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苍南:工业结构调整在五大行业展开(论文文献综述)
韩美琳[1](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指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常金宏[2](2020)在《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提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列为我国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党的十九大也指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现代化,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要为满足人民不断提高的生态环境需要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当人们面临资源短缺、人口增长、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等世界性难题时,绿色发展模式逐渐成为人们所选择的一种可持续发展道路。不同省份由于资源禀赋,发展基础、政策倾斜力度等的不同,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也有较大差异,在绿色发展视角下应该采取差异化的优化发展路径。山西省作为以煤焦为主要经济发展驱动力的能源大省,由于长期形成的传统生产模式,导致能源消耗过大、环境质量变差、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的出现。为推进煤焦去产能、实现经济稳步增长、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的多重压力下,对于处在工业化中期的山西省而言,任务是艰巨的,现有的发展方式存在哪些不足,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来完成绿色发展的目标?需要对当前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分析,寻找发展过程中的制约因素,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此外,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测度和相应的对策建议,对周边资源型地区今后工业绿色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论文在总结整理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山西省工业发展的历程和特点,构建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工业绿色增长度、工业资源环境压力、政府绿色政策支持三个评价层,并通过熵权法对其进行测度,结果显示:山西省在20012018年工业绿色发展综合得分从2001年的0.175增长到2018年0.225,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是波动式上升状态,但发展水平仍然较低。从二级指标看,除了工业绿色增长度对综合得分有较为明显的拉动效果,工业资源环境压力、政府绿色政策支持增长较为缓慢,对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的贡献有待提升。为了更全方位的评价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论文将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河南省四个周边省份列为横向比较对象。从比较分析的结果来看,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综合得分排名主要在第4名上下徘徊,与排名靠前的省份(河南省)有较大差距,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各省份在工业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内的三个维度的表现也略有不同,其中,排在第一名的河南省在工业绿色增长度和政府绿色政策支持上遥遥领先,而在工业资源环境压力上略显不足,排名第五位的河北省除了工业资源环境压力方面对工业绿色发展综合得分有一定的拉动作用,其余两个维度的促进作用较不明显。山西省在这三个维度的得分均没有表现出较好的排名。为了促进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逐步优化产业结构,需要进一步加快传统能耗行业的新旧动能转换,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发展绿色循环产业;严格控制工业污染排放量,注重生态恢复和环境保护;加快工业绿色产业集聚,增强规模效应,提高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能力,促进山西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张尚达[3](2020)在《1933年国民政府公营制造工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民政府在1933年面临着国内外恶劣经济环境的考验,其为应对危机、稳定经济状况采取了众多的经济措施,在工业发展上颁布了一系列的计划方案,以图促进工业进步,并为此时的公营工业发展制定了基本方针。地方政府也奋力提振本省经济倡导新式工业,并因地制宜地建立了一批公营制造工厂。当时的一些经济学家为解决经济低迷的现状纷纷献言献策,同时“统制经济”思潮开始传播,为国民政府之后实行统制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历史现象共同构成了当时国民政府开设公营制造工厂的社会背景。目前,学界关于国民政府国家资本或官僚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20世纪40年代,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并不多;仅有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对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整个国家资本或官僚资本的宏观研究,缺乏深入探讨具体产业国家资本或官僚资本的早期形态问题。1933年前后国民政府对当时全国的公营制造企业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该调查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普查。有鉴于此,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探究可用各种详实的统计资料作为研究基础,分别从1933年国民政府公营制造工厂的数量、资本、投资主体、行业构成、空间布局和长期影响等角度进行深入探讨,以此管窥国民政府国家资本形成与发展的早期形态。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在数量上共有110家,这个工厂统计数据是在公营制造工厂严谨定义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各种调查统计资料和研究成果后得出的。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数量在本年制造业工厂总数中占比较低,按不同标准的统计结果计算均在4%左右。因各种研究中关于这些工厂的资本性质模糊不清,故需厘清不同资料中所统计的工厂资本性质,然后再考证这些政府经营工厂的具体投资数额。除军工厂外,其余各厂的资本几乎均可考证出来。这样可对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资本有一个数量规模上的估计,也便于我们了解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资本投资情况。在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投资主体可分为两个部分,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其中中央政府经营的工厂共有49家,地方政府经营的工厂一共有61家。即在1933年就投资主体而言,地方政府所属工厂数量多于中央政府所属工厂数量。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1933年全国公营制造工厂在行业上可以划分为12个大类行业,这12个大类行业大多属于当时国民政府工业计划方案中的基础工业部门。而且当时中央政府所属制造工厂同地方政府所属制造工厂,在行业构成上略有差异。这体现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投资制造工厂上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中央政府在兴办公营制造工厂上更侧重于基础工业部门,而地方政府虽也有这样的考量但更多的是结合本省实际来开办公营工厂。关注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行业构成,也可直观地了解政府在公营企业投资方面的重点部门与当时国民经济主要增长部门的分离。1933年全国公营制造工厂在整体的空间分布上偏重于东部地区。但具体而言,中央政府经营的制造工厂与地方政府所属制造工厂在空间分布上是有略有差异的。除军工厂外,中央政府所属的35家制造工厂在空间分布上偏重于东部地区,而地方政府所属的50家制造工厂在地理分布上较为侧重于中西部地区。若从工厂厂址的县市布局角度分析,1933年全国公营制造工厂的空间分布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进行讨论。再有,这些公营制造工厂厂址分布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其厂址分布的原因归纳总结后大致可以而分为三种类型。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长期影响主要体现在促进日后公营企业的发展上。从这个角度分析,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可以说在较大程度上支持了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其在促进抗战之后公营企业的发展上主要有四点表现,即统一管理部门、基础工业行业建设的先导性作用、新的财政会计制度与工业分布的战略性布局。同时,公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带来抗战之后国家资本的扩张。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资本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比较这三个时期可知相较全面抗战前的国家资本,之后的两个时期国家资本有了极大地扩张。
