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0年“中国电气工业100强研究”技术说明(论文文献综述)
石宇飞[1](2020)在《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及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本质就是要使中国经济拥有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产业结构,把中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强国,装备制造业更是重中之重。本研究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世界经济后危机时代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表现、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产生的基础和条件、中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及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经济效应进行了评价。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到2001年中国入世前;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至2013年;第四阶段是从2013年至今。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进口和出口占世界比重持续提高,但在2013年以后增幅开始放缓,甚至停滞。中国装备制造业不同程度地面临进口和出口压力。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在2003年之前表现为比较劣势,而后则表现为比较优势。中国装备制造业贸易竞争力指数2003年前后先提升而后平稳。从影响力系数变动趋势看,中国装备制造业对三次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呈渐趋提高态势,中国装备制造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影响力的提高幅度明显超过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影响最大,其次为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生产诱发系数总体上呈现缓慢提高的趋势。出口和资本形成一直是中国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的关键推动力量,而消费和进口则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不仅对装备制造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制约,同时也对其它产业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装备制造业仅对出口项目的最终需求呈现出提高的趋势,对其它三个最终需求项目的依赖程度均呈现下降的趋势。从装备制造业产业角度看,装备制造业资产负债率渐趋下降,下降幅度超过中国工业总体下降水平。从装备制造业企业角度看,装备制造企业盈利能力逐步提升。中国装备制造企业资产运用效率、资金利用效果、盈利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近期有小幅回落,营业净利率显示中国装备制造产业企业改进经营管理、提高盈利水平的能力在提升;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近些年的财务风险有所降低,企业资产主要源自负债的倾向逐步下降,但不同企业的资本结构仍然存在显着的结构性差异;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流动比率整体偏低,流动资产规模不足,但现金比率普遍较高;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总资产和固定资产周转利用效率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有所提升,但产业分工地位仍需提升。具体而言:一是中国装备制造业通过中间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有所增加,中国装备制造业基础研发、中间品与零部件生产能力有所增加,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所提升,但最终品出口比重仍然较大,需要进一步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提高中间品出口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二是出口增加值结构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呈现显着差异性,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出现下降态势。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装备制造业垂直专业化比重开始出现下降,出口之中本国中间品出口增加值重复计算部分,以及其重要组成来自国外账户重复计算部分均出现下降。三是中国装备制造业各产业部门全球价值链前向生产长度和后向生产长度表现并不相同,而且呈现阶段性特征。金融危机后全球价值链前、后向生产长度均出现增加,但产业分工地位出现下移。从装备制造业竞争力形成的社会基础角度看,中国人力资本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资本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技术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从经济基础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品市场,国内市场需求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内需支撑,国际市场需求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外需支撑;从产业基础角度看,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投入仍然以传统服务业为主,新兴产业投入所占比重仍然较低,这导致装备制造业研发投入低,科技水平相对较弱,中国高新技术制造业对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产生了积极作用,具体表现在高新技术制造业对装备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在总量和比重上呈现出双重提高趋势,且提高幅度显着超过中低技术制造业的中间投入;从制度基础角度看,阶段差异化产业政策推动装备制造大国转向装备制造强国,环境规制渐趋加强倒逼装备制造业提升排污处理能力,稳定的金融支持是装备制造业积极扩大发展的基础。中国推动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应着重推动装备制造业产业融合、加大装备制造业研发投入、提升创新驱动力,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助推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宋洋[2](2019)在《广东省制造业空间布局的演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产业在区域空间布局的演变是随着区域经济发展进程自发形成的产业空间组合形式变化的动态过程。横向来看,受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市场环境、政策制度、历史沿革等因素差异的影响,产业在不同区域的运动状态和组合形式会有所差异;纵向来看,区域内影响因素随时间的改变,产业在空间上的分布特点和运动轨迹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另外,不同类型产业在空间布局上的变化也存在显着差异。详细了解产业空间分布演变的规律将有助于充分发挥区域的比较优势、高效利用区域内资源、协调区域间产业的分工与合作,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有序、持续稳定地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着提高,制造业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中国制造业大规模地向东南沿海省份集聚,造就了一个个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广东省的珠三角地区借助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以及国家区域政策的特殊待遇,获得了大量海外投资,并通过“三来一补”的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中,承接了大批来自港、澳及海外的加工制造企业(生产部门)的转移,制造业产业规模迅速扩张,一跃成为全国制造业最发达的地区。同时,广东省内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开始逐渐拉大。如今,珠三角地区已经迈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产业发展更加趋于集约化、高端化、智能化,传统落后制造产能逐渐被淘汰或转移。而粤东、西、北地区则由于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制造业仍是以初级产品加工业、纺织、冶炼等低端制造业为主,而现代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的产值比重较低。广东省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造就了广东特色的制造业空间布局,占全省土地面积30%的珠三角区域集聚了全省80%的制造业企业,产业集聚程度远远高于粤东、西、北地区。珠三角制造业的高度集聚虽然能降低企业间的交易成本、提高生产运作效率,但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企业数量的快速增加,珠三角地区的环境承载力每况愈下,劳动力、能源等各种要素价格飞速上涨、工业用地资源日益稀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以及产业升级压力等一系列问题陆续涌现,迫使一些对劳动力、土地、能源等方面需求较高的企业或生产部门想要向珠三角以外地区转移。粤东、西、北地区虽然一直积极承接来自珠三角以及海外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受各地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市场环境、政策支持度等因素的不同影响,各地区对不同类型制造业的集聚能力有较大差异,进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制造业空间布局演变形态。本文以广东省制造业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广东制造业的发展脉络和特点,利用地区专业化指数、区域产值份额变动图、区域制造业平均集中率、空间分散度指数的变化态势,分析制造业在广东省内各区域分布的演变情况,并且进一步实证分析在广东省不同区域范围内影响制造业分布状况的因素差异情况,对比2000—2007年和2008—2017年两个时间段,实证分析不同类型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的变化情况,最后,结合本文的主要结论提出适合广东省制造业未来发展的空间布局建议。本文的正文部分共分为6章,各章简要内容如下: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对象的界定、文献综述、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研究方法、创新和不足。第2章,产业布局的相关理论基础。本章对产业布局相关理论基础进行总结,分别从产业布局的概念和指向、产业区位理论、产业集聚相关理论、产业扩散相关理论四个方面对产业空间布局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3章,广东省制造业的发展脉络及特点。本章首先对广东省工业发展的总体态势进行分析,发现在1990—1995年和2001—2007年两个时间段广东省的工业增长经历了两次高峰期,2010年以后广东的工业增长率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其次,研究广东省制造业的发展历程,详细分析了各时期广东省制造业主导产业的发展特点和演变趋势;再次,本章分析了广东省制造业在全国中地位的变化情况,从广东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在全国的比重、各制造行业占全国产值份额的变化、广东省制造业在全国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变化三个角度,分析广东省制造业在全国经济地位的变化及比较优势行业的演变;最后,分析广东省制造业发展的主要特点,从专业镇特色经济发展模式、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变化特点、制造业省内区域间发展差距悬殊、制造业的外贸依存度较高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第4章,广东省制造业空间布局的演变。本章首先采用地区间专业化指数和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分析广东省内四个区域之间和各地市之间制造业专业化水平的变化趋势,广东省四个经济区域之间的制造业结构差异明显,尤其以珠三角和其他非珠三角区域的地区专业化水平差异较大,具有良好的产业分工的基础,广东各城市之间的专业化水平有所上升,形成了较为鲜明的特色制造业产业集群。其次,珠三角仍然是广东省制造业集聚的核心区,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已经呈现出从珠三角地区向外扩散的态势,主要从珠三角地区向粤东地区转移;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也出现一定程度的扩散,体现为从珠三角核心城市(广州)向珠三角其他城市(佛山、东莞、惠州)转移,相较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分布仍比较集中;广东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地理集中程度不断提高,高度集中在珠三角七个城市(除肇庆和江门)。最后,利用空间分散度指数对制造业各行业空间集聚与扩散的演变趋势进行分析,从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四个区域视角分别分析产业的集聚与扩散趋势,珠三角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呈扩散态势,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呈集聚的态势;粤东地区在空间上形成集聚趋势的行业既有纺织业、食品制造业等传统产业,也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等现代制造业;粤西地区的石油加工业的空间集聚程度有所提高;粤北地区的纺织业和服装业的空间集中趋势比较明显,但多数行业还是呈比较分散的分布态势。第5章,广东省制造业空间布局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本章从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政府行为等多个角度分析影响制造业空间布局的因素,在对广东省制造业空间布局影响因素的分析中,运用多元回归的分析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由于珠三角与非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悬殊,且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因此,设立了全省范围、珠三角区域、非珠三角区域三个模型进行比较分析。实证分析发现,珠三角与非珠三角地区制造业空间布局影响效果相似的因素包括资源禀赋、交通运输条件、市场需求、外部性和技术创新能力,而在区域上有显着差异的影响因素是拥挤效应、对外开放程度、政府支持度三项因素。在比较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空间布局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发现由于制造业类型不同,对其空间布局产生主要影响的因素也存在显着差异,本文以2008年为分水岭,分别实证分析了2000—2007年和2008—2017年两个时间段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及效果差异。第6章,结论与对策建议。首先对前文的研究结论进行综合归纳,提取本文的核心观点,然后,依据上述结论提出广东制造业空间布局的优化建议。
