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认识风险投资 全面促进高科技产业化（论文文献综述）
陈珊[1]（2021）在《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机制、效果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这一理论命题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实践,又是当代经济学理论前沿问题的现实体现。当前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发展仍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存在着诸如金融与科技“两张皮”与融合度不高之类急需解决的问题。近年来,针对“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率”的研究绝大部分是从实证分析角度出发围绕创新效率来展开,而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作用机制与效果等方面的问题却尚未得到全面认识与梳理。科技金融的支持“科技创新”的内在机制是如何推动的?不同方式的科技金融支持是否对科技创新起到不同作用?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是否有区域异质性?这些都是需要加以梳理并深入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本文的研究主题。本文首先通过建立数理模型,推导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作用机制。然后引入三种金融支持方式验证其对科技创新支持的提升或抑制作用。其后利用DEA方法和回归分析法,对我国各省的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实践效果进行研究,并细化分析科技金融体系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最后基于协同学的视角,将科技金融与科技创新视为协同发展的复合协同系统,通过建立复合协同系统模型,判断两者之间协同度现状及发展趋势。在从数理模型到实证分析的过程中,本文揭示了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内在机制和外在环境影响;明确了我国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效率的支持作用和区域异质性;分析了科技金融和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状态和趋势,为我国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经验总结。本文得到的研究结果如下:（1）在不考虑科技金融支持的情况下,市场均衡状态下的企业自发的科技创新决策是厌恶风险的,而且产业内存在企业间过度竞争的可能,相比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决策有改进空间。政府应以科技金融等政策手段引导企业加大对高风险研发项目的资源投入,并引导有较强科技创新能力的企业留在产业内,避免恶性竞争。（2）引入三种科技金融支持,通过挤出效应、扭曲效应和企业数量控制作用影响企业自发决策行为,验证了科技金融支持能够矫正企业自发决策的风险厌恶偏向,改善社会福利水平。（3）科技金融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效率有明显的正向支持作用,且科技金融支持方式对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也存在明显差异。企业自有资金投入对科技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明显,而外商投资却产生抑制作用。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必须充分考虑我国区域差异较大的现状,在此只有做到有针对性才能充分发挥科技金融支持作用,最大程度提升科技创新效率。（4）科技金融与科技创新复合系统的协同度在不同地区存有较大差异,且大部分地区的良性发展趋势都不稳定。政府既需要努力提高公共科技金融的投资绩效,也需要注重创造条件改善市场科技金融的投资绩效。本文有以下创新:（1）本文采用数理模型研究方法,经由推导得出在市场均衡状态下企业自发的研发资源投入决策出现风险厌恶的偏向,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研发决策相比有改进的空间。这有助于厘清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内部驱动机制。（2）将外部制度与政策因素引入数理模型中对其影响予以分析,针对三种科技金融的支持,考察不同的科技金融支持对科技创新带来的提升或抑制作用。并将科技金融投入成本和科技创新成果的社会福利增值纳入考量范围之中,从而更加合理的对科技金融支持的影响差异进行研究。（3）通过建立“数理分析—实证分析”理论研究框架,将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作用机制和效果差异的问题梳理建立在该研究框架之中,通过分析得到了可信的、严谨的、可比的数据及结果,最后逻辑连贯的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
刘明[2]（2020）在《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创新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来,世界各国都深刻认识到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关键。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我国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随后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2016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科技创新“三步走”战略,为进一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指明了方向。从理论上来讲,创新不仅仅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也是政府政策影响、支持和引导的结果。从现实情况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不参与创新活动,不出台创新政策。创新政策是近年来各国为促进创新发展而普遍采用的政策工具。创新政策及其相关体制机制与战略是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抓手和路径,也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合理配置创新资源、提高创新效率、实现创新激励和引导的重要手段。根据新时代国际竞争形势和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在吸收借鉴其他国家通过创新政策促进创新发展成功经验基础上,对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创新政策进行总结,并探讨创新政策乃至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方案、中国特色与模式,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指导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基于此,本文以2006年中国提出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以来出台的一系列国家层面的创新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总结中国创新政策及其体系的特点、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其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作用及效果,进而参考借鉴典型创新型国家经验,提出完善中国创新政策的方向及提高其有效性的对策建议。明晰创新政策的概念,有助于厘清政府在创新发展中的作用,而明确创新政策的体系结构,有助于理解创新政策的目标、对象及不同创新政策工具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对象,即广义的创新政策是指为营造有益创新的环境,引导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激励其进行创新投入、提高创新水平与绩效,从而以创新驱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及应对重大挑战的政策与措施的总和。其政策体系主要由六个政策集构成:创新要素政策、创新主体政策、产业创新政策、区域创新政策、创新网络政策及创新环境政策。创新政策是与创新理论及创新实践协同发展的。创新理论的迭代会驱动创新政策的演进,创新政策的演进会影响创新实践的发展,而创新实践的发展又会为理论和政策的完善提供反馈。因此,研究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发展有助于丰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提炼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中国模式。中国创新政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78-1994年为科技政策向创新政策的过渡期,即以科技政策重构国家科研体系与科技体制的阶段;1995-2005年为中国创新政策的探索期,即以创新政策打通创新链、酝酿国家创新体系的阶段;2006-2015年为中国创新政策的发展期,即以创新政策建设与发展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阶段;2016年至今为中国创新政策的成熟期,即以创新政策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加速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阶段。从国家层面来看,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主线,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创新政策以保障其有效推进。考察其是否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哪类创新政策的效果更好,将为进一步提升创新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与针对性提供参考。本文对2006年以来中国创新政策对城市与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并对比了创新政策作用于不同类型城市与企业的效果差异,主要得出如下结论:在城市层面,创新政策的实施显着促进了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并且创新政策对中心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弱于非中心城市。在企业层面,创新政策的实施显着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并且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创新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从产出水平来看,创新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同时,本文使用201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对不同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总体而言,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吸引和培养人才的相关政策对企业作用效果最为突出。技术开发与转让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与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效果较弱。本文还对各类创新政策作用效果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并进行了可视化处理。其结论将为我国各类创新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提供有益参考。另外,本文对典型创新型国家的相关创新政策进行了分析借鉴。具体而言,本文分析了美国创新战略与德国高技术战略,并对其顶层设计下的创新政策体系进行了比对和参考。其后,对以色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与科技金融政策进行了梳理,明确了高校在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的作用以及政府在构建科技金融环境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本文还对日本创新政策评价体系与评价方法进行了详述,并总结了创新政策评价体系的构建方法。最后,基于对中国创新政策实践的总结与体系的梳理以及实证测度下中国创新政策有效性的结论,本文提出了中国创新政策的完善方向与对策。本文论证了创新政策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描绘了其演化与发展的轨迹,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考察了其作用效果。本文的结论肯定了创新政策在推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并为其后续的调整与完善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方向上的参考。