王锐[4](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研究思路,较为系统地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探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新中国的成立是我国开展经济建设的历史前提。这个历史前提的实现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历了十四年抗日战争与三年国内战争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卓绝、排除万难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七十年的探索历程依据经济建设工作在全部工作中的地位进行划分,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主体参与经济建设的方式转变为高度集中化、组织化的生产方式的过程。第二个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到世纪之交。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的阶段。这一阶段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先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显示出市场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第三个阶段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阶段。我国市场化的改革,逐步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上升到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的趋势日益突出。经济建设在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进程的系统考察和思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只有让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享有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我国的综合优势体现在全党全国对正确认识我国国情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经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以及社会主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三是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的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实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出多种所有制结构,并且不断健全法制体系为我国的所有制多样化提供持续保障。四是适合国情的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作用下,改革成为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我国改革的动力性体现在改革能够释放红利,而改革的稳定性体现在渐进的改革方式上。五是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必备条件。这个条件性体现在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实践中对深化改革具有促进作用,而闭关自守无异于自取灭亡。六是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并且使经济工作作风不断改善。本文所总结的我国经济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工业体系完善、市场体量宏大等多个方面的规模优势,取得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主体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分散化到高度体制化、组织化再到逐步走向自主发挥能动性的独立化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所有制的不断健全,通过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最大限度的赋予劳动者以获得感,以此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释放和发展。从宏观层面,实施改革和开放两大基本国策的良性互动,实现改革促进开放、开放推动改革,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当然,上述各个经验的发挥,离不开党对国家的统一领导,离不开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离不开方方面面的顶层设计,这不仅是我国过去、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郭宏毅[5](2019)在《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经济保持了长达20年的快速增长,如今已迈入新常态,探求经济发展新动力成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然而,不论是经济发展新动力还是经济结构调整,其中分配都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合理的分配是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保证。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指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中共十六大再次明确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并且进一步说明“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十八大指出“生产要素的报酬应该由各自的生产要素市场决定”,中共十九大又一次提出通过劳动生产率上升,带动劳动报酬同步上升。这一系列关于收入分配的制度变化都是以要素分配为核心制定的,劳动要素报酬的变化,说明社会收入结构发生变化,意味着一部分人收入比例上升,另一部分人收入比例下降,而其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代表劳动者从经济发展中分享的成果在下降。纵观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保持着长期的低水平变动,1998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达到最高点61%,之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一路下滑,2007年达到最低点53%,2008年之后开始缓慢上升,2017年达到55%,与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长期保持70%左右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劳动收入份额反映了我国收入分配的合理性问题,并成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严重阻碍。那么,与国际其他国家相同产业历史发展阶段相比,我们劳动收入份额呈现怎样的演变趋势?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为什么与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相背离呈现独特的演变趋势?是什么因素影响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基于以上的疑问,我们研究发现中国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载体,直接引导生产要素的变动,成为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我们选择在产业结构变迁的历史视角下研究劳动收入份额演变。本文基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通过纵向对比、横向对比细致考察产业结构变迁历史时期中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规律和产业结构变迁对其影响,及与国外相比,表现出独特性。通过理论机制研究和实证检验,得到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我国不同区域和不同阶段下,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差异性影响,最后得到全文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具体如下:首先,界定全文的核心概念,梳理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理论。通过梳理发现,我国学者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劳动收入份额严重下降的阶段,从产业结构本身出发,将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分解为结构内效应和结构间效应。本文将完整呈现改革开放40年来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趋势,结合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特征和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规律,尝试从产业结构优化能力提升角度,分析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探寻其深层次的原因。其次,通过对开放四十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历史透视,发现演变呈现“上升-波动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规律,产业结构变迁不同历史阶段下,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因素不同:第一阶段,1978-1983年,我国处于准工业化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和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第二阶段,1984-1991年,我国进入工业化初期,经济改革重心转向城市,但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多元分配模式对国有企业收入产生影响等,使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上下波动;第三阶段,1992-1998年,工业结构再次调整,轻工业快速发展,户籍制度放松,城镇化进程加快,使得劳动收入份额再次上升;第四阶段,1999-2007年,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由于工业部门重工业发展模式和资本对劳动的过度替代,产业结构呈现失衡式发展,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第五阶段,2008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进入全面优化阶段,劳动收入份额开始回升。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英、美、日、韩、巴西五个国家对应的工业化历史阶段下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趋势的横向比较,发现各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模式呈现多样化和我国的独特性,这与产业结构演变微观路径有关,也受产业结构演变宏观环境的影响,我国劳动收入份额通过产业结构进一步的优化,存在进一步提升的可能性。再次,结合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特征,进一步讨论了产业结构演变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微观影响机制和宏观影响环境。从微观视角出发,一是要素替代弹性机制,产业动态变化过程中,要素替代弹性的差异引起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劳动力与资本在各产业的占比及各产业的产出比重的变化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二是技术进步机制,技术进步分别在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表现为劳动偏向型、资本偏向型和可能会出现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分别产生正向、负向和不明确的影响效应。从宏观视角出发,一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演变,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数量逐渐减少,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起到促进作用;二是区域二元经济结构,我国东、中、西部产业结构变迁的不同阶段,其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表现出差异性;三是制度变迁,制度变迁通过要素市场、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三方面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现实直观的考察要进一步接受数据的检验。