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跨国公司转移价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监控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郭轶舟[1](2020)在《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互联网产业蓬勃兴起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型的新动能,对社会进步与经济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互联网产业自身还存在着结构失衡、产业布局不完整、无序竞争现象严重等诸多问题,中美贸易战更突显出我国互联网产业安全问题,引发国人担忧。因此如何维护我国的互联网产业安全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但迄今为止,尚未有文献对互联网产业安全进行探讨。为此本文基于产业安全理论,提出互联网产业安全的概念,尝试建立互联网产业安全理论,考察中国互联网产业的产业安全状态,通过实证分析,探明影响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的主要因素,以期在理论上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内容,在实践上为有关部门提供参考与借鉴。按照发现问题-理论准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逻辑,在具体分析过程中聚焦于“中国互联网产业存在哪些产业安全问题”、“当前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处于何种状况”和“主要影响因素及相互关系是什么”三个具体问题,通过深入分析与论证形成了以下主要研究结论。(1)中国互联网产业目前在产业发展环境方面存在市场结构呈现寡头垄断趋势、市场绩效整体下降趋势、管理主体分散、资源供给不足、均衡产业布局加剧区域经济不平衡等安全问题;在产业竞争力方面存在缺乏配套区域专业化水平低、区域产业同构化和市场换技术政策失效等安全问题;在产业控制力方面存在企业发展所需资金依赖外国资本、关键技术依赖国外转移和利用外资政策偏差等安全问题;在网络安全方面存在免费定价方式影响产品策略趋向恶意、模仿抄袭促生不公平竞争行为等安全问题。(2)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状态目前处于基本安全,并且在2007-2017年间其安全度呈小幅上升态势,主因是互联网产业发展环境得到大幅改善所致,但由于受到网络安全环境日趋严重、外资对技术控制导致产业控制力下降、产业创新能力不足削弱竞争力三方面的安全威胁,因此我国互联网产业安全总体形势依然严峻。(3)影响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主要因素是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产业特征、产业要素和国内企业竞争力。其中自主创新能力对互联网产业安全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产业竞争力对自主创新能力和互联网产业安全均有正向影响;产业特征对自主创新能力和互联网产业安全均有正向影响;要素环境对自主创新能力和互联网产业安全均有正向影响;国内企业竞争力对互联网产业安全具有正向影响。(4)提升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主要措施包括:通过优化管理体制、完善支持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资本市场、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和坚持数字化战略扩大基础建设来改善互联网产业发展环境;通过建立完善互联网产业创新体系、提高互联网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来提升互联网产业竞争力;通过建立并完善网络安全应急体系和提高网络安全技术水平来强化网络安全防范能力。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第一,建立互联网产业安全分析的理论框架,首次提出互联网安全也是产业安全重要内容的论述,认为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占据网络中心节点并利用互联网技术来主导全球各产业链延伸是引发互联网安全问题的重要原因,对产业安全理论做出了有益尝试和拓展。第二,从互联网产业安全内涵实质、互联网产业特征和互联网产业要素环境的变化三个角度出发,提出互联网产业安全主要受到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产业特征、产业要素和国内企业竞争力五大因素影响,通过实证发现自主创新能力对互联网产业安全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产业竞争力对自主创新能力和互联网产业安全具有正向影响,产业特征对自主创新能力和互联网产业安全有正向影响,要素环境对自主创新能力和互联网产业安全有正向影响,国内企业竞争力对互联网产业安全具有正向影响,这为政府、监管机构及相关从业者提供借鉴与参考。第三,建立以产业发展环境评价、产业竞争力评价、产业控制力评价和网络安全环境评价为主的互联网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此实证分析了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状态,得出我国互联网产业整体安全程度处于基本安全状态的结论,为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借鉴。
邓林[2](2020)在《A公司内部转移定价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企业营销市场细分和业务模块专业化推进,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打通上下游产业链,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条件下,将企业整合为集团公司。为了更好地改善公司治理和规避经营风险,内部转移定价被许多集团作为应对企业组织形式变化的一种有效战略工具。而在制定转移定价策略时,既要分析外部经济环境,也要考虑内部运营体制,做到内部转移定价模式与发展战略匹配。在转移定价实践中,面对各方的利益和制约条件,内部转移定价不仅要适应企业自身的长期战略发展需要,又要尽可能避免不合理的转移定价所带来的弊端。本文运用文献综述、实例分析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在借鉴国内外研究理论的基础上,阐述了内部转移定价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然后以卷烟包装行业的A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公司及行业的整体情况为基础,对产品成本计价、产品标价、内部转移定价的现有模式进行研究。而后通过实际走访调查、数据分析,得出现行的内部转移定价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定价流程无序不规范、信息化水平制约成本分配、内部转移定价方式不能适应市场变化等。通过分析得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公司内部的组织结构滞后、对内部转移定价的认识不清晰、内部转移定价机制不明确、内部组织结构和监控体系的落后。最后,围绕企业在新形势下,价格策略如何匹配企业的组织结构模式、费用分配、定价体系变化,从完善内部转移定价决策体系、提升A公司财务信息化水平,健全内部组织结构、优化相关制度程序四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从多方面完善A公司目前的内部转移定价模式。本文研究结论:A公司应根据在经营过程中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并要充分考虑公司内部和外部一系列影响因素,解决目前内部转移定价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优化内部转移定价模式,提升公司整体价值。
宁杰[3](2020)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下的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转型 ——基于投资模式和效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美贸易摩擦带来了全球范围内产业链的转移,导致全球供应链的断裂和重构。矿产资源作为重要的生产原材料,处于供应链中最上游,也是我国在重构全球供应链时必须着重考虑的一环。我国虽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不能完全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供需缺口长期存在,需要从外部进口。对外直接投资和通过国际贸易获取矿产资源相比,在增强一国长期能源和资源的安全性上更加可靠。我国的矿业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在规模和数量上都出现了大幅的下降。目前处于结构转型期的我国经济,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开始出现结构变化,给我国矿业对外投资带来了相应的转型要求。了解当前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状态和模式,对我国矿业对外投资转型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投资模式的选择是决定投资成败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比中国矿业对外进行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数据,分析了两种模式各自的优劣,发现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中使用的主要模式是绿地投资模式,进而对各种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和东道国之间的地理距离是影响投资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投资效率是制定我国的全球矿产资源战略布局和投资策略的重要参考。通过对我国矿业全球投资效率的研究发现,东道国的经济水平对中国矿业对外投资有正相关关系,而劳动力成本和制度距离有负相关关系。从总体上看我国矿业对外投资的效率相对于前沿水平的偏差为-36.3%,表现为投资不足的状态。而分区域来看,我国对大洋洲出现投资过度,对亚洲、非洲、美洲和欧洲则出现投资不足。在对104个国家和地区研究发现,我国在17个国家投资过度,而在剩下的87个国家投资不足。对特定区域研究发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不足,对战略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研究发现,我国在这些国家的整体投资水平也呈现不足的状态。针对于目前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出现的投资不足和分布不均的情况,本文建议应合理选择投资模式,充分利用矿业资本市场对全球资源进行布局,同时也应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构建矿产资源供给多元化的供应链体系。
