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史研究

一、开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包茂红^[1]（2020）在《从海洋史研究到海洋环境史研究》文中提出传统历史学主要关注人类在陆地上的活动,忽视了人类在占地表面积70%以上的水域里的活动。20世纪50年代,在先前的航海史、海军史等研究基础上兴起了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和跨学科研究领域的海洋史研究。随着海洋史研究的发展,历史研究的时空范围和主题都得到大幅度拓展。海洋史研究的内部创新冲动与现实需要相结合,促成了海洋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虽然是后来者,但太平洋环境史研究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基于北大西洋环境史研究形成的模式和方法论,也有助于为编撰广义的世界或全球海洋环境史奠定基础。

薛辉^[2]（2020）在《中国边疆环境史研究刍议——基于学术史梳理的思考》文中研究表明重视和开展中国边疆环境史研究具有积极的学科意义,既可以推动中国边疆史研究进一步深入,又可以促进中国环境史学的自身建设和发展,故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有重要价值。中国边疆环境史是对中国边疆史和中国环境史的继承与创新,多措并举协力推进,使之成为史学研究与边情认知相观照的有力载体,是新时代历史学科实现融合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因此,除了从理论与方法、研究对象和内容进行探讨外,学界还应更加重视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挖掘、研究队伍的构建和完善等方面。

夏承伯^[3]（2020）在《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生产力论生态意蕴研究既有生态危机现实促逼与发展模式反思国际背景,又有生态文明建设与美丽中国实践的国内发展需要,还有历史唯物主义迎接时代挑战,特别是生产力理论重新认识等学科内在发展需要。学界对此研究虽有所进展,但以往所做工作很大部分集中在传统生产力理论个别问题的提出与反思,这当然十分必要。然而,对马克思生产力论生态意蕴的自觉而系统的研究尚付阙如。由此,目前化整为零的碎片化研究和分散性探讨尚待改进,而化零为整的系统化研究和整体性推进亟待改善。传统“征服论”生产力论的实质是与工业文明相匹配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现实中的表现,其存在具有现实基础、认识论基础与思想根源。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失衡、现代社会经济系统失范、人类自身生存系统失调是其面临的三大困境,对此进行深度反思与批判是生产力生态内涵揭示的前提。从马克思生态哲学维度审视,马克思具有生产力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重要思想,自觉认识与利用自然并与之进行物质变换、能量转换、信息交换的生产实践过程所具有的现实综合力量,特别是其自然生产力、物质变换以及整体思维等层面使其具有表征自然生态再生产与经济社会再生产能力的丰富生态内涵,马克思生产力实质是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力量总和。马克思生产力生态内涵的挖掘研究,促使生产力发展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并发挥作为劳动者的人的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度之自觉性,促使生产力发展行进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之路,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生产力基本要素有内在本质上的生态向度。劳动者既有社会属性,又有生物属性,是其两者的对立统一。由于后者的存在,就决定了劳动者应该而且必须遵守生态法则,以效仿生态系统最优组合原则进行分工协作是其在生产力中发挥最佳功效的重要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是其受剥削与异化的根本原因。劳动对象包括天然自然物与原料,只有在具备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前提下,劳动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若想资源能源持续利用,必须遵循不同种类的特性进行合理开发。劳动工具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能力与水平的重要标志,土地为劳动者提供了劳动场所与必要空间,机器异化加重了对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双重压榨与剥削。对科学技术的负效应进行生态化规范,大力发展生态科技,用环境思想教育提升人们的全球环境意识,培育堪当生态治理大任的时代新人。生产力结构经历“两种生产”到“三种生产”再到“全面生产”认识过程,包括自然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与人口生产力等结构类型。自然生产力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前提基础从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第一源泉;社会生产力本质是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变换,良性运行的社会生产力应该是内涵集约生产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人口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能动力量更应注重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匹配及防止其失调或失衡。自觉深度挖掘马克思生产力结构的生态蕴含,为深入理解并全面协调资源能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适度生产三者关系,并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建设以生态安全为基础的“两型”社会,健全生态良法与环境道德双重制度保障体系,具有重要学理价值与时代意义。生产力的生态功能在于实现自然界、人与自然、人类社会物质变换的有序高效。自然界之间新陈代谢承载自然生产力功能,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发挥劳动生产力功效,社会内部物质变换迸发社会生产力效能。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违背物质变换规律,导致物质变换断裂,资本主义制度破坏财富源泉,既污染城市环境,又造成乡村萧条,使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基础和环境条件异化。消除物质变换裂缝需要从人地双向互动与有机废物循环利用的思维变革、机器改良与科学进步的技术革新以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等三方面入手。发展循环低碳经济,建设资源节约社会;重视土地修复恢复,推进生态农业创新;优化生态空间格局,探索绿色城乡模式是马克思生产力生态功能的重大价值借鉴。传统生产力标准主要以劳动生产率和生产工具为衡量标尺,单向度指向经济技术领域,缺乏生态维度。为此,生产力标准除体现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技术标准,在当代更应该深度体现经济技术运行是否符合人类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生态标准。生产力生态标准要求严格遵守生产力发展受控于生态承载力阈值,在维护生态平衡下进行资源合理开发与综合利用,以期实现自然力内涵扩大利用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双赢目标。深入理解与严格践行生产力生态标准对于人们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理念,具有重要评估与考量价值。反思传统生产力论时代局限,挖掘生产力生态内涵,展示生产力生态要素,优化生产力生态结构,发挥生产力生态功能,秉持生产力生态标准,坚持马克思生产力论生态意蕴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实践品质,为绿色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实践作出积极的理论贡献。

