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弱者与强者的对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全球化（论文文献综述）
李岩[1]（2020）在《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文中研究说明1987年以来,东亚社会在政治、文化、经济、技术等方面都经历了剧烈的转型,社会生存环境的变化必然带来新的创作形式和认同体验,进而使电影创作中的性别观念、性别形象、性别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关键的文化政治的转向。本文紧抓性别政治研究的三大脉络,即男性、女性和性少数,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考察各阶段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生产以及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受到文化研究、演化心理学、后人类和赛博女性主义等理论的启发,并综合借鉴性别文化研究如男性研究、女性主义、酷儿理论、性别身份、性别表演等最新成果,对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中的性别气质、性别心理、性别隐喻、性别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从认识论层面,性别政治不应简单地被视为一种女性主义运动的文化建构,而是以种族、阶级、地域、年龄等多元文化分析范畴共同形成的、交织性的多元文化视角,这使性别成为一种主体性身份建构的力量。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也同时在解构和颠覆传统观念对性别乃至人本身之概念的理解,由后人类理论而发展出对传统性别政治观念的挑战。因此,本文在对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现象进行梳理和研究时,将把性别政治现象作为一种生物本能与文化行为的综合性产物,并结合影视文化研究和文本分析,对东亚新电影相关视听表征进行解码。本文主要分为六部分:绪论部分阐述本文选题依据与背景,概括国内外研究进展,并在分析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的基础上,确定本文研究切入点;第一章通过对人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分析,厘清人类社会身份政治内生性矛盾的发生原理;并以赛博女性主义和后人类理论为基础,为性别政治问题的终结提出一定的解决方案,并对后冷战以来,东亚社会中,政治、经济和电影政策历史转型背景和后浪潮下与性别政治相关的东亚新电影作品进行梳理,归纳出东亚新电影的大致格局。第二章以东亚新电影中的父权的主体性危机及其权力结构的消解,对其从弑父到无父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探索男性主体形象建构和变迁以及主体性危机的原因,阐释传统父权叙事的危机和父权关系转化的原理;再从从寻父到崇父,讨论新父权结构再确立的路径。从传统秩序的解体及其话语转向,探索东亚男性权力主体的建构方式,以及男权衰落和男性形象的弱化转型的发生机制。第三章从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下的女性电影中的权力置换进行分析,阐释被客体化的和被物化的女性形象,分析东亚和女性双重他者视域下的女性主体叙事;并通过换装与换体电影中的主体身份置换建构,分析历史转折中的家庭关系从诞生到崩解过程;并以女性作为导演的电影生产与主妇权力战场下的突围相结合,分析东亚新电影中女性受难、荡妇羞辱和女性复仇的镜语表达,突出女性权力话语转换下对主体观视结构的挑战和否定。第四章从政治正确的话语建构范式出发,以“去他者化”的性别语境,回应性少数题材东亚新电影的诞生与崛起的历史原因。并从生物学角度,区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差异,建构起性少数平权的理论基础;同时,通过对相关社会环境与具体文本的分析,探索“LGBTQIA+”群体中真性少数的平权;由社会审美的性少数转向,探索百合、耽美等伪性少数的禁忌趣味,并以其禁忌文本的消解与建构模型,探索性少数文化群体符号学游击战的运行机制,最后,从文本出发,探索不同性别、性向与性认同主体间欲望的共通之处。结论部分分别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层面对本文进行总结,提炼研究创新点,指出性别政治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王雪梅[2]（2020）在《共生管理理念及其应用价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共生现象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业已被证实是自然界中生命的诞生、维系和进化的重要形式与力量。自然共生问题研究已发展成为一种生物共生哲学,从具象化的自然生存法则上升为抽象化的社会科学观念,演化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现代社会思维方式,在多领域中得到了相应的学术关照并获得了长足的理论进展。信息化和后工业化管理时代,非规模经济和聚合经济将成为绿色发展或生态发展的主流,信息的一体化将组织结构的层序化向分子网格化的演变,非集权的组织结构和多元主体的互相依赖、分工合作、资源共享、协同共生将成为管理的总趋势,预示着管理共生时代的来临。共生理论在管理中的运用早已有之,但更多地拘泥于将共生理论作为一个分析框架来阐释管理的内蕴,缺乏对共生管理理念的本质化、系统化分析,不利于深化共生管理哲学实践运用的价值理解。本文试图借用“共生”原理来描述人类共生管理理念的本质、内涵、结构、运行及其特征等问题,依此为基点理解和解释作为共生的管理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应用价值。它以解读共生观念为背景,以深刻诠释共生管理本质精神为基础,就人类管理的共生现象在基本理论层面的表现——如其内涵范围、结构要素、关系模式、运行机制和原理等——进行学理性分析,进而通过共生管理本寓的价值及其现实应用体现的价值进行阐释,以便证明管理实践在共生视界中的样态,为我们省思人类管理行为展示一个从共生到共享、共进的逻辑思路。本文首先从共生的生物现象学入手,在明晰共生的生物学、社会学概念基础上明确了共生管理理念的概念,界定并明确了共生管理的基本内涵;其次从中西方管理思想史中去追溯共生管理理念的渊源,探寻了共生管理理念不同历史时期的流变,中西方管理思想史虽未直言共生,但是共生的管理思想的传统是蕴含其中的;在此基础上,对共生管理理念本质从人性观、组织观、价值观、系统观和方法论、目的论上予以系统解读;立基于矫正管理理论与实践中的某种单向度的偏狭立场,广泛探讨共生管理理念在管理领域中的价值所在;最后从结构、基本限度和共生模式三个部分动态地解析了共生管理理念发挥作用的机制。本文认为,滥觞于生物学的共生理论具备管理境遇下的特定性内涵,共生管理理念内蕴的平等互助、互信互利,合作共享等价值,为管理注入了崭新而积极的共生管理思维,其有机论的管理观和整体性思维及整合性的方法论、致力于共生共享共进的价值观,对于管理主体间关系的建构、管理冲突的弥合化解和跨文化管理模式等拥有广泛的应用性价值,必将引领互联共通的全球数字化时代的管理的革新。
席凤先[3]（2020）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双方在同一情景下进行交流时的交际能力。我国的《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将跨文化交际能力放在五大课程目标的文化意识这一维度下,提出英语教学要帮助学生提高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进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随着各国之间的联系加强,小学阶段的学生面临的跨文化交际场景也逐渐增多。因此,本研究将从教学实景出发,探究小学英语教学中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路径。首先,本研究问题起源于笔者对小学阶段学生英语学习的观察。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研究问题,并分别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相关研究、语言学习与文化的关系、英语学习三个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文献梳理。了解现有研究的进程、反思现有研究的启示与不足以及本研究的起点与创新之处。厘清语言学习与文化的关系、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与英语教学的关系。其次,考察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构成要素,讨论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特点。本研究通过小学阶段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表征进行观察。对学生的口语表达和书面语言表达进行文本分析,讨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在认知、情感、行为三个方面的特征。发现小学阶段的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认知特征受到语言知识、社会文化知识、通识知识以及相关的思维能力影响;在学生在英语教学中面临着母语文化和英语文化的情感冲突;学生的交际行为受到不同交际情景的影响。最后,探索小学英语教学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路径,提升小学阶段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通过对教师的访谈和教材的分析,探索在英语教学如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路径包括认知的拓展、跨文化情感体验和交际行为引导三大方面。笔者希望本研究能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路径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王钶媃（Ong Ke Rou）[4]（2019）在《隐形的安全线：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文中指出马来西亚族群关系是人类学与社会学传统且经典的研究课题,但以传播学的视角进行相关研究,尤其重视媒介化社会下马来人与华人之间族际交往的研究却并不多。严格来说,马来西亚马来人与华人的族群关系是一种共生状态,即冲突又和谐。