通过对劳动收入份额、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进行了度量,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了全国和东、中、西三个区域1993-2017年期间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另外,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国有化、全球化、人力资本、城镇化水平和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整体,以及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1)产业结构合理化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2)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劳动收入份额起促进作用,但东部地区更显着;(3)技术进步、全球化对东部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更显着;(4)财政支出、国有化因素对中、西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有正向作用;(5)城镇化对中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抑制作用。不同阶段下影响效应也存在差异性:(1)1993-1998年间,制度改革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影响更显着;(2)1999-2007年间,技术进步、全球化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3)2008-2017年间,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不断提高,对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作用明显。最后,得到本文结论,立足于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和劳动收入份额演变深入、细致的分析,结合国际比较及经验借鉴,提出政策建议:第一,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通过加快结构调整,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避免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或缩短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时段;第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通过城镇化的加快、合理产业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有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第三,服务业增长的同时注重服务业质量的提升,从而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第四,通过知识产业制度的建设,确保劳动报酬合理化,进一步推动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本文创新点如下:第一,系统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第二,探究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阶段的差异性影响因素;第三,通过探寻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独特性,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维度衡量产业结构优化能力,并提出政策建议。
杨丽君[6](2019)在《金融发展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全球经济进入新平庸,中国正在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传统生产要素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缺乏可持续性,技术创新要素的供给乏力,金融资源很难自发流入技术创新领域。金融原本因实体产业发展的金融所需而生,却不具备专为实体产业发展提供金融供给的“执着”。因此,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过程中,需要更多的金融支持,金融发展发挥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极其重要。金融资源的流动应能满足淘汰落后产业,去过剩产能,培育高技术产业或新兴产业的结构优化调整之需,应合理配置高度稀缺的金融资源。论文通过系统的文献梳理及理论分析,明确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金融发展的内涵,比较指标的测算方法,选择能够体现各自内涵的指标及测算方法。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先分别采取三项分项指标测度和比较:合理化、高度化和生态化,再采用灰色动态关联分析法将三项分项指标与经济增长相耦合后得出综合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指标,以便综合比较与计量分析。创新性地绘出合理化、高度化和生态化的三轴图,比较三者的长期和动态变化趋势。金融发展采用三项分项指标描述:金融总量、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剖析美国、日本、英国、以色列和欧盟等发达国家或地区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历程,总结经验教训。中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金融发展存在较大的地区差距,影响作用也不尽相同,适宜分别阐述。本文综合考虑地区差异与空间联系建立计量分析模型,模型检验前进行系统的数据检验与诊断,采用不同模型与检验方法并比较优劣,选择最优模型和最佳检验方法,保证模型的稳健性以及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文紧紧围绕金融发展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这一主题展开研究,尝试构建一套系统性、条理性、层次清晰的研究框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明确内涵、界定指标及指标测算方法,分析影响机理,据此选择模型变量并构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教训,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研究的内容前后对应,理论分析为实证分析提供支撑,实证分析再反过来为理论分析提供佐证。本文的研究结论有以下四点:一是中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过程中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并存。新常态下,应基于优化区域产业结构的需要,进一步推进金融深化,金融发展要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充分相融。二是中国金融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以及不同地区存在“单赢”之势。应加强私有产权保护,促进技术创新,缩小地区差距,发挥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作用,实现金融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不同地区的“共赢”。三是“先污染,再富裕”是低质量发展道路的简单复制,也非经济增长的必经之路。摒弃急功近利,沉下心来走高质量的“不污染,就富裕”之路。四是金融高度发展不会必然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过度金融化也会陷入“金融诅咒”。要避免金融发展陷入自我封闭循环,实现金融发展与以高技术产业或新兴产业为核心的实体产业发展之间的开放循环,加快包括金融监管在内的金融发展的国际市场对外开放。
吴雅[7](2019)在《低碳城市建设的演变规律及提升路径设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碳排放所导致的气候变暖是当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已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家,中国不仅承受着来自国际社会的碳减排压力,还面临着国内能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多重挑战。为此,中国提出2030年左右尽早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以及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的减排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城市作为碳排放的主要发源地和聚集地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城市的低碳建设成效便成为我国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所在。近年来,许多国家进行了大量的低碳城市建设实践与探索,通过产业转型、能源优化、技术革新等手段取得了一定的低碳建设成效,但低碳城市建设实践普遍存在“轻过程重结果”的现象。换言之,忽视了低碳城市建设的过程,而只关注低碳城市建设的结果,从而导致城市无法准确定位自身所处的低碳建设演变过程,以至于在低碳建设过程中存在众多盲区或薄弱环节。此外,我国城市数量众多,城市的差异性决定了其低碳建设模式及路径不能千篇一律,而要结合自身城市特征及发展现状来设计因城而异的低碳城市建设路径。以往的研究主要从理论宏观层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一般参考意义的低碳城市建设路径,例如优化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加强技术支撑和完善政策机制等,缺乏基于城市特征来设计提升路径的理论方法。事实上,只有紧密结合城市特征的路径,才能有效地用于指导城市的低碳建设。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结果包括:(1)归纳总结国内外低碳城市建设实践现状。选取C40城市气候领导联盟中的城市如纽约、东京和伦敦等及我国低碳试点城市为研究对象,梳理这些城市在低碳交通、低碳建筑、低碳生活、低碳产业和低碳能源等方面采取的措施,并总结这些低碳城市建设实践经验,识别出低碳城市建设的主要模式。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低碳城市建设实践中面临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为进一步设计低碳城市建设水平提升路径奠定理论基础。(2)识别低碳城市建设的主要过程,构建反映低碳城市建设过程的特征变量,探索低碳城市建设过程的演变规律。低碳城市建设的过程识别是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通过建立城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得到城市从高碳演变为低碳需要依次跨越碳强度、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总量3个拐点。基于此,得出低碳城市建设需要经历四个过程,即碳排放强度高峰前阶段(过程P-Ⅰ)、碳排放强度高峰到人均碳排放量高峰阶段(过程P-Ⅱ)、人均碳排放量高峰到碳排放总量高峰阶段(过程P-Ⅲ)以及碳排放总量稳定下降阶段(过程P-Ⅳ)。然后,运用Kaya恒等式识别反映低碳城市建设过程的主要特征变量,并探析这些特征在低碳城市建设各过程中的演变规律。通过选取北京、纽约和新加坡为样本城市,对所得出的低碳城市建设过程的演变规律的有效性进行了定量验证,结果显示北京市处于人均碳排放量高峰到碳排放总量高峰阶段(过程P-Ⅲ),而纽约和新加坡都处于碳排放总量稳定下降阶段(过程P-Ⅳ)(3)识别我国低碳城市建设水平的影响因素,对影响因素的内部传导结构进行量化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各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针对我国低碳试点城市颁布的相关文件,基于LDA主题模型识别低碳城市建设水平的影响因素。识别出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低碳产业、低碳能源、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碳汇和低碳管理制度等7大类别。在此基础上,运用解释结构模型(ISM)构建了影响因素间的层级结构,并通过网络层次分析法对各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深度挖掘,得到低碳技术水平(T1)和能源结构(EN1)是决定城市低碳建设水平高低的最关键因素。这些研究成果为设计低碳城市建设水平的提升路径提供了理论方向。(4)基于经验挖掘理论,结合低碳城市特征变量和低碳城市建设水平影响因素,提出低碳城市建设水平提升路径的设计方法。设计方法的主要内容包含三部分。首先,将低碳城市建设水平影响因素作为认识低碳城市建设存在问题的突破口,梳理国内外城市为解决各类问题所积累的实践经验,结合城市特征相关数据,以构建包含“问题-经验-特征”三个维度的低碳城市建设实践经验库。其次,基于相似度匹配算法,构建目标城市所面临的目标问题与案例经验的匹配机制,得到解决目标问题的最佳实践经验。最后,借鉴挖掘的经验,并进一步结合目标城市自身情况,设计出提升目标城市低碳建设水平的路径。该部分的研究内容选取了沈阳市的能源结构优化为目标问题进行范例分析,模拟了沈阳市能源结构提升路径的设计流程。论文通过理论模型构建和实证案例分析,深度剖析了低碳城市建设的演变规律、影响因素和提升路径的设计方法。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轻过程重结果”的不足,不仅丰富和完善了现有低碳城市建设的理论体系,还可以帮助地方政府认识自身所处的低碳建设过程和低碳建设潜力。影响因素的识别为管理决策者制定有针对性地低碳建设措施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本文提出的低碳城市建设水平提升路径设计方法可以帮助地方政府制定符合自身城市特征的提升路径,进而为提高低碳建设水平提供决策依据。
