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与《河南国土资源》杂志(论文文献综述)
刘素娟[1](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指出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丁燕燕[2](2020)在《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文中研究表明包括五四乡土文学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之诞生绝不仅是单纯的文学事件,它还涉及种种制度性创建。现代教育制度就是其一。通过它,五四乡土文学拥有了“民族国家文学”品格。二者的互动关系表现为:现代教育培养了五四乡土文学的作者与读者,影响了人们的文学观念、左右着作家对乡土中国的书写;而五四乡土文学又通过进入现代教育成为法定知识获得制度支持,从而实现知识生产与再生产。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是:考察现代教育制度对五四乡土文学的建构功能,分析五四乡土文学对现代教育的文学想象和它作为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论文除绪论和余论共分五部分。绪论介绍研究缘起、思路方法,对“现代教育”和“五四乡土文学”进行概念界定,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从而辩明本论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现代教育”是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系列教育观念、形态和特征的总称,包括宏观层面的教育制度、管理体系、教育宗旨、思想以及微观层面的课程、教科书、教育方式方法等教学运行活动。广义的“五四乡土文学”是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蓄势产生并发展的、以乡土生活为表现题材的小说创作。除了鲁迅在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定义并指出的作家作品外,还包括新文学第一个十年进行乡土文学题材创作的其他相关作家作品。第一章现代教育与乡土中国。五四乡土作者多出生或成长于乡村小镇,他们求学的年份正是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由传统走向现代并逐渐完备的时期。博采众长的教育经历使他们既接受了传统文化熏陶也有机会浸润现代文明。从乡村到都市、从中国到异域的空间转移,从传统知识体系到现代文明的思想过渡,既引发了作家浓郁的思乡病、激烈的文化冲突,也为其观照“自我”、回望“故土”提供了“他者”的参照。一方面,知识新变引发了他们的乡土关注,文化冲突带来的身份危机催生了其乡土认同观念。另一方面,“他者”的参照又使他们重新发现了“乡土中国”的内涵。乡土中国既代表占国土大部分、广袤的乡村大地,也是一种将乡土看作民族国家象征的文学观念和写作范式。其中,作为小学乡土教科书的“乡土志”对一代国人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初步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第二章教育变革与文学启蒙。语文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向学生传授文学创作的方法技巧外,还给予学生文化滋养和心灵启迪。随着语文学科的独立,教科书编写和教学方法变革等活动更新了现代学生的文学观念。它包括白话文学语言、小说文学体裁和文学审美意识等多层面内容。外语教学携带的异域文学资源则为学生的文学阅读、仿制和创作提供了条件。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以鲁彦为代表的世界语学习者,他们深受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翻译弱小民族文学并从中汲取营养。现代教育重构了学生的知识和思想体系形成了五四乡土文学作者独树一帜的现代思想内涵。科学教育思潮向学生普及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培养了他们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品格;新的教育目标和教学方法培养了学生的民主自由思想;作为公共交往空间的现代校园则为学生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创立校园社团、期刊有利于他们民主自由思想的形成。第三章现代教育影响下的五四乡土文学。“儿童本位”教育观将儿童从封建伦理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儿童特别是儿童身体的发现使五四乡土作者将笔触对准儿童,他们开始以儿童为主角,借用儿童的想象和视角、模拟儿童的语气和口吻创作小说,在身体解放中重新发掘恐惧、欲望、喜悦等“人”的情感。知识分子的归乡之旅因现代教育的介入发生变化。衣锦还乡的欣喜一变而为守旧愚昧的民众对知识者的误解、冷落甚至排挤,与无知无识乡村女性的狭路相逢引发了他们对自身启蒙身份的反思和失望。“归乡再离乡”成为必然。现代教育加深了知识者对文明新变的体验。现代性的时空并置引发了他们对故乡的全新感受。故乡不仅是可供停泊的地理空间,还是一处凝结着丰富内涵、值得时时返顾的文化空间。五四乡土文学中的乡愁意象开始由传统的意象抒发走向细节化记叙和整体化象征。五四乡土作者以接受现代教育后的启蒙视野观察乡村,乡间的风景和民俗便因知识者主体意识的确立而被重新发现。科学方法训练和人类学、社会学知识的学习则有利于作家科学区分民俗与封建迷信。作为民俗知识的方言土语在五四乡土作品中频繁出现。它符合汉语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规律,也顺应了教育领域重视口语教学的发展趋势。第四章互为镜像的教育与文学。五四乡土文学的生成离不开现代教育的建构。反过来,文学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想象和书写现代教育,二者互为镜像。五四乡土作者“学生-教师-作家”三位一体的身份决定了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会以甘苦自知的心态将现代教育素材纳入笔端。无论是现代学校、教师、学生还是与乡村教育息息相关的乡绅形象都留有教育变革带来的社会文化印记。它既包含丰富真切的生活经验也寄寓着作家对乡土中国前途的深沉思索。现代学校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乡民眼中呈现出“乐园”与“窘境”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影。围绕启蒙职责,五四乡土作者塑造了许多形象各异的乡村教师形象。与教师形象的多样化不同,五四乡土文学中的学生形象呈现出统一的负面化倾向。这既有现代学生自身的原因,也源于他们面临的社会、政治、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矛盾。“女学生”则成为承载制度变革压力和接受性别审视的双重压抑的形象。乡绅作为乡土世界的知识者,他们的命运沉浮反映出现代教育变革下的乡村权势变迁。第五章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的经典化。五四乡土文学自鲁迅开创先河便开启了进入现代教育领域的过程,通过入选教科书、教师的课堂讲授,它渐渐成为一种法定知识被人们所接受。这既是五四乡土文学作为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也是它通过现代教育的制度性力量实现经典化的过程。以鲁迅作品为代表的五四乡土文学通过教科书和学院机构对其概念、理论的总结梳理与相关篇目、文本、作家的选编评介成功地进入文学史叙事,青年学生对乡土文学的阅读传播,作为教师的鲁迅在课堂内外的知识传授和思想感召都保证了五四乡土文学的代际传承与发展。余论民族再造:教育与文学的殊途同归。自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就在追求国家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中艰难摸索,无论是现代教育还是五四乡土文学其实都只不过是从不同维度出发对同一目标的追求。教育通过知识权力,文学借助艺术想象最终达到民族再造的结果。