外界认为的族群团结一致,其实对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笔者而言是一种客气却不敢逾越的互动关系。这引发了本研究对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的一系列思考:何为冲突与和谐并存的族群共生状态?其上层建构与日常互动中的族际交往又有何规律与区别?民间族际互动如何解构族群冲突走向共生关系?本文基于以上考虑,紧密围绕“马来西亚马来人与华人的族际交往如何达到共生关系”这一问题展开研究。本研究是一项质性研究,笔者用了两年的时间进入田野调查,在学校、职场、网络等多个社区进行、实地观察,同时也选择了 80位不同年龄与性别等特征的马来人与华人,来作为主要的访谈对象,重点关注两族之间的接触、互动、交往与矛盾关系,具体考察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族群认知与偏见、交往模式和规律,以及互动关系中和谐与冲突的动因和过程,通过对日常与网络社会的族际交往这一动态过程进行深入观察,挖掘隐藏在其中的内在关系逻辑。本项研究意欲回答两个主要的关键问题,其一是日常互动中族群间的隔阂与客气交往是何以造成与建立的?上层建构的族群关系如何影响日常族际交往?两族间存在一条不容挑战也不可逾越的线又怎样解释?其二是马来人和华人之间很有默契地不去挑战这条线,到底这条线是什么?其深层内容与交往规律为何?为什么存在这样的一条线?日常生活的这条线又如何对应上层建构的族群关系?从这两个问题出发,本研究将从三个层面进行深入探讨,首先是民间叙述中日常语态的族际交往是怎样的关系过程,其上层建构的矛盾冲突如何透过日常族际交往得到消解与重构?接着是媒介化社会语境下代际差异的族际交往有何异同,这变迁的族群关系如何走向阈限性族际边界与族别认同?最后则阐释族群间复杂而动态的共生关系如何形成并影响族群冲突的产生、建构、转换、消解与重构?研究发现,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族群冲突关系,是被上层政治精英作为阶级集团利益共同体所建构的,事实上日常互动中两族的交往模式消解了冲突并达成“互不侵犯”的相处之道。与此同时,上层建构的族群冲突关系是嵌入与脱嵌于日常和网络社会的双重交往,即日常族际交往中是嵌入心理而行为脱嵌,而网络中的族群互动则是行为嵌入而心理脱嵌的。此外,从日常场域转向网络社会的族群交往将因时空压缩和时空延伸而得以消解上层建构的族群偏见,并将其重新编码让新一代马来人与华人的族群关系趋向融合。这促使笔者进一步思考,为何马来人与华人之间更多呈现出是一种“你不犯我,我不犯你”,总是保持着安全距离的共生关系?上层建构的族群冲突容易在日常互动中被解构,但即便物理距离接近,心理距离上仍遥不可及,双方都不愿意跨过界限,就像彼此之间有一道墙,或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线,谁都不会轻易挑战这条线。研究分析认为,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族群隔阂,这条所谓的不可逾越的线,实际上就是一条族群交往中“隐形的安全线”。上层建构的是安全“虚线”,间歇性发生且影响力不足,而日常互动中的族群交往也消解了被建构的冲突关系。“虚线”虚无而虚假,但日常互动中的安全“实线”则实在而真实。实线与虚线相互交叠,显示出族群共生关系,马来人与华人之间体现出一种不愿主动挑战“安全线”的共处状态、相处之道与交往规范。“隐形的安全线”具有根本性、复杂性与流动性。其根本性在于上层建构了“他族寄生于我族”的优越感与认知偏差、我族因沉默的螺旋而产生了外显与内隐的族群尊严,以及媒介尤其媒体因“把关人”的议程和情绪设置,而将族群关系导向冲突或和谐。其二,安全线的复杂性体现在“离心与向心双倾向”相互牵制,及其因程度长短与选择高低而产生的四种交往维度。最后,安全线的流动性是基于族群交往转向网络社会时,其缺场交往的时空属性赋予了阈限身份,即随时切换族群身份与国族认同的可能性。于此同时,马来人与华人在族群认知中出现了传播断层,过去上层建构的族群冲突将因受众的自主选择,而陷入失衡的螺旋,导致新生代一旦接触有别于既定印象的他族认知,则将产生传播休克。这种短暂的文化休克将出现四种反应:惊讶、不接受、努力接触与最终快速适应。研究分析也认为,安全线之所以流动性高,是因符号延异过程中漂浮的能指的任意性,尤其语言成了两族深交与绝交的重要因素。简单来说,安全线的根本性保证了两族之间的安全距离,而其复杂性与流动性导致共生状态得以长久延续。但这条安全线必须是隐形的,因为只有隐形才安全,才能消解上层刻意建构的族群矛盾,同时,隐形的安全线是日常互动中一种仪式化交往的社会规范。“隐形的安全线”虽然是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中的本土化概念,但却也在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中尝试打破宏观与微观的二元对立,补充族群边界理论的内涵,重视交往在心理与行为上的“双重性”,以及高语境化的时空属性。全球化时代下,跨文化传播赋予了文化体之间更多碰撞与交流,而交往中“隐形的安全线”解释了多个文化体之间在日常与网络社会的不同互动,安全线虚实交叠恰恰体现上层与民间的跨文化对话,其复杂性与边界的流动性体现了两种文化的交流与适应过程。
范小娟[5]（2019）在《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西方文论界,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具有重要地位,其理论在中国“旅行”的30年间,国内的译介呈现了由隐到显的动态过程。从最初被“遮蔽”到经典地位的确立,多个维度的考评都映证了其在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国内对布鲁姆的身份归属问题存在多重阐释。本文并不试图将其划入某一特定学派,而主张将其理论界定为修正主义批评理论。本文从布鲁姆理论在中国文论界影响最大的三个观点,即他的大文学观、误读理论和经典观入手,考察布鲁姆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布鲁姆文学观是一种大文学观,其在国内遭遇困境,但仍有少数学者予以关注;作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误读理论在国内得到广泛接受与认同,产生了变异的诸种形式,形成“中国化”的误读理论;以审美和精英主义为立场的经典观在国内形成了顺向阐释与逆向思考的双向并行,实现了中国文论的扩充,并对外国文学研究产生了延伸性影响。以上理论在中国的不同境遇源于深层次的文化动因。一方面,这是接受者根据中国本土语境的需要进行选择的结果。完全不同的文化宗教环境使学界回避或排斥布鲁姆以宗教、理论、文学的同质互渗为基础的大文学观,而误读理论与80年代后文学“主体性”思潮的契合、经典观背后的英美文化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相通则是促成两者经久不衰的深层动因。另外,接受主体的“前理解”与“期待视野”也主导着接受的程度。误读理论、经典观与国内学者“前理解”中传统文论与批评的积淀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沟通,理论的相通或趋同促成了视域的融合。而大文学观的跨学科性与其中渗透的宗教背景远远超越了学界的“期待视野”,大文学观的“受阻”势所必然。统观布鲁姆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可以检视整个西方文论接受中的“得”与“失”。从根本上说,对布鲁姆的接受是以建设中国文论为宗旨的,这与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发展阶段和诉求相关。在这一语境下,国内接受布鲁姆的全过程都显现了本土意识的在场:接受中的多元化阐释是对文本“召唤结构”的填补,也是对布鲁姆“本土化”的建构,体现了接受者与文本积极的交互作用。因此,现有的大部分接受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布鲁姆在中国的接受仍然存在着某种错位。表现为研究趋于定型化简单化、普遍主义倾向、现实针对性的缺乏等。针对诸种错位,应当通过强化批判意识、西方文论的“还原与语境化”等现实策略实现理论的修正与重构,引导接受者以理性平等的姿态、以对话沟通为目的进行接受和研究,形成良性并有益于中国文论的接受活动。
邓玉琼[6]（2019）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哲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和理论基础,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人类进步的高度,为解决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所提出的一份中国方案,表达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美好愿望和追求。作为一种新型的国际秩序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内涵。它植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吸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对人类个体和群体的生存方式以及前途命运提出了创新性思考。从文化哲学的层面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在批判和反思资本主义文明模式的基础上,力图建构一种人类新文明的模式,从而展开对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的创造性阐释。本文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为题,分析了其诞生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挖掘了它的历史文化根基和理论源头,探讨了其在文化价值方面的创新发展,提出了新型共同体对人类文明的更新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全文一共分为六章,主要内容概述如下:第一章对人和共同体的关系展开了讨论。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将个人和共同体认为是一种互为条件的关系。自从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家对个人和共同体的思考开始脱离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认为个体和共同体是矛盾对立的,这种对立也由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渡。现代社会瓦解了共同体,个体获得了一定自由,理性得以开启,但唯利是图的“市民社会”也造成了人际关系的紧张。基于“本质意志”建立的共同体,体现了人类社会对温馨、安全的生存环境的追求,能一定程度上弥合基于“选择意志”而构成的社会所呈现的自私和算计。因而重建人类共同体,由分到合,由私到公,就成为超越斗争性、对抗性个体生存的一个可能性路径。