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要提倡这种守法纳税精神（论文文献综述）
吴盛杰[1]（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指出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沈奕含[2]（2020）在《A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改革后的征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确立了专项附加扣除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推动了我国建设税收制度现代化的进程。新个人所得税税法的实施需要更加高效的征管做保障,然而我国的征管制度还不够完善,征管模式相对落后。因此,为了更好的发挥税收的收入分配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源的流失,加强税务机关的征管工作尤为重要。论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分析A市征管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剖析税收征管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个人所得税征管优化方案并得出完善征管的对策建议,旨在提高A市税务局以及纳税人对个人所得税的重视程度,有效提高A市税务局征管水平。本文利用文献研究法,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详细查阅的基础上,了解目前国内外对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的研究现状,对相关学者的研究思路和理论、成果进行分析,从中汲取相关经验。同时根据A市税务局的实际情况,通过分析A市个人所得税改革后征管现状,提出个人所得税改革后税收征管存在的问题并找出问题产生的原因。通过对问题和原因的分析从征管资源、纳税服务、税收环境、税务管理和检查、激励和惩罚体系五个角度提出个人所得税改革后征管的优化方案,并提出相应的保障措施。个人所得税改革后,相继出台的税收新政策、专项附加扣除、汇算清缴工作等这些新出现的情况都形成了对税收基层工作者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的严峻的考验。面对存在的问题和考验,应该优化税收环境、优化税收资源配置和响应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号召,完善纳税服务并提高纳税人满意度,让人人都能依法纳税,税务机关应对新问题要创新征收管理积极应对。通过优化激励和奖惩制度加大对个人所得税的监督力度、减少税款流失。从而使个人所得税更好的发挥作用。本文对A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改革后征管的研究,有助于丰富个人所得税改革后的征收管理的理论体系,提高税务部门对税源管理的专业水平有效减少税款流失。对加强税收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刘中华[3]（2019）在《苏州市流动人口积分管理实施成效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国策为我国带来了 4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效率优先”的发展理念下,我国部分城市抓住历史机遇,借助政策优势,挖掘自身潜力,大胆创新实干,率先发展起来。这些城市强大的经济实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为加强和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提高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水平,优化城市人口结构,更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缓解社会矛盾,更好地保障流动人口合法权益,使流动人口更和谐地融入城市发展,各个大城市先后推出了流动人口管理的地方性条例和法规,对流动人口实行积分管理。改革开放以来,苏州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前来助力,截止2017年,苏州登记流动人口规模近700万,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又进一步活跃了地方经济。深挖苏州发展潜力,需要借力大量在苏流动人口,所以如何通过有效管理使流动人口更稳定、和谐、有序地融入苏州,享受苏州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是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在中国当前的户籍制度下,苏州的流动人口管理面临两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一是流动人口及其“随迁老人”和“随迁子女”的各项权益未得到切实的保障;二是他们的无序流动也给地方政府的管理和各种社会资源配置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实施积分管理两年以来,苏州的流动人口积分管理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实现了“条件管理”到“积分管理”的转变;畅通了各类在苏流动人口平等享受公共社会资源的通道并为之提供了更加透明、稳定、可及的预期;促进了有限的社会资源得到更加科学、公正的配置;为来苏人员更好地融入苏城提供了有效保障。但就目前各渠道反馈的情况来看,苏州流动人口积分管理工作在政策制定、积分标准设置和积分管理实际操作过程等方面仍存在一定不足。本文通过解读相关政策、查阅相关文献、组织问卷调查、与流动人口面对面访谈并对调查数据进行科学分析总结出苏州市流动人口积分管理的实施成效及存在的问题。诸如:积分政策制定存在城市功利主义嫌疑,配套政策缺失;积分指标设置合理性不足,缺少针对性;积分管理工作实施过程中凸显经办能力、水平较低,监督、监管工作略显滞后等。而后,本文又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包括:积分政策制定过程中调研不充分,对配套政策重要性考虑不足,对流动人口结构和相关问题复杂性考虑不足;积分指标体系设计较为仓促,存在生搬硬套嫌疑,未将城市发展理念充分融入到积分体系设计中去,积分体系架构缺少科学性;积分管理工作实施过程中凸显培训不到位,经办能力、水平较低,监督、监管工作略显滞后等。最后,本文就并就如何进一步完善积分管理相关政策和实施办法,设置出较为科学合理的积分指标体系,各职能部门通力合作以实现科学有效的动态管理给出了建议。
王独慎[4]（2018）在《中国教育传统的现代转化 ——以清末民初的修身教育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清末民初的修身科肇始于清末新政时期的癸卯学制（1904）,民国成立以后,在壬子学制（1912）中继续保留,到1922年的壬戌学制颁布时被公民科取代。在近代史的整体框架下,修身科所处的时段（1904-1922）恰好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转型时代”（1895-1925）。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教育体系的变化与知识分子的思想革新密切相连。由思想革新所带来的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的冲突与转化也会透过课程的变迁反映出来。本研究关注的焦点是中国教育的“修身”传统经由怎样的方式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教育”,力图通过对清末民初修身教育变迁过程的考察来探讨“修身”传统的现代转化路径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修身”蕴含中国文化传统的一整套观念体系和思维方式。它以“气”化的宇宙论和身体观为观念基础,强调“身心合一”的自我观,“体知”与“内证”的认识进路,德化与风教的群己关系。与“修身”意识相应的是传统社会的家国天下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使得“德化风教”的微观教化效应得以扩展到更广大的场域,成为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因素。传统的“修身”教育的实践形式包括家庭中的蒙养教育与女性教育、正式的私塾与书院教育以及非组织性的游学与自我教育。修身作为一种内在精神追求,贯通在传统教育的整个体系当中。“经史之学”是其知识载体,科举考试为“修齐治平”提供了制度渠道,“士大夫”阶层的社会教化则是“修齐治平”的具体实践。近代的“修身”教育始于清末的文教转型。首先涉及的是教育制度和教学形式的变化,然后是观念的变迁。修身的学科建制是传统教育体制向现代教育转变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教育学科体系、学校制度和现代教学法都得以建立。以私塾、学堂等民间教育形式为主的传统教育体系逐渐被现代的学校体系所取代。科学知识观和课程观念冲击了传统经学教育的“整体课程”观。同时,课堂教授法成为最主要的教学方式。传统修身所注重的性情涵养与自我体践在学堂教授的方法下难以展开,导致修身科有知识化的倾向,降低了实效性。民国以后,随着经学向着现代学术的转化,现代“伦理学”取代了四书体系的“义理之学”成为道德教育的学理基础。与现代教育制度相伴而生的是现代教科书。教科书的编写结构反映了近代道德学说的变迁。教科书审定制也推动了以现代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民间教育力量的兴起。修身观念的转变反映在修身教科书内容上,可分为个体与社会两个层面。在个体层面上,传统的“修身养性”转变为社会常识的“习得”。这包括身心合一的气化身体观被现代卫生医疗学、生理学和科学心理学所拆解,卫生和医疗常识成为修身科主要的内容之一;以德性涵养为主的修养内容被大量的经济、政治常识所补充。在社会层面上,传统“修齐治平”的士大夫道德教化意识逐渐转变为以培养平民人格为主的公共伦理和团体意识。这表现为:在群己关系上,儒家传统中作为修身工夫的“忠恕之道”逐渐演变为一般与人交往的美德;在家庭伦理上,与宗法相关的宗族伦理和礼仪方式逐渐消失,作为家庭美德的“孝悌”受到压缩;女性的平等观念和“德才”观念也有所变化,但并未脱离“贤妻良母”的伦理角色;在国家伦理上,现代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兴起。传统“天下”观念则衍化出两个方向相反的思想倾向,其一是与“礼仪中国”相关连的“天下”体系瓦解,一变而为列强竞争的“世界”;其二则是与“天下为公”相关的“大同”思想迅速地与“国际主义”、“世界主义”结合在一起。前者表现为退守与忧患意识,后者表现为奋进与和平意识。清末民初修身教育的演变与社会文化转型密不可分。首先,近代学术文化由“经学时代”转向了“科学时代”,经学的衰微使得“修身”远离了成德传统中“性与天道”的形而上追求。经学那种强调整体性、关系性的思维方式被科学所分解,身心合一的观念被抛离。其次,随着社会结构从传统的宗法转向职业社会,公私领域分开,“修齐治平”也就断裂为个人领域的“人生问题”和公共领域的“社会问题”。传统整体性的道德转变为“公德”-“私德”之分,对道德的关注从个人“德行”转向“义务”。与此同时,现代教育的功能也将重心从传统“成人”“成德”转向“民众培养”与人的“社会化”。在社会转型中,近代知识分子终究未能像传统“士大夫”那样形成一个社会重心。“士大夫”式的社会教化演变为现代“启蒙”,内在的“修身”体践转化为形形色色的运动实践。