张金艳[3]（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刘俊[4]（2019）在《无线视频监控产业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指出金融与技术创新相结合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是促进高新科技产业发展、实现产业兴国的重要战略举措。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技术创新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是促进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的关键力量。我国高科技产业的技术创新在近年迎来高潮,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深刻地推动了社会变革发展,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但是企业生存发展的资金短缺问题仍然存在,资金困难是制约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影响因素。如何提高金融对技术创新的支持效率,对于加快技术创新产业化具有现实意义。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的无线视频监控产业完成从技术空白到引领全球的发展飞跃。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该产业面临技术创新和获取金融支持实现产业升级的挑战。本文以产业龙头海康威视公司萤石云产业化为例,研究技术创新与金融支持的相互作用机制。首先,无线视频监控产业有其独特性,在高新科技产业化的浪潮下,涌现出许多企业的技术创新实践尝试,融资难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首要问题。其次,从企业技术创新产业化的问题切入,指出企业技术创新方式、问题困境和影响因素。再次,在技术创新和企业融资的理论基础上,通过实证检验和案例分析,指出企业技术创新与金融支持的影响关系,最后提出对策建议。本文研究结论表明,技术创新需要金融的支持,需要充足资金。金融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产业化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同时技术创新又会反向推动金融的发展。技术创新与资本市场的深度结合,是实现高科技产业化和实现传统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要求。金融体系对技术创新的深度支持也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实践内容。解决困扰企业技术创新的资金短缺问题,有效提升金融体系支持技术创新产业化的效率,促进技术创新产业的快速和持续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政府的产业政策引导下,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方式,逐步消除影响企业技术创新产业化发展的障碍,使金融在技术创新生态体系中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化的发展。
安志[5]（2019）在《面向企业的政府创新激励政策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是我国构建现代化创新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但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高峰”企业仍然不多,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为了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各地各部门密集出台了各种“创新新政”,从人才培养和引进、产学研合作、企业研发机构建设等各个方面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政策红包”。政府部门的努力在客观上降低了部分企业的创新成本,对于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这些政策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还存在哪些局限性?为什么政策制定者（科技管理官员）都不约而同地设计出各种各样的“奖励、补助”作为激励政策的主要内容?推进企业科技创新还存在哪些体制机制障碍?我国实行的是“条块结合”的科技创新管理体制,科技管理官员在创新激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对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中国政府治理结构和官员行为模式开展研究,沿着创新激励政策的传导路径,从政府内部激励结构、科技管理官员行为、政企博弈等角度考察了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体研究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论述了创新激励政策的功能,并以我国“条块结合”的科技创新管理体制为背景,对当前科技创新配套支持政策进行了总结。随后,对面向企业的政府创新激励政策进行了细致的整理和分类,本文发现,我国是一个实施创新激励政策比较多的国家,政策类型以选择性创新激励政策为主,功能性创新激励政策为辅。而选择性创新激励政策又以科技认定作为主要的实施手段,即对企业创新成果和创新要素的先进性进行评价和认定,并以此为依据给予资金奖励或其他政策优惠。其次,对我国创新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从宏观层面对我国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政府激励政策总体落地情况进行了梳理。随后,以苏州制造业为例对企业自主创新发展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展开探讨,并利用苏州市的微观企业调研数据对创新激励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私人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均未表现出显着的效应,本文基于苏州市企业样本的实证检验没有找到支持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具有显着影响的证据。第三,在制度层面探讨政府内部激励结构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将科技管理官员这一群体纳入研究范畴,尝试揭开政策决策机制这个“黑箱”,探讨政府内部激励约束机制下的科技管理官员行为。本文认为,地区科技创新水平正逐步取代GDP增速成为官员的重要政绩之一,GDP锦标赛也正逐渐演化为创新指标竞赛。密集出台的各种创新激励政策体现了科技管理官员的责任担当和创新精神。但由于行政体制内部的激励约束机制尚不健全,部分科技管理官员可能在担当作为、晋升激励、设租、避责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选择策略性行为,将科技认定作为创新激励政策的主要实施手段,而较少使用科技项目、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科技认定作为一种能够在短时间内出政绩的“强绩效行为”,可以减轻科技管理官员的工作压力,而且便于个别官员进行设租活动,因此被广泛而大量地使用,成为创新激励政策的主要内容。科技项目、科技认定以及税收优惠等政策的实施情况构成了科技管理官员政绩的主要内容。本文利用手工收集的数据构建了 2005-2015年中国省级科技管理官员数据库,实证检验了不同政策工具的实施对科技管理官员晋升的影响,结果表明,开展科技认定能够对科技管理官员的晋升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而组织实施科技项目、兑现税收优惠政策没有表现出对科技管理官员晋升的显着促进作用。进一步的检验结果发现,科技管理官员的晋升激励机制抑制了企业创新,这种抑制作用受到地区市场治理环境的调节,在市场治理环境相对较好的地区,这种抑制效应不显着,在市场治理环境相对较差的地区,这种抑制效应显着。第四,将研究视野从政策供给转向政策执行,考察了政企博弈对创新激励政策效应的影响。本文发现,在现有的科技管理体制下,不同创新激励政策在立项、评审、技术审查以及监督机制等方面具有显着的差异性。相比科技项目和税收优惠,科技认定具有低风险、高收益、弱监管以及寻租空间大等特点,企业可能更倾向于通过策略性创新、材料包装、寻租等行为达到“寻认定”的目的。通过构建政策预期与企业研发投入模型,发现科技认定难以使企业产生准确的政策预期,无法对企业研发成本进行有效的分摊,这也制约了其创新激励作用的发挥。利用苏州市微观企业调研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科技项目和税收优惠对企业私人研发投入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科技认定对企业私人研发投入表现出不显着的挤出效应。最后,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我国创新激励体制机制的改革方向。即政府作用同市场机制有效对接,构建尊重市场规律的创新激励体制机制。具体而言,需要正确认识创新激励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规范和完善市场机制,强化金融对创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实施基于竞争机制的政府科技项目以及构建统筹协调的科技创新管理体制。
孟阳[6]（2019）在《大学科技园风险投资体系建设及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风险投资作为向初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并取得该公司股份的一种融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促进技术的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一些大学科技园引入这一机制,有效促进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扶持高科技企业创新创业的发展。但由于我国大学科技园建设时间较短,风险投资体系建设还不够成熟。如何提升大学科技园和风险投资的融合效率,更好为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服务是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大学科技园和风险投资的相关理论的研究,首先提出大学科技园发展过程中引入风险投资机制及实现二者有效融合的必要性。结合国内外大学科技园风险投资体系建立与发展过程的分析,针对国内大学科技园的风险投资发展中存在的政府职能定位、后续融资能力不足、缺乏风险投资人才、创新服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其次运用因子分析法,通过构建大学科技园风险投资评价体系,对收集的国内26家大学科技园的相关数据进行风险融资能力评价,并建立风险投资项目风险模糊综合评判模型。接着从风险投资环境建设、风险投资基金的保障机制、风险投资运作的动态监测等方面优化大学科技园风险投资体系建设。最后结合清华大学科技园案例资料,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和前面构建的风险投资体系对其进行具体分析。通过研究论文得出的结论:作为政策制定者和指导者,政府可以为风险投资开辟更广泛的资金来源;大学科技园作为服务平台,应为创业企业和风险投资机构寻求发展、盈利的机会,不断完善孵化服务体系,风险投资体系,形成孵化加风险投资的良性运作;大学科技园风险投资体系的建设应根据风险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举措,从而实现风险资金的高效使用。