石悦^[4]（2020）在《环境史在部编版初中历史教科书中的教学研究》文中指出环境史是在20世纪70年代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保运动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产生。部编版初中历史教科书有很多内容是环境史内容,分析部编版初中历史教科书中环境史内容符合历史课程标准的要求,也符合改善当前环境和培养学生环境史思维的要求。部编版初中历史教科书环境史内容分为政治环境史、经济环境史和文化环境史。政治环境史是在政治权力关系的影响下自然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自然环境的变化会对政治产生哪些影响。经济环境史是环境与经济领域的关系,人类的生产生活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以及因为环境的不同导致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不同。文化环境史是环境思想,人对环境做出的反映以及环境影响人的思想意识。对部编版初中历史教科书环境史内容整理分析可以得出环境史内容的特点。政治环境史几乎没有环境政策,可以得出政治环境史的内容比较单一。经济环境史更注重服务现实经济,为经济发展提供经验教训。文化环境史的内容比较少,其宏观的环境思想贯穿在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中,也有具体的自然环境的内容,为研究自然环境的变化提供最直接的资料。部编版初中历史教科书中没有系统的环境史内容,整体呈现出分散零碎的特点。环境史的内容分散零碎就要求教师充分利用和拓展教科书的内容,首先要对教科书中缺少的环境政策、自然环境本身的历史等内容进行补充。初中地理学科、道德与法制学科都可以为历史学科中环境史教学提供资源。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充分运用社会环境热点问题,学生亲身经历的事情是最好的教学资源。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进行环境史教育要注意教学内容的选择要恰当合理,不能随意在课堂教学中加进环境史内容。在与地理学科、道德与法制学科相结合时注意区分于历史学科,要体现历史学科的特点。选取的社会热点问题也要选取典型的热点问题,具有教育意义的热点问题。实践活动要适度合理,计划周密。

