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我国高校调整的得失分析

一、对我国50年代高校院系调整得失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张莹^[1]（2021）在《1952年院系调整背景下的中国力学专业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力学作为科学技术的代表学科,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新中国建立之初,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时刻。研究这一时段技术学科的提出和中国力学专业创建不仅是对学科历史的补充,而且为当今学科建设、学科发展以及人才培养带来一些有益启示,更是为建设中国特色学科体系提供理论依据。学术界对学科建设的关注度逐渐增强,前人已经在这一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但尚存一些薄弱环节。研究着力于以下三方面工作:一、考察在1949年之后中国力学学科从无到有的建立过程,包括对科学家在力学专业建立之初对力学专业性质的讨论;二、梳理三种类型的力学专业的创建情况;三、分析技术科学思想对力学学科在中国建立的影响以及从中获得的启示。对三种类型的力学专业建立过程进行调查研究,研究表明:中国力学学科是在科学家的影响下和经济建设的需求下建立起来的,是中国特色学科。研究以科学社会学的视角对力学在中国的建立过程进行历史考察,为技术学科的发展和国家一级学科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黎育生^[2]（2021）在《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1949-197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是从1951年开始的。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不但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制度,而且是一项典型的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然而,当我们回顾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70年来的历史时发现,人们对高校辅导员制度中国首创性历史地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显然,这是一种缺少历史知识和文化自信的表现。史实表明,前苏联并没有高校辅导员制度。不过,前苏联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并且业已成为事实。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被默认为从清华大学开始,但最早建立实施高校辅导员制度的高校并不是清华大学。对这些观点进行学理爷正,这绝非件小事易事,因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不但是一项历史科学工作,而且一项科学历史工作。而这些工作恰恰证明,高校辅导员队伍是中国共产党红色工作队伍,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骨干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力量,是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艰辛探索者、勇敢创新者和坚强奋斗者。遗憾的是,当我们在推动伟大工程稳步前行时,人们还没有真正清醒认识到站起来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的重要性,至少目前实践探索层和学术研究界是这样。尽管当下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已进入职业化、专业化发展快车道,但对于一个具有近70年实践探索的历史进程来说,这仍然难说是一个满意的交代,更不能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庆幸的是,我们没有忽略对改革开放以来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经验总结和价值发挥。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研究改革开放前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不管从历史角度说还是从现实视角看,不管是从实践角度看,还是从理论角度说,对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本文以“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1949-1978）”为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政策制度和具体史料为依据,坚持以时间为线索,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的原则,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通过对1949到1978年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实践进行历史梳理和理论分析,力图从史学角度揭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客观规律,总结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获得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重要启示,有效推动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新发展。文章由导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组成。导论阐明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分析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现状,提出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明确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为深入开展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提供了前提。