张扬[3](2020)在《《中学生》杂志的文学传播(1930—1937)》文中认为《中学生》杂志是开明书店在1930年创办的教育类综合月刊,它以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少年为读者对象,以补足课堂知识、提供丰富的趣味、解答读者困惑、指导青少年前途和做便利的发表机关为宗旨,是“开明人”实践其教育救国理念的一个重要平台和话语空间,对当时的青少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为一本教育类杂志,1930—1937年的《中学生》因刊登大量的文学作品,而在同类刊物中极具特殊性,在文学传播与文学教育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学生》刊载的文学作品类型丰富,为中学生的文学阅读提供了便利,也为中学生提供了多种与文学接触的渠道和方式,有助于中学生文学阅读能力和文学素养的提升,杂志开辟的“读者之页”“青年论坛”“青年文艺”等投稿栏目,给青少年读者提供了发表文学见解、刊登文学创作和讨论新文学作品的平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作家、读者和新文艺工作者。因此,本文结合“开明人”的教育救国理念研究《中学生》杂志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传播,探讨《中学生》杂志在文学传播方面的实践、效果和意义。本文从文学传播者、文学传播内容、文学传播媒介(文学文本载体)、文学受众及传播效果等角度全面论述1930—1937年的《中学生》杂志的文学传播。全文共四章,第一章主要从“开明人”的教育救国理念和文学出版实践入手,梳理了《中学生》杂志的创办背景和基本概况,并初步探讨其文学立场。第二章论述了《中学生》文学传播的内容与倾向,对其刊载的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内容进行了重点分析,并探究出了《中学生》文学传播的倾向,强调《中学生》对青少年的文学启蒙和对其文学素质的培养。第三章论析《中学生》文学传播的策略,充分展现其传播优势,并对杂志中刊登的文学广告做了重点分析。第四章揭示了《中学生》杂志的文学传播效果、行业影响及历史意义,突出了《中学生》杂志文学传播实践的重要价值。
张露[4](2019)在《现实关怀与自由立场 ——徐訏文学编辑出版事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报刊业兴起之后,知识分子具有了多重身份,编辑与作家不再是毫无联系的职业,有些文人甚至集二重身份于一身,这种现象在近现代文学史上十分常见。不同文化身份不仅为不同领域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同时,多重身份的融合与映照,也有利于全面审视他们的文学思想、编辑理念以及精神思想的变迁。本文从编辑角度梳理徐訏办刊与出版活动,探究其编辑理念与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在编辑活动与文学创作的互动中,考察徐訏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和思想嬗变过程。徐訏虽曾师从林语堂并协助其编辑《论语》和《人间世》,但当他创办第一个刊物《天地人》时,却一改《人间世》的“闲适”格调,将社会现实与救亡作为刊物的着眼点。自《天地人》始,徐訏确立了现实主义办刊理念,这与其早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有关。徐訏不仅关注现实,关注战争,而且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国民政府。批判性的增强,令徐訏办刊风格具有了浓重的现实意味。虽然《读物》《人世间》与《作风》等刊物将文化启蒙作为主题,但刊物内容都以抗战为背景,且其目的也是为抗战服务的。在徐訏看来,救亡并未中断启蒙,从个人自由与民族独立角度来说,启蒙也应是救亡的一部分。此时,徐訏的办刊理念与思想也发生了变化,自由主义思想开始萌芽,个人自由与社会现实开始成为他办刊的聚焦点。徐訏创办夜窗书屋时,由于“三思楼月书”计划需要,其对旧作的改写势在必行。改写或续写后的作品与之前的版本相比,故事情节基本未变,只是在原有情节基础上进行删减或增添,但改作中明显的变化就是对现实的怀疑以及自由意识的增强。徐訏为摆脱多方政治势力的干扰,以“幽默”为挡箭牌,摆出一副“中立”态度。尽管其欲与政治隔绝,但他关注现实的姿态仍未改变。虽不像上海时期那样强烈,但也表现出关注社会底层的倾向,并与其同时期文学主张和审美取向趋同。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徐訏一改前期隐忍的态度,自由主义完全占据其思想内核,对国际局势以及大陆和港台的政治生态进行批评或批判,成为其办刊与文学创作的重心,他对自由的理解与感悟,已由个人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干预现实的姿态也愈加明显。本文从编辑角度将徐訏办刊理念与思想发展脉络呈现出来,在时代与环境的变化中,考察徐訏思想以及精神的发展变化轨迹,探究以徐訏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时代与政治浪潮中的思想变化,从而浓缩出一类知识分子的时代缩影。徐訏所办刊物的主张、办刊理念与其创作风格和思想存在一致性,因此,通过研究其编辑事业,可以将他的编辑活动、文学创作以及思想嬗变历程结合起来。尽管前人业已提及现实主义在徐訏创作以及思想中的重要性,但大家却依旧认为徐訏是浪漫主义作家,并将浪漫主义作为其创作风格和思想倾向的代名词。本文从编辑与文学互动的角度发现,现实主义不仅在徐訏思想以及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且贯穿于其文学创作和编辑活动的始终。可以说,现实主义是徐訏创作风格的基础,他的目光始终是直面现实的,他干预现实的姿态和力度,是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法与之相比的。在现实与政治的矛盾冲突中,如何处理现实与理想的关系,则成了徐訏需要面对的问题。当现实无法满足其理想需要时,在现实的困境中,徐訏也会寻找新的思想出路,而自由主义则成了其苦痛困境中的一剂良药。徐訏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在其编辑活动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徐訏一直关注现实,但又无法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冲突,现实、政治以及自由等思想交织在一起。从编辑角度入手,将徐訏的编辑思想、文学主张以及思想变化呈现出来,在对“现实主义”、“雅俗观念”以及自由主义的探究与辩证中,呈示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嬗变过程和心路历程。