孙红军[5]（2016）在《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目标与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并且要通过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来建设“法治中国”。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建设法治政府,是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战略、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一环。本文重点研究了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目标与路径问题。本文在结构上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地方政府法治化概述,主要阐述本文涉及到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包括法治与法治化;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角色;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等,主要是本文在后面的写作和分析要涉及到的一些概念。第二章为中西政府法治化历程与检视,主要是简要回顾和总结中国清末以前、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府法制（治）化历程;简要回顾和总结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的政府法治化历程,并从中汲取值得我们今天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进程可资借鉴的经验。第三章为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现状、成就、实践困境和原因分析,主要是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法治化取得的成就（这成为我们今天继续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现实基础）,剖析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仍然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第四章为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目标:建成法治政府,并将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具体化为建成依法行政的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诚信政府、廉价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第五章为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路径选择,主要是从执政党与中央政府“下压”、社会大众“上推”与地方政府相关的上下左右联动、协同角度分析地方政府法治化的动力机制,从地方政府主体自律、社会主体参与、政社互动等三个方面分析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程序机制,从观念更新（法律至上、以人为本、权利本位和公平正义）、制度创新（党政关系、央、地关系、吏治法治化）、和市民社会建设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具体实现路径。最后是简短的结论,本文认为,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最终目标是建成法治政府,而这是一个过程,并且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
刘佐[6]（2013）在《毛泽东税收思想和实践初探——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而作》文中研究表明毛泽东主席是世界和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革命者,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在经济、财政和税收方面也有许多重大建树。本文试图对毛泽东的税收思想和实践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期了解毛泽东税收思想和实践的起源、发展,以及这些思想和实践对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创立、发展的影响。这对于总结历史经验,开拓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童华胜[7]（2013）在《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公民意识教育研究》文中指出当今世界,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先导,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一种深刻的社会转型,包括知识、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心理等等方面的变化。在这种对任何一个置身其中的国家的发展都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现代化进程中,技术革命、制度创新、生产力发展成为衡量一个社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尺码。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在飞速地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然而,也正是这种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导致了一系列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的矛盾,“现代化”已经成为人们既渴望又恐惧的一种世界潮流。现代化是与变化、转型、发展和适应等概念紧密相关的。现代化不仅仅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等,也包括人的现代化。人是社会最基本的要素,人的现代化是现代社会稳定而有序发展的基础。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中人的行为、素质、能力和观念的一种深刻变化,是现代文明人的形成、发展和适应的一系列过程,是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公民是现代社会的主体,公民意识的现代化是社会全面发展的前提,公民意识与现代社会发展适应与否以及适应的程度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现代化的状况。中国数千年的专制社会没有公民意识生长的空间,因此培育现代公民意识、实现公民自由而全面发展就成为现代化进程中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论文基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理论、和谐人性理论、人的现代化理论以及政治社会化理论,进行了中国公民意识教育的历史考察,认为臣民意识与专制社会紧密相联,专制制度严重压抑了人性的发挥,中国近代以来至二十世纪前期的国民性改造正是现代公民意识的启蒙,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在进行着塑造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公民”思想意识教育。这些公民意识启蒙的探索实践对于我们今天的公民意识教育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公民意识教育的当代走向是从臣民意识走向公民意识、由私人自主走向协商民主、由权利公民走向责任公民。公民意识是公民对于自身、他人、国家、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自觉认识,对公民身份、公民权责、公民道德等的理性认知,以及对社会行为规范和基本价值观的内化认同。实证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公民意识总体来说是较为缺乏的,这不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公民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受到了包括家庭、学校、传媒、社会、政府、社团在内的客体因素影响,也受到了包括性别、年龄、职业身份和文化程度等公民自身主体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公民意识教育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这些主客体因素特别是影响比较明显的因素。基于对中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公民意识的现实状况、中国现代化的特点与要求以及两百多年来世界上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经验等的准确把握和清楚认知,中国公民意识教育需要建构一个符合现代化社会发展要求的内容体系。中国公民意识教育的内容包括：公民主体意识、国家认同意识、公民政治意识、公民法治意识、公民道德意识、生态文明意识和世界公民意识。这些内容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现代社会中一个合格公民的基本要素。教育的实质和最终目的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人们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和谐人性的向往。公民意识教育正是希望通过不同形式和不同层次的教育,使其晓公民之知识、尽公民之职责、促公民之发展。公民意识教育要遵循层次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内容和目标相统一的原则以及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让公民学习公民知识并内化为自觉的公民意识。要成为一个社会的合格的公民,需要学习公民知识并发展公民技能。公民知识是成为合格公民的基础性条件,它需要公民从各种渠道去了解和学习,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大众传媒对于公民知识的学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公民知识的了解和学习是成为合格公民的基础,但只有当这些公民知识内化为公民的自觉意识并为公民行为提供指导时,公民意识教育的最终目的才能达到。由公民知识转化为公民意识,需要公民主体的自觉,而包括服务学习、社区活动、民主参与和群众自治等是实现公民意识内化的有效方式。