邓雪[4](2020)在《在华跨国公司转让定价反避税研究 ——基于BEPS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以来,我国不断地吸引外商投资,使得在华跨国公司的数量和投资金额日益增多。在华跨国公司带动了我国经济发展,见证了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跃居全球第二的发展路程。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进一步吸引外商来华投资,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外商对华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但由于我国前期法律体制不健全,给了外商投资企业很大的税收筹划空间。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多种方式逃避缴纳税款,比如利用转让定价的方式将应属于我国的利润转移到其他地区,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此举严重侵害了我国的税收利益,使我国流失了大量应得税款。因为税收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打击避税行为、确保税收收入是我国稳定市场发展经济的前提。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跨国公司的避税手段更加隐蔽和多样化,此类问题逐渐引起国际上多数国家重视,OECD作为首先打击跨国公司避税行为的组织,在吸取多国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反避税的法规条例,并于2015年正式提出了BEPS相关行动计划,为各国打击跨国公司避税问题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我国国税总局(国税地税合并前,全文同)积极响应,借鉴BEPS相关行动计划出台了多项有关完善跨国公司转让定价反避税的公告,在税务调查和转让定价调整方面做出了规定,取得了一定的反避税成果。但在发布相关公告后,我国的转让定价税制仍存在多项问题,阻碍了我国反避税法规的完善进程,需要对此进行探究。论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概念界定,解释转让定价、避税及反避税的含义和方式,介绍BEPS行动计划的实施背景及内容。着重分析了税务机关和跨国企业的博弈模型,并找出最优解,在此基础上探究我国的反避税现状,找出我国在反避税方面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主要是案例分析及国外经验借鉴,论文详细分析了两个典型的在华跨国公司转让定价避税案例,将其关联关系及转让定价避税手段进行分析,确定合理的转让定价调整方法,通过对比分析两个案例的异同点,阐述我国在转让定价反避税方面存在的问题及税制完善的对策。此外,对OECD、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地区转让定价制度方面的经验进行分析,从中得到相关启示。第三部分主要是以提出建议为主,在结合当今BEPS行动计划的基础上,以我国国情为基础对完善我国转让定价制度提出针对性建议。
穆君[5](2019)在《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今时代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不面对它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只有充分利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才能在国际舞台站稳脚跟,实现经济稳步发展。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既给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也为国有企业境外投资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国际平台,对整个国内市场产业升级和传统优势产能转移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河北省是我国传统产业大省,特别是国有企业在钢铁、水泥、化工原料等基础性建设领域技术成熟、产能富裕,具备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品需求和产能缺口的条件。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境外投资是促进国有企业发展的有效路径,河北省政府积极出台政策,引导和支持国有企业利用自身装备和技术优势,以更高起点重视“走出去”战略。在此背景下,河北省国有企业抢抓机遇,精准投资,“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根据河北省国资委决算统计报表显示,截止2018年上半年,省国资委监管的国有企业已在全球15个国家或地区,设立了45家境外企业,累计境外资产高达690亿元人民币,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是,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起步晚,整体实力不足,在境外国有资产监管、跨国经营、技术创新,以及组织管理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此,本文选择以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为研究对象,既对拓展完善区域经济具有理论意义,也对河北省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现境外投资飞跃发展具有实践意义。本文在梳理总结境外投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现状进行分析论述,指出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宏观上仍面临国际、国内双重挑战;在微观上也存在着尽职调查不足、投资方式单一、企业管理层风险意识薄弱以及国际化管理经验不足等问题,并从境外投资区位选择、进入模式选择和风险防控三个方面着手进行详细论证,同时,借鉴发达国家国有企业和我国大型央企境外投资实践和经验,提出河北省国有企业要把握好“一带一路”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加快加大境外投资步伐和力度,充分做好尽职调查,深入掌握东道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选择适合的投资区位和投资进入模式,对可能发生的风险提前作出预案,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走出一条符合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发展之路。通过对影响境外投资区位选择因素的分析,得出结论:河北省传统产业,如钢铁、建材、装备制造、医药、纺织等具有优势地位的国有企业,宜选择在周边国家,非洲和拉美等地建立境外生产制造基地;资源型企业适宜到澳洲、非洲、拉美、中亚等资源富集地区投资开发铁矿和有色金属等资源,以缓解资源紧缺限制;促进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地区建立经贸合作区;支持大型国有企业,如进入世界500强的河北钢铁集团、冀中能源集团,在欧美发达国家开展跨国并购。通过对影响河北省国有企业投资进入模式选择因素的分析,得出结论: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进入模式应选择渐进式模式。从企业自身考虑,以技术优势开展境外投资宜选择新建投资,处于技术劣势则适宜跨国并购,国际化经验不足时,宜选择跨国并购,待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可选择新建投资。同时,根据企业资源禀赋,股权结构从低控制、低投入、低风险逐渐转向高投入、高控制与战略性强的股权结构。从东道国方面考虑,投资资本市场发展较差的国家宜优先考虑新建投资,对资本市场发达、市场经济体系成熟、风险相对较低的国家,可考虑跨国并购。当东道国的外资、外汇等政策的非连续性或不可预见性比较大的情形下,企业应集中控制权。从目标企业看,对价值确定,能够产生速度经济的目标企业,宜采用跨国并购,反之则倾向于新建投资。通过对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进程中遇到的风险进行分析,提出建立省级政府、国资监管部门、国有企业母公司和境外子公司(分支机构、投资项目等,以下简称境外子公司)四级风险评价系统,并将风险评价体系功能延伸,分别与风险预警、业绩考核进行对接,形成有效的风险防控体系。与风险预警对接形成四级联动机制,提高风险的预警范围和排查深度;与业绩考核对接,将境外投资风险纳入企业考核范畴,形成对国有企业母公司及境外子公司管理层更为适合的综合考评系统,实行风险奖惩制度。最后提出促进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配套措施建议,从宏观制度层面提出:政府应加强境外投资金融支持力度、提高境外投资管理水平、完善境外投资服务保障机制;从微观层面提出:国有企业应审慎作出境外投资决策、加强尽职调查提高风险意识、加快技术管理创新提高国际化水平。
储楚[6](2019)在《税务机关国际反避税改进思路研究 ——以广州市税务局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全球经济和市场一体化的加快融合,近年来税收筹划迅速发展,跨国企业的避税途径趋向隐蔽和复杂,避税与反避税之间的问题愈发凸显。我国由于反避税工作较晚开展,实践经验尚待厚积,截至当前,反避税工作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广州连续两年被评为中国内地35座城市中的外资首选投资目的地,同时,由于反避税案件终审环节多由国家税务总局审核,全国各地税务机关对反避税问题处理的程序、措施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而广州市税务局的反避税工作成效在全国税务系统位于前列,本文以广州市税务局为例作为研究对象和起点,在国际避税与反避税的研究上具有实践优势,对加强我国税务机关反避税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以探究我国现行反避税存在问题及改进思路为研究目的。主要有以下内容:综述跨国企业避税成因及国内外反避税现状,梳理我国反避税法律制度及其完善过程。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跨国企业现行避税的主要手段:转让定价、税收协定滥用、避税地,及其避税机理,并总结跨国企业避税成因。进一步结合案例实证研究介绍广州市反避税工作现状,总结我国税务机关反避税工作实施的方法和运用成效。结合以上理论及实践案例,剖析近年跨国企业避税方式的变化情况,提出跨国企业避税的四大趋势,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分别总结出反避税工作五方面困境,并探究其形成的原因。最后分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美国、欧盟等国际组织及发达国家反避税的治理经验和国际治理的发展动向。根据国际反避税经验启示,结合我国国情及税务机关的实际发展情况,就完善我国反避税税制;加强国际协作与国内职能部门协作;提升反避税信息化程度加强日常监管;建立可持续的人才储备方案;重视发挥税务中介机构作用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为进一步提升我国税务机关反避税工作提出有效改进思路。本文深入分析广州市的反避税实践方式以及相关案例,全面了解跨国企业避税的主要手段的和我国反避税工作情况,找出我国税务机关现行反避税工作存在的问题,为改善我国反避税法律体系和保障机制提出全面客观且深入的建议,具有理论及实践意义。