第二章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概念,详细分析了其诞生的历史和现实环境,并提出这一理念的四个核心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全新的的理念,它的诞生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和必要性。以历史为轴,从中国由近代“救亡图存”的时代境遇切换到不断走向世界的开放历程中,可见其诞生的客观必然;以现实为据,全球化的历程加速了全人类的时间和空间的关联和互通,共同风险和挑战的增多客观上促使人类需要命运与共,同舟共济;以未来为向,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的个体和群体生活方式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创新,使人类的文明进程迈入一个新台阶。纵观近几年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本围绕着和平、繁荣、开放、绿色这四个核心价值而展开,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文化内核。第三章分析了这一理念的历史文化根基。儒家的“天下”,“和谐”、“礼让”和“大同”等文化涵义是这一理念提出的历史文化基础,其中重点分析了儒家理念的“古今之辨”,并讨论了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适用的范围和边界,提出如何以历史辩证法的思维来看待儒家在当代世界的坚持和发展,以激发儒家内在的思想活力和资源。第四章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谓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体现出将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与新时期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局面。此部分着重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马克思的“类”意识、“真正的共同体”、“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由此辨明二者内在的逻辑关联和创新运用。第五章探究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意义。从历史维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观继承义利兼顾的传统伦理,其中提出的“正确义利观”是在新时期构建新型国家关系的一项重要的中国式伦理法则。从现实维度来审视,其提出的建立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绿色环保的新全球伦理,是对于现代性条件下全球伦理的有效调适。第六章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新命。这一理念展视了新的“共同体”时代的可能性面向。这个共同体是对于传统共同体的升级转型,不是“物的共同体”,也不是纯粹“精神的共同体”,而是一种建立于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和共同意志、同情共感基础上的共同体,体现出共同体不断走向进化的历程。新的共同体时代对人类未来文明作出了新的设想,试图在超越工业现代文明的基础上重塑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促使人类的文化走向“其命维新”的新境地。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三个:首先是挖掘了儒家的思想对新的共同体的建构能提供的价值支撑;其次是提出了共同体进化的可能性面向;其三是分析了人类新文明的可能性走向。
蒋萍[7]（2018）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分析东西方文化话语权力构成的持续解构过程。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葛兰西、福柯等学者从同质文化内部的矛盾研究走向异质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颇有渊源,探讨这一理论,有利于消除西方文化话语霸权的遮蔽,推动本土文化的重建。从后殖民主义理论来看,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就是在全球殖民扩张的历史,对近现代世界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一方面建立了世界市场,打破了各国孤立、闭塞、相互隔离的状态,另一方面,长期的殖民统治使得西方文化不断地向东方传播和扩张。当殖民者以政治、经济、军事手段实施殖民的历史在民族解放运动中逐渐瓦解后,文化殖民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东方”与现代西方的相遇,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地缘政治,演绎为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领域内的交流与碰撞。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正是揭示、分析和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借助殖民活动建构文化霸权的实质的理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全方位探索和揭露西方对东方民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及虚幻想象的进行。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借助文化话语权力的消长态势分析“他者”-“自我”、冲突-认同等诸多文化现实,涉及到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它不仅关乎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也关系到“东方”以及象征的一切弱势文化的存在。它关系着这些弱势文化的国家能否清晰地认识在强势异质文化影响下的文化“自我”;第二,它关系到弱势文化能否从对后殖民文化的分析中汲取足够的历史思辨与哲学经验,激发文化自省与话语权力警醒;第三,它关系着在全球化籍“现代”之名持续强化西方文化霸权的现实背景下,如何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去建构本民族文化自信的未来。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视域下的文化“关系”,不仅是一个反映文化话语权力本质和发展趋势的范畴,它还包含着从殖民文化这一特殊角度看待社会历史文化的方法。为此,本文尝试将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作一种整体性的理论研究,以扩展传统的思潮、理论家个体研究的模式和范围,显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对于消解西方文化霸权、启迪批判性重建具有的借鉴意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在二战后民族国家崛起的新世界格局下产生,它既受冷战中二元对立思想的持续影响,又是东西方知识界对西方文化霸权进行普遍反思、尝试破解二元对立建立新型文化对话关系的理论产物。这一理论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引入中国以来,对其文化理论的引介、探讨、借鉴频见于文化批评与比较文学批评领域,学者们侧重于自文学角度展开阐释与分析,出现了不少成果。也有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出发,对后殖民主义代表理论家主要观点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文化霸权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成为其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从文化哲学角度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及其现实意义进行的研究还不多,现有的成果往往从过于贴近现实的需要出发,重视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东方”他者相对西方的文化特殊性与文化抵抗性,对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阐发不同文化“关系”特别是互动性的研究尚不够系统充分,需要进一步的思考与论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有两大组成部分:一个是对于殖民主义的文化霸权实质及其深远影响的论述;另一个是对于异质文化之间关系的论述。本文的研究立足于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进行深度探索和分析,力求从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溯源中发掘其理论构成的演变和核心要素,寻找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等理论在解构-建构过程中的深层理论联系;注重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易与后现代主义、文化资本主义等混淆的理论模糊点展开辨析,并在新世纪全球化加速背景下探讨推动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等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可以借鉴的思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是一种被第一世界理论话语场域所羁绊的理论,但它对西方主宰的知识权力体系提出了重构的要求。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如何发掘其中的理论悖论与缺憾,是本文论述最为集中的部分。它深切地关联着当下对于“新时代”、新形势中如何面对文化冲突、如何重建民族文化、如何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自信等一系列关乎未来中国思想文化如何面对世界文化的重要命题。本文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研讨一共分为六个部分,每个部分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绪论,概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其构成要素之间的理论联系。