朱庆跃[8]（2012）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三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三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三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三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三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孔南钢[9]（2011）在《中国商务伦理模式构建和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商务活动是人类为获取物质、信息、能量而开展的一系列交换活动。以交换为手段,商务活动满足了人的多样性需求,推动了人的全面发展。随着2010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全面完成,从国家到省、市、县（区）各级人民政府均设立了以“商务”命名的行政职能部门,商务这个最古老的行业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近几年来,中国商务领域“瘦肉精”、“皮革奶”、“地沟油”、“洗虾粉”等令人费解而又恐惧的新名词不断冲击伦理道德底线,“商务经济爬坡、社会道德滑坡”的现状催生了对商务伦理“就商务而商务”研究模式的反思。商务活动具有自身的行业特点、内在机制和运行规律,商务伦理并非“一般伦理学”在商务领域具体应用,而是微观商务职业伦理、中观商务组织伦理、宏观商务制度伦理三维融合的全新伦理范式。本文认为,商务主体背信弃义而获取非法之利（不义之利）是当前商务道德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构建三维融合商务伦理新模式,充分发挥商务职业伦理、组织伦理、制度伦理综合优势,依靠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调节商务主体的行为,是遏制当前商务道德滑坡的重要手段,也是解决商务伦理核心问题——义利问题的主要路径。本文坚持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为理论指导,从分析商务职业、组织、制度伦理困境的典型案例入手,剖析商务伦理存在问题和原因,提出解决方案。本文认为,商务伦理冲突产生于由角色冲突引起的利益冲突。本文将形形色色的角色（包括法人角色和自然人角色）分为公共角色、组织角色和家庭角色,与三类角色相对应的利益分别为社会（公共）利益、组织（局部）利益和个体（狭义的家庭）利益,本文主张社会利益高于组织利益,组织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并在商务职业、组织、制度伦理构建过程中全面贯穿了这一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在此基础上初步探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商务伦理规范体系。本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三维融合视野下商务伦理综合研究。分析微观商务职业伦理、中观商务组织伦理、宏观商务制度伦理三维融合商务伦理模式构建的必要性、可能性、局限性,梳理当代中国商务伦理精神缺失的现状及成因,提出三维融合视野下的中国商务伦理模式基本框架体系。（二）微观商务职业伦理研究。以角色理论角色冲突为研究契入点,梳理商务职业伦理困境三种基本类型,并把商务职业价值观即个体价值观置于社会价值观和组织价值观中综合考量,探讨商务职业伦理即个体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组织价值观的相互关系,提出商务职业伦理框架体系。（三）中观商务组织伦理研究。全面分析商务组织在中国整个组织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从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商务组织TOP10构成要素入手,研究商务组织存在意义形上实质——社会责任的经济尺度、法律尺度、伦理尺度、慈善尺度,对商务组织恪守道德动力源——“德得相通”内在机理进行理论上的初步探索,提出合德商务组织伦理价值体系。（四）宏观商务制度伦理研究。在分析商务制度伦理内涵的基础上,从博弈论视角对商务制度伦理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剖析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客观性和走向现实的前提条件,从行政职能视角对商务制度伦理进行模块化解构,提出国际商务、国民商务、电子商务、招商引资制度伦理规范体系。（五）中国商务伦理实现路径研究。从主体、机制、组织三个方面探讨中国商务伦理的实现路径。主体路径方面,从系统论角度构建媒体（倡导者）、行业协会和商会（培育者）、政府（掌控者）、企业（践行者）全社会商德共建系统,研究四大主体在全社会商德共建系统中的工作职责；机制路径方面,从环境教化、社会感化、个体内化三个方面研究道德由他律向自律转化的社会商德生成环境；组织路径方面,初步探讨中国商务道德实现的组织保障机制,借鉴美国市场主导型、欧洲政府主导型、日本行业主导型社会征信体系模式,研究中国商务征信组织机构构建框架体系：以智能身份证为承载的个人诚信和道德管理办公室、以智能工商营业执照为承载的企业诚信和道德管理办公室、以智能组织机构代码证为承载的政府诚信和道德管理办公室,提出三大道德管理机构工作职责,提出主体诚信记录直接与主体道德评级挂钩、主体道德评级直接与主体公共福利与公共利益挂钩的以德治商组织保障机制和运行模式,建立“善恶各得其所”的商务经济发展新秩序。
王平[10]（2010）在《问责权法治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公共权力可以分为政府管理权和“追究”政府管理权否定性责任的问责权。政府管理权（下称管理权）的否定性责任,又称为管理权因为没有正确履行第一性义务而应该承担的第二性义务,即管理权因为没有履行好“分内之事”而应该承担的相应“不利后果”。管理权应该法治化,否则,人民的消极社会权利得不到很好维护,积极社会权利得不到很好发展。管理权的法治化离不开问责权的催动。因为问责权的“分内之事”（即第一性义务）是指,当管理权滥用职权时,问责权应该根据法律迫使管理权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显然,只有问责权依法履行自己的第一性义务,管理权才能得到持续的、有效的、牢靠的控制。事实上,问责权依法履行自己的第一性义务,即追究管理权滥用职权的“不利后果”,也意味着管理权的“分内之事”同时被明确。否则,问责权就无法裁判管理权是否履行好自己的职守。而管理权“分内之事”的被明确,又进一步意味着人民私权利得到制度化认可与保障。因此,问责权对整个社会走向法治化都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性。然而,问责权也不是天使,它也有可能不正确履行自己的第一性义务。也就是说,问责权可能不作为导致管理权滥用成灾,或者错误作为导致管理权战战兢兢、怀有抱怨。因之,为问责权设置第二性义务便显得十分重要。问责权的第二性义务是指,当问责权滥用职权时,即没有依法追究管理权的否定性责任时,它也应该依法被追究相应的否定性责任、即依法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也就是说,问责权也应该被“问责”。问责权被“问责”只能理解为问责权相互交叉问责,建立了一个问责权网状交叉问责循环系统。因为,单线条式的问责体系使得最后（也是最高的）一个问责权永远不受刚性制约。问责权网状交叉问责循环系统不仅使得问责权法治化（相互制约）有了本体论根据,而且,它使得问责权由此成为一个国家权力系统中的动力核心或说总枢纽。问责权法治化获得了价值论根据。也就是说,如果上述网状循环系统获得构建,问责权法治化就得到了保证,进而管理权法治化也就获得了恒久动力。换言之,问责权法治化某种程度上是自在自为的,而管理权法治化是需要问责权法治化来推动的。因此,抓住了问责权法治化,特别是抓住了建立问责权网状交叉问责循环系统,也就抓住了建设法治社会的根本。反过来也成立,一个社会法治化的破碎也必然从这个网状交叉问责循环系统的破碎开始。网状交叉问责循环系统的建立还意味着民主社会的到来。因为人民问责权是问责权中极为重要的一极,只有人民问责权活跃起来,网状循环系统才会生生不息的运行下去。相反,人民问责权的式微往往宣告了这个循环系统的破产。结果,政府内部的党政问责权（即同体问责权）作为尚方宝剑一枝独大,它马上就暴露出权力的固有缺陷。许多时候,它会和管理权同流合污,管理权失去了控制便如出笼猛虎肆意伤害人民。少些时候,它可能在民本思想和道德感的驱使下剑指政府管理权滥用,造福人民;但这种情况于人民来说可遇不可求。有鉴于此,本文对问责权法治化进行研究。从整体上而言,这种研究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问责权法治化展开规范研究,即在解读法治主义范式基础上,描述问责权法治化的理想模式（以当代中国为背景）。这里的“化”当理解为“实现了的状态”。二是,对当代中国的问责权法治化展开实践研究,即在问责权法治化理想模式的基础上,挖掘当代中国问责权法治化的多维梗阻,并积极探寻排除这些梗阻的现实路径。这里的“化”当理解为“努力推进、积极演化”。具体来说,本文按照前后承接的关系一共分为六个部分:导论。主要探讨研究问责权法治化的理据。第一章:法治主义范式的当代理解。主要从“良法治理”和“普遍守法”两个层面对法治主义范式的当代内涵予以解读。“良法治理”意味着通过完备的法制,尊重和保护私权利、规制公共权力。私权利包括消极社会权利和积极社会权利,对二者予以恰当的制度安排十分重要。在现代民主社会,本体论意义上的公共权力主要包括抽象人民主权与具体人民主权,对二者分别予以有效规制也十分重要。“普遍守法”意味着私权利和公共权力都遵守“良法”规定。它包括内在守法与外在守法。外在守法相对于内在守法,意义更为深远。