李雄师[7](2020)在《汇率不确定条件下的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研究》文中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各国逐步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转而采用浮动汇率制度。全球汇率变动由此不断加大,成为影响一国经济内外均衡的重要变量。汇率问题也因此逐渐成为国际金融研究领域和各国经济决策部门的重要关切点。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汇率作为开放市场条件下的重要价格,是影响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杠杆和连接国际市场的纽带,其变动对国际产业分工的地位及合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面临发展模式、发展动力的转变,其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就是要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化解我国部分行业的过剩产能并为优势产能寻找出口。东盟国家是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出海口和重要通道,与我国有着深厚的地缘关系、紧密的经济联系和较强的产业互补性,自然成为我国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区域。当在国内区域间进行产能合作时,产能合作企业不会面临汇率不确定问题;而当进行国际产能合作时,汇率不确定将对其产生重要影响。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受到汇率不确定怎么样的影响,成为未来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特别是中国—东盟产能合作中亟需回答的问题之一。本文在总结归纳国内外相关文献最新发展的基础上,依据“问题提出—现实考察—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政策启示”的逻辑层层递进,对汇率不确定条件下的中国—东盟产能合作进行研究,得到了以下主要研究结论:第一,汇率不确定变化确实会对企业的国际产能合作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汇率不确定的变化会改变企业对外商品输出及产业转移合作的产能生产率阈值,表明汇率不确定的变动会导致企业在国际产能合作时的难度变化,进而对企业国际产能合作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沉没成本所导致的“实际刚性”具有关键作用。第二,汇率不确定变化的方向来源对汇率不确定与国际产能合作的关系具有重要影响。由本国货币波动引起的汇率不确定变化与由外国货币波动引起的汇率不确定变化对国际产能合作的影响不同。本国货币供应量波动性上升或外国货币供应量波动性下降所导致的汇率不确定变化,会使得本国企业所有类型的产能生产率阈值提升,本国企业对外产能合作的利润将减少、难度增加,本国生产企业需要有更高的产能生产率才会愿意从事相应的生产活动;而外国货币供应量波动性上升或本国货币供应量波动性下降所导致的汇率不确定变化,会使得本国企业所有类型的产能生产率阈值都下降,本国企业对外产能合作的利润将增加、难度减少,本国生产企业需要较低的产能生产率就会愿意从事相应的生产活动。因此,在研究汇率不确定与产能合作的关系时,不仅要关注汇率不确定变化的幅度大小,同时还要关注汇率不确定变化的方向来源。第三,就汇率不确定对国际产能合作规模的影响来看,虽然汇率不确定变化对商品输出和产业转移合作产能生产率阈值影响的方向相同,但影响的程度不一致。在汇率不确定条件下,商品输出与产业转移合作间存在的替代效应,使得汇率不确定变化对商品输出及产业转移合作规模的影响呈现出复杂的结果,从而导致了汇率不确定与国际产能合作规模关系的复杂性。第四,从汇率不确定条件下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的实证分析看,其结果表明:汇率不确定与中国对东盟的商品输出是负相关关系,汇率不确定与东盟对中国的商品输出也是负相关关系;而汇率不确定与中国对东盟产业转移合作的关系不显着,汇率不确定与东盟对中国产业转移合作是正相关关系。这一实证结果与本文理论模型所预测的当汇率不确定变化的幅度较小且主要来源于人民币时的结果相一致。这一实证结果表明本文的理论模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能够适用于解释汇率不确定条件下的中国—东盟产能合作。最后,在政策建议方面。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具体到我国对东盟的产能合作中,本文从宏观层面提出:稳步推进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健全外汇市场建设、加强与东盟国家在汇率及货币政策沟通协调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我国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提升的建议;从中观层面提出:进一步为中国—东盟产能合作提供便利化和做好相关转移产业布局及规划的建议;从微观层面提出:提高国际产能合作企业的汇率风险防范意识、加强产能合作企业对汇率风险评估及预警的能力并充分利用各类汇率风险规避及防范手段的建议。
米冰[8](2019)在《跨国企业无形资产转让定价问题研究 ——基于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当前商业竞争环境已逐渐演化成以信息技术不断更新发展为本质特征,对于以无形资产为主要价值创造驱动因素的商业环境而言,现行国际税收法律体系的适用能力已大大减弱。由于无形资产跨境转移兼具跨国性和隐蔽性,跨国企业惯常利用国家间税收协定与各国税制的差异,将高价值的无形资产从多数高税收国家转出,重新配置到少数低税收国家和避税天堂岛屿。相关研究表明,位于不同税收管辖区域的子公司间税率差异越大,则跨国公司在相关国家间转移的税基越多。而且在国外市场组织低成本外包与开发营销类无形资产,成为近年来跨国企业利用转让定价攫取相关国家,特别是高税收国家经营利润的新形态,不断加剧着国家间的税收利益冲突。作为一种不具有实物形态的隐形资产,只有小部分无形资产能被确认入账,企业的会计账面上无法真实反映出无形资产的价值驱动作用,由于与专利相关的特许权使用费、商标使用费和技术服务费的转让定价过程往往呈高度不透明。因而,无形资产事实上构成了跨国企业利润转移机会的主要来源,迫切需要解决高度全球化经济中无形资产的收入来源和税收利益归属问题。鉴于特定公司特许权使用费的公平交易价格难以为税务机关掌握,跨国公司往往通过扭曲其转让价格,以便在所有运营的附属公司和拥有无形资产的避税地子公司之间转移利润。因此,与以往研究集中于研发税收抵免不同,本文的分析侧重于公司专利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无形财产的配置。在全面回顾和评述跨国企业利用无形资产实施收入转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就国家间企业所得税差异对跨国公司将无形资产转移到低税收国家的影响效应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进而为国家间税收利益分配的合理“归属”,以及我国税收利益的合理“回流”提出政策建议:首先,本文从论述无形资产转让定价与利润转移的理论范畴出发,对无形资产识别标准、价值决定、评估方法进行分析,详细阐述无形资产转让定价规则和定价方法的重大发展。论述了跨国企业利用无形资产跨境转移利润及税基的作用机理,分别从操纵关联方无形资产转让价格、人为改变集团内部无形资产合同结构、重新配置公司架构和专利许可三种利润转移策略。本文对跨国企业通过无形资产转让定价攫取相关国家税收利益的全过程进行细致描述,全面地论述了国家间企业所得税差异对跨国集团内专利位置转移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跨国公司利用国家间明显的税率差异提高或调低无形资产转让价格,使得更大部分的利润流入避税地,以较低的税率纳税。(2)跨国公司通过改变集团内部无形资产研发或营销合同安排进行低成本生产,进而利用母公司或分包公司的低税率进行转让定价,成为他们攫取相关国家经营利润的主要策略。(3)使用独占或非独占性许可协议是关联方之间转让无形资产的典型方法。本文还重点考察了跨国企业利用无形资产跨境转移利润及侵蚀税基的实施条件、无形资产转让定价导致的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规模,以及引发的国家间税收利益冲突等经济后果。研究发现:重新配置无形资产成为跨国公司实施利润转移的主要手段,跨国企业利用知识产权海外许可转移大量利润至低税经济体,不断加剧着国家间的有害税收竞争。其次,本文进行跨国企业知识产权位置转移与国家间税收利益受损的实证分析。利用一个新的、独特的数据集来研究企业所得税对跨国集团内专利位置转移的影响,该数据集将全球跨国公司的专利申请与公司层面的财务和所有权数据联系起来,且数据库中的所有实时专利都包含所有权更迭信息。同时,为确保企业所得税差异对跨国公司内部专利位置影响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增加了全球186个国家以及附属岛屿公司税制的信息。将全球跨国公司提交的专利申请与公司层面的财务和所有权数据结合,合并数据集捕捉到来自全球186个国家以及附属岛屿的跨国公司对专利进行重新配置的实验证据。研究结果发现:(1)中国是全球专利净转出数量最大的国家,而后依次是印度、德国、加拿大和英国四位高税收国家。(2)位居前列的专利净转入国家和地区,如瑞士、荷兰、开曼群岛、卢森堡、新加坡、英属维尔京群岛、爱尔兰、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巴巴多斯岛、百慕大群岛、马耳他、巴哈马群岛、塞舌尔群岛和萨摩亚群岛等,均为着名的避税地。(3)基于上述发现,跨国公司的专利迁移路径表现为从多数高税收国家转出,重新配置到少数低税收国家和避税天堂岛屿。第三,基于跨国企业专利转移的视角,本文以全球18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分析以典型税率变量和反避税措施、专利净转入与净转出国家、混合回归与个体效应为代表的多个维度,并着重分析典型专利净转出国家。以此探讨不同税率指标对跨国集团内专利位置转移作用的差异性,实证检验国家间企业所得税差异对跨国公司将无形资产许可和转让所得转移到低税收国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跨国企业为减轻税收负担,将其所拥有的专利配置于低税国和避税岛屿的附属公司,确认了跨国公司的利润转移活动与知识产权所有权之间的联系。(2)其中“专利盒”制度因其有利的税收待遇,加剧了专利收入等流动性税基流入税收优惠辖区。(3)从专利的现实迁移路径看,中国的跨国公司将专利转移至开曼群岛、瑞士、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荷兰等国家和地区的附属公司,开曼群岛是中国专利的第一大净转出地。(4)考虑到与专利相关的特许权使用费收入的实际税收负担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特许权使用费预提税和“受控外国公司”立法,检验发现反避税措施对限制无形资产外流有实际效果,但政策亟需从少数国家延伸到以瑞士、荷兰、开曼群岛为代表的低税收国家与避税岛屿。最后,基于前述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本文就优化无形资产转让定价,促进国家间税收利益分配的合理“归属”进行综合审视。中国在内的拥有大规模研发活动的高税收经济体,必须限制专利和其他无形资产从本国转移,中国作为目前最大的专利净转出国家尤为紧迫。对此,本文提出了逐步完善无形资产在相关国家间的税基划分、加强一般反避税规则在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应用、收紧“受控外国公司”立法、开展多国司法管辖区的税收合作等限制无形资产外流的对策建议。
