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龙与《易经》说

一、中国龙与《周易》学说（论文文献综述）

宋佳佳^[1]（2020）在《上古中国洪水神话与龙蛇形象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是对龙蛇及洪水神话的研究。“龙蛇”作为洪水神话中大量存在的意象,在业已硕果累累的洪水神话研究领域仍有待进一步挖掘分析。前人多以图腾释之,然图腾说的缺陷日益显露,且许多地方无法囊括。这就要求我们在重新审视图腾说的同时转变思路,将龙蛇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下予以探讨。本文以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为选材来源,配合出土文物,分别就龙与蛇之关系、龙蛇材料的汇集与分析、龙蛇与水的发生关系、“龙蛇图腾说”的再审视等加以分析。行文力求聚焦问题意识。在龙与蛇之关系部分,笔者认同龙作为虚拟神物是由蛇演化而来的承继关系,并以此为圆心,发散出与龙蛇相关的衍生形象,统称为“龙蛇体系”;在龙蛇材料的汇集分析部分,通过纸上与地下二重证据的相互印证,试图对先秦两汉时期的龙蛇进行一个全局性的基本把握;针对龙蛇与与水之关系,从“洪水”和“自然之水”分别讨论,并试图为夸父真身问题、褒姒灭周谜云提供一种可能性解释。在笔者看来,所谓“龙蛇图腾说”确实存在,但并非龙蛇意象产生的根源。龙蛇之所以成为文学中的重要意象,背后实与作为自然崇拜初始原型的“水”密切相关。要之,所谓龙蛇崇拜实乃水崇拜发展到后期的一种具象化的表现形式,是原始先民自然崇拜的成熟形态。而作为舶来品的“图腾论”百年来形成的主流地位自有其历史必然与合理性,然一味套用西方图腾学来研究我国神话,难免会出现“水土不服”之现象。这就要求我们要兼收并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实现中西学术之平衡。

张亚美^[2]（2020）在《汉代龙形图像研究》文中指出汉代阴阳哲学流行,道家神仙方术兴起;汉代儒家思想重视孝道,厚葬风气盛行,这些都为汉画中神仙思想的繁荣奠定基础。龙是汉画中最常见的题材之一,本文龙形图像研究侧重龙与神话及神仙的关系,突出龙的神性特征。本文主要认为苍龙座星象是龙形图像的来源,具体分析龙形图像从上古到汉代与天象的渊源,梳理龙形图像发展演变过程,着重研究汉代龙形图像的种类与特征,探讨龙形图像与神仙思想的关联。原始龙形象主要分析西水坡的原始巨龙,红山文化玉龙、良渚文化玉琮和陶寺以及二里头文化龙纹饰,以及发展到商周时期后,青铜器上的单体与双身龙纹饰和龙造型,指出其与汉代龙形图像的渊源与联系。研究汉代龙形图像主要分为四灵中的龙形象、载人升仙的龙形象、与龙相关的神仙形象以及祥瑞装饰的龙形象四大部分,通过一些重要的遗址和出土文物进行比较分析,在载人升仙部分着重说明汉画中常见的龙璧形象的文化内涵和造型特征,在龙相关的神仙形象部分又将雷神与虹神、伏羲与女娲和西王母的龙虎座纳入研究范围,最后指出汉代龙形图像的审美与意蕴,突出说明汉代龙形图像的兽形特征和其展现的神话内涵。

