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行业计量法制管理再探讨

一、再谈煤炭行业计量法制管理（论文文献综述）

王秀芳^[1]（2021）在《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莫尔、圣西门、傅里叶,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飞跃,但是从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到苏东剧变的发生,也充分表征了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纵观社会主义走过的五百年历程,其中不乏思想家、政治家为此所提出的真知灼见,但是以科学家视角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理论却少之又少。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钱学森创立的,关于中国应该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观点和主张。这一学说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系统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为方法支撑,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以促进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协调发展和高效管理为重点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是钱学森晚年学术思想的精华。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是一个内容极其广泛的理论学说,本论文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指导下,以《钱学森书信》及其补编（15卷）以及《钱学森文集》（6卷）等为主要文本依据,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多种方法,从广泛分散在书信、文集、讲话中提取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观点,在全面展现这一宝贵精神财富的真实面貌基础上,对这一理论进行概括总结、演绎分析。钱学森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规划主张始终围绕着三个问题进行:如何实现现代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内部各系统互相服务的问题。世界社会形态和三次社会革命观点,不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学说,深刻揭示了中国与世界发展的不同步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钱学森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进行了深入探索。四大领域九大建设主张对于新时代五位一体建设、教育发展和国防建设,尤其是对于创建健康中国、绿色中国、科技强国、教育强国等有重要启示与借鉴价值。社会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倡导,对于推进信息革命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从任务能力型到系统效能型转变有重要意义。虽然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不是尽善尽美的理论学说,但至少为当今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方法、一种路径,而且经过实践的检验,其中的诸多理论学说已经得到了认可并被付诸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虽说其中的有些观点、理论尚存在争议,但依然不能掩盖这一思想所散发的光芒。

柯丽华^[2]（2020）在《基于最低寿命周期成本的露天矿开采量动态规划模型》文中研究指明矿产资源相对经济发展需求是有限的。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需求量的持续增加和短期利益的驱动,促使矿山企业对矿产资源进行过度开采,最终影响代际公平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科学动态地规划矿山的年开采量势在必行,这也是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基础工作。以赋存特征复杂多变的非煤露天矿为研究对象,针对露天矿开采的工艺过程协同发展状态和矿山工程时空约束变化等特征,探寻开采量随寿命周期成本的变化规律。以同类矿山统计数据为基础,拟合分析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函数,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构建了类似已建矿山的寿命周期成本-年开采量函数,客观呈现了矿山寿命周期成本与年开采量之间的变化规律。考虑矿山寿命周期成本受矿体赋存特征、矿山生产系统特征要素和管理因素的影响,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构建了基于模糊灰色关联度的矿山成本主控要素的抉择方法,有效减少了非关键要素对露天开采寿命周期成本-开采量变化规律的干扰。探寻了矿床赋存特征、生产条件、露天矿开采境界参数、工艺设备参数、开采程序特征要素和采掘工作面参数等系统特征要素的变化对寿命周期成本-开采量函数的影响规律。基于各类要素组合变化对露天矿开采难度的影响趋势分析,采用定性分级与定量计算相结合的方法,计算露天矿各类影响因素的开采难度系数;进而考虑各类要素的独立性,建立类似已建矿山和拟建矿山之间的相对综合开采难度系数的计算模型。引入开采难度系数,建立了拟建露天矿寿命周期成本-开采量函数,客观地呈现了不同矿床赋存特征和矿山生产系统特征要素组合效应对露天矿开采量影响的本质规律。综合考虑最低寿命周期成本和开采难度的影响,建立了基于最低寿命周期成本的露天矿开采量动态规划模型。针对矿山生产经营需求,以矿山开采对象特殊性、生产工艺环节协调发展和矿山工程时空发展为约束条件,运用规模经济理论和资金时间价值理论,以折现后开采各期总收益最大为准则,建立了矿产资源开采价值模型。引入哈密顿函数,利用考虑了开采难度的拟建矿山露天矿寿命周期成本-开采量函数,求出最优的矿产资源开采量,反映了露天矿开采量在开采难度和寿命周期成本影响下的变化规律,补充和完善了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理论。利用基于最低寿命周期成本的露天矿开采量动态规划模型研究了乌龙泉矿拟开采区域（+43m以下）的矿产资源开采量规划和生产能力决策问题。基于该矿已开采区域（+43m以上）的生产经营统计数据,计算该矿山已开采区域和拟开采区域之间的相对开采难度系数为0.902,构建了矿山拟开采区域（+43m以下）的寿命周期成本-开采量函数,进而建立了拟开采区域（+43m以下）的矿产资源开采量动态规划模型,客观地呈现了拟开采区域（+43m以下）的矿产资源开采量随时间逐渐增加的本质变化规律,结果表明:该矿拟开采区域矿产资源开采模式为加速耗竭模式,与该矿山熔剂资源开发利用的趋势相符。依据此模型规划结果,基于投资增量最小原则,制定该矿的生产能力方案为270×104t/a（第一阶段第1年～第20年）和350×104t/a（第二阶段第21年～第30年）,为该矿山熔剂资源的开发策略提供了有效的决策依据。