略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法侬的“民族文化”理论、福柯的“知识-权力”体系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上述理论的阐析,勾勒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理间相互连接、有所对立、择优而从、发扬传承的复杂的多样性图景,为进一步论述作出铺垫。同时综述了国内外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提出本文的创新点。第一章,分析后殖民主义三位主要理论家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经典理论。首先,通过对萨义德的“东方学”对“东方”的重新思考与东方权力话语机制辨析、解构“东方”、重建东方形象以及“流亡”理论的把握,再度审视萨义德提出的西方建构的“东方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密切关系;其次,通过研究斯皮瓦克的“属下”、“认知暴力”和“他者”理论,分析其如何运用解构主义,集中研究第三世界底层女性这一“底层的底层”、“边缘的边缘”的理论辐射。探讨斯皮瓦克“臣属”概念及其对殖民文化压抑“困境”与“历史记忆”的结合。再次,分析霍米·巴巴对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混杂”理解,即异质性在混杂中如何面向新的文化杂糅空间（第三空间）的问题。最后,强调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各自的理论特长与存在的争议。第二章,主要探讨民族解放运动后进入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文化重建问题。从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核心概念“他者”之问的系统化梳理开始,探寻后殖民透视出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关系”内涵。将“他者”揭示的不平等、主体性身份疑虑、边缘性思考与面向殖民文化的深层次解构相结合,探讨当代西方哲学从主体研究向主客体“关系”研究发展的趋势。落足于中国及更广义的“东方”文化实况,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对文化中心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输出的相关论述,进而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视域下分析本土文化重建的多种可能路向。第三章,阐述新旧文化交替之际话语权力的强弱之分、主客之别。分析全球化进程下资本主义文化扩张引发的文化冲突的性质,发掘文化冲突的实质与不同的化解思路,分析全球化时代文化的民族性、开放性、多样性,区分文化冲突的自然状态与人为刻意,挖掘不平等的冲突根源。注重分析文化冲突的实质与过程、结果与影响,探讨后殖民语境下“和而不同”传统基于“现代”内涵的差异性。第四章,研究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认同与殖民文化的深层影响。本文在此探讨文化全球化与当代文化认同的联系,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在破除“他者”幻象的同时,也着力于解码现代性反思中的文化认同的深度体验,在重建文化主体认同时探讨建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可能,以新的文化身份意识去重构本土文化。第五章,分析东西方对话中的文化自信问题。在全球化推动东西方对话的大背景下,文化已成为国际竞争中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此注重阐发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下意义:分析中西互视过程中文化身份的迁移和质疑,探讨如何发挥中国文化精神的主体作用、“边缘”与“边缘的边缘”文化定位及其当下意义和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知识分子“职守”与价值信念,试图建构东西方对话中稳定、平等、交互的新型文化自信的理论途径。最后的结语部分,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做了简短总结,并借助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分析这一理论的不足与局限性。
张颐武[8]（2018）在《跨越“五四”: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性”》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兴起对于全球格局的改变已经显现出来。"五四"精神的贡献已被充分地认知,但有两个困局有待破解:一是一直处在突破原有秩序的冲动中,二是全盘西化或中国本位都被视西方为"普遍性"的思维模式限定了。我们必须继承并超越"五四"文化,进行新的创造。本文探讨抗战时期中国思想的变化,从冯友兰"中国到自由之路"、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等思想中发现"中华性"对于"现代性"展开的巨大意义,从而探究中华文化传统对于未来发展的独特作用。
高莉莎[9]（2018）在《日常生活与手机实践 ——云南某哈尼族彝族农民工群体的民族志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来自云南红河州H县L乡的哈尼族彝族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线下田野与线上田野相结合,从日常生活切入,打破既往底层研究中的“被动”基调,转向主体-实践视角关注行动者本身,考察他们如何在结构化、宰制性的空间中进行主体性的日常生活实践?生产了哪些空间?使用了什么样的策略?在智能手机这种具身化媒介嵌入日常生活后,手机的使用如何创造性地打造或改变日常生活世界?如何进行意义创造和空间生产?日常生活就是参与空间的社会生产,塑造不断演变的空间性并被其塑造。日常生活空间是个体再生产的实践空间,既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媒介,也是其相互作用的结果。农民工输出地云南H县L乡的村落空间,打工输入地昆明的城市空间,以及手机构成的线上空间共同构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空间。经过几年线下与线上田野考察,发现他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被自上而下的制度性、结构性压力,宰制力挤压得索然无味,而是通过各种生活策略,在给定的空间进行临场发挥式的即席创作与书写。在村寨,为了契合城乡流动的打工生活模式,农民工们通过对传统礼俗空间的重构,以及“拼贴”亚文化空间的生产,生成了新的意义与传统。在城市,他们具有建构全新的生活方式及生产支撑这种生活方式的社会空间的能力:城市不起眼的角落,演变为他们交流、休闲、娱乐才能展示的舞台以化解工作的“无聊”,这种“碎片空间”既是他们活动的场所亦是嵌入城市生活的具体生活情境;利用广场、公园等公共空间以节庆和仪式性的“身体展演”完成一种打破日常生活秩序的“狂欢空间”建构。手机具身化嵌入日常生活后,他们成为手机大胆实践者,网络空间的主体性书写者和创新者,建构了以民族文化符号为标识的网络族群空间,对村落传统祭祀仪式进行解构与重塑,建构了跨越边界的舆论空间,也界定了“我群”与“他群”的无形边界。手机建构的网络空间同时作用于城市-乡村两个实体空间及空间里面的人,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得以不断互动和重组。这一哈尼族彝族农民工群体的日常生活与手机实践是一种“临场发挥”性质的行动,是在具体的社会场景中,与情境因素的复杂多样相契合的权宜性的日常生活实践。既非有意识的对宰制力的“抗争”,也非一味的规避,而是在控制与自由之间,在给定的舞台空间的即席书写,因而具有临时性、就地性、此在性等特点。
刘萍萍[10]（2017）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所指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是21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把思想政治教育仅仅视为一种工具,视为一种手段,而本文所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则是人的文化存在方式。或者说,21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灵魂工程、是精神家园营造的文化活动,是人的先进文化存在方式。在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和问题的今天,在全面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当今时代,本文试图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人的文化存在方式,结合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所遭遇的发展难题,对其文化价值进行重新审视。人类发展进步到了 21世纪,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我们所追求的发展,不应是物质繁荣而精神荒芜、生活富裕而灵魂空虚的发展,摒弃把文化弃置发展边缘的思维,积极探索从文化层面破解时代发展难题,成为了人类发展的必然选择。就21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已然苏醒。本文所指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主要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的满足破解当今人类发展难题、当代中国发展难题、当代中国人发展难题的需要的文化价值。就破解人类发展难题而言,主要表现为满足人类整体发展需要、满足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需要、满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的文化价值;就破解当代中国发展难题而言,主要表现为满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需要、满足扭转“西强我弱”文化舆论困局需要、满足化解国家文化安全威胁需要的文化价值;就破解当代中国人发展难题而言,主要表现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当代中国人精神家园,祛疗精神“软骨病”难症,满足人的精神文化发展需要、精神动力需要的文化价值。