贺淼^[3]（2020）在《季本“龙惕”思想探析》文中研究说明“龙惕”这一概念,源于《周易》乾卦以龙德喻指君子乾乾知惕。季本在此基础上又予以心学阐释,即以龙言心,从而凸显心有主宰且能动的特性。作为阳明后学的季本,担忧心学过于重意会流于空虚,因此以《龙惕书》明其宗旨。其“龙惕”一说,首先以良知凸显了本心主宰的作用;其次,以警惕规定心体变化是有度的;另外,以龙德揭示心学是不空虚之实理。以《龙惕书》为焦点,季本与同门王畿、邹守益、聂双江等人亦有诸多探讨,其核心内容可归结为心学本体与工夫的关系问题,抑或说何以致知的问题。季本虽承认人性本善、良知自明,但其重点是关注本心发用过程中私欲对心体的遮蔽,所以强调以戒谨恐惧的工夫去保证本心发用之善。即以可主宰之心去参与心体的自然流行,从而纠正心学落入空虚和无度之偏。“龙惕”说作为季本为学宗旨的凝练,集中体现在《龙惕书》一集中,但由“龙惕”为核心的思想是贯穿于其学始终的。从理论层面来说,季本的体系化着作《说理会编》一书即是紧紧围绕“重主宰而轻自然”而展开的。首先,他从理气关系着手去为心体主宰寻找理论支撑,认为本体即主宰,无主宰则欲乘气杂入;而“自然”也不同于前人的理解,是属于气的流行之势。气随理而动,所以带来了人性有善有恶的问题。因此,季本进一步从心性范畴去剖析为何要以主宰为重。第一,他承认本心的纯然至善,又以心体作为性之所存处。本心为督府,性居其中,而情正是性之所发。第二,性之所发,本身应是纯善无恶的,但是在念头萌生处,灵明容易被私欲遮蔽而有所偏倚。因此需要仁义裁断来保证主宰之惺惺,从而本心所发即为善。另外,此中还涉及到如何处理主宰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主宰是以自然为意义前提,自然又须以主宰为基础动力。由此,季本要求以谨独工夫去时刻照管本心,从隐微处杜绝不善的苗头。其学始于本心至善的良知,最终又指向以“诚”为核心的本心之学,这其中是依靠心学式的致知途径去进行自我道德的完善。以工夫悟本体,是季本重视“主宰”的必然所致,也决定了其致知路径偏向务实的风格。同时,“龙惕”所体现的主宰为先,收敛本心和谨独以诚的精神也都贯彻到了其实践活动当中。如致力于乡约教化,重视以德修业。都是在强调以谨独之心去落实日用工夫,事事省察而防本心至善的丧失。在“学”的问题上,季本特别指出圣人与常人本质上无异,只是圣人所作“惕”的工夫层次更高。这无疑为常人提供了一条致知路径,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圣贤的神圣性。心学面临内外危机之时,季本以援“理”入“心”的方式进一步完善了其学。这之中不仅有对心学核心精神的继承,也有以经义阐释心学的新创造。他以良知心学为理论根基,以节节分疏的方式展开对经典文本的义理解读,是不同于阳明心学的释经路线。季本以承继王学为己任,其“龙惕”说及以及核心思想都是在为心学流于玄虚而寻找一种可行性方案。

魏梦莹^[4]（2020）在《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文中指出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源于俄罗斯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与传播,既是俄罗斯传统中国形象的延续,同时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生变化。本论文以佩列文、索罗金、克鲁萨诺夫等八位作家笔下涉及中国形象的文学文本为研究基础,利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将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归纳为三种类型:寓意深刻的中国哲学经典形象、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传统形象、令人反思的负面中国形象,分别具有哲理性、独立性、实验性等特点。寓意深刻的中国哲学经典形象,源于18世纪俄国人构建的“哲人之邦”形象。在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它依然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以库切尔斯卡娅笔下的“墨家经典”,佩列文笔下的“梦境典故”和道家学说为代表。他们对中国经典的理解更深刻,引用更准确,具有鲜明的哲理性。库切尔斯卡娅塑造的“墨家经典”是主人公精神迷茫期的“避风港”,其目的在于借“异国情调”消解当代俄罗斯人文化身份迷失的焦虑。佩列文在借鉴中国“梦境典故”时,常掺杂着对道家学说的思考。他将中国哲学思想消融于主体意识之中,并提升到美学高度,使其笔下的中国形象具有一种诗意和神秘主义特性。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传统形象,是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尤为突出的一类中国形象。在当代俄罗斯作家眼中,中国不再是考量西方问题的参照物,而是具有自身特色和独立性的世界大国。中国的成功引起他们注意,于是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流行起“中俄联姻”的主题,其根源可追溯至19世纪“欧亚主义者”对中国的畅想。克鲁萨诺夫笔下的“中俄混血沙皇”、扎伊奇克笔下的“欧亚帝国”就属这种类型。而这类形象的产生,与近年我国国家实力的提升与国家影响力的扩大紧密相关,是俄罗斯作家对当代中国认知的一种呈现和理解。令人反思的负面中国形象,源于19世纪“黄祸论”对俄罗斯人的影响。在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它依然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且表现出鲜明的实验性,主要体现在克利莫夫斯卡娅笔下诡异的“中国蓝烟”,多连科笔下“滑稽可笑”的中国道士,索罗金笔下令人担忧的“CHINA XXI”（21世纪的中国）等形象中。克利莫夫斯卡娅的中国书写,在于借中国劳工形象审视苏联社会,影射肃反运动给人民留下的恐惧与创伤。多连科笔下的“滑稽”道士,在于借中国道教讽刺普京,与他个人的政治立场紧密相连。索罗金笔下的中国书写,则体现出当代俄罗斯人在面对飞速发展的中国时,所产生的危机意识和“羡嫉心理”。