第二章:问责权法治化的理想模式。主要运用法治主义范式锻造问责权。它从问责权的法治化规定和法治化制约两个层面展开分析。问责权的法治化规定是指明晰问责权的“分内之事”和“分内权能”。“分内之事”是指问责权的“职守”,“分内权能”是指问责权的“职权”,只有二者清晰明了,问责权的行使才会有规有矩。问责权的法治化制约是指运用外在的、内在的控制,使得问责权严守职守,不敢越雷池半步。显然,问责权的法治化规定主要与“良法治理”相联系;问责权的法治化制约与“普遍守法”相联系。问责权法治化的理想模式蕴含着形式要件、精神要件和实质要件。第三章:问责权法治化的多维梗阻。主要基于问责权的规定和制约两个层面分析当代中国问责权走向法治化的多维困阻。首先,当代中国存在问责权“规定性”不足的缺陷。一方面,各种问责权呈现“职守”模糊情形;另一方面,与人民问责权、代议机关问责权“职权”匮乏相对应,党政机关问责权表现出“职权”过剩现象。其次,当代中国存在问责权“制约性”缺失的缺陷。一是,由于缺乏公民精神,人民问责权内在制约性不足;二是,由于人民问责权的“职权匮乏”,使得代议机关问责权缺乏外在制约;三是,由于人民问责权和代议机关问责权的“职权匮乏”,使得党政机关问责权也缺乏外在制约性;四是,由于缺乏内在守法精神,代议机关问责权、党政机关问责权的内在制约性不足。在这些问题当中,最重要的是因为人民问责权和代议机关问责权的“职权匮乏”,导致属于外在制约方面的问责权网状交叉问责循环系统没有建立起来。相应的,可以用问责权法治化形式要件的不足、精神要件的脱离、实质要件的匮乏来对当代中国问责权法治化的多维梗阻做一总体评价。第四章:建构问责权网状交叉问责循环系统的路径。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探寻建立该系统的现实途径。首先,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建立上述问责循环系统的关键。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方向是实现镜像论代议制与委托代理论代议制的有机统一。其次,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上述循环系统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人民问责权只能建立在“政治解放”基础上,而后者则只能建立在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充分发展基础上。因为,市民社会的发达使得契约治理社会取代身份治理社会,使得权利本位取代义务本位,使得抽象人民主权最终只能与消极社会权利相结合,具体人民主权与积极社会权利相结合。再次,发展规则性文化是建立上述问责循环系统的核心。文化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对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起到深刻影响作用。具体说来,发展健康的规则性文化,有助于现代公民精神（主体意识和公共意识的统一）的培育,有助于人民问责权的强盛,从而有助于问责权网状交叉问责循环系统的建立。结论:主要概括出本文的基本结论,并提出进一步思考的方向。
二、要提倡这种守法纳税精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要提倡这种守法纳税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1）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资料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四、几个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建立南京城市经济的新秩序 |
| 第一节 中共接管城市的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市新政权的建立 |
| 第三节 建立市场和金融的新秩序 |
| 第四节 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 |
| 第二章 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的商业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公营商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第三节 私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四节 城乡交流与商业转型 |
| 第五节 重塑工商关系 |
| 第三章 南京的第一次商业调整 |
| 第一节 第一次商业调整的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中央调整商业的政策 |
| 第三节 南京调整商业的过程 |
| 第四节 南京调整商业后的情况 |
| 第四章 抗美援朝时期的商业与政治 |
| 第一节 战时经济政策及其在南京的执行 |
| 第二节 公营贸易体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战争动员对社会商业的影响 |
| 第五章 “三反”“五反”运动与商业的转型 |
| 第一节 “三反”运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工商界的“五反”运动 |
| 第三节 “五反”运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第四节 第二次商业调整 |
| 第六章 国营商业走向计划经济模式 |
| 第一节 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 |
| 第二节 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的难点与问题 |
| 第三节 国营商业向计划经济的过渡 |
| 第四节 国营商业体制的继续变革 |
| 第七章 私营商业与自由市场的改造 |
| 第一节 改造私营批发商 |
| 第二节 粮食的统购统销与市场的剧变 |
| 第三节 国家资本主义与私营零售商的改造 |
| 第八章 走向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二节 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 |
| 第三节 对小商小贩的改造 |
| 第四节 “反冒进”与市场的回归 |
| 结语 |
| 一、“中观”视角下地方社会经济变革的复杂性 |
| 二、政治驱动:商业改造中的决定性要素 |
| 三、南京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
| 参考资料 |
| 后记 |
（2）A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改革后的征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特色 |
| 第2章 A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改革后的征管现状分析 |
| 2.1 个人所得税概述 |
| 2.1.1 个人所得税概念 |
| 2.1.2 个人所得税征管内容 |
| 2.1.3 个人所得税的课税模式 |
| 2.2 A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改革后的征管基本现状 |
| 2.2.1 A市税务局的基本情况 |
| 2.2.2 A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收入情况 |
| 2.2.3 A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改革后征管变化 |
| 2.2.4 A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改革后的征管工作情况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A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改革后征管问题及原因分析 |
| 3.1 A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改革后的征管工作调查分析 |
| 3.1.1 调查目的和调查对象 |
| 3.1.2 调查问卷设计 |
| 3.1.3 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
| 3.2 A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改革后征管存在的问题 |
| 3.2.1 个人所得税法配套制度不健全 |
| 3.2.2 税务机关征管资源配置不足 |
| 3.2.3 纳税服务跟不上个税改革 |
| 3.2.4 税务管理和检查工作不到位 |
| 3.2.5 自然人的税收遵从度不高 |
| 3.3 A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改革后的征管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3.3.1 社会诚信缺失 |
| 3.3.2 税收法制不健全 |
| 3.3.3 涉税资源不能共享 |
| 3.3.4 征纳关系不和谐 |
| 3.3.5 税务管理工作缺乏创新 |
| 3.3.6 缺乏奖惩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A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征管优化方案 |
| 4.1 A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征管的优化目标和原则 |
| 4.1.1 优化方案的目标 |
| 4.1.2 优化方案原则 |
| 4.2 优化方案设计的总体思路 |
| 4.3 优化主要内容 |
| 4.3.1 税收环境优化 |
| 4.3.2 资源配置优化 |
| 4.3.3 纳税服务优化 |
| 4.3.4 税务管理和检查工作优化 |
| 4.3.5 激励和惩罚体系优化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A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征管优化方案实施的保障措施 |
| 5.1 法律制度保障 |
| 5.1.1 加快征管法修订 |
| 5.1.2 强化协同治税制度保障 |
| 5.2 思想保障 |
| 5.2.1 加大税法宣传力度 |
| 5.2.2 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 |
| 5.3 能力保障 |
| 5.3.1 提升税务干部征管能力 |
| 5.3.2 提升构建和谐征纳关系能力 |
| 5.3.3 提升税收征管信息化能力 |
