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全球化与中国金融改革（论文文献综述）
张杰[1]（2021）在《大国货币崛起的中国道路：人民币孕育成长百年历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历四十余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作为主权货币的人民币逐步迈向世界货币舞台。基于此,人民币如何走上与欧美主要货币比肩的大国货币道路便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试图就此谈些看法。本文认为,若要客观准确地分析和评判人民币迈向大国货币之路,必须着眼于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视角。仅从理论逻辑看,英镑美元道路似乎是人民币迈向大国货币的必然选择,但若着眼于历史逻辑,此种选择的合理性则会大打折扣。历史地看,中国货币制度长期由超大规模经济与低值货币本位加以塑造而呈现出十分独特的格局,由此决定其具有更多服务于国内经济民生的特质,这与一些欧美国家货币动辄充当对外扩张与建立世界霸权的工具形成鲜明对照。人民币制度无疑受到中国货币传统的影响,特别是经历近代以降百余年来的民族危亡与自强图存,作为该制度的肇建者,中国共产党人深知币制独立与币值稳定之重要,因此自始至终以服务国内经济民生为要而缓图国际使用,结果出现经济规模与主权货币国际化的不对称格局。最终,问题就归结为如何客观认识这种不对称格局,也就是说,对于人民币成长为大国货币而言,这种格局是"悖论"还是"特色"?本文的结论是:人民币成为大国货币是中国经济崛起的结果而非前提,因此须在基本条件上合理安排迈向大国货币的次序,特别是要审慎把握国际使用的节奏,走出大国货币成长的中国道路。
张墨竹[2]（2021）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SVM支持向量机模型》文中研究表明国际化经营是世界银行业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资银行转型发展的必要环节。对于银行国际化发展来说,无论是海外业务改革、国际并购或重组,都需要通过海外布局作为载体得以实施,而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加强区域布局是国际化最直接的表现方式,也是成就一流跨国银行的基本路径。发达国家老牌跨国银行在过去几十年间,通过海外布局大幅推动了自身的国际化进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使得发达国家老牌跨国银行国际化发展进入瓶颈期,前期的业务优势、区位优势不复存在,甚至部分老牌跨国银行选择退出次要区域市场以保存竞争实力。这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无疑是一个抢占国际市场的机遇窗口。世界银行业的彼消此涨,使中资银行不得不思考,在经历了国际化初期的快速发展后,今天要如何进一步深化海外市场布局、强化业务管理,实现由“走出去”到“沉下去”、由“做大”到“做强”的转变?中资银行正处于谋求战略发展和国际化转型的关键阶段。然而,当前世界经济低迷,疫情影响持续,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中资银行的国际化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但中国坚挺的经济金融市场,以及“一带一路”倡议、RECP自由贸易区等国际经济合作平台的逆势表现,仍为中资银行提供了足够的发展空间。特别是我国主张的“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更是为中资银行国际化开辟了崭新路径。于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课题研究也变得愈发关注和重视。梳理众多关于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课题研究,我们发现,宏观研究多于微观研究、务虚探索多于务实研判,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一是银行国际化问题的主流研究重点仍集中在如何提高银行国际化竞争力、银行国际化发展影响因子分析等课题上,而忽视了非常重要的区位选择布局及环境背景研究;二是对于中资银行作为“一带一路”倡议资金融通的中坚力量,关注两者之间勾稽推动关系的研究成果却比较少;三是少有研究者会从“一带一路”沿线整体角度切入,对区位选择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探索建立系统数据模型,提供可量化的对策建议。基于上述问题,本文认为,对于中资银行来说,充分利用好“一带一路”倡议平台,抢占银行国际化发展机遇,区位选择布局问题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对“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的研究是一项充满挑战性的工作,这不仅是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整体情况的广泛整理,是对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路径的深入挖掘,更是对两者间关联匹配度的创新研究。本文通过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资银行国际化合作评估体系（以下简称“中资银行国际化合作评估体系”）,选取“一带一路”倡议沿线69个国家2015年至2019年政治、经济、金融、贸易、营商数据作为样本,借助SVM支持向量机模型（以下简称“SVM模型”）进行分类评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否适合中资银行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同时,结合银行国际化动因涉及的指标与实证结果进行差异化对标对比,对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给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在面对选择“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目标国家进行国际化布局时,中资银行可以借助研究结果,结合自身业务发展需求,做具有针对性的差异化选择,降低区位选择布局成本。同时,研究结论也能为不同性质、或处于不同国际化发展阶段的中资银行,提供可量化的区位选择建议,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整体研究分为六个部分:第1章,介绍论文选题的背景、意义,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主要创新点与不足。第2章,梳理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理论研究脉络,说明相关理论基本概念,形成文献综述,并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同时,为进一步探究理论运作机理,引入国内外大型银行国际化优秀案例,提炼可供借鉴的国际化区位选择经验。第3章,对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进行区位选择的具体影响因素进行识别,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梳理中资银行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现状,判断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优势和劣势。第4章,介绍中资银行国际化合作评估体系的构建思路和方法,数据库的建立和指标选取等,并进一步阐释SVM模型原理和指标内涵。第5章,运用SVM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基于SVM模型实验结果,回归银行国际化动因理论,结合差异化指标给出有针对性的判断建议。第6章,“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的主要结论和下一步建议。通过理论演绎和实证研究,本文的主要结论为:首先,“一带一路”倡议与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脉络吻合,两者发展相互助推;SVM模型实验具有较高的准确率,且结果显示实验样本集中有47个国家适合中资银行开办分支机构或进一步发展国际化业务。其次,从实证结果分析来看,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东盟、中欧、东欧三个区域最适合中资银行开拓发展。第三,结合实证分析结论,中资银行可以综合考虑税收法律、文化维度、环境绩效等附加因素,进一步优化区位选择结果。最后,SVM模型可实现进一步延展,待“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数据进一步完善,发展更为成熟时,可在现有模型基础上直接增加指标参数,实现模型结果的实时测度,及时帮助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现国际化区位最优选择。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和巩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区位优势,中资银行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安排:（1）统筹规划国际化区位选择布局战略;（2）做好自身区位选择布局阶段化安排,实现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网格化辐射;（3）强化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化合作意识,加强公司治理,提升服务管理效率;（4）进一步践行可持续发展责任,以服务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经济健康发展。
董思奇[3]（2021）在《中国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表明
李黎明[4]（2021）在《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文中研究说明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恐惧叠加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所产生的敌意,演变成为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对中国最为严厉的遏制与打压。中国若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霸权问题,在理论上应当深入地探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霸权兴衰的规律,这样既可以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今日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霸权的实质,也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崛起提供经验。所谓霸权兴衰的规律,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霸权的定义、霸权国家的认定及其周期,以及霸权兴衰的动力。迄今为止,学术界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且存在一定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研究中都强调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获取资金的效率是影响霸权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学术界未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是,成功兴起的霸权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相对于挑战霸权失败的西班牙、法国,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根源是什么?债务有两个基本维度:利率与期限。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高的具体表现是,可以筹集到低利率、期限长的资金,而西班牙、法国则需在更短的期限内为债务付出更高水平的利率成本。同等金额的利息支出在不同利率和期限条件下对应的债务总额也不同,低利率、长期限相较于高利率、短期限,意味着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国家可以以更小的成本支出在争霸战争中获得更大规模的债务资金支持。深层次而言,影响债务利率与期限的一般因素是债务契约所规定的抵押物与债务人的信用,国家债务的特殊性在于要么债权人难以执行对抵押物的占有权,要么缺少抵押物,决定利率与期限水平的只能是国家作为债务人所表现出的信用。故荷兰、英国、美国相较于西班牙、法国在霸权兴衰过程中具有更高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本文将国家信用的主要概念界定为:由国家实力、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市场三个层面的要素,共同构建了一个为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提供信用担保和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所发行的信用票据,因国家信用担保而受市场信任,并且在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内持续、稳定地发行、流通以及被偿付、贴现。因此,国家信用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受市场信任,进而获得巨大、稳定的信用融资能力。本文主要从国家信用的逻辑视角出发,重新阐释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兴衰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当今美国霸权凭借国家信用,利用美元霸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进行债务融资、向全球分摊其霸权成本的行为实质,解释美国霸权现阶段是否真的衰落以及未来可能衰落的路径。在荷兰霸权兴起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两国公债融资体制的绩效差异对双方战争、两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荷兰的公债体制,可以有效地为争霸战争融资,刺激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西班牙则深陷于公债资金成本高昂—金银资本外漏—公债破产—战争失利的恶性循环。同时,西班牙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在公债偿还与破产导致的金银资本外漏和税负不断加重的大环境下,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国。荷西公债绩效差异的根源,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荷兰国家信用的卓越,离不开荷兰的财富、联省自治政体、以间接税为主的财政体系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为荷兰公债的偿还与流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西班牙落后的经济发展、国王专制的政体、低效的税收体系以及被抑制的金融市场则对应着低劣的国家信用,使得其公债发行、偿还与流通格外困难。自17世纪晚期开始,荷兰因军事压力、税收改革受阻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导致偿债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过大,国家信用开始低落。伴随着荷兰公债体制筹集资金的能力下降,荷兰霸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英国霸权崛起的最重要阶段,应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至1763年英国历经七年战争战胜法国这一历史时期。18世纪后半期开启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英国工业实力的快速增长,只是巩固了其已经建立的霸权地位。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相较,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英法霸权竞争的关键时段,英国实力没有绝对优势。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法国并持续崛起,依靠的是特权垄断公司创造的财富、高效的国家化财政体系、制度化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海洋国家的战略安全性等因素所共同支撑形成的卓越国家信用。它确保英国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持续、稳定地为英国与法国近百年的争霸战争筹集源源不断的资金。同时,国债的大规模顺利发行和高水平的国家信用,还对英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正向效应,推动了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与英国不同的是,由于法国专制王权势力强大、财政改革迟滞以及中央银行缺位,其国家信用处于较低水平,法国依靠债务融资获取的资金成本过高,进而使得法国无法在长期战争中筹集到足够的所需资金。结果不仅导致争霸战争失败,而且因此出现的短时沉重的偿债负担以及为减债实施的人为通货膨胀性质的公开市场操作,严重滞后了法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至于英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国家信用的视角找到根源。