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凸显,首先是基于破解当今人类发展难题的需要。当今的世界,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崇高目标远未真正达成,许多表层的政治冲突和经济矛盾映射出深刻的文化价值分歧,缺少整体价值使人类发展困难重重,而文化引领发展为推进人类整体发展、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灯塔和钥匙,这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凸显之世情依据。其次是基于破解当代中国发展难题的需要。世界文化交锋交流交融日愈频繁,但“西强我弱”的文化舆论态势尚未发生根本改变,文化软实力提升遭遇困境,网络安全威胁和不确定性风险凸增渐向国家文化安全领域渗透,泛商业社会式的物欲横流让人在发展中丢失灵魂的现象突出,这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凸显之国情依据。再次是基于破解当代中国人构建精神家园难题的需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残余、各种宗教思想和哲学思想传播等使构建当代中国人精神家园不可避免地经历着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和较量,共产主义信仰的主体地位受动摇和侵蚀,理想信念不坚定使人易患染精神“软骨病”,人的价值观缺失而不明善恶、不知荣辱、不辨是非,这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凸显之“人情”依据。最后,在当今文化价值凸显的时代,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话语转向也已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背景。把握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实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的存在理论、人的精神文化发展需要理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协调发展理论、先进文化论、精神动力论为指导,合理借鉴维特根斯坦的文化价值理论、约瑟夫·奈的文化软实力理论、以及联合国相关组织的文化价值观,引导人们为构建当代中国人精神家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具体说来,首先,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站在破解当今人类发展难题、当代中国发展难题、当代中国人构建精神家园难题的高度,重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理念。其次,伴随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话语转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创新文化话语体系,实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话语转换,构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话语体系,占领网络文化话语权至高点。再次,推进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三位一体”文化育人,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育人,增强国家、社会、民族高度的文化认同。最后,创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实践,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是灵魂工程,是精神家园营造的文化活动,须彰显以德育人,秉持文化尊重,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积极践行科学精神。
二、弱者与强者的对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全球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弱者与强者的对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全球化（论文提纲范文）
（1）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范围的确定 |
| (二)研究对象的确立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性别政治下的东亚新电影 |
| 第一节 性别政治的后人类终结 |
| 一、人本主义身份政治的终结 |
| 二、后人类对性别政治的消解 |
| 第二节 东亚新电影的历史图景 |
| 一、东亚新电影的历史转型 |
| 二、后浪潮下的东亚新电影 |
| 第二章 父权危机下性别政治影像建构 |
| 第一节 父权的主体性危机及其结构的消解 |
| 一、从弑父到无父:传统父权叙事的危机 |
| 二、从寻父到崇父:新父权结构的再确立 |
| 第二节 从传统秩序的解体到男性弱化转向 |
| 一、东亚男性气质的主体建构 |
| 二、东亚男性形象的弱化转型 |
| 第三章 女权崛起下的性别政治身份转型 |
| 第一节 双重他者化下的主体身份异构 |
| 一、他者之他者视域下的女性呈现 |
| 二、换装与换体下的主体身份异构 |
| 第二节 对父权观视结构的挑战和否定 |
| 一、东亚女性导演的崛起 |
| 二、女性受难与女性复仇 |
| 第四章 性少数平权下性别政治的消解 |
| 第一节 从误读到日常:可讲述性的获得 |
| 一、从政治正确到去他者 |
| 二、性别取向与性别认同 |
| 第二节 性别想象:社会审美的性少数转向 |
| 一、真性少数的平权 |
| 二、伪性少数的趣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科研工作 |
| 致谢 |
| 附录:与本文相关的主要影片 |
| 附表:入围三大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东亚电影剧情长片 |
（2）共生管理理念及其应用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共生管理理念是管理价值观念的革新 |
| (一)共生管理理念的提出是时代所驱 |
| (二)共生管理理念是管理理念的跃迁式发展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共生管理理念相关研究的现状及评述 |
| (一)国外对于共生管理的相关研究 |
| (二)国内对于共生管理的相关研究 |
| (三)共生管理研究的评述 |
| 四、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
| (一)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存在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共生管理理念的理解 |
| 第一节 共生概念的缘起 |
| 一、共生是客观存在的生物现象 |
| 二、“共生”的词源学意涵 |
| 三、生物共生的释义 |
| 四、社会学中的“共生”解读 |
| 第二节 共生管理理念释义 |
| 一、共生管理及其理念 |
| 二、共生管理理念特征 |
| 三、共生管理理念体系 |
| 四、共生管理理念的实践表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共生管理理念的思想史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共生管理思想资源 |
| 一、知心尽性:共生的伦理基点 |
| 二、和:共生的价值尺度 |
| 三、天人合一:共生的系统观 |
| 四、大同社会:共生的终极愿景 |
| 第二节 西方管理思想史中的共生思想演进 |
| 一、早期管理思想中的共生哲学 |
| (一)早期社会的共生管理思想端倪 |
| (二)中世纪及近代管理思想中的共生迹象 |
| 二、古典管理理论中的共生理念 |
| 三、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中的共生精神 |
| 四、现代管理理论中的共生思维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共生管理理念的理论规定性解读 |
| 第一节 共生管理理念的内在蕴意 |
| 一、平等理念 |
| 二、互信互惠互利理念 |
| 三、合作理念 |
| 四、共享理念 |
| 五、共进理念 |
| 第二节 共生管理理念的基本表达 |
| 一、共生管理理念的人性观 |
| 二、共生管理理念的组织观 |
| 三、共生管理理念的价值观 |
| 四、共生管理理念的系统观 |
| 五、共生管理理念的方法论 |
| 六、共生管理理念的目的论 |
| 第三节 共生管理理念的功能性特征 |
| 一、化繁为简 |
| 二、唇齿相依而凝心聚力 |
| 三、开放包容而互动互补 |
| 四、共建共享而共赢共进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共生管理理念的应用价值 |
| 第一节 共生管理理念下主体间关系的构建 |
| 一、管理中人与人之间的共生 |
| 二、管理中人与组织的共生 |
| 三、管理中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共生 |
| 第二节 共生管理理念下的管理结构调适 |
| 一、共生管理结构调适的要素关系依据 |
| 二、共生管理下的结构调适 |
| 第三节 共生管理理念下管理冲突问题的解决 |
| 一、共生管理维度下管理冲突的表现 |
| 二、共生管理理念导引下的管理冲突破解之思 |
| 第四节 共生管理理念下跨文化管理的模式选择 |
| 一、共生管理的文化交融 |
| 二、共生管理理念的管理文化特质 |
| 三、共生管理理念下组织文化管理模式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共生管理理念应用价值发挥机制 |
| 第一节 共生管理理念应用价值作用的原则 |
| 一、遵循共生效率原则 |
| 二、遵循公正平等原则 |
| 三、遵循伦理生态原则 |
| 四、遵循整体协调、协同发展原则 |
| 五、遵循灵活适应、开放互联原则 |
| 第二节 共生管理理念作用的模式 |
| 一、组织生命周期中共生管理模式的渐变 |
| 二、共生管理关系形成期的共生模式 |
| 三、共生管理关系维系期的共生模式 |
| 四、共生管理关系演化期的共生模式 |
| 第三节 共生管理理念作用的限域 |
| 一、管理主体需求的个性化满足 |
| 二、共生型管理结构的弹性 |