刘欣[3](2019)在《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计量研究》文中认为有关科技精英的研究是科学技术史和科学社会学交叉研究的议题之一,随着中国近现代科技的发展,中国科技精英的规模逐渐扩大,有关中国科技精英的研究也随之增多,但从学科角度进行科技精英的研究相对偏少;物理学是推动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整个自然科学学科体系中占有较高地位,同时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密切关联,是20世纪以来对中国影响较大的学科之一;中国物理学院士是物理学精英的代表,探讨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路径的问题,不仅有助于丰富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结构和发展趋势的认识,而且有助于为中国科技精英的成长和培养提供相关借鉴;基于此,本文围绕“中国物理学院士的成长路径”这一问题,按照“变量——特征——要素——路径”的研究思路,引入计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物理学院士这一群体进行了多角度的计量研究,文章主体由以下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第一章)以“院士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史为线索,通过对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和国立北平研究院推选产生中国第一届物理学院士,1955年和1957年遴选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两届物理学学部委员、1980年和1991年增补的物理学学部委员、1993年后推选产生的中国科学院物理学院士、1994年后的中国科学院外籍物理学院士和中国工程院物理学院士,及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华裔物理学院士的搜集整理,筛选出319位中国物理学院士,构成本次计量研究的样本来源。第二部分(第二至九章)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进行计量研究。首先,以基本情况、教育经历、归国工作,学科分布、获得国内外重大科技奖励等情况为变量,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总体特征进行了计量分析;其次,按照物理学的分支交叉学科分类,主要对中国理论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光学、高能物理学、原子核物理学这五个分支学科的院士群体特征分别进行了深入的计量分析,对其他一些分支交叉学科,诸如天体物理学、生物物理学、工程热物理、地球物理学、电子物理学、声学、物理力学和量子信息科技等领域的院士群体的典型特征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内容主要包括不同学科物理学院士的年龄结构、学位结构、性别比例,在各研究领域的分布、发展趋势和师承关系等;再次,在对各分支交叉学科物理学院士的基本情况和研究领域计量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学科间物理学院士的基本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和代际演化进行趋势分析。第三部分(第十章)在第二部分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特征、研究领域和代际演化的趋势特征。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呈现整体老龄化问题严重,但近些年年轻化趋向较为明显,整体学历水平较高,同时本土培养物理学精英的能力增强,女性物理学院士占比较低但他们科技贡献突出,空间结构“集聚性”较强,但近些年这种“集聚性”逐渐被打破等特征;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研究领域呈现出,物理学科中交叉性较强的研究领域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应用性较强的研究领域产业化趋势明显,当代物理学的发展与科研实验设施的关系越发紧密等趋势特征;中国物理学院士的代际演化呈现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需求导向下的相关物理学科迅猛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物理学院士研究兴趣与国家政策支持相得益彰,21世纪以来物理学院士个体对从事学科发展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大等趋势特征。第四部分(第十一章)通过分析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特征得出中国物理学院士的成长路径。宏观层面,社会时代发展大背景的影响一直存在,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导向要素有所减弱,国家科技管理制度的要素影响有所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对物理学院士成长潜移默化的影响;中观层面,物理学学科前沿发展需求的导向要素显着增强,空间结构“集聚性”的影响逐渐在减弱,师承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学科延承方面;微观层面,性别差异对物理学家社会分层的影响很弱,年龄要素对物理学院士成长具有一定的影响,个人研究兴趣对物理学院士的成长影响增强;可见中国物理学院士受社会时代背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一直存在,受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导向影响有所减弱,而受物理学学科前沿发展和物理学家个人研究兴趣的导向逐渐增强,进而得出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社会分层总体符合科学“普遍主义”原则的结论。最后,在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发展展望中,提出须优化中国物理学院士年龄结构和培养跨学科物理科技人才,辩证看待中国物理学院士空间结构的“集聚性”和师承效应,发挥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研究优势弥补研究领域的不足,增加科研经费投入和完善科技奖励机制,不断加强国家对物理学的支持力度等建议,以促进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良性发展和推动我国从物理学大国发展为物理学强国。
杜丽[4](2019)在《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研究》文中提出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为社会经济发展和其它产业发展提供设备和技术支持的支柱性、战略性产业,是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技术创新的主战场,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历史跨越的重要引擎。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讲,在经济起步阶段,中国凭借自身的劳动力数量和价格优势,通过加工贸易以较低的成本、较快的速度实现了装备制造业总体规模扩张与技术水平的累积。但是,随着中国进入经济动力转换、结构调整的新常态,这种依靠投资与廉价劳动力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并且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如在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贸易战,对机械装备、航空航天等高技术产品强加关税。这种被认为是旨在遏制中国技术实力以及“中国制造2025”功效发挥的贸易保护政策无疑对中国通过技术引进实现技术赶超的模式产生了巨大威胁,再通过技术引进的方式实现技术进步甚至赶超尤为困难。而此时,通过一定程度技术水平的积累,依靠自主创新获得技术持续性进步的成本相对降低。在此背景下,推动由技术引进驱动型的技术进步向自主创新驱动型的技术进步的转变将是中国装备制造业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与重大挑战。因而剖析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路径的影响因素,探寻推动路径转换的内在因素,对中国装备制造业乃至整个经济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以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路径选择为研究对象,从描述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路径的特征事实出发,根据内生增长等经典理论研究对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路径的选择原因进行刻画,然后分析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共分为七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是绪论。该部分首先简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同时对装备制造业进行了概念界定,然后对全文的研究内容和章节间的结构联系进行了总括性阐述,最后归纳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策略和本文可能的创新点。第二章是文献综述。首先对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方式从外生和内生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接着对索洛余值法、数据包络分析方法、随机前沿分析法等衡量技术进步的测度方法进行了介绍,然后对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分析,最后对相关文献进行了述评并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第三章描述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分析。首先先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总体发展进行描述统计性分析,然后详细分析了七大细分产业的发展及空间分布演变,最后利用各层面的技术引进费用及研发经费支出指标描绘了中国目前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路径。第四章是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的时空演变格局的经验观察。首先指定了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水平的测度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然后,选取基于超越对数形式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利用产业层面的各项统计年鉴数据测算了中国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总体水平、分区域及细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最后,基于微观企业层面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运用OP方法测算了总体、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直观描绘并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规律。第五章分别从供给侧与需求侧对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路径选择进行理论分析。首先,在传统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将人力资本、制度的因素纳入到模型的分析之中。然后,通过区分中间产品生产部门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两种技术进步模式,更好地分析了人力资本、制度等因素对自主研发型企业的影响。再者,通过对比技术创新企业和技术模仿企业两者的利润差异,分析企业在技术进步路径上的真实选择历程。最后,以纳入保留价格的豪特林模型为核心,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从需求侧探寻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影响因素。数值模拟结果表明,经济总量扩张、人力资本总量的增加能够促进自主创新类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对利润水平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以知识产权为代表的制度因素对技术进步以及利润的影响力度较大,能提高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而需求侧的因素则会使装备制造业的定价受限,可能会对其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有所削弱,另外政府对创新类制造业的研发补贴,也能促进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发展。第六章是装备制造企业技术路径选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通过构建包含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两类装备制造产品生产部门、最终产品生产部门以及代表性消费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进行数值模拟,探讨了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进步方式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表明:技术引进对经济总量的拉动作用要强于自主创新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而其对人力资本的拉动作用较弱。技术引进因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强,对就业总量的拉动作用较强。而同样的技术进步,对二者在位企业数量的影响是不同的。因为技术引进类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时,对经济总量拉动作用比较大,反过来就会促进装备制造业的产品需求较大,因此,较大的需求带来供给增加,从而使技术引进类装备制造生产部门快速扩张,行业利润增加,企业数量大幅增加。但是,这也会产生一定的过度进入。等经济逐步回归稳态时,行业利润逐渐下降,企业会逐渐退出,但是由于前期进入数量较多,会导致企业数量退出数量较多,之后会回归稳态。但此过程中,技术引进类生产企业更容易造成企业的过度进入,形成产业动荡,不利于经济稳定发展。有必要对这类企业加大进入成本,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第七章简述了全文的研究结论,并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之上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装备制造大国,在由技术引进迈向自主研发驱动发展的转型过程中,势必会遇到该行业特有的问题。本文以装备制造业为研究对象,考虑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以及细分行业的异质性,对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路径进行的系统描述和分析,丰富了现有文献研究视角;(2)利用各项统计年鉴及工业企业数据库,分别从宏观产业层面及微观企业层次较为全面地测度了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既从描绘了宏观层面上装备制造业的细分行业及区域技术进步水平,又阐明了产业内部企业生产率的平均水平。(3)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视角构造了描述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路径的理论模型,从理论上探究了装备制造企业技术进步的选择历程,并利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刻画了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对宏观经济水平的影响,丰富了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选择的理论基础。