王巳龙^[5]（2020）在《特定符号在藏文化语境中的表达研究 ——以“龙”（“鲁”与“珠”）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鲁”（（?）,kLu）和“珠”（（?）,vBrug）是藏语言当中,表达龙符号所指的两个符号能指。本文借助符号学的阐释路径,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范式及研究方法,以藏文化语境中的龙符号“鲁”和“珠”为研究对象,对特定符号在藏文化语境当中的表达进行了多角度的聚焦研究。研究首先对基本概念进行了力求科学合理的界定。本研究所立足的基本语境是藏文化语境。构成藏文化语境的主体和必要条件是藏文化,以藏文化为主体建构的语境可以生成藏文化语境。广义上的藏文化语境涵义较为宽泛,它不以地理位置、语言文字、人种体质或族属认同当中任何单个要素为唯一约束,而是一个需要在所有向度上进行综合讨论的概念。藏文化语境既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应当存在非此即彼的精确界限,而是相对模糊的动态的叙述范围,需要依据多因素进行综合判定。作为本文研究的对象能指符号,“鲁”符号所指范畴十分宽泛,且其概念和形象,在历史上呈现出变化状态,因此一个“鲁”符号表达是否属于龙,应当根据其外形形象、叙事话语体系及其叙事中与人的关系和互动模式进行判断。“珠”符号所指范畴相对确定,但同样具有多重含义,亦在表意方面存在变迁。本文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鲁”、“珠”与龙符号的范畴进行归纳总结,以定量指标作为参考因素进行辅助判断,定性地界定了相对明确的龙符号及龙符号丛概念。基于明确的龙符号丛概念,在藏文化语境的边界条件下,本文首先对藏文化语境当中龙符号在文本当中所呈现的形象进行了归纳总结和文化定位。藏文化语境中的龙符号文本主要分为口传文本、典籍文本、视觉文本和行为文本几大类,其中符号的赋值则依附于文本成为能够被解释的呈现状态。龙符号的形象描述,在不同类型文本当中有不同的展示。对不同类型文本中龙符号形象的考察,即是将龙符号在文本中的解释意义还原为文本意义进行复原和呈现。龙符号在文本意义当中的呈现,是符号发出者赋予符号的意图意义进入文本之后,在文本当中的表达。宗教文本和世俗文本中龙符号表达的意义不同;个体创作文本和群体创作文本中龙符号的表达也存在差异。龙符号在行为文本中的表达亦有其特征属性。龙符号表达的核心是表达主体,而表达的动机和功能比表达生成的文本及其中的符号形象是否遵循事实或是否符合约定俗成的一般逻辑更为重要。对符号表达的分析是通过文本意义反向追溯并分析阐释叙述主体意图意义的过程。藏文化语境中的龙符号在发展历史中,除了持续的文化变迁外,还发生了两次文化形象的跃迁。其中人格化龙形象的生成体现了藏区社会的超现实话语向人类主体的理性社会之转型;汉族龙形象进入藏文化龙符号丛则表明跨语境文化交流由自发自觉活动转而成为系统化的主动社会策略。本文同时也将多民族、多文化的龙符号表达作为藏文化语境下龙符号研究的平行参照物。龙符号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各民族话语体系的叙事中,藏文化语境当中的龙符号表达存在一定的共性要素,更有其突出的独属特点。龙符号在藏文化语境下的叙事是作为行为主体的人类以符号为媒介进行的表达,其叙事生成的阐释体现出人类在其所处社会语境中的功能需求。龙符号叙事在藏文化语境中的呈现以及动态变化,实际上是人在构建文化语境时对语言策略的实践。

