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9.11事件后地缘政治观的反思（论文文献综述）
葛静深[1]（2022）在《大众地缘政治想象中的身份政治与“他者”形象——以美俄（苏）之间的大众文化形象建构为个案》文中提出大众文化所创造的地缘政治神话直接塑造了特定社群对其他国家形象的想象,深刻影响国家认同、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在后现代的军事—工业—媒体—娱乐网络中,大众文化产品一方面向民众传播政治精英的地缘政治想象,另一方面向决策层反馈流行话语中的大众地缘政治想象。大众文化产品塑造"他者"的方式具有多元性,其"他者"形象的生成机制可以理论化为"非人化"、"奇观化"和"性别化"三种模式。与之相应,西方娱乐工业往往依赖一些固定"模板",批量生产"类型化"的"他者",以维持"自我"身份叙事的稳定性。其传播过程则具有"隐蔽性",往往不会立时得到"地缘政治对手"的回应,遂成为西方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推手。今天的大众地缘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以西方为中心,西方流行文化的全球传播在取得商业成功的同时,隐蔽地对外传播深藏于其中的地缘政治想象。因而,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中国必须充分认识大众文化的地缘政治功能,重视大众文化建设,讲好中国故事。
王力[2]（2021）在《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是美国杰出的外交政策研究者,他融合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与现实议题,搭建起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框架,本论文旨在对米德的学术思想加以阐述。美国的外交传统是米德学术研究的核心论题,通过对美国外交历史的爬梳,米德分析了影响美国外交传统的因素,并对美国权力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总结。他认为,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应当着眼于更为宏观的视角,注重其历史传承性。米德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单边主义/多边主义等二分法,创新性地提出了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四种美国外交传统,认为正是这四种主义通过相互作用形成有机组合和动态发展,共同决定了美国外交行为。在此基础上,米德对美国外交传统的“权力根源”进行了理论发掘,在硬权力和软权力之外,提出了“粘性权力”的概念,从而实现了对美国外交传统认识的理论升华。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而言,这与米德作为学者与智库专家的双重身份是分不开的,依照“四种主义”与“三种权力”框架,米德构建了一个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体系,丰富了学界解析历史、认知现实的理论工具。米德的思想成熟于21世纪初期,根据他的分析框架,本文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总统即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四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分析,认为米德的理论能够对历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合理的解析,为我们理解美国外交传统和21世纪美国外交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合理的视角。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对米德的学术经历、着述、观点特别是“四种主义”与“三种权力”框架体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米德认为,汉密尔顿主义的核心主张是“追求商业利益”,国家外交行为应该寻求有利于美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各种外部条件;威尔逊主义主张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美国式的民主和价值观,认为美国有义务作为“文明的灯塔”为世界各国指引发展方向;杰斐逊主义反对过多地国际介入,主张把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视为首要任务,是小政府主义的支持者;杰克逊主义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和民粹主义倾向,注重提高美国的军事实力。本章在分别阐述四种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他们发挥作用的时间和手段,并结合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变化侧重分析他们如何共同作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本章继而对米德权力形态理论进行介绍,米德将美国的权力形态分成锐性权力、粘性权力、甜性权力和支配权力:锐性权力是美国的军事实力,广义上指其显着的核优势、广泛的海外军事部署和庞大的军费开支所构成的综合实力;粘性权力是经济活动影响力的体现,是美国对其他经济体产生粘性吸附的作用;甜性权力是美国的理想、文化和价值观吸引力,和软权力的概念类似,是一种无形的感召力;支配权力是权力的合集,是前三种权力协同发挥作用时体现出的综合优势。如果说“四种主义”理论从历时性的角度分析了隐藏在美国外交史洪流中的四种意识主张,那么对美国权力形态的分析则从共时性的角度丰富了米德的理论,二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网络。这种坐标式的分析结构既充分尊重和考量了美国外交历史的延续和传承,又突出体现了美国历史上特别是二战以来的外交特征,在宏观上形成横纵相交的二维理论框架,有助于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梳理。论文的以下章节运用米德的思想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美国外交传统进行总结,分析了不同时期政府的政治倾向、外交风格和在任时期的外交活动,清晰地展示了四种主义对国家领导人及其外交政策的影响。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一战后至20世纪末的美国外交政策演变。一战后,美国进入福特主义经济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美国社会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同时在国际关系中,美国以世界大国的身份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四种主义开始面对国际关系中的复杂局面。随着二战中英国的衰落,美国在冷战后确立了世界霸主地位,美国资本主义过渡到后福特主义时代。在这一历史阶段,四种主义在不同时期所追求的美国权力类型不断变化,带来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不断发展。冷战结束后,粘性权力一度成为了美国主要追逐的权力类型,在克林顿政府期间,汉密尔顿主义成为了外交活动的主导思想。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小布什政府时期威尔逊主义的起落。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小布什具有威尔逊主义者的特征。“9·11事件”让小布什得到了杰克逊主义者的坚定支持,为威尔逊主义披上了强硬、现实的铠甲,然而随着反恐战争的升级,四种主义逐渐产生了分歧,小布什的大中东战略宣告失败。第四章解读了奥巴马政府期间杰斐逊主义的兴起。米德认为,奥巴马是典型的杰斐逊主义者,正如竞选演讲宣言一样,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进行战略收缩,运用巧实力对自身的外交主张进行调整,寻求各个派别之间的平衡,力图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然而杰斐逊主义者的政治主张经常被诟病过于温和或起效缓慢,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能从根本上满足美国民众的要求。第五章分析了特朗普政府期间杰克逊主义者的外交特点。美国国内经济产业结构失衡加剧、政治上的反精英情绪和社会文化价值中身份认同的缺失导致美国国内民粹主义兴起,特朗普趁机入主白宫,其支持者多为杰克逊主义者。强烈的本土主义倾向使得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着显着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特色,但杰克逊主义者本身并不具备系统的执政理念,也无法确立具有连续性的外交思想。第六章对米德的美国外交传统思想进行了评价。