张棚[5](2019)在《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重庆市制造行业是重庆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对重庆市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然而,目前重庆市制造行业却是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对重庆市生态环境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能源绩效作为衡量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全要素指标,在现有生产技术及环境条件约束下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到底怎样?哪些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有效?哪些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比较低效?因此,对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研究十分必要,以此为减缓重庆制造行业能源过度消费,提高全要素能源绩效以及重庆制造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基础。论文从以下方面展开研究。(1)了解重庆市制造行业经济、能源消费及碳排放现状首先对重庆市制造行业的行业经济发展、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相关数据进行收集,归纳总结重庆市制造行业经济情况、能源消费情况、碳排放情况。对重庆市制造行业现状的了解一方面有助于充分把握重庆市制造行业的经济、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对重庆市制造行业经济、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相关数据的收集为接下来展开的重庆市全要素能源绩效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奠定研究基础。(2)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评价指标选取与评价模型构建根据研究目的设定全要素能源绩效评价指标选取原则并结合文献研究法对已有指标进行总结,采用专家访谈法对指标进行选取从而构建出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在全要素能源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选取数据包络分析作为评价方法,并进一步对数据包络分析法中CCR模型、SBM模型、DDF模型、NDDF模型进行比较,根据各种模型的适用性选取了NDDF模型作为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评价基础模型,在基础的NDDF模型上作出了考虑共同前沿和所有时期的改进从而构建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评价模型;为了反映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跨年动态变化,结合Global Malmquist指数与Meta-frontier Malmquist指数定义了重庆市制造行业Malmquist全要素能源绩效,并从能源技术效率变化、能源最佳实践差距比变化、能源技术缺口比变化三个因素分析重庆市制造行业Malmquist全要素能源绩效变动原因。(3)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根据构建的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相关数据进行收集,在数据收集的基础上使用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评价模型得到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表现,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出现了改善,但制造行业间全要素能源绩效差异明显,装备制造工业组全要素能源绩效,轻型制造业组其次,原材料工业组第三,具体来看通信设备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制造业、烟草制品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全要素能源绩效最佳,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全要素绩效最差;从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跨年动态变化角度可知重庆市制造行业的全要素能源绩效每年以10.9%提升,能源技术效率增长与能源最佳实践差距比变化提升是导致重庆市制造行业整体全要素能源绩效改善的原因。最后,根据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表现,提出改善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的建议。
王健夫[6](2019)在《武汉市CO2排放峰值目标下工业部门减排路径研究》文中提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一大CO2排放国和能源消费国,面临着国际和国内双重节能减排压力。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坚持把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2016年,中国政府公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把绿色发展作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中国发展的重要方向和着力点,充分反映了中国政府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坚定决心。城市是能源资源消耗与碳排放的集聚区域。在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推动城市低碳发展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作为世界上城市化进程最迅速的国家,面临的形势尤为严峻。目前中国地级以上287座城市CO2排放量约占全国排放量的72%。如何提高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走出一条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中国面临的重要课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当前,虽然关于碳排放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大多研究均在国家或省级层面展开,城市层面的研究较少且多在宏观层面开展,城市碳达峰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方法学。本研究聚焦城市达峰路径研究,围绕两个方面内容进行:一是探索适用于城市层面碳排放达峰研究的模型方法学;二是利用此方法学开展武汉市城市碳排放达峰背景下的工业达峰路径研究。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系统构建了城市层面的碳排放峰值研究模型CCPA-WH,模型在城市层面将二产细分至各子行业,提升了城市碳排放峰值研究在不同结构层面的深度和精准度。该模型丰富完善了我国城市碳排放峰值模型体系,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同时本研究还构建了城市发展阶段、碳排放驱动力分析、城市碳排放峰值研究、城市碳排放峰值背景下的工业碳排放研究这一完整的研究体系,增强了研究的逻辑性和方法的系统性。二是在综合考量国际国内评判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主流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人均GDP、产业结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四个指标的综合指标评判方法,对武汉市工业化发展阶段进行分析与评价。三是基于CCPA-WH模型开展了武汉市城市碳排放达峰背景下的工业达峰路径研究,系统回答了武汉市CO2排放何时达峰、峰值、达峰背景下工业部门的峰值目标、工业部门达峰时间、工业部门达峰路径、各路径措施的贡献率等问题,同时针对减碳路径给出了相应政策建议,可为武汉市相关部门编制“十四五”至“十六五”能源发展规划和节能低碳规划提供技术支撑,研究成果具有较高应用价值。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从人均GDP、产业结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和城镇化率四个方面综合判定,武汉市已初步迈入后工业化阶段。未来武汉市产业发展将由劳动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强化创新能力、提高产品附加值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2)2010~2017年的历史碳排放中,经济规模扩张、化石能源消费量增加以及人口增加分别正向贡献了37%、55.6%和7.4%;能源强度下降和产业结构优化对抑制碳排放的贡献率分别为82.5%和17.5%,未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是降低碳排放强度的重点。(3)基准、低碳和达峰三个发展情景下,武汉市能源消费总量均不能实现达峰。基准情景下,二氧化碳排放也不能达峰,低碳情景和达峰情景下,武汉市CO2排放分别于2030和2025年达到峰值,峰值分别为13148万吨和12154万吨。(4)低碳情景和达峰情景下,武汉市CO2排放分别于2030和2025年达到峰值的前提条件是工业部门CO2排放需要提前五年达峰。低碳情景下,工业部门CO2排放应在2025年实现达峰,排放峰值为7060万吨左右;达峰情景下,工业部门CO2排放应在2020年达峰,峰值为6980万吨左右。(5)不同发展情景之间形成的减碳潜力巨大,并且呈逐年增长态势。与基准情景相比,低碳情景下,工业部门2020年、2025年、2030年、2035年的减碳潜力分别达到362万吨、714万吨、1090万吨、1118万吨;达峰情景下,2020年、2025年、2030年、2035年的减碳潜力分别达到427万吨、1365万吨、2003万吨、2185万吨。(6)从潜力实现途径来看,2025年以前,通过提高能效、强化管理促进能源强度下降是工业部门节能低碳工作的重中之重,2025年以后产业结构调整形成的工业规模效应成为最大潜力来源。工业内部结构调整对减碳的贡献率自2025年以后开始下降。能源结构优化方面,2025年之前重点在化石能源结构优化,2025年以后的重点是非石化能源的应用。
薛艳[7](2019)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关系的统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企业管理国际化的推进,社会财富呈几何级数增长。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代价是自然资源的粗放式消耗、生态环境的灭绝式破坏、地区经济的非平衡发展,信息网络的两极式分化。在可持续发展压力严峻的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运动席卷全球,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家、经济体和社会组织的关注和重视,也对我国企业的持续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指出,2006年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元年”,自此之后,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逐步形成基本共识,在行为管理、企业实践、推进方式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尽管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但增速却有所下降,整体仍处于起步阶段。一些企业,包括管理者将社会责任投入与企业的短期绩效挂钩,当短期内回报达不到预想,甚至无回报时,就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投入只会增加运行成本,影响利润创造,因而放弃或拒绝履行社会责任。但也有学者指出,企业社会责任应该纳入到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中,通过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提高企业的社会声誉,树立积极健康的企业形象,获得顾客的支持与信赖,不仅能够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还能提高企业绩效,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关于企业是否需要承担社会责任,以及应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在此背景下,探索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作用路径和影响关系,不仅可以指导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实现持续成长,而且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社会问题的治理也具有深远的意义。基于此,本文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成长的基本理论出发,首先界定两者的基本内涵,理论上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在传统价值链和新经济时代价值网中的作用,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作用机理,构建了两者关系的概念模型,以考察不同所有制性质、上市时间、所属行业以及所属区域的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差异,及其与企业成长的影响关系。一方面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另一方面也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和企业的成长发展提供了实践指导。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内容和研究成果如下:一、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的概念模型提出本文通过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契约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企业成长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分析,提出一方面,无论是在传统企业价值链传递,亦或是新经济时代企业价值网形成的过程中,企业作为社会资本的集合体,通过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主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获得利益相关者提供的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创造价值增值,提升企业的成长能力。另一方面,企业的持续成长,使其有意愿有能力进行社会责任投资,更好地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形成良性互动循环过程。在剖析两者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的概念模型,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基本理论框架。二、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现状与差异比较分析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差异导致企业成长表现不同。本文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从股东、债权人、供应商、消费者、员工、政府和社会七个方面选择相关指标对不同性质、不同上市时间、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连续十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现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差异性检验。