尹航^[6]（2019）在《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园林环境空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胶东半岛位于山东省东部沿海,其范围主要涵盖青岛、烟台、威海三市,东、北、南三面环海。胶东半岛历来为道教发展的前沿地区,早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就云集求仙的方士,并深刻影响了此后方仙道、黄老道的形成,半岛地区的低山丘陵如崂山、昆嵛山、罗山、大泽山、艾山、伟德山、铁槎山、马山、成山等历来为道教活动集中之处。自金元时期,形成了以全真道为主流,以崂山、昆嵛山为两大核心的道教山群。胶东半岛道教的形成深受海洋文化的影响,且道派以内丹派全真道为主,故本研究对于发掘滨海山地道教景观特色,发掘内丹派全真道宫观园林环境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文献分析、田野调查、学科交叉、图形论证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其中背景探查、基础梳理部分以文献分析法为主,各尺度下的宫观园林环境研究主要以田野调查法、学科交叉法、图形论证法为主。本文的研究内容总体包括四个部分。第一,即本文的绪论及研究背景。第二,概括胶东半岛自然景观、地理环境特征,梳理胶东半岛道教、宫观历史发展脉络。同时,明确胶东半岛道教的派系特征及其在道教历史中的重要地位。第三,从宏观至微观对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园林环境空间特征进行研究。宏观研究发现,宫观总体布局呈现出“双核散点、倾向海洋”的特征,并具有“风水聚炁”“海上仙境”“海上仙山”三种模式。宫观园林择址的自然环境呈现出“三分规律”“偏于支流”“倾向有光”“巧避刚风”的特征,基址周围的山水组合具有7种“环境单元”、6种“道家文化特征”。中观研究发现,宫观群环境的景观序列具有“戒、定、慧”三境,与内丹经典《内经图》所绘景象与空间具有较大相似性。微观研究发现,宫观园林庭院构成与空间具有“先尊后卑”“四象格局”“渐次聚焦”“阴阳分明”的特点。第四,以史为鉴,对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园林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发展提出原则与对策。总体论之,本文从风景园林学视角出发,结合道教文化、义理,基于古籍资料,从名山缘起、资源梳理、历史沿革、总体布局特征、择址特征、景观序列、庭院空间等方面深入分析与研究,探讨了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群的形成原因,并总结了宫观园林从宏观到微观的环境空间特征及其内涵。研究发现,半岛低山丘陵宫观园林和环境空间的营造与道教义理关系紧密,且表现出地域性特征。宫观园林的环境与空间,自宏观至微观视角,依风水理论可分为风水大聚局、中聚局、小聚局、微聚局。在这四重尺度下,宫观园林倾向分布之地,多为风水术在相应尺度下所崇尚的理想环境。不同风水“聚局”下的宫观园林环境、空间特征又表现出与其他地域性道教理论、文化的微妙关系。在风水“大、中聚局”尺度下,宫观园林布局、择址与齐地古代神仙文化关系紧密。在风水“小聚局”尺度下,宫观园林的分布、景观序列表现出与全真道文化、内丹理论的相关性。在风水“微聚局”尺度下,宫观园林则主要与全真道组织文化联系密切。除此之外,各尺度下宫观园林选址与环境空间的营造,均表现出倾向海洋的特征。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研究成果创新——综合历史、宗教、地理、地貌、气象等学科内容,建立胶东半岛山岳宗教文化景观的研究体系,发掘半岛滨海山岳道教文化景观的“海洋”特征,填补研究空白。（2）研究视角创新——以地域整体地貌区划作为研究范围,以区内群山宫观园林作为研究对象,将风水理论拆分为大、中、小、微“聚局”四重尺度,分别对宫观园林环境空间进行分析。（3）研究方法创新——风景园林学与风水学理论交叉,生成宫观园林环境空间的4级分层——4重“聚局”;通过“概念拆分,量化分析”的方法,多指标、多角度对宫观布局与择址的自然环境特征进行分析。