首先对21世纪四种主义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进行解读,并对它们可能进行的调整和融入策略进行分析,同时,根据米德的推断,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战略维度进行思考。面对自由资本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和美国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就业问题严重之间的矛盾,汉密尔顿主义者需要寻求一种资源合理配置的发展模式;威尔逊主义者在大中东战略之后逐渐式微,面对世界局势由美国独霸到一超多强的发展趋势,世界多极化日趋明显,国际组织的作用逐渐增强,威尔逊主义者需要对其价值观传播方式进行反思和改进。杰斐逊主义者能够调整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始终坚持“避免不必要的国际介入”的基本理念,以最低的成本融入国际社会,避免战争,优化配置有限资源等成为了杰斐逊主义者在新形势下的代表主张。杰克逊主义者虽然缺乏成熟的外交主张,但他们在美国普通选民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是维系其他三个主义的感情纽带和实力基础,将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如何认识当代国际局势和对自身国际角色、如何充分认识并坚持利用海权体系、如何在四个学派中做出合理的取舍和组合,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思考的战略维度。
彭昕[3]（2021）在《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国际制度的发展有深化合作和扩大规模两个方向。相对于深化合作直接实现内部提质、进一步促进制度的发展,制度规模的扩大、尤其是制度成员的增多,如若不基于强有力的约束协调,则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制度功能的发挥、威胁制度的未来发展。诸如欧盟等强制度,因扩员而引起的内部协调困难、一体化进程延缓等现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约束力较弱的国际制度扩员就更易引起功能涣散、治理低效等问题。因此,弱约束性制度理应倾向于深化合作,谨慎扩员。然而,针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实践的经验观察发现,即便在组织面临迫切提质需求的情况下,弱约束性制度仍然实现了扩员。这一选择逻辑上的反常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弱约束性制度为何选择扩员?弱约束性制度如何应对扩员后的功能低效?针对这一问题,就学理基础而言,制度变迁研究构成了研究的宏观理论背景;就经验积累而言,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数据与文献为本文提供案例检验基础。但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当前以功能主义和理性选择为导向,大量聚焦强制度扩员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对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问题提供有效解释。针对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制度扩员的经验研究,缺乏更进一步的学理提炼与整合,存在理论性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分析折中主义方法,在制度具备包容性特征且处于协调性制度互动背景的前提下,围绕国际制度功能的多重性内涵,提出了影响弱约束性制度扩员实现的权力制衡、规范扩散以及功能补偿三项基本假设。将其分别带入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从搁置（2001年至2007年）到进行法律准备（2008年至2014年）再到最终落实（2015年至2017年）的三个具体阶段予以验证。就上海合作组织案例而言,针对其弱约束性特征的判定既有其结构性的客观原因,也依据其一系列主观的规则设定。作为一项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导的区域间合作制度,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基本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同一空间内众多的相似性制度供给,也在大国利益和小国需求的彼此兼容中维持了基本协调的互动关系。以此为前提,通过历时性比较上合组织扩员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发现:第一,在俄罗斯视角下,由于对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威胁感知不断提升,受到中国实力提升对中亚经济影响力增强的压力,其权力制衡需求呈现了持续增强,因此俄始终致力于积极推动扩员,以便更好地发挥制度作为软制衡工具的作用;第二,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背景下,上合组织的制度成熟、成员国的实力增长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提升“上海精神”这一核心规范出现了日益增强的扩散需求,推升了各成员国寄希望于通过扩员提升制度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倾向;第三,2015年“一带一盟”对接的实现、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确立,通过制度间功能协调上合组织突破原有功能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扩员引起的功能弱化问题,解决了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引起低效问题的后顾之忧。基于系统的理论假设和经验论证,最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制度成员国权力制衡和规范扩散需求的提升增强了制度扩员的可能,但不足以促成扩员的最终实现;功能补偿的出现,是在前两项需求不断增长、扩员可能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促使上合扩员决策得以最终达成的决定性因素。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当前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现象进行了反思,分析总结出可资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约束性国际制度借鉴的发展经验和政策建议:在逆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大背景下,不论是既有弱约束性制度的未来发展,还是后发力量类似的制度供给,都应在关注内部功能建设的同时,重视制度间关系的维护,避免碎片化引起的制度消耗,追求在协调型互动中形成制度间功能的补偿甚至借用。2021年适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本文对于上合扩员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已完成的扩员实践,还在明晰扩员依据的基础上对上合新阶段从制度协调中获取的新兴发展动力做出了积极评估与展望。
李钰华[4]（2020）在《流行地缘政治视角下的民族建构与缅北冲突》文中提出缅甸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持续数十年来一直未得解决,不仅使缅甸国家内部不断耗弱,经济难以得到良好发展,还使周边国家遭受影响。缅甸内部发生冲突的原因是复杂和多元的,但无法忽视的一个原因是少数民族对于缅甸国家的认同程度低于其民族认同,甚至一些少数民族,存在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双重缺失。这一情况的成因既受到历史、政治等因素影响,也受到文化因素人为建构的影响。本研究主要关注文化因素中人为建构下流行文化对于民族建构的影响,进而探究民族建构与民族武装冲突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采用文献分析法对流行地缘政治、民族建构、流行地缘政治与民族建构等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从各讨论范畴的交叉中得出流行地缘政治与民族建构研究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前往云南省镇康县进行实地调研,结合不同传播立场的网络信息,使用文本分析法梳理总结了不同时期缅甸果敢族民建构差异,并通过果敢各时段民族建构的不同,分析其对缅北果敢冲突所造成的影响。最后,借由这样的视角对缅北冲突的根本成因进行了思考。研究结果表明大众媒体结合历史、文化等通过不易察觉的方式影响着民族的认同,而民族认同又会进一步影响缅北冲突的走向。本研究的具体结论如下:（1）在缅北果敢地区,对应不同的局势包含着不同的民族建构,而民族建构的差异又影响着局势的变化。在流行地缘政治的观点中,流行文化和大众媒体影响下的民族,成为了一种“迷群”。不同时期的果敢族民族建构形成的差异和这种差异所带来了现实的影响。研究表明2009年之前果敢族民族意识较弱,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决定着果敢族的主要认同。