| 三、共生型管理文化的涵化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小学英语教学中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语言学习的目标要求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
| 1.1.2 我国课程标准提出的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要求 |
| 1.1.3 小学学校教育中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视 |
| 1.2 研究意义与目标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跨文化交际能力概念的提出 |
| 1.3.2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构成要素 |
| 1.3.3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相关研究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4.1 交际能力 |
| 1.4.2 跨文化 |
| 1.4.3 跨文化交际能力 |
| 1.5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2 小学英语教学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理论依据 |
| 2.1 跨文化交际能力构建的依据 |
| 2.1.1 英语学习中的文化知识 |
| 2.1.2 英语学习中的文化理解 |
| 2.1.3 交际能力和交际原则 |
| 2.2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理论依据 |
| 3 小学英语教学中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及其培养的调查 |
| 3.1 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表征 |
| 3.1.1 学生跨文化交际行为的观察 |
| 3.1.2 跨文化交际能力分析框架的构建 |
| 3.1.3 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现实表征分析 |
| 3.2 小学英语教学现实中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
| 3.2.1 教学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方法 |
| 3.2.2 小学英语教材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资源支持 |
| 4 小学英语教学中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构成 |
| 4.1 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认知 |
| 4.1.1 跨文化交际能力中认知的要素 |
| 4.1.2 小学阶段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中的认知特征 |
| 4.2 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中的情感态度 |
| 4.2.1 跨文化交际能力中情感态度的内涵 |
| 4.2.2 小学阶段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中的情感特征 |
| 4.2.3 英语教学中存在的跨文化交际情感冲突 |
| 4.3 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中的行为 |
| 4.3.1 跨文化交际能力中行为的内涵 |
| 4.3.2 学生在跨文化交际行为特征 |
| 5 小学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路径 |
| 5.1 小学英语教学中认知拓展 |
| 5.1.1 深度挖掘教材,合理运用其他教学资源 |
| 5.1.2 师生交流互动,精确语言使用 |
| 5.1.3 关注生活细节,注重文化对比 |
| 5.1.4 进行思维训练,正确对待刻板印象 |
| 5.2 小学英语教学中情感体验 |
| 5.2.1 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情感态度冲突的处理 |
| 5.2.2 真实交流中的情感体验 |
| 5.2.3 教学中注重学生情感表达 |
| 5.3 小学英语教学中行为引导 |
| 5.3.1 师生互动中教师对学生言语行为的引导 |
| 5.3.2 从行为方式的认识到真实交际中的行为体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教师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课堂实录 |
| 附录三 Nvivo编码图 |
| 致谢 |
（4）隐形的安全线：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意识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问题 |
| 四、研究设计 |
| 第二章 回到历史:一种建构的族群刻板印象 |
| 一、游戏开局:族群关系的历史与变迁 |
| 1. 幕后玩家:族群身份意识与冲突的开端 |
| 2. 在线玩家:同一条宪法有两种社会契约 |
| 二、制定规则:上层建构族群认知偏差 |
| 1. 513族群冲突:50年前后的族群禁忌 |
| 2. 族群政策NEP:既定印象与交往距离 |
| 第三章 语言交流:族群互动中的符号延异 |
| 一、深交与绝交:日常交往中的语言 |
| 1. 巴刹语言:跟马来人深交的秘诀 |
| 2. 符号缩写:隔绝华人的族群边界 |
| 二、禁忌与学习:跨出舒适圈的语言 |
| 1. 语义差异:语言误解的交往禁忌 |
| 2. 学习中文:多语优势与跨族情谊 |
| 第四章 饮食习惯:文化图腾的自我与他者 |
| 一、认识他者的族群饮食 |
| 1. 海南鸡趴的单向交流 |
| 2. 海南面的演化与想象 |
| 二、自我隐喻的改良饮食 |
| 1. 椰浆饭的重新诠释 |
| 2. 华人糕饼的清真化 |
| 第五章 学习教育:交往规范中的敏感底线 |
| 一、华人社群的内卷化:学习中的自强不息或自困围城 |
| 1. 独中即是天井:失异族相处机会 |
| 2. 师长惊弓之鸟:族群间的不信任 |
| 二、马来社群的封闭性:教育中的扶弱政策或扶持拐杖 |
| 1. 马来文国语:不容挑战的族群尊严 |
| 2. 伊斯兰官教:贯彻生活的族群精神 |
| 第六章 职场交际:制度化关系中的相处惯性 |
| 一、基于生计的职场族群关系 |
| 1. 能量的资本计算:工作需求的交往 |
| 2. 人数多寡即权力:谁人多谁是老大 |
| 二、利益导向的职场族群关系 |
| 1. 政府构建公司“圆形监狱” |
| 2. 自我审视的狱卒“把关人” |
| 第七章 政治参与:族群边界安全距离的延续 |
| 一、意见表达:维持族群边界的交往方式 |
| 1. 全国大选的族群政治诉求 |
| 2. 井水不犯河水的相处模式 |
| 二、社会运动:打破族群边界的交往困境 |
| 1. 底层知识鸿沟:语言障碍限制沟通 |
| 2. 民间弱性参与:年轻人难动员参与 |
| 第八章 仪式互动:时空阈限下的身份转换 |
| 一、共此时:族群仪式互动中的情感体验 |
| 1. 文化共融:双佳节期间创新青包 |
| 2. 国族认同:球场飞扬的团结符号 |
| 二、过日子:亲密圈身份过渡的相处之道 |
| 1. 宗教适应:难懂的《可兰经》 |
| 2. 婆媳问题:学懂礼仪与饮食 |
| 第九章 虚拟交往:互联网时代族群关系的重构 |
| 一、网络社区中的缺场交往 |
| 1. 多语言论坛:志同道合却难以深交 |
| 2. 面子书使用:反哺建构新族群认知 |
| 二、空间流动中的亲密内爆 |
| 1. 媒介化社会中的身份转换 |
| 2. 身体不在场的选择性表露 |
| 第十章 隐形的安全线:一个概念的提出及其分析框架 |
| 一、一个本土化概念的提出 |
| 1. 虚实之间:建构的虚线与日常的实线 |
| 2. 似近若远:时空维度下族群双重交往 |
| 二、分析框架与进一步思考 |
| 1. 区别认知与关系的安全线 |
| 2. 分析代际间新旧的安全线 |
| 第十一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访谈对象一览表 |
| 附录二: 已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意义与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1.1 选题意义 |
| 1.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 研究思路、方法与难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拟突破的难点 |
| 1.3 本研究采用的主要理论 |
| 1.3.1 接受反应文论概述 |
| 1.3.2 “旅行中的理论” |
| 2 布鲁姆在中国的译介与文化定位 |
| 2.1 布鲁姆在中国的译介 |
| 2.1.1 译介的动态过程 |
| 2.1.2 译者的评论 |
| 2.2 布鲁姆在中国的文化地位 |
| 2.2.1 布鲁姆在中国的影响 |
| 2.2.2 经典地位的确立 |
| 2.3 布鲁姆在中国的多重身份阐释 |
| 2.3.1 主流:耶鲁学派的一员大将 |
| 2.3.2 自我定义:美国式犹太知识分子 |
| 2.3.3 其他多元身份的界定与争论 |
| 2.3.4 “影响的焦虑”症患者——修正主义文学批评 |
| 3 布鲁姆大文学观在中国的接受困境 |
| 3.1 布鲁姆的文学观念 |
| 3.1.1 大文学观——宗教、理论与文学同质 |
| 3.1.2 犹太宗教观对文学的渗透——卡巴拉主义和诺斯替精神 |
| 3.2 布鲁姆大文学观在中国遭遇困境 |
| 3.2.1 布鲁姆大文学观在中国“受阻” |
| 3.2.2 少数学者对布鲁姆大文学观的关注与认同 |
| 3.3 布鲁姆大文学观在中国“遇冷”的原因解析 |
| 4 布鲁姆误读理论的中国化及其反思 |
| 4.1 布鲁姆的误读理论 |
| 4.1.1 影响—误读理论的主旨 |
| 4.1.2 创造性误读:六个修正比 |
| 4.1.3 布鲁姆对误读理论的修正 |
| 4.2 误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4.2.1 中国学界对误读理论的认同及“误读” |
| 4.2.2 误读理论在中国发生的变异 |
| 4.3 中国接受误读理论的文化语境 |
| 4.3.1 理论相通导致的视域融合 |
| 4.3.2 与80年代后文学“主体性”思潮相契合 |
| 5 布鲁姆经典观与中国当代文论的交汇 |
| 5.1 布鲁姆的经典观 |
| 5.1.1 审美立场:对审美性文学的坚守和扞卫 |
| 5.1.2 精英主义立场——关于“强者”的理论 |
| 5.1.3 经典的中心:莎士比亚 |
| 5.2 布鲁姆经典观在中国的境遇 |
| 5.2.1 中国学界对经典观的顺向阐释 |