吴青[8](2019)在《社会网络和市场网络双元视角下的山西温州煤老板群体演化分析》文中认为企业家阶层群体的形成是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亮点,世人瞩目的山西温州煤老板更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非常值得研究。本文基于社会网络和市场网络双元视角,以包括四个深入访谈在内的二十多个典型山西温州煤老板案例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多案例研究方法分析山西温州煤老板群体的形成和演化问题,本文将他们的演化分成孕育期、成长期、快速发展期和冲突转型期四个发展阶段。在孕育期,山西温州煤老板依靠早期的市场关系为温州人在山西的社会关系网络发展打下了基础;在成长期,具有市场潜力的温州人依靠固有的社会关系网络逐渐向山西迁移并集聚;在快速发展期,凭借强大的内外社会关系,基于信任的社会关系网络作用远胜于基于契约的市场关系网络;在冲突转型期,基于信任的社会关系网络破裂,缺乏基于契约市场关系网络的保障,很多山西温州煤老板不能及时全身而退,只有小部分温州商人才能继续维持在山西煤炭行业的发展。通过研究,我们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企业家群体形成最根本的原因。某个地方企业家集群的形成与当地传统的经济活动密不可分,发达的社会关系网络是群体形成的纽带,社会关系和市场关系及时和适度的转换,才能成就企业家集群的出现。
朱东波[9](2018)在《中国工业结构转型研究 ——基于绿色经济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已历经40年,中国工业的快速增长为和平崛起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某种程度上,以要素投入增加为特点的粗放型工业发展模式也导致了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产能严重过剩以及供需结构性不匹配等。学术界、舆论界等开始出现工业“劣质产业论”、“地位下降论”等观点。在此背景下,如何审视当前中国工业发展阶段,是一个亟待探究且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主题。为此,本文以“中国工业”为研究对象,将“绿色经济”选定为研究视角,以“结构转型”为关键词,在透视当前中国工业发展所面临问题的基础上,对当前中国工业发展进行阶段性判断,并探究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金融发展路径、环境规制路径等。随后,在总结发达国家工业绿色转型的国际经验基础上,对中国工业绿色转型面临的制约因素进行再分析,提出促进工业绿色转型与经济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如下:当前中国工业发展问题根源于结构失衡;从绿色经济的视角证实当前中国工业仍处于较低的粗放型发展阶段;金融发展、环境规制等是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中国应对产业空心化的关键在于促进工业朝向“高端化、绿色化”升级转型。总结来说,本研究是按照“提出问题——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国际借鉴——对策建议”的总体思路行文,注意将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工业发展实践相结合,在回答中国工业发展的阶段性判断问题的同时,提出了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的对策建议。
赵国营[10](2018)在《理论、实践和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打仗要布阵,下棋要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推进这一伟大事业的进程中,更要做好总布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不断探索、形成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实现了从“四个现代化”到“五位一体”的深刻转变,以适应现实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征程中,坚持走自己的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渐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了一整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战略总规划和顶层设计,在其生成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内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内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生成中,内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构建中。因此,总布局的表现形态也必然是多样的,它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战略规划的理论认知和顶层设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战略布局和实践路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展开和基本内容;还是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规则系统和制度体系,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不变的基础上,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建立了一整套与中国实践相适应的具体制度和体制。因此,从不同的角度看,它在指导和规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体现为三种形态,即理论形态的总布局、实践形态的总布局和制度形态的总布局。不同形态的总布局虽相对独立,有着不同的功能目标,但却彼此协调、相互嵌入、和谐共生,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共同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着“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迈进。整篇论文共包括绪论和正文六章,其中绪论主要阐述选题依据与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整体内容结构和理论创新点。第一章首先系统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概念的提出与发展演变历程,并科学界定并概括归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科学含义。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一个复杂开放巨系统,我们要用系统的思维、系统的视野去关注总布局,实现用“一体”统领“五位”,避免系统中“次优化”现象出现,保证系统最高目标的实现。继而又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内涵及总布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相互关系,提出从不同的视角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分为三种表现形态,即理论形态的总布局、实践形态的总布局和制度形态的总布局。最后尝试归纳概括了三种形态的总布局的科学涵义。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具体考察和论述了理论形态的总布局、实践形态的总布局和制度形态的总布局在形成与演进过程中的发展依据、发展历程和发展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无论是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布局,还是“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乃至“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都有一个形成过程,都是基于当时的历史发展需要而逐渐形成和完善的。每一形态的总布局都有一个时间或长或短的形成过程,都是我们党在深入思考和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明确的,并且体现出了不同的发展特征。因此,我们必须以历史的观点认识每一形态的总布局,我们不能把任何一个具体形态的总布局看作最后的、不变的一个封闭的体系,而应该把它们看作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第五章从理论上解析了理论、实践和制度三种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内在逻辑关系。这三种形态的总布局虽相对独立,功能不一,但又相互依存,是紧紧缠绕在一起的有机整体,是围绕着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主题在不同层次上的展开,构成“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其中,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指导,实践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途径,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第六章总结了理论、实践和制度三种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形成与发展的启示。首先要坚持科学发展和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布局目标,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布局追求,以统筹兼顾为布局方法,以“五大发展”为布局理念。其次要在实践中正确认识和处理五“位”之间的一般关系,尤为注意的是五“位”之间的结构关系应随时空条件的变化而相应调整,把握其核心和关键是“一体”化和整体功能优化。再次,要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内在要求上升为思维习惯、工作自觉和制度机制,要使总布局成为新的思维范式、理论工具和实践模式,学会立足整体、总揽全局,把实现整体的功能和效益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苍南:工业结构调整在五大行业展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苍南:工业结构调整在五大行业展开(论文提纲范文)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2.1.1 高质量发展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2.2.1 方向动力 |