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的是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开端问题,主要探索了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逻辑起点和历史流变,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情况,确证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开始于我国之历史地位,介绍了清华大学“双肩挑”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实践经验,分析了初创时期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第二章论述的是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艰辛探索问题,主要透视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艰辛探索历史背景,通过分析清华大学“双肩挑”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生命力和局限性,探索了高校辅导员队伍专职化制度化建设的曲折历程,考察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政治挂帅”倾向,分析了艰辛探索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第三章论述的是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曲折发展问题,主要考察了“文化大革命”发生使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遭遇的曲折发展,探讨了高校辅导员队伍缺失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分析了挫折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第四章论述的是改革开放前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及启示问题。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之所以能取得较好成绩,最关键的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最基本的是坚持了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最主要的是坚持了服务中心工作的发展逻辑。不过,受“左倾”错误思想泛滥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遭遇曲折发展,教训十分深刻,主要表现在: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良好的发展环境;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严格的质量标准。由此,我们得到这样的重要启示: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实现持续新发展,就要坚持历史、现实和将来相结合的发展定位;要坚持选拔、培养和使用相结合的发展价值;要坚持专业化、职业化和专家化相结合的发展目标;要坚持老新、专兼和红专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要坚持以点为先、由点及面和点面相结合的发展程序;要坚持顶层设计、分类实施和健全制度相结合的发展机制。结论部分对文章的研究理路、主要内容、创新观点、存在问题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归纳点拨。选择“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1949-1978）”这样一个还没有人系统研究过的问题作为论题,这是一个大胆的创新,简称为“选题新”。没有前人研究可借鉴,新研究就显得非常困难,这主要表现在对文献史料的搜集与把握难,学界之所以避而让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而本研究能克难而成是因为充分占有了1949到1978年的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历史文献史料,其中包括党和国家政策文件、高校校史和地方年鉴等,大量文献史料的占有与引用使文章内容丰新,这简称为“内容新”。通过对大量文献史料的对比、分析与研究发现,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是从我国开始的,而并不是从原苏联传入;清华大学“双肩挑”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被大众默认为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开始,但最早开始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高校却并不是清华大学,等等,这简称为“观点新”。新选题的完成所带来的新内容和新观点,必将使人们对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带来新认识,从而推动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新发展。

曹猛^[3]（2021）在《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研究》文中认为高校党建工作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工程。加强全媒体时代高校党的建设、提升党建质量,是新时代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全面落实“三全育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环境、主客体、方式方法等因素都在发生了深刻变化,青年学生的行为特点和交流方式发生了较大改变,这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挑战。近年来,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的相继召开,《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修订,进一步明确了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方向和具体要求,高校育人实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增强。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保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筑牢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担当民族大任的时代新人任重道远。因此,探讨新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的应有之义。当下,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以移动互联、智能传播、网络视频、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层出不穷,并与传统媒体交叉融合发展,共同构成了当前的媒介形态,其涉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是前所未有的。在全媒体时代,高校已经成为互联网应用和全媒体传播向纵深发展的重要领域,高校师生是全媒体技术运用和推动的主流群体。全媒体不仅是一种工具和手段,也是一种认识观念和技术方式,更是影响人、改变人和发展人的时代背景,全媒体对高校党建工作的理念、方式、内容、机制等产生深远影响,给新时代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在全媒体时代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利用全媒体技术力量有效提升高校党建质量,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坚持理论研究、实证调研、实践探索相结合,根据“理论阐释——现实审视——基本遵循——路径探析”的脉络,对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首先从全媒体与高校党建质量提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和理论资源入手,进而阐述高校党建实践的基本经验与特点,分析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存在的主要问题及面临的发展机遇,从而概括总结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的基本遵循,最后从优化机制、整合资源、创新方法、完善评价等方面,对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的路径策略进行探析。