一战期间,为作战和支持俄国等盟国,英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债（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英镑超发贬值,国家信用透支严重,导致英国经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开始受到制约。一战后,为勉强维持英国霸权秩序下的重要公共产品——金本位制,英国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投放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引发大量经常账户赤字+黄金外流。因此,二战前,英国的国家信用在经济衰退与债务膨胀的打击下已经逐渐弱于美国,资本流出严重,并大量转移至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作为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很早就认识到国债融资与国家信用对国家兴起的关键性作用。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于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期间为筹集战争经费向国内和荷兰、法国等外国发行的债券。国家信用的初步确立则主要得益于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对于国债及国家信用作用的认知与重视,他鼓励制造业发展、整理合并国债、设立美国第一银行等创举,初步奠定了美国国家信用的优良传统。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是美国霸权崛起的关键阶段,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金融实力背后,均体现了国债与国家信用的重要提升效应: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为金融体系的形成与扩张奠定基础和提供刺激;为美国参与历次战争筹集军费。在现阶段,通过向世界发行美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融资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的本质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国家信用是美元霸权有效运转的根本支撑。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及时向世界开放了国债市场,并通过包括提升美元资产价值及其安全性、流动性,以及积累资本项目黑字等加强金融市场优势的举措,有效弥补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赤字、黄金外流对国家信用的削弱,美国的国家信用再度强化。目前相对于其他大国,美国的国家信用依然强大,因而美元霸权与美国霸权难言衰落。但是,美国国内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等问题,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和此次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实施的无底线QE政策,反映以美联储独立性为重要象征的美国国家财政纪律显着弱化,其国家信用衰败的内部隐患正在日益积累。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外部世界尚未出现一个国家信用强大到可以替代美国国家信用的国家,其表现在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以及灵活性等方面,就是当今世界尚无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可以同美国金融市场比肩,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信用担保与信用流转服务。因此,美国国家信用与霸权的衰落,在替代者缺位的背景下很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对比、检验,本文得出了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以及为其提供担保的国家信用的优劣,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霸权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具体机制是,相较于霸权竞争失败的国家,成功崛起的霸权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由于率先确立了卓越的国家信用,拥有了直接为争霸战争筹集充裕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和间接为经济发展激活金融市场的信用担保能力。相应地,霸权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霸权成本（军事开支或维持霸权体系的公共产品开支）导致霸权国过度的债务膨胀、挤压正常的财政开支空间,造成军事开支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等连锁反应,最终其国家信用逐渐弱于后来崛起国家的国家信用,不再具备源源不断地为霸权成本筹集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的同时,丧失了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霸权国本来拥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国债作为各国债券利率基准以及本币作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等地位和特权的丧失。第二,基于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可以认为出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历史周期后,相继出现了三个信用—霸权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与尚未终结的美国周期。霸权国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达到顶峰与衰落,新崛起国家信用周期的强化与上升阶段,对应着传统霸权国家信用周期的衰败阶段,两个国家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发生交替。第三,现阶段世界仍处于美国所主导的信用—霸权周期内,尽管美国霸权出现了诸多衰落的迹象,但是其国家信用尚未出现系统性的衰落;更重要的是,迄今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具备优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可以替代美国在世界经济尤其是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仍然可以继续利用美元体系为其霸权成本融资,但是美国金融体系风险的不断累积和全球化共识的破裂等原因,均有可能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市场对于美元资产（美国对世界的债务）的需求严重下降,成为美国信用周期与霸权体系出现严重危机的发端。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启示在于:在美国信用—霸权周期不确定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分散霸权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风险?依据国家信用逻辑下的历史经验,在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经济实力外,从完善与统一国债制度、深化与开放金融市场、维持与强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方面入手,有意识地强化国家信用,对于中国规避未来美国信用—霸权周期可能出现的更大风险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程睿[5]（2021）在《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世纪70年代后,为获取更多利润、实现资本增殖,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资本输出不断地提高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变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此历史背景下,西方理论界开启了对于帝国主义特征与实质的理论研究。伴随帝国主义理论的出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宣告诞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概念与内涵由帝国主义理论析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基础概念、合理内核与最终目的。广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是帝国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涵盖自帝国主义理论诞生以来的全部帝国主义理论中经济范畴的阐释,包括20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包括中国对于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狭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则包含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后出现的西方帝国主义理论中对于不同时期帝国主义经济控制方式的理论批判,即“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全球霸权的手段。在经济帝国主义理论视域中,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军事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均作为助推经济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重要手段,从属于经济帝国主义而非与经济帝国主义并列。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在全球化中体现地愈加明显。20世纪是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萌芽时期,由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共同组成。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提供思想来源,是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列宁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在对前列宁时期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的利用与帝国主义寄生性的补充中,对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的基本继承中,对卢森堡积累规律论的批判性借鉴中,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中,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提出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列宁用案例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以特征论与阶段论的视角对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经济特征进行梳理、提炼、概括。其中,特征论是阶段论的基础内核,阶段论是特征论的合理命题。列宁揭示出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社会特征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过渡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给帝国主义作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的定义,揭示出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得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前夜的结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新路径,开创了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式。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提出也标志着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正式确立。二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及研究帝国主义的理论有了新的大发展,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旧殖民地纷纷走向独立,然而政治上的独立却没能使得新兴民族国家在经济上获得良好的发展,多数民族国家的经济仍然发展缓慢甚至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与之相反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与经济腾飞。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与未来,重点针对落后国家为何落后、落后国家如何摆脱落后等问题展开探讨,生成了以“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二战后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由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向更新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理论转变。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宣告进入了“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新时期,以保罗·巴兰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萨米尔·阿明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为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奠基性、代表性的理论成果。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结合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新变化,以“经济剩余”为切入点展开对于垄断资本控制下落后国家经济结构形态的分析,以案例分析和历史性回顾的方式对于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进行理论透视,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早期侵略和殖民统治是落后国家的“欠发达”根源,致使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基础被破坏、发展道路被扭曲、经济剩余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单向流动。提出落后国家想要突破“欠发达”根源,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可能、最好出路是社会主义革命。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奠基理论。“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相关学说的基础上,以巴兰“经济剩余”和资本积累的观点为出发点,在对当代帝国主义理论部分学者研究成果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以经济过程为论证核心,对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的资本主义形态、经济结构、南北不平等交换的具体形式及原因、垄断资本剥夺下生成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进行剖析。揭示出处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处于“外围”的落后国家由于社会历史、生产方式、积累模式的不同造成了垄断资本控制下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结构与分配格局。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代表性与综合性的理论成果。进入21世纪,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迎来了重大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苏联解体、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促使西方左翼理论家将研究的重点重新聚焦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21世纪“新帝国主义理论”应运而生,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实现了同步发展。