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分析,为后续各章提供数据支持。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在不同所有制性质、不同上市时间、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A股企业之间表现出显着的差异,国有企业中较好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比例较高,而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效果更好;上市时间较长的老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强,上市时间较短的企业社会责任平均履行效果较好;制造企业相较非制造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较好的企业占比更多,非制造业平均履行效果较好;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强,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高。三、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关系的作用路径分析为了考察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的作用关系,本文分别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对两者之间的作用路径进行实证分析。其中,从空间维度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成长、企业成长→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成长三种模型进行比较分析。时间维度上采用了自回归交叉滞后模型开展自回归、前因、后果和相互作用模型分析。根据时空两个维度的分析,使得研究结论更具可靠性。研究发现:截面路径分析模型的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的路径系数为0.60,三类模型中系数最大,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程度最大,且关系显着;企业成长对企业社会责任,以及两者相互影响的路径系数较小,且均不显着。纵向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成长的预测变量,企业当年承担社会责任,对当年及下一年的企业成长有正向的影响,且跨期的预测效应不变;企业成长并不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预测变量。四、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轨迹的动态影响分析企业成长是一个动态过程,其发展变化随时间推移存在显着不同的群体异质性。本文首先探讨企业成长轨迹的变化过程,采用增长混合模型(GMM)将企业成长轨迹分成不同的潜类别,然后以潜在类别分类结果作为因变量,继而引入企业社会责任、企业规模等协变量作为预测变量,建立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对企业成长的动态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企业成长轨迹存在三个显着不同类别,分别是“缓慢上升成长”、“缓慢下降衰退”和“高速上升成长”组。样本资料中约有81.4%的上市公司样本属于“缓慢下降衰退”组,说明我国上市企业的成长情况不容乐观。以“缓慢下降衰退”组为参照组,企业社会责任、企业规模对高速上升成长组的正向影响更加显着;产权性质、企业年龄和行业特征变量对缓慢上升组的影响显着高于高速上升成长组;所属区域对高速上升成长组的影响高于缓慢上升成长组,但差异效应并不显着。五、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的倾向值匹配分析为了消除异质性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本文运用倾向值得分匹配分析法(PSM),将产权性质、企业年龄、企业规模、所属区域等因素进行了相对评分,实现相似条件下的匹配,从而分离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将企业成长表现的差异仅归结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不同,而不是企业规模、产权性质等其他混杂变量。这不仅为研究企业成长的差异提供直接的依据,同时为制定差异化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方面提供有效的指导。研究发现:排除其他因素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具有时滞效应。考察期内处理组企业成长在第1、2年与控制组相比,差异并不显着,到第3、4年处理组企业的成长显着高于匹配后的控制组企业。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第一,构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的概念模型,弥补现有研究缺乏理论支撑的不足;第二,比较分析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差异,丰富已有研究成果;第三,从时空两个维度验证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的因果关系,所得结论更可靠;第四,构建增长混合模型,更好地解释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的动态效应;第五,计算出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对企业成长的净效应,研究结论更具实际意义。总之,本文立足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成长理论,全面分析了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作用,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和企业的持续成长提供了一定的实践指导。
杨立鑫[8](2019)在《中国高技术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测度与分析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生产力得到了快速的提高,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深,全球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密切,国际分工的模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全球的经济已经进入了全球价值链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或地区根据自身的优势,参与到全球生产活动的不同环节中,从而位于全球价值链不同的位置。一些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的技术和资本优势,从事着产品的研发设计环节以及核心部件的生产环节,即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位置。并且对这些高端的战略环节,发达国家牢牢的进行封锁,使得发展中国家对这些核心的技术环节根本没有话语权。因此,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研究其高技术产业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对提高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转型升级有着重要的作用。本论文是以中国的高技术产业作为研究对象,根据2000年到2014年的WIOD的数据,采用WWZ的方法,对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及其具体的细分行业进行了全球价值链的分解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和程度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1)国内增加值在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是一种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但是其整体是下降的状态,这说明高技术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在渐渐的提升。(2)出口的国外增加值中,以中间品出口的比重小于以最终品出口的比重,这意味着我国的高技术产业的生产方式还是主要靠进口其他经济体的零部件来进行加工为主。(3)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出口中,来自于国内的纯重复计算部分要明显低于国外的纯重复计算部分,这说明其国内生产分工的水平要低于国际生产分工的水平。(4)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主要还是后向的方式。(5)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指数为负值,这意味着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不高,处于相对下游的位置。最后,本文根据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析结果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建议,如中国高技术产业应该加大研发投入、利用国内巨大市场的优势、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等,从而全方位的提高我国高技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
刘爽[9](2019)在《中国制造业效率研究 ——基于产业集聚与空间溢出视角》文中认为制造业水平是国民经济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制造业效率的高低变化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速度。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增长,制造业总量和出口额已位居世界前列。但是,我国制造业也存在主要依赖物质要素投入、产品低端锁定、产业竞争力不足、区域发展差异明显等结构性问题。为了实现经济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我国制造业发展需要摆脱要素投入的路径依赖,积极推进转型升级,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而这种转变的本质是实现制造业效率的提升。制造业效率受多种因素影响,制造业集聚和空间溢出是影响制造业效率的重要因素。基于报酬递增和外部性的产业集聚及其引发的空间溢出有力地推动着制造业效率变化,并成为国家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战略工具。现阶段,我国正在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来优化制造业的区域配置,积极推动制造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基于产业集聚与空间溢出视角探讨制造业效率的变化,对认识制造业效率的变化规律,指导制造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促进制造业转型发展为出发点,在系统回顾评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制造业集聚、空间溢出与制造业效率的关系,重点阐述制造业集聚及空间溢出影响制造业效率的内在机理;采用我国2000-2016年的省区层面的制造业数据对制造业的效率、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测度,并就制造业的集聚和空间溢出效应与制造业效率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本文除导论外,共分七章:第一章对产业集聚、空间溢出和制造业效率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评述;第二章在界定本文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产业集聚、空间溢出和制造业效率的关系,重点阐述产业集聚、空间溢出影响制造业效率的机理。第三章考察了我国制造业发展历程和运行情况,运用数据包括分析方法对制造业效率进行测算,分析制造业效率的变化及其区域和行业差异。第四章采用行业集中度、区位熵指数、空间基尼系数等方法,从区域和行业层面测度制造业的区域和行业集聚程度,并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产业集聚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第五章采用莫兰指数、空间收敛分析方法测度制造业的空间关联性和收敛性,以此来检验空间溢出效应是否存在,并采用面板回归模型方法从行业内和行业间溢出两个角度分析空间溢出对于制造业效率的影响。第六章采用面板回归模型方法,综合分析产业集聚、空间溢出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最后,第七章根据实证分析的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并进行研究展望。本文采用了定量与定性、规范和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围绕产业集聚、空间溢出对制造业效率影响进行研究,主要结论如下:一、考察期间我国制造业的企业数量呈现先增长后降低的发展特征,行业结构不断调整,单位要素投入带来产出提升,产业的区域配置呈现出集聚、分散再到小幅集聚的变化特征。从整体上看,制造业的区域配置表现为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分散的显着特征,从东部地区分散出去的行业以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二、从总体上看,考察期制造业效率呈现出“U”型发展特征,从2000年的0.8123上升到2016年的0.8459,但在2010年前后出现下降的情况;从省区层面看,制造业效率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根据规模要素和技术投入的匹配关系可以划分为五种类型,分别为相对效率高投入、相对效率低投入、高效率高投入、高效率低投入、低效率高投入。从行业层面看,制造业效率由2000年的0.813增长到2016年的0.898,在2010年也有下降情况,前一时期的制造业效率变化受到规模效率的影响较大,后一时期由纯技术效率的影响较大。三、产业集聚促进了制造业效率的增长,尤其是对于需要大规模要素投入的制造业效率影响较大。产业集聚程度每提高1%,制造业效率的增长指数将提高9.32%。这种集聚对于制造业效率的影响也表现出差异性,对于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效率的影响较为显着,对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并不显着。四、考察期表现出显着的空间关联性和空间收敛趋势,制造业的空间溢出特征明显、并且具有显着的区域异质性,这种溢出作用对于制造业效率区域差异缩小具有正向效应,而对行业影响则表现出异质性。从水平溢出、前向溢出和后向溢出三个维度就空间溢出效应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进行检验,表明空间溢出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起到了明显的正向作用,前向溢出效应要明显大于后向溢出效应。在水平溢出方面,空间溢出程度每提高1%,对于制造业效率的促进系数要达到3.09%左右。五、产业集聚和空间溢出对于制造业效率的综合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存在门槛效应,这表明积极的产业集聚和空间溢出能够通过区域内部的集聚外部性机制和区域之间的空间溢出传导机制,带动行业间的前向和后向溢出效应,对技术进步产生明显的正向作用,进而促进制造业效率提升。依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条件,实施非均衡发展策略,提高区域制造业发展中的优势行业集中度。通过合理调配产业市场结构,实现行业规模化经营,同时充分激发企业创新能力,建立健全制造业技术创新体系,加强配套服务体系建设,优化制造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二、扩大梯度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对于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来讲,要提高制造业技术、人才、知识在企业、行业和区域之间的流动和转移,加强区域制造业联动发展,实现价值链的网络化配置,加强生产投入要素的优化配置,协调行业分类提升,同时加强产业中介组织培育,搭建沟通协作的畅通渠道。