对高校党建工作现状的调研是开展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研究的基础环节。论文基于对公办本科、民办本科、高职高专等8所不同类别高校1850份有效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以及40份访谈记录的综合整理表明,当下高校党建质量提升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体制机制缺畅通、要素资源难协同、技术方法欠创新、评价方式不科学等;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对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相关的可借鉴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系统,全媒体技术持续融入高校党建的力量不强,有效的高校党建质量提升合力氛围尚未形成等等。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是一个包含着众多因素的系统性工程,针对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存在的主要问题,论文坚持以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高质量发展为坐标轴,以当下高校党建工作现状和具体实践为观测点,以全面提升高校党建工作质量和科学化水平为突破口,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政党建设和教育的基本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关于高校党建的思想为理论基础,综合运用教育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开展跨学科研究,不断拓展研究思路、丰富资源平台、校准技术路线、探析解决路径。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的基本内容是:借力全程媒体实现党建信息整合共享、借力全息媒体实现党建情势实时监测、借力全员媒体实现党建组织精准覆盖、借力全效媒体实现党建措施智慧生成。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机制的优化构建:一是健全全媒体党建工作责任机制,规避机制合力发挥的风险;二是构建全媒体党建工作协同机制,强化机制合力效果;三是完善全媒体党建工作保障机制,奠定机制合力基石。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资源优化整合路径:一是科学定位高校党建资源的优化整合目标;二是系统扩充高校党建资源的优化整合内容;三是充分激发高校党建资源的优化整合效能。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方法的创新路向:一是明确立足点,确保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定不移;二是强化着力点,挖掘全媒体助力高校党建工作方法创新的关键要素;三是找准落脚点,满足新时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多元发展需要。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评价的改进策略:一是以育人为导向科学设置党建质量评价体系;二是以一线为重点增加基层质量评价意见权重;三是以奖惩为动力推动党建质量评价精准实施。

姚春林^[4]（2020）在《新中国初期（1949-1956）中国共产党高校人文关怀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从人文关怀出发,改造旧大学,建设新大学,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促进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手段,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发展的阻碍因素被破除,在质与量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力量总体薄弱,高校在校学生数量较少,特别是工科院校占比较低,难以满足新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此,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及服务国家建设的角度推动高等教育改革成为新中国初期的重点任务。该时期党和政府明确了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建设的发展方向,通过对高校接管改造、颁布政策法令措施、进行院系调整、推进课程改革、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等一系列蕴含人文关怀的实践活动,对高校师生进行人文关怀和思想引领,并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从实际效果和历史意义看,在党和政府的人文关怀下,逐步确立了新中国初期高等教育发展的路径和方向,提升了师生的思想觉悟和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保障了高校与高等教育的稳定与延续性,有效巩固了新政权。本文对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高校人文关怀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进行了研究。主要是从马克思人学理论、列宁知识分子理论及毛泽东关心和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思想出发,分析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推进高校人文关怀的理论基础、文化渊源、实践基础,探讨该时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总体设计、初步规划、实施举措和内容拓展。本文对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推进的国情基础进行了阐述。首先,研究了该时期党推进高校人文关怀的政治基础,包括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社会形态演变与过渡、政治体制初创、阶级关系和政治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其次,探究了该时期党推进高校人文关怀的经济基础,包括多元的经济形态背景、严峻的经济形势等因素的影响;再次,分析了该时期党推进高校人文关怀的文化基础,包括主要阶层社会心理差异、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和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对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实践推进进行了梳理。首先,梳理了该时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政策保障,从《共同纲领》统领高校改革到“包下来”政策,从“双百”方针指引文化发展到确定适应总路线任务的培养目标。其次,研究了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物质支撑,包括教师工资补助、学生补贴、建设投入与扶持等措施。