雷丹^[7]（2019）在《《太平广记》龙、蛇小说研究》文中提出《太平广记》是宋初官方主持编纂的大型类书,也是中国第一部文言小说总集。本文以《太平广记》中的龙、蛇小说为研究对象,从龙蛇形象、情节类型、地域分布、思想文化等几个方面对《太平广记》中的龙、蛇小说进行系统研究。第一部分分析《太平广记》中的龙、蛇形象。（1）原形龙、蛇的数量占比69.6%,原形龙、蛇可大小变化,在颜色方面融入古人的五色思想,具有神秘性,因而并不等同于自然的龙、蛇,是龙崇拜与蛇崇拜在创作者头脑中的反映。（2）人格化龙、蛇的数量占比21.1%,人格化的龙多与人和谐相处,而人格化的蛇多捉弄、伤害世人,引起世人的厌恶。由此表明龙朝着人性化或生活化方向发展,蛇朝着妖魔化方向发展。（3）其他形象龙、蛇的数量占比9.3%,由于龙崇拜是以蛇为原型融合其他氏族图腾的综合图腾崇拜,于是《太平广记》龙、蛇小说中有部分鱼形、犬形、蛇形等形象的龙。第二部分考察龙、蛇小说的情节类型以及地域环境、文化对小说创作的影响。龙、蛇小说典型的情节类型为相爱相杀型、预知未来型、因果报应型,分别占比51%、14.9%、13.9%。“相爱相杀型”故事根据人与龙、蛇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人与龙和谐相处,人与蛇相恶相杀;“预知未来型”故事与民族信仰的龙、蛇具有预知祥瑞和灾祸的功能有关;“因果报应型”故事则是传统文化因子与佛教教义相互作用、强化的结果。地理环境方面,蛇的分布受到南方的气候、地形地貌、水文条件的影响;社会文化方面,龙的分布受到政治文化、民风民俗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地区文化不断交流、融合,龙、蛇文化也在南北之间相互传播、碰撞并发生变异。第三部分是《太平广记》龙、蛇小说的文化分析。龙、蛇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并与巫文化、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相互融合,分别对小说中龙、蛇形象,故事情节产生影响。巫文化中“万物有灵”思想影响小说中的龙、蛇形象塑造;道教的法术和佛教的灵异、报应等观念共同影响小说的情节构造;此外,佛教的龙文化影响小说中龙王、龙女形象塑造。汉代以来,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的仁爱、孝悌、教化、入世、重情重义等也渗透到了龙、蛇小说中。

张斯宇^[8]（2019）在《《易经》与情境原型 ——以乾卦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易经》阐述了情境转换方向,即某种初始情境下,主体做的某个选择会带来什么样的未来情境。情境原型是某种情境下的情境转换规律或情境转换模式。理论上,《易经》符合情境原型的定义,实际上仍需一个研究提供佐证。本研究探索《易经》乾卦的六个典型情境的情境转换方向以及其是否属于情境原型。将乾卦的六个典型情境的初始情境编成意象对话指导语,共有效施测162位被试从而获得意象对话故事文本。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与卡方检验对文本进行分析,从而获得意象对话故事中的情境转换方向。如果被试的意象故事有明显的共性,就能获得乾卦的六个典型情境的情境转换方向,就说明情境原型是存在的。将意象故事中的情境转换方向与《易经》提供的乾卦转换方向做匹配,如果一致,就更符合情境原型的概念,为乾卦属于情境原型提供佐证,反之则不能。结果发现,意象故事有明显的共性,且其情境转换方向与《易经》提供的相一致。在自身弱小的情境下（第一爻）,主体选择休养生息,容易转换到继续发展的情境;选择着急使用自己的力量,容易转换到发展受阻的情境。在开始能展露头角的情境下（第二爻）,主体能够获得足够好的积极关注,容易转换到继续发展的情境;不能够获得足够好的关注,容易转换到发展受阻的情境。在潜藏危机的情境下（第三爻）,主体选择保守的策略,容易转换到继续发展的情境;选择冒险的策略,容易转换到发展受阻的情境。在能承担责任和创造价值的情境下（第四爻）,主体选择抓住机会多尝试,容易转换到继续发展的情境;选择不抓住机会多尝试,容易转换到发展受阻的情境。在获得大展宏图的机会的情境下（第五爻）,主体选择积极施展才能,容易转换到继续发展的情境;选择不积极施展才能,容易转换到发展受阻的情境;在进入衰退期的情境下（第六爻）,主体选择完成社会任务后隐退、选择不进取的生活方式,容易转换到继续发展的情境;延续在社会中积极进取的方式,容易转换到发展受阻的情境。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阐释了情境转换方向背后的心理学意义。