2.2.2 政策导向 |
2.2.3 模式选择 |
2.2.4 可行路径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4.1 问题表现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4.2 症因探析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1.理论意义 |
2.实践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1.国外研究现状 |
2.国内研究现状 |
3.研究述评 |
(四)研究思路、框架内容和方法 |
1.研究思路 |
2.研究框架 |
3.研究方法 |
(五)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1.创新之处 |
2.不足之处 |
二、理论基础和相关概念界定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1.绿色发展 |
2.工业绿色发展 |
(二)理论基础 |
1.产业结构演变理论 |
2.绿色发展理论 |
3.工业绿色发展理论 |
三、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的基础 |
(一)山西省工业发展的进程 |
1.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阶段 |
2.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转轨时期 |
3.市场经济形成时期 |
4.快速发展时期 |
5.工业转型跨越发展时期 |
(二)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的现状 |
1.经济进入新常态,科技水平明显提高 |
2.工业基础扎实,资源禀赋良好 |
3.绿色发展相关的体制机制建设逐步完善 |
4.能源结构趋于优化,传统产业面临挑战 |
5.环保投入逐年增加,生态环境较为脆弱 |
四、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 |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1.指标体系构建思路 |
2.指标选取和解释说明 |
3.指标体系 |
(二)指标数据的收集、处理及权重的确定 |
1.数据来源 |
2.指标数据的处理 |
3.权重的确定 |
4.综合得分的计算 |
五、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及分析 |
(一)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综合测度结果分析 |
1.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纵向分析 |
2.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分维度分析 |
(二)山西省与周边地区工业绿色发展综合得分比较分析.. |
1.各省份工业绿色发展综合得分及综合排名情况 |
2.各省份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各维度比较结果分析 |
3.结论与讨论 |
六、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制约因素及对策建议 |
(一)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制约因素 |
1.工业绿色发展理念尚未深入人心 |
2.体制机制不够健全 |
3.科技创新水平较低 |
4.环境保护支持力度不足 |
5.工业绿色生产效率不高 |
(二)提升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
1.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推进工业生产绿色化 |
2.加大环保支持力度,协同绿色一体化发展 |
3.鼓励创新驱动,加快终端产品绿色化 |
4.推动绿色产业化发展,发挥企业新活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3)1933年国民政府公营制造工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意义 |
(一)学术意义 |
(二)现实价值 |
二、学术史回顾与本文的创新之处 |
(一)学术史回顾 |
(二)前人研究述评与本文的创新之处 |
三、基本概念、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一)基本概念——公营制造工厂 |
(二)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四、研究范围 |
第二章 1933年国民政府兴办公营工厂的历史背景 |
一、国内外经济环境 |
二、政府推动工业化 |
三、经济学家的建议 |
第三章 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数量与投资 |
一、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数量 |
二、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资本数额 |
(一)资本性质探究 |
(二)工厂资本考察 |
三、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投资主体 |
第四章 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行业构成 |
一、全国公营制造工厂的行业构成 |
二、中央与地方公营制造工厂行业分布 |
第五章 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空间分布特点 |
一、公营制造工厂厂址分布 |
二、公营制造工厂的分布类型 |
三、公营制造工厂空间布局溯源 |
第六章 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长期影响 |
一、对抗战的支持作用 |
二、促进国家资本的扩张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4)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序言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与述评 |
(一)研究现状 |
(二)研究现状的述评 |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
(一)经济建设 |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三)规模效应 |
四、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6 年)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1949-1956 年) |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制度准备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状况 |
三、新中国成立后应对困难的经济措施 |
四、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确立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曲折(1956-1966 年) |
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
二、经济上初步纠正“左”倾错误与庐山会议“反右倾” |
三、对国民经济和党内关系的调整 |
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和“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 |
五、“四清”期间的三年经济调整与三线建设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严重挫折(1966-1976 年) |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抓革命与促生产 |
二、国民经济发展跌入谷底 |
三、七十年代初国民经济的恢复 |
四、政治经济的全面整顿与粉碎“四人帮” |
小结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第二章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1976-2002 年)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76-1982 年) |
一、经济建设的徘徊与思想解放的兴起 |
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国民经济调整 |
三、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 |
四、对外开放与特区建设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全面探索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82-1992 年) |
一、“三步走”七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
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
三、推行财政、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
四、价格改革与整顿经济秩序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转轨(1992-2002 年)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 |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 |
三、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 |
五、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
小结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2002 年至今) |
第一节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转型(2002-2012 年) |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 |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 |
三、区域、城乡向协调发展转型 |
四、宏观调控机制向治理体系转型 |
五、对外开放向“开放型经济体”转型 |
第二节 经济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12 年至今) |
一、“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战略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 |
四、“新发展理念”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五、“一带一路”提升对外开放格局 |
小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阶段性总结 |
第四章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 |
第一节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一、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
二、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 |
三、最大限度的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第二节 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 |
一、正确认识我国国情 |
二、充分发挥规模效应 |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
第三节 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 |
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 |