林一斋[5](2019)在《自我构念差异条件下国家身份类型与激活机制研究 ——基于独立我与“关系”我的比较》文中指出在今天,国际关系现实正在酝酿着巨大的变化。一个是中国实力的加强对全球价值观的冲击。伴随国家的崛起,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将不断流动到国际层面,而中国价值的国际秩序治理观会进一步影响全球各个国家。另一个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对现有体系观念结构的解构和再建构。随着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非西方的国际秩序治理观进而可能对目前的体系观念结构实现多维多层的重塑。在此背景下,来自非西方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声音也比之以往更加重要。由于全球价值观多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相互理解变得十分必要。早在建构主义理论的讨论中,就通过引入“身份”的概念来阐释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认知。身份确定了国家间的相互认知,进而确定一国对与它国关系和利益的确定,最终确定一国对它国的政策行为。基于上述基本逻辑,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都共享类似的身份类型框架,并拥有一致的身份激活机制。然而,历史经验显示,持有不同自我构念的国家可能在身份类型框架和激活机制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主流身份分类理论更适于解释西方国家的身份类型。其中以结构建构主义的身份分类最为经典。亚历山大·温特所划分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与康德文化分别对应于敌人、对手和朋友角色,很好地勾勒出持有独立性自我构念的国家基于相互的利益关系所具有的身份类型结构。在现代国际关系秩序中,温特的无政府文化及角色身份结构的解释力非常充分。甚至在对罗马体系的解释中,温特的身份分类理论都能保持强大的理论生命力。然而,在解释东方国际体系下的国家身份时,温特的身份类型框架就稍显欠缺。与罗马体系形成明显对比,古代东亚的国际体系文化呈现出了几乎完全不同的特征。从历史的演进来看,东亚各国间身份及其相应的行为预期与“朋友—对手—敌人”的身份框架大相径庭。甚至在现代国际体系下,作为持有“关系”型自我构念的中国也表现过与西方身份类型框架不相符的角色行为。主流的国家身份激活理论也存在某种程度的西方中心倾向。主流的建构主义理论基于个体理性的价值取向,重视个体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倾向于提出跨情境一致、跨文化一致的身份激活机制。在特定的国际体系中,体系观念结构会建构一国的身份,从而使一国在任何互动情境中都会倾向于激活先前高显着性的身份。基于跨文化一致性的前提假设,东西方文化及相应的国家自我差异一开始就没有被主流的身份激活理论所重视。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理论中,一国在体系中始终首先倾向于激活体系所建构形成的主要角色身份。然而,在东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一国身份激活具有情境性。具体的互动情境及一国自身与它国的具体关系才是身份激活的核心条件。一国则根据自身与它国的具体关系及自身在体系中的具体位置来激活身份。出于身份框架与激活的差异,持有不同自我构念的国家间在同一互动情境中关注的焦点和思考的方式都存在显着的不同,由此,各国对身份包含的预期也有所不一,身份框架与激活的差异进而可能增加国家间误判的几率。主流身份分类理论与身份激活理论部分失效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理论构建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国家自我构念的差异,进而基于西方国际体系的经验形成了主要适用于持有独立我构念的国家的身份类型及激活机制。因此,主流的身份分类理论与激活理论最有效的分析对象是秉持独立我构念的西方国家。目前,过程建构主义的中国学派主张对主流建构主义理论进行本体论批判,从“过程和关系”出发反思“个体和结构”的建构主义理论,并基于中国本土文化提出具有跨文化一致性的建构主义理论。通过对社会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的借鉴,中国学派从“关系”身份出发,提出具有关系性的身份理论。但过程建构主义目前主要致力于与结构建构主义进行本体论对话,因而,关系身份大类下的多种子身份的研究相关不多。对于各个子身份的类型区分、身份特性及内在联系,以及相应的身份激活机制都存在进一步丰富的可能。因此,通过对社会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的借鉴,在“自我构念”的视角下,以“国家身份类型与激活机制”作为研究对象,具有着理论与现实双重意义: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可以通过对建构主义身份分类理论与身份激活机制的反思,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中进行思考借鉴,进一步修正相关的理论框架,深入思考体系文化差异下一国身份分类与激活的规律,进而丰富国家的“身份理论”;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通过在文化差异下对国家身份类型与激活机制进行比较,不仅可以在相关理论研究中表达中国声音,还能为东西方国家相互理解提供借鉴。本文在反思现有国家身份分类理论与身份激活理论的基础上,借鉴社会身份理论、自我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研究,重点区分了独立我构念国家与“关系”我构念国家的身份类型框架差异,进而比较持有两种自我构念的国家在激活身份上的不同。基于此,以冷战期间美国作为独立我国家的代表、以唐代中国作为“关系”我国家的代表,比较它们在身份类型框架和激活机制上的差异。
程则峰[6](2019)在《传薪翻是出书人 ——舒新城出版理念及其实践研究(1930-1937)》文中提出晚清以降,西学东渐,中国的传统知识结构渐趋解体,思想和知识体系发生重大转型,使得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前后截然两分。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新式出版业成为勾连知识和常识、思想世界和生活世界的重要中介。出版家对于知识内化为常识、思想渗透入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曾长期担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的舒新城是其中的佼佼者。作为典型的五四青年,舒新城素存教育救国之志,随着对国内实际教育情形和近代中国教育史认识的深化,其教育思想由“教育万能论”转向“教育工具论”,并重视出版对于教育普及的作用,最终在友人陆费逵的邀请下,怀着“出版补助教育,出版开通民智”的理想加入中华书局任编辑所所长。舒新城的教育思想主导了他的出版理念,使他形成了“发展教育文化与维持公司生存兼顾”的出版方针和服务于中小学生和一般社会人士的读者取向。为落实出版理念,舒新城厉行考试制度,俾为编辑所揽才,并通过开展职业训练、塑造职业风气等方式对编辑所同人进行培育。同时,重视中华书局图书馆的建设,以丰富的图书参考资料支撑书籍出版。舒新城将书籍作为启迪民智、传播常识的工具,将自身的文化理念融入书中,出版了旨在提供系统知识的百科类书籍和满足学生求知需要的教育类丛书。在国难之际,舒新城还致力于出版普及国难知识和训练应变常识的国防类书籍,以此参与“文化国防”的建设工作。舒新城融教育思想于出版事业,致力于传播基础知识和各类常识,其主持出版的书籍承担着简化改造精英思想并将其向下传递的任务。这些书籍随着中华书局强大的发行网络进入千家万户,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潜移默化地形塑着社会各阶层的政治观念、思维方式和知识体系,影响深远而绵长。从这一角度而言,以舒新城为代表的近代出版家所从事的实际上是有别于学者和思想家的另一种形式的启蒙事业,实可谓:传薪翻是出书人!