王刚刚[7]（2017）在《R&D补贴信号融资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R&D补贴政策设计初衷是通过降低企业的R&D投资风险预期、提升企业创新动力而激励企业对R&D活动更多的投入,解决R&D投入私人水平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的市场失灵,这也是目前R&D补贴政策理论设计的主流理论基础。但随着现代金融体系的迅速发展以及越来越多企业依靠外部融资进行R&D活动投资,企业在进行R&D活动融资时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融资障碍,在企业R&D活动融资不足背景下,传统R&D补贴政策设计的理论就无法充分解释R&D补贴对企业潜在的激励效应。基于此,本文认为,在融资不足背景下,R&D补贴对企业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R&D补贴对企业的融资效应上,R&D补贴对企业产生外部融资作用具有“双重渠道”:技术认证和监管认证,并且R&D补贴对企业R&D投入潜在的激励效应更多是来自于基于信号融资机制的“非主动性”外部融资激励机制。R&D补贴的外部融资效应的产生基于市场投资者对R&D补贴潜在的双重政府信用的认可。在企业申请政府R&D补贴以及到最终决定是否获得补贴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投资者在面临企业R&D信息披露不足时,决策存在很大不同,市场投资者会着重从私人收益最大化角度考虑,而政府则主要从R&D补贴的社会收益角度考虑,政府在面临企业R&D信息披露不足时会组织专家对企业R&D项目进行评估,专家可以帮助政府对优质R&D项目进行相对准确的识别。因此,企业申请政府R&D补贴以及到最终获得补贴的过程,相当于被专家评估并被严格进行技术筛选,获得R&D补贴就相当于向市场投资者传递一个政府信用认证信号:该企业R&D项目是优质的或企业研发能力是值得信任的。其次,获得政府R&D补贴意味着企业会受到政府部门的监管,企业被认为会迫于监管压力将会高质量完成R&D项目,这也会传递给市场投资者利于企业信用的信号。在政府的技术认证和监管认证双重信用认证下,市场投资者给予企业更多的信用融资,政府R&D补贴的外部融资效应被定义为“认证效应”（Certification Effect）。在这样隐性的信用认证过程中,“搭便车者”转变为市场投资者:市场投资者不必承担组织专家对R&D项目进行评估的成本,却可以共享关于企业R&D项目的技术信息,政府实际上充当了一个技术评估的角色。基于上述R&D补贴政府信用对市场投资者的信号引导理论机制,第一,本文对R&D补贴政策外部融资效应及其激励机制进行了理论模型构建,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通过收集中国1831家开展R&D活动上市公司2007年-2014年的R&D补贴数据,基于PSM匹配解决样本选择偏差和政府“优胜劣汰”偏差的优势,对R&D补贴外部融资效应的信号融资机制进行了识别和考察:从中国的样本,基于一维和二维先验分类的“准自然试验”的实证设计很好地识别了R&D补贴对企业的外部融资效应是通过信号融资机制,该信号融资机制的识别和证实对于R&D补贴的外部融资信号融资机制研究是一个创新性的研究贡献。第二,在R&D补贴政策信号机制的研究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深入考察了作为提供技术认证信号的R&D补贴政策与传统的政治关联信号之间的关系,考察了对于企业和市场投资者来说,哪类政府信号对于投资者来说更重要。对两类政府信号之间关系的考察不仅拓展了对政治关联与企业融资关系的研究领域,而且对于政府进一步探索国有企业改革和促进国有企业创新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和切入点。第三,在R&D补贴政策信号传递机制的基础之上,本文提出了R&D补贴激励企业R&D投入的“非主动性”外部融资激励机制。该外部激励机制很好解释了企业在融资不足背景下R&D补贴的额外激励效应,证实了融资不足背景下,R&D补贴对企业R&D具有的额外激励效应是基于R&D补贴政策信号机制获得额外的融资,即“非主动性”的外部融资激励机制来实现的,从理论构建和经验数据上进一步完善了R&D补贴整体激励的传导机制。本文对R&D补贴政策的外部融资信号机制的识别、R&D补贴信号与政治关联信号两类政府信号的考察不仅发现了金融市场上来自政府信用的新的信号,并对于其信号作用机制进行了充分的理论和经验数据论证,验证了其与传统的来自于政府的另一类信用信号—政治关联信号之间的关系,而且“非主动性”外部融资激励机制的提出弥补了以往单一内部激励机制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普遍确立、金融改革进行背景和信息公开披露不足情形下对现实中R&D补贴政策额外激励效应解释的不足,从R&D补贴政策设计初衷之外的“非主动”、外部激励视角进一步论证了R&D补贴政策对企业R&D活动的重要性,对于中国在R&D资源配置实现资金、制度、信息新供给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
张佳睿[8]（2014）在《美国风险投资与技术进步、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以来，风险投资逐步活跃起来，现已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金融投资产业——风险投资业。现代真正意义的风险投资始于美国，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风险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上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AR&D）于1946年在美国建立，其最令人称道的投资项目是1957年对数字设备公司（DEC）投资7万美元，到1968年退出时获得3.55亿美元的高额收益，年回报率高达101%。美国的风险投资在创造高额产出的同时，促进了新兴科技产业的飞速发展。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以来，风险投资是技术融资的代名词，半导体、计算机、医疗等方面的创新企业得到了风险投资的高度支持，推动了信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的不断发展。风险投资将资本、人力和技术紧密结合在一起，创造了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缔造了多个在美国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新兴产业。美国几十年风险投资和新兴产业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处于领先水平，其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值得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研究、借鉴和反思。本文围绕美国风险投资与技术进步、新兴产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从美国风险投资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历程和现实情况入手，分析了美国风险投资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绩效与作用，并运用计量模型对其关系进行检验。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国内外关于风险投资运行机制、风险投资对风险企业的影响、风险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风险投资对新兴产业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综述，并加以评述。同时，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框架及研究方法，提炼了本文的创新点，并剖析了不足之处，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能继续完善.第二部分对风险投资与技术进步、新兴产业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概述。首先，对风险投资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对风险投资的特点、基本要素、运行机制和理论基础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其次，分析了风险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发现风险投资促进了技术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资金支持并分担了风险，推动了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助推了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形成；反过来，技术进步又激发了风险投资的投资热情，为风险投资提供了获取高额利润的投资渠道。再次，对新兴产业的涵义、特点、产生及发展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对技术进步与新兴产业关系、风险投资与新兴产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第三部分对美国风险投资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和深入的分析。将美国风险投资的发展历程归纳为七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各自的特点。第一阶段为19世纪末1945年，是孕育阶段。第二阶段是19461970年，是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产生了现代第一个真正意义的风险投资公司，并形成了第一次风险投资的浪潮。第三阶段是19711980年，是调整阶段。1973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使依靠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风险投资业陷入衰退。但纳斯达克市场的建立和政府相关财税优惠政策的出台，又使风险投资业焕发了新的生机，进入调整期。第四阶段是19811989年，是快速发展时期。风险资本规模不断扩大，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形成了第二次风险投资浪潮。第五阶段是19902000年，是成熟阶段。风险投资将互联网业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推动科技进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同时，获得了高额利润。第六阶段是20012008年，是调整发展阶段。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后，风险投资业从疯狂归于理性，重新调整投资策略，除软件业外，生物医药产业成为风险投资的重点。第七阶段是2009年至今，是缓慢发展阶段。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是美国风险投资大幅下滑的一年，但随后，随着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风险投资业缓慢复苏。从美国风险投资的发展历程看，每次风险投资的兴起都伴随着新兴高科技产业的繁荣。第四部分对美国的科技进步的发展历程、动力及影响进行了分析。美国科技进步是随着三次科技革命不断发展的，每次科技革命都加快了美国的科技创新速度。而美国科技进步的动力有很多，主要有市场和政府的资源配置和引导，完善的投融资体制，综合的科技创新平台等。美国的科技进步对美国乃至世界各国都产生了深渊了影响，推动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催生了新兴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但也带来一定负面影响。第五部分对美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进行了分析。新兴产业是所处时代具有领先地位的高科技产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不同时期总会涌现出相应的新兴产业。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以半导体、计算机软硬件、互联网等高科技信息产业的发展；20世纪七八十年代，基因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推动了现代生物医药业的不断发展；21世纪以来，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飞速，成为美国的新兴产业。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更离不开高新产业孵化器——风险投资的大力推动。通过对美国有代表性的新兴产业——信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新能源产业发展状况、动力等进行分析发现，新兴产业的助推器主要有两个，一是政府，二是新兴产业。政府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的支持，风险投资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和管理支持。在这两大因素的共同推动下，美国的新兴产业飞速发展，推动了全社会的技术进步，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第六部分深入分析了美国风险投资对技术进步及新兴产业的影响。从美国风险投资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历程看，风险投资、技术进步和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过程。风险投资是技术创新的重要金融工具，促进了技术创新效率的大幅提高。技术的创新和进步，又激发了新兴产业的形成。美国的风险投资又为新兴产业提供大量资金，进一步推动了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使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产值和市值不断增加，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不断加深。同时，通过对风险投资与新兴产业共同发展的较好的典型案例——美国硅谷的分析表明，风险投资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形成，反过来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式发展又吸引了风险投资的集聚。第七部分用数理方法检验了美国风险投资的影响。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利用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的协整理论与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美国风险投资与经济增长和新兴产业总产出之间的长期稳定及短期动态调整关系。实证研究的结论表明，美国风险投资不仅在短期内促进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美国上市公司市值和美国信息产业产值的增加，而且在长期内对二者的增长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第八部分总结了美国风险投资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经验，进而提出对我国的启示。美国的主要经验有：在法律基础、财税政策等方面给予风险投资以大力支持，政府牵头设立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发挥了行业协会的重要作用，有完善的风险投资运作机制、广泛的资金来源和先进的人才培养机制，极大地推动了风险投资对科技企业的支持。我国正在进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因此，总结美国风险投资支持科技企业发展的经验，对我国意义重大。