二、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功得益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
三、健全法治体系为我国所有制的多样化持续提供保障 |
第四节 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 |
一、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
二、改革红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 |
三、渐进式改革是我国改革的基本特点 |
第五节 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 |
一、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
二、闭关自守无异于“慢性自杀” |
三、开放型经济体对国内深化改革具有“倒逼效应” |
第六节 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 |
一、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 |
二、党的领导在经济决策中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 |
三、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作风的不断改善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基本概念界定 |
一、劳动收入份额的内涵 |
二、产业结构变迁的内涵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早期的劳动收入分配理论 |
第二节 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 |
第三节 产业结构变迁理论 |
一、产业结构演变理论 |
二、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第四节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综述 |
一、微观视角下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综述 |
二、宏观视角下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综述 |
第五节 文献评述 |
第三章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历史透视及国际比较 |
第一节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1978-2017年) |
一、劳动收入份额测度方法修正 |
二、劳动收入份额的测度 |
第二节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进程(1978-2017年) |
一、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测度 |
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测度 |
第三节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历史透视(1978-2017年) |
一、劳动收入份额逐年上升阶段(1978-1983年) |
二、劳动收入份额波动下降阶段(1984-1991年) |
三、劳动收入份额再次上升阶段(1992-1998年) |
四、劳动收入份额连续下降阶段(1999-2007年) |
五、劳动收入份额回升阶段(2008-2017年) |
第四节 国际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历史透视 |
一、英国从工业化中期劳动收入份额稳定上升 |
二、美国劳动收入份额保持长期高水平稳定 |
三、日本工业化时期劳动收入份额快速上升 |
四、韩国产业结构升级中劳动收入份额逐步上升 |
五、巴西劳动收入份额长期在低水平徘徊 |
第五节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国际比较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机制分析 |
第一节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微观机制分析 |
一、产业动态变化—要素替代弹性变化—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
二、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第二节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宏观机制分析 |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 |
二、区域二元经济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 |
三、制度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检验 |
第一节 数据检验 |
一、单位根检验 |
二、协整检验 |
第二节 VAR模型分析 |
第三节 脉冲响应分析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我国区域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实证检验 |
第一节 计量模型、变量及数据 |
第二节 全国实证结果及分析 |
第三节 不同地区实证结果及分析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我国不同阶段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实证检验 |
第一节 阶段性特征描述 |
第二节 1993-1998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第三节 1999-2007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第四节 2008-2017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及展望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第三节 不足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金融发展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选题背景 |
1.1.1 实践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选题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1.4 文章创新点 |
1.5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金融发展文献综述 |
2.1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文献综述 |
2.1.1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文献发展脉络 |
2.1.2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内涵文献梳理 |
2.1.3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测度研究综述 |
2.1.4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未来研究方向 |
2.2 金融发展文献综述 |
2.2.1 金融发展理论综述 |
2.2.2 金融发展文献梳理 |
2.2.3 金融发展文献述评 |
2.3 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相关文献 |
2.3.1 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文献综述 |
2.3.2 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文献梳理 |
2.4 金融发展之外的其他因素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文献综述 |
2.4.1 金融发展之外的环境影响因素 |
2.4.2 金融资源之外的生产要素和消费因素的影响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教训 |
3.1 美国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
3.1.1 美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状况 |
3.1.2 美国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历程 |
3.1.3 美国金融发展支持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渠道 |
3.2 日本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
3.2.1 日本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状况 |
3.2.2 日本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历程 |
3.2.3 日本金融发展支持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渠道 |
3.3 英国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
3.3.1 英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状况 |
3.3.2 英国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历程 |
3.3.3 英国金融发展支持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不足 |
3.4 以色列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
3.4.1 以色列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状况 |
3.4.2 以色列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历程 |
3.4.3 以色列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资金来源渠道 |
3.5 欧盟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
3.5.1 欧盟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状况 |
3.5.2 欧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历程 |
3.5.3 欧盟金融发展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阻力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机理分析 |
4.1 金融发展指标分解及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模型 |
4.2 金融总量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 |
4.2.1 金融总量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两种途径 |
4.2.2 金融总量供需反映的两种金融发展循环作用 |
4.3 金融结构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 |
4.4 金融效率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 |
4.4.1 金融效率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具有同步性 |
4.4.2 金融效率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金融发展状况:基于三个维度的比较 |
5.1 中国整体相关发展状况阶段性比较 |
5.1.1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阶段性比较 |