由于没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果敢同盟军内部为个人利益而产生分歧严重,以此导致缅军有机会对其出手,这是缅军在2009年进攻同盟军的原因之一。（2）同盟军和缅甸政府在战争发生后都在努力建构果敢族的民族认同。从当时情况来看,缅甸政府占上风。2009年“8.8”事件之后至2015年“2.9”事件之前,此时果敢地区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白所成为代表主张同缅甸政府进行和解的果敢族政治精英与以彭家声为代表坚持与缅军对抗的果敢族政治精英出现分歧。白所成等在权利更迭中占了上风,认同缅政府通过一系列行政手段对果敢地区进行“缅化”管理,同一战线的白应能等果敢地区领导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宣传。而果敢同盟军余部此时因受到缅军攻击而下落不明,虽然建立了政党,但只能在一些社交平台看到其发布信息,影响力明显下降。（3）2015年敌对双方通过社交网络展开舆论战,同盟军重新获得关注,并在红岩地区发展,其宣扬“维护民族大义”以抗击“大缅族主义”的民族观点与“果敢族作为缅甸135个少数民族之一”的民族观点之间冲突明显。这两种民族建构之间冲突的存在,表明果敢地区还有陷入战争的危险。并且两种不同民族建构对于果敢族的影响,通过时间的推移,将会带来果敢族内部的分化。（4）通过果敢的案例可以得知,缅甸冲突除去历史、国际势力干预等客观原因之外,国家内部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冲突（或缺失）,是缅甸难以实现和平更深层次的原因。而流行地缘政治所关注的领域,可以为各民族之间达成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提供积极影响。提升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感,进行合理的民族建构与建立国家认同,才可以长久推进缅甸国家内部和平的实现。
程国宇,安宁,林铭亮[5]（2019）在《基于影视作品的情感地缘政治研究——以三部中国海外军事行动题材的电影为例》文中认为以情感地缘政治为切入点,以三部中国海外军事行动题材的影视作品以及观众在"豆瓣电影"论坛影评为主要分析对象,通过视觉分析、叙事解构与NVivo分析的方法,探究了影视作品中的地缘政治叙事以及观众对于这类电影的情绪性"阅读",尝试解构这类电影如何影响"情感"在地缘政治关系的认知中发挥作用。研究结论包括:首先,此类影视作品与现实中的地缘政治话题相契合,影视作品通过对地缘政治事件的改编与重塑将地缘政治情感放大与传递;其次,全媒体时代下影视作品正成为一种新的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媒介,通过观众与影片叙事情节的互动产生意义,并作用于"情感"这一维度;最后,身体是民族情感重要的载体,影视作品的视听刺激以及观众网络媒介下的评论互动是唤醒与维持民族情感、生产地缘政治力量的重要方式。
曹晓云[6]（2019）在《冷战后欧美分歧及其影响》文中研究指明欧美关系是大国关系中最密切同时又正经历着剧烈变动的一对关系。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格局和欧洲安全局势均发生变化。由于“共同敌人”的消失,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下降,大西洋联盟的核心基础动摇,欧美外交政策和跨大西洋关系均受到巨大冲击。欧美关系在冷战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和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上升,欧盟希望摆脱冷战时期一直受美国控制的状态,与美国发展平等的伙伴关系。而美国的反应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不得不重视欧盟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新角色和新地位,并谋求在继续保持跨大西洋联盟和推进北约转型的同时,重视与欧盟发展关系,欧美先后通过《跨大西洋声明》、《跨大西洋新纲要》等文件和机制。与此同时,由于欧盟在国际政治、经济等领域影响力的增大,欧盟在后冷战时期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构进程中的发言权也在增大,这使得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产生疑虑和担心。美国认为,冷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和扩大与美国对欧政策和战略利益相冲突。事实上,欧盟的发展给美国霸权和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带来新的挑战。由此,欧美特殊关系在冷战后调整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双方在各领域矛盾分歧日渐凸显。通过梳理和总结冷战后欧美关系的演变,本论文认为,冷战后欧美在保持合作的前提下,双方在地缘安全领域、经济领域以及全球治理等领域的竞争和分歧构成了冷战后欧美关系的重要内容,也将作为影响未来双方关系的主要因素延续存在下去。欧美地缘安全关系一直以来被视为欧美关系的晴雨表,也是欧美同盟一直得以保持的最主要原因。冷战后欧美地缘安全状态和战略目标出现分化,为了应对冷战后国际格局和欧洲安全秩序发生的变化,欧盟加强一体化和独立防务能力的建设,试图取得在欧洲安全领域更大的话语权,然而,美国仍将将北约继续作为维护美国欧洲霸权的工具,主导北约进行东扩和战略调整,欧美在欧洲安全主导权、俄罗斯的崛起和地区重大国际问题等方面摩擦和分歧不断。欧美在地缘安全领域的分歧也影响和牵动着欧美其他领域关系的发展。冷战后,欧盟通过东扩和统一货币,成员国增至28个,欧盟的经济实力也随之大增,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欧美在农产品、工业制成品以及围绕拓展国际市场等方面的竞争不断加剧,尤其是欧盟推出统一的货币欧元,欧元的正式诞生和运行对美元和美国金融霸权形成挑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诱使欧债危机发生以来,欧美也因应对危机的路径和举措方面发生分歧,合作受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冷战后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全球经济治理、全球气候治理,以及打击恐怖主义和维护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成为国际关系和欧美关系的新内容。欧盟试图通过全球治理来推广欧盟“善治”的理念和强化欧盟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但美国将全球治理作为自己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欧美对全球治理存在认识上的“温差”,在应对全球事务的手段和措施也不同,导致欧美在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摩擦和分歧也不断。冷战后,欧美在地缘安全、经济领域和全球治理等领域分歧的增大,给欧美关系和国际格局均产生了重大影响。跨大西洋联盟日益走向松散化。欧美政治联盟裂痕扩大,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外交安全政策不同步性凸显,决定了后冷战时期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构是一个艰难的博弈过程,欧美分歧的扩大也将推动国际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继续发展。欧盟和美国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对象。作为当今国际社会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与欧美的关系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欧美分歧有利于中欧合作范围和共同利益扩大,也有利于中美欧三边关系的互动,因此我们既要客观理性认识欧美存在的分歧,利用欧美之间的分歧,充分认识到中美欧三边关系的重要性,运作和管理好中美欧三边关系,又要进一步提高战略定位,发展综合国力,在国际社会上发挥中国大国的作用和影响力,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王志伟[7]（2019）在《冷战后美国东北亚延伸威慑对中韩关系的影响 ——以“萨德”入韩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美国曾凭借着自身强大的核武装力量优势在冷战时期成功的将核威慑的安全承诺范围扩展延伸到了盟友,不仅保障了盟友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盟国与美国的依赖关系,拉近了美国与盟国的利益联系,巩固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利益存在,一举多得。冷战的结束虽然使得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开始变得淡化,但国际秩序面临的威胁与挑战仍然存在,且时时刻刻影响着国际秩序的稳健与平衡。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以及市场新兴国家的崛起,美国的盟国在自身国防军事力量有限的情况下,更希望借助美国的军事实力将自身国防的重担外包给美国。