徐锦庚[7](2017)在《大器晚成》文中研究说明引子百花园里摘蟠桃2013年盛夏,京西宾馆绿树掩映,花团锦簇。6月15日下午,三楼第一会议室。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里召开。会议室右侧,垂着一面银幕;左侧,吊着一只花篮;正中,悬挂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2007.7-2012.6)颁奖典礼。氛围既俭朴又庄重。这个5年一度的奖项,是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最高奖。在中国文学的百花园中,传记文
孙士庆[8](2017)在《战后舆论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研究(1945-1949)》文中提出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光明还是黑暗、进步还是倒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面对中国向何处去,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作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重庆谈判、军事调处和中间势力的斡旋未能改变各自的政治立场,最终导致战场上的兵戎相见。在国共政争的过程中,两党在军事战场的较量之外还进行着激烈的宣传战较量,并对战后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舆论宣传是国共两党对外宣示本党理念、方针和政策,打击对手和争取民心的重要手段。善用舆论宣传能争取民心,增加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和推动军事斗争的进程。否则,便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在战后国共舆论斗争中,中共主动调整宣传体制,始终坚持党对舆论宣传的领导,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根据不同阶段的战略目标制定相应的宣传内容和策略。中共正是通过灵活的宣传战术和对国民党舆论的反击,一方面赢得了民心,获得广大民众的一致支持,有力地配合了军事斗争的开展,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也分化了国民党的军心和民心,使其最终不敌中共的政治和军事攻势,输掉了战争和大陆政权。反观国民党,面对中共凌厉的宣传攻势,国民党党营新闻体系无法做出有力的反击。“以党治报”的新闻统制政策和国民党高层的过多干预,使舆论宣传呆板保守,严重影响到宣传的效果;对中共的诋毁和军事上的虚假宣传,使国民党丧失公信力;未能有效地动员和发动群众,又失去民众的支持。国民党就在政治、军事和舆论宣传都难以与中共抗衡的情况下,颓势无力挽回,最终丢掉大陆政权。而以“中立”自居,幻想走“中间道路”的中间势力,战后主张和平民主,反对内战。但随着国民党执意发动全面内战,在国统区实施恐怖统治,特别是变本加厉地对其实施政治迫害后,中间势力审时度势,最终集体转向共产党,成为历史的必然。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舆论宣传对战后国共政争的影响只是间接被动的,中共最后取代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主要还是“枪杆子”起的作用。同样,国民党的舆论宣传在其大陆败亡的过程中也并不起决定作用,军事上的失败才是最主要原因,舆论宣传的失利只是反映、并加速了这个败亡的进程而已。
苏超[9](2014)在《“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下简称“文化共享工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项文化惠民项目,旨在利用现代先进的技术手段,将中华优秀文化资源传递到全国的每个角落,重点解决偏远地区广大群众看书难、看电影难的问题,缩小城乡之间、人与人之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存在的“信息鸿沟”。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至今已跨越12年,然公众对于文化共享工程的认识却存在严重不足,此外,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过程是怎样的?效果如何?其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症结有哪些?其如何才能持续发展下去?本研究通过海量的文献材料系统分析、网上资源统计分析、访谈等方法对文化共享工程进行研究以期解决上述问题,进而实现文化共享工程广泛服务民众的目标。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从以下八个方面入手:(1)采用深度阅读并按照关键词、主题进行归类的方法对国内外374篇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分析;(2)通过对文化共享工程241期工作简报、4000余条主要新闻材料、国家历年来关于文化建设方面的政策文件、山东省十余个市县服务点和国家中心部分工作人员访谈资料的分析,对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过程进行梳理与分析;(3)采用统计、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国家数字文化网、31个省级分中心文化共享工程网站资源、中国国民休闲小康指数、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中国广播电视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等数据资料的挖掘分析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效果;(4)以“心声·音频馆”与“上图讲座”两种资源的网上收听次数/观看次数为数据基础,分析公众对这两类资源的偏好程度;(5)在前面几项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访谈,分析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6)对国外相似项目进行分析;(7)进行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8)构建文化共享工程评估指标体系。经过对以上内容的研究与分析,本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关于文化共享工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8个方面,分别是立足国家层面与基层的整体性研究,立足省级视角、市县视角、农村视角的实践研究,针对技术、培训、绩效评估、资源建设、版权问题等的专题研究。(2)文化共享工程的建设过程依据“建设”与“应用”的比重分为初步探索、普遍发展、巩固提升三个阶段;文化共享工程相关利益群体主要由提供决策与保障群体、实施监管群体、合作参与群体、用户群体构成;文化共享工程服务基层的方式主要通过两条支路完成。(3)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效果体现在三个层面,宏观层面表现为对消弭社会信息鸿沟的贡献,中观层面表现为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贡献,微观层面主要变现为对国家公共数字资源的充实与对国民生活质量提升的贡献。(4)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主要包含制度、资源建设、队伍建设等三个维度。