5.1.2 金融发展及其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力比较 |
5.2 省域维度相关发展状况对比分析 |
5.2.1 省域维度产业结构优化对比 |
5.2.2 省域金融发展及其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力对比 |
5.3 五大热点地区相关发展状况差异分析 |
5.3.1 五大热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差异 |
5.3.2 五大热点地区金融发展及其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力差异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6.1 数据和变量说明及检验 |
6.1.1 描述性统计 |
6.1.2 变量相关性检验 |
6.1.3 异方差等回归诊断 |
6.1.4 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
6.1.5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6.2 模型实证检验比较 |
6.3 模型稳健性检验 |
6.3.1 全面FGLS和OLS稳健标准误检验 |
6.3.2 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 |
6.4 检验结果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实证经验 |
7.1 长江三角洲地区相关综合实力的城市差异 |
7.1.1 长江三角洲地区相关发展情况比较 |
7.1.2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聚类对比分析 |
7.1.3 金融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城市综合实力差异 |
7.2 模型数据描述性统计及检验 |
7.2.1 模型数据描述性统计 |
7.2.2 模型变量相关性等检验 |
7.3 模型实证检验比较 |
7.4 模型稳健性检验 |
7.4.1 替换因变量检验稳健性 |
7.4.2 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 |
7.5 检验结果分析 |
7.6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学术成果 |
致谢 |
(7)低碳城市建设的演变规律及提升路径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问题提出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2 研究目标和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思路 |
1.4.2 技术路线 |
1.5 主要创新点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低碳城市建设的内涵 |
2.1.1 低碳城市建设的相关概念 |
2.1.2 低碳城市建设的特征 |
2.1.3 低碳城市与其他典型形态城市的对比辨析 |
2.2 低碳城市建设的理论基础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2 环境经济学理论 |
2.2.3 低碳经济理论 |
2.2.4 创新驱动理论 |
2.2.5 相关理论的综合运用 |
2.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2.3.1 低碳城市建设的研究现状 |
2.3.2 低碳城市建设的演变规律 |
2.3.3 低碳城市建设水平的影响因素 |
2.3.4 低碳城市建设水平的提升路径 |
2.3.5 文献评述 |
2.4 本章小结 |
3 低碳城市建设的现状研究 |
3.1 低碳城市建设的现状 |
3.1.1 国外低碳城市建设实践现状 |
3.1.2 国内低碳城市建设实践现状 |
3.1.3 低碳城市建设实践的启发 |
3.2 我国低碳城市建设实践的SWOT分析 |
3.2.1 SWOT分析的原理及其应用 |
3.2.2 内部优势(Strengths) |
3.2.3 内部劣势(Weaknesses) |
3.2.4 外部机会(Opportunities) |
3.2.5 外部挑战(Threats) |
3.3 本章小结 |
4 低碳城市建设的演变过程和特征分析 |
4.1 问题描述 |
4.2 研究方法 |
4.2.1 城市碳排放计算方法 |
4.2.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 |
4.2.3 Kaya恒等式 |
4.3 低碳城市建设的演变过程分析 |
4.4 低碳城市建设的演变特征分析 |
4.4.1 城市特征和城市碳排放的相互作用机理 |
4.4.2 城市特征在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的演变规律分析 |
4.5 低碳城市建设演变规律的实证分析 |
4.5.1 样本城市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
4.5.2 样本城市的低碳演变过程分析 |
4.5.3 样本城市的低碳特征演变规律分析 |
4.6 本章小结 |
5 低碳城市建设水平影响因素研究 |
5.1 问题描述 |
5.2 研究方法 |
5.2.1 文本主题模型LDA |
5.2.2 解释结构模型ISM |
5.2.3 网络层次分析法ANP |
5.2.4 研究步骤 |
5.3 基于LDA主题模型的低碳城市建设水平影响因素识别 |
5.3.1 低碳城市相关政策文本收集 |
5.3.2 政策文本预处理 |
5.3.3 低碳城市建设水平影响因素识别结果 |
5.4 基于ISM方法的低碳城市建设水平影响因素的层级结构分析 |
5.4.1 组建ISM专家组 |
5.4.2 构建邻接矩阵 |
5.4.3 计算可达矩阵 |
5.4.4 影响因素的层级结构构建 |
5.5 基于ANP方法的低碳城市建设水平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分析 |
5.5.1 构建ANP网络结构 |
5.5.2 构造判断矩阵 |
5.5.3 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6 低碳城市建设水平提升路径设计研究 |
6.1 问题描述 |
6.2 研究方法 |
6.2.1 经验挖掘理论 |
6.2.2 相似度匹配算法 |
6.3 基于经验挖掘理论的低碳城市建设水平提升路径的设计原则 |
6.4 基于经验挖掘理论的低碳城市建设水平提升路径的设计方法 |
6.4.1 建立低碳城市实践经验库 |
6.4.2 匹配目标问题的最佳实践经验 |
6.4.3 设计目标城市的低碳建设水平提升路径 |
6.5 提升路径设计方法的应用范例分析 |
6.5.1 目标问题的界定 |
6.5.2 数据的收集和处理 |
6.5.3 针对目标问题的提升路径设计结果 |
6.6 本章小结 |
7 总结与展望 |
7.1 总结 |
7.2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A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B.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研究课题目录 |
C 附表 |
D 学位论文数据集 |
致谢 |
(8)社会网络和市场网络双元视角下的山西温州煤老板群体演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1.理论意义 |
2.实践意义 |
(三)研究方法 |
1.文献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 |
2.案例分析法 |
3.网络分析方法 |
(四)技术路线 |
(五)论文创新点 |
(六)案例选取与简述 |
1.案例收集 |
2.代表案例 |
二、文献综述 |
(一)马恩经典分工理论 |
(二)社会网络相关的研究 |
1.社会网络的研究 |
2.社会网络作用的研究 |
(三)市场网络的研究 |
(四)社会网络与市场网络关系研究 |
(五)山西温州煤老板研究现状 |
1.基于政治学视角 |
2.基于经济学视角 |
3.基于社会媒介形象角视角 |
三、山西温州煤老板群体演化阶段及网络分析框架 |
(一)山西温州煤老板群体发展状况 |
(二)山西温州煤老板群体演化阶段 |
(三)山西温州煤老板集群演化的网络分析框架 |
四、山西温州煤老板群体的社会网络演化分析 |
(一)孕育期:温商的山西社会网络开始萌芽 |
(二)成长期:当地的社会网络初步形成 |
(三)快速发展期:社会网络过于泛用 |
(四)冲突转型期:社会网络开始出现崩塌 |
(五)小结 |
五、山西温州煤老板群体的市场网络演化分析 |
(一)孕育期:早期的市场关系在山西得到落地 |
(二)成长期:借力市场网络快速形成企业家集聚 |
(三)快速发展期:市场关系迅速发展导致企业家集群基本形成 |
(四)冲突转型期:市场关系网络不规范导致企业家集群重构 |
(五)小结 |
六、研究结论和研究展望 |
(一)研究结论 |
(二)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中国工业结构转型研究 ——基于绿色经济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问题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问题 |
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 |
一、工业结构升级与绿色经济关系分析 |
二、工业绿色转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三、文献述评 |
第三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第四节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结构安排 |
一、研究思路 |
二、技术路线与结构安排 |
第五节 研究方法、内容概要、主要创新及其不足 |
一、研究方法 |
二、内容概要 |
三、主要创新与不足 |
第二章 工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基本规律与理论机制 |
第一节 工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涵分析 |
一、产业、产业结构与工业结构 |
二、工业结构转型升级 |
三、工业绿色转型 |
第二节 工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经验规律分析 |
一、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 |
二、工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 |
第三节 绿色经济视角下工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分析 |
一、绿色经济的内涵 |
二、工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绿色经济的理论分析 |
第四节 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机制分析:金融发展与环境规制的视角 |
一、金融发展与工业绿色转型 |
二、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转型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工业发展问题分析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马克思部类结构均衡模型 |
一、马克思两部类结构均衡模型 |
二、马克思四部类结构均衡模型 |
第三节 基于四部门模型的中国工业结构问题分析 |
一、对“总供求均衡”的分析 |
二、基于“四部类结构均衡模型”的中国工业发展问题分析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绿色经济视角下中国工业结构转型的阶段分析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计量模型、估计方法、指标设计与数据来源 |
一、计量模型构建 |
二、估计方法介绍 |
三、核心指标设计 |
四、空间相关性分析 |
五、控制变量与数据来源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一、工业结构升级影响绿色经济的基本结果分析 |
二、工业结构合理化影响绿色经济的基本结果分析 |
三、工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绿色经济的基本结果分析 |
四、稳健性检验 |
第四节 异质性检验——进一步的考察 |
一、环境规制对工业结构升级与绿色经济之间关系的影响分析 |
二、经济发展对工业结构升级与绿色经济之间关系的影响分析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中国工业绿色转型路径的实证探究 |
第五章 金融发展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