吴倩[9]（2013）在《大学在大学科技园中的角色选择与功能定位研究 ——基于协同创新的视角》文中指出"2011计划”的提出,将“大学—科研机构—企业—政府”之间协同创新赋予了历史使命,同时也让社会和学界开始关注大学在协同创新发挥的作用。大学科技园以大学为依托,作为联结大学、科研院所、产业界与政府的桥梁和纽带,是一种已有的协同创新平台。本文旨在研究大学和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的机理,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大陆地区未来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发展的对策建议。本文将实证调研和文献研究相结合,采用个案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对美国、英国、日本、法国、中国台湾五个境外国家及地区、三种类型、六个个案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出境外大学在不同类大学科技园中的角色和功能；接着依据文献分析法,研究中国大陆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大学科技园和大学互动情况；然后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法,对两个国家大学科技园的领导进行面对面的访谈,深度了解这两家大学科技园的实际发展情况,并与已有研究相结合,探究出中国大陆地区整体大学科技园和大学协同创新现状,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和根源；最后通过重新构造大学科技园以及重新诠释大学在大学科技园中的角色和功能,提出促进中国大陆地区大学和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的对策。通过本研究,产生以下几个主要观点：（1）境外大学科技园分为“大学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三种主要类型,大学在这三种类的大学科技园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发挥了不同的功能,其中“大学主导型”大学科技园和大学表现最优,其它两种类型皆存在问题。（2）中国大陆地区大学科技园总体处于起步阶段,管理运作普遍采用“三级四层”组织结构,大学科技园分类与境外相同。（3）中国大陆地区大学和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目前主要通过技术转移、学科建设和创新创业教育三条途径实现。（4）中国大陆地区大学和“政府主导型”大学科技园、“市场主导型”大学科技园之间协同创新问题出现得较多,主要集中在导向与定位、体制与机制、供给与需求、服务与文化方面。（5）为了促进协同创新在大学科技园中开展,大学科技园应被定位为“2011协同创新基地”,和“2011协同创新中心”一同建立起“2011计划”协同创新体系；大学科技园和大学科技园之间结盟,应形成“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联盟”；大学科技园内部重新规划,建立起“协同创新体”建设发展模式、“大学群”主导机制、“大学科技园管理运作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结构。（6）大学在未来大学科技园的不同阶段,担任不同的角色。在创办阶段担任“主办方”；在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扮演“助推者”；在衰退阶段或者在大学科技园遇到发展困境时作为“协调员”。（7）大学在未来大学科技园的发展中除了发挥一些已有功能外,还应该鼓励大学学术创业,助力园内服务体系,以及培育创新创业文化。
汪娟[10]（2013）在《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抉择。城市作为国家或一定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整个国家创新体系中处于最为重要的地位。构建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对于促进现代城市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建设创新性国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城市都在积极进行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探索。作为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湖南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长沙市一直重视创新发展，近年来更是提出了“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重大战略决策。技术创新体系是城市创新体系的主要构成，在长沙市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战略中处于核心和基础的地位。那么，如何来定位长沙市的技术创新体系，从哪些方面来构建城市技术创新体系，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推进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如何有效运作和管理城市技术创新体系？这些问题是长沙市在推进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中亟待解决根本性问题。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视角，对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机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一方面将为长沙市建设创新型城市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另一方面也将充实、拓展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本文在对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进行理论分析和现状考察的基础上，从推进动力、运行机制和支撑体系三个层次，深入地探讨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机制，揭示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特质、构成及其运行规律，解决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由什么构成、如何去推进、怎样去运作、如何有效治理等重要问题。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是城市技术创新相关主体、要素、条件及其运行机制的综合系统，主要由技术创新的主体系统和功能系统构成，主体系统由企业、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中介机构等构成；功能系统包括科技知识创新系统、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扩散系统，科技价值实现系统等。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是长沙市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基本要求，是实现长沙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条件，是提升长沙城市竞争力，发挥长沙区域经济增长极作用的重要保障。构建和完善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和可行的，长沙市已经在经济基础、人力资源、政策环境、文化观念等方面奠定了良好基础，为长沙市推进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提供了良好条件。目前，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还处于初步阶段，长沙市技术创新活动取得了重要成绩，也存在着明显问题。如科技人员、科技经费投入冗余，科技创新效率不高，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完善，技术创新过程不连续，重大和原始科技创新稀少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长沙市科技创新体系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是依靠一定的动力机制来推进的。本文探讨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动力机制，认为市场需求和竞争的是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拉动力，科技发展内在需求是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推动力，城市发展和竞争是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促进力，企业发展与竞争是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自动力，政府政策导向为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提供掌控力。目前，国内外推进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模式主要有市场主导、政府主导和政府引导市场推动三种基本模式，基于对三种模式特点和适应性的分析，依据对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条件和环境分析，为了体现出长沙市的特点，我们认为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推进模式应该选择政府引导市场推动的模式，这一推进模式可以具体应该表述为：市场主导、政府扶引、企业主体、协同推进。长沙市技术创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是靠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中间服务机构等相关主体来推进的，本文分别对这些主体的行为和其激励机制进行了研究。首先，利用博弈论分析了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在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中的行为选择，揭示了在什么条件下政府相关部门会选择积极推进城市技术活动的策略，并从政绩考核机制、晋升激励机制、物质和精神激励以及监督约束机制和反向激励等四方面，提出了激励政府相关部门推进技术创新行为的对策建议。其次，分析了企业投入技术创新活动的博弈策略，提出了加大企业创新投入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建议；再次，分析了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的行为选择，提出了有效激励科研组织和人员积极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体制机制安排。构建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需要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一方面，文章探讨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组织模式，基于对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面临的任务、条件和环境的分析，提出适合长沙市技术创新系统构建的组织模式是“官产学研金”合作方式，并深入阐明了五者之间的具体合作方式和机制。另一方面，全面分析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运作和实现机制。不仅探讨了科技知识的投入产出机制，提出了提高长沙市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效率的对策建议；而且分析了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机制，阐明了有效促进科技成果价值实现的途径和条件；同时也考察了科技创新成果的推广机制，提出了扩大科技成果的应用和推广的方式和措施。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分析，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从技术创新体系内部结构入手，研究了在创新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动态反馈系统，并对其进行系统仿真模拟研究，深刻揭示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系统运行特征和规律。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有效运行，需要健全相应的支撑系统。文章主要从人才支撑、平台建设、市场机制、政府支持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人才是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最重要的资源和支撑因素，文章在研究科技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机制等基础上，提出了健全长沙市科技人才体系的政策建议。