孙璇^[3]（2020）在《新科技革命视域下我国劳动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科技革命是在新的科学理论的突破和科学范式的转变下,新技术的发明、应用与扩散对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历史进程。21世纪初以来,新一代信息通信、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发展加速,新技术快速交织、融合并应用于社会生产,带来劳动关系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为劳动关系的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要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广大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以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新科技革命发展及和谐劳动关系等重要论述为指导,探索和深化我国劳动关系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理论观照,从历史维度纵向梳理历次工业革命中劳动关系的演化规律,从现实的维度阐发新科技革命中生产方式变革的新特征,通过剖析新科技革命视域下劳动和资本的双重变革特征,探析我国劳动关系在技术变革中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并提出推动我国劳动关系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对策建议。本文认为,新科技革命推动了劳动和资本的双重变革,促使劳动形态数字化、劳动对象和产品非物质化、劳动资料智能化、劳动价值创造隐性化,推动高科技资本形成了新的积累和扩张的运动逻辑。新科技革命视域下我国劳动关系的治理既要把握新科技革命发展的战略机遇、实现科技进步下的生产力跃升,又要立足于中国国情推动劳动关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以劳动正义引领新时代劳动关系健康有序发展;推动劳动关系矛盾调处机制创新,从用工管理、收入分配、工会改革、三方协调机制等方面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健全党领导下的劳动关系协同治理机制、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制和劳动保障监察机制;促进劳动法制现代化,完善劳动立法、司法和执法,把劳动关系的建立、运行、监督、调处的全过程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马建东^[4]（2019）在《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及测度研究》文中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从3678亿元增长到82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综合国力显着增强。但在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与粗放型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问题始终存在,导致部分地区自然资源加速枯竭、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进一步加剧。当前,在GDP增速普遍放缓、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投资效益加速递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举步维艰形势下,走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势在必行。“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西部地区作为新时代对外开放前沿阵地,承载着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经济重心西移、产业转型示范、优化城市和人口布局的重任。当前,中国西部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大、资源环境约束紧、脱贫攻坚任务重、经济转型困难多,经济社会发展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多重困难。查阅已有关于经济发展质量文献资料,发现很少有专家学者针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问题开展专题研究,多是围绕经济发展质量概念、内涵、意义、测度方法和提升路径开展研究,或是对某个省份（城市）经济发展质量进行评价。基于此,本文将中国西部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以2006-2016年为时间节点,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进行全面测度研究。从理论意义来看,本研究成果不仅构建了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理论体系框架,填补了针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测度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方面的空白,还对现有经济发展质量理论作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质量概念、指标体系设置、测度方法选择和时空差异分析技术等方面。从现实意义来看,本文研究得出的结论和提出的对策建议,有助于相关部门了解、掌握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现状、变化趋势、时空差异特征和驱动因子情况,可为制定中国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在全面梳理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研究成果基础上,综合分析各专家学者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的不同认识和理解,提出经济发展质量应包含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经济发展质量指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总量提高、经济效益提升、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发展可持续、生态环境优美和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狭义的经济发展质量是指产品和服务满足居民需要的程度。同时,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正统经济增长理论、西方非正统经济增长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蕴含的经济发展质量思想,构建了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理论框架,内容包括创新性、协调性、绿色性、开放性、共享性、有效性和安全性七个方面。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测度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本文基于样本数据科学性、系统性、代表性、可得性等原则,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现状特征,构建了由经济发展创新性、协调性、绿色性、开放性、共享性、有效性、安全性7个维度为一级指标及32项二级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其中正向指标21项、逆向指标11项,并对7个维度概念内涵进行了界定。考虑到权重设置在测度结果客观性、准确性、科学性方面的重要意义,本文对客观赋权和主观赋权常用的4种方法优缺点进行了综合对比分析,最后根据研究对象特征选择加入时间变量的熵值法计算得出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一级和二级指标权重。共享性、创新性、绿色性权重分别为0.1924、0.1923、0.1855,三个维度权重之和超过总权重的一半以上,说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确保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将创新作为推动发展第一动力,必须将保护生态环境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总体来看,2006-2016年,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增长了73.68%。重庆、陕西经济发展质量整体高于其它10个省份,广西、贵州、新疆、吉林、宁夏等省份经济发展质量虽基础较差,但年均增速相对较高。青海、西藏经济发展质量位居中国西部地区末尾。