积极响应国家提出的制造业发展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优先培育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行业。三、完善制造业发展的政策环境,破除阻碍制造业要素区域顺畅流动的体制机制,完善制造业的金融支持政策,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本文深入分析了产业集聚和空间溢出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主要的创新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深入系统地阐释了产业集聚与空间溢出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关系。第二,分析得出了转型期制造业集聚溢出与行业效率匹配的一般性关系。第三,构建了解析产业集聚和空间溢出对制造业效率影响的新的方法组合。本文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可以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同时可以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陈若萱[10](2018)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台湾地区的无线电视事业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在“戒严”时期形成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足鼎立的无线电视格局。“解严”之后,随着政策的改变,第四家无线电视公司民视成立,公共电视独立建台并开播。2000年民进党上台之后,对台湾无线电视的格局进行了较大调整,“党政军”退出三台、媒体改革等成为无线电视媒介在“绿色执政”之后的关键词。本文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主体和中心,借鉴制度变迁理论,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主要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史”的维度,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采用案例比较研究和比较历史分析结合的方法,将历史研究与制度研究相结合,把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台湾历史现实的产物,并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其宏观历史脉络,分析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二是“论”的维度,力求与史结合,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作批判性考察,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历史发展中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包括外生性变量、内生性变量和行动者等因素,研究这三个变量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综合影响;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其变迁轨迹及变迁类型。在研究方法上,笔者借助深度访谈法、观察法和文献法等方法,访谈多名台湾电视媒体业界人士、学界人士和政界人士,并对台视、中视、华视、民视和公视五家无线电视台及部分有线电视台进行观察,使研究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台湾无线电视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制度变迁。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首先,本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本研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对象,运用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对其进行分析,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相结合的创新尝试,丰富和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其次,本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以史为鉴,对未来两岸电视媒介发展乃至政策制定有所帮助。本研究力求能为促进“一国两制”的中国新闻事业提供参考,在促进未来两岸电视媒体的进一步合作的基础上,增进两岸电视媒体的理解与互信,促进华文电视媒体共同发展。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意义、研究思路,梳理理论及综述文献,讨论本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等。第二章为“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介绍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建立概况,本章梳理了在国民党严格的威权统治之下,以商业运营制度建立无线电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家无线电视台先后成立的过程,分析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三章为“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本章梳理了“戒严”令解除之后,媒体产业开始快速发展时,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情况;分析“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四章为“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本章梳理了民进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民众对所谓民主的需求愈加强烈,台湾无线电视媒介随之发生的变化;分析了“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五章为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媒介批判,笔者对每一阶段的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进行总结,得出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类型、各因素的影响模式和变迁全程的路径依赖作用等四条结论,并对政治力量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中的负面作用进行批判反思。经过研究,笔者发现,台湾无线电视的诞生源于政治制度的推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的制度变迁模式表现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并行。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发挥交互作用,政治、经济与技术因素是外生性因素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因素;行动者之间成本和收益的不均衡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非正式约束对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产生强大作用,政治、经济等因素常以非正式约束的形式对实施机制发挥作用。本文在选题、研究内容和视角及研究方法上具有创新性,首先,本文填补了台湾电视相关研究的空白,采用最新的数据和资料,记录了台湾无线电视转型的重要时期;其次,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使研究具有较强逻辑性,运用制度制度变迁理论,对史料进行创新性的逻辑思考,是台湾电视史研究的一次创新;最后,本文通过深度访谈、观察法等质化研究方法,获得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克服了大陆的台湾研究往往缺乏第一手资料的缺陷。
二、2000年“中国电气工业100强研究”技术说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0年“中国电气工业100强研究”技术说明(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及国际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意义与目的 |
1.1.1 选题意义 |
1.1.2 选题目的 |
1.2 文献综述 |
1.2.1 关于中国装备制造业及其发展问题 |
1.2.2 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界定 |
1.2.3 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测度与评价 |
1.2.4 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效应研究 |
1.3 技术路线、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1.3.1 技术路线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框架 |
1.4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1.4.1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1.4.2 本研究的不足 |
第2章 产业发展及产业国际竞争力相关理论 |
2.1 产业及其国际竞争力定义与内涵 |
2.1.1 产业 |
2.1.2 竞争力 |
2.1.3 国际竞争力 |
2.1.4 产业国际竞争力 |
2.2 产业竞争力及产业发展相关理论 |
2.2.1 绝对优势理论 |
2.2.2 比较优势理论 |
2.2.3 要素禀赋理论 |
2.2.4 竞争优势理论 |
2.2.5 产业结构理论 |
第3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历程与发展特征 |
3.1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历程 |
3.1.1 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萌芽期 |
3.1.2 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期 |
3.1.3 装备制造业稳定发展期 |
3.1.4 装备制造业发展转型期 |
3.2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特征 |
3.2.1 品牌经营意识持续增强,可持续发展后劲足 |
3.2.2 整体技术含量持续改善,上下游产业链衔接愈加紧密 |
3.2.3 国际化合作趋势凸显,服务进一步扩展和深化 |
3.2.4 多角度入手,侧重节能环保 |
3.2.5 区域分布多样化和区位集中化 |
第4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成效与国际竞争力表现 |
4.1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成效 |
4.1.1 产业关联效应和波及效应总体稳定 |
4.1.2 装备制造业企业经营成效改善明显 |
4.2 国际竞争力波动中提升 |
4.2.1 国际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 |
4.2.2 出口贸易显示性比较优势波动中提高 |
4.2.3 贸易竞争力总体提升,但结构差异显着 |
第5章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测度与分析 |
5.1 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贸易增加值分解框架与数据来源说明 |
5.2 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分解分析 |
5.2.1 中国装备制造业总体出口情况分析 |
5.2.2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增加值构成分析 |
5.3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分析 |
5.3.1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测度方法 |
5.3.2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分析 |
5.3.3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分析 |
5.4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析 |
5.4.1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长度分析 |
5.4.2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分析 |
5.5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测度 |
5.5.1 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构建 |
5.5.2 中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测度 |
第6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形成基础分析 |
6.1 生产要素 |
6.1.1 人力资本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 |
6.1.2 资本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 |
6.1.3 技术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
6.2 需求条件 |
6.2.1 国内市场需求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内需支撑 |
6.2.2 国际市场需求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外需支撑 |
6.3 产业基础 |
6.3.1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升装备制造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 |
6.3.2 高新技术制造业作为中间投入总量和比重双重提升 |
6.4 制度基础 |
6.4.1 阶段差异化产业政策推动装备制造大国转向装备制造强国 |
6.4.2 环境规制渐趋加强倒逼装备制造业排污处理能力 |
6.4.3 稳定的金融支持是装备制造业积极扩大发展的基础 |
第7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略 |
7.1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存在的问题 |
7.1.1 国际贸易竞争力有提升但趋势减速,且结构分化明显 |
7.1.2 产业科技创新中间投入仍显不足 |
7.1.3 国内消费和进口制约装备制造业发展 |
7.1.4 样本企业资本结构中负债比重渐趋下降,同时资源利用效率下降 |
7.1.5 垂直专业化比重出现逆转下降,产业国际分工地位需要进一步提升 |
7.1.6 “逆全球化”潮流影响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自主创新能力还需提升 |
7.2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问题解决方略 |
7.2.1 推动装备制造业产业融合以提升国际竞争力 |
7.2.2 加大装备制造业研发投入,提升创新驱动力 |
7.2.3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助推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