文静^[5]（2020）在《军事环境史视域下的第一次海湾战争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后半期,全球环境状况日益恶化,在环境保护运动的推动下,研究人与自然关系演变历史的环境史应运而生。军事环境史（Military Environment History）作为环境史研究领域的新热点,主要研究人类军事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军事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自然观念的变化。第一次海湾战争作为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一场典型的现代高技术战争,从军事环境史的视角加以审视,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在现代军事思想和作战理念的指导下,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利用大量高技术武器装备和电子干扰系统,实现了海、陆、空的高度一体化作战,较大程度上减少了战争所耗费的时间及人力成本。但高效的科技化战争同样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灾难,被污染的自然环境又和战争活动一起对人体健康产生了损害,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战后许多退伍老兵患上的海湾战争综合征。军事环境史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始终存在于生态系统中的自然人,二者相互影响,难以独立存在,所以本文主要从军事环境史的理论框架下,研究海湾战争对生态环境和自然人的危害。全文主要由绪论、论文主体及结语三大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选题依据,辨析了文章涉及的基本概念,同时梳理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状况,并介绍了文章运用的主要文献资料,明确了文章使用的基本理论方法。第一章主要梳理了军事环境史的形成过程与研究意义。军事环境史是从战争环境史发展而来的,从军事环境史的视域研究第一次海湾战争,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章探讨了海湾战争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在战争正式爆发之前,伊拉克军队和多国部队的人员部署、武器运输,及驻防工事的修建等军事活动对海湾地区陆地环境损害颇深。战争期间的军事活动对大气环境、陆地环境和海洋环境造成了全方位的破坏,国际社会为清理海面油污、未爆炸的地雷等其他残留物进行了不懈努力。第三章论述了海湾战争对人的影响——海湾战争综合征问题。海湾战争使多国部队士兵患上了海湾战争综合征,围绕此疾病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结语部分,说明了第一次海湾战争在战争史上和冷战期间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阐明了在军事环境史理论范式下研究第一次海湾战争的价值和意义。总之,本文在军事环境史的基本研究范式下,审视了第一次海湾战争备战期间、战争进行阶段和战争结束以后,对大气、陆地和海洋环境的损害,以及国际社会为修复环境所做出的努力。并围绕着海湾战争综合征问题探讨了第一次海湾战争对人的影响。本文研究了以海湾战争为代表的现代高技术战争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人体健康的损害,揭示了所谓“人道的”和“干净的”高科技战争的本质属性,使人们对现代战争有更清晰和更深刻的认识。

朱珠^[6]（2020）在《明清时期传统农业技术的非生态转向 ——以皖南引种美洲作物为例》文中认为中国传统农业技术转向的直接动力源于技术目的和技术手段及相关技术要素间的矛盾运动,其技术活动无不受到历史条件、社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历史及社会的发展需求是中国传统农业技术自主演化的外部推动力。在清朝实现人口增长至四亿之巨的背后,是人均耕地的不断减少,大量无序增长的人口沦为“棚民”,有限的资源被侵占,人地矛盾不断加剧,生态环境急剧变迁。同时,明清时期饥馑、灾荒呈现周期缩短、程度加深趋势转变。由此可以管窥,基于明清社会背景,美洲作物引种作为诱导性技术对生态变迁的深远影响也反作用于人类,“天人合一”的消解成为情理之中。对于明清时期传统农业技术变迁机制,其中国情政体、经济形态、社会构造、文化观念及其他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推进其演变历程。本文并未采用“美洲作物传入——农民垦荒——生态破坏”这样的简单因果解释,明清时期美洲作物传入的负面效应不能笼统地归咎于人口增长,而应该以辩证的、发展的眼光探寻传统农业技术转向的内外驱动力。因此,本研究通过对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演变的历史考察,以美洲作物传入作为新技术要素,分析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的转变特征及动因,并将这一特征定义为“非生态转向”,以皖南地区为研究地域,进一步探讨了这一转向的具体表现、效应、变迁机理。围绕研究目标,本文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介绍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对于相关概念作简要定义,围绕研究要点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分类概括梳理。其次,按照传统农业的历史分期,围绕传统农业技术的形成过程系统建构其发展脉络,重点厘清明清之际这一技术的转向及具体特征。再次,结合时代背景,从技术哲学视角认识并分析明清的传统农业技术转向动因,并以叙事重构的方式探讨美洲作物作为技术要素作用于传统农业技术变迁的具体表现,探寻这一转变过程的制约因素与影响。最后,联系社会建构论、人口学、技术生态学理论成果,通过定量分析、定性分析揭示美洲作物引入对生产、人口、生态等各方面的效应。基于此,对明清时期传统农业技术非生态转向的总体特征、变迁机理加以总结,进而阐述传统农业在技术体系、农本思想等层面的优越性与局限,并借此对现代农业发展有所启示。