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资本积累、生产方式、民族国家地位等的变革展开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大卫·哈维关于资本积累逻辑的批判理论、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生产方式变革理论、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的民族国家理论。资本积累逻辑批判理论,力图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创造出一个以资本积累逻辑批判、资本积累空间修复批判、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批判为基础的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框架,展开对于新经济帝国主义形成、发展、演变的全新阐释,开创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批判范式的新维度。其中,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是理论分析的主线,空间修复是资本积累新的转移方式也是分析空间地理的工具,剥夺性积累是资本积累的主导形式与驱动力。生产方式变革理论,以帝国为核心概念对帝国的本质、帝国的统治形式、帝国的生产方式展开论述。生产方式变革理论揭示帝国的本质是资本帝国、帝国的统治形式是生命政治统治、帝国的生产方式是生命政治劳动,指出反抗帝国的主体在生命政治劳动中产生,探讨了未来社会的理想形态及存在的可能。民族国家理论,以资本帝国主义作为对新经济帝国主义的表述方式,在将资本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战后帝国主义形态的比较中,概括出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殊性,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经济与政治的剥离是资本帝国主义与以往帝国主义的根本区别、全球化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扩张与帝国霸权、全球化中资本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霸权统治、民族国家是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与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能量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结构、生产方式、资本逻辑、资本积累、对抗主体等内容,可知经济帝国主义在全球化中依然不会停止其向更深层次演进的脚步,全球化中经济帝国主义的诉求依然是构筑资本的帝国。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中心与外围的经济结构未发生根本改变,经济帝国主义也在演进中不断地生发出新的生产、积累、扩张、修复形式。研究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是找寻跳脱经济帝国主义资本逻辑的路径,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平等发展。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持续在场使之成为反抗经济帝国主义的重要主体,民族国家的领土逻辑与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辅助全球化中与经济帝国主义交锋的关键要素,新的反抗主体指向民族国家、新的发展路径指向社会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已经开启了全球化中的新一轮权力布展,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下的发展道路与实践经验为世界经济治理、世界各国的政治与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思路与参考方案。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以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反思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中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应对策略,生发出关于历史的总结与未来的展望,能够为促进实现反经济帝国主义扩张提供新的论据支撑。
闫博[6]（2021）在《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文中指出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最为宝贵的一条经验就是通过渐进式改革,逐步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改革的顺序上,是先一般商品价格、后生产要素价格;在改革的路径上,是先双轨、后并轨。与其他经济领域的改革类似,利率市场化改革作为纵贯中国金融改革历程持续时间最久、覆盖范围最广、因此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项改革,凸显了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在2015年放开存款利率行政管制后,正式进入了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攻坚阶段。为此,如何构建这一机制,不仅关乎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终成败,而且也决定了整个金融改革的成败。由此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当局、金融市场主体以及学术界,都高度关注这一重大问题。由于这场改革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放松金融管制”、特别是后发展国家的“金融深化”（亦即“金融自由化”）的继续。为此,从全球的视角,即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的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实践和经验展开考察,研究中国如何通过渐进的方式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第2章通过对货币政策有关概念的界定厘清以及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梳理,试图勾勒出一个较为完整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基本框架。一方面,从货币决策理论与货币操作实践始终存在所谓的“两分法”这一实际出发,在厘清并界定货币政策框架有关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后发现,如何选取以及选取何种货币政策工具并非最主要的问题。因为这主要与一国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沿革、金融市场健全发育程度以及货币政策当局决策的习惯偏好有关;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一直被视为一国货币政策作用于实体经济的逻辑起点。为此,属性的选择才是区分数量型调控或价格型调控的根本依据。另一方面,无论是过去传统的货币政策操作,还是近年来涌现出的大量非常规性货币政策操作,都是以短端（主要是隔夜）货币市场利率作为最主要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是各国中央银行坚持践行的操作准则。在此基础上,本章逐步勾勒出中央银行依靠调节短端（隔夜）基准利率（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依靠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以及公开市场操作,充分发挥流动性效应和预期效应,引导货币市场利率趋于货币政策当局的合意区间,从而推动基准收益率曲线发生相应变化,以此影响各类金融产品定价和市场主体行为,进而改变投资和消费,最终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逻辑主线和基本框架。本文将遵循这一逻辑主线,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其中的关键环节和重要节点进行研究。第3章以美国、欧元区以及印度、土耳其为例,论述了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的形成以及调控实践。首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都实施了以取消利率管制为主要内容的利率自由化。利率管制的取消对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应当看到,利率市场化仅仅是市场化利率形成以及调控机制建设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除此以外,还要求货币政策框架也相应转型。其次,在实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国家都最终选择了以短端（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价格型调控模式。然而不同的是,美联储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作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希望市场主体通过阅读央行设定目标利率水平与实际利率偏离所表达的货币政策立场形成相应预期,由此做出更加高效合理的决策;而欧元区、印度和土耳其央行则选择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开展的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希望利用更加容易控制的业务利率保留一定操作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应该说,不同模式的选择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主要取决于一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以及市场交易习惯。最后,在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的构建上,这些国家又都相继建立健全了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但是其结果则不尽相同:美国和欧元区货币市场利率调控效果比印度和土耳其好;土耳其为应对资本外流,引入了新的具有实验特征的货币政策框架,以此尝试挑战“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最终以失败告终。由此可见,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虽然从表面上看相似之处较多,但效果差异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客观规律,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值得记取。第4章在梳理发达经济体和后发展经济体货币政策操作实践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建立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经验:第一,在货币政策决策层面,应当给予中央银行更大、更多、更加独立自主的政策制定权,并且在货币政策具体执行实施过程中,不受或较少受到外界干扰。在此基础上,中央银行应当建立健全更加科学高效透明的决策机制,并尽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频率,对外公布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以及前瞻和愿景,以此有效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的预期,最终达到事半功倍的调控效果。第二,在货币政策操作层面,货币政策框架从以数量为主向以价格为主转型势在必行,其中最为关键的核心,是要逐步推动实现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向短端（隔夜）利率转换。与此同时,建立健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并始终注重其与公开市场操作的协调配合。由于这种政策组合有助于降低公开市场操作的使用频率及操作成本,能够消除因市场摩擦对短端利率调控带来的诸多影响,因此已经成为发挥流动性效应与预期效应相一致的最佳选择。第三,在货币政策传导层面,遵循国际短端市场基准利率的改革趋势,遴选覆盖范围更加宽广、隔夜期限、有质押担保的回购利率作为短端市场基准利率。在此基础上,应当通过多种渠道,持续树立并巩固提高该利率在整个利率体系中的基准地位以及不断扩大其在各类金融产品定价方面的应用。与此同时,多策并举,建立一个期限结构相对完整、市场流动性较强、产品内容丰富、交易主体广泛多元的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体系,完善市场基准收益率曲线。第四,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上,“走廊”的上限应当设计为匿名申请制,且有较为宽泛的抵押资产清单。“走廊”的下限可以根据一国准备金缴存实际,选择清算账户余额利率或超额准备金利率（在极端情况下也可选择隔夜逆回购利率）。政策利率应该与一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选择模式相关,但是在利率期限、决策方式（频率）等方面,应该与利率走廊上、下限保持一致。政策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引导调控作用是其遴选的重要参考标准。同时,利率走廊形态并无好坏优劣之分,本质上应该是能够适应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变化,实现货币政策当局调节短端利率波动的初衷。但是在设立初期,应本着简单规范便于操作的原则,从而使各类市场主体形成成熟稳定的利率走廊调控预期。第5章在厘定基准利率含义、分类以及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选择偏好的基础上,以政策利率和市场利率分析为例,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央行基准利率的不同选择模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作者认为:一方面,如果选择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基准利率,根据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国际实践以及对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选择隔夜期限利率较为科学合理。此时央行基准利率与货币政策操作目标重合于R001（或DR001）目标水平,类似于美联储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R操作对象除了存款类金融机构,还包含了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抵押品相对宽泛,市场代表性更强;而DR则仅限于存款类金融机构,抵押品范围较窄但质量要求较高,能够最大限度降低因抵质押品质量优劣以及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多寡对利率波动带来的影响,无风险性以及基准性更强。特别是自201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频繁强调DR在我国市场基准利率遴选培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重要地位,表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有逐渐转换到存款类金融机构之间交易的倾向。由此R与DR一度分化明显。为此,从货币当局的政策引导和偏好习惯上看,DR001目标成为央行基准利率（操作目标）的可能性更大;从市场代表性（或引导更大范围内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看,R001更为合适。另一方面,如果选择央行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当前比较合适的是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这种选择也更加符合我国央行更加倾向于开展7天期限市场操作的偏好。但选择7天期限利率作为操作目标期限,显然与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当前各国均以隔夜利率作为操作目标的经验不符。然而,现实中同样采取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英格兰银行,历史上也曾经开展过多品种、多期限的公开市场操作,最终才逐步收敛到短端（隔夜）公开市场操作,并将其作为基准利率。第6章基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框架,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论证了短端基准利率选择以及短端基准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的有关问题。一方面,在短端基准利率选择的实证分析上,如果央行基准利率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模式,从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属性出发,实证结果表明,R001与DR001均具备较好的基准性、市场代表性、稳定性、无风险性以及与实体经济相关性等特征,在技术性上都具备成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的条件;但是DR001目标作为基准利率更加具有政策指向性,而R001目标更具有市场代表性。在实践操作中,建议对所有机构（特别是除存款类金融机构外）一视同仁,平滑因市场分割导致DR与R分化,畅通利率传导。