于是,美国的延伸威慑保护也成为美国部分盟友自身国防安全的重要托付体。美国的延伸威慑战略自提出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在全球范围内的运作。1954年12月,美国参议院以多数票批准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美韩同盟由此正式确立。美韩军事同盟关系的确立,除了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通过与韩国确立的利益从属关系名正言顺的将韩国纳入了美国东亚安全体系之中,成为美国东北亚延伸威慑战略实施的重要载体。条约的签署,也标志着美韩同盟将成为组成美国东北亚军事同盟规划中的重要环节。文章以“萨德”入韩为例,对冷战后美国在东北亚实施的延伸威慑战略进行充分解读。韩国由于其特殊的地缘位置,美国的延伸战略推进势必会对中韩关系造成影响,这是因为在韩国部署“萨德”本质上是美国导弹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声称以应对朝核问题在韩国部署“萨德”,“萨德”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半岛安全领域范围,上升为东北亚地区国际政治中的焦点问题。另一方面,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韩国国家认同感正在前所未有的上升。无论在军事合作、地区防务还是历史问题上,韩国渴求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美韩同盟开始发生调整与转化。韩国已经认识到紧跟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合作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重要性所在。因此,在“萨德”入韩大背景之下,中韩交往陷入低谷,结合国际发展大势,如何有效再构建与韩国政府的官方交往方向、重新定位中韩关系的未来,成为我们当下应关注的焦点。
赵莎莎[8]（2019）在《中国地缘环境新态势及其战略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地缘政治是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永恒话题。其理论基础在于,不同国家与民族居住环境的差异性在塑造他们共同性格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他们对外交往的方式。冷战结束后,以美苏为首的两极对峙格局不复存在,全球政治权力分配开始分化重组,至今尚未形成相对稳定的格局。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化合作的持续深入以及能源短缺、环境恶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传统的地缘政治观似乎已经不再是当前国际关系的核心话题。尤其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反恐与文明之间的冲突一度成为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热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包括中国与印度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以及欧洲国家常态碎片化的现实,直接引发了国际秩序的权力东移至亚太乃至更为广阔的印太地区。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重返亚太”的战略举措旨在加强西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进而有力维护其全球霸权的举动,对中国所处的地缘环境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新形势下,深刻理解地缘政治的一般规律,掌握全球地缘政治的发展态势,分析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现实,并且有针对性地对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进行科学分析,最终找到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对于中国确保国家安全,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至关重要的。本文从地缘政治理论入手,阐述了地缘政治与地缘战略的基本概念,梳理了西方经典地缘政治的发展脉络以及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思想的特点,并对比了中西方在地缘政治思想上的差异。在严密的理论分析基础上,本文有意选列近年来世界地缘政治态势变化的重要事例,将分析重点放在逐渐成为全球政治格局新中心的亚太地区,并深入剖析这一新态势对区域内国家制定新的安全战略与外交政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尽管当前国际政治有明显的“回归大国政治”趋向,但传统安全威胁加重的同时,非传统安全威胁并没有彻底消失,这就迫使我们对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要有新的认知与发展。作为正在走向全球性大国地位的中国,其自身地缘政治环境也随着国际环境的演变出现了新的变化与挑战。能否更多地担任全球地缘政治新格局的主要塑造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命运。出于回归研究本源的目的,本文在结尾部分归纳了中国地缘战略缔造的实际举措,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中国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地缘战略方案,其核心无疑是在立足亚太、巩固周边、陆海统筹的前提条件下,着力构建地区安全制度以及建立现代化的陆海国防体系。
黄德凯[9]（2018）在《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全球化、地区集团化的深入发展,地理相邻空间范围内的整合进一步加强。然而,依据一种什么样的规则或秩序来进行有效整合,它既不能损害该地区国家行为体的任何利益,达到共同受益的效果,同时也具有长期稳定的特性,是目前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区域合作摸索和探讨的主要问题所在。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上升,正从一个地区大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而任何一个大国要实现国家对外战略,都是首先从周边地区开始的,中国也不例外。通过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展区域次区域合作,营造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周边环境,是中国经营周边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是适应中国周边地区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现实需求。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区域次区域合作进程中,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必须予以高度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合作主要是基于地缘条件构建的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但实际上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区域合作的进程,甚至决定着合作的成败。在区域政治权力结构系统中,存在不同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模式,按照行为体实力大小可分为三种类型:强-强模式、强-弱模式和弱-弱模式。不同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模式对行为体在区域合作中的作用和影响也各不相同。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区域合作则主要是强-强模式、强-弱两种模式。在“强-强”模式中,大国关系是区域合作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如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涉及中印两个大国,是典型的“强-强”模式。由于印度强烈的地缘政治担忧,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乃至“一带一路”倡议逐渐采取模糊甚至抗衡的态度,导致了该经济走廊建设的停滞不前。而在上海合作组织建设过程中因中俄两个大国基于共同的利益尤其是政治安全利益协商一致都有意推进区域合作,合作就较为顺利。而在“强-弱”模式中,大国不仅是区域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是区域合作的主要推动者。