| 5.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 附录 关于 A 市税务局个人所所得税改革后的 征管工作的调查问卷 |
（3）苏州市流动人口积分管理实施成效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流动人口积分管理的研究 |
| 1.2.2 关于流动人口积分管理困境影响因素分析 |
| 1.2.3 关于完善流动人口积分管理的对策研究 |
| 1.3 核心概念 |
| 1.3.1 流动人口 |
| 1.3.2 积分管理 |
| 1.3.3 城镇化 |
| 1.4 理论基础 |
| 1.4.1 人口红利理论 |
| 1.4.2 公共供给理论 |
| 1.4.3 需求层次理论 |
| 1.5 研究方法及研究路线图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路线图 |
| 1.6 创新之处及研究困难 |
| 1.6.1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6.2 论文的研究困难 |
| 第二章 苏州市流动人口及其积分管理工作概况 |
| 2.1 苏州流动人口积分管理工作概况及研究说明 |
| 2.1.1 积分管理工作基本情况 |
| 2.1.2 本文研究说明 |
| 2.2 苏州市流动人口概况 |
| 2.2.1 基本情况 |
| 2.2.2 社会保障 |
| 2.2.3 社会地位 |
| 2.2.4 身心健康 |
| 2.2.5 随迁老人及子女的相关权益 |
| 2.2.6 定居意愿 |
| 2.3 苏州市流动人口积分管理工作实施成效 |
| 2.3.1 推进了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 |
| 2.3.2 提升了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效率,促使流动人口有序流动 |
| 2.3.3 正向引导和规范流动人口行为,提高人口素质,促进苏城发展 |
| 2.3.4 促进社会安定和谐,提升职能部门协作能力 |
| 2.4 苏州市积分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
| 2.4.1 积分指标设置不够科学合理 |
| 2.4.2 积分管理配套政策不够完善 |
| 2.4.3 实施过程中管理不到位、职能部门履职缺乏协调性 |
| 2.4.4 积分管理工作监管不到位 |
| 第三章 影响苏州市流动人口积分管理工作实施效果的因素 |
| 3.1 积分政策设置因素 |
| 3.1.1 社会调研不充分,调研对象涵盖面较窄 |
| 3.1.2 积分体系设计未充分考虑各方面利益,存在城市功利主义 |
| 3.1.3 经验缺乏,对配套政策重要性预估不足 |
| 3.1.4 对流动人口结构和相关问题复杂性考虑不足 |
| 3.2 积分指标设置因素 |
| 3.2.1 积分指标体系设计较为仓促 |
| 3.2.2 积分指标体系设计理念与城市发展理念协调性不足 |
| 3.2.3 积分体系架构设计合理性不足 |
| 3.3 经办和监管因素 |
| 3.3.1 政策解读、宣传不充分,经办培训不到位 |
| 3.3.2 缺少对实施效果反馈信息的收集和相应调整措施 |
| 3.3.3 监督效果不理想 |
| 第四章 我国若干城市流动人口积分管理的相关情况和值得借鉴之处 |
| 4.1 全国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的概况 |
| 4.2 北京市积分管理概况 |
| 4.2.1 实施目的 |
| 4.2.2 发展历程 |
| 4.2.3 试行办法(“积分落户498”) |
| 4.2.4 面临问题 |
| 4.2.5 总结 |
| 4.3 上海市积分管理概况 |
| 4.3.1 实施目的 |
| 4.3.2 户籍改革历程 |
| 4.3.3 居转户积分管理办法 |
| 4.3.4 面临问题 |
| 4.3.5 总结 |
| 4.4 深圳市积分管理概况 |
| 4.4.1 实施目的 |
| 4.4.2 积分管理建设过程 |
| 4.4.3 积分落户操作规范 |
| 4.4.4 面临问题 |
| 4.4.5 总结 |
| 4.5 北京、上海和深圳积分政策对比 |
| 4.6 值得苏州市积分管理工作借鉴之处 |
| 4.6.1 合理的申请条件设置 |
| 4.6.2 科学的积分评价体系架构 |
| 4.6.3 与积分分值相匹配的居民待遇 |
| 4.6.4 高效的管理运行模式 |
| 第五章 完善苏州市流动人口积分管理的应对策略 |
| 5.1 积极完善积分管理相关政策和实施办法 |
| 5.1.1 进一步准确定位流动人口积分管理政策设计理念 |
| 5.1.2 建立与调整各项积分管理相关配套政策 |
| 5.1.3 科学评估和设置积分标准体系 |
| 5.1.4 充分考虑“随迁老人”和“随迁子女”的各项权益 |
| 5.1.5 合理设定积分申请流程和时间安排 |
| 5.1.6 在完善积分管理政策过程中扩大公众参与范围 |
| 5.2 加强实施过程中的管理 |
| 5.2.1 拓宽积分政策宣传途径、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宣传的针对性 |
| 5.2.2 提高政策执行能力和经办效率 |
| 5.2.3 建立数据分析机制,收集反馈信息,实现动态管理 |
| 5.3 完善监督机制 |
| 5.3.1 完善政策、实施办法和操作细则,堵住漏洞 |
| 5.3.2 建立有效的公众监督机制 |
| 5.3.3 各经办部门查缺补漏,防止弄虚作假和徇私舞弊 |
| 5.3.4 加强第三方代办单位监管,纳入诚信管理体系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
| 6.2.1 存在的问题 |
| 6.2.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调查问卷 |
| 附录2: 访谈表 |
| 致谢 |
（4）中国教育传统的现代转化 ——以清末民初的修身教育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四、研究的理论框架 |
| 五、研究方法与资料 |
| 六、分析路径与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作为中国教育传统的“修身” |
| 一、传统修身的观念基础与社会基础 |
| (一) 身心合一：修身的自我观念 |
| (二) 体知与内证：修身的认识进路 |
| (三) 德化与风教：修身的群己观念 |
| (四) 家国天下：修身思想的社会基础 |
| 二、传统修身的实践形式 |
| (一) 人伦家教：家训、蒙养和女教 |
| (二) 私塾与书院教育 |
| (三) 游学与自我教育 |
| 三、修身与传统教育体系 |
| (一) 修身与经学教育(知识载体) |
| (二) 修身与科举考试(制度保障) |
| (三) 修身与民众教化(社会实践)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修身科的设置与变动 |
| 一、“修身”科设置背景：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 |
| (一) 现代教育科学的引入 |
| (二) 现代学校体系的建立 |
| (三) 从“修身”到“修身科”：学校体制下的修学方式转变 |
| (四) 修身教育模式的转向：从师法日本到师法美国 |
| 二、学制演变中的修身科 |
| (一) 读经、修身与公民 |
| (二) 修身科与伦理科 |
| 三、教科书出版与德育理念转型 |
| (一) 清末民初修身教科书出版的总体概况 |
| (二) 教材审定制与民间教育力量的兴起 |
| (三) 修身教科书的编撰方式与德育理念变迁 |
| 小结 |
| 第三章 修身观念的现代转化(上) ：修身养性与建造常识 |
| 一、身-心与自我 |
| (一) 养生、卫生与体育 |
| (二) 心学与心理学 |
| 二、涵养与认知 |
| (一) 德目内容中的心性工夫与生活常识 |
| (二) 教科书插图中的修身意蕴 |
| 小结 |
| 第四章 修身观念的现代转化(下) ：修齐治平与平民人格 |
| 一、群己与公私 |
| (一) 儒家群己观念 |
| (二) 近代“群”与团体观念 |
| (二) 公共伦理 |
| 二、家国与天下 |
| (一) 家庭伦理 |
| (二) 国家伦理 |
| (三) 天下与世界 |
| 小结 |
| 第五章 修身教育的兴衰与近代社会文化转型 |
| 一、学术文化的近代转型：从经学时代到科学时代 |
| (一) 知识体系的转变：分科化与经学的衰微 |
| (二) 学术精神的革新：科学主义与理性精神的树立 |
| 二、社会结构的重组：从家国同构到公私之分 |
| (一) 宗法结构的解体 |
| (二) 公共团体与职业社会 |
| 三、道德意识的转向：德行伦理与公共伦理 |
| (一) “道德”内涵的转义：德行与义务 |
| (二) 公共伦理与契约精神 |
| 四、教育功能的变化：从德化到社会化 |
| (一) 教育、学校与社会 |
| (二) 知识群体的转变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5）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目标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理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和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地方政府法治化概述 |
| 第一节 法治与法治化 |
| 一、法治与法制 |
| 二、法治的构成要件 |
| 三、法治与人治 |
| 四、法治与道德 |
| 五、法治与改革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角色定位 |
| 一、政府概述 |
| 二、地方政府概述 |
| 三、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 |
| 第三节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 |
| 一、法治国家的内涵与特征 |
| 二、法治政府的内涵与特征 |
| 三、法治社会的内涵与特征 |
| 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关系 |
| 第四节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 |
| 一、依法治国的内涵及其特征 |
| 二、依法执政的涵义与特征 |
| 三、依法行政的内涵与特征 |
| 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的协同关系 |
| 第五节 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 |
| 一、法治思维的内涵及其特征 |
| 二、法治方式的内涵及其特征 |
| 三、法治思维与法治理念 |
| 第二章 中西政府法制（治）历程与检视 |
| 第一节 中国政府法制（治）化进程 |
| 一、清末宪政改革前的政府法制化历程与检视 |
| 二、清末行政改革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政府法制化历程与检视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法治化历程与检视 |