王园园[9](2019)在《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成绩显着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在制造业方面中国于2010年成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然而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存在。我国制造业低技术密集度产业产品或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占比依然较大,需要在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尤其是高技术密集度的产业产品发展方面加大力度。本文针对我国目前产业转型升级的特殊阶段,基于FDI异质性研究我国制造业获得技术溢出的效率提升,以推动我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本文对以下内容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对外商直接投资理论、技术溢出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及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其次,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及机遇挑战进行总结,并分析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发展情况与现状及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问题;再次,从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出发分析FDI异质性,以我国制造业企业为实证分析对象检验不同投资目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具体路径;从次,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及前文研究结论提出基于技术溢出的研究假设,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进行实证检验;最后,采用直观结构性FDI引力系统,基于反事实研究方法估算FDI对我国贸易和总体福利的影响,进一步验证FDI对产业升级和国家福利的作用。这五个方面的系统分析共同构成本文的研究框架。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基于FDI异质性并结合制造业产业技术密集度特征,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对高技术密集度产业、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中低技术密集度产业及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相关影响存在差异,具体为:在我国的市场寻求型FDI对四类制造业产业都有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且对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大,对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次之,对中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较小,对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小,因此对于我国制造业转型及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目标帮助较大,可以通过相关政策及优惠措施进一步鼓励市场寻求型FDI在我国的投资;在我国的效率寻求型FDI对中低技术密集度产业和低技术密集度产业有负的技术溢出效应,在高技术密集度和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相对较低,说明我国目前的制造业发展目标和效率寻求型FDI对我国制造业产业所产生的相关影响并不吻合,因此可以适当压缩或者不鼓励效率寻求型FDI在我国的大规模投资;资源寻求型FDI对中低技术密集度产业和低技术密集度产业同样有负的技术溢出效应,在高技术密集度和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亦相对较低,同样反映出当前阶段我国制造业发展及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中资源寻求型FDI的作用贡献相对较小,因此采取不鼓励不倾斜的政策态度较为合宜;创造资产寻求型FDI对四类制造业产业都有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对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大,对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次之,对中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较小,对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小,较符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特定阶段和制造业转型及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目标要求,因此可以通过相关优惠政策及积极鼓励措施对这部分外商直接投资形成吸引力,助力我国经济发展目标。在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及前后向关联技术溢出效应对制造业产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联合回归中,水平技术溢出效应和后向关联溢出效应在1%水平通过显着性检验,前向关联技术溢出效应在10%水平上通过显着性检验,而在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中FDI的直接效应并不显着只存在中介效应,其中水平技术溢出效应与后向关联技术溢出效应对制造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影响系数为负,即水平技术溢出效应与后向关联技术溢出效应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对相关产业存在一定的抑制性和挤出性,说明当前制造业相关产业的技术溢出传导机制效率较低甚至抑制技术进步,因此我国制造业运营的市场机制需进一步优化,相关法律制度政策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同时要精简不必要的办事流程和办事步骤。通过估算FDI反事实总出口和福利变化的百分比分析FDI的福利效应,我国的国家福利与FDI之间呈正相关影响,证明FDI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及国家福利整体而言是正向的促进作用,且在反事实情况下FDI的消失对我国福利影响的程度比相当部分的国家影响都更大,这说明FDI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诸多领域对我国的福利水平是正向的促进作用。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进一步提出加大市场寻求型FDI及创造资产寻求型FDI吸引力度;为制造业发展营造更有利的政策环境;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生态系统,重视研发投入;加速推动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充分发掘我国内需的巨大潜力;继续完善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供应商网络,推动产业集群式发展等结论。
支宏娟[10](2019)在《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在此期间,我国的FDI流入量年均增长率高达14%,于2014年成为超越美国的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FDI带来的技术外溢、产业升级、贸易创造等效应成为“中国奇迹”的重要原因。但是对我国而言,FDI的流入也是一把“双刃剑”,其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FDI的非均衡分布进一步恶化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状;大量FDI在很大程度上给我国产业尤其是给传统制造业与服务业带来了较大冲击和严峻的挑战,等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大量FDI进入也带来了严峻的环境问题,对我国的环境质量造成了巨大破坏。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我国政府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性长期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更是得到了充分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要保护生态环境,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像保护眼镜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等等。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不断顺应国际趋势,逐渐在环境政策上采用严格的新标准,力求通过行政管制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大气、水、土壤等污染治理的重点任务和措施,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那么,在环境规制政策趋严的趋势下,从环境规制的视角来评价FDI进入中国的空间分布,协调环境规制政策和引进外资政策以在吸引FDI与环境保护之间保持平衡就有了较强的现实意义。同时,环境规制政策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的重点研究命题。然而,已有的大量相关研究并未就两者之间的关系得出一致的结论。具体地,环境规制是会阻碍还是会促进FDI流入,在学术界尚未得出定论。事实上,对上述问题的解释与论证具有较大的学术研究价值。鉴于上述现实和理论两方面原因,本文以国际投资学、环境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为基础,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定性分析结合定量检验法,对环境规制影响FDI在我国的区位选择问题展开研究。具体而言,本文在探讨环境规制影响FDI区位选择机制的基础上,利用我国2005~2013年工业企业数据与2007~2013年国家重点监控政策企业名单的匹配数据和1995~2016年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先后从企业和城市两个微观层面对环境规制对FDI在我国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得出以下五个主要结论:(1)在微观层面,环境规制水平上升对FDI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效应取决于环境规制的成本效应与创新补偿效应的大小。而在宏观层面,资本的逐利性将促使资本在区域之间进行流动,环境规制从而对FDI区域分布产生影响。(2)实施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政策对废水外商投资企业FDI产生负向影响;实施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政策未对废气外商投资企业FDI产生影响。(3)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实施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政策未对位于这两大地区的废水外商投资企业FDI产生影响;而在西部地区实施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政策会引起该地区废水外商投资企业FDI水平上升。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实施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政策未对位于这三大地区的废气外商投资企业FDI产生影响。(4)被实施“两控区”政策的城市相比于未实施“两控区”政策的城市,其实际利用FDI水平要低。(5)“两控区”环境规制政策给不同地区城市FDI带来的效应不同。针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两控区”政策会抑制FDI的流入;而在西部地区城市实施的“两控区”政策并不会影响FDI的流入。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和涉及相关问题,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在环境规制方面,一要引导地方政府正确认识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二要推进环境规制工具应用的多样化;三是不同地区实施有区别的环境规制政策,优化外商投资区域结构。在改善投资环境及引进外资方面,首先要继续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其次要坚持科学甄选,高标准建设,结合地区产业发展的实际和地方经济长期发展的目标加大力度吸引高质量外资项目;最后要加快出台新外资法,并不断完善中央和地方外资投诉处理机制。