平台作为科技创新和集群创新的基地，在现代科技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在对长沙市现有科技园区、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进行考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创新平台建设，充分发挥平台功能，促进技术创新的对策建议。市场是技术创新的原动力，文章分析了长沙市的科技市场发展状况及其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健全长沙市科技市场体系的思路和措施。政府的政策和行为是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有效运行的关键制约因素，本文从政府的引导机制、扶持机制、服务机制、管理机制四个方面，提出了健全长沙市政府支撑体系的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对长沙市这一特定对象的技术创新体系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对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分散内容进行了综合集成，并且对研究较缺乏的领域进行了拓展性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针对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具有创新性的见解和政策建议；在研究过程中，对先进研究方法进行了综合性、创新性应用等。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主要有：本文对于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研究主要从长沙市创新系统的现实状态、推进机制、运行机制以及支撑体系四个层面来进行，在技术创新体系构建过程中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有待研究，如可以对城市化、产业集聚中的竞争对城市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而且本文主要是利用长沙市的数据资料进行相应的分析，没有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与其他区域进行对比分析，以后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做进一步研究。
二、科学认识风险投资 全面促进高科技产业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科学认识风险投资 全面促进高科技产业化（论文提纲范文）
（1）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机制、效果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问题、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目标 |
| 1.2.3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 |
| 1.5 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现状 |
| 2.1.1 对科技金融能够并显着促进科技创新的研究 |
| 2.1.2 对科技金融促进科技创新作用存疑的研究 |
| 2.1.3 细分测度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贡献 |
| 2.2 国内研究现状 |
| 2.2.1 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作用的判定研究 |
| 2.2.2 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作用的比较研究 |
| 2.2.3 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作用的行业或企业层面研究 |
| 2.2.4 少数基于其它视角或方法的研究 |
| 2.3 研究现状总结 |
| 3 科技创新基本模型分析 |
| 3.1 基本模型的设定 |
| 3.2 单一类型研发项目的企业收益和社会福利 |
| 3.2.1 I型研发的企业收益 |
| 3.2.2 I型研发的社会福利 |
| 3.2.3 Ⅱ型研发的企业收益 |
| 3.2.4 Ⅱ型研发的社会福利 |
| 3.3 企业的最大收益决策和市场均衡的存在唯一性 |
| 3.3.1 企业的研发投入决策 |
| 3.3.2 企业的进入退出决策 |
| 3.3.3 市场均衡的存在唯一性 |
| 3.4 决策层的最优社会福利决策及其存在唯一性 |
| 3.4.1 决策层的最优研发投入决策 |
| 3.4.2 决策层的最优企业数目决策 |
| 3.4.3 最优社会福利决策的存在唯一性 |
| 3.5 对不同风险程度的研发项目的应用分析 |
| 3.5.1 企业的次优研发投入决策 |
| 3.5.2 决策层的最优研发投入决策 |
| 3.5.3 次优和最优研发投入的比较 |
| 3.5.4 次优和最优企业数目的比较 |
| 3.5.5 次优和最优决策差异的成因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4 科技创新扩展模型分析 |
| 4.1 扩展模型的设定 |
| 4.2 定额科技金融与科技创新 |
| 4.2.1 单一类型研发项目的企业收益 |
| 4.2.2 企业的最大收益决策和市场均衡的存在唯一性 |
| 4.2.3 对不同风险程度的研发项目的应用分析 |
| 4.2.4 定额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
| 4.3 定比科技金融与科技创新 |
| 4.3.1 单一类型研发项目的企业收益 |
| 4.3.2 企业的最大收益决策和市场均衡的存在唯一性 |
| 4.3.3 特例:定比科技金融与定额科技金融的对等情形 |
| 4.3.4 对不同风险程度的研发项目的应用分析 |
| 4.3.5 定比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
| 4.4 科技奖励与科技创新 |
| 4.4.1 单一类型研发项目的企业收益 |
| 4.4.2 企业的最大收益决策和市场均衡的存在唯一性 |
| 4.4.3 对不同风险程度的研发项目的应用分析 |
| 4.4.4 科技奖励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
| 4.5 混合模式科技金融与科技创新 |
| 4.6 本章小结 |
| 5 我国科技金融支持的科技创新效应 |
| 5.1 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测算 |
| 5.1.1 基于DEA方法的效率测算模型 |
| 5.1.2 科技创新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
| 5.1.3 结果与分析 |
| 5.2 变量选择、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5.2.1 变量选择 |
| 5.2.2 模型设定 |
| 5.2.3 数据来源 |
| 5.3 结果与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基于复合系统的协同度分析 |
| 6.1 协同学视角下的科技金融创新系统 |
| 6.1.1 子系统定义与属性 |
| 6.1.2 子系统协同发展 |
| 6.2 协同度模型设定、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2.1 子系统有序度模型 |
| 6.2.2 复杂系统协同度模型 |
| 6.2.3 协同度指标体系 |
| 6.2.4 数据来源 |
| 6.3 结果与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本文不足之处及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创新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文献评述 |
| 2.1 创新理论的思想渊源与发展 |
| 2.1.1 马克思关于创新的思想 |
| 2.1.2 熊彼特与波特的创新理论 |
| 2.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理论 |
| 2.2 创新政策的相关理论 |
| 2.2.1 创新政策产生的理论根源 |
| 2.2.2 创新政策实践的理论依据 |
| 2.2.3 中国创新政策的相关理论 |
| 2.3 创新政策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创新政策概念研究 |
| 2.3.2 创新政策分类与体系研究 |
| 2.3.3 创新政策有效性评价研究 |
| 2.3.4 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现状与问题研究 |
| 第3章 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与发展 |
| 3.1 创新政策的内涵及体系结构 |
| 3.1.1 创新政策的内涵 |
| 3.1.2 创新政策的体系结构 |
| 3.2 中国创新政策的历史沿革 |
| 3.2.1 中国科技政策向创新政策的过渡期 |
| 3.2.2 中国创新政策的探索期 |
| 3.2.3 中国创新政策的发展期 |
| 3.2.4 中国创新政策的成熟期 |
| 3.3 中国创新政策的体系特点及存在问题 |
| 3.3.1 中国创新政策的体系 |
| 3.3.2 中国创新政策的特点 |
| 3.3.3 中国特色创新政策及其工具 |
| 3.3.4 中国创新政策的实施环境及存在的问题 |
| 第4章 中国创新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与评价 |
| 4.1 中国创新政策对创新水平影响的机制分析 |
| 4.1.1 问题的提出 |
| 4.1.2 创新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分析 |
| 4.1.3 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分析 |
| 4.2 中国创新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2.1 研究设计 |
| 4.2.2 实证分析 |
| 4.2.3 结论与启示 |
| 4.3 中国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3.1 研究设计 |
| 4.3.2 实证分析 |
| 4.3.3 结论与启示 |
| 4.4 不同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4.4.1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规模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2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3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行业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4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区域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5 结论与启示 |
| 第5章 典型创新型国家创新政策的实践及其借鉴 |
| 5.1 美国与德国创新政策的体系 |
| 5.1.1 美国创新战略下的创新政策体系 |
| 5.1.2 德国高技术战略下的创新政策体系 |
| 5.1.3 中国对美国与德国创新政策体系的借鉴 |
| 5.2 以色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与科技金融政策 |
| 5.2.1 以色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 |
| 5.2.2 以色列科技金融政策 |
| 5.2.3 中国对以色列成果转化与科技金融政策的借鉴 |
| 5.3 日本创新政策的评价体系与评价方法 |
| 5.3.1 日本创新政策的评价体系 |
| 5.3.2 日本创新政策的评价方法 |
| 5.3.3 中国对日本创新政策评价体系与方法的借鉴 |
| 第6章 中国创新政策的完善方向与对策 |
| 6.1 健全科技人才发展机制 |
| 6.1.1 加强科技人才培养的全链条支持 |
| 6.1.2 促进科技人才的引进与交流 |
| 6.1.3 完善创业人才培养与智库机制 |
| 6.2 完善支持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 |
| 6.2.1 健全科技管理体制 |
| 6.2.2 促进基础设施条件的开放共享 |
| 6.3 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
| 6.3.1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
| 6.3.2 强化孵化器市场导向运作 |
| 6.3.3 深化产学研合作与协同创新 |
| 6.3.4 优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 |
| 6.4 加快构建包容创新的机制环境 |
| 6.4.1 优化科技金融与税收环境 |
| 6.4.2 加强科普与科技奖励 |
| 6.4.3 激发保护企业家精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3）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4）无线视频监控产业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2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现状 |
| 2.2 国内研究现状 |
| 2.3 小结与评述 |
| 3 金融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理论基础 |
| 3.1 金融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理论研究 |