(5)本研究针对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结合相关理论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求,借鉴国外相似项目,对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做出如下战略设计:一是资源设计达到标准统一,二是通过制定完善的制度体系使制度设计达到系统全面;三是充分利用新技术的发展开发适应的技术平台,以及搭建多元的、人性的、环保的服务终端;四是通过多元的文化教育活动与多举措的文化共享工程宣传推广进行服务设计,实现“服务到人”的目标。(6)在文化共享工程顶层设计与已有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建设、利用、效果三个一级指标的文化共享工程评估指标体系。本研究的主要创新在于:第一,国内首次对文化共享工程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与分析,有关见解对文化共享工程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第二,论文采用“四象限图”分析公众对文化共享工程文化信息资源的偏好程度,对相关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秦岭[10](2013)在《在水一方——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纪实》文中认为前言:一次宿命的行走我穿行在荒山枯岭之中,却恰似一叶小舟,独行水上。水在哪里?抬望眼,到处都是旱地。安全的行走,却在考察中国农村饮水的安全与不安全。水,生命之源,它是在呼唤我吗?我宁可相信,给我安排这样一次行走的,是水,更是命运。二者必然是兼而有之的。水既然能成为生命之源,必然与命运有关。我的行走,由北国到江南,由内地到边陲,因水而来,为水而去。中国农民与安全的饮用水之间,撼动我的,是缺一口水而遭遇的死亡、流血以及满脸泥石流一样的眼泪;是得到一口水
二、我与《河南国土资源》杂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与《河南国土资源》杂志(论文提纲范文)
(1)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
一、文献综述 |
二、创新之处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基本思路 |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与赴美留学: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初步探索(1919-1923) |
第一节 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
一、童年时期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三、从中国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比较 |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
二、中西文化“损益”说 |
三、“心物”、“动静”说 |
第三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哲学史阐释 |
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二、中西文化之异的阐释 |
三、自然地理与人为选择 |
第四节 如何对待中西文化 |
一、学习西方科学 |
二、评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 |
第二章 直击文化核心:冯友兰对中西人生哲学之比较(1923-1926)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化之争 |
一、动荡不安的政局与社会 |
二、梁启超欧游与“科学的破产” |
三、张君劢的人生观讲演 |
第二节 中西人生哲学之“天人损益” |
一、中西之同的发现 |
二、中西人生哲学比较 |
三、中西之同与中西之异 |
第三节 一种新人生观——对科玄论战的回应 |
一、“科玄论战”的争论焦点 |
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探讨 |
三、关于“一种新人生观”的阐释 |
第四节 中西文化近代分歧的人生哲学渊源 |
一、是否以知识权力为好 |
二、是否将个人与宇宙两分 |
三、中国人生哲学之贡献 |
第三章 欧洲游学促转变:冯友兰中西文化古今之异的转向(1926-1935) |
第一节 冯友兰欧洲游学的思想转变 |
一、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
二、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
三、冯友兰在英国感受到“古今之异”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古今之异的认识 |
一、游欧洲印象 |
二、秦汉历史哲学 |
三、中国无近古哲学 |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互释阶段 |
一、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 |
二、中西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
三、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以西释中 |
一、“在中国的哲学” |
二、“了解之同情” |
三、“新瓶旧酒” |
第四章 中西文化论争下的沉思:冯友兰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1935-1948)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冯友兰 |
一、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
二、文化救亡运动的兴起 |
三、冯友兰建立“新理学体系” |
第二节 文化类型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回应 |
一、“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 |
二、冯友兰的文化类型说 |
三、文化民族性问题 |
第三节 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 |
一、文化现代化问题讨论 |
二、冯友兰倡导的工业化道路 |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
第四节 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
一、改变封建伦理道德 |
二、中国基本道德不变 |
三、保持中国的文艺花样 |
第五章 大变革下的坚守: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1949-1976) |
第一节 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与知识分子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 |
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
第二节 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实践 |
一、在新中国建设实践中感悟马克思主义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新理学自我批判 |
三、在国际文化活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四、文革中的“冯友兰现象” |
第三节 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
一、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 |