二、跨国公司转移价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监控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跨国公司转移价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监控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1.1 互联网产业已是发展现代经济体系重要生力军 |
1.1.2 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互联网产业安全问题凸显 |
1.1.3 产业安全理论研究滞后于互联网产业发展实践 |
1.2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1.2.1 问题提出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4 研究内容 |
1.5 主要创新点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产业保护论 |
2.1.2 产业控制论 |
2.1.3 产业国际竞争论 |
2.1.4 产业安全理论 |
2.2 产业安全的分类与评价体系 |
2.2.1 产业安全的分类 |
2.2.2 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
2.3 互联网产业相关研究综述 |
2.3.1 网络经济和网络产业 |
2.3.2 互联网产业 |
2.3.3 互联网安全和互联网产业安全 |
2.4 文献评述 |
2.5 本章小结 |
3 互联网产业安全理论 |
3.1 互联网产业相关概念 |
3.1.1 互联网产业概念界定 |
3.1.2 互联网产业经济特征 |
3.2 对产业安全的再思考 |
3.2.1 产业安全观的形成及演变 |
3.2.2 互联网安全观的形成 |
3.3 互联网产业安全界定 |
3.3.1 互联网产业安全概念提出 |
3.3.2 互联网产业安全特点 |
3.3.3 互联网产业安全类型 |
3.4 互联网产业安全评价范式 |
3.4.1 互联网产业安全形成的系统论分析 |
3.4.2 互联网产业安全评价范式 |
3.5 本章小结 |
4 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现状分析 |
4.1 产业发展环境现状 |
4.1.1 垄断性市场结构影响可持续发展 |
4.1.2 市场绩效总体呈下降趋势 |
4.1.3 管理主体分散 |
4.1.4 资源供给不足 |
4.1.5 非均衡布局加剧区域经济不平衡 |
4.2 产业竞争力现状 |
4.2.1 缺乏配套区域专业化水平低 |
4.2.2 区域产业同构化 |
4.2.3 市场换技术政策失效 |
4.3 产业控制力现状 |
4.3.1 企业融资依赖外国资本 |
4.3.2 关键技术依赖国外转移 |
4.3.3 利用外资政策偏差 |
4.4 网络安全现状 |
4.4.1 免费定价方式影响产品策略趋向恶意 |
4.4.2 模仿抄袭促生不公平竞争行为 |
4.5 本章小结 |
5 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影响因素研究 |
5.1 产业安全影响因素一般性分析 |
5.1.1 基于外部和内部影响因素分析 |
5.1.2 基于产业经济学框架的影响因素分析 |
5.2 互联网产业安全影响因素分析模型 |
5.2.1 对既有研究的再思考 |
5.2.2 互联网产业安全影响因素分析 |
5.2.3 互联网产业安全影响因素模型 |
5.3 互联网产业安全影响因素关联性分析 |
5.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5.3.2 模型设定与数据 |
5.3.3 结果与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6 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评价 |
6.1 评价方法及步骤 |
6.1.1 评价方法 |
6.1.2 评价步骤 |
6.2 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
6.2.1 指标设计思路 |
6.2.2 指标体系建立 |
6.3 数据、权重及结果分析 |
6.3.1 数据说明 |
6.3.2 指标权重设置及计算方法 |
6.3.3 计算结果 |
6.3.4 评价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7 互联网产业安全国际经验借鉴与启示 |
7.1 维护互联网产业安全的国外经验 |
7.1.1 以技术竞争优势促进产业安全的美国经验 |
7.1.2 强化网络安全促进产业安全的英国经验 |
7.1.3 优化产业发展环境促进产业安全的德国经验 |
7.1.4 增强产业控制力促进产业安全的日本经验 |
7.2 对我国维护互联网产业安全的启示 |
7.2.1 建立保护互联网产业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
7.2.2 完善互联网监管机制强化网络安全 |
7.2.3 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数字鸿沟 |
7.3 本章小结 |
8 提升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的对策建议 |
8.1 改善互联网产业发展环境 |
8.1.1 优化管理体制 |
8.1.2 完善支持互联网业发展的资本市场 |
8.1.3 加快人才队伍建设 |
8.1.4 坚持数字化战略扩大基础建设 |
8.2 提升互联网产业竞争力 |
8.2.1 建立并完善互联网产业创新体系 |
8.2.2 提高互联网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
8.2.3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
8.3 强化网络安全防范能力 |
8.3.1 建立并完善网络安全应急体系 |
8.3.2 提高网络安全技术水平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A公司内部转移定价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1.2.1 内部转移定价目标研究 |
1.2.2 内部转移定价影响因素研究 |
1.2.3 内部转移定价方法研究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内部转移定价内涵 |
2.1.1 内部转移定价的定义 |
2.1.2 内部转移定价主要方法 |
2.1.3 内部转移定价主要模式 |
2.2 内部转移定价相关的理论基础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2.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2.2.3 权变理论 |
2.2.4 纳什均衡理论 |
第三章 A公司内部转移定价模式的现状 |
3.1 A公司所处行业发展情况 |
3.1.1 行业基本情况 |
3.1.2 行业价值链分析 |
3.2 A公司背景介绍 |
3.2.1 A公司简介 |
3.2.2 A公司经营情况 |
3.2.3 A公司关联及关联交易简介 |
3.2.4 A公司组织管理模式 |
3.3 A公司内部转移定价模式现状 |
3.3.1 价格体系的构成 |
3.3.2 内部转移定价的形成机制 |
3.3.3 内部转移定价的模式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A公司内部转移定价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
4.1 A公司内部转移定价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
4.1.1 定价流程无序不规范 |
4.1.2 信息化水平制约成本分配 |
4.1.3 定价方式不能适应市场变化 |
4.2 A公司内部转移定价模式主要问题的成因 |
4.2.1 A公司内部组织结构滞后 |
4.2.2 A公司内部转移定价认识模糊 |
4.2.3 A公司内部转移定价机制不明确 |
4.2.4 A公司价格策略监控体系滞后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完善A公司内部转移定价模式的对策 |
5.1 完善内部转移定价决策体系 |
5.1.1 严格遵行决策原则 |
5.1.2 改善内部转移定价管理机制 |
5.1.3 完善内部转移定价模式 |
5.2 提升A公司财务信息化水平 |
5.2.1 加强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 |
5.2.2 引进实时监控ERP系统 |
5.3 健全内部组织管控体系 |
5.3.1 调整组织结构 |
5.3.2 建立折衷型财务管理模式 |
5.4 优化相关制度程序 |
5.4.1 完善成本费用分配制度 |
5.4.2 健全异议处理程序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全球供应链重构下的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转型 ——基于投资模式和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国际矿业新形势 |
1.1.2 国内矿业形势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对外投资理论研究综述 |
1.3.2 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综述 |
1.4 主要内容 |
1.5 研究路线与研究方法 |
1.6 主要创新点 |
2 全球供应链重构与矿产资源 |
2.1 现代全球供应链的定义和内涵 |
2.2 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分析 |
2.2.1 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历程 |
2.2.2 全球供应链的重构趋势 |
2.3 全球供应链重构对中国的影响 |
2.3.1 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背景 |
2.3.2 中国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意义 |
2.4 全球供应链重构的矿业视角分析 |
2.4.1 供应链上游的话语权和利益分配 |
2.4.2 供应链上游的竞争和战略产业发展 |
2.5 我国供应链上游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
2.6 本章小结 |
3 我国矿产资源特征及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3.1 我国矿产资源特征分布 |
3.2 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
3.2.1 初始阶段(1993年以前) |
3.2.2 起步阶段(1993-2000年) |
3.2.3 增长阶段(2000-2013年) |
3.2.4 调整阶段(2013至今) |
3.3 我国矿业对外投资现状 |
3.3.1 投资规模和数量 |
3.3.2 投资区域分布 |
3.3.3 投资种类和权益分布 |
3.3.4 投资主体构成 |
3.4 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趋势 |
3.4.1 我国矿业对外投资的机遇正在形成 |
3.4.2 我国矿业对外投资的需求不断加大 |
3.5 本章小结 |
4 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分析 |
4.1 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比较 |
4.2 中国矿业对外投资模式演进历程 |
4.2.1 绿地投资模式 |
4.2.2 跨国并购模式 |
4.2.3 两种投资模式对比分析 |
4.3 我国矿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
4.3.1 企业自身因素对投资模式的影响 |
4.3.2 东道国因素对投资模式的影响 |