| 5.2.2 中国学界对经典观的逆向思考 |
| 5.2.3 布鲁姆经典观影响之下中国文论的扩充 |
| 5.2.4 布鲁姆经典观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延伸性影响 |
| 5.3 中国接受经典观的文化动因 |
| 5.3.1 英美文化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承袭性与相通性 |
| 5.3.2 理论趋同 |
| 6 中国当代文论在布鲁姆理论接受中的在场与错位 |
| 6.1 本土意识的在场 |
| 6.1.1 中国文论界的期待视野:建设中国文论 |
| 6.1.2 本土意识贯穿接受的全过程 |
| 6.2 接受中的错位及现实策略 |
| 6.2.1 接受中的错位 |
| 6.2.2 应对的现实策略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6）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哲学研究视角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哲学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1.“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来源 |
| 2.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文化价值 |
| 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哲学意义 |
| 4.评价与展望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1.肯定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文化的关联 |
| 2.质疑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根基 |
| 3.对文明转型的影响 |
| 4.评价和展望 |
| 第一章 人与共同体——一种文化哲学的探讨 |
| 第一节 文化: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的运行法则 |
| 一、“文化”概念中西考源 |
| 二、文化:人的生存方式和历史的运行法则 |
| 第二节 :原子式个人、市民社会、世界秩序 |
| 一、古希腊时期的“原子论” |
| 二、“自然权利”与“市民社会” |
| 三、现代国际秩序 |
| 第三节 :重建共同体:超越原子化的生存方式 |
| 第二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辨析 |
| 一、人类 |
| 二、“命运” |
| 三、“共同体” |
| 第二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生成的条件 |
| 一、中国的“世界观”变迁 |
| 二、国际关系的规则变化 |
| 三、旧邦新命——中国文化的重新定位 |
| 第三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内涵 |
| 第三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儒家文化底蕴 |
| 第一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观 |
| 一、“天下”的伦理尺度 |
| 二、天下与王道政治 |
| 三、天下与万物一体 |
|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天下”观 |
| 第二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理念 |
| 一、“和而不同”之“和” |
| 二、“协和万邦”之“和” |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和”的新意 |
| 第三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享”原则 |
| 一、“让”的道德意蕴 |
| 二、“让”与“争”之德性要求 |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礼让”与“共享” |
| 第四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同”理想 |
| 一、古代之大同理想 |
| 二、大同理想的近现代传承 |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同”新愿 |
| 第四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基础 |
| 第一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类”意识 |
| 一、马克思的“类”对于费尔巴哈的超越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马克思的“类”意识 |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马克思“类”意识的发展 |
| 第二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 |
| 一、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关联 |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新 |
| 第三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观” |
|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理论关联 |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超越 |
| 第五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精义 |
| 第一节 :正确义利观——中华传统伦理的超越 |
| 一、“义以为上”和“义利兼顾”的儒家伦理法则 |
| 二、正确义利观对儒家伦理的继承和创新 |
| 第二节 :共赢共享——对现代性全球伦理的调适 |
| 一、为“他者”的责任意识 |
| 二、为“所有人”的普遍仁爱精神 |
| 三、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理念 |
| 第六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新命 |
| 第一节 :新共同体时代的来临 |
| 一、“社会”时代与“共同体”时代 |
| 二、新的共同体时代 |
| 第二节 :返本开新——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儒家文化新命 |
| 第三节 :文明转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文明 |
| 一、人类文明的本质——多元平等 |
| 二、人类文明的方向——共赢共享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学习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7）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有关理论研究现状综述 |
| 三、选题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
| 四、基本内容与研究方法、创新点 |
| 第一章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后现代主义后的西方文化思潮 |
| 第一节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概貌 |
| 第二节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理论渊源 |
| 一、“文化霸权”理论与文化领导权 |
| 二、“民族文化”理论的民族性 |
| 三、“知识—权力”话语权力理论 |
| 四、“文明冲突”论 |
| 第三节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谱系 |
| 一、萨义德的“东方”解构与文化反“中心”姿态 |
| 二、斯皮瓦克“属下”、“认知暴力”及女性“他者”的弱势立场关注 |
| 三、霍米·巴巴“文化杂糅”的文化互动性与文化身份认同 |
| 第四节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主题与特质 |
| 一、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关系”主题研究 |
| 二、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抵抗-批判特质 |
| 三、后殖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
| 第二章 文化霸权压抑与本土文化重建 |
| 第一节 本土文化重建的阻力：资本主义文化霸权 |
| 一、“欧洲中心论”与文化霸权的话语转型 |
| 二、现代文化扩张与意识形态的文化改写 |
| 三、传播权力与文化帝国主义的深化 |
| 第二节 文化重建的困境：“他者”之问 |
| 一、“他者”概念的历史语境 |
| 二、“他者”解构性与去“中心”化的方法论建构 |
| 第三节 本土文化重建的中国文化语境 |
| 一、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化问题 |
| 二、文化重建中的“国民性”问题 |
| 三、文化重建的条件性因素问题 |
| 四、“中心”之外的多元选择问题 |
| 第三章 全球化趋势与异质文化冲突 |
| 第一节 构成文化冲突的因素 |
| 一、文化冲突的思想、历史转型考量 |
| 二、文化冲突中“人”之主体性需求 |
| 第二节 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的诱发可能 |
| 一、文化的民族性对主权、利益意识的强化 |
| 二、文化的开放性的双刃剑效应 |
| 三、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差异 |
| 四、全球化时代多种文化的碰撞 |
| 第三节 文化冲突起因的认识差异 |
| 一、文化冲突的源起与“现代”冲击 |
| 二、文化冲突的情感辨识与历史发展观 |
| 第四节 化解文化冲突的“和”与“不同” |
| 一、社会冲突与文化冲突的互动 |
| 二、中西文化背景下文化冲突的相异诠释 |
| 三、不同历史语境下“和而不同”的理论局限 |
| 四、修“和”之短以化冲突之“不同” |
| 第四章 现代化进程与“自我”文化认同 |
| 第一节 “现代”文化控制借助全球化加速演变 |