| 第二节 西方政府法制（治）进程检视 |
| 一、英国政府从法制到法治进程及检视 |
| 二、美国政府从法制到法治进程及检视 |
| 三、法国政府从法制到法治进程 |
| 四、德国政府从法制到法治进程及检视 |
| 第三节 中西政府法制（治）化比较与检视 |
| 一、历史推进中的关键条件差异 |
| 二、法治进程中的核心动力差异 |
| 三、法治发展的文化土壤不同 |
| 第三章 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现状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实践 |
| 一、地方政府的法治实践探索 |
| 二、地政府政府法治实践的共同点 |
| 三、地方政府法治实践的特色与个性 |
| 四、地方政府法治思维的共同点 |
| 第二节 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成就 |
| 一、法治政府建设氛围日渐浓厚 |
| 二、政府决策水平不断提升 |
| 三、制度建设质量切实提高 |
| 四、社会公共服务能力不断增强 |
| 五、行政执法行为不断规范 |
| 六、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完善 |
| 七、行政执法监督效能不断提升 |
| 第三节 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实践困境 |
| 一、各级地方政府仍然过于依赖行政手段，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不够 |
| 二、社会价值多元，社会心理失衡，对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提出新挑战 |
| 三、新兴媒体成为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必须应对的全新课题 |
| 四、地方政府立法“不良”与执法“不善”问题并存 |
| 五、地方政府运作“财权”与“事权”界限不清 |
| 六、地方政府监督的“体制内”与“体制外”双重软化 |
| 第四节 制约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原因分析 |
| 一、法律制度体系尚不完善、制度供给不足 |
| 二、人治影响根深蒂固，法治观念尚未全面确立 |
| 三、政府角色定位尚不准确，角色错位、越位和不到位情况依然存在 |
| 四、“以物为本”的观念影响仍然很深，“以人为本‘的理念尚未真正树立 |
| 第四章 法治政府：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目标 |
| 第一节 从政策行政走向法治行政，建成依法行政的政府 |
| 一、依政策治国理政已经成为我们的一种传统和习惯 |
| 二、重政策、轻法律有特定的社会历史与现实背景 |
| 三、依政策行政在我国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有浓重的人治特质 |
| 四、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必须实现从政策行政向法治行政的转变 |
| 五、从政策行政走向依法行政的着力点 |
| 第二节 从全能走向有限，建成有限政府 |
| 一、有限政府是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 |
| 二、权力有限：地方政府权力不是无边的 |
| 三、职能有限：地方政府不是万能的 |
| 第三节 从价值追求走向制度实践，建成责任、诚信、廉洁与服务型政府 |
| 一、权责统一：建成责任政府 |
| 二、诚实守信：建成诚信政府 |
| 三、廉洁高效：建成廉价政府 |
| 四、善政善治：建成服务型政府 |
| 第五章 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路径 |
| 第一节 动力机制：上下互动与联动 |
| 一、下压：执政党与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 |
| 二、上推：民众权利意识觉醒和维权意识增强 |
| 三、协力：上下联动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 |
| 第二节 程序机制：主导律己、参与透明与环节细化 |
| 一、地方政府律己严谨化 |
| 二、社会主体参与明晰化 |
| 三、政社互动程序规范化 |
| 第三节 路径选择：出发点与归宿点的法治连贯 |
| 一、理念更新：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前提 |
| 二、制度创新：地方政府法治化的核心要求 |
| 三、行为约束：地方政府法治化的关键所在 |
| 四、社会自治：夯实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社会基础 |
| 结论 |
| 一、推进地方法治政府法治化、建设法治政府是一个过程、一个系统工程 |
| 二、地方法治政府建设离不开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下压” |
| 三、地方法治政府建设也离不开自治型市民社会的建设和民众的“上推” |
| 参考文献 |
| 科研情况 |
| 后记 |
（7）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公民意识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论述与研究 |
| 1.2.2 国内的研究现状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公民概念的演变 |
| 1.3.2 公民意识与公民意识教育 |
| 1.3.3 现代化的涵义 |
| 1.4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基本思路 |
| 第2章 公民意识教育的基本理论 |
| 2.1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理论 |
| 2.2 和谐人性理论 |
| 2.3 人的现代化理论 |
| 2.4 政治社会化理论 |
| 第3章 中国公民意识教育的历史考察及当代走向 |
| 3.1 中国公民意识教育的历史考察 |
| 3.1.1 专制社会与臣民意识 |
| 3.1.2 近代以来至二十世纪前期中国的“国民性”改造 |
| 3.1.3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公民意识教育的探索实践 |
| 3.1.4 中国思想意识教育体制与内容演变 |
| 3.2 公民意识教育的当代走向 |
| 3.2.1 由臣民意识走向公民意识 |
| 3.2.2 由私人自主走向协商民主 |
| 3.2.3 由权利公民走向责任公民 |
| 第4章 我国公民意识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1 调查设计 |
| 4.1.1 抽样方法 |
| 4.1.2 调查内容 |
| 4.1.3 统计分析 |
| 4.2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
| 4.3 公民意识现状分析 |
| 4.3.1 对于公民意识的理解 |
| 4.3.2 公民意识的总体状况 |
| 4.3.3 公民意识现状的简要评价 |
| 4.4 公民意识教育的影响因素 |
| 4.4.1 公民意识教育的客体影响因素 |
| 4.4.2 公民意识教育的主体影响因素 |
| 第5章 公民意识教育的内容体系建构 |
| 5.1 公民意识教育内容体系建构的基本原则 |
| 5.1.1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原则 |
| 5.1.2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原则 |
| 5.1.3 坚持民族性与开放性的原则 |
| 5.1.4 坚持理性看待现代化的原则 |
| 5.2 公民意识教育的内容体系 |
| 5.2.1 公民主体意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石 |
| 5.2.2 国家认同意识：提升民族归属感的前提 |
| 5.2.3 公民政治意识：实现政治社会化的条件 |
| 5.2.4 公民法治意识：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 |
| 5.2.5 公民道德意识：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要求 |
| 5.2.6 生态文明意识：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
| 5.2.7 世界公民意识：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条件 |
| 5.3 公民意识教育内容各领域之间的关系 |
| 第6章 公民意识教育实施的原则与方法 |
| 6.1 公民意识教育的实施原则 |
| 6.1.1 层次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 |
| 6.1.2 内容与目标相统一的原则 |
| 6.1.3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
| 6.2 教化：公民知识学习的基本途径 |
| 6.2.1 家庭教育 |
| 6.2.2 学校教育 |
| 6.2.3 大众传媒 |
| 6.3 参与：公民意识内化的有效方式 |
| 6.3.1 服务学习 |
| 6.3.2 社区活动 |
| 6.3.3 民主参与 |
| 6.3.4 群众自治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8）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Abstract 引言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及其意义 |
| 一、 论文相关的几个概念和关键词的释义 |
| 二、 论文研究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
| 三、 论文研究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腐败”内涵的研究 |
| 二、 关于“腐败”本质和表现形式的研究 |
| 三、 关于“腐败”根源和功能的研究 |
| 四、 关于腐败的遏制与根除的研究 |
| 五、 关于特权与腐败尤其是权力腐败的关系研究 |
| 六、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腐败思想研究 |
| 七、 关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历史与理论的研究 |
| 八、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现象及反腐败的研究 |