4.4 中国矿业对外投资进入方式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4.4.1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4.4.2 模式建立与估计方法 |
4.4.3 实证结果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5 中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分析 |
5.1 研究方法介绍 |
5.2 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
5.2.1 变量选取和说明 |
5.2.2 数据来源及描述 |
5.3 单边随机前沿模型 |
5.3.1 模型构建 |
5.3.2 实证结果和分析 |
5.4 双边随机前沿模型 |
5.4.1 模型构建 |
5.4.2 基础模型估计 |
5.4.3 实证结果和分析 |
5.4.3.1 投资效应总结 |
5.4.3.2 投资净效应区域分布 |
5.4.3.3 投资净效应国家分布 |
5.4.3.4 一带一路和战略矿产国家的投资净效应 |
5.5 本章小结 |
6 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转型探索 |
6.1 中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选择 |
6.1.1 并购为主的投资模式 |
6.1.1.1 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
6.1.1.2 有利于获得矿产品定价权 |
6.1.2 并购的具体策略 |
6.1.2.1 以间接并购为主,直接并购为辅 |
6.1.2.2 以联合并购为主 |
6.1.2.3 灵活使用支付手段 |
6.1.2.4 以参股为主,谨慎控股 |
6.1.3 识别和应对并购风险 |
6.1.3.1 并购风险识别 |
6.1.3.2 风险应对策略 |
6.1.4 把握对外并购时机 |
6.2 中国矿业直接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建议 |
6.2.1 合理布局全球矿产资源 |
6.2.1.1 理性选择投资目标和区位 |
6.2.1.2 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矿业资本市场 |
6.2.2 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规模 |
6.2.2.1 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投资机遇 |
6.2.2.2 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面临的挑战 |
6.2.2.3 我国矿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策略建议 |
6.3 本章小结 |
7 结论 |
7.1 本文结论 |
7.2 本文不足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4)在华跨国公司转让定价反避税研究 ——基于BEPS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内容及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转让定价反避税的相关理论 |
第一节 转让定价与反避税的理论基础 |
一、转让定价的含义 |
二、国际避税的内涵及方式 |
三、国际反避税的内涵及措施 |
第二节 BEPS的背景及规则 |
一、BEPS行动计划出台背景 |
二、BEPS行动计划内容 |
三、BEPS行动计划中有关转让定价的规定 |
第三节 在华跨国公司避税行为的博弈分析 |
一、转让定价的博弈理论 |
二、避税行为的博弈分析 |
第二章 BEPS背景下我国反避税现状 |
第一节 在华跨国公司的转让定价避税现状 |
一、在华跨国公司发展现状 |
二、在华跨国公司转让定价的避税手段 |
第二节 我国转让定价反避税现状及存在问题 |
一、BEPS背景下现行转让定价反避税规则 |
二、我国转让定价反避税现状 |
三、我国转让定价反避税存在的问题 |
第三章 在华跨国公司转让定价反避税案例分析 |
第一节 A公司转让定价案例分析 |
一、A公司基本情况及关联交易 |
二、A公司避税行为分析 |
三、选取转让定价调整方法 |
第二节 B公司转让定价案例分析 |
一、B公司基本情况及关联交易 |
二、B公司避税行为分析 |
三、选取转让定价调整方法 |
第三节 案例比较与借鉴 |
一、案例比较 |
二、案例对在华跨国公司转让定价反避税的借鉴 |
第四章 发达国家转让定价反避税比较与借鉴 |
第一节 发达国家关于转让定价税制的比较 |
一、美国转让定价税制 |
二、日本转让定价税制 |
三、OECD转让定价税制 |
第二节 发达国家对我国转让定价准则制定的启示 |
一、转让定价准则应具有可操作性 |
二、处罚机制设置应具有人性化 |
三、税制制定应因地制宜 |
第五章 BEPS背景下完善跨国公司转让定价反避税的建议 |
第一节 完善转让定价反避税制度 |
一、构建转让定价法律体系 |
二、制定转让定价惩罚制度 |
三、完善预约定价安排制度 |
第二节 加强转让定价反避税管理 |
一、加强信息披露 |
二、加强税务日常检查力度 |
三、加强国际反避税人才培养 |
第三节 积极参与BEPS计划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 第二章 境外投资基本理论 |
2.1 境外投资宏观理论 |
2.1.1 比较优势理论 |
2.1.2 境外投资发展阶段理论 |
2.1.3 对外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2.2 境外投资微观理论 |
2.2.1 垄断优势理论 |
2.2.2 内部化优势理论 |
2.2.3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
2.2.4 技术地方化和创新理论 第三章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现状与问题 |
3.1 我国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现状 |
3.1.1 我国国有企业境外投资主体 |
3.1.2 我国国有企业境外投资产业分布 |
3.1.3 我国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区位分布 |
3.1.4 我国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进入模式 |
3.2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现状 |
3.2.1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发展阶段 |
3.2.2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区位分布 |
3.2.3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进入模式 |
3.2.4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经营情况 |
3.3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存在问题 |
3.3.1 宏观问题分析 |
3.3.2 微观问题分析 第四章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区位分析与选择 |
4.1 企业外部因素与境外投资区位选择分析 |
4.2 企业自身因素与境外投资区位选择分析 |
4.3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区位决策技术路线 |
4.4 经验借鉴 |
4.4.1 法国电信境外投资区位选择 |
4.4.2 中国石油境外投资区位选择 |
4.5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区位选择 第五章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进入模式分析与选择 |
5.1 境外投资进入模式的内涵和类别 |
5.2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进入模式的影响因素 |
5.2.1 投资方式选择影响因素 |
5.2.2 股权结构选择影响因素 |
5.3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进入模式的选择分析 |
5.3.1 投资方式选择分析框架 |
5.3.2 股权结构选择分析框架 |
5.4 基于云模型的境外投资进入模式决策 |
5.4.1 云模型 |
5.4.2 应用云模型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
5.4.3境外投资方式决策模拟实验 |
5.4.4境外投资股权结构决策模拟实验 |
5.5 境外投资进入模式经验借鉴 |
5.5.1 日本烟草公司境外投资进入模式 |
5.5.2 中国化工集团境外投资进入模式 |
5.6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进入模式选择 第六章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分析与防控 |
6.1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分析 |
6.1.1 东道国风险分析 |
6.1.2 国资监管部门风险分析 |
6.1.3 国有企业母公司风险分析 |
6.1.4 境外子公司风险分析 |
6.2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评价指标设置 |
6.2.1 东道国风险评价指标 |
6.2.2 国资监管部门风险评价指标 |
6.2.3 国有企业母公司风险评价指标 |
6.2.4 境外子公司风险评价指标 |
6.3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防控 |
6.3.1 建立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评价系统 |
6.3.2 建立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预警系统 |
6.3.3 建立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考核系统 |
6.4 境外投资风险防范经验借鉴 |
6.4.1 美国境外投资风险防控措施 |
6.4.2 日本境外投资风险防控措施 |
6.5 建立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防控体系 |
6.5.1 风险防控主体系 |
6.5.2 风险防控辅助体系 |
6.5.3 风险防控问责制度 第七章 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配套措施建议 |
7.1 宏观配套措施建议 |
7.1.1 加强境外投资金融支持力度 |
7.1.2 提高境外投资管理水平 |
7.1.3 完善境外投资服务保障机制 |
7.2 微观配套措施建议 |
7.2.1 提高思想认识审慎投资决策 |
7.2.2 深入尽职调查强化风险意识 |
7.2.3 加快技术创新提升国际化水平 第八章 结论和展望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6)税务机关国际反避税改进思路研究 ——以广州市税务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 |
四、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第一章 理论基础 |
第一节 相关概念及内涵界定 |
一、避税理论 |
二、反避税理论 |
第二节 在华跨国公司避税的主要手段 |
一、转让定价 |
二、税收协定滥用 |
三、避税地 |
四、跨国企业税收筹划产生的因素 |
第三节 我国反避税法律制度及其完善过程 |
一、起步和探索阶段 |
二、发展阶段 |
三、法律制度现状 |
第二章 税务机关反避税工作现状——以广州市为例 |
第一节 广州市税务机关反避税工作的必要性分析 |
一、外资利用情况分析 |
二、外商投资来源分析 |
第二节 广州市税务机关反避税工作现状 |
一、反避税工作环节划分 |
二、反避税选案机制与实践方式 |
三、反避税工作近年立结案情况与税收贡献情况 |
第三节 广州市税务机关反避税案例分析 |
