是在当代家风建设中继续保持着旺盛生命力,发挥家风建设的榜样示范作用。通过对传统家风和红色家风的研究,得到如下启示:主流价值观需要通俗化、生动化、大众化才能融入家庭;家风必然会随着主流价值观在社会变革中发生演变;家风建设必须要在先进理论指导下,对传统家风批判继承、推陈出新,才能创建优秀的新家风等,为当代家风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家庭培育提供借鉴。当前我国随着社会的变革、家庭结构的变迁、家庭教育理念的变化,家风也呈现出新特点和新问题,如大家族意识淡化、小家庭观念增强;传统与现代家风并存;对未成年子女“重智轻德”现象较普遍等。为进一步发挥当代家风在个人发展、家庭幸福、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就必须对家风进行有指导性地建设。在进行家风建设时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确保家风的方向性;传承优秀传统家风,彰显家风的民族性;把握世情、国情和民情,体现家风的时代性;结合现代家庭教育理念,提升家风的科学性;尊重家庭个性特征发展,包容家风的多元性。当代优秀家风在价值内蕴上应当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在内涵体系上应表现为:以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体现爱国爱家、家国共建的新型家国关系;以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体现共生共荣、共享发展的新型群己关系;以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体现敬业奉献、向上向善的新型处世原则。当代优秀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渊源,产生于共同的时代背景之下,有着共同的培育对象,这就为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家庭培育,用优秀家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可能。但同时也要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面向不同价值主体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主体是国家,是国家的建设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主体是社会,是社会的建设目标;只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才是直接面向个人的。而家庭培育的对象仅仅是个人,如果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再次整合和主体转化,就可能在家庭培育中忽略国家和社会的价值目标,从而造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培育中的部分缺失。所以,以家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首先就是要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有内涵,针对家庭培育的特殊性,以个人为主体,进行目标导向的重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国家、社会层面价值要求,都融入到个人价值观的培育目标当中,形成基于国家层面的社会主义公民培育、基于社会层面的个体社会化培育、基于个人层面的健全人格培育三个目标导向。在形成目标导向的前提下,以家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还要借助科学有效的方法,提升培育的有效性。如果价值观不正确,方法再好也枉然;价值观正确,但不注重方法,其效果甚微,甚至适得其反;只有价值观正确,并运用有效的方法,才能事半功倍、卓有成效。所以,在家风建设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方向和灵魂,科学的培育方法是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庭培育的方法主要包括:通过塑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对家庭成员的价值观进行无形的熏陶和濡染,这是优秀家风最有效的培育方式;家长提高自身理论素养,掌握价值观培育有效手段,强化对子女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灌输与引导:发挥榜样示范作用,特别是父母自身的言行举止在对子女价值观培育中的示范作用;通过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交流与感化,在爱教结合中促进并达成价值观上的认同和共识;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家长发挥主动意识,积极规划、正确引导、适时升华,在实践中让家庭成员体验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家风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还应建构有效的机制,激发家庭培育的动力,提升家庭培育效果,实现外部环境的协同助推。首先,建构家庭培育的动力激发机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庭培育的根本动力,就是要通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保障人民意志、人民权利、人民利益的最大化实现,这样才能使个体、家庭、社会的价值需要得到真正的统一和最大化的满足,也才能激发个体和家庭自觉主动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家风建设的指南,并在家庭成员中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次,建构家庭内部优秀家风的激励约束机制,一方面通过目标激励、情感激励、物质激励等方式,形成家庭成员间良性互动的肯定性引导机制;另一方面通过义务性约束、警示性约束、惩罚性约束等方式,形成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对个体不良行为或价值取向发挥否定性鞭策机制。最后,建构外部环境的协同助推机制,包括:学校教育的家庭辐射,充分发挥学校价值观培育的优势,实现青少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家庭反哺”;社会环境的文化渗透,通过丰富的社区文化促进优秀家风建设,营造浓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氛围;大众传媒的舆论宣传,发挥大众传媒的舆论优势,大量弘扬优秀家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层次传播;国家权威力量的积极引导,通过顶层设计、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手段引导优秀家风建设,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庭培育有效运行。