再次,探讨了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队伍建设。本文对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实施进行了评析。首先,总结了该时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实施成效,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逐步认同共产党执政,青年学生牢固树立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和布局更加成熟等方面。其次,探讨了该时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的实施过程及不足之处。本文认为,新中国初期高校人文关怀工作存在过于简单化、苏联印记过于浓厚、过于强调政治因素等诸多不足。本文对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实施的价值进行了探讨。一是促进了高校人文关怀理论的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丰富的人文关怀思想和精神,是对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思想理念的继承与发展。二是促进了高校人文关怀的实践推进。这主要体现在坚定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推动师资队伍的成长发展等方面。同时,新中国初期党对高校人文关怀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无论是新中国初期,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境遇下,党对高校人文关怀都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高校改革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积极借鉴国外经验,同时通盘考虑大学发展的综合性与延续性。结语简要回顾了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并对未来深化研究作了前瞻与展望。

李宁^[5]（2020）在《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文中研究表明教会医学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亡,历经近百年崎岖波折又波澜壮阔的历史。“齐鲁医学”曾经是中国教会医学的一张“名片”,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齐鲁医学”的发展历程几乎贯彻整个山东教会医学从起源到消亡的全部过程,代表着山东教会医学的最高水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北协和、南湘雅、西华西”等国内三大头牌医学齐名,并称为“东齐鲁”,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齐鲁医学”品牌由英美加中四国共同缔造和培育,其人员和经费至少由四个国家的十三个基督教组织供给,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医学机构之一,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对不同势力态度的矛盾性恰好为研究“齐鲁医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绝佳机会;三是“齐鲁医学”由教会医学向“人民医学”转型的过程异常复杂,经历了南迁福州、内部分裂、派系争斗、与美决裂、思想改造等多重洗礼,最终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完成蜕变与重生,其过程既具有全国教会医学转型的通性特征,又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对于整个教会医学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齐鲁医学”的转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势力的怂恿和西方差会的鼓动下,齐鲁医学院做出了南迁福州的决定,大部分医学教授和本科生由山东济南迁往福建福州,齐鲁医院和少部分师生继续留守济南。不久,医预科随文理学院南迁杭州。一时间国内出现三处齐大校区和两个领导核心,形成南北对峙。南迁不仅造成“齐鲁医学”的内部分裂和派系对立,更为后来被新政权认定为“落后”和“反动”埋下了伏笔。随着杭州和福州的相继解放,齐鲁医学院在南迁一年之后选择回迁济南,“齐鲁医学”在形式上实现了合体和统一,但是南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旧有矛盾的积累效应下被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校权之争。以吴克明为代表的亲国民党守旧势力与以杨德斋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新晋势力为获得学校控制权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新派势力在新政权的支持下两次挫败“倒杨”运动,赢得校权之争的胜利。随后,“齐鲁医学”开启了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在齐鲁医院建立第一支党小组,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积极向新政权靠拢。自1949年底收回校权到1952年院系调整,“齐鲁医学”随着齐鲁大学同步启动了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系统改革,开始了艰难而又深刻的历史转型。思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新政权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其他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针对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宗教氛围浓厚、“亲美”“崇美”思想严重、政治意识淡漠、片面强调专业技术等状况,新政权以齐大行政管理层和共产党工作小组为媒介,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开展爱国爱党教育、常规思政教育、亲苏学苏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齐鲁医学”广大师生和医护人员增加了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了解,提高了思想政治意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全面控诉美国侵略和爱国主义教育,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逐渐改造为反美仇美排美情绪,通过鼓励学生参军参干、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等实际行动与美国划清界限,将全体师生团结在爱党爱国拥军的旗帜下,为后来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同时,“齐鲁医学”其他方面的转型改革亦在同步进行。