依据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值,利用SPSS19.0软件对各省份进行了聚类,从聚类结果看,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可分为高质量、中质量、较低质量和低质量四类。从经济发展质量各维度指数值,以及经济发展质量与各维度之间相关性回归分析结果来看,2006-2016年,创新性维度稳步提升,尤其以重庆、陕西表现最为突出,与经济发展质量显着正相关。协调性维度虽起伏波动,但整体呈上升态势,综合指数从0.0043提高到0.0074,提高了72.1%,与经济发展质量正相关。绿色性维度指数除四川外,其余11省份均呈上升态势,但波动起伏大,说明部分省份在处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二者关系上仍然不够到位,但随着各地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持续加大,绿色性维度与经济发展质量表现出明显正相关特征。开放性维度指数在起伏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但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扩大经济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质量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二者呈正相关特征。共享性维度指数整体呈上升态势,指数值从0.0081提高到0.0263,提高了224.7%,对经济发展质量促进作用最强,与经济发展质量表现出显着正相关。有效性维度指数起伏波动大,整体趋于下降,导致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相应降低,二者呈正相关。安全性维度指数在波动起伏中呈下降趋势,但在当前形势下,对经济稳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与经济发展质量呈正相关。利用锡尔系数、变异系数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差异虽不显着,但从发展趋势来看,不同类型省份经济发展质量差异有进一步扩大趋势。因此,在减小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组间差异的同时,更要关注不同层次省份间经济发展质量差距的缩小。利用jenks自然断裂法对2006-2016年中国西部地区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进行聚类分析。从聚类结果看,层次间差异大于层次内差异。从全域性和局域性两个层面进一步分析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空间相关性,高高（HH）和低低（LL）特征显着。从冷热点分布情况看,热点区主要集中在重庆、陕西等经济相对发达省份,冷点区省份主要集中在青海、西藏等经济实力较弱省份,表现出经济发展质量与经济实力正相关特征。从标准差椭圆分布看,经济发展质量重心在重庆和陕西之间移动,但向重庆方向移动趋势更加明显,说明2006-2016年重庆市经济发展质量在中国西部地区最高,提升速度也更快。通过利用要素贡献弹性和要素贡献率两个指数全面分析7个一级指标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促进和制约性。总体来看,2006-2016年,创新性、共享性是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主要推动力,绿色性、有效性、开放性、安全性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促进作用不够强,甚至一定程度制约经济发展质量的进一步提高。最后,基于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特征、时空差异规律和驱动因子分析结果,提出了推进中国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曾建辉^[5]（2018）在《民国出版评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出版评论是出版业的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是随着近现代新式出版技术的进步和出版业态的产生而出现的。民国是出版评论的发展繁荣期。西方科技的引进,以机械化、电气化为主要特征的先进的工艺技术代替了传统的印刷术,具有速度快、版料省、数量多、成本低、质量高等明显优势。官书局、教会书馆、民办印刷所等传播机构并起,特别是民营印刷企业的崛起与兴盛,互相之间为争夺市场和利润展开激烈的竞争,使出版业具有了浓重的产业化色彩。大中小书局、书馆、书店林立,各自有其读者对象,各自有目标和信念,各有其出版方针和出版方向,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征逐奔竞,复杂而紊乱。整个出版业呈高速发展态势,出版物的种类和数量都在不断扩大。同时,政局不稳,军阀割据,出版法规朝令夕改,漏洞百出,令出版从业者无所适从;出版行业市场化、商业化不断加深,盗版、翻印、淫书泛滥等出版乱象甚嚣尘上。这种繁芜的出版现实不但为出版评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构建起了新兴知识分子发表独立言论,探讨出版话题的公共平台。他们纷纷从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文艺学、经济学、教育学等角度,针对出版业出现的现象、问题、优点、缺陷、发展趋势等进行评判和议论。这些围绕出版活动展开的评论,具有问题意识,关注出版现实,视野开阔,基于出版又不止于出版,大大扩充了传统以出版物评论为主的出版评论的包容量、拓展了出版评论的覆盖面,推动着出版评论走向独立、自觉、理性和成熟。民国时期的出版评论实践,不仅是呈现了二十世纪前半期出版评论的历史发展演变,而且不同主体出版评论活动的具体运作展示了民国出版业的鲜活面貌和主要特征,组成了现代出版文化的一幅精彩画卷。本论文力图以文本资料为基础,以传播学相关理论构建框架,全面客观地对民国时期出版评论进行考察和分析。论文由六部分组成。绪论中阐述了民国出版评论研究的缘由和意义,梳理和检视了民国出版评论研究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一些不足,界定和厘清了论文所涉及的主要概念,介绍了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内容结构安排。第一章从纵向的维度考察了民国出版评论的历史演变,将民国时期的出版评论分为形成期（1912-1918）、发展期（1919-1937）、转折期（1938-1945）、异化期（1946-1949）四个阶段,对民国出版评论的发展变化做一个宏观的历时性的呈现;第二章是民国出版评论的主体、载体和文体。这是传播过程中的主体和渠道因素,也是出版评论的外在形式要素。具体分析民国出版评论的不同职业或文化身份的作者群体及其特征,对出版评论载体和作为一种特殊载体形式的文体也进行了论述,反映出出版评论作为一种评论文体呈现出的多元丰富性;第三章、第四章分别从出版外生态、出版内生态视角对民国出版评论的主题和内容进行分析和论述。主要包括对出版自由的讨论、对出版业发展的监督或建议、对出版失范现象的批评、对出版物的评论和对出版业务工作的评论等;第五章分析民国出版评论的效果和影响。这是传播过程中的效果层面,论述出版评论对出版机构的内容生产创新、出版外部管理制度的调整、出版文化观的形塑等方面短期或长期的冲击及影响。结语用嵌入理论统筹贯穿整个民国出版评论的研究,关注民国时期出版评论作为出版业的一种脱嵌力量与政治、经济、文化、读者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重塑评论的标准与批评规范对出版评论发展的重要意义。