二、抽象继承法的提出与讨论 |
三、1980年代“抽象继承法”再评论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讨论 |
二、正确估价唯心主义的价值 |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 |
第六章 新时期“文化热”背景下的冷思考:冯友兰对中国文化新发展的展望(1976-1990)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冯友兰重获自我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二、1980年代的“文化热” |
三、冯友兰在文化的拨乱反正中重获新生 |
第二节 中西文化对比的新时代 |
一、“旧邦新命”与文化现代化 |
二、中西文化论争主题的转换 |
三、“终结”与“开始”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
二、继承很厚的“家底” |
三、两个孔子 |
第四节 “智山慧海传真火” |
一、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互动 |
三、理论回归与哲学总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致谢 |
(2)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缘起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三、研究方法和意义 |
四、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第一章 现代教育与乡土中国 |
第一节 知识新变引发的乡土关注 |
一、“别求新声”的教育经历 |
二、平民教育、职业教育的兴起 |
第二节 身份危机催生的乡土认同 |
第三节 乡土中国再发现 |
第四节 乡土志(教科书)形塑的“乡土中国” |
一、由爱乡到爱国:乡土中国的同理推衍 |
二、《中国矿产志》与鲁迅的乡土中国观 |
第二章 教育变革与文学启蒙 |
第一节 白话文学观念的形成 |
第二节 外语教学与异域文学启迪 |
第三节 现代思想内涵的确立 |
一、科学教育思潮引领的思想启蒙 |
二、现代校园培养的民主自由思想 |
第三章 现代教育影响下的五四乡土文学 |
第一节 “儿童本位”教育观与儿童的发现 |
第二节 “归乡”模式新变 |
第三节 文化空间下的乡愁书写 |
一、乡愁意象的转换运用 |
二、主体性建构下的两种乡愁与风景 |
第四节 作为知识的民俗书写 |
一、民俗知识与家国想象 |
二、庙产兴学运动影响下的乡村信仰--以庙宇祠堂为例 |
第四章 互为镜像的教育与文学 |
第一节 “学生-教师-作家”三位一体 |
第二节 现代学校:“乐园”与“窘境” |
一、解放天性的乐园 |
二、窘境:封闭乡村中的异质化存在 |
第三节 教师角色与启蒙职责 |
第四节 学生、女学生的乡村境遇 |
第五节 乡绅与教育变革中的乡村权势变迁 |
一、教育变革下的乡绅形象流变 |
二、从《孔乙己》到《离婚》:乡绅权势的常与变 |
第五章 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的经典化 |
第一节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遴选评介 |
一、文学史教学研究的基本格局 |
二、乡土文学概念的确定 |
第二节 教科书编写与文学史叙事 |
一、教科书编写的权力 |
二、文学史叙事的力量 |
第三节 教育与知识生产 |
一、知识教授与文学传承 |
二、作为教师的鲁迅与五四乡土文学 |
余论 民族再造:教育与文学的殊途同归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致谢 |
(3)《中学生》杂志的文学传播(1930—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价值 |
三、研究现状 |
第一章 “开明人”教育救国理念下的《中学生》杂志 |
第一节 “开明人”的教育救国理念与实践 |
一、“开明人”教育救国理念的萌芽 |
二、“开明”文学出版的兴起 |
三、从事文学创作与译介 |
第二节 “开明人”教育救国理念下的《中学生》杂志 |
一、创刊背景 |
二、办刊方针及宗旨 |
三、栏目设置与特色 |
第三节 教育救国理念与《中学生》杂志的文学立场 |
一、“爱与平等”的编辑观 |
二、“文学+教育”理念 |
第二章 《中学生》杂志文学传播的内容与倾向 |
第一节 《中学生》杂志文学传播的内容 |
一、散文类作品丰富 |
二、名家小说的刊载 |
三、戏剧、寓言等作品 |
四、外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 |
第二节 《中学生》杂志文学传播的倾向 |
一、关注青少年的前途和命运 |
二、传达白话文创作观念 |
三、为教育和政治服务 |
第三章 《中学生》杂志的文学传播策略 |
第一节 借助名人效应扩大传播 |
一、聚集着名编辑 |
二、邀请知名撰稿人 |
第二节 “亦师亦友”的读者关系建构 |
一、奖金激励与征文互动 |
二、杂志社与读者的共情话语 |
第三节 文学类广告的辅助 |
一、文学类广告的刊登 |
二、文学类广告的特点 |
三、文学类广告的作用 |
第四章 《中学生》杂志文学传播的效果与意义 |
第一节 《中学生》杂志文学传播的效果 |
一、读者写作能力的培养 |
二、青少年主体意识的浮现 |
第二节 《中学生》杂志文学传播的行业影响 |
一、在同类杂志中脱颖而出 |
二、对后期文学教育杂志的启示 |
第三节 《中学生》杂志文学传播的历史意义 |
一、“开明人”教育救国理念的宣扬 |
二、助力新文学的发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1 :1926—1949年开明书店文学书籍出版统计 |
附录2 :《中学生》杂志1930—1937年作品类别统计(节选) |
附录3 :《中学生》杂志1930—1937年文学广告统计 |
致谢 |
在学期间的科研情况 |
(4)现实关怀与自由立场 ——徐訏文学编辑出版事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1.3 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1.4 创新点及研究方法 |
第二章 立足社会:现实、救亡与启蒙 |
2.1 “帮厨”编辑,缺乏主体地位 |
2.1.1 系缘《论语》,初涉编辑 |
2.1.2《人间世》——编辑生涯的开端 |
2.1.3《论语》和《人间世》之于徐訏办刊的影响 |
2.2 突破“闲适”与批判现实 |
2.2.1 “比较少年”:突破“闲适”与直面现实 |
2.2.2 匕首与投枪:救亡时代的揭露与批判 |
2.2.3 透视现实:民间文艺隐含的世俗人生 |
2.3 启救亡之蒙与自由理性 |
2.3.1 “孤岛”期刊文学态势 |
2.3.2 《读物》:启蒙与抗战的“教科书” |
2.3.3《人世间》:救亡——自由与理性的新归宿 |
2.3.4 《作风》:文化启蒙与“作风” |
第三章 上海夜窗书屋与自由意识萌芽 |
3.1 “只出自己的书”——独特个性与自由体验 |
3.2 “三思楼月书”版本改写——现实迷惘与乌托邦设想 |
3.2.1 改写缘由——个体生命的执着追寻 |
3.2.2 突破现实禁锢,追求自由人生 |
第四章 批判意识与自由价值立场 |
4.1 曲折回归现实人生——现实性、文艺性与娱乐性的矛盾选择 |
4.1.1 《幽默》的创刊缘由与时代坚守 |
4.1.2 “中年人读物”的“幽默”与“个性” |
4.1.3 “小品”中的人生:讽刺与“幽默” |
4.2 个人意识与现实的策略化呈现 |
4.2.1 “幽默”的个人性与现实人生结合 |
4.2.2 拓展公共文化空间——通俗性、娱乐性的策略化趋向 |
4.3 徐訏晚年办刊风格转向:时政批评与自由意识 |
4.3.1 社会批判与个人意识觉醒 |
4.3.2 《七艺》的自由意识:时代的荒诞与批评 |
第五章 徐訏编辑思想与编辑理念 |
5.1 徐訏的编辑理念与原则 |
5.1.1 有益于抗战、文化与社会 |
5.1.2 启蒙精神:树立健全的社会意识、文学风格与价值观 |
5.1.3 传记文学:真实的“人”与人性 |
5.1.4 装帧精美:唯美自然 |
5.2 徐訏编辑思想 |
5.2.1 “自由主义”办刊理念 |
5.2.2 立足现实、时代与社会 |