聂选华^[7]（2019）在《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在不同时空范围内呈现出普遍性、连续性、积累性和重叠交错的分布特征,灾害的持续性和衍生性造成饥荒蔓延。面对严重的灾荒,清朝政府和云贵地方当局以国家完备的荒政制度为蓝本,积极开展灾荒赈济工作。荒政作为清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国家府库银钱和粮食等救灾物资的调拨,灾荒赈济举措的协调推行,以及云贵地区毗邻省区之间赈灾物资的应急补给,较大程度上拓展了云贵地区被灾民众的生存空间。清代国家荒政的制度化和灾荒赈济实践路径的系统化,为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和灾后重建提供了重要条件。清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对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社会治理和经营,清朝中央政权在云贵地区的设治经营及自上而下的“国家化”进程,为云贵地方的灾荒治理提供了制度支撑。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不同程度地加剧了云贵两省自然灾害暴发的频次,并对清政府加强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进程造成影响。荒政制度作为清代国家治理西南边疆的重要路径,为清朝中央政权巩固和经营西南边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云贵地区与周边乃至中原地区的灾赈资源整合与融通,加强了清政府在西南边疆灾荒治理期间的协调联动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并从根本上加快了清代国家“一体多元”的发展进程。边疆治理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热点议题之一。本文以清代云贵地区作为研究的特定时段和区域,以清代国家灾荒赈济的社会治理及其效应为研究对象,对西南边疆地区灾荒期间社会治理的国家应急响应能力进行分析,以多角度地认识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各个面向。同时,基于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深入分析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能力和基本谱系,对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体系以及云贵地区的底层认同和国家认同进行探讨,藉此系统阐释清代灾荒赈济在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过程中得到深入施行的深层机理和积极效应。

王洋^[8]（2018）在《当前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述评》文中指出人口资源环境史是当前中国学界的一个热点领域,集中了多学科研究者的关注。环境史研究的兴起,既是中国学界对国际环境史学的一个积极响应,也是中国史学研究者一种自觉的学术转向。系统梳理和总结环境史兴起的历程及其当前发展,对于今后更好地开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无疑是有重要学术意义的。在回顾和总结环境史学的兴起尤其是在中国学界的发展历程基础上,本文集中探

行龙^[9]（2018）在《环境史与社会史》文中提出2001年,我在《山西大学学报》发表过一篇题为《开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的论文①,之后在中国史学界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又就此论题做过一个大会发言,意在倡导从社会史的角度开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的研究。十多个年头过去了,不仅当年论文中指出的人口、资源、环境各自分治的"两张皮"现象已大为改观,而且以"环境史"为主题词的环境史、生态史、甚至生态环境史、医疗生态