同时,更加关注短端（特别是隔夜）市场利率稳定,并逐步将短端（特别是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最终如何选择应适时追踪央行后续政策取向以及市场接受程度为宜。如果央行基准利率选择特定期限业务利率模式,实证检验结果表明,7天逆回购利率能够较好引导短端市场（基准）利率以及相关期限货币市场利率。在实践操作中,可以参考欧元区央行的做法,暂不公布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多渠道引导金融机构通过识别7天逆回购利率与R007/DR007（或R001/DR001）之间的基差来判断货币当局政策立场变化,以此实现利率调控的意图,并适时考察上述过程中市场主体变化,择机论证有无将其逐步转向短端（隔夜）公开市场操作并将其作为基准利率的可能性,从而更好地符合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国际经验。另一方面,在向中长期利率的传导上,基于弹性分析以及SVAR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选定的短端市场基准利率对不同期限国债收益率均能产生影响;但是随着期限的增加,利率传导效果呈现逐渐衰减趋势。同时,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金融体系日益健全,各类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持续增强,短端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效果已经明显提升,利率传导机制更加通畅高效。实证检验结果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保障。第7章从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这一实际出发,重点聚焦信贷市场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的构建。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虽然已经正式宣布完全放开存贷款利率行政管制,但出于多方面考虑,作为过渡时期措施仍保留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一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体系双轨制的特征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变向通过行为协同参考贷款基准利率定价。同时,由于资金来源的属性不同,银行内部资产仍采取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双轨并行的方式定价,市场利率与贷款利率的变化难以一致。这种利率双轨制的基础已经由此前的行政约束转变为当前的市场主体的惯性适应,并且对经济发展、乃至各类社会主体的融资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基于TVP-VAR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在这种隐性利率双轨制时期,短端利率向中长端利率传导效果不佳,向价格水平传导的效果也不够显着。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以贷款利率双轨合一为突破口,推动市场利率与贷款利率并轨,牵头推进以新的报价原则、新的报价行、新的期限品种、新的形成方式和新的报价频率为主要内容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改革。其中最为显着的特点,在于将此前LPR锚定贷款基准利率,转换为锚定“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并多策并举推出配套措施,持续巩固和强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基准地位和作用。这对于健全央行的利率调控体系、疏通利率传导机制以及快速稳健实施贷款利率并轨、乃至下阶段实现存款利率的并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第8章在简要回顾中国利率调控机制演变历程的基础上,对当前我国的隐性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一方面,遵循价格型调控操作主流模式,央行一直在持续推进利率走廊的建设。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持续政策指引以及不断完善,当前利率走廊正处于隐性建设阶段,且相关技术储备已初具雏形:隔夜“常备借贷便利”（SLF）被设计成为利率走廊上限;由于我国一直实施存款准备金制度,因此超额准备金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下限较为合适;而在我国尚未明确央行短端基准利率是选择市场基准利率目标还是特定期限操作业务利率的情况下,本着审慎原则,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和DR（R）目标都具备政策利率的技术准备。从上述假设变量构建的隐性利率走廊运行效果看,我国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和波动性均呈下降趋势,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效果初步显现。另一方面,从已经实施利率走廊的国家实践经验来看,利率走廊本质上应该是一种预期管理工具,因此需要央行与市场主体经历一个渐进式的自适应过程。着眼于建立健全我国未来的利率走廊调控机制,聚焦当前利率走廊运行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第一,应更加注重货币市场整体利率水平稳定。在重点关注存款类金融机构融资利率稳定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应当通过扩大一级交易商范围,将非银行机构纳入其中,或由其直接参与货币市场交易,以此统筹兼顾货币市场整体利率稳定。第二,扩大“常备借贷便利”（SLF）操作主体范围,并不断完善质押品制度,持续巩固“常备借贷便利”（SLF）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功能作用。第三,适时明确我国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并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及宣示,适当的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调控,持续向市场传递央行政策意图。在条件成熟时,探索将政策利率期限由7天转向隔夜期限,以此更好地符合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调节货币市场隔夜利率的政策初衷。第四,逐步消化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通过货币政策当局以及市场主体的共同努力,尽快完成这个渐进式自适应过程,最终完成由隐性建立到显性确立的过程。第9章为全文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在对全文的研究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建议:第一,应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前瞻性。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根据宏观调控以及经济发展需要,逐步收敛过多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至1-2个;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更多的货币政策决策权,逐步提高利率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充分发挥预期效应,通过多种渠道、多策并举,切实提高央行与市场各类主体沟通效果,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以及前瞻引导能力。第二,持续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逐步收敛过多的货币政策工具,避免政策工具使用碎片化、操作短期化以及释放信号相悖等问题,更加注重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尽快明确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并适时推动货币政策框架相应以新的基准利率目标为核心开展相关操作;加强测算我国自然利率,并逐步探索切实符合我国实际的合理利率水平,以此根据产出缺口开展相关操作及调控;在继续广泛推进LPR应用贷款利率定价的同时,进一步培育以DR为代表的银行间基准利率体系建设,提高国债发行频率,以此加快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并不断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第三,着力增强配套措施建设。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逐步消化此前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并将其降低至一个合理区间水平。同时,将使用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工具的落脚点由此前的稳定市场流动性,转变为稳定货币市场利率;加快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强化市场定价机制建设;加快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严格规范推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施全口径预算约束管理;加强财政配套政策支持,优化国债发行期限结构,提高国债发行频率,着力增强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对于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对央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模式不够全面、清晰、准确的实际,本文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比较全面、客观地阐述了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或者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两种模式有关问题,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第二,相对于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将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以及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独立研究而言,本文抓住央行短端基准利率这个共同逻辑起点,并以此为源点,将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二者进行有机统筹,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格局,对我国货币政策以数量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转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胡萍[7]（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研究》文中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和关键环节,与我国经济和金融的良性循环与高质量发展息息相关。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宏观经济领域的政策刺激引发我国总体杠杆率短期内急速攀升;同时,发达国家金融资本风险溢出效应逐渐显现,使得金融风险在全球范围内的交叉传播几率不断上升。基于近年来我国金融内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本文分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本文阐释了研究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的选题依据与选题意义,对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点进行了说明。第二,梳理了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首先,分析了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产生的国内外背景和理论渊源;其次,通过梳理习近平总书记丰富的知识储备、工作实践以及三次国际金融危机、2020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来阐明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形成的实践基础。第三,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和鲜明特色。第四,阐明了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原则与保障措施。第五,从五个方面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的政策实践。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新时代切实做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各项工作有重要的意义。
刘林[8]（2021）在《金融开放与商业信用供给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商业信用决策是公司营运资本决策和公司战略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2004–2018年的样本数据表明,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应收票据与预付账款之和占总资产比平均值高达17.7%。商业信用供给在实务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方式之一。自20世纪60年代Meltzer（1960）开创性地观察到了商业信用在公司经营与融资中的作用以来,学术界关于商业信用供给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然而,已有关于公司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因素研究仅局限于国内视角,而忽略了金融开放对公司经营环境的影响。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发展,金融开放程度可能会影响企业经营环境,进而影响企业经营决策。金融开放带来宏观经济前景、行业前景预期与外部信息环境的变动,公司的经营决策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自20世纪70年代Mc Kinnon等经济学家提出金融自由化理论以来,众多研究聚焦考察金融开放对宏观经济运行、金融发展的影响,却少有研究关注金融开放对微观企业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商业信用供给角度,考察金融开放对微观企业经营决策行为的影响,尝试丰富金融开放与商业信用供给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商业信用供给是企业提供商业信用能力与意愿的均衡。基于商业信用供给的替代性融资理论和经营性动机理论,本文认为金融开放影响了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能力与意愿,从而改变了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决策。（1）从商业信用供给意愿来看,基于已有文献研究以及中国不断推进金融开放的现实角度,金融开放对于抑制我国宏观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社会总需求具有积极作用;外资企业在带来生产技术的同时,也加剧了国内现有行业的生产竞争,企业为参与市场竞争,可能会扩大商业信用供给。（2）从商业信用供给能力来看,金融开放下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成本降低;另一方面,外资持股上市公司,改善了企业的经营。因此金融开放降低了企业的经营风险,提升了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能力。金融开放将对企业的经营环境产生影响,改变其经营决策。同时,由于小规模、非国有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能力与意愿不对称性更为严重,其商业信用供给变化受金融开放的影响更加显着。此外,由于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基础设施、金融环境更为完善,对外资和金融机构的吸引力较大,金融开放开始时间较早,因而金融开放对于东部地区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影响可能更为显着。为检验上述设想,本文选取我国2004-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使用应收账款、应收票据与预付账款之和占总资产比,应收账款与总资产之比两个比值作为企业商业信供给的表征指标,选取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经济研究所全球金融一体化指数中中国金融开放指数作为金融开放的表征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到以下结论:（1）金融开放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随着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企业将会提供更多的商业信用。企业提供商业信用参与市场竞争,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这也为金融开放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微观解释。（2）分别使用经营不确定性、SA指数作为企业经营环境、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实证发现经营不确定性、融资约束是金融开放影响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中介变量。金融开放通过降低企业的经营不确定和融资约束,提高了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能力与意愿,促使企业提供更多商业信用。（3）金融开放对营业收入规模较小、非国有企业以及位于东部地区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影响更为显着。上述结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样本期间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旧成立。最后本文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1）继续坚定不移、有条不紊地推进我国金融开放进程。通过引入外资,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技术创新,改善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加大金融业开放力度,提升外资金融机构对企业的信贷支持,降低企业的经营不确定性和融资约束从而提高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能力与意愿。（2）为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中西部地区崛起,提高中西部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需加强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金融环境建设,并设立中西部地区优惠政策从而促进中西部地区金融开放。