文世芳^[6]（2017）在《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文中提出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总结历史上封闭保守的深刻教训,勇于面对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充分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闭关自守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虚心学习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这个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探索而成,从改革开放之初一步一步摸索而来。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可以从改革开放史中寻求历史的逻辑、问题的病灶和成功的钥匙。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国际经验视角探求改革开放开启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些正是论文致力于探求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小结。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的现状、问题,研究的资料准备、特点,研究的方法、思路,研究的目标、方向。第一章,主要讨论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整个社会,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长期徘徊,社会各界渴望变革;考量党内状况,使命意识空前觉醒,执政危机意识日渐浓厚,全党洋溢着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环顾世界局势,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在两极格局下存在寻求多极化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猛发展后进入滞胀阶段,亟需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树立了发展榜样,调整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特定的历史条件,给中国指明了方向:旧的道路难以为继,变革已是民心所向,国际形势为迎接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登上国际大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一种历史的合力,悄然引导着中国朝着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走去,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条件生成。第二章,主要讨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逐渐扩大对外交流,冷眼向洋看世界,以世界为参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已经不可抑制。中共高层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存在长时段和平发展的可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中共又逐渐从“左”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工作重心开始务实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斜。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把握世界发展脉搏,派出大批对外考察的“侦察兵”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研究中国应有的对策,部署理论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国外情况。特别是派团对外考察是中共高层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政治局从听取和讨论考察汇报开始,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酝酿中逐渐生根发芽,经过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两次大讨论,改革开放决策呼之欲出。第三章,主要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经过对盲目冒进的反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深化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过程。经过1979年对盲目引进和吸收外资的反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考、讨论以及初步实施中,中共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行了总结深化,制定了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对外引进规定、吸收外资政策、对外考察办法、国民经济计划。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试点和探索中,中共对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政策上、试点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转变。在政策上,提出经济政策的三大转变,要求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转型;在试点上,创办经济特区,使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从某个领域的试点转换为更深层次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在理论上,从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统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指导性思想。第四章,主要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逐步由引进技术、外资和管理经验,朝着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发展经济经验以及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和深化,并最终推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中共高层的支持和部署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以及联邦德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法国经济计划化理论等,成为中国考察和学习借鉴的重点内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改革理论的热潮。在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和理论探讨的熏陶中,中国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终于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崛起,逐渐承担起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使命。在和思想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中共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获得巨大成功,以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重点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巴山轮会议为标志,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小结,主要对论文作一概括性总结,集中探讨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如何被中共重视、学习和吸收,形成了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究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积累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重要启示。