在教学育人方面,齐鲁医学院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招生对象、招生名额、入学资格、培养目标、学制学时、教学课程等方面进行深刻改革,不断满足新中国对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在社会服务方面,齐鲁医院主动参与灾区医疗救灾、疫病防治服务、公共卫生教育,将发挥专业优势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齐鲁医学院及齐鲁医院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中外教会拨款的传统方式,积极争取新政府的资助,通过有条件地接受捐赠、开展资产清查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多种途径拓展筹资渠道,最终与外国教会彻底割裂经济联系,完全实现了经济自立。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既体现了新政权和新执政党对“齐鲁医学”提出的外在要求,也体现了“齐鲁医学”人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调适和努力。1952年10月,齐鲁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走向消解,包括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在内的原有组织被撤并重组,随之而来的是“齐鲁医学”在性质内涵和组织属性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齐鲁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医学院,附属齐鲁医院则成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齐鲁医学”从此涅盘重生,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齐鲁医学”在名称、性质和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其优秀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人文根脉得以传承和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当今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齐鲁医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教会医学与山东地方社会的互动史,二者互相影响、相互形塑而又彼此同化、趋于融合。“齐鲁医学”在西方传统与中国文化之间、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外国资源和本土力量之间、现代化转型与传统惯性之间不断寻求某种平衡,并以彻底本土化、中国化的结局完成转型使命。

林齐模^[6]（2020）在《建国初期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研究综述》文中提出本文搜集和整理关于建国初期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问题的研究成果,梳理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研究概况,概述各阶段代表性文章的学术贡献和主要观点。在对相关成果进行归类分析的基础上,对院系调整问题未来研究的方向进行了展望。

张炎^[7]（2020）在《南京艺术学院工艺美术专修科设立始末（1958-1962）》文中研究说明1958年,江苏省政府为发展江苏特色手工艺,实现出口创汇并支援重工业发展,委托南京艺术学院开设了工艺美术专修科以培养工艺美术设计人才。南京艺术学院工艺美术专修科的创办是一次工艺美术教育的创新,它面向公社、农村以及省内各工艺美术厂（社）生产一线招收学生;聘请经验丰富的老艺人来校授课;从实用的角度来安排课程与实习;初步建立了一套面向生产实际、应用性强的教学体系。在有关部门与学校的共同努力下,工艺美术专修科的人才培养初见成效,为社会输送了一批工艺美术设计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一些决策上的失误,工艺美术专修科被迫于1962年停办。这篇文章围绕南京艺术学院工艺美术专修科从开设到停办这一过程展开研究,以期还原工艺美术专修科的历史面貌,分析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及办学过程中的利弊得失,并从中总结对当下设计艺术教育的启示。

王瑜^[8]（2018）在《50年代院系调整对江苏高等教育的影响》文中认为本研究对比江苏高等教育在50年代院系调整前后在院校、学科专业、师资、学生、教学设备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客观分析50年代院系调整对江苏高等教育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研究借用社会学的一些研究方法,主要有:1、文献研究法。以文献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载体,并以此作为主要证据,通过搜集、鉴别、整理,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而形成科学认识的方法。在对这些文献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注意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结合,用真实而丰富的资料和数据为研究的深入提供基础和佐证。2、历史比较研究法。运用历史资料,按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对历史研究对象展开纵向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资料的挖掘和细致的分析对比,发现研究对象的具体变化。通过上述研究方法,本研究的研究内容主要表现为:1、进行50年代院系调整发生的背景研究。从政治、经济、思想的角度发掘建国初期全国范围内院系调整的产生原因及动力。另外,从江苏的地域背景出发,分析江苏地区院系调整的特殊性。2、分析接管前江苏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通过对接管前江苏高等教育格局的梳理,还原出那一时期江苏高等教育的基本情况。3、50年代院系调整中江苏地区的调整过程回顾。将院系调整分为四个阶段:1949年至1950年的调整前奏阶段;1951年的初步调整和准备阶段;1952年至1953年的全面展开阶段和1955年至1957年的局部调整阶段。回顾四个调整阶段的特征和主要任务,详细分析江苏高等教育的调整和改革情况。4、分析50年代院系调整后江苏高等教育的变化。从教育理念、管理体制、高等院校、系科专业、师生和教学七个视角来剖析调整前后江苏高等教育方面的具体变化。5、分析50年代院系调整对江苏高等教育的影响。立足于江苏的视角来分析院系调整的正面、负面及后续影响。本研究通过对50年代的院系调整的发生背景、过程、变化进行研究,从而客观地得出院系调整对江苏高等教育的影响。在研究的过程中得出下述结论:1、50年代院系调整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受到政治、经济、社会主流思想等多方因素的推动。政治决策奠定了院系调整的大局,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决定了院系调整的实施内容,而社会主流思想的认同和引领则为院系调整奠定了思想基础。此外,江苏地区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也决定了江苏地区的高校院系调整也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2、建国前江苏的高等教育处于较为发达、全国领先的状态,这种状态也一直维持到被接管后。接管前江苏地区的高等学校的发展具有较高的社会影响力,立足于社会服务、社会发展,但发展中也存在办学质量层次不齐,分布不合理、不均衡等问题。中国共产党也在建国前通过革命根据地的办学积累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经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等优良传统延续到建国后的教育实践当中。