一、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情况 |
二、调查取证及分析过程 |
三、企业避税问题确认 |
四、初步调整方案设计 |
五、结案调整结果 |
第三章 避税趋势及反避税的问题分析 |
第一节 避税手段的变化情况与发展趋势 |
一、避税架构复杂化 |
二、无形资产趋向化 |
三、关联劳务虚拟化 |
四、避税筹划专业化 |
第二节 我国税务机关反避税面临的挑战 |
一、反避税政策缺乏可操作性 |
二、惩戒涵盖面过窄,威慑效果不足 |
三、反避税人才建设滞后 |
四、税收信息建设不完善 |
五、税务机关强制性不足、税企对抗性强 |
第四章 国际反避税经验借鉴与启示 |
第一节 反避税手段的变化情况与发展趋势 |
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反避税策略 |
二、美国反避税策略 |
三、欧盟反避税策略 |
四、日本反避税策略 |
五、其他国家的最新反避税策略 |
第二节 国际各国反避税启示 |
一、细化针对性反避税规则 |
二、修订已有税收优惠及税收协议 |
三、提高税收透明度和确定性 |
四、应对数字经济挑战 |
第五章 我国税务机关反避税工作的改进思路 |
第一节 参与国际税制重建、强化国际税收合作 |
一、强化国际税收协作 |
二、提高税收环境透明度 |
第二节 完善我国现行税制的不足 |
一、引入惩罚条款 |
二、增加税法细节性规定 |
三、扩展立法领域 |
四、修订已有税收优惠 |
第三节 促进信息化建设、加强税收监管力度 |
一、促进信息化建设 |
二、加强税收监管力度 |
第四节 建立可持续的人才储备机制 |
一、设置人才激励制度 |
二、扩宽培训途径 |
第五节 重视发挥税务中介机构作用 |
一、发挥中介积极作用 |
二、增设中介信用等级评价 |
结论 |
一、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启示 |
二、研究成果与不足 |
参考文献 |
(7)汇率不确定条件下的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1.2.1 国际产能合作 |
1.2.2 汇率不确定性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结构安排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 |
1.3.3 本文的研究方法 |
1.4 创新、难点与不足之处 |
1.4.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1.4.2 本文的研究难点 |
1.4.3 本文的不足之处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2.1 关于国际产能合作的文献综述 |
2.1.1 国际产能合作理论溯源 |
2.1.2 我国国际产能合作研究成果综述 |
2.1.3 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的相关文献综述 |
2.2 有关汇率不确定对商品输出影响的文献综述 |
2.2.1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2.2.2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2.3 有关汇率不确定对产业转移合作影响的文献综述 |
2.3.1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2.3.2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2.4 关于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文献综述 |
2.5 新新贸易理论的文献综述 |
2.6 相关文献述评 |
2.7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东盟产能合作与汇率不确定性的现实考察 |
3.1 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的发展历程及现状考察 |
3.1.1 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发展历程及现状考察——商品输出视角 |
3.1.2 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发展历程及现状考察——产业转移合作视角 |
3.1.3 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分析 |
3.2 中国—东盟国家汇率不确定性的演变考察 |
3.2.1 中国—东盟汇率制度考察 |
3.2.2 中国—东盟汇率变动考察 |
3.2.3 中国—东盟汇率不确定性的衡量与分析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汇率不确定条件下产能合作的影响机制分析 |
4.1 模型设定 |
4.1.1 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 |
4.1.2 生产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 |
4.1.3 产能生产率和企业生产决策的关系 |
4.1.4 产能生产率阈值的求解 |
4.2 汇率不确定性变化对产能生产率阈值的影响分析 |
4.2.1 汇率不确定性变化对非初次产业转移合作生产企业产能生产率阈值的影响 |
4.2.2 汇率不确定性变化对初次产业转移合作生产企业产能生产率阈值的影响 |
4.3 汇率不确定性对商品输出和产业转移合作规模的影响 |
4.3.1 产业转移合作视角 |
4.3.2 商品输出视角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汇率不确定与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关系的实证分析 |
5.1 汇率不确定与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关系的场景分析 |
5.1.1 场景1:当汇率不确定的变动幅度较小且主要来源于人民币时 |
5.1.2 场景2:当汇率不确定的变动幅度较大且主要来源于人民币时 |
5.1.3 场景3:当汇率不确定变动的幅度较小且主要来源于东盟国家货币时 |
5.1.4 场景4:当汇率不确定的变动幅度较大且主要来源于东盟国家货币时 |
5.2 基于商品输出视角的汇率不确定与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关系分析 |
5.2.1 计量模型设定 |
5.2.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5.2.3 实证估计及结果分析 |
5.3 基于产业转移合作视角的汇率不确定与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关系分析 |
5.3.1 计量模型设定 |
5.3.2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5.3.3 实证估计及结果分析 |
5.4 实证结果综合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
6.1 研究结论 |
6.2 政策启示 |
6.2.1 宏观层面的政策启示 |
6.2.2 中观层面的政策启示 |
6.2.3 微观层面的政策启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跨国企业无形资产转让定价问题研究 ——基于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三、研究框架和主要内容 |
四、研究方法 |
五、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第一章 跨国企业无形资产转让定价与利润转移范畴分析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一、跨国企业 |
二、转让定价 |
三、无形资产 |
四、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 |
第二节 无形资产的识别、价值决定与评估方法 |
一、无形资产的识别标准 |
二、无形资产的价值决定 |
三、无形资产评估方法的分类 |
第三节 无形资产转让定价与跨境利润转移渠道 |
一、跨国企业实施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的渠道选择 |
二、无形资产转让定价规则的发展 |
三、无形资产转让定价方法的选择 |
第二章 无形资产转让定价导致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的机制分析 |
第一节 操纵关联方无形资产转让价格向低税率国家转移利润 |
一、国家间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差异直接影响跨国企业转让定价决策.. |
二、利用国家间税率差异向低税率国家转移利润的机理 |
三、通过扭曲无形资产转让价格相关国家税基的操作路径 |
第二节 人为改变集团内部无形资产合同架构向低税率国家转移利润 |
一、利用无形资产营销合同安排向低税率国家转移利润的机理 |
二、利用无形资产分包与外包研发向低税率国家转移利润的机理 |
三、通过无形资产分包研发安排侵蚀相关国家税基的操作路径 |
第三节 重新配置知识产权许可和公司架构向低税率国家转移利润 |
一、具有无形属性和易转移特征的专利及其他知识产权 |
二、利用知识产权海外许可向低税率国家转移利润的机理 |
三、通过知识产权海外许可侵蚀相关国家税基的操作路径 |
第三章 无形资产转让定价导致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的现状分析 |
第一节 无形资产转让定价与利润转移实施的基本条件 |
一、避税地的广泛存在 |
二、国家间税收协定与各国涉税处理规则的差异 |
三、尚不成熟的无形资产划分和估值方法 |
第二节 重新配置无形资产是跨国企业实施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的主要手段 |
一、知识产权所提供的专有权是跨国集团利润转移机会的主要来源.. |
二、利用“专利盒”税收激励转移大量利润至低税收经济体 |
三、利用无形资产的重新配置转移大量利润至低税收经济体 |
第三节 无形资产转让定价导致的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规模估测 |
一、无形资产转让定价导致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的总体规模 |
二、无形资产转让定价导致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的分行业现状 |
三、无形资产转让定价导致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的分区域现状 |
第四节 跨国企业无形资产转让定价实际效应分析 |
一、影响跨国企业税后利润 |
二、影响全球供应链最优决策 |
三、影响国家间税收利益归属 |
第四章 影响国家间税收利益归属的无形资产转让定价实证分析—来自跨国企业专利转移的证据 |
第一节 国家间企业所得税差异对跨国集团内专利位置转移的影响: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一、东道国之间公司税率差异与跨国公司专利位置选择 |
二、国家间公司税率差异、反避税措施与跨国公司专利位置选择 |
第二节 国家间企业所得税差异对跨国集团内专利位置转移的影响:基于混合回归 |
一、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
二、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三、混合回归检验与结果分析 |
第三节 国家间企业所得税差异对跨国集团内专利位置转移的影响:基于个体效应 |
一、混合回归与个体效应的判断 |
二、个体效应检验与结果分析 |
三、稳健性检验 |
第四节 以中国为代表的专利净转出国家分析 |
一、专利净转入与净转出国家的专利转移数量分析 |
二、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三、研究结论 |
第五章 国家间税收利益合理分配的无形资产转让定价优化对策 |
第一节 完善营销类无形资产的估值和税基划分 |
一、进一步完善营销类无形资产的识别和估值 |
二、进一步完善营销类无形资产的税基划分方法 |
三、完善利润分割方法在营销类无形资产税基划分中的应用 |
第二节 遏制“专利盒”税收激励政策和避税天堂引发的利润转移 |
一、严格限定“专利盒”税收激励政策 |