为确保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好的效果,中共在探索之中确立和完善了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取长补短、保持优势,多方学习、反复比较,解放思想、谨慎渐进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从境外经验的学习了解、到决策层多渠道掌握信息、到中共高层利用境外经验进行决策、到中层和基层干部掌握境外先进经验的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路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成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关头,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能带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该如何优化调查研究,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如何重视基础性工作。

罗娅^[7]（2017）在《山西省中小煤矿兼并重组对安全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山西省2009年中小煤矿兼并重组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煤矿生产规模与治理机制变化对煤炭行业生产安全水平的影响。山西省政府试图通过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充分利用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和部分大型地方煤炭企业先进的安全技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提高行业安全水平。在省政府、各市县政府、各大兼并主体以及被整合煤矿的四方博弈下,山西省煤矿的生产规模、集团化程度和国有化程度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煤矿安全市场的最佳安全水平由劳动力和企业双方决定。从煤炭企业的角度看,是自行解决安全问题还是在市场上进行安全托管,涉及到煤矿生产规模和治理机制的选择,由安全托管的市场交易成本和不同治理机制下的安全交易成本决定。选取山西省2016年公布的全省煤矿数据建立多项式Logit模型发现,在政府兼并重组政策约束下,中小煤矿生产规模越大,被独立保留的可能性越大;国有重点煤炭企业整合煤矿的自然条件优于被地方煤炭企业整合煤矿;地方煤炭企业整合煤矿的安全水平普遍低于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的整合煤矿。煤矿在生产规模和治理机制上的选择偏离了政府制定政策时最初的设想。通过将山西省中小煤矿兼并重组的实践与经济学理论相结合,以煤矿连续安全生产天数为因变量,建立Tobit模型定量分析影响山西省煤矿安全水平的因素发现:（1）煤矿生产规模与安全水平呈明显的正相关,煤矿生产安全的规模经济效应显着;（2）虽然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原有煤矿的安全水平明显高于其它煤矿,但被国有重点煤矿整合煤矿的安全水平与其它煤矿并没有明显差别;（3）煤矿的集团化经营对安全水平的影响并不显着。因而,政府要求提高了省内煤矿的生产规模,可以达到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的目的;但并行推进的国有化和集团化治理机制对煤炭产业安全水平的提高并没有显着作用,兼并重组预期目标仅部分实现。从煤炭企业的角度看,政府规定的生产规模和治理机制往往不是市场最优的选择,政府强制推行对安全水平的促进作用非常有限。为保证政策的效果,政府制定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选择。

张牧遥^[8]（2017）在《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社会的自然环境危机已经不由我们继续“任性”于“私益”与“经济目标”,自然资源环境的公益使命甚至要求我们“刻意”关注“公益”与“生态目标”。那么寄望于延续民法物权及其理论框架,只需对其进行适度松绑的所谓“社会化”救赎恐怕无法完成兼顾私益与公益的大任。毕竟自然资源并非一般“物”,它是一类特殊财产。它的特殊性,以及其上所负担的特殊使命促使我们从公法视角对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问题研究之现行、主流的私法模式予以批判性思考,以开辟新的思路,探寻更为科学、合理的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法律机制建构。按照这种构想,首先应该看到,在长期民法物权化模式影响下,我们对自然资源使用的基本形态认识并不合理,并未充分注意到自然资源特殊性与人的多元化需要之间所可能存在的秩序性对级,因此也就无法对自然资源使用形态进行科学、完整的类型化。而使用形态的类型化是否科学、合理则又直接影响自然资源使用权的类型化以及相关法律机制的建构。所以,对国有自然资源使用形态的准确分类就成为一个源头性问题。应该从充分关照自然资源的多元属性,并以其与人的多元需要之间的双向对级关系为基础,将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对应划分为生存用自然资源使用权、生态用自然资源使用权、公共用自然资源使用权、经济用自然资源使用权四类;其中,前三类实质上应属于自由权范畴,不可物权化,唯有第四类,即经济用自然资源使用权方可物权化。一般认为,这种经济用自然资源使用权在我国即为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学界对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问题进行研讨的主流模式仍是民法物权化模式。近年来,学者们在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问题的热烈讨论中,也会或多或少地附带讨论这一问题,但对它关注的广度和深度显然不够。而且,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在客体、内容、行使、保护等方面实际上都与传统民法物权存在诸多差异,它不仅体现了特定主体对特定物的‘直接支配’关系,更体现了划分国家与个人界线,并主要由国家“间接干预”资源利用,以实现国有自然资源使用问题上之公共价值的公权性特征。也就是说,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虽具有物权属性,但却不宜直接将之定性为民法物权。由于它不仅涉及权利和权力的动态平衡问题,还涉及私益和公益的协作问题;自然资源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中不仅具有“生态屏障”的重大价值,而且还深刻牵动资源利益的公平正义价值。所以,相较而言,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上所寄予的公共价值更应具有优先性。考虑到实现和维护这种公共价值,通常需要为此种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从取得、到行使、再到保护附加诸多公法限制,而且这种限制与民法物权所谓之“财产的社会义务”应有本质区别,后者的主要目标仍是实现和保护私益。这些都为我们从公法视角去认识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提供了支持,故而,宜将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定位为一种公法物权。以此为基线,关照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在取得、行使和保护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主要从公法学视角去探讨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法律机制就成为一种有别于民法物权化模式的新的径路与方法。由于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在价值目标上既要尊重私益,更要维护公共利益,所以,在这种权利取得上的全球性经验是国家干预的介入,但由于这种权利又是一种物权、财产权,从便利物的流通和增加财富的角度来看,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利用也必须得到重视。