刘春紫[9]（2021）在《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全球化与一体化使跨境金融市场联动与溢出增强,这使得逐渐开放的中国金融市场更易遭受外部金融冲击与外部风险传染。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提速,开放程度加强。具体表现为政策制度的放宽,与国际债券市场的对接,外部投资需求的增加。Rey（2013）首次提出全球金融周期的概念:美国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风险承担渠道等多种方式溢出于其他国家,使全球风险资产价格、资本流动、信贷增长、杠杆率存在高度共动。美国货币政策对国际金融市场存在重要影响,而它对中国债券市场的影响却鲜有研究。选择中国债券市场的微观角度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可以更深入了解在与国际市场逐渐接轨的过程中,中国债券市场的波动特征与规律,为开放进程中的风险防范与化解提供政策依据。第二,债券市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中介,也是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相关联的重要中介。债券市场的研究视角可以更直接快速地反映金融市场间的联动与溢出机制。第三,利率变量包含丰富信息,两国利率对利率的实证检验,可以更精确地度量货币政策的信息溢出效应。第四,全球金融周期的提出是对建立在非抛补利率平价之上的三元悖论的挑战,检验中国利率对美国利率的追随程度,可以判断金融全球化下,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问题。为中国货币当局采取适当的国内政策,以保持货币独立性,平滑外国政策的溢出效应,以维持金融稳定提供参考。也为投资者合理配置资产,理性投资提供决策参考。在整体内容上,本文基于理性预期理论,构建理论模型分析美国货币政策信息在信号渠道与期限溢价渠道下对中国债券市场交易行为的影响;以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为信息来源,将声明包含信息分为货币政策调整与政策文本情绪,采用高频数据事件研究法,分别检验二者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使用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实证检验并分析美国货币政策信息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渠道。最终为本国央行与债券投资者应对美国货币政策信息冲击提供具体建议。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对信息、货币政策信息以及预期理论进行概念界定与简要分析,明确本文研究的货币政策信息包括货币政策调整与政策文本情绪,二者都来源于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其次,从美联储信息集,中国债券交易者决策信息集两方面对模型进行基本设定;再次,对Hansen（2020）的研究进行扩充,构建信号渠道下,中国债券交易者对美国货币政策信息反应的理论模型;再次,基于多因素的条件国际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构建期限溢价渠道下,中国债券市场交易行为的理论模型。为后文各章的实证检验提供理论支撑。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采用高频数据事件研究法,实证检验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基于新冠疫情时期的国际比较视角,研究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验证美国货币政策文本情绪对中国债券市场存在信息溢出效应;进一步通过溢出渠道分析,探究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信息与政策文本情绪信息对中国债券市场交易行为的影响。相关研究的主要结论有:（1）从整体上来看,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债券市场存在信息溢出效应。金融周期不同阶段的溢出效应具有差异,在国内与国际金融风险增大时,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更显着,金融传染程度更强。并且,美联储不同类型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更强。（2）新冠疫情期间,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的单个货币政策声明显着影响超短期内中国国债累计异常收益率;四家央行中,仅美联储疫情期间多个货币政策声明对不同期限的中国国债收益率存在显着且稳健的负向影响,美国溢出效应远超其他发达国家;美联储疫情量宽负向溢出效应小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首轮量宽溢出效应。以上结论说明,即使在实际经济溢出渠道受阻的新冠疫情时期,微观金融市场对政策信息的反应,依然使美联储具有较强的货币政策国际溢出影响。（3）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的文本语调与语调清晰度对中短期中国国债的到期收益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而语调精确度、文本相似性则不存在溢出影响;文本积极语调与消极语调的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仅消极语调对中国国债到期收益率存在显着负向溢出效应;文本情绪的国际溢出在新冠疫情时期有所减小,中美两国金融联动在一定程度上下降;消极语调包含美国经济周期信息,美联储情绪向国际投资者传递美国经济状况的信号,通过其交易行为产生国际溢出效应。（4）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包含影响中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信息;细分货币政策类型发现,只有常规型货币政策声明对中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存在显着且稳健的信息溢出效应;在信号渠道下,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与政策文本情绪使中国国债交易者预期中国政策利率与美国利率同向变动;在期限溢价渠道下,美国货币政策调整改变中国国债交易者对中美两国资产的投资偏好,使中国国债期限溢价与美国政策利率反向变动,这在一定程度造成中国利率期限结构扁平化。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本文认为央行应重视货币政策的信息传导渠道。对于本国央行沟通,可以提高沟通政策透明度,将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纳入前瞻性货币政策指引的调控范畴,根据国债利率期限结构整体与部分趋势判断政策指引方向。针对外国央行沟通,本国央行可以发挥信息优势,采用多种媒体手段,及时且详细地解读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声明的多维度信息,引导公众对本国货币政策未来路径及通货膨胀形成合理预期。投资者应重点关注美国货币政策公告,包括货币政策声明、央行领导人讲话、货币政策会议纪要等信息。不仅要关注公告文本中政策调整、指标变动等“硬信息”还应重点关注文本语调等“软信息”,并将其作为决策制定依据。当美联储政策文本消极语调频繁出现时,交易者需重新审视投资决策,避免资产受损。研究者可以将非结构化文本信息纳入到货币政策的相关研究中来,以丰富指标的信息含量和维度。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创新点集中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在研究视角上,从信息溢出的微观角度,扩展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与全球金融周期的研究。具体分析了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以及政策声明文本情绪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并进一步探究美联储不同信息对中国债券市场交易行为的影响。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将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的非结构化文本转化为结构化文本特征指标,检验美联储货币政策文本情绪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探究美联储声明的叙述性信息溢出渠道;三是在研究内容上,结合新冠疫情防控,经济停摆,美国意图与中国脱钩的现实背景,比较研究不同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信息溢出差异,同时,也比较了美国疫情时期货币政策与非疫情时期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信息溢出差异。
刘晓宇[10]（2021）在《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必要性与协调收益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金融全球化增加了外部冲击在国际间溢出的可能性,研究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来自于跨境金融部门的外部性,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相互关联有关。另外,宏观审慎政策本身产生的跨境溢出效应和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增加了进行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协调有助于接受国免受全球金融冲击,并减轻国际资本流动和跨境金融风险传染可能造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呼吁各国当局加强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协调。然而,目前对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协调是否存在收益还未达成共识,现有的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实践也较少。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和进一步深化对外金融开放,中国的金融稳定容易受到国外金融冲击的影响,同时国内的金融冲击也会跨境溢出到国外。那么,宏观审慎政策自身的溢出效应和跨境金融溢出效应是否会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从而增加中国与国外进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研究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相关问题,不仅能够丰富宏观审慎监管相关理论、拓宽国际经济政策协调集中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研究,同时能对我国完善宏观审慎政策监管框架和维护国内金融稳定提供有益的借鉴。鉴此,本文从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视角,对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与协调收益展开研究,重点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来源于哪些方面?第二,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具体收益有多大、中国如何参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协调?论文立足中国国情,考虑全面开放后的中国与外界的金融联系渠道与方式,从宏观审慎政策的当地溢出效应、国际溢出效应和金融风险跨境传染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然后通过数值模拟详细计算各种情况下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收益大小、并据此提出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具体方案。论文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和创新点。第二章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跨境金融溢出效应、宏观审慎政策国际溢出效应以及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收益四个方面梳理相关文献,通过对文献的评述引出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即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与协调收益。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一是分析中国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对跨境信贷产生的当地溢出效应,考察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对于减轻当地溢出效应负面影响的效果。构建局部均衡模型推导分析当地溢出效应的理论机制,并结合跨境信贷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实际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当地溢出效应。理论和实证结果共同表明中国实施紧缩性的宏观审慎政策会加剧流入中国的跨境信贷波动,且来源于发达国家和中国金融密切联系国的跨境信贷波动更大,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此时,中国与国外进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有助于减轻当地溢出效应的负面影响。二是分析国外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对跨境信贷产生的国际溢出效应、以及国际溢出效应对中国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的影响,考察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对于减轻国际溢出效应负面影响的效果。首先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国外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和具体特征。然后从中国对外金融联系和贸易联系两个角度,实证检验国外宏观审慎政策对中国信贷和房价的溢出效应,并分析这种溢出效应对中国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的削弱作用。结果表明,国外（特别是金融密切联系国）的紧缩性宏观审慎政策会加剧流入中国的跨境信贷波动、对中国房价和信贷产生正向推动作用,从而削弱中国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此时,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可以减轻国际溢出效应对中国金融稳定和国内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的负面影响。三是实证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对于减轻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影响。