二、加强一般反避税规则在母公司的适用 |
三、加强一般反避税规则在子公司的适用 |
第三节 规范跨国企业利用知识产权许可和组织架构引发的利润转移.. |
一、收紧“受控外国公司”有关立法 |
二、开展多国司法管辖区的税收合作 |
三、完善发展中国家反避税法规制度体系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9)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背景分析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3.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溢出 |
2.1.1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 |
2.1.2 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 |
2.1.3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
2.2 全球价值链理论 |
2.2.1 全球价值链的概念 |
2.2.2 全球价值链的动力机制 |
2.2.3 全球价值链的升级 |
2.3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定义、地位测度及升级机制 |
2.3.1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定义 |
2.3.2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测度 |
2.3.3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机制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 |
3.1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
3.1.1 试点试验阶段:1978-1992年 |
3.1.2 全面发展阶段:1992-2000年 |
3.1.3 调整重构阶段:2000-2008年 |
3.1.4 创新突围阶段:2008 年至今 |
3.2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机遇 |
3.2.1 制造业产业产品分类 |
3.2.2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历程 |
3.2.3 中国制造业与外商直接投资 |
3.3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 |
3.3.1 中国参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及现状 |
3.3.2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FDI技术溢出的效应分析 |
4.1 不同投资目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异质性分析 |
4.1.1 市场寻求型FDI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
4.1.2 效率寻求型FDI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
4.1.3 资源寻求型FDI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
4.1.4 创造资产寻求型FDI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
4.2 基于不同投资目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
4.2.1 模型设定 |
4.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4.2.3 面板数据模型 |
4.2.4 模型结果与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FDI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
5.1 FDI技术溢出推动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研究假设 |
5.1.1 FDI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
5.1.2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 |
5.1.3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
5.2 FDI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分析 |
5.2.1 模型设定 |
5.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5.2.3 模型结果与分析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FDI推动制造业升级的福利分析 |
6.1 模型设定 |
6.2 理论基础 |
6.2.1 变量选取 |
6.2.2 国际贸易与FDI模型 |
6.2.3 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引力系统 |
6.3 实证分析 |
6.3.1 变量和数据 |
6.3.2 结果和解释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A 制造业产品分类表 |
附录B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制造业产业技术密集度划分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导论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1.2.2 传统因素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
1.2.3 环境规制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
1.2.4 文献评述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5 创新点及不足 |
1.5.1 创新点 |
1.5.2 不足之处 |
2.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2.1 基本概念 |
2.1.1 环境规制 |
2.1.2“两控区”政策 |
2.1.3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政策 |
2.1.4 环境规制工具 |
2.2 理论基础 |
2.2.1 环境规制理论 |
2.2.2 国际直接投资代表性理论 |
2.2.3 产业空间布局理论 |
2.2.4 环境规制对FDI企业投资决策影响的理论 |
3.我国环境规制变迁及FDI区位分布特征 |
3.1 我国环境规制的历史演进 |
3.1.1 起步阶段(1949年~20世纪70年代末) |
3.1.2 创建阶段(1979~1988年) |
3.1.3 发展阶段(1989~1995年) |
3.1.4 深化阶段(1996~至今) |
3.2 我国吸引FDI的现状分析 |
3.2.1 FDI的总体发展状况 |
3.2.2 FDI的地区发展状况 |
3.2.3 FDI在我国城市的分布特征 |
4.环境规制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分析 |
4.1 环境规制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微观层面的分析 |
4.1.1 环境规制对FDI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 |
4.1.2 环境规制对FDI企业创新机制的影响 |
4.2 环境规制对FDI影响——基于宏观层面的分析 |
5.环境规制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政策的研究 |
5.1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政策背景 |
5.2 实证模型的设定、变量的解释和说明 |
5.2.1 实证模型的设定 |
5.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5.2.3 变量的解释和说明 |
5.2.4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的所有制类型特征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5.3.1 初步估计结果 |
5.3.2 稳健性检验 |
5.3.3 分地区样本检验 |
本章小结 |
6.环境规制政策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两控区”政策的研究 |
6.1 我国酸雨、二氧化硫污染现状及“两控区”政策背景 |
6.1.1 我国酸雨、二氧化硫污染现状分析 |
6.1.2 我国“两控区”政策背景 |
6.2 实证模型的设定、变量的选择和数据来源 |
6.2.1 实证模型的设定 |
6.2.2 变量的选择和数据来源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6.3.1 匹配质量的统计检验 |
6.3.2 采用匹配倍差法的初步回归结果 |
6.3.3 稳健性检验 |
6.3.4 安慰剂检验 |
6.3.5 分地区样本检验 |
本章小结 |
7.结论与建议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2 对策和建议 |
7.2.1 关于环境规制方面 |
7.2.2 关于改善投资环境及引进外资方面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四、跨国公司转移价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监控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问题研究[D]. 郭轶舟.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6)
- [2]A公司内部转移定价模式研究[D]. 邓林. 长沙理工大学, 2020(07)
- [3]全球供应链重构下的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转型 ——基于投资模式和效率研究[D]. 宁杰.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01)
- [4]在华跨国公司转让定价反避税研究 ——基于BEPS视角[D]. 邓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8)
- [5]河北省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研究[D]. 穆君. 河北大学, 2019(08)
- [6]税务机关国际反避税改进思路研究 ——以广州市税务局为例[D]. 储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7]汇率不确定条件下的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研究[D]. 李雄师. 广西大学, 2020(06)
- [8]跨国企业无形资产转让定价问题研究 ——基于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的视角[D]. 米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9]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D]. 王园园.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10]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D]. 支宏娟.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