所以,特许使用权取得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就成为此处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应结合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取得的理论和实践,对现行相关法律制度予以完善;基本路径是,在尊重国家干预的基础上,从公共行政革新和规制变革之中寻找启示,通过从传统行政法向激励行政法的转变,将激励这一市场化机制引入行政法,以实现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取得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更为科学、合理,形成政府和市场合作共治的格局。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在主体、客体上的特殊性,以及其价值目标的特殊性都使其权利行使具有一定特殊性,为适应这些特殊性并为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主体、客体等方面的实践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必须在尊重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行使受限的大局下,对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主体进行限制式重构,具体是,个人主体性的尊重、强化和保障,公益性国有企业使用权的尊重,以及经营性国有企业使用权的限制。对于客体问题,在厘清理论纷争和机制构设需要的基础上,宜将其客体统一定位为自然资源自身。在行使方式上,竞争性、排他性和有偿性体现了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物权属性,结合使用目的、方式、时间、范围、工具等方面的公法限制,则正体现和回应了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公法物权属性,以及其应有别于民法物权法律机制的需要,其法律规范之适用可以准用物权法。正是因为,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从由来、性质、取得、行使等方面具有诸多特殊性,所以,对这种权利的保护也就具有了一定独特之处,公法保护方法吸收了私法保护方法使的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保护不可能或者不需要适用私法保护方法。

王倩^[9]（2014）在《中国行业垄断与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有句古话叫“不患寡而患不均”。自古以来,平等与公平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影响颇深,而收入分配问题则是平等与公平实现与否的重要体现。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最敏感的“神经”,收入分配牵动着各方利益,分配结果的合理与不合理决定着政治是否稳定、经济建设是否顺利。过去30多年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一直处在不断变化过程中,其中一些变化取得了市场化改革的积极成效,另一些变化也造就了部门和集团利益扩张的不良后果,可以说,由行业垄断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便是这不良后果的集中体现。多种数据显示,在中国诸如电力、电信、石油、航空、烟草等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存在悬殊的收入分配差距,并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与不满。在行业垄断与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占据垄断地位的行业,倚靠政府行政权力的“保护”将属于全社会和所有消费者的利益转移到了少数垄断行业职工手中；垄断行业内部“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现存不合理收入分配制度、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行业高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一并促成并维系了垄断行业收入处于高水平上。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背后因牵扯多种利益关系,对其改革阻力重重,而理论研究的不充分、政策结论的不到位对该问题的解决也未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鉴于此,本文结合多学科的相关知识和理论,对中国行业垄断与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展开全面深入讨论,其中不仅涉及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与工资外收入差距研究,更包含对垄断行业内部薪酬分配差距问题的讨论。总体来说,本研究沿用提出问题——描述问题——分析问题最后是解决问题的思路框架,具体解决五个基本问题,主要内容分别如下：第一,垄断行业的判定和行业垄断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以及中外对比分析。对行业垄断与收入分配差距研究的前提就是明确所研究的垄断行业都有哪些,目前已有研究中并没有对垄断行业进行判断的明确方法,本文采用主观列举法和客观测算法相结合的方式对其进行判定。主观列举法根据包括反垄断法第1章第7条规定在内的三个标准予以判断,客观测算法采用国有经济参与度、行业集中度以及各行业平均工资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之比三个指标,最终确定本文所研究的垄断行业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烟草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航空运输业,银行业,电信业,铁路运输业,邮政业。在对垄断行业判断后,我们利用历年统计年鉴数据对1996年至2011年行业垄断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特点进行描述。自1996年以来,中国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拉大趋势明显,平均年均扩张速度达到43%；与非垄断行业相比,垄断行业职工工资不仅在绝对量上而且在增长速度上都占有绝对优势。垄断行业中收入排在前几位的分别是航空运输业、银行业、烟草制品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非垄断行业中排在后几位的分别纺织业、餐饮业和农林牧渔业,行业极值比平均保持在6倍左右。在这部分我们还对比分析了中美两国垄断行业收入状况及其与非垄断行业收入差距情况,结果表明中国垄断行业收入年均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美国,前者是后者的7倍左右,这无疑使得行业垄断与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在中国更为凸显和严峻。第二,行业垄断与工资收入差距研究。在上一章我们得知,中国行业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是由于垄断行业收入过高,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可使得垄断行业获得高收入,便是本文要完成的第一个问题。无可非议,行政垄断充当着垄断行业职工高收入的制度保障,凭借垄断地位,垄断行业可以获取高额利润并将职工高收入带来的生产成本顺利转嫁出去；垄断行业内所有者缺位——政府监管乏力——内部人控制链条使垄断行业职工获得高收入成为自然；现行工效挂钩分配制度的缺陷也必然会抬高行业内职工工资水平；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分割使垄断行业形成内部稳定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固化了行业内职工享有高收入；此外垄断行业享有着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其中最可能的原因也是在于由垄断行业高收入的吸引所致,这样便形成了垄断行业高收入与高人力资本的互相促进模式。