| 3.1.1 技术创新理论 |
| 3.1.2 优序融资理论 |
| 3.1.3 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 |
| 3.2 高科技企业融资的影响因素 |
| 3.3 金融体系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分析 |
| 3.4 小结与评述 |
| 4 无线视频监控技术创新产业化 |
| 4.1 产业的发展趋势 |
| 4.2 产业的技术创新 |
| 4.3 产业规模及增长 |
| 5 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分析 |
| 5.1 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机制 |
| 5.2 金融支持对技术创新的实证检验 |
| 5.2.1 样本选择及模型设计 |
| 5.2.2 显着性检验及解释分析 |
| 5.3 金融机构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 |
| 5.4 政府在高科技企业融资中的作用 |
| 5.5 高科技企业融资模式 |
| 6 案例分析 |
| 6.1 萤石云发展现状 |
| 6.2 萤石云技术创新 |
| 6.3 萤石云业务资金投入和融资渠道 |
| 6.3.1 企业自有资金 |
| 6.3.2 银行贷款 |
| 6.3.3 证券融资 |
| 6.4 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5）面向企业的政府创新激励政策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问题提出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与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 第三章 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的功能 |
| 第一节 科技创新的阶段 |
| 第二节 科技创新的收益和风险分析 |
| 第三节 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的目标 |
| 第四章 政府创新激励政策体系 |
| 第一节 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的内涵 |
| 第二节 我国创新激励政策的历史演进 |
| 第三节 我国科技创新管理体制及政策支撑 |
| 第四节 面向企业的政府创新激励政策 |
| 第五章 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的效果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与政府培育 |
| 第二节 我国企业创新发展现状——基于苏州制造业的分析 |
| 第三节 政府创新激励政策效果的微观检验 |
| 第六章 政府内部激励结构与科技管理官员的策略性行为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 |
| 第二节 实证检验:政策工具选择对科技管理官员晋升的影响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科技管理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 第七章 不同激励政策下的企业创新决策 |
| 第一节 政策预期与企业研发投入模型 |
| 第二节 创新激励政策与企业的策略性行为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不同政策的激励效应 |
| 第四节 关于科技项目激励效应的进一步检验 |
| 第八章 构建尊重市场规律的创新激励体制机制 |
| 第一节 创新激励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 |
| 第二节 规范和完善市场机制 |
| 第三节 强化金融对创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
| 第四节 实施基于竞争机制的政府科技项目 |
| 第五节 构建统筹协调的科技创新管理体制 |
| 第九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大学科技园风险投资体系建设及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的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的相关研究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2 相关理论研究 |
| 2.1 孵化器理论 |
| 2.1.1 孵化器的含义 |
| 2.1.2 企业孵化器的主要功能 |
| 2.2 风险投资理论 |
| 2.2.1 风险投资的特点 |
| 2.2.2 风险投资的运作流程 |
| 2.2.3 风险投资体系的构成 |
| 2.3 主要关系研究 |
| 2.3.1 风险投资与孵化器 |
| 2.3.2 大学科技园与孵化器 |
| 2.3.3 大学科技园创业与风险投资 |
| 3 大学科技园风险投资体系建设现状与问题 |
| 3.1 国外大学科技园风险投资体系建立与发展 |
| 3.1.1 美国大学科技园风险投资体系运行 |
| 3.1.2 日本筑波大学科技园风险投资的发展 |
| 3.1.3 国外大学科技园风险投资体系建设给我们的启示 |
| 3.2 国内大学科技园风险投资体系现状及存在问题 |
| 3.2.1 国内大学科技园的风险资本构成 |
| 3.2.2 国内大学科技园创业与风险投资的融合 |
| 3.2.3 国内大学科技园风险投资体系建设普遍存在的问题 |
| 4 大学科技园风险融资能力与项目风险评价 |
| 4.1 大学科技园风险融资能力评价 |
| 4.1.1 评价方法——因子分析法 |
| 4.1.2 大学科技园风险融资评价指标分析 |
| 4.2 大学科技园风险投资项目的风险评价 |
| 4.2.1 指标设置原则 |
| 4.2.2 风险评价指标的确定 |
| 4.2.3 建模方法——多级模糊综合评价 |
| 4.2.4 建立风险投资项目风险模糊综合评判模型 |
| 5 优化大学科技园风险投资体系建设的路径 |
| 5.1 营造良好的风险投资环境 |
| 5.1.1 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推进作用 |
| 5.1.2 借助大学科技园的园区优势 |
| 5.2 建立合理的保障机制 |
| 5.2.1 健全大学科技园的服务体系 |
| 5.2.2 多途径培养风险投资人才 |
| 5.2.3 建立科学的投资评价体系 |
| 5.3 大学科技园风险投资运行各阶段动态流程监测 |
| 5.3.1 总体构建 |
| 5.3.2 风险投资运行各阶段动态流程模型 |
| 6 案例分析:清华大学科技园风险投资体系建设 |
| 6.1 清华大学科技园和启迪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 6.1.1 清华大学科技园简介 |
| 6.1.2 清华科技园发展现状 |
| 6.1.3 启迪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 6.2 清华科技园风险投资项目风险分析 |
| 6.2.1 风险投资项目背景 |
| 6.2.2 风险投资项目模糊综合评判模型的应用 |
| 6.2.3 结果分析 |
| 6.3 清华科技园风险投资体系建立与优化途径 |
| 6.3.1 营造优越的软硬件环境 |
| 6.3.2 加大政府的优惠政策 |
| 6.3.3 完善风险投融资模式及运行 |
| 6.3.4 制定有效的风险资金退出途径 |
| 6.4 清华科技园风险投资体系建设启示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清华科技园NB-IoT物联网智能锁项目风险调查问卷 |
| 作者简介 |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7）R&D补贴信号融资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研究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标和意义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本文的研究框架 |
| 1.4 可能存在的研究贡献 |
| 2 理论基础:文献综述和理论构建 |
| 2.1 R&D补贴直接影响企业创新行为 |
| 2.2 R&D补贴的间接融资效应—信号认证(Certification Effect) |
| 2.2.1 补贴政策对企业外部融资困境的缓解效应(Alleviating Effect) |
| 2.2.2 R&D补贴分配“优胜劣汰”过程与额外缓解效应(Additionality) |
| 2.2.3 缓解效应机制:信号融资机制的理论和实证检验 |
| 2.3 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渠道:市场第三方信号 |
| 2.4 外部融资困境改善的另一种渠道:政治关联 |
| 2.5 R&D补贴信号融资机制的理论探讨 |
| 2.5.1 模型设定—企业的R&D投入决策 |
| 2.5.2 信息对称情况下银行的决策 |
| 2.5.3 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银行的决策 |
| 2.5.4 信息不对称:“优胜劣汰”决策机制与R&D补贴政策的信号融资作用 |
| 2.6 本章小结 |
| 3 中国科技政策和R&D支持制度演变 |
| 3.1 科技创新政策历史演变 |
| 3.2 R&D资助计划概述 |
| 3.2.1 国家主导的战略性R&D资助计划 |
| 3.2.2 政策引导类企业R&D资助计划 |
| 3.2.3 企业主导型R&D资助计划 |
| 3.3 本章小结 |
| 4 R&D补贴政策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研究—基于PSM匹配和CDID的考察 |
| 4.1 倾向得分匹配(PSM)和CDID的选取—基于样本选择偏差 |
| 4.1.1 倾向得分匹配(PSM) |
| 4.1.2 条件双差分(CDID) |
| 4.2 数据 |
| 4.3 变量定义 |
| 4.3.1 结果变量(Outcomes) |
| 4.3.2 处理变量(Treatment Variables) |
| 4.3.3 控制变量(Control Variables) |
| 4.4 实证结果 |
| 4.4.1 R&D补贴分配 |
| 4.4.2 R&D补贴政策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5 融资影响机制—信号机制的检验—基于一维和二维先验分类 |
| 5.1 高科技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及定义 |
| 5.2 一维先验分类的融资信号认证机制识别 |
| 5.3 二维先验分类的信号认证机制识别 |
| 5.4 信号认证机制: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政府信号的比较:R&D补贴与政治关联 |
| 6.1 政治关联的信号融资效应:“所有权歧视” |
| 6.2 变量定义 |
| 6.3 实证结果 |
| 6.3.1 政治关联的融资效应 |
| 6.3.2 外部融资效应的一维先验分类检验:哪类信号更重要? |
| 6.4 稳健性检验之一:政治关联的重新定义 |
| 200万门槛设置'>6.5 稳健性检验之二:R&D补贴>200万门槛设置 |
| 6.6 本章小结 |
| 7 R&D补贴激励新渠道:“非主动”外部融资激励机制—基于R&D补贴政策信号融资机制 |
| 7.1 “非主动性”外部融资激励机制的理论分析 |
| 7.2 实证检验设计 |
| 7.2.1 关于数据库 |
| 7.2.2 变量定义 |
| 7.3 实证结果 |
| 7.3.1 政府进行R&D补贴分配的参考因素 |
| 7.3.2 基准结果—R&D补贴政策的额外激励效应 |
| 7.3.3 激励机制:“非主动性”外部融资激励机制 |
| 7.3.4 稳健性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8 研究总结与政策建议 |
| 8.1 学术研究总结 |
| 8.1.1 可能的学术贡献—R&D补贴信号融资机制的理论建立和基于大样本的机制识别 |
| 8.1.2 政府两类信号的比较 |
| 8.1.3 “非主动性”外部融资激励机制理论和机制的识别 |
| 8.2 提升R&D补贴效率的政策设计建议 |
| 8.2.1 以信号机制为核心推进R&D补贴供给改革 |
| 8.2.2 以事前科学审核、事中事后监管为主线完善R&D补贴审核、监督机制 |
| 8.2.3 梳理整合R&D补贴政策及其相关财政税收、科技服务类政策,提升政策效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8）美国风险投资与技术进步、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及评论 |
| 1.2.1 风险投资运行机制研究 |
| 1.2.2 风险投资对风险企业的影响研究 |
| 1.2.3 风险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研究 |
| 1.2.4 风险投资对新兴产业的影响研究 |
| 1.3 论文的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 |
| 第2章 风险投资与技术进步、新兴产业关系概述 |
| 2.1 风险投资概述 |
| 2.1.1 风险投资的概念 |
| 2.1.2 风险投资的特点 |
| 2.1.3 风险投资的基本要素 |
| 2.1.4 风险投资运作过程 |
| 2.1.5 风险投资的理论基础 |
| 2.2 风险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 |
| 2.2.1 风险投资促进技术创新 |
| 2.2.2 风险投资推动了高科技的产业化 |
| 2.2.3 风险投资助推了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形成 |
| 2.2.4 技术进步为风险投资提供了高收益的投资渠道 |
| 2.3 新兴产业概述 |
| 2.3.1 新兴产业的涵义 |
| 2.3.2 新兴产业的特点 |
| 2.3.3 新兴产业产生和发展的动因 |
| 2.4 技术进步与新兴产业的关系 |
| 第3章 美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历程 |