首先基于广义方差分解的网络拓扑方法,构建中国与密切联系经济体之间的“有向有权”金融网络关联图,测度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强度大小。然后基于测度结果实证检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能否减轻金融风险跨境传染。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与国外协调宏观审慎政策的确有助于减轻两国之间的金融风险跨境传染,从而证实了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第六章在证实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必要性的基础上,构建两国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一般均衡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具体计算中国与国外进行政策协调的收益大小、分析影响协调收益的因素,然后据此提出中国参与政策协调的具体方案。数值模拟主要分为宏观审慎政策跨境溢出以及金融风险跨境传染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况下,两国面临反向需求冲击时无政策协调必要。但是在两国强劲而同步繁荣的背景下,两国的政策协调机制可以减轻溢出国宏观审慎政策跨境溢出产生的负外部性,使得两国获得总的金融稳定净收益,并且协调收益随着中国政策操作空间的减小和跨境金融溢出程度的增大而增大。第二种情况下,两国金融风险相近时进行政策协调,不仅可以控制全球投资及信贷过度、有利于各国金融稳定,还可以提高两国的投资收益和居民总福利,并且协调收益随着全球金融风险的升高和国际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的提高而增大。但是金融风险低的国家与金融风险较高的国家进行政策协调会产生较大政策损失,影响国内的金融稳定。基于各种情况下协调收益的计算结果,提出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方案,明确具体的协调时机、协调对象和协调方式。本文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问题,连贯地按照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协调的收益大小和协调的具体方案展开分析,为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决策依据。另外,本文证实国外宏观审慎政策本身会成为冲击源头产生跨境溢出效应,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削弱中国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从而为中国增强对国外宏观审慎政策实施情况的监测、防范国外政策变化影响中国金融稳定提供一定的启示。最后,研究表明可以将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协调部分和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监管部分纳入到宏观审慎政策监管框架中,从而对中国完善宏观审慎政策的监管框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金融全球化与中国金融改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金融全球化与中国金融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1）大国货币崛起的中国道路：人民币孕育成长百年历程（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何为大国货币? |
| 三、中国历史上罕有真正的“大国货币” |
| 四、革命根据地货币：大国货币品质的艰难孕育 |
| 五、人民币开辟大国货币崛起的中国道路 |
| 六、结语 |
（2）“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SVM支持向量机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的背景 |
| 1.1.3 研究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3.1 主要创新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文献综述及经验借鉴 |
| 2.1 相关概念与文献综述 |
| 2.1.1 银行国际化概念及内涵 |
| 2.1.2 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问题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3 “一带一路”下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文献综述 |
| 2.2 外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经验借鉴 |
| 2.2.1 西班牙桑坦德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借鉴 |
| 2.2.2 美国花旗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借鉴 |
| 2.3 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经验借鉴 |
| 2.3.1 中国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借鉴 |
| 2.3.2 中国工商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借鉴 |
| 第3章 “一带一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及合作现状 |
| 3.1 “一带一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识别 |
| 3.1.1 宏观政治因素 |
| 3.1.2 贸易发展因素 |
| 3.1.3 投资发展因素 |
| 3.1.4 绿色金融因素 |
| 3.2 “一带一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环境与现状 |
| 3.2.1 “一带一路”下的金融环境情况 |
| 3.2.2 中资银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情况 |
| 3.3 “一带一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的优势与劣势 |
| 3.3.1 国际化发展的优势 |
| 3.3.2 国际化发展的劣势 |
| 第4章 “一带一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合作评估体系构建 |
| 4.1 合作评估体系构建方法 |
| 4.1.1 合作评估体系构建的总体思路 |
| 4.1.2 数据指标总库选取的基本原则 |
| 4.1.3 最高关联度指标主成分分析 |
| 4.2 合作评估体系的指标内涵 |
| 4.2.1 政府管理指标 |
| 4.2.2 经济投资指标 |
| 4.2.3 金融发展指标 |
| 4.2.4 贸易水平指标 |
| 4.2.5 营商开放指标 |
| 4.3 合作评估体系SVM模型选择 |
| 4.3.1 线性SVM模型 |
| 4.3.2 非线性可分SVM模型 |
| 4.3.3 支持向量机SVM模型优势 |
| 第5章 评估体系SVM模型实证结果及差异化结论分析 |
| 5.1 合作评估体系呈现的SVM模型实验结果 |
| 5.1.1 综合角度SVM模型实验结果 |
| 5.1.2 引入时序角度的实验结果 |
| 5.1.3 引入地理角度的实验结果 |
| 5.2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结论分析 |
| 5.2.1 沿线各国比较优势情况汇总 |
| 5.2.2 比较优势理论的差异化结论分析 |
| 5.3 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结论分析 |
| 5.3.1 沿线各国文化维度情况汇总 |
| 5.3.2 文化维度的差异化结论分析 |
| 5.4 基于可持续发展角度的结论分析 |
| 5.4.1 社会责任视角的差异化结论分析 |
| 5.4.2 绿色金融视角的差异化结论分析 |
| 第6章 结论及相关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相关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经典霸权理论回顾 |
| 1.2.2 债务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
| 1.2.3 信用理论的演化发展 |
| 1.2.4 民族国家与财政国家的概念构建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 1.3.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理论基础及历史背景 |
| 2.1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 |
| 2.1.1 国家信用的传统定义及其局限 |
| 2.1.2 国家信用系统的三角结构:实力、制度以及金融市场 |
| 2.1.3 优良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霸权兴起的促进作用 |
| 2.2 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下的信用内涵 |
| 2.2.1 西方经济学的信用内涵 |
| 2.2.2 马克思对信用的界定及其形式的划分 |
| 2.2.3 社会学的信用内涵 |
| 2.3 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诞生 |
| 2.3.1 欧洲近代国家公共财政的矛盾与惯性 |
| 2.3.2 国家举债推动下的欧洲金融市场发展 |
| 2.3.3 财政与债务问题牵引下的国家转型 |
| 第3章 荷兰公债成败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3.1 荷兰霸权兴衰的轨迹、理论以及公债信用的意义 |
| 3.1.1 荷兰霸权兴衰的历史轨迹 |
| 3.1.2 荷兰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3.1.3 国家信用担保的公债体制对荷兰霸权兴衰的意义 |
| 3.2 荷西争霸期间两国公债体制的绩效比较及其影响 |
| 3.2.1 荷西公债体制的绩效差异:利率、期限以及额度 |
| 3.2.2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争霸战争结果的影响机制 |
| 3.2.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本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
| 3.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的根源: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 |
| 3.3.1 荷兰优良国家信用的来源:财富、自治政体、税收改革、公债市场化与稳定的金融市场 |
| 3.3.2 西班牙国家信用低劣的根源:经济落后、王室专权、税制混乱 |
| 3.3.3 荷兰霸权衰落的公债及国家信用逻辑:军事压力与财政改革迟缓 |
| 第4章 英国国债、金融革命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4.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理论与国债信用的意义 |
| 4.1.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逻辑 |
| 4.1.2 英国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4.1.3 以国债及国家信用视角研究英国霸权兴衰的意义 |
| 4.2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及其绩效差异对两国霸权竞争的影响 |
| 4.2.1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起源与差异 |
| 4.2.2 英法百年争霸战争过程中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绩效差异 |
| 4.2.3 英法国家债务的市场化操作对金融市场乃至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
| 4.3 英法国家信用优劣差异的根源 |
| 4.3.1 英国卓越国家信用的来源：特权垄断公司、国家安全、财政集中度、国债市场制度化与独立中央银行的监督 |
| 4.3.2 法国国家信用不良的根源:财政改革受限、中央银行缺位及王权绝对专制 |
| 4.3.3 英国国家信用先于且导致霸权衰落的逻辑:经济衰退、一战、金本位制与资本流出 |
| 第5章 美国国债、国家信用的起源和完善及其对霸权崛起的影响 |
| 5.1 美国霸权的快速崛起、国债的起源与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 |
| 5.1.1 美国霸权崛起的历程 |
| 5.1.2 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贷款处票据与外债 |
| 5.1.3 美国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汉密尔顿的国债信用思想 |
| 5.2 美国国家信用初步完善所依托的六大支柱 |
| 5.2.1 实力因素:制造业驱动经济增长 |
| 5.2.2 制度因素:集中度更高的联邦制、以间接税为主的联邦税收体系 |
| 5.2.3 金融市场因素:统一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货币体系 |
| 5.3 美国霸权崛起期国债与国家信用对实力的提升效应 |
| 5.3.1 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 |
| 5.3.2 为华尔街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 |
| 5.3.3 为美国参与的重大战争筹集军费 |
| 第6章 透视美国霸权现状及其未来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1 美元危机的本质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1 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讨论 |
| 6.1.2 美国货币权力的演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3 美元危机出现与美元霸权确立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2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隐患以及替代者缺失 |
| 6.2.1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与优势 |
| 6.2.2 美国国家信用衰落的内部隐患:国债主动违约风险、无底线量化宽松、财政纪律松弛 |
| 6.2.3 欧元作为美元潜在替代者的国家信用缺陷 |
| 6.3 美日英德法的国家信用测度 |
| 6.3.1 体系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3.2 熵值法赋权 |
| 6.3.3 结果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1500 年以来的信用—霸权周期演进 |
| 7.1.1 荷兰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2 英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3 美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2 美国信用—霸权周期的未来 |
| 7.2.1 美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风险累积 |
| 7.2.2 全球化的分裂 |
| 7.3 疫情后的中国选择 |
| 7.3.1 中国的国债市场化道路、差距与对策 |
| 7.3.2 央行独立性与财政纪律 |
| 7.3.3 金融市场深化与开放 |
| 7.3.4 提升产业科技竞争力夯实国家信用之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内涵与相关概述 |
| 2.1 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界定 |
| 2.1.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广义概念 |
| 2.1.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狭义概念 |
| 2.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内容涵盖 |
| 2.2.1 20 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2.2 20 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2.3 21 世纪西方左翼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3 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 |
| 2.3.1 用经济帝国主义手段实现全球霸权 |
| 2.3.2 用政治文化手段助推经济扩张 |
| 第3章 20 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 |
| 3.1 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萌芽 |
| 3.1.1 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 |
| 3.1.2 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 |
| 3.1.3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 |