5.2.3 编辑:综合的人才 |
第六章 结语徐訏编辑思想渊源:现实关怀与自由主义辩正 |
6.1 突破浪漫藩篱,关注现实人生 |
6.2 “雅”与“俗”的游离融合 |
6.2.1 雅俗:文学观念和办刊理念的同步 |
6.2.2 不一样的“俗”:“世俗”而不“媚俗” |
6.3 个人与时代自由的困境与思辨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5)自我构念差异条件下国家身份类型与激活机制研究 ——基于独立我与“关系”我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创新点 |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家身份类型框架与激活机制的研究现状 |
一、国家身份定义的研究现状 |
二、国家身份类型框架的研究现状 |
三、国家身份激活机制的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内容 |
一、研究角度与方法 |
二、研究结构安排 |
三、主要研究内容 |
第四节 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一、研究难点 |
二、研究创新点 |
第一章 建构主义理论中的国家身份分类与身份激活研究 |
第一节 建构主义理论中的国家身份分类框架 |
一、关于国家身份分类框架的讨论 |
二、对国家身份分类理论的评价 |
第二节 建构主义理论中的国家身份激活机制 |
一、关于国家身份激活机制的理论争论 |
二、对国家身份激活理论的评价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从自我出发的国家身份分类逻辑与激活逻辑 |
第一节 “自我构念—自我结构”的国家身份分类逻辑 |
一、行动者身份的分类逻辑 |
二、国家自我构念与国家身份 |
三、国家自我结构与国家身份 |
第二节 “自我构念—身份线索”的国家身份激活逻辑 |
一、行动者身份的激活逻辑 |
二、自我构念、身份线索与国家身份激活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独立我与“关系”我国家身份类型框架比较 |
第一节 独立我与“关系”我国家身份类型比较 |
一、独立我:个体身份与类别身份 |
二、“关系”我:亲缘身份与交往身份 |
第二节 独立我与“关系”我国家身份特征比较 |
一、独立我:自我独特、独立平等与群体边界坚实 |
二、“关系”我:相互联系、等级秩序与群体边界通透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独立我与“关系”我国家身份激活机制比较 |
第一节 独立我与“关系”我国家身份激活倾向比较 |
一、独立我:个体化与类别化倾向 |
二、关系”我:“关系”化倾向 |
第二节 独立我与“关系”我国家身份激活路径比较 |
一、独立我:类别化、再类别化、次类别化与去类别化 |
二、“关系”我:“关系”化、再“关系”化与去“关系”化 |
第三节 独立我与“关系”我国家身份激活过程比较 |
一、独立我:个体性线索、类别性线索与身份激活 |
二、“关系”我:亲缘性线索、交往性线索与身份激活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冷战时期美国与唐代中国的自我构念 |
第一节 冷战时期美国的自我构念 |
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个体主义文化 |
二、冷战时期美国对体系文化的态度与独立我身份特征 |
第二节 唐朝时期中国的自我构念 |
一、天下体系中的“关系”主义文化 |
二、唐朝时期中国对体系文化的态度与“关系”我身份特征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冷战时期美国对华与唐朝对吐蕃身份类型框架比较 |
第一节 1949年至1989年间对华关系中美国的身份类型 |
一、对华关系中美国的个体身份 |
二、对华关系中美国的类别身份 |
第二节 634年至650年间对蕃关系中唐朝的身份类型 |
一、对蕃关系中唐朝的交往身份 |
二、对蕃关系中唐朝的亲缘身份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冷战时期美国对华与唐朝对吐蕃身份激活机制比较 |
第一节 1949年至1989年间美国在对华关系中的身份激活 |
一、1949年至1953年7月美国在对华关系中的身份激活 |
二、1969年至1972年美国在华关系中的身份激活 |
第二节 634年至650年间唐朝在对蕃关系中的身份激活 |
一、高可及性的身份线索 |
二、634年11月至638年7月唐朝在对蕃关系中的身份激活 |
三、638年10月至641年唐朝在对蕃关系中的身份激活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6)传薪翻是出书人 ——舒新城出版理念及其实践研究(1930-1937)(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二、学术前史 |
三、研究方案 |
第一章 以出版为志业:舒新城入职中华书局 |
第一节 与文化运动相应和:中华书局的前二十年 |
一、与中华民国相伴而生 |
二、承前启后的二十年代 |
三、变动时代中的编辑所 |
第二节 友谊乎?志业乎?:舒新城入职中华书局的因缘经过 |
一、教育家的成长之路 |
二、从教育界转向出版界 |
第三节 早期经历中适于出版的素质 |
一、广博与专精的知识体系 |
二、嗜书如命 |
三、熟于出版流程,敏于读者需求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融教育于出版:舒新城的出版理念 |
第一节 由教育救国到出版救国 |
一、五四青年的“教育万能论” |
二、从“教育万能论”到“教育工具观” |
三、出版是补助教育的利器 |
第二节 融合教育的出版理念 |
一、出版方针:“发展教育文化与维持公司生存兼顾” |
二、预设读者:服务于中低文化程度者 |
三、鼓动潮流:出版宜有计划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为出版奠基:中华书局人才网和知识库的建设 |
第一节 练成专业人才:中华书局编辑所的人才引进和培育 |
一、不拘文凭揽人才 |
二、培育编辑英才 |
第二节 打造“知识仓库”:舒新城与中华书局图书馆 |
一、设立图书馆 |
二、改造图书馆 |
三、建设成效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出版理念与时代思潮交织下的书籍出版 |
第一节 建构系统知识:以百科类书籍为中心 |
一、“灌输一般知识的读物”:《中华百科丛书》 |
二、“供给人人必备之工具”:《辞海》 |
第二节 “养成新民”:以教育丛书为中心 |
一、“为儿童造福”:《小朋友文库》 |
二、供少年求知:《初中学生文库》 |
三、“提高文化的前途”:《大学用书》 |
第三节 国难之际的文化担当:以国防类书籍为中心 |
一、普及国难真相:以《东北研究丛书》与《淞沪御日战史》为例 |
二、“训练应变常识”:以《国防丛书》与《非常时期丛书》为例 |
本章小结 |
结语:近代出版家的启蒙理想及其践履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中华百科丛书》书目简表 |
附录二 《小朋友文库》书目简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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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
(8)战后舆论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绪论 一、选题缘起 二、研究回顾 三、史料概述 四、研究意义 五、研究架构 六、研究方法 第一章 |
战后中国的政治与舆论环境 一、抗战胜利与国共受降之争 二、新闻接收与传媒复员 三、中共与民营传媒的发展 四、拒检运动与政治松动 五、民众心理与舆论导向 第二章 |
国共“和谈”期间的舆论 一、“重庆谈判”与国共宣传战 二、“政协会议”召开问题上的国共宣传 三、国共关于“内战责任”问题的论争 四、中间势力的活跃与反战呼吁 第三章 |
全面内战爆发前后的舆论 一、全面内战爆发前的反战呼声 二、李闻惨案与各方舆论 三、内战中学潮与社会舆论 四、中间势力的反战宣传 第四章 |