| 3.1 风险投资的孕育阶段（19 世纪末～1945 年） |
| 3.2 风险投资的发展阶段（1946～1970 年） |
| 3.2.1 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建立 |
| 3.2.2 小企业投资公司发展迅速 |
| 3.2.3 成立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公司 |
| 3.3 美国风险投资的调整阶段（1971～1980 年） |
| 3.3.1 经济衰退使风险投资出现萎缩 |
| 3.3.2 国家通过法律和税收等政策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 |
| 3.4 美国风险投资的快速增长阶段（1981～1989 年） |
| 3.4.1 调整税率 |
| 3.4.2 推出“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引导了风险投资对高科技企业的投资 |
| 3.4.3 风险投资业的资金来源和投向有了较大变化 |
| 3.5 风险投资的成熟阶段（1990～2000 年） |
| 3.5.1 给予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 |
| 3.5.2 新成立了纳斯达克小型资本市场 |
| 3.5.3 风险投资业绩较好 |
| 3.6 美国风险投资的调整发展阶段（2001～2008 年） |
| 3.6.1 风险投资方向有了重大调整 |
| 3.6.2 联邦政府和各州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和法律法规 |
| 3.6.3 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风险投资业 |
| 3.7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风险投资的放缓阶段（2009 年至今） |
| 3.7.1 风险投资业在 2009 年大幅下滑 |
| 3.7.2 风险投资业在 2010 年后逐渐复苏 |
| 3.8 美国风险投资发展的特点 |
| 3.8.1 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
| 3.8.2 与技术创新同步发展 |
| 3.8.3 与美国宏观经济互相影响 |
| 第4章 美国技术进步的动力及影响 |
| 4.1 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 |
| 4.1.1 第一次科技革命使美国的科技水平得到初步发展 |
| 4.1.2 第二次科技革命后美国科技水平领先于世界 |
| 4.1.3 第三次科技革命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科技实力最强的国家69 |
| 4.2 美国技术进步的动力 |
| 4.2.1 市场对科技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 |
| 4.2.2 政府发挥了引导作用 |
| 4.2.3 有完善的科技创新投融资体制 |
| 4.2.4 综合的科技创新平台 |
| 4.3 美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
| 4.3.1 推动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变 |
| 4.3.2 激发了一批新兴产业的涌现 |
| 4.3.3 加速了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进程 |
| 4.3.4 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
| 第5章 美国新兴产业的发展 |
| 5.1 信息产业 |
| 5.1.1 美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历程 |
| 5.1.2 信息产业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
| 5.2 生物医药产业 |
| 5.2.1 生物技术的发展推动着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
| 5.2.2 美国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路径 |
| 5.2.3 形成了世界领先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
| 5.2.4 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
| 5.2.5 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驱动因素 |
| 5.3 新能源产业 |
| 5.3.1 美国新能源政策的主要法律法规 |
| 5.3.2 美国政府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主要做法 |
| 5.3.3 新能源政策下美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
| 5.4 美国新兴产业发展的两个关键因素 |
| 5.4.1 政府为新兴产业提供了政策支持 |
| 5.4.2 风险投资为新兴产业提供了资金支持 |
| 第6章 美国风险投资对技术进步和新兴产业的影响 |
| 6.1 风险投资推动了技术进步 |
| 6.1.1 风险投资是促进技术创新的重要金融工具 |
| 6.1.2 风险投资促进了科技型小企业的技术创新 |
| 6.1.3 风险投资提高了科技创新的效率 |
| 6.2 风险投资对新兴产业的作用 |
| 6.2.1 为新兴产业提供了大量的发展资金 |
| 6.2.2 对新兴产业的投资侧重点不同，激发新技术的创新 |
| 6.2.3 提高了新兴产业企业的市场价值 |
| 6.3 风险投资促进了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形成 |
| 6.3.1 硅谷的发展概况 |
| 6.3.2 硅谷的四大高科技产业集群 |
| 6.3.3 促进硅谷形成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因素 |
| 6.3.4 风险投资在硅谷发展中的作用 |
| 第7章 美国风险投资影响的模型推导和实证检验 |
| 7.1 风险投资影响的模型推导 |
| 7.1.1 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影响的模型推导 |
| 7.1.2 风险投资对企业影响的模型推导 |
| 7.2 美国风险投资影响的实证检验 |
| 7.2.1 计量方法说明 |
| 7.2.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7.2.3 实证分析 |
| 7.2.4 结论说明 |
| 第8章 美国风险投资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经验及启示 |
| 8.1 美国风险投资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经验 |
| 8.1.1 提供坚实的法律法规保障 |
| 8.1.2 在财税政策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
| 8.1.3 设立政府风险投资引导基金 |
| 8.1.4 建立了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
| 8.1.5 充分发挥了行业协会的重要作用 |
| 8.1.6 风险投资运作机制完善 |
| 8.1.7 资本来源广泛 |
| 8.1.8 形成了先进的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 |
| 8.2 对我国的启示 |
| 8.2.1 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
| 8.2.2 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完善风险投资运行机制 |
| 8.2.3 政府通过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风险投资向科技企业倾斜 |
| 8.2.4 拓宽风险资本的来源 |
| 8.2.5 培养高素质的风险投资人才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9）大学在大学科技园中的角色选择与功能定位研究 ——基于协同创新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一、绪论 |
| (一)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1. 选题背景 |
| 2. 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 关于大学科技园的研究 |
| 2. 关于大学与产学研的研究 |
| 3. 关于协同创新的研究 |
| (三) 研究目标、思路、方法和创新点 |
| 1. 研究目标 |
| 2. 研究思路 |
| 3. 研究方法 |
| 4. 创新点 二、大学科技园与其协同创新的内涵意蕴 |
| (一) 大学科技园 |
| 1. 大学科技园理论基础 |
| 2. 大学科技园内涵界定 |
| 3. 大学科技园的分类 |
| (二) 协同创新 |
| 1. 协同创新理论溯源 |
| 2. 协同创新概念厘定 |
| 3. 协同创新与联合攻关之辨析 |
| 4. 协同创新平台 |
| (三) 大学科技园中协同创新的内涵界定 三、境外大学科技园中的大学角色与功能对比分析 |
| (一) “大学主导型”大学科技园中的大学角色与功能 |
| 1. 美国斯坦福研究园 |
| 2. 英国剑桥科学园 |
| (二) “政府主导型”大学科技园中的大学角色与功能 |
| 1. 日本筑波科学城 |
| 2. 台湾新竹科学园 |
| (三) “市场主导型”大学科技园中的大学角色与功能 |
| 1. 美国三角研究园 |
| 2. 法国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技园 |
| (四) 启示 四、三案例审视——中国大陆地区大学科技园与大学的关系 |
| (一) 中国大陆地区大学科技园与大学关系的发展背景 |
| (二) 经典案例 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
| 1. 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概况 |
| 2. 清华大学对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的支持 |
| 3. 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对清华大学的“反哺” |
| (三) 实证研究 浙江省国家大学科技园 |
| 1. 浙江省国家大学科技园基本情况 |
| 2. 访谈实录 |
| (四) 实证研究 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
| 1. 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情况概述 |
| 2. 访谈摘要 |
| (五) 总结 |
| 1. 三家大学科技园的类型对比 |
| 2. 三家大学科技园与大学的关系比较 五、中国大陆地区大学与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现状、问题及根源 |
| (一) 中国大陆地区大学与大学科技园互动现实情况 |
| 1. 中国大陆地区大学科技园发展模式现状阐述 |
| 2. 现阶段中国大陆地区大学科技园所依托的大学情况分析 |
| 3. 中国大陆地区大学科技园与大学之间协同创新现状分析 |
| (二) 中国大陆地区大学与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存在的问题及根源 |
| 1. 导向与定位问题及根源 |
| 2. 体制与机制问题及根源 |
| 3. 供给与需求问题及根源 |
| 4. 服务与文化问题及根源 六、促进协同创新 中国大陆地区大学在大学科技园中的角色和功能重构 |
| (一) 大学科技园之重构 |
| 1. 大学科技园全新定位——“2011协同创新基地” |
| 2. 大学科技园外部重组——“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联盟” |
| 3. 大学科技园内部重塑——“协同创新体”、“大学群”、“大学科技园管理运作有限公司” |
| (二) 大学角色之认定 |
| 1. “主办方” |
| 2. “助推者” |
| 3. “协调员” |
| (三) 大学功能之诠释 |
| 1. 知识溢出——鼓励大学学术创业 |
| 2. 化整为零——助力园内服务体系 |
| 3. 多面辐射——培育创新创业文化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致谢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插图索引 附表索引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外关于技术创新体系的理论综述 |
| 1.2.2 国内外关于技术创新体系实证研究综述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可能的创新点 第2章 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理论分析 |
| 2.1 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界定与构成 |
| 2.1.1 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界定 |
| 2.1.2 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成 |
| 2.2 构建和完善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必要性 |
| 2.2.1 技术创新体系构建与长沙市经济社会发展 |
| 2.2.2 长沙技术创新体系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实证分析 |
| 2.3 构建和完善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可行性分析 |