在这种地缘政治权力结构模式下,区域合作所推进的效率是比较快的。如2016年3月由中国在三亚牵头成立的“澜湄合作机制”,使中国成为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主导者,进而推动澜湄合作快速高效的开展。对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来说,主要的启示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在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影响下,通过经济合作增大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上的依存度、并以此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关系发展的“以经促政”战略的效应已出现递减,而政治互信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因此在推进经济合作时,需要从“以经促政”转向“政经兼顾”,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以政促经”。二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不断增强的经贸合作固然会提升其对中国的依存度,但周边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地缘政治关切和安全疑虑也在不断销蚀经贸方面的努力和成果。在推进周边区域合作时,通过安全合作及其向经济、政治领域的“外溢”,才能实现区域合作的良性互动和可持续发展。三是中国在在推进周边区域合作时应根据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不同模式的特点采取不同的路径和相应的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政策组合,以减小合作的阻力和实现合作效益的最大化。
赵昌[10]（2018）在《约翰·霍华德政府的“平衡外交”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约翰·霍华德执政时期在澳大利亚外交史上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其推行的“平衡外交”战略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效应,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概括而言,“平衡外交”战略的推出是由澳大利亚国家利益决定的,体现了澳大利亚在文化传统与地缘现实间、经济发展与政治联盟间、国际公义与国家利益间的矛盾现实和利益取向。“平衡外交”是澳大利亚独立外交的发展成果和新形式,标志着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成熟。霍华德政府的“平衡外交”是在战后澳大利亚外交政策调整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其中工党的“中等强国外交”的实践为“平衡外交”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而在吸收柏克、孟希斯、撒切尔、里根等着名保守主义思想家政治思想基础上,霍华德的“新保守主义”思想为“平衡外交”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平衡理念的指引下,霍华德上台后即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一方面通过加强与欧美国家传统关系的方式对前任基廷政府的亚洲政策进行纠偏,变“亚洲唯一”为“亚洲第一”,实现外交的平衡发展。另一方面奉行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强调澳大利亚的特质和地位,以增强外交政策的自信心。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以及地区安全形势的新变化也要求澳大利亚推行更加均衡的外交政策,以全方位地实现国家利益。为了实施“平衡外交”,霍华德领导的联合政府改变了工党对多边路径的依赖,把美、中、日、印（尼）四大国双边外交关系作为澳大利亚的外交支柱,并时刻注意以国家利益为准则平衡经济发展、政治联盟和价值观念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同时在多边外交上继续发挥自身优势,注意国家利益与国际形象的平衡、国家安全与国际公义的平衡、融入与自主的平衡以及多边与双边的平衡。此外,在全球性热点事务中推行平衡政策、在多元文化外交、人权外交、价值观联盟外交和经济外交等方面霍华德政府保持了原则性与实用性的平衡。因此,平衡是霍华德时期澳大利亚外交的基本逻辑,经过长期的政治实践,霍华德政府的“平衡外交”基本定型,并产生了良好的政策反响。当然“平衡外交”也面临一些挑战,澳大利亚的地缘、文化和社会舆论都会使其出现波动,但总体来讲平衡策略不失为澳大利亚外交的最佳选择,具有稳定的政策空间。霍华德政府时期形成的这种外交平衡的战略思想在陆克文政府“亚太共同体”倡议和特恩布尔政府出租达尔文港等政治实践中被沿用,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之,平衡理念贯穿了霍华德时期的外交实践,也为我们深刻认识澳大利亚的外交特性和利益取向提供了完整个案,对我们把控现任澳大利亚政府的外交趋向提供了分析依据,具有显着的国际政治意义。
二、9.11事件后地缘政治观的反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9.11事件后地缘政治观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1）大众地缘政治想象中的身份政治与“他者”形象——以美俄（苏）之间的大众文化形象建构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一、从“批判地缘政治学”到“大众地缘政治学” |
| 二、“地缘政治想象”:在精英与大众之间 |
| (一)“东方主义”与地缘政治想象 |
| (二)国家形象的生成与精英、大众的文化互动 |
| 三、大众地缘政治想象中“他者”形象的生成机制 |
| (一)“他者”形象的生成背景：“后真相”时代与大众文化的情感功能 |
| (二)“非人化”模式 |
| (三)“奇观化”模式 |
| (四)“性别化”模式 |
| 四、“表征”之战：美俄(苏)大众地缘政治想象中的“他者”形象 |
| (一)文化冷战时期大众文化的“非人化”符号政治 |
| (二)后苏联时代西方大众文化中作为“奇观”的“俄罗斯恶棍” |
| (三)性感、危险与创伤：当代西方大众文化中的俄罗斯女性 |
| 结 语 |
（2）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米德的“美国外交传统”:主义与权力 |
| 第一节 沃尔特·米德主要着述和思想 |
| 第二节 米德指出的美国外交传统中的“四种主义” |
| 第三节 米德的权力理论 |
| 第四节 米德的逻辑和方法 |
| 第二章 20世纪美国外交传统的呈现 |
| 第一节 美国经济社会形态变革与外交传统的演进 |
| 第二节 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变奏 |
| 第三章 威尔逊主义的冒进(小布什政府时期) |
| 第一节 新保守主义与威尔逊主义的复兴 |
| 第二节 威尔逊主义与“反恐战争” |
| 第三节 威尔逊主义的异变与失败的大中东战略 |
| 第四章 杰斐逊主义的变革(奥巴马政府时期) |
| 第一节 国际新形势下的杰斐逊主义者 |
| 第二节 杰斐逊主义者的新特征 |
| 第三节 主义间的调和与亚太再平衡 |
| 第五章 杰克逊主义的冲击(特朗普政府时期) |
| 第一节 美国社会民粹主义的兴起 |
| 第二节 民粹主义与杰克逊主义 |
| 第三节 杰克逊主义的特朗普实践 |
| 第六章 对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的评价 |
| 第一节 四种主义所面对的挑战和机遇 |
| 第二节 美国外交政策走向 |
| 第三节 米德对美国世界霸权体系的认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沃尔特·R·米德大事年表(1952- ) |
| 致谢 |
（3）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问题与选题意义 |
| 二、既有研究回顾与评析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弱约束性制度为何扩员 |
| 第二节 国际制度趋弱的现实背景 |
| 第三节 既有学理逻辑的解释与不足 |
| 第二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可能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弱约束性制度 |
| 第二节 两个假定:包容性制度、协调型互动 |
| 第三节 三个假设:权力制衡、规范扩散、功能补偿 |
| 第三章 案例选择的合理性分析 |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问题概述 |
| 第二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弱约束性界定 |
| 第三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包容性特征和制度互动背景 |