王谷^[10]（2018）在《郧阳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环境研究（1476-1911）》文中认为郧阳地区群山环绕,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森林资源十分丰富。由于地处鄂、豫、陕、渝四省交界之地,郧阳地区的行政区划长期以来处于分而治之的状态。直到明成化十二年（1476）,明政府迫于此地严重的流民问题,决定在此地划定“特区”,设置郧阳府,“郧阳”之名由此而生。其最高行政长官统称为郧阳抚治,专事安抚管理鄂、豫、陕三边地区的流民事宜。因此,郧阳地区以成化十二年（1476）为时间界限,正式进入到了政府专管时期,规范而有序地进行山区开发。有序的生产,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带来了人口的喷薄增长,人口的压力转化成了资源开发的巨大动力,推动着人们不断扩大农业垦殖的范围。这个扩张是循序渐进的,由平地到江、湖、滩涂再到山坡、丘陵。到了清后期人们的开发步伐更大了,深入到老林区域,深入山区的开发是随着玉米、马铃薯、红薯的引进而新兴的,物种强悍的适应性为人们开发深山老林提供了良种,整个明清时期郧阳地区的资源开发呈现的是粗放、盲目和无度的特点,人地矛盾日益严重,带来的后果既有社会的发展,也有环境的变迁。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官员未必不知道资源开发的严重后果,只是在利弊权衡之下,做出了符合短期利益的选择而已,对此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上对此作出评价。总的来说,本文认为:开发过程是人类生产发展的必经过程,中央政府的开发策略是当时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得已的选择。只有真正经历过自然环境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制约作用后,环境思想才会被真正重视。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章,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个方面全面论述郧阳地区社会变迁的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背景。任何社会模式的形成都根源于其自然环境基础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人们的行为规范来自于内在习惯的形成,生产方式受制于环境的约束。人类活动和生产方式共同构成了基本的社会模式。第二章,探讨明清时期郧阳地区人口与环境的内在关系。通过明清人口特点对比,本文认为清代人口增长呈现出“几何型”增长趋势,并且就人口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考证。首先结合郧阳地区自然灾害的发生状况,以不同时间段灾害发生的次数对比、新灾害的出现以及不同灾害之间的联系为依据,证明人口基数的增加的确使气候变得更加不稳定了,主要表现形式为恶劣气候的增加。其次,考察了郧阳地区人口与生物种类之间的关系,以老虎在郧阳地区的各文献中的记录,分析郧阳地区的生物种类的变化规律。特别是对人口变动比较大的几个时间段做物种对比,本文把物种变动开始的时间限定到乾隆十五年（1785）到同治四年（1865）之间,并且郧阳地区物种从数量上看没有减少,主要影响的是大型野生动物和具有经济价值的禽类和植物。第三章,通过对农业生产及其发展的研究了解明清郧地人民的生活状态。农田水利的发展是人们长期生产生活中劳动智慧的具体体现,利用自然的天然条件,加上人工的创造使郧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更加便利。郧阳地区一直延续了农业耕作传统,他们不擅长手工,不从事商贾,所有的生计全在田地之间,刀耕火种的种植方式一直持续到现在,因为这是最适合山林地貌的耕作方式。农业生产技术随着民族的融合和官员们对农耕技术的推广而发展,农业技术的提高为人们进一步的资源开发提供了技术支持,清后期人口的日益膨胀为资源开发提供了原始的动力,玉米等高产耐旱物种的引进就是这场资源大开发运动的催化剂。农业对环境的影响比人口的影响要更直接,人口增长的压力通过农业对环境进行转嫁,直接影响了郧阳地区整个森林体系,这个体系复杂而又联系紧密,包括林木、土壤、微生物、动物、空气等等,体系的破坏是不可逆的,很难修复;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水土流失与农业开垦之间的关系,甚至向前推导出了人口增长这个根源。第四章,通过对官方以及郧阳地区地方官员环境思想的论述,了解当时环境观念在郧阳地区的生存发展空间。官员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了解外来思想的途径,特别是接触实际地方政务的地方官员,对于环境变化以及带来的后果了解最为清楚,他们是最好的环境思想接受者。清政府出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没有办法依靠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解决人口庞大的生存需求,而地方官员出于其自小树立的人伦道德,即使意识到了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增长过快,也没有办法提出限制人口增长的建议,这个时间的政府和官员所能做的是不涉及根本的环保措施——种树,并且种植的理由以强调其经济价值为主。郧阳地区地方官员很早就有了初步的生态主义的意识雏形,即意识到了人类同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知道人类目前的遭遇的天灾根源于人类的无度开垦,并做出退耕还林的解决方案。但是到了清后期土地严重不足的时候,官员们对于“退耕还林”方案持保守态度。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类生存无法保证的时候是普遍的生态观念,对于当时的官员来说,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限制而转化为生态主义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二、开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开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边疆环境史研究刍议——基于学术史梳理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3）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环境史在部编版初中历史教科书中的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军事环境史视域下的第一次海湾战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明清时期传统农业技术的非生态转向 ——以皖南引种美洲作物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郧阳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环境研究（1476-1911）（论文提纲范文）

四、开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从海洋史研究到海洋环境史研究[J]. 包茂红. 全球史评论, 2020(02)
• [2]中国边疆环境史研究刍议——基于学术史梳理的思考[J]. 薛辉. 史学理论研究, 2020(04)
• [3]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夏承伯.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4]环境史在部编版初中历史教科书中的教学研究[D]. 石悦.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5]军事环境史视域下的第一次海湾战争研究[D]. 文静.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 [6]明清时期传统农业技术的非生态转向 ——以皖南引种美洲作物为例[D]. 朱珠.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20(03)
• [7]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D]. 聂选华. 云南大学, 2019(09)
• [8]当前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述评[J]. 王洋. 社会史研究, 2018(01)
• [9]环境史与社会史[J]. 行龙. 社会史研究, 2018(01)
• [10]郧阳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环境研究（1476-1911）[D]. 王谷.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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