周思露^[9]（2019）在《文化差异背景下的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 ——以中西方“龙”文化差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之间已经有了广泛的传播和交流。同时,我们发现,中西方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方方面面的差异。在这一背景下,本文选取“龙,,（dragon）文化为例,从“龙”的形象与文化意义两个角度,分别梳理了中西方“龙,”文化的发展与演变。中西方的“龙”在早期有其相似之处:在形态上都是“拟蛇,”之物,都反映了先民们生殖崇拜的观念,在各自的文化典籍中都有“屠龙”的记载。“龙”文化发展到如今,西方的“龙”带有邪恶意味,贬义色彩更重。而东方的“龙”象征着吉祥、腾飞,常常寓示着美好的希望。在群体影响力方面,海内外同胞认可这一集体身份——“龙”的传人,“龙”成为了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而西方的“龙”形象因其消极意义的一面,并没有上升到集体层面。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秉持“求同存异”的态度,是减少文化隔膜与摩擦、增进了解与沟通的关键一步。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过程中,积极挖掘并)开发经典文化形象,丰富课堂内容与形式,最大程度地激发学习者的热情与兴趣,是国际汉语从教者应有的意识。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传承和创新中挖掘中华文化经典形象,将优秀文化推广到更多国家,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有效途径。

宋永林,李进^[10]（2018）在《2017年中华龙文化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表明龙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2017年,学界对龙文化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龙文化的考古学研究、龙文化内涵及其现代转型发展、龙图腾崇拜与宗教信仰、异质龙文化辨析、龙文化与儒学、中国古代诗词典籍中的龙等几个方面。2017年中华龙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可拓展的空间依然很大,不仅仍需从各个角度深入展开研究,更要加强龙文化研究阵地建设。

二、中国龙与《周易》学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龙与《周易》学说（论文提纲范文）

（1）上古中国洪水神话与龙蛇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汉代龙形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季本“龙惕”思想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5）特定符号在藏文化语境中的表达研究 ——以“龙”（“鲁”与“珠”）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园林环境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太平广记》龙、蛇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易经》与情境原型 ——以乾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文化差异背景下的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 ——以中西方“龙”文化差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2017年中华龙文化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龙与《周易》学说（论文参考文献）

• [1]上古中国洪水神话与龙蛇形象研究[D]. 宋佳佳. 山东大学, 2020(11)
• [2]汉代龙形图像研究[D]. 张亚美. 青岛大学, 2020(02)
• [3]季本“龙惕”思想探析[D]. 贺淼. 河南大学, 2020(02)
• [4]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D]. 魏梦莹. 黑龙江大学, 2020(01)
• [5]特定符号在藏文化语境中的表达研究 ——以“龙”（“鲁”与“珠”）为例[D]. 王巳龙.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6]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园林环境空间研究[D]. 尹航.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
• [7]《太平广记》龙、蛇小说研究[D]. 雷丹. 重庆师范大学, 2019(08)
• [8]《易经》与情境原型 ——以乾卦为例[D]. 张斯宇.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
• [9]文化差异背景下的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 ——以中西方“龙”文化差异为例[D]. 周思露.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10]2017年中华龙文化研究综述[J]. 宋永林,李进.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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