7.2.4 提升全球价值链引领能力,促进产业升级。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广东省制造业空间布局的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研究对象的界定 |
1.3 文献综述 |
1.3.1 产业布局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
1.3.2 产业集聚与扩散相关研究综述 |
1.3.3 产业空间布局演变研究综述 |
1.3.4 广东省制造业空间布局研究综述 |
1.4 主要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1.5 研究方法 |
1.6 创新与不足 |
1.6.1 创新之处 |
1.6.2 不足之处 |
第2章 产业布局的相关理论基础 |
2.1 产业布局的概述 |
2.1.1 产业布局的基本概念 |
2.1.2 产业布局指向 |
2.2 产业区位理论 |
2.2.1 古典区位理论 |
2.2.2 近代区位理论 |
2.2.3 现代区位理论 |
2.3 产业集聚的相关理论 |
2.3.1 产业集聚 |
2.3.2 产业地理集中 |
2.3.3 地区专业化 |
2.3.4 产业集群 |
2.4 产业扩散的相关理论 |
2.4.1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产业转移 |
2.4.2 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的产业扩散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广东省制造业的发展脉络及特点 |
3.1 广东省工业的总体发展态势 |
3.2 广东省制造业发展的历史进程 |
3.2.1 以初级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时期(1978—1991 年) |
3.2.2 耐用消费品制造业的快速崛起时期(1992—2000 年) |
3.2.3 制造业重型化发展阶段(2001—2008 年) |
3.2.4 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阶段(2009—2012 年) |
3.2.5 高端制造业发展阶段(2013 年至今) |
3.3 广东省制造业在全国经济中地位的变化 |
3.3.1 广东省的主要工业产品在全国的地位 |
3.3.2 广东省制造业各行业占全国比重的变化趋势 |
3.3.3 广东省制造业在全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 |
3.4 广东省制造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
3.4.1 专业镇特色经济发展模式 |
3.4.2 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变化特点 |
3.4.3 区域间制造业发展悬殊 |
3.4.4 制造业的外贸依存度较高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广东省制造业空间布局的演变 |
4.1 广东省各地区专业化水平的变化趋势 |
4.1.1 广东省各地区间的专业化水平分析 |
4.1.2 广东省各市的地区相对专业化水平 |
4.2 制造业产值份额的空间分布演变 |
4.2.1 制造业各行业最高产值份额所属地的变化分析 |
4.2.2 不同要素密集型产业产值份额的空间分布演变 |
4.3 制造业平均集中率的变化趋势分析 |
4.3.1 全部制造行业产业平均集中率的变化趋势 |
4.3.2 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平均集中率的变化趋势 |
4.4 广东省制造业各行业空间集中度的变化趋势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广东省制造业空间布局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5.1 产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 |
5.1.1 资源禀赋 |
5.1.2 劳动力成本 |
5.1.3 地理位置与交通运输条件 |
5.1.4 外部性 |
5.1.5 拥挤效应 |
5.1.6 政府行为 |
5.2 广东省分区域制造业空间布局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5.2.1 变量选取和模型设定 |
5.2.2 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
5.2.3 回归结果分析 |
5.2.4 分区域制造业空间布局影响因素的结论分析 |
5.3 广东省分类型制造业空间布局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5.3.1 变量选取和模型设定 |
5.3.2 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
5.3.3 回归结果分析 |
5.3.4 分类型制造业空间布局影响因素的结论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本文主要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2.1 促进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工、实现优势互补 |
6.2.2 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区域间有机联系 |
6.2.3 运用比较竞争优势、建设粤东西北地区经济增长极 |
6.2.4 提高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促进产业升级 |
6.2.5 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3)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计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文献综述 |
二、论文选题和研究内容 |
三、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产生与本土化 |
1.1 民国时期中国物理学院士的产生 |
1.1.1 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推选产生中国第一届物理学院士 |
1.1.2 国立北平研究院推选出与“院士”资格相当的物理学会员 |
1.2 当代中国物理学院士的本土化 |
1.2.1 中国科学院推选产生物理学学部委员 |
1.2.2 中国科学院物理学院士与中国工程院物理学院士的发展 |
1.3 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华裔物理学院士 |
1.4 中国物理学院士名单与增选趋势分析 |
1.4.1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名单汇总 |
1.4.2 中国本土物理学院士总体增选趋势 |
第二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总体特征的计量分析 |
2.1 中国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2.1.1 女性物理学院士占比较低 |
2.1.2 院士整体老龄化问题严重 |
2.1.3 出生地域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 |
2.2 中国物理学院士教育经历的计量分析 |
2.2.1 学士学位结构 |
2.2.2 硕士学位结构 |
2.2.3 博士学位结构 |
2.3 中国物理学院士归国工作情况的计量分析 |
2.3.1 留学物理学院士的归国年代趋势 |
2.3.2 国内工作单位的“集聚性”较强 |
2.3.3 物理学院士的国外工作单位 |
2.4 中国物理学院士从事物理学分支交叉学科的计量分析 |
2.4.1 物理学院士从事分支交叉学科的归类统计 |
2.4.2 物理学院士获得国际科技奖励的计量分析 |
2.4.3 物理学院士获得国内科技奖励的计量分析 |
第三章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3.1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3.1.1 存在老龄化问题,当选年龄集中于“51-60 岁” |
3.1.2 博士占比52.83%,地方高校理论物理教育水平有所提高 |
3.2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3.2.1 主要分布于凝聚态理论和纯理论物理等领域 |
3.2.2 20 世纪后半叶当选的理论物理学院士内师承关系显着 |
3.3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3.3.1 理论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上升趋势 |
3.3.2 理论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3.4 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4.1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4.1.1 存在老龄化问题,当选年龄集中于“51—60 岁” |
4.1.2 博士占比57.83%,国外博士学位占比将近80% |
4.1.3 女性物理学院士在凝聚态物理领域崭露头角 |
4.2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4.2.1 主要分布于半导体物理学、晶体学和超导物理学等领域 |
4.2.2 凝聚态物理学的一些传统研究领域内师承关系显着 |
4.2.3 凝聚态物理学院士集聚于若干研究中心 |
4.3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4.3.1 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上升趋势 |
4.3.2 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4.4 小结 |
第五章 中国光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5.1 中国光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5.1.1 存在老龄化问题,当选年龄集中于“61—70 岁” |
5.1.2 博士占比54.84%,本土培养的光学博士逐渐增多 |
5.2 中国光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5.2.1 研究领域集中分布于应用物理学和激光物理学 |
5.2.2 光学院士工作单位的“集聚性”较强 |
5.3 光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5.3.1 光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上升趋势 |
5.3.2 光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5.4 小结 |
第六章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6.1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6.1.1 老龄化问题严重,当选年龄集中于“51—60 岁” |
6.1.2 博士占比53.85%,国外博士学位占比超过85% |
6.2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6.2.1 高能物理实验与基本粒子物理学分布较均衡 |
6.2.2 高能物理学院士的工作单位集聚性与分散性并存 |
6.3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6.3.1 高能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平稳趋势 |
6.3.2 高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6.4 小结 |
第七章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7.1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7.1.1 老龄化问题严重,80 岁以下院士仅有3 人 |
7.1.2 博士占比48.84%,国外博士学位占比超过95% |
7.1.3 女性院士在原子核物理学领域的杰出贡献 |
7.2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7.2.1 原子核物理学院士在各研究领域的分布情况 |
7.2.2 参与“两弹”研制的院士内部师承关系显着 |
7.3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7.3.1 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下降趋势 |
7.3.2 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7.4 小结 |
第八章 其他物理学分支和部分交叉学科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8.1 中国天体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8.1.1 天体物理学院士本土培养特征明显 |
8.1.2 天体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 |
8.1.3 天体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8.2 中国生物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8.2.1 群体年龄较小,当选年龄集中于“41—50 岁” |
8.2.2 生物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8.3 中国工程热物理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8.3.1 工程热物理院士内部师承关系十分显着 |
8.3.2 工程热物理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8.4 中国地球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8.4.1 主要分布于固体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研究领域 |
8.4.2 地球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8.5 部分分支交叉学科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8.5.1 电子物理学和声学院士的增选呈下降趋势 |
8.5.2 中国物理力学由应用走向理论 |
8.5.3 中国量子信息科技呈迅速崛起之势 |
第九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计量分析的比较研究和趋势分析 |
9.1 各分支交叉学科间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比较研究 |
9.1.1 一些新兴研究领域物理学院士年轻化趋势明显 |
9.1.2 21世纪以来本土培养的物理学院士占比一半以上 |
9.1.3 女性物理学院士在实验物理领域分布较多 |
9.2 中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分析 |
9.2.1 各分支交叉学科内的横向发展趋势分析 |
9.2.2 各分支交叉学科的纵向年代发展趋势分析 |
9.3 中国物理学院士代际演化的趋势分析 |
9.3.1 第一代物理学院士初步完成了中国物理学的建制 |
9.3.2 第二代物理学院士完成了中国物理学主要分支学科的奠基 |
9.3.3 第三代物理学院士在国防科技和物理学科拓展中有着突出贡献 |
9.3.4 第四代物理学院士在推进物理学深入发展方面贡献较大 |
9.3.5 新一代物理学院士科技成果的国际影响力显着增强 |
第十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特征和发展趋势特征 |
10.1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特征 |
10.1.1 整体老龄化问题严重,但年轻化趋向较为明显 |
10.1.2 整体学历水平较高,本土培养物理学精英的能力增强 |
10.1.3 女性物理学院士占比较低,但科技贡献突出 |
10.1.4 空间结构“集聚性”较强,但近些年“集聚性”逐渐被打破 |
10.2 中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发展的趋势特征 |
10.2.1 物理学科中交叉性较强的研究领域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
10.2.2 物理学科中应用性较强的研究领域产业化趋势明显 |
10.2.3 当代物理学的发展与科研实验设施的关系越发紧密 |
10.3 中国物理学院士代际演化的趋势特征 |