陆璐^[9]（2019）在《北欧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反映着社会成员共同的价值标准和精神追求,是一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精神内核和本质体现。青少年是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程度,不仅关系着自身的成长,也必然关乎整个国家、民族的稳定和发展。伴随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日益加深和现代化科技的不断发展,人类文化逐渐由单一封闭走向多元交融,多种价值观激荡交流甚至暗中交锋,使得主导文化的排他性色彩趋于减弱。青少年由于社会阅历较浅,身心发育尚未完全成熟,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难免会对核心价值观缺乏稳定正确的认识,引发自身价值取向的混乱乃至理想信念的缺失。如何在多元流变的现实场域中整合社会精神因素,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认同并积极践行核心价值观,进而凝聚社会人心、塑造民族精神家园,是现今各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任务。面对这一任务,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固步自封。从全球大视野出发,在审视并反思他者实践经验的过程中正确认识我国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并推动其创新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包含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冰岛等五个主权国家在内的北欧地区在长期的发展中受到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影响,逐渐形成了“民主、自由、平等、团结”的核心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北欧模式”,成为全球公认的社会认同度、人民幸福感、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均普遍较高的地区,这也为北欧的持续稳定发展产生了公认的积极影响。在实践中,各国政府一方面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国家政治、经济以及福利制度的建设中,通过维护并增进个体利益在根本上赢得公民的价值认同;另一方面则一贯注重教育在传播及培育核心价值观念中的主体作用,尤其在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施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验性做法。然而目前国内学界尚未形成有关北欧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专门性系统化研究,因此本文尝试进行一次全景式的探索与思考,以期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他者视阈下的可借鉴参考。众所周知,青少年核心价值观培育应在政府的引领之下,以学校教育为主阵地,以家庭教育为基础,以社会教育为延伸。北欧恰是从这几个维度发力,通过全方位的联动对接,将其核心价值观有效渗透到青少年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北欧学校在经历了宗教化、世俗化改革、国家化阶段的发展后,其核心价值观教育逐渐由中世纪的宗教教育演化为现代形态的“道德和民主公民教育”。它以“有限度的价值介入”为基本立场,以“合理传授、民主对话”为主要原则,既强调个人发展价值,也不回避政治引导功能,囊括了“政治信仰、历史文化、民主意识（技能）、宗教伦理、民族（种族）关系、国际意识”等诸多内容。在教育途径上,北欧学校并不直接设置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课,也不主张过于理论性的正面说教,而是多借间接综合的方式对青少年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学校内系统编排的诸多显性课程以及客观存在的各类隐性课程均内含着价值观的引导,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核心价值观培育体系,实现了同全学科、全人格教育的有机结合。总体而言,北欧核心价值观教育虽也具有正面引导的部分,但更是“有实无名、润物无声”的。它尊重青少年的主体性和差异性,有效整合多种力量,不仅从个体发展角度引导青少年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念,帮助其形成国家认同,成为合格公民;而且从国家需求层面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为北欧社会长久稳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后备力量。在全面考察北欧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秉持阶级分析之法、开放包容之姿、辩证扬弃之道,对北欧经验进行理性审视。北欧核心价值观教育在长期探索实践中,逐渐体现出宗教性与世俗性共存、显性规范与隐性渗透结合、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兼顾、价值认知与价值实践统一、凝聚共识与包容差异融通、顶层设计与多方联动并重的特色经验。然而多元文化的持续冲击、过于理想的教育主张、个人主义的价值内核、柔性自发的教育倾向,以及知识本位倾向的抬头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北欧核心文化的主导性和价值引领的权威性式微,昭示着北欧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困境与局限。他山之石或非无瑕,但亦有攻玉之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也须考察国外价值观建设的具体实践,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借鉴其中有益经验,有效拓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思路。这种借鉴绝非不加思考地简单介绍或不加改造的生搬硬套,而是在与世界先进文化成果的深度对话中,通过镜照和省思,“使自身成长为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有效渠道”（1）。面对北欧的有益经验和存在困境,我们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以坚定的“中国意识”和“中国立场”深度剖析北欧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启示和可供借鉴之处,通过夯实信仰基础、坚定文化自信、关注生活世界、推动场域整合、营造民主氛围,真正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发展。