| 第四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权力制衡需求 |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相关权力要素:俄罗斯、美欧、中国 |
| 第二节 权力制衡需求:俄罗斯视角下的制衡需求与制衡可能 |
| 第三节 权力制衡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 本章小结 权力制衡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 第五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规范扩散需求 |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价值规范要素:“上海精神” |
| 第二节 规范扩散需求:“上海精神”的扩散需求与扩散路径 |
| 第三节 规范扩散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 本章小结 规范扩散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 第六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功能补偿 |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出现 |
| 第二节 在对接协调中获取功能补偿的可行性论证 |
| 第三节 功能补偿对扩员决策的决定性影响 |
| 本章小结 功能补偿是弱约束性制度扩员的必要条件 |
| 总结 |
| 一、总结与结论 |
| 二、基于结论的政策建议 |
| 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4）流行地缘政治视角下的民族建构与缅北冲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与现状 |
| 1.2.1 国内外流行地缘政治研究进展与现状 |
| 1.2.2 国内外民族建构研究现状与进展 |
| 1.2.3 国内外缅北冲突相关研究现状与进展 |
| 1.2.4 小结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缅甸民族问题与少数民族武装冲突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民族建构与民族冲突 |
| 2.1.2 流行地缘政治与民族建构 |
| 2.2 缅甸民族问题 |
| 2.2.1 缅甸民族问题具体表现 |
| 2.2.2 缅甸民族问题形成原因 |
| 2.3 缅甸地方民族武装冲突概况 |
| 2.3.1 若开邦民族地方武装冲突概况 |
| 2.3.2 缅北地区民族地方武装冲突概况 |
| 2.3.3 南部、东南部地区少数民族地方武装 |
| 2.3.4 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冲突类型总结 |
| 2.4 小结 |
| 第3章 流行地缘政治与果敢民族建构 |
| 3.1 果敢族民族来源及发展 |
| 3.2 果敢族民族认同演变 |
| 3.3 流行地缘政治视角下的果敢族民族建构 |
| 3.3.1 2009年“8.8”事件之前的果敢民族建构 |
| 3.3.2 2009 年“8.8”事件后至2015年“2.9”战事间的果敢民族建构 |
| 3.3.3 2015 年之后的果敢民族建构 |
| 3.4 小结 |
| 第4章 果敢民族建构与缅北果敢冲突 |
| 4.1 民族意识缺乏导致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 |
| 4.2 果敢族认同的缺失促进了果敢地区政局的转变 |
| 4.3 对于果敢族不同的民族建构或将为果敢地区带来新冲突 |
| 4.4 民族建构在缅北冲突中的影响 |
| 4.5 小结 |
| 第5章 结论与启示 |
| 5.1 主要结论 |
| 5.2 对民族国家内部稳定发展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结果 |
| 致谢 |
（5）基于影视作品的情感地缘政治研究——以三部中国海外军事行动题材的电影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情感地缘政治的研究进展 |
| 2 研究方法 |
| 3 影视作品中的文化政治策略 |
| 4 中国崛起背景下地缘政治观表达 |
| 5 结论与讨论 |
（6）冷战后欧美分歧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 |
| 四、研究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二战后欧美关系的演变 |
| 第一节 冷战期间欧美关系的发展 |
| 一、美苏两极国际格局和大西洋联盟的形成 |
| 二、欧洲推进联合运动与大西洋联盟出现裂痕 |
| 三、冷战后期欧美关系的复杂调整 |
| 第二节 冷战后欧美关系的变化 |
| 一、冷战后欧美关系的调整与再定位 |
| 二、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关系的变化 |
| 三、特朗普执政以来对欧美关系的冲击 |
| 第二章 冷战后欧美在地缘战略安全方面的分歧 |
| 第一节 欧洲安全防务主导权之争 |
| 一、欧盟东扩与推进独立防务建设 |
| 二、北约东扩与战略转型 |
| 三、特朗普时期的防务责任分担及军费分摊 |
| 第二节 欧美对俄罗斯战略考虑不同 |
| 一、俄罗斯在亚欧大陆地缘政治中的地位 |
| 二、美国阻止欧俄靠近 |
| 三、欧盟担心美俄“越顶外交” |
| 第三节 欧美在重大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分歧 |
| 一、伊拉克战争 |
| 二、利比亚战争 |
| 三、乌克兰危机 |
| 四、伊朗核问题 |
| 第四节 欧美分歧的原因 |
| 一、欧美地缘安全态势存在差异 |
| 二、欧美地缘战略目标不同 |
| 三、欧美战略力量异同 |
| 第三章 欧美在经济领域的分歧 |
| 第一节 冷战后欧美在经贸领域的分歧 |
| 一、在农产品领域的竞争 |
| 二、在工业制成品方面的竞争 |
| 三、围绕国际市场的博弈 |
| 四、特朗普时期欧美贸易纷争新发展 |
| 第二节 欧元对美元霸权地位挑战 |
| 一、欧元的诞生 |
| 二、欧元对美元及美国金融霸权的冲击 |
| 第三节 欧美应对债务危机的分歧 |
| 一、美国金融危机诱发欧债危机 |
| 二、欧美应对债务危机路径不同 |
| 三、欧美在构建 TTIP 谈判问题上的矛盾 |
| 第四节 欧美存在较大分歧的原因 |
| 一、欧美经济结构的同质性 |
| 二、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排他性 |
| 三、欧盟经济一体化的对外竞争性 |
| 第四章 欧美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分歧 |
| 第一节 欧美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分歧 |
| 一、欧美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存在差异 |
| 二、欧美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分歧 |
| 三、欧美处理国际贸易争端手段不同 |
| 四、欧美在对待新型国际力量问题上的差异 |
| 第二节 欧美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分歧 |
| 一、欧美全球气候治理理念不同 |
| 二、欧美全球气候治理的认识和政策存在差异 |
| 三、欧美减排目标难以达成一致 |
| 第三节 欧美打击恐怖主义的分歧 |
| 一、认知分歧 |
| 二、战略和政策不同 |
| 三、措施差异 |
| 第四节 欧美在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领域的分歧 |
| 一、网络空间安全:全球治理的新领域 |
| 二、治理理念存异 |
| 三、治理政策分歧 |
| 四、治理措施不同 |
| 第五节 欧美在全球治理领域分歧的原因 |
| 一、欧美对全球治理认知的“温差” |
| 二、欧美政治体制结构的迥异 |
| 三、欧美影响国际事务手段不同 |
| 第五章 对冷战后欧美分歧影响的总体评估 |
| 第一节 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
| 第二节 对欧美双边关系的影响 |
| 一、政治联盟裂痕扩大 |
| 二、经济竞争更趋激烈 |
| 三、外交安全政策不同步性凸显 |
| 第三节 欧美分歧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
| 一、促进中欧合作范围和共同利益扩大 |
| 二、有利于推动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发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冷战后美国东北亚延伸威慑对中韩关系的影响 ——以“萨德”入韩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0.1.1 选题背景 |
| 0.1.2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2.1 国外研究现状 |
| 0.2.2 国内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方法 |
| 0.3.1 个案分析法 |
| 0.3.2 历史分析法 |
| 0.3.3 比较分析法 |
| 0.4 难点和创新点 |
| 0.4.1 难点 |
| 0.4.2 创新点 |
| 1 延伸威慑理论的源起与发展 |
| 1.1 核威慑理论的发展 |