3、江苏地区50年代院系调整是分四个阶段有计划、按步骤开展的。1949年开始的对江苏高等教育全方位的接管、对旧教育的初步改造和调整可视作50年代院系调整的前奏。前奏阶段,以方针、政策的酝酿和形成为基础、以维持高等教育稳定为前提、以逐步调整和改造为方法,确保了政权更迭时高等教育的平稳过渡。1951年为院系调整的初步开展阶段,这一阶段进一步明确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对江苏地区的高校进行了初步调整,也为院系调整的全面展开奠定了思想基础。1952年至1953年为全面调整阶段,这一阶段的调整历时短、范围广,1952年的调整历时两个月,涉及江苏地区几乎所有高校,只有三所学校在调整中维持原状。调整秉持“全国一盘棋”的理念,围绕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力量培养的院系调整和专业设置是此次调整的重点。1955年至1957年为局部调整阶段。这一阶段是以配合国家建设发展需要,支援内地高校建设作为中心工作,进一步调整和发展自身的重点专业。4、江苏高等教育在50年代院系调整前后的变化表现于多个方面,且变化的幅度较大,其中有些变化带有较为明显的江苏特色。江苏高等学校和系科专业的变化是院系调整工作直接所致,而教育理念、管理体制、师生情况、教学等方面的变化则是院系调整的连锁效应。在全国的共性变化之下,江苏地区的调整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5、从江苏的视角,以客观、公允的态度对待和评价50年代院系调整的影响。从正面影响来看,通过院系调整,实现了江苏高等教育的平稳过渡;适应了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推动了江苏高等教育的平民化路线;也一度改善了江苏高等教育的地域不均衡情况。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调整方式的简单粗暴,彰显出不少负面效应。例如:导致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僵化、师生的各种负面情绪、打开了国家行政权力干预高校的缺口,致使高校自主权丧失,也使得江苏的高等教育遭受折损等。第二,院系调整工作为实现教育的中心方针,导致人才培养急功近利。具体表现为:招生人数快速增长、人才培养口径狭窄、重工轻文情况明显、“拔苗助长”现象频现。第三,通过院校迁出合并、系科外迁、教师抽调、毕业生分配等渠道对外省市进行支援。过度的支援导致江苏高等教育“元气大伤”。第四,高校、系科“震荡”剧烈,伴随江苏政治、经济、教育地位的下降。第五,院系调整后期的局部调整,导致区域发展失衡问题再现,涉及高校数量和高校学科的区域分布不均衡。50年代院系调整对于江苏高等教育的影响也不仅仅局限于当时,部分影响甚至延续至今,这场调整不仅奠定了江苏高等教育的发展格局,也使得江苏高等教育昔日的地位难以再现,调整造成的江苏省内高等教育的发展差距至今仍旧明显。

石振玲^[9]（2018）在《20世纪50年代山东省高校“院系调整”研究》文中提出“院系调整”是学校之间或者学校内部以整合教育资源为目的,对学院或者专业进行的调整或者合并。高校的“院系调整”不仅体现了高校的培养目标,更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对人才需要的反映。20世纪50年代高校“院系调整”对中国当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建国初山东高校进行的“院系调整”在山东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阶段。本文基于对山东高校“院系调整”相关档案、史料的挖掘和整理,并借鉴前人研究的成果,对20世纪50年代山东高校“院系调整”进行了系统研究。第一部分,详尽阐述了选题背景、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将20世纪50年代山东省高校“院系调整”作为研究对象,对这一时期山东高校“院系调整”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第二部分,基于文献梳理基础上,从当时国内外局势的推动、高校革除自身弊端的内在需求、新中国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三个角度,全国和山东省两个范围,对此次高校调整的缘起进行了论述,揭示了此次调整产生的原因。第三部分,在立足于丰富的史料基础上,从山东省高校的结构性变化、高校内部的系科专业变动、高校的教学变革三方面对山东省“院系调整”的实施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论述。第四部分,进一步从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方面探讨了本次调整的影响和评价,这次调整为国家建设培养专业人才打下了基础,加强并发挥了高校中的潜在力量,充实了各院校的资产,但调整中人员调动比较大,影响教职工的工作与生活,部分高校教职工产生抵触情绪。从长远来看,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也因为仿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专才教育,使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化,限制了学术的自由发展,削弱了综合大学的影响力,造成人文社会学科被边缘化的弊端。基于20世纪50年代山东省高校“院系调整”的缘起、具体实施、影响和评价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建立起服务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教育模式;（2）形成了效仿苏联专才教育的培养模式;（3）强化了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4）高等教育内在发展逻辑被弱化。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山东高校“院系调整”结论的探究,在当前新旧动能转换的重大时期,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要在尊重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主动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处理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之间的关系,扩大和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

方宝^[10]（2017）在《研究型大学教师科研业绩考评机制设置研究》文中提出为了推进大学教师科研业绩考评的进一步改革和优化发展,近几年来教育部等相关部委纷纷出台了多份指导性文件。然而,当下的研究型大学教师科研业绩考评依然存在着“过度量化”、“标准异化”、“弹性缺乏”等诸多问题,并广受质疑与诟病。这些问题的产生并不仅仅是科研业绩考评的某一制度建构不当所至,而是考评机制体系整体设置不合理及其交互作用所引发。因此,要较好地解决研究型大学教师科研业绩考评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激发其教师的科研活力和促进科研创新,有必要从其科研业绩考评机制设置入手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为此,本研究以研究型大学为研究范畴,以教师科研业绩考评机制设置为研究客体,通过理论思辨与实证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来对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首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多个相关理论为基础,对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科研业绩考评机制体系的应然状态进行逻辑架构与分析,并对其运行机理进行阐释。