林懿^[10]（2019）在《“伟大传统”的继承者：战后人文主义论争中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女作家》文中提出无论在哲学、艺术、科技抑或政治领域,人文主义都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中流纸柱。它为现代人提供了一个围绕人作为出发点和终极关照的元伦理视角,并以具有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主体性概念为基础,在抽象普世与微观个体两个层面设计并追求理想的人类生活和人性发展。人文主义为西方现代文明以至整个人类文明贡献了极为辉煌的成就。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思想界,人文主义却变成最具争议与分裂性的概念之一。它引发了一系列愤怒的争吵,人文主义的声誉也一落千丈。战后西方人文主义受到的冲击可用三个标志性节点进行划分。首先,是二战结束的岁月对大屠杀暴行·所进行的关于人性与西方文明的伦理反省。当时极具影响力的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对传统人文主义的“本质主义”倾向发起攻击,但在另一方面,萨特哲学又将人文主义中的个体自由、理性、自主意志和个人责任推向最高点。接下来的一轮人文主义冲击是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以法国（/欧陆）理论界为大本营的层出不穷的“反人文主义”思潮对人文主义立场进行清算。最后是从上世纪末起、以“9·11”事件为分水岭的世界政治格局变迁和科技发展。它们激发的对全球人类生存状况的重新想象给人文主义带来新的挑战。人文主义遭遇的猛烈攻击带来的影响波及西方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而文学和艺术研究领域由于其在人文主义发展史中的特殊地位,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其中,自由人文主义诗学原则下的英国小说“伟大传统”由于其人文主义的深层立场以及它与人文主义人性观相适应的现实主义形式风格,在战后西方文坛中逐渐陷入困境。面对层出不穷的反人文主义挑战和针对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观的批评,本论文中的三位女性小说家——艾丽丝·默多克,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和扎迪·史密斯——依然通过严肃深沉的思考,有意识地坚持了人文主义的基本立场并在创作中维护和继承了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学观。她们还在人文主义受剧烈冲击的大背景下,坚持以人文主义立场为出发点来探查战后西方社会和人类生存状况的症结和出路,体现出人文主义者的社会担当和人性关怀。默多克（Iris Murdoch 1919-1999）是战后崭露头角的第一代自由人文主义小说家。她首先通过与萨特的人性观、文学观和自由主义观对话,恢复了与人文主义关系紧密的现实主义小说在思想与道德哲学方面的重要性。接着,默多克借助她的内向性道德哲学,努力恢复古典人文主义对整全人性的培养和教化作用。她的关注人物内在意识生活的小说有力地维护了与激进自由主义相对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社会文化观和人性观念。她的道德人文主义为战争暴行之后西方世界的道德反思提供了与存在主义的激越态度完全不同的古典化理解思路。在后期的神秘主义转向中,默多克对人文主义的批判又进入最深层,指向一种“超人文主义”的中间立场。不过,即便在人文主义批判的最深层和最激进处,默多克也没有偏向传统宗教神学和当代学者所称的反人文主义立场。她的晚期神秘主义立场可被视为一种被大幅度修改的人文主义:它携带着默多克在漫长的中前期发展而来的人文主义关怀,又同时指向超人类世界的开阔而神秘的“善”之真理。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 1939-）曾师从利维斯,她成长于一个更为平稳的社会氛围里,可被视为战后英国第二代自由人文主义小说家。德拉布尔始终从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学传统中展开她对英国自由人文主义的当代思索。她的早期小说聚焦女性特有的身心体验（特别是母性体验）,在客观上推动了女性主义事业的发声与传播,同时也帮助过往被忽略的女性生活作为具有独特价值的一种人性经验进入到人文主义的关照之下,并给后者带来新的启发。中后期德拉布尔小说在人文主题上的拓疆则与利维斯按从窄到宽的路径发展起来的关注“个体、文化、（异）文明”的英国小说人文传统正相契合。德拉布尔笔下的人物从人文主义人性化（个性化）、反人文主义分裂状态到人文主义主体重构的变化路径勾勒了作家对现实主义人文传统遭受的攻击所经历的逐步了解、积极应对并最终超越的过程。默多克早早就认识到、自己却没走上的那种“包含一切人与一切事”的光辉丰盈的小说道路,德拉布尔一直在尝试着走下去。她的作品在反人文主义思潮最盛的时期为英国自由主义文学传统赢得了一例宝贵的实践延续,其中蕴含的人文主义启示尽管没有被付诸于体系化的理论建树,却与默多克、列维纳斯等人在战后开展的人文主义哲学思辨形成了较强的可通约性。史密斯（Zadie Smith 1975-）在“9·11”爆发之前的写作或许还不介意接近后现代反讽精神和反人文主义的哲学思想,甚至乐意去触碰尼采这一自由世界的异质话语。然而到了后“9·11”时期,史密斯在小说和评论文章里体现出来的严肃性和自由人文主义色彩则没有人能够怀疑了。随着史密斯近二十的创作生涯发展和学界对她认识的加深,史密斯与德拉布尔和默多克等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前辈作家的承袭关系也越发清晰。在“9·11”之后全球政治格局变迁和社会心态的变化中,史密斯的创作实践不仅体现了人文主义的包容性和自我修进潜力,也表明了具有“超政治”惰性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同样能够在关键时期以积极姿态维护其自由、平等、民主的信念。她通过《白牙》《论美》等主要小说作品传达出的社会文化立场对英国自由人文主义传统的进行了再想象,并且把这种关注人性情感联结、微观个人自由空间和真实生活体验的传统“升级”到了新的世界背景中。她的立场可被视为一种“新自由人文主义”。在小说形式技法上,利维斯、瓦特等人所阐发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传统在史密斯身上得到了重新“问题化”的机会并获得了新的内涵、拓展了形式技法的疆域。史密斯的小说创作还帮助发展了“后现代现实主义”这一新型小说形式风格。对绝大多数西方学者来说,他们对人文主义基本观念的攻击主要出于对它的失望幻灭之情,认为它没有能够守卫它所强调的人性理想和它所展望的自由、平等、合乎人性的人类社会理想,但他们却并不是在根本上反对人文主义的这些人文理想。本论文所论述的三位女作家面对反人文主义者们各种激烈的批评观点时,均表现出开明理解的态度。她们积极回应借鉴反人文主义风潮的可取部分,并对传统人文主义进行建设性的批评与改造。但与此同时,她们更是发挥才智与反人文主义风潮针锋相对,或是指出其弱点和误区,或是巧妙地将其纳入更广义的人文传统之下,最终三人都清晰地表明她们的人文主义立场。她们对人文主义立场的坚持从来不是不容异见的、或是完全没有自我怀疑的,但她们终究将这些迟疑、动摇、虚心接纳、再思索、重新肯定人文主义立场的过程融入了她们更为地道的人文主义处世态度之中。但是,对于根本上意在摧毁人文主义人性价值的观念体系,如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非人性的意识形态划分等,三位作家都表现出毫不犹豫的、无条件的抗争态度。“伟大传统”为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观贡献了小说领域里最具典范性的艺术准则和一批最成功的实践成就。在英国的历史文化土壤中,“伟大传统”所表现的这种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观又与作为社会政治观念的英式自由人文主义立场密切关联、甚至合而为一,这又使得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小说家们的写作具有十分特殊的“英国脾性”。相对于追求纯粹的美学效果,“伟大传统”下的小说创作更注重对个体意识的关注和对社会问题的担当,并在文本中努力促成微观的自主个体与宏观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平衡互动。此外,“伟大传统”本身对小说形式技法的多样性就持一种较为开明的态度。对本论文探讨的三位作家而言,“伟大传统”是变化、发展和延续的,它并不是处在奄奄一息的末尾,而是从利维斯为其命名时才刚刚开始获得完全自觉的艺术意识。