| 3.1.4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 |
| 3.2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论奠基 |
| 3.2.1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时代背景 |
| 3.2.2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核心观点 |
| 3.2.3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当代价值 |
| 第4章 20 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新成果 |
| 4.1 垄断资本控制下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 |
| 4.1.1 落后国家的经济结构形态的理论分析 |
| 4.1.2 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的理论透视 |
| 4.2 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 |
| 4.2.1 垄断资本构建的“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 |
| 4.2.2 垄断资本掌控下的南北不平等交换形式 |
| 4.2.3 垄断资本剥夺下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 |
| 第5章 21 世纪西方左翼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新拓展 |
| 5.1 全球化中资本积累逻辑的理论批判 |
| 5.1.1 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 |
| 5.1.2 资本积累的空间修复理论批判 |
| 5.1.3 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理论批判 |
| 5.2 全球化中生产方式变革的理论创新 |
| 5.2.1 生产方式变革的生命政治统治 |
| 5.2.2 生产方式变革的生命政治劳动 |
| 5.3 全球化中民族国家理论及其新视野 |
| 5.3.1 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帝国主义 |
| 5.3.2 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理论 |
| 第6章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评析与启示 |
| 6.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综合评述 |
| 6.1.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探索成就 |
| 6.1.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偏颇之处 |
| 6.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内容启示 |
| 6.2.1 资本逻辑跳脱与发展路径选择 |
| 6.2.2 民族国家在场与民族意识觉醒 |
| 6.3 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的中国发展之反思 |
| 6.3.1 全球化中国际经济新秩序重构 |
| 6.3.2 全球化中政治文化实践空间探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需要进一步完善 |
| 1.1.2 中国的货币政策正处于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的转型 |
| 1.1.3 中国需要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 |
| 1.2 研究目的 |
| 1.2.1 中国如何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 |
| 1.2.2 中国如何构建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思路、方法以及结构安排 |
| 1.4.1 基本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结构安排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 |
| 2.1 有关货币政策框架的研究 |
| 2.1.1 货币政策框架有关概念的厘清 |
| 2.1.2 价格型调控与数量型调控 |
| 2.1.3 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 |
| 2.2. 有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 |
| 2.2.1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2.2.2 中央银行利率调控理论 |
| 2.3 有关全球货币政策框架演进与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研究 |
| 2.3.1 全球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 |
| 2.3.2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2.3.3 基准收益率曲线 |
| 2.3.4 利率传导机制 |
| 2.3.5 金融机构市场化定价机制建设 |
| 2.3.6 短端基准利率的选择 |
| 2.3.7 利率调控的具体操作模式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国际实践 |
| 3.1 美国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1.1 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1.2 美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1.3 美国利率调控机制 |
| 3.2 德国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2.1 德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2.2 联邦德国及欧元区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2.3 欧元区利率调控机制 |
| 3.3 印度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3.1 印度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3.2 印度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3.3 印度利率调控机制 |
| 3.4 土耳其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4.1 土耳其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4.2 土耳其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4.3 土耳其利率调控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国际经验 |
| 4.1 货币政策决策及操作日臻成熟 |
| 4.1.1 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日益科学完善 |
| 4.1.2 操作目标向短端利率收敛 |
| 4.1.3 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成为最主要的政策工具 |
| 4.2 货币政策传导通达有效 |
| 4.2.1 成熟发达的金融市场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保障 |
| 4.2.2 货币市场短端基准利率遴选标准变化显着 |
| 4.3 利率走廊调控模式日趋成熟 |
| 4.3.1 利率走廊上限选择有抵押的政策利率且为匿名制申请 |
| 4.3.2 利率走廊下限选择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相关 |
| 4.3.3 政策利率遴选培育及其关键重要 |
| 4.3.4 利率走廊形态因经济变化而各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的选择 |
| 5.1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
| 5.1.1 基准利率含义及分类 |
| 5.1.2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选择偏好 |
| 5.2 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类型选择:基于特定期限业务利率 |
| 5.2.1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及超额准备金利率 |
| 5.2.2 再贷款(再贴现)利率 |
| 5.2.3 公开市场操作利率 |
| 5.2.4 创新性流动管理工具利率 |
| 5.3 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类型选择:基于货币市场利率目标 |
| 5.3.1 基于实际交易的回购利率 |
| 5.3.2 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 |
| 5.4 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基准利率的期限选择 |
| 5.4.1 隔夜利率作为操作目标的理论及其实践 |
| 5.4.2 隔夜利率作为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实证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价格调控模式下的利率传导实证分析 |
| 6.1 中国央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实证分析 |
| 6.1.1 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 |
| 6.1.2 央行特定期限业务操作利率作为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
| 6.2 短端基准利率向债券市场利率传导的实证分析 |
| 6.2.1 基于回归模型Beta值分析 |
| 6.2.2 基于S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信贷市场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构建 |
| 7.1 存贷款市场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
| 7.1.1 存贷款利率管制的逐步放开 |
| 7.1.2 隐性利率双轨制及其表现形式 |
| 7.2 隐性利率双轨制对市场利率的影响 |
| 7.2.1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7.2.2 平稳性检验 |
| 7.2.3 参数估计结果分析 |
| 7.2.4 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 7.3 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并轨 |
| 7.3.1“贷款基础利率”(LPR)及其改革的主要内容 |
| 7.3.2“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有助于推动贷款利率的“双轨合一” |
| 7.3.3 配套措施持续巩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功能和作用 |
| 7.3.4“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完善成效显着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 |
| 8.1 货币调控方式的转型 |
| 8.1.1 利率调控机制的演进历程 |
| 8.1.2 向货币价格调控转型的必要性 |
| 8.1.3 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面临挑战 |
| 8.2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 |
| 8.2.1 利率走廊的作用机理 |
| 8.2.2 隐性利率走廊的构成要素假设 |
| 8.2.3 隐性利率走廊的运行 |
| 8.3 建立健全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 |
| 8.3.1 统筹兼顾存款类金融机构和货币市场的整体稳定性 |
| 8.3.2 扩大“常备借贷便利”(SLF)的使用范围及完善质押品制度 |
| 8.3.3 适时明确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以此锚定并引导预期 |
| 8.3.4 逐步消化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 |
| 8.3.5 规避监管叠加对利率走廊可信度的冲击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以及前瞻性 |
| 9.2.2 持续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 |
| 9.2.3 着力增强配套措施建设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依据及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依据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视角的拓展 |
| (二) 文献研究的拓宽 |
| (三) 研究方法的增加 |
| 第一章 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 |
| 一、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形成的时代背景 |
| (一) 国际背景 |
| (二) 国内背景 |
| 二、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渊源 |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思想 |
| (二)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思想 |
| 三、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形成的实践基础 |
| (一) 从学习工作中筑牢实践根基 |
| (二) 从金融危机中提炼经验总结 |
| 第二章 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与鲜明特色 |
| 一、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一) 全面明确金融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
| (二) 以维护金融安全为核心 |
| (三) 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 |
| (四) 正确处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
| (五) 金融回归实体经济本源 |
| 二、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的鲜明特色 |
| (一) 时代性 |
| (二) 科学性 |
| (三) 人民性 |
| 第三章 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原则和保障措施 |
| 一、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原则 |
| (一)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
| (二) 坚持底线思维原则 |
| (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 (四) 坚持抓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主要矛盾 |
| (五) 坚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 二、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保障措施 |
| (一) 创设良好的金融环境 |
| (二) 完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 |
| (三) 充分发挥金融市场调节功能 |
| (四)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
| (五) 提高新时代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水平 |
| 第四章 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的政策实践 |
| 一、稳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一) 落实有保有控的金融政策 |
| (二) 完善财税支持政策 |
| (三) 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二、不断健全防控金融风险法律法规 |
| (一) 逐步推进银行业和金融机构风险防控 |
| (二) 稳固实施金融市场风险防范政策举措 |
| (三) 有效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管理机制 |
| 三、持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
| (一) 金融机构改革持续推进 |
| (二) 存款保险制度愈发合理 |