一、金融发展作用工业绿色转型的直接效应 |
二、金融发展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研发效应与外资效应 |
三、金融发展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门槛效应 |
第三节 计量模型、指标设计与数据来源 |
一、计量模型 |
二、变量指标设计与指标核算 |
三、数据来源 |
第四节 实证结果分析 |
一、金融发展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基本结果分析 |
二、稳健性检验 |
三、金融发展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门槛效应分析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纵横向拉开档次”计算过程说明如下 |
第六章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
第三节 计量模型、指标设计与数据来源 |
一、计量模型构建 |
二、变量指标设计 |
三、数据来源 |
第四节 实证结果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一、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及交互项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分析 |
二、稳健性检验 |
第五节 进一步检验—区域异质性的考察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工业空心化”与中国工业转型升级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工业空心化”的典型特征 |
一、“工业空心化”的内涵与界定 |
二、“工业空心化”的发展阶段 |
第三节 “工业空心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 |
第四节 中国“工业空心化”问题与工业转型升级分析 |
一、中国“工业空心化”的阶段性判断与分析 |
二、中国“工业空心化”对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对策分析 |
第一节 发达国家工业绿色转型的国际经验 |
一、发达国家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的实践分析 |
二、发达国家工业绿色转型的启示 |
第二节 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制约因素与对策分析 |
一、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制约因素 |
二、促进中国工业绿色化转型的对策建议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一、研究结论 |
二、研究展望 |
附录图表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及获奖情况 |
(10)理论、实践和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论文创新点摘要 |
绪论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一)选题依据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一)目前研究的主要问题 |
(二)目前研究中的不足 |
(三)本文研究重点 |
三、论文研究方法 |
(一)系统分析法 |
(二)文献解读法 |
(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法 |
四、论文结构及创新点 |
(一)论文结构 |
(二)论文的创新点 |
第一章 理论、实践和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提出及其内涵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提出及其科学涵义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概念的提出与发展演变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科学涵义 |
二、理论、实践和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提出依据 |
(一)三种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提出的理论依据 |
(二)三种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提出的实践依据 |
三、理论、实践和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科学内涵 |
(一)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基本内涵 |
(二)实践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基本内涵 |
(三)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基本内涵 |
第二章 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形成与发展 |
一、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发展依据 |
(一)马克思的社会全面生产理论 |
(二)从传统发展观到现代科学发展观的转变 |
(三)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认识深化的必然逻辑 |
二、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发展历程 |
(一)总布局思想的萌芽 |
(二)理论形态总布局的初步形成 |
(三)理论形态总布局的丰富与完善 |
三、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发展特征 |
(一)布局意识从模糊到清晰 |
(二)布局组分从单一到多元 |
(三)布局思维由线性向非线性转变 |
第三章 实践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形成与发展 |
一、实践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发展依据 |
(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 |
(三)满足人民利益需求和实现人民幸福的价值追求 |
二、实践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发展历程 |
(一)经济建设开始布局 |
(二)实践形态总布局的确立与发展 |
(三)实践形态总布局的拓展与深化 |
三、实践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发展特征 |
(一)从学习与模仿向超越与创新转变 |
(二)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和底层实践的有机统一 |
(三)从重点突破到注重结构调整的整体推进 |
第四章 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形成与发展 |
一、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发展依据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需求 |
(二)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 |
(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
二、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发展历程 |
(一)制度形态总布局的开启 |
(二)制度形态总布局的展开 |
(三)制度形态总布局的深化与发展 |
三、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发展特征 |
(一)从学习和借鉴苏联经验到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
(二)从人治传统的突破到社会主义法治的确立 |
(三)从总结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经验到借鉴人类制度文明一切成果 |
第五章 理论、实践和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内在逻辑 |
一、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指导 |
(一)为实践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顺利开展提供思想指导 |
(二)为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建立和完善提供理论支撑 |
二、实践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途径 |
(一)是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形成发展创新的来源与动力.. |
(二)是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确立并完善的实现途径 |
三、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保障 |
(一)为实践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开辟拓展规定了方向 |
(二)为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发展创新提供了保障 |
第六章 理论、实践和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形成与发展的启示 |
一、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和贯彻新发展理念 |
(一)坚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布局目标 |
(二)坚持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布局追求 |
(三)坚持以统筹兼顾为布局方法 |
(四)坚持以“五大发展”为布局理念 |
二、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五“位”之间的关系 |
(一)五“位”之间的一般关系 |
(二)五“位”的结构关系应随时空条件的变化而相应调整 |
(三)五“位”之间关系的核心是“一体”化和整体功能优化 |
三、必须将实现总布局的内在要求上升为思维习惯、工作自觉和制度机制 |
(一)理论形态的总布局要求养成系统性思维习惯 |
(二)实践形态的总布局要求培养大局意识和善于优化组合的工作自觉 |
(三)制度形态的总布局要求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和制度保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作者简介 |
四、苍南:工业结构调整在五大行业展开(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提升研究[D]. 常金宏.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3]1933年国民政府公营制造工厂研究[D]. 张尚达.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7)
- [4]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D]. 王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影响研究[D]. 郭宏毅. 深圳大学, 2019(09)
- [6]金融发展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D]. 杨丽君. 东南大学, 2019(06)
- [7]低碳城市建设的演变规律及提升路径设计研究[D]. 吴雅. 重庆大学, 2019(10)
- [8]社会网络和市场网络双元视角下的山西温州煤老板群体演化分析[D]. 吴青. 温州大学, 2019(12)
- [9]中国工业结构转型研究 ——基于绿色经济的视角[D]. 朱东波. 厦门大学, 2018(12)
- [10]理论、实践和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研究[D]. 赵国营.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