二、德国人在亲子生活中教养孩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德国人在亲子生活中教养孩子（论文提纲范文）

（1）麦克尤恩小说中的家庭伦理意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坚持到底”抑或“半途而废” ——关于儿童钢琴艺术教育中母亲两难选择行动的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人格刑法理论视域下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同胞竞争困扰儿童艺术教育干预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医学生权威取向人格现状及其在不同情境下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以家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北欧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伟大传统”的继承者：战后人文主义论争中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女作家（论文提纲范文）

四、德国人在亲子生活中教养孩子（论文参考文献）

• [1]麦克尤恩小说中的家庭伦理意识研究[D]. 叶力榕. 江南大学, 2020(12)
• [2]“坚持到底”抑或“半途而废” ——关于儿童钢琴艺术教育中母亲两难选择行动的叙事研究[D]. 张新昕.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人格刑法理论视域下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研究[D]. 张锋学.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5)
• [4]同胞竞争困扰儿童艺术教育干预的个案研究[D]. 方诗琪.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7)
• [5]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D]. 周莹.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6]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研究[D]. 吴琼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7]医学生权威取向人格现状及其在不同情境下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D]. 刘欢欢. 南方医科大学, 2020(01)
• [8]以家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D]. 顾莉. 扬州大学, 2019(06)
• [9]北欧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D]. 陆璐. 东南大学, 2019(01)
• [10]“伟大传统”的继承者：战后人文主义论争中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女作家[D]. 林懿. 南京大学, 2019(02)

标签：家庭价值观论文;  家庭教育论文;  人格结构理论论文;  家风家训论文;  社会主义道德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