| 1.1.1 核威慑的概念 |
| 1.1.2 美国核威慑战略的确立与发展 |
| 1.1.3 核威慑的理论批判 |
| 1.2 冷战后美国延伸威慑理论的兴起 |
| 1.2.1 延伸威慑的概念 |
| 1.2.2 美国延伸威慑理论的发展与调整 |
| 1.2.3 美国延伸威慑之“亚太模式” |
| 2 美国的东北亚延伸威慑与“萨德”入韩 |
| 2.1 美国延伸威慑战略在东北亚的部施 |
| 2.1.1 冷战后东北亚力量格局的重组 |
| 2.1.2 韩国对美国的地缘价值 |
| 2.1.3 部署诱因——防范朝核威胁 |
| 2.2 “萨德”入韩 |
| 2.2.1 美韩军事同盟的巩固与发展 |
| 2.2.2 “萨德”系统在东北亚的部署 |
| 2.2.3 “萨德”对韩的实用效果与可靠程度 |
| 3 “萨德”阴影下的中韩关系 |
| 3.1 “萨德”入韩——中韩关系高开低走 |
| 3.1.1 朴槿惠治下中韩关系急转直下 |
| 3.1.2 文在寅对“萨德”部署的态度转变 |
| 3.2 “萨德”离间中韩关系 |
| 3.2.1 民间人文交流空前遇冷 |
| 3.2.2 严重破坏中韩战略互信 |
| 3.2.3 加剧中国地缘安全困境 |
| 4 美国延伸威慑的困境与中韩关系的新期待 |
| 4.1 现阶段美国延伸威慑战略的困境 |
| 4.1.1 威慑的逻辑矛盾 |
| 4.1.2 美韩联盟困境 |
| 4.1.3 联盟的未来角色 |
| 4.2 “萨德”入韩既定下中韩关系再构建 |
| 4.2.1 提高自身战略威慑和加强联合反制能力 |
| 4.2.2 敦促各方重拾多边协商机制 |
| 4.2.3 发展眼光看待中韩关系的再构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中国地缘环境新态势及其战略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
| 四、创新性与难点 |
| 第一章 地缘政治研究的相关理论阐释 |
| 一、地缘政治研究的相关概念解析 |
| (一) 地缘政治的基本概念 |
| (二) 地缘战略的基本概念 |
| 二、主要的地缘政治理论阐释 |
| (一) 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概述 |
| (二) 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思想概述 |
| (三) 中西方地缘政治思想的比较与侧重 |
| 第二章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态势的新变化 |
| 一、近年来地缘政治观的变化与发展 |
| (一) 地缘政治研究范围:从以国家为中心到全球地缘网络 |
| (二) 地缘空间拓展方式:从重视硬实力到注重软实力资源 |
| (三) 地缘关系认知方面:从冲突对抗到协调合作 |
| 二、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趋势 |
| (一) 权力转移促使亚太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的新中心 |
| (二) 大国实力的变化与战略力量的分化重组 |
| (三) 大国地缘战略竞争呈现多元化趋势 |
| (四)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 |
| 第三章 全球地缘政治新格局下的中国地缘环境分析 |
| 一、中国地缘环境的客观条件 |
| (一) 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基本属性 |
| (二) 陆海协同的两难选择 |
| 二、中国当前面临的总体地缘困境 |
| (一) 强邻环伺,存在安全困境 |
| (二) 领土统一和主权完整尚未实现 |
| (三) 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依赖与安全戒备并存 |
| 三、当前中国地缘环境的具体现状分析 |
| (一) 独联体方向:总体稳定,恐怖主义与能源争夺造成隐患 |
| (二) 东北亚方向:局势复杂,大国博弈态势加剧 |
| (三) 东南亚方向:竞争激烈,海洋权益争夺是焦点 |
| (四) 南亚次大陆方向:矛盾渐显,中印竞争与冲突凸显 |
| 第四章 中国地缘战略选择的定位与具体政策建议 |
| 一、中国地缘战略选择的定位 |
| (一) 国家身份定位的角度 |
| (二) 独特地缘环境的角度 |
| 二、中国地缘战略选择的具体政策建议 |
| (一) 立足亚太,注重平衡与大国的双边关系 |
| (二) 经略周边,构筑和平稳定的地缘战略带 |
| (三) 陆海统筹,建立现代化的陆海国防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9）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一) 区域合作是中国推行周边外交和多边外交的重要路径 |
| (二) 中国周边地区国际体系处于变动时期 |
| (三) 周边区域合作面临巨大挑战 |
| (四) 地区治理发展趋势的结果 |
| 二、选题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理论 |
| (二) 区域合作的相关理论研究 |
| (三) 关于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的现状、目标及前景 |
| (四) 关于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面临的挑战 |
| (五) 关于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的路径 |
| 四、研究重点、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思路及框架 |
| (三) 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和存在的困难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存在的困难 |
| 第一章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与区域合作的理论解析 |
| 第一节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理论溯源及含义 |
| 一、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理论来源 |
| 二、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含义 |
| 第二节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建构特征与形成机制 |
| 一、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建构特征 |
| 二、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建构方式 |
| 三、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建构机制 |
| 第三节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模式及特征 |
| 一、强-强模式 |
| 二、强-弱模式 |
| 三、弱-弱模式 |
| 第四节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区域合作 |
| 一、区域合作的内涵及类型 |
| 二、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区域合作的特征 |
| 三、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不同类型下的区域合作 |
| 第二章 “强-强”模式: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困境与前景 |
| 第一节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历程及现状 |
| 一、中印缅孟地区合作时期 |
| 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时期 |
| 三、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现状 |
| 第二节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及其特征 |
| 一、孟中印缅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强-强模式”的构建历程 |
| 二、孟中印缅地缘政治权力结构模式的构成特点及互动特征 |
| 三、孟中印缅地区权力结构体系的前景 |
| 第三节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问题及根源 |
| 一、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成效 |
| 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
| 三、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面临问题的根源 |
| 第四节 重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路径思考 |
| 一、合作是唯一出路 |
| 二、新型国际关系下孟中印缅的合作原则 |
| 三、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路径 |