10.3.1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需求导向下的相关物理学科迅猛发展 |
10.3.2 20世纪80 年代以来院士研究兴趣与国家支持政策相得益彰 |
10.3.3 21世纪以来院士个体对学科发展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大 |
第十一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成长路径 |
11.1 影响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的宏观要素 |
11.1.1 社会时代发展大背景的影响一直存在 |
11.1.2 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导向要素有所减弱 |
11.1.3 国家科技管理制度的要素影响有所增强 |
11.1.4 中国传统文化对物理学院士潜移默化的影响 |
11.2 影响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的中观要素 |
11.2.1 物理学学科前沿发展需求的导向要素显着增强 |
11.2.2 空间结构“集聚性”的影响逐渐在减弱 |
11.2.3 师承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学科延承方面 |
11.3 影响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的微观要素 |
11.3.1 性别差异对物理学家社会分层的影响很弱 |
11.3.2 年龄要素对物理学院士成长具有一定的影响 |
11.3.3 个人研究兴趣对物理学院士的成长影响增强 |
11.4 结语与展望 |
附录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装备制造业概念界定及政策导向 |
1.2.1 装备制造业概念界定 |
1.2.2 装备制造业的行业分类 |
1.2.3 装备制造业的政策导向 |
1.3 研究内容与思路框架 |
1.3.1 研究内容 |
1.3.2 思路框架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1.4.1 主要研究方法 |
1.4.2 主要创新点 |
2 文献综述 |
2.1 技术进步方式的选择 |
2.1.1 技术进步的内涵界定及方式 |
2.1.2 外源式技术进步路径 |
2.1.3 内源式技术进步路径 |
2.2 技术进步的测度方法 |
2.2.1 索洛余值法 |
2.2.2 非参数法:数据包络分析法(DEA) |
2.2.3 参数法: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SFA) |
2.2.4 半参数法:OP法、LP法和ACF法 |
2.3 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理论 |
2.3.1 后发优势理论 |
2.3.2 “要素禀赋理论”、“技术赶超理论”与“适宜性技术理论”的争议 |
2.4 研究述评及未来研究方向 |
3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3.1 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总体发展与空间分布演变 |
3.2 中国装备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发展与空间分布演变 |
3.2.1 金属制品业发展分析 |
3.2.2 通用设备制造业发展分析 |
3.2.3 专用设备制造业发展分析 |
3.2.4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发展分析 |
3.2.5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发展分析 |
3.2.6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发展分析 |
3.2.7 仪器仪表制造业发展分析 |
3.2.8 中国装备制造业细分行业区域分布分析 |
3.3 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分析 |
3.3.1 中国装备制造业整体技术进步路径选择描述性分析 |
3.3.2 中国装备制造业细分行业技术进步路径选择描述性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4 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 |
4.1 基于产业层面的中国装备制造业TFP的测度 |
4.1.1 SFA方法的简略介绍 |
4.1.2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4.1.3 测算结果:分析与说明 |
4.2 基于企业层面的中国装备制造业TFP的测度 |
4.2.1 Olley-Pakes方法的简略介绍 |
4.2.2 数据选择与变量说明 |
4.2.3 测算结果:分析与说明 |
4.3 本章小结 |
5 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路径的选择分析 |
5.1 研究回顾 |
5.1.1 技术进步路径的研究框架 |
5.1.2 技术进步路径的经验研究 |
5.2 基于供给侧的技术进步路径选择模型 |
5.2.1 装备制造业最终产品生产部门 |
5.2.2 中间产品生产部门 |
5.2.3 古诺竞争决策 |
5.2.4 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水平的影响 |
5.2.5 经济总量扩张对自主创新的影响 |
5.2.6 制度因素对自主创新的影响 |
5.2.7 政府需要适当补贴自主创新类企业 |
5.3 基于需求侧的技术进步路径选择模型 |
5.3.1 消费者行为设定 |
5.3.2 装备制造业企业行为设定 |
5.3.3 市场需求分析 |
5.3.4 两类企业行为选择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6 装备制造企业技术选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 |
6.1 问题提出 |
6.2 基本模型构建 |
6.2.1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选取 |
6.2.2 自主创新类装备制造产品生产部门 |
6.2.3 技术引进类装备制造产品生产部门 |
6.2.4 最终产品生产部门 |
6.2.5 代表性家庭部门 |
6.2.6 市场出清条件 |
6.3 参数校准与数值模拟 |
6.3.1 参数校准 |
6.3.2 数值模拟 |
6.4 本章小结 |
7 主要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启示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参考文献 |
后记 |
(5)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单要素能源绩效研究综述 |
1.2.2 全要素能源绩效研究综述 |
1.2.3 制造业全要素能源绩效实证研究综述 |
1.2.4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1.3 研究目的及研究内容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及创新点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技术路线 |
1.4.3 创新点 |
2 相关概述与理论基础 |
2.1 能源的定义及分类 |
2.1.1 能源的定义 |
2.1.2 能源的分类 |
2.2 能源绩效概念 |
2.2.1 单要素能源绩效 |
2.2.2 全要素能源效率 |
2.2.3 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 |
2.2.4 全要素能源绩效指数 |
2.2.5 各种能源绩效指标对比 |
2.3 制造业与制造行业概念 |
2.3.1 制造业概念 |
2.3.2 制造行业概念 |
2.4 理论基础 |
2.4.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4.2 数据包络分析 |
2.4.3 技术效率理论 |
2.4.4 生产要素理论 |
2.5 本章小结 |
3 重庆市制造行业现状、能源消费及碳排放分析 |
3.1 重庆市制造行业发展历史与现状 |
3.1.1 重庆市制造行业发展历史 |
3.1.2 重庆市制造行业现状 |
3.2 重庆市制造行业能源消费分析 |
3.2.1 能源消费总量分析 |
3.2.2 能源消费结构分析 |
3.2.3 能耗强度分析 |
3.3 重庆市制造行业二氧化碳排放分析 |
3.3.1 重庆市制造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测算 |
3.3.2 重庆市制造行业二氧化碳排放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4 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评价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
4.1 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评价指标选取 |
4.1.1 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评价指标选取原则 |
4.1.2 文献研究法总结已有指标 |
4.1.3 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评价指标选取及指标体系构建 |
4.2 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评价模型选择 |
4.2.1 CCR-DEA模型 |
4.2.2 SBM-DEA模型 |
4.2.3 方向性距离函数(DDF) |
4.2.4 非径向的方向性距离函数(NDDF) |
4.2.5 模型对比与选择 |
4.3 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评价模型构建 |
4.3.1 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进一步改进 |
4.3.2 基于改进NDDF的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评价模型构建 |
4.4 重庆市制造行业MALMQUIST全要素能源绩效 |
4.4.1 Malmquist全要素能源绩效的构建 |
4.4.2 Malmquist全要素能源绩效的分解 |
4.4.3 Malmquist全要素能源绩效分解实例 |
4.5 本章小结 |
5 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实证分析 |
5.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5.2 决策单元的确定与分组 |
5.2.1 决策单元的确定 |
5.2.2 决策单元的分组 |
5.3 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结果及分析 |
5.3.1 重庆市制造行业同期、跨期、全局全要素能源绩效结果对比 |
5.3.2 重庆市制造行业全局全要素能源绩效分析 |
5.3.3 重庆市制造行业跨期全要素能源绩效分析 |
5.4 重庆市制造行业MALMQUIST全要素能源绩效结果及分析 |
5.4.1 重庆市制造行业Malmquist全要素能源绩效、分解指标的平均值分析 |
5.4.2 重庆市制造行业Malmquist全要素能源绩效历年变化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6 提升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的建议 |
6.1 提升重庆市各制造行业组全要素能源绩效的建议 |
6.1.1 提升轻型制造业组全要素能源绩效的建议 |
6.1.2 提升原材料制造业组全要素能源绩效的建议 |
6.1.3 提升装备制造业组全要素能源绩效的对策建议 |
6.2 从整体视角出发提升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的建议 |
6.2.1 建立制造行业能源绩效监督部门 |
6.2.2 完善制造行业绿色发展评价制度 |
6.2.3 加快转变制造行业发展方式 |
6.2.4 合理优化制造行业能源结构 |
6.2.5 构建制造行业能源技术交流平台 |
6.2.6 发展制造行业的循环经济 |
6.3 本章小结 |
7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A.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评价指标选取调研访谈报告总结 |
B.2000~2017年重庆市制造行业投入产出数据 |
C.2000~2017年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 |
D.2000~2017年重庆市制造行业MALMQUIST全要素能源绩效及其分解 |
E.学位论文数据集 |
致谢 |
(6)武汉市CO2排放峰值目标下工业部门减排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的由来、目的和意义 |
1.3 国内外碳排放研究模型与方法综述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2 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与趋势 |
2.1 经济 |
2.2 人口 |
2.3 城镇化水平 |
2.4 产业结构 |
2.5 能源消费 |
2.6 本章小结 |
3 武汉市城市发展阶段研究 |
3.1 研究进展 |
3.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3.3 结果与讨论 |
3.4 武汉市产业发展形势基本判断 |
3.5 本章小结 |
4 武汉市碳排放驱动力分析 |
4.1 研究进展 |
4.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4.3 结果与讨论 |
4.4 武汉市碳排放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5 武汉市城市碳排放达峰研究 |
5.1 研究思路 |
5.2 模型方法 |
5.3 数据来源 |
5.4 情景分析 |
5.5 结果与讨论 |
5.6 本章小结 |
6 工业部门达峰路径分析 |
6.1 研究思路 |
6.2 模型方法 |
6.3 数据来源 |
6.4 武汉市工业部门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 |
6.5 情景分析 |
6.6 工业部门减排潜力与达峰路径分析模型结果分析 |
6.7 敏感性分析 |
6.8 本章小结 |
7 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2 本研究的创新点 |
7.3 本研究需要完善的地方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致谢 |
参考文献 |
图表目录 |
作者简历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参与着作 |
在学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 |
(7)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关系的统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问题的意义 |
三、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的文献综述 |
第一节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文献回顾 |
一、国外研究 |
二、国内研究 |
第二节 企业成长研究的文献回顾 |
一、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 |
二、企业成长的评价 |
第三节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关系研究的文献回顾 |
一、国外研究 |
二、国内研究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第二章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关系的概念模型构建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二、理论基础 |
第二节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关系的作用机理 |
一、价值链形成中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 |
二、价值网创造中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 |
第三节 概念模型的提出 |
一、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
二、企业成长对社会责任承担的影响 |
第三章 企业社会责任的现状及差异比较分析 |
第一节 指标的选择 |
一、企业对股东的责任 |
二、企业对债权人的责任 |
三、企业对供应商的责任 |
四、企业对员工的责任 |
五、企业对消费者的责任 |
六、企业对政府的责任 |