内战转折时期的舆论 一、“戡乱动员”与舆论反响 二、特刑庭与舆论钳制 三、中间势力的舆论转向 第五章 |
国共舆论宣传的特点与成效 一、国共宣传决策与管理 二、国共宣传的特点与成效 结语 一、国民党宣传失利对政权转变的影响 二、中共成功的宣传对革命胜利的影响 三、从舆论宣传角度观察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必然性 参考文献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致谢 |
(9)“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附图清单 |
附表清单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一、研究背景 |
二、问题设定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第三节 主要概念界定 |
一、数字鸿沟 |
二、文化信息资源 |
三、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
四、可持续发展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内容与思路 |
第五节 研究创新点 |
第二章 研究相关理论与文献回顾 |
第一节 研究相关理论 |
一、知识沟理论 |
二、文化权利 |
三、文化传播 |
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五、公共物品理论 |
六、贫困文化理论 |
第二节 我国文化共享工程研究文献回顾 |
一、文化共享工程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 |
二、文化共享工程研究文献的评价分析 |
第三章 实施文化共享工程的背景分析 |
第一节 文化共享工程实施的背景 |
一、全球信息化给文化建设带来挑战 |
二、国家对文化建设日益重视 |
第二节 实施文化共享工程的缘由 |
一、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的需要 |
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
三、弘扬中国优秀文化的需要 |
第四章 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过程 |
第一节 初步探索阶段:十五时期 |
一、建立试点 |
二、启动应用 |
三、全国推广 |
四、初步探索阶段工程建设小结 |
第二节 普遍发展阶段:十一五时期 |
一、开展文化共享工程试点工作 |
二、与相关项目合作共建 |
三、文化共享工程“进村入户” |
四、县级数字图书馆推广计划 |
五、普遍发展阶段工程建设小结 |
第三节 巩固提升阶段:十二五时期 |
一、继续推进服务网络的全覆盖 |
二、服务新思路:拓展与深化 |
三、统筹数字资源建设 |
四、打造技术支撑平台 |
五、巩固提升阶段工程建设小结 |
第四节 对文化共享工程建设过程的系统分析 |
一、建设流程 |
二、国家政策影响及作用 |
三、相关利益群体分析 |
四、资源构成分析 |
五、服务方式分析 |
第五章 文化共享工程建设效果与分析 |
第一节 宏观层面:消弭社会信息鸿沟 |
一、计算机设备增加助力“信息鸿沟”的消弭 |
二、计算机技能培训助力“信息鸿沟”的消弭 |
第二节 中观层面: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一、推动公共图书馆的现代化发展 |
二、促进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的层级建设 |
第三节 微观层面:充实文化资源,提升国民生活质量 |
一、充实国家公共数字文化资源 |
二、助力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
第四节 公众对文化共享工程数字文化资源的偏好分析 |
一、以“心声·音频馆”为例 |
二、以“上图讲座”为例 |
第六章 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 |
第一节 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 |
一、从文献梳理中发现问题 |
二、从建设过程与效果中分析问题 |
三、从访谈资料中挖掘问题 |
四、影响因素的确定 |
第二节 国外相似项目介绍及分析 |
一、美国:“美国记忆”(American Memory) |
二、韩国:“信息网络村”(Information Network Village,INVIL) |
三、南非:“数字之门”(Digital Doorway) |
四、印度:“墙上之窗——学习站”(HiWEL-Learning Stations) |
五、日本:“无处不在网络计划”(U-Japan) |
六、英国:“文化在线”(Culture on Line) |
第三节 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顶层设计 |
一、设计导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 |
二、设计主题:突出“标准、规范、反馈、社会化” |
三、资源设计:标准统一 |
四、制度设计:系统全面 |
五、技术设计:拓展利用 |
六、服务设计:进村入户到人 |
第四节 文化共享工程未来发展实践指导 |
一、指导原则:依据顶层设计与相关建设规划 |
二、以技术支撑平台为基础,构建层级分布式互联网网站群 |
三、以“服务年”为契机,实现数字文化活动的品牌化建设 |
四、以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建设为重点,完善资源基础库 |
五、以人才建设为中心,推动全民信息素养教育与工作队伍培训 |
第五节 构建文化共享工程效果评估指标体系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研究不足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附录A 文化共享工程建设问题汇总——96篇研究文献梳理 |
附录B 国家数字文化网——专题资源库 |
附录C 心声·音频馆资源 |
附录D 上海图书馆讲座回顾(2002年-2013年)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我与《河南国土资源》杂志(论文参考文献)
- [1]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
- [2]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D]. 丁燕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3]《中学生》杂志的文学传播(1930—1937)[D]. 张扬. 西华师范大学, 2020(01)
- [4]现实关怀与自由立场 ——徐訏文学编辑出版事业研究[D]. 张露. 河北大学, 2019(04)
- [5]自我构念差异条件下国家身份类型与激活机制研究 ——基于独立我与“关系”我的比较[D]. 林一斋. 武汉大学, 2019(05)
- [6]传薪翻是出书人 ——舒新城出版理念及其实践研究(1930-1937)[D]. 程则峰.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7]大器晚成[J]. 徐锦庚. 时代文学, 2017(02)
- [8]战后舆论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研究(1945-1949)[D]. 孙士庆. 上海大学, 2017(02)
- [9]“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D]. 苏超. 南开大学, 2014(07)
- [10]在水一方——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纪实[J]. 秦岭. 中国作家, 20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