本部分第二个问题是对行业工资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探讨。本文以2005-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各门类行业为研究对象,对行业工资收入差距形成的影响因素予以分析。具体来说,影响行业工资收入差距的因素有行业垄断、行业人力资本水平、人均固定资产投资、行业规模等等。在此分析基础上,文章利用泰尔第二指数分解进一步测算了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对居民整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结果表明各行业收入组内、组间差距都成扩大态势,2004-2010年各行业组内差距对总体行业收入差距贡献基本呈下降特点,同期各行业组间差距对总体行业收入差距贡献大体呈上升趋势,尽管2011年各行业组间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有所下降,但平均贡献仍高达45%,显然由行业垄断造成的各行业组间收入差距对整体行业收入差距的拉大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第三,行业垄断与工资外收入差距研究。本章对行业工资外收入差距的分析分为四部分内容。首先对垄断行业职工工资外收入现状进行描述,由于这部分数据获取困难,我们只能采取典型个案方法展开分析,种种数据显示垄断行业大量工资外收入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令人震惊。接下来运用修正系数和人均管理费用两种方法分别推算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工资外收入水平,由估算结果看,各行业调整前后收入水平增幅明显,包含工资外收入的行业收入鸿沟也更加险峻。行业工资外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和工资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略有不同,对工资收入影响显着的行业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因素对工资外收入的影响已不明显。具体来说影响行业工资外收入差距的因素包括行业垄断、行业盈利水平、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资占比等,它们对行业工资外收入差距的贡献分别为38%、23%、9.5%和4%,此外仍有25%的行业工资外收入差距未能得到解释,本文认为职工职位的高低、拥有社会关系多寡等因素是造成该部分差距的可能解释。最后我们选取2005-2011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18个工业行业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行业工资外收入差距对居民整体收入差距的贡献,2005-2011年间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工资外收入差距对居民整体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普遍高达40%以上,这意味着行业工资外收入差异造成的收入差距已成为居民整体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帮凶。第四,垄断行业内部收入差距研究。目前对行业垄断与收入差距的研究大都集中于行业之间,本文认为对垄断行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形成进行深入剖析能更好理解该问题。因垄断行业内部薪酬差距包括多种形式,首先界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是行业内高管人员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问题。可以说,我国垄断行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形成并非一就而僦,它是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逐步形成。目前高管人员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大,尤其是高管与一线员工职工薪酬差距过大,造成了垄断行业内部分配严重扭曲。本文认为对行业内部薪酬差距的研究重点无疑应落在对其影响或形成因素的剖析上,本文提出四个假设予以分析。第一个假设指出行业垄断地位维持着垄断行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形成,与非垄断行业内部收入差距相比,垄断行业内部薪酬差距更小。企业绩效与薪酬差距的形成密切相关,因垄断行业中公平分配的观念根深蒂固,当企业业绩较高时,内部职工会为得到“公平的工资”而争取,所以在垄断行业中企业业绩与内部薪酬差距呈负方向变动关系,这是本文第二个假设。我国垄断行业中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他们更倾向于通过权力谋取私利,由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是垄断行业内部管理层权力越大,内部薪酬差距越大,两者呈现正向相关关系。政府限薪令的颁布本是为了制约高管薪酬过高,但这些政策并未实现预期效果,而是充当了垄断行业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拉大的促成剂,即构成本文第四个假设。在此之后文章利用2007-2011年国泰安CSMAR数据对上述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本文所提出的四个假设均通过实证检验。第五,行业垄断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合理性探索及治理研究。目前民众关于行业收入分配中最感兴趣的内容便是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合理性问题。因此在这一章中文章首先对行业收入合理性予以判断,依据行业收入合理指数我们得到,具备垄断性质的行业收入合理指数都明显小于0,均处在收入不合理区间范围内,这些行业与非垄断性行业收入合理指数差值越大,行业间的收入鸿沟就越大并且越发不合理。其次是对行业垄断与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治理研究。目前唯一的方法仍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垄断行业收入分配体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应本着有条不紊、有的放矢、多管齐下的行事原则。首先,要打破行业收入差距形成的制度基础——行业垄断,这是治理行业垄断与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核心主题。应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引入竞争机制,积极推进多元主体参与市场,提高市场竞争程度为主要内容。其次,要强化对垄断行业不合理收入分配制度的监管,具体来说包括垄断行业职工收入合理增长机制建立、垄断行业内部高管层激励与收入合理增长机制建立以及降低要素进入和流动壁垒。再次,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的治理还应采取法制形式,依法监管,诸如完善反垄断法、加大其实施力度,完善各项垄断行业专门立法并制定新的行业法规。此外,合理定位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是治理行业垄断与收入分配差距的本质所在。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对政府要“限权”“缩权”,让其不再具有支配性作用,把更多权力交给市场和社会,实现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功能。