| 第三章 “强-强”模式下:上海合作组织的成效及其经验 |
| 第一节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上海合作组织 |
| 一、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 |
| 二、上海合作组织设立的缘由及发展历程 |
| 三、上海合作组织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特点 |
| 第二节 “强-强模式”下上海合作组织的运转与调试 |
| 一、主导大国间的互动 |
| 二、主导大国与成员国之间的互动 |
| 三、引入新成员保持活跃 |
| 四、构建多层级立体式合作框架机制 |
| 第三节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上海合作组织的成效分析 |
| 一、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上海合作组织取得积极成效 |
| 二、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的风险 |
| 第四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前景与成功经验 |
| 一、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上海合作组织的前景 |
| 二、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功经验 |
| 第四章 “强-弱模式”:澜湄合作发展迅速 |
| 第一节 澜湄地区合作秩序的形成 |
| 一、澜湄地区秩序重塑的缘由 |
| 二、澜湄地区秩序的重建历程 |
| 三、建立澜湄合作机制的意义 |
| 第二节 澜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特点及运行机制 |
| 一、澜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强-弱模式” |
| 二、澜湄地区权力结构体系的运行机制 |
| 第三节 “强-弱模式”下澜湄合作快速发展 |
| 一、三大支柱 |
| 二、五个优先领域 |
| 三、3+5+X合作框架 |
| 第四节 “强-弱模式”下澜湄合作的前景 |
| 一、澜湄合作的前景 |
| 二、“强-弱模式”下澜湄合作的挑战及困难 |
| 三、“强-弱模式”下澜湄合作的应对策略 |
| 第五章 地缘政治视角下推进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的思考 |
| 第一节 地缘政治视角下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的意义 |
| 一、周边区域合作是“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具体体现 |
| 二、周边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阶段 |
| 三、周边区域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
| 第二节 地缘政治视角下中国推进周边区域合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 一、周边区域环境复杂多变 |
| 二、周边区域合作的实际合作程度与预期目标存在差距 |
| 三、遭到某些国家的抵制和反对 |
| 四、域外力量的介入与阻扰 |
| 第三节 地缘政治视角下中国推进周边区域合作的路径 |
| 一、周边地区体系的长期分散且碎片化是根本原因 |
| 二、重塑新时代地缘政治中国与周边国际体系的机遇 |
| 第四节 地缘政治视角下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的思考 |
| 一、国际体系的内在属性将给区域合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
| 二、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区域合作范式 |
| 三、“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合作原则提升积极性 |
| 四、中国周边区域合作将迈入发展的快车道 |
| 五、中国周边区域合作体系将更具开放包容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二、英文文献 |
| 三、主要网站 |
| 致谢 |
（10）约翰·霍华德政府的“平衡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创新之处与不足 第二章 “平衡外交”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中等强国”思想与澳大利亚的平衡实践 |
| 一、澳大利亚与“中等强国”概念 |
| 二、“中等强国”的平衡外交 |
| 第二节 “新保守主义”思想与澳大利亚的平衡理念 |
| 一、柏克对霍华德的影响 |
| 二、孟希斯对霍华德的影响 |
| 三、里根、撒切尔对霍华德的影响 |
| 四、霍华德的“新保守主义”思想 |
| 本章小结 第三章 “平衡外交”的实施背景 |
| 第一节 对亚洲政策：由“亚洲唯一”到“亚洲第一” |
| 一、调整“亚洲唯一”政策 |
| 二、实行“亚洲第一”政策 |
| 第二节 同美欧关系：由疏远同盟到恢复活力 |
| 一、工党政府对澳美同盟的疏远 |
| 二、霍华德政府修复澳美关系 |
| 三、霍华德政府强化澳欧关系 |
| 第三节 冷战的终结：外交平衡的现实基础 |
| 一、经济全球化与澳大利亚的经济结构转型 |
| 二、政治多极化与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重构 |
| 三、安全地区化与澳大利亚的安全环境转变 |
| 本章小结 第四章 “平衡外交”下的双边外交 |
| 第一节 推行四大国支柱外交 |
| 一、对日关系：相互借助 |
| 二、对美关系：合作斗争 |
| 三、对中关系：积极务实 |
| 四、对印尼关系：追求稳定 |
| 第二节 推行双边协调外交 |
| 一、东北亚问题：间接干预 |
| 二、南亚问题：协调印巴 |
| 本章小结 第五章 “平衡外交”下的多边外交 |
| 第一节 在联合国推行多边平衡外交 |
| 一、推动联合国改革：国家实力与国际形象间平衡 |
| 二、领导国际军控：国家安全与国际公义间平衡 |
| 第二节 在亚太推行地区平衡外交 |
| 一、澳大利亚与东盟：融入与自主间平衡 |
| 二、澳大利亚与亚太：双边与多边间平衡 |
| 第三节 在南太推行周边平衡外交 |
| 一、平衡地区力量、主导地区议程 |
| 二、平衡大国影响、维护传统地位 |
| 本章小结 第六章 “平衡外交”下的全球外交 |
| 第一节 势力平衡外交 |
| 一、台海问题上逐渐中立 |
| 二、东帝汶问题上推行平衡 |
| 第二节 经济外交 |
| 一、澳大利亚的经济外交理念 |
| 二、霍华德政府的APEC经济平衡 |
| 第三节 多元文化外交 |
| 一、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外交理念 |
| 二、霍华德政府的文化平衡外交 |
| 第四节 价值观外交 |
| 一、讲求实用的人权外交 |
| 二、平衡利益的价值观联盟外交 |
| 本章小结 第七章 对“平衡外交”的评价 |
| 第一节 霍华德外交的平衡逻辑 |
| 一、执政方针的平衡性 |
| 二、执政体系的平衡性 |
| 第二节 “平衡外交”的内涵 |
| 一、文化传统与地缘现实间平衡 |
| 二、经济发展与政治联盟间平衡 |
| 三、国际公义与国家利益间平衡 |
| 第三节 “平衡外交”的效果 |
| 一、“平衡外交”的政策反响 |
| 二、“平衡外交”的战略空间 |
| 三、“平衡外交”的历史影响 |
| 本章小结 结语 附录：澳大利亚历任总理一览表 参考文献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后记 |
四、9.11事件后地缘政治观的反思（论文参考文献）
- [1]大众地缘政治想象中的身份政治与“他者”形象——以美俄（苏）之间的大众文化形象建构为个案[J]. 葛静深.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22(01)
- [2]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D]. 王力. 吉林大学, 2021(01)
- [3]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D]. 彭昕. 外交学院, 2021(10)
- [4]流行地缘政治视角下的民族建构与缅北冲突[D]. 李钰华.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基于影视作品的情感地缘政治研究——以三部中国海外军事行动题材的电影为例[J]. 程国宇,安宁,林铭亮. 世界地理研究, 2019(04)
- [6]冷战后欧美分歧及其影响[D]. 曹晓云.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冷战后美国东北亚延伸威慑对中韩关系的影响 ——以“萨德”入韩为例[D]. 王志伟. 辽宁大学, 2019(01)
- [8]中国地缘环境新态势及其战略选择[D]. 赵莎莎.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9]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研究[D]. 黄德凯. 云南大学, 2018(04)
- [10]约翰·霍华德政府的“平衡外交”研究[D]. 赵昌.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