| 九、 关于政治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
| 第三节 论文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 |
| 一、 论文研究的实施方案 |
| 二、 论文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 三、 论文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二、 论文的不足之处 上篇 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一章 1921-1927 年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 |
| 第一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下的外部环境 |
| 二、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及其评价 |
| 一、 开启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章 1927-1937 年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转变中的密切层外部环境系统状况 |
| 二、 党内“左”、右倾错误削弱了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反腐败的“免疫力”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正确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正确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三章 1937-1945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成熟 |
| 第一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特点并存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的“杂质”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成熟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四章 1945-1949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的构建与调适 |
| 第一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急促替换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出现的弊端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完善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小结：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正向性”发展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 |
| （二）、政治社会化：从轻视到重视、规范到人格的转化 |
| （三）、政治制度：从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 |
| （四）、政治关系：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 |
| （五）、政治行为：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 |
| （四）、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 中篇 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五章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49-195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全面执政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六章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的调构 |
| 第一节 1956-196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探索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所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曲折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七章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调构 |
| 第一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失误化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正确倾向对失误化反腐路径的尝试性纠错 |
| 一、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上，力求实行由“庸俗化”向“科学化”的转变 |
| 二、 在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上，力求实行由“外部保障” 向“内涵发展”的转变 |
| 三、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上，力求实行由“无序”到“有序”的转变 |
| 四、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上，力求实行由“斗争清除”到“教育整顿”的转变 |
| 五、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监督方式上，力求实行由“群众运动”到“群众路线”的转变 |
| 小结：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逆态化”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 |
| （三）、政治制度：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 |
| （四）、政治关系：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 |
| （五）、政治行为：从有序到无序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消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化判断 |
| （四）、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378 下篇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八章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78-199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改革开放新局面开创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转轨期下党的权力运行政治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九章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 |
| 第一节 1992-200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滋生的错误化倾向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调适性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十章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深度化调构 |
| 第一节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发展条件下权力运行体系内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2002 年以来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深度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深度化调构状况 |
| 二、 评价 |
| 小结：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深度化”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 |
| （三）、政治制度：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 |
| （四）、政治关系：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 |
| （五）、政治行为：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 |
| 二 非完全耦合的原因探析：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的种类和体制原因的复杂性 |
| （二）、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 结束语：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规律和现实启示 |
| 一、 历史规律 |
| （一）、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 |
| （二）、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 |
| （三）、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 |
| （四）、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
| 二、 现实启示 |
| （一）、要把进一步深化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革，视为有效而彻底地反腐败的基本途径 |