孙毅^[10]（2012）在《资源型区域绿色转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暖、资源生态环境压力，各国政府都在积极探索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发展等，成为国际共识和国家战略。我国是最早提出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家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发展相继进入国家发展战略与规划。以资源开发及其初级加工为主导的资源型区域，存在产业结构单一、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挤出、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等发展难题，资源损耗与生态环境破坏现象严重。如何破解资源型区域发展难题，跳出资源优势陷阱，实现区域转型发展，是其面临的重大难题，而如何推进低碳经济、绿色发展，也是其重要任务之一。将资源型经济转型和绿色发展结合起来，实行绿色转型，推进传统的、资源依赖的“黑色”发展模式向理想的、创新驱动的“绿色”发展模式转变，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对完善资源型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资源型区域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运用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比较分析、实证分析、案例分析以及数量经济分析方法，在对资源型区域绿色转型及其研究进展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初步探讨并尝试构建资源型区域绿色转型的基本理论框架，进而对资源型区域产业绿色转型、经济增长方式绿色转变、科技创新绿色融合、制度创新绿色引领等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中，重点以典型的资源型经济省份——山西省为例，从省域层面或是案例层面进行剖析。主要观点如下：一是尝试构建了资源型区域绿色转型的基本理论框架。以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核心内容，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制度创新为保障，通过数理模型界定了绿色转型的内涵及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双重目标。绿色转型模式是从传统的“黑色”发展模式向理想的“绿色”发展模式逐步趋近的过程模式，采取“寻优”而非“择优”的演化路径。初步建立了包括产业转型、生态修复与资源利用方式转变、科技创新融合、制度体系建设在内的评价指标体系，划分出绿色转型的起步期、深化期、成熟期等三个发展阶段，揭示了从“黑色”到“深褐色”、“褐绿色”、“浅绿色”，最终再到“深绿色”的资源型区域绿色发展轨迹。二是运用路径依赖理论阐释了资源型产业的锁定与突破机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引入路径依赖的分析框架，从资源型区域的初始条件、自强机制、锁定效应三个方面揭示了路径依赖的存在，探讨了资源型产业从路径依赖向路径创造转变的模式与路径，提出了产业升级、产业延伸、产业融合、产业配套、产业植入等产业多元化路径。以山西为例，分析了“黑色”产业路径的形成条件、资源依赖的强化效应及其路径锁定表现。同时，指出资源型产业的路径依赖实质上是资源依赖的产物，并通过构建“资源依赖状况指数”度量山西资源型产业路径依赖程度。三是探讨了资源型区域生态环境修复与资源集约利用的难点及其破解思路。运用制度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从利益驱动与技术挤出效应、价格粘性与产业惯性、外部性与环境累积效应、功能替代与经济发展效应，系统阐释了资源生态环境难题的成因。通过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数理解析的改造，加入耗竭性资源与环境因素，得出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与环境资源再生率、可耗竭资源损耗及转化率、环境资源利用率和环境资源消费水平密切相关的结论。通过构建绿色开采与资源开发的预防性机制、资源集约利用机制、生态环境补偿与生态修复机制，以实现区域资源生态环境可持续。四是基于供、求两个角度，探讨了资源型区域科技创新的挤出效应及融合机制。从供给、需求两方面分析了资源型经济对科技创新的挤出效应，资源产业部门的高收益引发科技创新预期收益下降，进而导致科技创新供给不足，“资源诅咒”、“反工业化”现象造成科技创新需求不足，制约了科技创新的开展。科技创新的绿色融合机制，需要政府、企业等加大科技投入供给，更重要的是在产业转型、资源利用方式转变、生态环境治理中坚持绿色技术创新导向，培育现代企业，扩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需求，促进供、求两方面的相互融合，从而增进资源型区域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最后，分析了推动资源型区域绿色转型的制度与对策，建议重点建设绿色产业制度、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制度、绿色技术制度、绿色金融制度、绿色财政制度和绿色考核制度。

二、再谈煤炭行业计量法制管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再谈煤炭行业计量法制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1）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基于最低寿命周期成本的露天矿开采量动态规划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3）新科技革命视域下我国劳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及测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民国出版评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论文提纲范文）

（7）山西省中小煤矿兼并重组对安全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行业垄断与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资源型区域绿色转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再谈煤炭行业计量法制管理（论文参考文献）

• [1]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D]. 王秀芳. 兰州大学, 2021(09)
• [2]基于最低寿命周期成本的露天矿开采量动态规划模型[D]. 柯丽华. 武汉科技大学, 2020(01)
• [3]新科技革命视域下我国劳动关系研究[D]. 孙璇.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1)
• [4]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及测度研究[D]. 马建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5]民国出版评论研究[D]. 曾建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2)
• [6]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D]. 文世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7]山西省中小煤矿兼并重组对安全的影响研究[D]. 罗娅. 中国矿业大学, 2017(04)
• [8]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研究[D]. 张牧遥. 苏州大学, 2017(04)
• [9]中国行业垄断与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研究[D]. 王倩. 山东大学, 2014(10)
• [10]资源型区域绿色转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孙毅.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5)

标签：收入差距论文;  煤炭行业论文;  收入分配改革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