| 一、文化全球化“现代”意蕴与民族文化“自我” |
| 二、文化控制模式的“帝国”演变 |
| 第二节 文化认同内涵与“他者”幻象 |
| 一、文化认同及“现代”认同的单一性 |
| 二、文化认同与“东方”“他者”的局限 |
| 第三节 文化认同危机与化解 |
| 一、自我认同危机引发“自我”重建诉求 |
| 二、他者认同危机提供“差异他者”反向借鉴 |
| 三、化解危机的探索与创建“新型文化” |
| 第五章 东西方文化对话与重树民族文化自信 |
| 第一节 文化自信“何以实现” |
| 一、文化自信的主体性、信念导向性与融合性 |
| 二、文化自信的驱动因素与文化重建 |
| 第二节 文化身份与文化主体建构 |
| 一、文化身份确认的“他者”性与“自我”追寻 |
| 二、中西“他者”互视下的文化身份迁移 |
| 三、发挥文化主体作用的中国诠释 |
| 第三节 知识分子功能与民族文化自信 |
| 一、“知识分子”文化功能与批判性“自我”确认 |
| 二、精神守望与“边缘”位置的文化选择 |
| 三、文化主体能动性与重树文化自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日常生活与手机实践 ——云南某哈尼族彝族农民工群体的民族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从日常生活开始 |
| 二、农民工研究：概念、研究范式及反思 |
| 三、研究问题 |
| 四、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日常生活”与“日常生活实践” |
| 第二节 日常生活空间：个体再生产的实践空间 |
| 第三节 手机：具身化媒介 |
| 第四节 分析框架 |
| 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方法及研究过程 |
| 第一节 民族志方法及研究适切性 |
| 第二节 研究过程 |
| 一、入场：尴尬的空间创造性的场所 |
| 二、融入：从“老板娘”到“高老师” |
| 三、田野：从“线下”到“线上” |
| 小结 |
| 第三章 变迁中的村寨日常生活空间 |
| 第一节 走进L乡 |
| 一、自然地理交通及经济发展概况 |
| 二、历史沿革 |
| 三、媒介使用 |
| 第二节 传统礼俗空间重构与新空间生产 |
| 一、奇观式婚礼与“好日子”的建构 |
| 二、“小年轻”的亚文化拼贴空间 |
| 第三节 裹挟于社会转型中的村寨变迁 |
| 一、“空心村”的日常 |
| 二、拉开的贫富差距 |
| 三、“退路”在何方？ |
| 小结 |
| 第四章 城市日常生活空间生产 |
| 第一节 碎片空间 |
| 第二节 身体展演与狂欢空间 |
| 小结 |
| 第五章 手机与日常生活空间重构 |
| 第一节 族群空间 |
| 第二节 仪式空间 |
| 第三节 舆论空间 |
| 一、一个真实版的《手机》故事 |
| 二、跨越边界的“游街示众” |
| 第四节 “自我”与“他者”：交往的边界 |
| 第五节 埋葬手机：无奈的手机“实践” |
| 小结 |
| 结论与反思：“生活诗学”抑或戴着“枷锁”舞蹈？ |
| 一、“生活的诗学” |
| 二、戴着“枷锁”舞蹈? |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主要报告人基本情况 |
| 附录三 ：优酷视频及点击率 |
| 附录四 ：视频使用频率较高的几首伴奏歌曲的歌词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 文化 |
| (二) 教育的文化价值 |
| (三)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关于教育价值的研究 |
| (二) 关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研究 |
| 四、研究的价值 |
| (一) 理论价值 |
| (二) 实践价值 |
| 五、研究的框架结构 |
| (一) 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二)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六、研究的主要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的方法 |
| (二) 多学科交叉渗透的方法 |
| 第1章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研究之理论基础与思想借鉴 |
| 一、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 |
| (一) 人的存在理论:人是一种文化存在 |
| (二) 人的精神文化发展需要理论 |
| (三) 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协调发展理论 |
| (四) 先进文化论 |
| (五) 精神动力论 |
| 二、相关思想的借鉴 |
| (一) 维特根斯坦的文化价值理论 |
| (二) 约瑟夫·奈的文化软实力理论 |
| (三) 联合国相关组织的文化价值观 |
| 第2章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凸显的时代背景 |
| 一、当今世界:文化引领发展的时代 |
| (一) 文化:指明未来发展方向的灯塔 |
| (二) 文化:破解人类发展难题的钥匙 |
| (三) 文化:由发展结果转成发展原因 |
| 二、当代中国:文化强国的时代 |
| (一) 文化发展动力迫切增强 |
| (二) 文化对话空间需要扩大 |
| (三) 文化安全环境亟待塑造 |
| 三、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急迫建设的时代 |
| (一) 厚植先进文化塑造先进性政党 |
| (二) 淬炼廉洁文化建设纯洁性政党 |
| 四、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话语转向的时代 |
| (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政治话语式关注 |
|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01年的学术话语式关注 |
| (三) 2001年至今的哲学、文化话语式关注 |
| 第3章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的主要表现 |
| 一、以文化引导当今人类发展难题的破解 |
| (一) 传播和合文化推进人类整体发展 |
| (二) 推动价值整合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 |
| (三) 超越文化差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二、以文化指引当代中国发展难题的破解 |
| (一) 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
| (二) 扭转“西强我弱”文化舆论困局 |
| (三) 化解国家文化安全威胁 |
| 三、以文化引领当代中国人构建精神家园 |
| (一) 以核心价值观引领精神家园的营造 |
| (二) 祛疗精神“软骨病”难症 |
| (三) 注重人的精神文化与意识形态发展 |
| 第4章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的实现路径 |
| 一、重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理念 |
| (一) 崇尚文化创新 |
| (二) 厚植文化开放 |
| (三) 推进文化共享 |
| 二、创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话语体系 |
| (一) 实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话语转换 |
| (二) 构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话语体系 |
| (三) 占领网络文化话语权至高点 |
| 三、推进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三位一体”文化育人 |
| (一)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 |
| (二) 以革命文化育人 |
| (三) 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育人 |
| 四、创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实践 |
| (一) 彰显以德育人 |
| (二) 秉持文化尊重 |
| (三) 注重人文关怀 |
| (四) 强化心理疏导 |
| (五)践行科学精神 |
| 结束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后记 |
四、弱者与强者的对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全球化（论文参考文献）
- [1]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D]. 李岩. 南京大学, 2020(09)
- [2]共生管理理念及其应用价值研究[D]. 王雪梅.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3]小学英语教学中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研究[D]. 席凤先.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4]隐形的安全线：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D]. 王钶媃（Ong Ke Rou）. 南京大学, 2019(02)
- [5]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D]. 范小娟. 浙江大学, 2019(07)
- [6]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哲学研究[D]. 邓玉琼.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D]. 蒋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8]跨越“五四”: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性”[J]. 张颐武.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04)
- [9]日常生活与手机实践 ——云南某哈尼族彝族农民工群体的民族志研究[D]. 高莉莎. 云南大学, 2018(01)
- [10]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研究[D]. 刘萍萍. 广西师范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