七、企业对社会的责任 |
第二节 企业社会责任现状分析与差异性检验 |
一、样本选取 |
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现状分析 |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差异性检验 |
第三节 上市企业社会责任综合评价与比较 |
一、评价模型 |
二、数据的预处理 |
三、企业社会责任综合评价的比较分析 |
第四章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关系的路径分析 |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一、研究假设的提出 |
二、研究变量的设计 |
第二节 研究模型介绍与数据预处理 |
一、截面路径分析模型 |
二、纵向路径分析模型 |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预处理 |
第三节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的路径分析 |
一、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的截面路径分析 |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的纵向路径分析 |
第五章 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轨迹的动态影响分析 |
第一节 增长混合模型介绍 |
一、增长混合模型概述 |
二、增长混合模型的形成原理 |
第二节 增长混合模型的建模过程 |
一、提出研究假设 |
二、模型参数估计 |
三、模型类别数确定与评价 |
四、模型比较与分析 |
第三节 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轨迹影响的实证研究 |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
二、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轨迹的影响分析 |
第六章 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的倾向值匹配分析 |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一、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介绍 |
二、研究变量设计 |
三、模型设定 |
第二节 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影响的净效应 |
一、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二、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一、研究结论 |
二、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
三、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一、统计数据 |
二、计算程序 |
研究生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与参加的科研项目 |
一、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二、参与(主持)的科研课题 |
三、参加的学术会议 |
致谢 |
(8)中国高技术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测度与分析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0.1.1 研究背景 |
0.1.2 研究意义 |
0.2 研究框架和研究思路 |
0.2.1 研究框架 |
0.2.2 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 |
0.3 创新点与不足 |
0.3.1 创新点 |
0.3.2 不足 |
1 文献综述 |
1.1 全球价值链的相关文献 |
1.2 我国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相关文献 |
1.3 全球价值链结构测度的相关文献 |
1.4 文献述评 |
2 高技术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解方法及相关指数 |
2.1 分解方法和数据来源 |
2.1.1 WWZ模型及其基本原理 |
2.1.2 数据来源和说明 |
2.2 全球价值链相关指数 |
2.2.1 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指数 |
2.2.2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 |
3 中国高技术产品全球价值链的分解分析 |
3.1 中国高技术产品整体GVC的分解分析 |
3.2 中国高技术细分产业产品GVC的分解分析 |
3.2.1 医药业产品GVC的分解分析 |
3.2.2 机械设备业产品GVC的分解分析 |
3.2.3 电气设备业产品GVC的分解分析 |
3.2.4 其他运输设备业产品GVC的分解分析 |
3.2.5 化学工业产品GVC的分解分析 |
3.2.6 电子和光学设备业产品GVC的分解分析 |
4 中国高技术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和地位 |
4.1 中国高技术产业整体参与GVC的程度和地位分析 |
4.2 中国高技术产业细分产业参与GVC的程度和地位分析 |
4.2.1 医药业参与GVC的程度和地位分析 |
4.2.2 机械设备业参与GVC的程度和地位分析 |
4.2.3 电气设备业参与GVC的程度和地位分析 |
4.2.4 其他运输设备业参与GVC的程度和地位分析 |
4.2.5 化学工业参与GVC的程度和地位分析 |
4.2.6 电子和光学设备业参与GVC的程度和地位分析 |
5 结论与启示 |
5.1 结论 |
5.2 启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中国制造业效率研究 ——基于产业集聚与空间溢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目标和研究框架 |
(一)研究目标 |
(二)研究框架 |
三、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一)研究方法 |
(二)技术路线 |
四、可能的创新点与研究的局限性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二)研究的局限性 |
第一章 产业集聚、空间溢出和生产效率研究文献综述 |
第一节 制造业效率研究 |
一、有关制造业效率的理论回顾 |
二、有关制造业效率的实证检验研究 |
第二节 产业集聚研究 |
一、有关产业集聚的相关理论回顾 |
二、有关产业集聚的一般性实证研究 |
三、产业集聚效应的实证检验研究 |
第三节 空间溢出研究 |
一、有关空间溢出的相关理论回顾 |
二、有关空间溢出的一般性实证研究 |
三、有关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研究 |
第四节 研究文献简要评述 |
第二章 产业集聚、空间溢出和制造业效率理论分析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产业集聚 |
二、空间溢出 |
三、制造业效率 |
第二节 产业集聚、空间溢出和制造业效率的形成 |
一、制造业集聚的形成 |
二、空间溢出的形成 |
三、制造业效率的形成 |
第三节 产业集聚、空间溢出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制造业效率的测度 |
第一节 制造业发展回顾与现状 |
一、制造业发展回顾 |
二、制造业运行 |
第二节 制造业效率测度方法及数据选取 |
一、模型选取 |
二、样本选取、数据来源与处理 |
第三节 测度结果与分析 |
一、制造业效率的波动性增长 |
二、制造业效率的区域类型 |
三、制造业效率增长的行业差异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集聚的经验观察及解释 |
第一节 制造业集聚现状 |
第二节 实证方法及数据选取 |
一、模型选取 |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一、制造业集聚总体情况 |
二、制造业集聚的区域分析 |
三、制造业集聚的行业分析 |
四、制造业集聚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制造业空间溢出的经验观察及解释 |
第一节 相关研究简述 |
第二节 实证方法及数据选取 |
一、模型选取 |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一、制造业的区域分布特征分析 |
二、制造业的空间收敛性检验 |
三、制造业效率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三、空间溢出对制造业效率影响的检验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产业集聚和空间溢出对制造业效率的综合影响 |
第一节 相关研究简述 |
第二节 实证方法及数据选取 |
一、模型选取 |
二、数据来源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一、产业集聚与制造业效率的关系检验 |
二、空间溢出与制造业集聚的关系检验 |
三、产业集聚、空间溢出与制造业效率的影响路径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建议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一、提高区域优势行业集中度 |
二、扩大梯度区域溢出效应 |
三、完善创新发展的政策环境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附表1:分区域制造业效率估算结果 |
附表2:分行业制造业效率估算结果 |
附件3:制造业行业区位熵估算结果 |
附件4:制造业效率的莫兰指数估算结果 |
致谢 |
(10)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
1.1.3 基本概念界定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1.2.1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论 |
1.2.2 搜集资料的方法 |
1.2.3 研究意义 |
1.2.4 研究框架 |
1.3 理论梳理与文献综述 |
1.3.1 理论梳理 |
1.3.2 文献综述——台湾电视研究 |
1.3.3 文献述评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 |
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2.1.1 试水电视业:教育电视台的成立 |
2.1.2 第一家商业电视台:台视 |
2.1.3 中视:率先播出彩色节目 |
2.1.4 华视:突出教育节目特色 |
2.1.5 公共电视节目的草创 |
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2.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2.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2.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2.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2.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2.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3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 |
3.1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3.1.1 台视、中视和华视:进入激烈竞争时期 |
3.1.2 民视的成立:反对党“发声”,打破无线三台“三足鼎立”格局 |
3.1.3 公视:漫长的筹建之路 |
3.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3.2.1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3.2.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3.2.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3.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3.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3.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3.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4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 |
4.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4.1.1 商业无线电视台的重组 |
4.1.2 公广集团版图的扩充 |
4.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4.2.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4.2.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4.2.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4.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4.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4.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4.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5. 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批判 |
5.1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5.2 “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5.3 2000年“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5.4 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反思与批判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附录二 访谈人物列表 |
附录三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及其他作品发表情况 |
后记 |
四、2000年“中国电气工业100强研究”技术说明(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及国际竞争力研究[D]. 石宇飞. 吉林大学, 2020(03)
- [2]广东省制造业空间布局的演变研究[D]. 宋洋. 吉林大学, 2019(02)
- [3]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计量研究[D]. 刘欣. 山西大学, 2019(01)
- [4]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研究[D]. 杜丽.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5]重庆市制造行业全要素能源绩效研究[D]. 张棚. 重庆大学, 2019(01)
- [6]武汉市CO2排放峰值目标下工业部门减排路径研究[D]. 王健夫.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7]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关系的统计研究[D]. 薛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8]中国高技术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测度与分析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研究[D]. 杨立鑫. 辽宁大学, 2019(01)
- [9]中国制造业效率研究 ——基于产业集聚与空间溢出视角[D]. 刘爽.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10]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陈若萱. 厦门大学, 20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