| (三)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增强 |
| 四、防控重点领域风险取得进展 |
| (一) 强化房地产市场的逆周期调节 |
| (二) 促进互联网金融规范发展 |
| (三) 初步遏制违法违规金融活动 |
| 五、金融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
| (一) 强监管严监管的态势基本形成 |
| (二) 金融监管合力和有效性不断增强 |
| (三) 宏观审慎监管框架逐步完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金融开放与商业信用供给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2 文献综述与中国金融开放历程 |
| 2.1 关于商业信用供给、金融开放的概念界定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商业信用相关文献回顾 |
| 2.2.2 金融开放相关文献回顾 |
| 2.2.3 文献评述 |
| 2.3 中国金融开放历程与特点 |
| 2.3.1 中国金融开放历程 |
| 2.3.2 中国金融开放特点 |
|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金融开放影响商业信用供给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2 金融开放影响商业信用供给的中介效应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2.1 经营不确定性中介效应的理论分析与假设 |
| 3.2.2 融资约束中介效应的理论分析与假设 |
| 3.3 金融开放对商业信用供给影响的异质性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3.1 企业规模异质性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3.2 企业性质异质性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4 金融开放对商业信用供给影响的地区差异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 实证研究设计 |
|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4.2.1 被解释变量 |
| 4.2.2 关键解释变量 |
| 4.2.3 控制变量 |
| 4.3 模型设定与实证设计 |
| 5 实证结果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5.1 描述性统计 |
| 5.2 相关性分析 |
| 5.3 多元回归分析 |
| 5.3.1 金融开放对商业信用供给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
| 5.3.2 中介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
| 5.3.3 异质性实证结果分析 |
| 5.3.4 地区差异性实证结果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替换被解释变量 |
| 5.4.2 替换解释变量 |
| 5.4.3 替换样本期间 |
|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带通滤波法 |
| 1.4.2 高频数据事件研究法 |
| 1.4.3 文本分析法 |
| 1.4.4 高斯仿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 |
| 1.5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跨境金融市场联动 |
| 2.1.1 同一金融市场联动 |
| 2.1.2 不同金融市场联动 |
| 2.1.3 全球金融周期 |
| 2.2 基于宏观视角的货币政策国际溢出研究 |
| 2.2.1 理论研究 |
| 2.2.2 实证研究 |
| 2.3 基于微观视角的货币政策国际溢出研究 |
| 2.3.1 货币政策公告的国际溢出效应 |
| 2.3.2 货币政策公告对国际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 |
| 2.3.3 货币政策公告的文本信息提取 |
| 2.4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美国货币政策信息溢出的理论分析 |
| 3.1 引言 |
| 3.2 货币政策信息与理性预期 |
| 3.2.1 信息的定义 |
| 3.2.2 信息类别 |
| 3.2.3 货币政策信息 |
| 3.2.4 预期理论 |
| 3.3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渠道分析 |
| 3.3.1 模型基本设定 |
| 3.3.2 信号渠道 |
| 3.3.3 期限溢价渠道 |
| 第四章 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假设 |
| 4.3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
| 4.3.1 数据来源 |
| 4.3.2 研究设计 |
| 4.3.3 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比较视角下美国量宽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 |
| 5.2.1 新冠疫情期间货币政策外部环境及特点 |
| 5.2.2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渠道 |
| 5.3 数据来源与实证方法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实证方法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单个货币政策声明的溢出效应检验 |
| 5.4.3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比较 |
| 5.4.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美国货币政策文本情绪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 |
| 6.1 引言 |
| 6.2 美联储货币政策文本情绪指数的构建 |
| 6.2.1 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爬取 |
| 6.2.2 文本预处理 |
| 6.2.3 词典法构建文本情绪指数 |
| 6.3 数据来源与实证模型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实证模型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美联储政策文本情绪的溢出效应检验 |
| 6.4.3 美联储政策文本情绪的溢出渠道分析 |
| 6.4.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渠道分析 |
| 7.1 引言 |
| 7.2 美国货币政策信息的溢出渠道 |
| 7.2.1 渠道定义 |
| 7.2.2 溢出机制分析 |
| 7.3 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
| 7.3.1 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
| 7.3.2 利率期限结构模型 |
| 7.3.3 实证模型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模型参数估计 |
| 7.4.2 信息溢出效应的分渠道检验 |
| 7.4.3 不同类型货币政策的溢出渠道检验 |
| 7.4.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两及答辩情况表 |
（10）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必要性与协调收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结构安排 |
| 1.5 主要创新及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研究 |
| 2.1.1 货币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 |
| 2.1.2 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 |
| 2.1.3 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收益 |
| 2.2 关于跨境金融溢出效应的研究 |
| 2.2.1 跨境金融溢出的渠道 |
| 2.2.2 跨境金融溢出规模的实证研究 |
| 2.2.3 全球金融周期视角的相关研究 |
| 2.3 关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研究 |
| 2.3.1 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 |
| 2.3.2 国际溢出效应对中国金融稳定的影响 |
| 2.4 关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收益的研究 |
| 2.4.1 基于理论模型模拟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收益 |
| 2.4.2 实证检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收益 |
| 2.5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宏观审慎政策的当地溢出效应 |
| 3.1 引言 |
| 3.2 当地溢出效应的理论机制分析 |
| 3.2.1 当地溢出效应的多部门局部均衡模型 |
| 3.2.2 当地溢出效应的动态分析 |
| 3.3 当地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及检验模型设定 |
| 3.3.1 当地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 |
| 3.3.2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3.3.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3.4 宏观审慎政策当地溢出效应的检验结果 |
| 3.4.1 当地溢出效应的基准检验结果 |
| 3.4.2 当地溢出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
| 3.4.3 当地溢出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3.5 当地溢出效应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 |
| 4.1 引言 |
| 4.2 国际溢出效应的理论机制分析 |
| 4.2.1 国际溢出效应的动态分析 |
| 4.2.2 国际溢出效应的特征分析 |
| 4.3 国际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及检验模型设定 |
| 4.3.1 国际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 |
| 4.3.2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4.3.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4.4 宏观审慎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检验结果 |
| 4.4.1 国际溢出效应的基准检验结果 |
| 4.4.2 国际溢出效应的非对称特征分析 |
| 4.4.3 国际溢出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4.5 国际溢出效应与中国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 |
| 4.5.1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
| 4.5.2 基准检验结果 |
| 4.5.3 异质性分析 |
| 4.5.4 稳健性检验 |
| 4.6 国际溢出效应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风险跨境传染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 |
| 5.1 引言 |
| 5.2 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测度 |
| 5.2.1 测度方法及数据 |
| 5.2.2 静态测度结果 |
| 5.2.3 动态测度结果 |
| 5.3 宏观审慎政策与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实证检验 |
| 5.3.1 宏观审慎政策对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影响 |
| 5.3.2 检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5.3.3 基准检验结果 |
| 5.3.4 异质性分析 |
| 5.3.5 稳健性检验 |
| 5.4 中国与国外进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影响 |
| 5.4.1 检验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5.4.2 实证检验结果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更换宏观审慎政策数据库的检验结果 |
| 5.5.1 宏观审慎政策与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实证检验 |
| 5.5.2 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影响 |
| 5.6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录 |
| 第六章 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收益分析 |
| 6.1 引言 |
| 6.2 宏观审慎政策跨境溢出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收益 |
| 6.2.1 溢出国-接受国政策溢出的两国协调模型 |
| 6.2.2 国外宏观审慎政策对中国信贷波动的影响 |
| 6.2.3 两国的最优宏观审慎政策 |
| 6.2.4 两国的政策协调&非协调机制 |
| 6.2.5 两国政策协调收益的数值模拟 |
| 6.2.6 宏观审慎政策上限对协调收益的影响 |
| 6.2.7 跨境溢出程度对协调收益的影响 |
| 6.2.8 稳健性分析 |
| 6.2.9 两国政策协调的收益总结 |
| 6.3 金融风险跨境传染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收益 |
| 6.3.1 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两国协调模型 |
| 6.3.2 两国政策协调&非协调的收益 |
| 6.3.3 两国政策协调收益的理论分析 |
| 6.3.4 两国对称的协调收益数值模拟 |
| 6.3.5 两国金融风险非对称的协调收益数值模拟 |
| 6.3.6 两国政策协调的收益总结 |
| 6.4 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方案 |
| 6.4.1 协调时机 |
| 6.4.2 协调对象 |
| 6.4.3 协调方式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 |
| 7.1.2 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收益 |
| 7.1.3 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方案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金融全球化与中国金融改革（论文参考文献）
- [1]大国货币崛起的中国道路：人民币孕育成长百年历程[J]. 张杰.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1(10)
- [2]“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SVM支持向量机模型[D]. 张墨竹.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中国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D]. 董思奇.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
- [4]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D]. 李黎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5]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D]. 程睿. 吉林大学, 2021(01)
- [6]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D]. 闫博. 吉林大学, 2021(01)
- [7]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研究[D]. 胡萍. 扬州大学, 2021(09)
- [8]金融开放与商业信用供给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D]. 刘林.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9]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研究[D]. 刘春紫. 山东大学, 2021(11)
- [10]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必要性与协调收益研究[D]. 刘晓宇. 山东大学, 20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