其次,在宏观层面上,以所建构的“考评机制体系”为分析维度对10所研究型大学的教师科研业绩考评机制设置现状与特点进行政策文本分析研究。再次,在微观层面上,通过问卷调查方法来对10所代表性大学科研业绩考评机制设置的教师满意度进行测评,并通过对2所代表性大学教师与科研管理人员进行深度访谈的方法来进一步探究其考评机制设置与运行所存在的问题。最后,综合调研的主要发现,从合理性理论、系统科学理论、机制设计理论等视角提出进一步改善研究型大学教师科研业绩考评机制设置的政策性建议与对策。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有以下几大方面:一是完整的研究型大学教师科研业绩考评机制体系至少应包含规约机制、运行机制和修正机制三大部分。二是当下的研究型大学教师科研业绩考评机制的架构相对完整,但在分类机制、弹性机制、修正机制、动力机制等方面的设置仍存在诸多不足,从而导致其教师个体的理性追求与学校总体目标之间存在部分背离。这主要是由于其机制体系设置对系统多样性和动态性变化反应失灵所致。三是科研业绩考评机制设置中的“弹性因素”对“教师满意”的诸多方面都具有显着性影响,而当下的研究型大学教师科研业绩考评主要以传统的业绩指标为主,且考评机制体系中的弹性机制和修正机制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效用,从而导致其机制设置出现“激励不相容”的状态。四是研究型大学教师科研业绩考评机制设置存在过于偏重工具理性以及过度迎合外部利益相关者之诉求等问题,这主要源于其机制设置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取向选择之困境以及其在与外部系统进行资源交换时所处的被动、弱势地位。五是总体上教师对科研业绩考评机制设置的满意度属中等水平。在满意度均值比较方面,男女教师、不同岗位类型教师以及不同年龄段教师组之间都不存在显着性差异;但是,人文社科教师的满意度均值显着小于自然科学教师,且不同职务等级以及不同导师身份教师组的满意度均值之间具有显着性差异。六是总体上教学为主型岗位教师对考评机制设置现状比较满意,其它教师对科研业绩考评机制设置及运行存在的不满主要集中在技术机制、分类机制以及弹性机制设置等方面;而管理人员普遍认为,教师们对当下的科研业绩考评机制设置比较满意。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政思维与学术思维在考虑和处理科研业绩考评相关问题方面存在的差异。七是教师在科研业绩考评中面临的最大压力来源于对学生以及项目经费等科研资源的激励竞争,而教师科研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其内在动机。在综合已有调研发现与理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以下针对性建议与对策:一是研究型大学应重视和完善修正机制的设置,加强保障机制中的人性化制度构建,改善科研业绩考评分类机制的设计,以及充分发挥修正机制的作用。二是科研业绩考评应在量化评价的基础上,追加必要的“质性评价”,同时密切关注和深入探究考评目标的“异化”问题,并确保工具理性在价值理性的指引下发挥作用。三是研究型大学应将考评机制设置权下放到各个二级院系或部门;同时为了实现机制设计激励相容目标,应充分重视业绩考评的“弹性机制”设计和发挥合同管理的弹性功能,并加强对“科教融合”考评方式的探索和尝试。四是研究型大学应理性回应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诉求,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对业绩指标的解读与应用;同时积极探索和设置宽容失败的教师科研业绩“过程型考评”机制。本研究所具有的可能创新之处包括:综合应用多种方法来对研究型大学教师科研业绩考评机制设置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实证研究,从而有效弥补了已有相关研究主要采取逻辑思辨为主、普遍缺乏实证调研以及实证调研规模偏小、方法相对单一之不足。其次,尝试性地对研究型大学教师科研业绩考评机制体系进行逻辑架构,并对其运行机理进行理论探索。再次,提出了研究型大学教师科研业绩考评机制设置需要进行更为细致的分类机制设计、加强弹性机制设置、注重过程型考评、协调好考评机制设置的“集权”与“分权”问题、不能过度迎合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诉求等创新性观点。

二、对我国50年代高校院系调整得失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我国50年代高校院系调整得失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1952年院系调整背景下的中国力学专业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2）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3）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中国初期（1949-1956）中国共产党高校人文关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6）建国初期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7）南京艺术学院工艺美术专修科设立始末（1958-1962）（论文提纲范文）

（8）50年代院系调整对江苏高等教育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9）20世纪50年代山东省高校“院系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研究型大学教师科研业绩考评机制设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对我国50年代高校院系调整得失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1952年院系调整背景下的中国力学专业考察[D]. 张莹.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8)
• [2]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1949-1978）[D]. 黎育生.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3]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研究[D]. 曹猛.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4]新中国初期（1949-1956）中国共产党高校人文关怀研究[D]. 姚春林. 扬州大学, 2020(04)
• [5]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D]. 李宁. 山东大学, 2020(06)
• [6]建国初期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研究综述[J]. 林齐模.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20(09)
• [7]南京艺术学院工艺美术专修科设立始末（1958-1962）[D]. 张炎.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2)
• [8]50年代院系调整对江苏高等教育的影响[D]. 王瑜. 苏州大学, 2018(01)
• [9]20世纪50年代山东省高校“院系调整”研究[D]. 石振玲. 山东财经大学, 2018(08)
• [10]研究型大学教师科研业绩考评机制设置研究[D]. 方宝. 厦门大学,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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