| 2.3.1 构建和完善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经济基础 |
| 2.3.2 构建和完善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人力资源基础 |
| 2.3.3 构建和完善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政策制度环境 |
| 2.3.4 构建和完善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创新文化环境 第3章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现状的考察和分析 |
| 3.1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的过程 |
| 3.2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现状的评估 |
| 3.2.1 研究方法的选择 |
| 3.2.2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2.3 数据来源说明 |
| 3.2.4 长沙等省会城市技术创新效率的实证分析 |
| 3.3 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3.1 DEA-Tobit“两阶段法” |
| 3.3.2 技术创新体系创新效率影响因素指标设计 |
| 3.3.3 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
| 3.3.4 技术创新体系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分析 |
| 3.3.5 研究结论 第4章 国内外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经验考察 |
| 4.1 国外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经验 |
| 4.1.1 美国——企业主体型 |
| 4.1.2 英国——知识带动型 |
| 4.1.3 日本——技术引进型 |
| 4.1.4 印度——政府推动型 |
| 4.2 国内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经验 |
| 4.2.1 北京市经验 |
| 4.2.2 上海市经验 |
| 4.2.3 大连市经验 |
| 4.2.4 深圳市经验 |
| 4.3 国内外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经验的比较与借鉴 |
| 4.3.1 国外经验的比较与借鉴 |
| 4.3.2 国内经验的比较与借鉴 第5章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动力机制研究 |
| 5.1 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动力 |
| 5.1.1 市场需求和竞争的拉动力 |
| 5.1.2 科技发展内在需求的推动力 |
| 5.1.3 城市发展和竞争的促进力 |
| 5.1.4 企业发展与竞争的自动力 |
| 5.1.5 政府政策导向的掌控力 |
| 5.2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推进模式选择 |
| 5.2.1 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推进的基本模式 |
| 5.2.2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推进模式的选择 第6章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主体激励机制构建 |
| 6.1 长沙市政府推进技术创新行为及其激励机制 |
| 6.1.1 推进创新行为现状分析 |
| 6.1.2 政府在技术创新体系中职能的明确界定 |
| 6.1.3 促使政府推进技术创新的博弈分析 |
| 6.1.4 政府促进技术创新的激励约束机制设计 |
| 6.2 长沙市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及其激励机制 |
| 6.2.1 创新行为现状分析 |
| 6.2.2 促进企业选择技术创新行为的激励机制构建 |
| 6.3 长沙市科研机构技术创新行为及其激励机制 |
| 6.3.1 创新行为现状分析 |
| 6.3.2 促进科研机构积极投入技术创新的条件 |
| 6.3.3 促进创新的激励机制构建 |
| 6.4 长沙市中介机构服务和支持技术创新行为及其激励机制 |
| 6.4.1 技术创新中介服务现状分析 |
| 6.4.2 促进中介机构服务创新行为的激励机制 第7章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组织模式的选择研究 |
| 7.1 技术创新基本组织模式比较分析 |
| 7.1.1 “产学研”合作模式 |
| 7.1.2 “官产学研”合作模式 |
| 7.1.3 “官产学研金”合作模式 |
| 7.2 长沙市技术创新组织模式的选择 |
| 7.2.1 产学研结合的必要性 |
| 7.2.2 官与产学研结合的必要性 |
| 7.2.3 金与产学研结合的必要性 |
| 7.3 长沙市技术创新系统“官产学研金”的具体合作方式 |
| 7.3.1 产学研合作方式 |
| 7.3.2 官与产学研结合方式 |
| 7.3.3 金与产学研的结合方式 第8章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运作和实现机制 |
| 8.1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 R&D 投入产出机制 |
| 8.1.1 R&D 投入产出现状 |
| 8.1.2 R&D 活动的投入产出机制 |
| 8.1.3 完善 R&D 投入产出机制的政策建议 |
| 8.2 长沙市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机制 |
| 8.2.1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现状 |
| 8.2.2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存在的问题 |
| 8.2.3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机制 |
| 8.2.4 完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机制的政策建议 |
| 8.3 长沙市技术创新成果的推广机制 |
| 8.3.1 技术创新成果推广的现状 |
| 8.3.2 技术创新成果推广存在的问题 |
| 8.3.3 技术创新成果的推广机制 |
| 8.3.4 完善技术创新成果推广机制的政策建议 第9章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系统运行及仿真分析 |
| 9.1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运行机制的基本模型 |
| 9.1.1 创新体系运行机制结构分析 |
| 9.1.2 创新系统运行机制的因果关系分析 |
| 9.2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运行的反馈机制 |
| 9.3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运行机制的系统动力学仿真分析 |
| 9.3.1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运行机制系统动力学模型相关变量与流图 |
| 9.3.2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涉及的主要公式 |
| 9.3.3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运行机制仿真实证研究 第10章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人才支撑体系构建 |
| 10.1 长沙市技术创新人才现状分析 |
| 10.1.1 技术创新人才的界定 |
| 10.1.2 长沙市技术创新人才总量及结构分布 |
| 10.1.3 长沙市技术创新人才现状存在的问题 |
| 10.2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人才培育机制的构建 |
| 10.2.1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人才培育目标及人才需求预测 |
| 10.2.2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人才培育机制：政府引导下的“高研 -中介 - 企业”三位一体模式 |
| 10.3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人才引进机制的构建 |
| 10.3.1 长沙市科技创新人才引进的原则及需求主体 |
| 10.3.2 长沙市技术创新人才引进体系构建 |
| 10.4 长沙市创新人才的优化配置和使用 |
| 10.4.1 创新人才的优化配置和使用原则 |
| 10.4.2 区域人才优化配置机制理论分析 |
| 10.4.3 长沙市创新技术人才的科学配置模式探讨 第11章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集群平台构建 |
| 11.1 城市技术创新的空间平台及集群机制的理论分析 |
| 11.1.1 推进城市技术创新必须构建必要的空间平台 |
| 11.1.2 城市技术创新空间平台及其主要类型 |
| 11.1.3 城市技术创新空间平台的集群创新功能和作用 |
| 11.2 长沙市技术创新空间平台建设的现状及问题 |
| 11.2.1 长沙市技术创新空间平台建设的现状 |
| 11.2.2 评价结果判定标准 |
| 11.2.3 长沙市技术创新空间平台建设存在的问题 |
| 11.3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空间集群平台运行机制的优化 |
| 11.3.1 长沙市技术创新的科技空间平台运行机制优化 |
| 11.3.2 长沙市技术创新的产业空间平台运行机制优化 |
| 11.4 长沙市科技集群平台和产业集群平台协同发展机制 |
| 11.4.1 科技空间集群平台与产业空间集群平台之间的互动关系 |
| 11.4.2 科技空间集群平台与产业空间集群平台两者协同发展的路径 . 第12章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市场机制建设 |
| 12.1 推进技术创新的技术市场建设研究 |
| 12.1.1 我国技术市场建设的现状分析 |
| 12.1.2 长沙技术市场的构建 |
| 12.2 推进技术创新的人才市场建设研究 |
| 12.2.1 人才市场分析 |
| 12.2.2 长沙人才市场建设的现状分析 |
| 12.2.3 长沙人才市场的完善 |
| 12.3 推进技术创新的金融市场建设研究 |
| 12.3.1 技术创新的金融市场分析 |
| 12.3.2 长沙技术创新的金融市场运行现状分析 |
| 12.3.3 长沙技术创新的金融市场的构建和运行 第13章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政府支撑体制构建 |
| 13.1 城市技术创新体系中政府的角色定位 |
| 13.2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政府引导机制 |
| 13.2.1 战略规划 |
| 13.2.2 政策导向 |
| 13.2.3 宣传引导 |
| 13.3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政府扶持机制 |
| 13.3.1 财政扶持 |
| 13.3.2 税收扶持 |
| 13.3.3 公共投资 |
| 13.4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政府服务机制 |
| 13.4.1 人才机制服务 |
| 13.4.2 创新环境建设 |
| 13.5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政府管理机制 |
| 13.5.1 完善长沙市技术创新的法规体系建设 |
| 13.5.2 知识产权保护 |
| 13.5.3 信用管理 总结与展望 参考文献 致谢 附录 A 攻读博士期间所发表的论文及参与的课题 |
四、科学认识风险投资 全面促进高科技产业化（论文参考文献）
- [1]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机制、效果与对策研究[D]. 陈珊.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2]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创新政策研究[D]. 刘明. 吉林大学, 2020(01)
- [3]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4]无线视频监控产业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研究[D]. 刘俊. 浙江大学, 2019(01)
- [5]面向企业的政府创新激励政策效应研究[D]. 安志. 南京大学, 2019(01)
- [6]大学科技园风险投资体系建设及评价研究[D]. 孟阳. 沈阳建筑大学, 2019(05)
- [7]R&D补贴信号融资机制研究[D]. 王刚刚.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5)
- [8]美国风险投资与技术进步、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研究[D]. 张佳睿. 吉林大学, 2014(09)
- [9]大学在大学科技园中的角色选择与功能定位研究 ——基于协同创新的视角[D]. 吴倩. 浙江工业大学, 2013(03)
- [10]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机制研究[D]. 汪娟. 湖南大学, 20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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