| （二）、要科学把握和分析当下变迁化政治生态环境的特质和性质，从而理性地选择反腐败的路径 |
| （三）、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下诱发腐败的劣变生态因子的复杂多样性，务必将反腐败斗争视为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参考文献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后记 |
（9）中国商务伦理模式构建和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三、立论依据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外商务伦理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内商务伦理研究现状综述 |
| 第三节 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主要内容 |
| 二、基本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三维融合视野下的中国商务伦理 |
| 第一节 商务伦理概念的提出与确立 |
| 一、商务伦理原初语境考证 |
| 二、"三维融合"可能性分析 |
| 三、"三维融合"必要性确证 |
| 四、"三维融合"局限性透视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商务伦理精神缺失及其原因分析 |
| 一、中国商务伦理精神内涵外延逻辑界定 |
| 二、当代中国商务伦理精神缺失主要表现 |
| 三、中国商务伦理精神缺失成因分析 |
| 第三节 中国商务伦理模式一般阐述 |
| 一、中国商务伦理模式构建时代背景解读 |
| 二、微观、中观、宏观商务伦理精神核心内涵诠释 |
| 三、中国商务伦理现实功能 |
| 第二章 微观视角:商务职业伦理模式构建 |
| 第一节 商务职业伦理基本内涵 |
| 一、商务职业伦理概念提出与确立 |
| 二、角色理论视角商务职业伦理困境成因剖析 |
| 三、商务职业伦理困境本源——角色冲突"类"的解构 |
| 第二节 商务职业伦理规范体系框架设定 |
| 一、商务职业伦理生成语境(一)——社会价值观体系基本架构 |
| 二、商务职业伦理生成语境(二)——组织价值观体系基本架构 |
| 三、商务职业伦理生成语境(三)——个体价值观基本架构 |
| 第三节 走出商务职业伦理困境的路径构想 |
| 一、个体商务职业伦理决策主要影响因素 |
| 二、商务职业伦理决策"帕累托最优"实现路径 |
| 三、走出商务职业伦理困境普世原则长处与局限性分析 |
| 四、商务职业伦理决策——"六段论"模式构想 |
| 第三章 中观视角:商务组织伦理模式构建 |
| 第一节 商务组织伦理研究框架设定 |
| 一、商务组织在中国组织体系中的逻辑定位 |
| 二、TOP10要素解构 |
| 三、商务组织伦理现实功能 |
| 第二节 商务组织自在价值本源—"责任"诠释 |
| 一、公共性、半公共性、非公共性商务组织职能定位 |
| 二、古典观(纯经济观)和社会经济观企业社会责任内涵比较 |
| 三、商务组织社会责任内涵形成和发展演变脉络 |
| 四、商务组织社会责任内涵界定 |
| 第三节 商务组织"德得相通"内在机理考察 |
| 一、外树形象:品牌和信誉造就无形资产 |
| 二、内聚士气:员工的忠诚产生超常效率 |
| 三、中和自身,身与心和谐创造无上福祉 |
| 第四节 商务组织伦理规范体系基本架构 |
| 一、道义定位:义利兼顾 |
| 二、目的定位:以人为本 |
| 三、路径定位:诚信经营 |
| 四、效果定位:互惠互利 |
| 第四章 宏观视角:商务制度伦理模式构建 |
| 第一节 商务制度伦理理论论证 |
| 一、商务制度伦理内涵阐释 |
| 二、商务制度伦理基本价值内涵提出与确证 |
| 三、博弈论视角商务制度伦理必要性分析 |
| 第二节 制度伦理内在机理辩证思考 |
| 一、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对比解读 |
| 二、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客观现实性理解 |
| 三、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走向现实的基本前提 |
| 第三节 行政职能视角下商务制度伦理体系模块化构建 |
| 一、国际商务制度伦理规范体系构架 |
| 二、电子商务制度伦理规范体系构架 |
| 三、国民商务制度伦理规范体系构架 |
| 四、招商引资制度伦理规范体系构架 |
| 第五章 中国商务伦理的实现路径 |
| 第一节 主体路径——构建分工合作的社会商德共建系统 |
| 一、倡导者:媒体 |
| 二、培育者:行业协会和商会 |
| 三、掌控者:政府 |
| 四、践行者:企业 |
| 第二节 组织路径——构建以德治商的组织保障体系 |
| 一、美国、欧洲、日本征信模式特征分析 |
| 二、中国商务"诚信和道德管理机构"的构架和职能理论探索 |
| 三、以德治商运行机制理论构想 |
| 第三节 机制路径——构建商务主体道德他律化自律的内生环境 |
| 一、环境教化机制:提高道德认识,培育道德观念 |
| 二、社会感化机制:陶冶道德情感,锤炼道德意志 |
| 三、个体内化机制:坚定道德信念,养成道德习惯 |
| 结束语 弘扬商务伦理精神全面推进和谐商务建设 |
| 一、弘扬商务伦理平等精神,构建推进和谐商务建设的价值支撑 |
| 二、弘扬商务伦理诚信精神,构建推进和谐商务建设的信用支撑 |
| 三、弘扬商务伦理民主精神,构建推进和谐商务建设的法理支撑 |
| 四、弘扬商务伦理互利精神,构建推进和谐商务建设的物质支撑 |
| 五、弘扬商务伦理自由精神,构建推进和谐商务建设的人文支撑 |
| 六、弘扬商务伦理进取精神,构建推进和谐商务建设的信念支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攻读学位期间参与研究的课题和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录二 2008年—2011年上半年主流媒体曝光食品安全事件回顾 |
| 致谢 |
（10）问责权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相关范畴的简要阐述 |
| 三、论文选题的理论依据与实践诉求 |
| 四、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检阅与分析 |
| 五、研究方法与论文基本框架 |
| 六、研究的自我评价 |
| 第一章 法治主义范式的当代理解 |
| 第一节 范式与法治主义范式释义 |
| 一、范式的要义 |
| 二、法治主义范式的诠释 |
| 第二节 “良法治理”的当代内涵 |
| 一、权利本位 |
| 二、规制权力 |
| 三、法制完备 |
| 第三节 “普遍守法”的当代要求 |
| 一、内在守法与普遍守法 |
| 二、外在守法与普遍守法 |
| 三、守法的内外关系 |
| 第二章 问责权法治化的理想模式 |
| 第一节 问责权的法治化规定 |
| 一、问责权的内涵界定 |
| 二、问责权的适用对象 |
| 三、问责权的行使主体及适用范围 |
| 四、问责权的行使方式 |
| 第二节 问责权的法治化制约 |
| 一、问责权的外在规范 |
| 二、问责权网状交叉问责循环系统的建立 |
| 三、问责权的内在设定 |
| 第三节 问责权法治化的基本要件 |
| 一、问责权法治化的形式要件：体系完备、程序明晰 |
| 二、问责权法治化的精神要件：主权在民原则彰显 |
| 三、问责权法治化的实质要件：问责权职、权、责相对称 |
| 第三章 问责权法治化的多维梗阻 |
| 第一节 问责权的“规定性”不足 |
| 一、人民问责权“职守”与“职权”的缺失 |
| 二、代议机关问责权“职权”的匮乏 |
| 三、代议机关、党政机关问责权“职守”的模糊 |
| 第二节 问责权的“制约性”缺失 |
| 一、人民问责权的内在制约性不足：缺乏公民精神 |
| 二、代议机关、党政机关问责权的内在制约性不足 |
| 三、代议机关、党政机关问责权的外在制约性不足 |
| 第三节 问责权法治化遭遇多维梗阻的集中表现 |
| 一、问责权法治化的形式要件不足 |
| 二、问责权法治化的精神要件脱离 |
| 三、问责权法治化的实质要件匮乏 |
| 第四章 建构问责权网状交叉问责循环系统的路径 |
| 第一节 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关键 |
|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新定位 |
| 二、完善当代中国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 |
| 三、提升人民代表大会对党政机关的规制能力 |
| 第二节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基础 |
| 一、契约治理社会与人民问责权的发展 |
| 二、契约治理社会生成的经济基础 |
| 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中国市民社会 |
| 第三节 发展规则性文化是核心 |
| 一、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及其独特作用 |
| 二、规则性文化的不发达与现代公民精神的流失 |
| 三、当代中国发展规则性文化的基本思路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业绩 |
| 后记 |
四、要提倡这种守法纳税精神（论文参考文献）
- [1]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2]A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改革后的征管研究[D]. 沈奕含.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0(05)
- [3]苏州市流动人口积分管理实施成效及对策研究[D]. 刘中华. 苏州大学, 2019(06)
- [4]中国教育传统的现代转化 ——以清末民初的修身教育为例[D]. 王独慎.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1)
- [5]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目标与路径研究[D]. 孙红军. 苏州大学, 2016(08)
- [6]毛泽东税收思想和实践初探——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而作[A]. 刘佐. 财政史研究（第六辑）, 2013
- [7]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公民意识教育研究[D]. 童华胜. 西南交通大学, 2013(10)
- [8]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03)
- [9]中国商务伦理模式构建和实现路径研究[D]. 孔南钢. 南京大学, 2011(12)
- [10]问责权法治化研究[D]. 王平. 苏州大学, 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