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资料工作改革要正确处理实验室技术资料国有资产关系

一、技术物资工作改革必须正确对待实验室技术物资国有资产三者的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庄严^[1]（2021）在《S新能源企业固定资产内部控制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梅阳^[2]（2019）在《军民融合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权力结构、政策过程与国防工业治理》文中认为

张金艳^[3]（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王爱武^[4]（2018）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国企混改的进程非常曲折,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个案出现,从1993年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实施,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确认却晚于这些实践工作。我国混改经历了先试点,再调整,最终以理论、制度的形式予以固化。这与我国改革过程中行动领先理论的特点相符。国企混改过程中,国企需要由原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逐步公司化、股份制,管理方式也从行政管理转变为公司治理。国有出资人身份的转变与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造的相伴而行,也开始了混改企业公司治理的行为。1993-2003年,我国外部市场环境欠佳,制度体系不健全,导致混改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为了加强约束,国家在立法工作上强化了维护股东权益的立场,这使得公司治理行为在我国实施之初,就采取了股东会中心的治理模式。后来随着国企推进股份制工作,大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与国有出资人同时出现大量个人投资者,形成中国最早的“中小股东”。他们数量众多,又属于纯粹的财务投资,导致公司治理行为又具备了一些英美自由市场模式的特点。我国上市公司最早以国企为主,国有股东直接任命企业经营者,导致大股东与内部人利益一致,形成了中国的特色公司治理行为,这是一个久拖未决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迈进。国企混改随着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深化而加快速度、加大力度,而传统的国企公司治理框架已经无法适应未来发展需要。本文写作目的就是通过对国企混改历程的分析,探讨国企混改过程中公司治理的典型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混改国企的公司治理趋势与模式选择。本文研究主题是混改过程中的国企公司治理问题,论文分为八章。第一章是导论,阐述了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动态及论文研究方法、基本框架与创新之处;第二章是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现状,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探讨混合所有制经济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出发,探讨了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创新的理论基础,介绍了全球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四种形式,以及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概况。第二节从实践的角度探讨了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的实现方式。第三节回顾了我党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沿革。第三章是从公有制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出资人身份研究。其中,第一节回顾了建国初期至1978年的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时的国家出资人作为国营企业所有者的总貌,以及当时暴露出的两个尖锐问题,是国家出资人作为国企所有者三重身份叠加问题,以及国企中内部人的劳动激励与约束问题。第二节研究回顾了国有出资人旨在提高国企效率展开的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拨改贷、利改税等改革,分析了出资人与企业在改革方面存在的偏差问题。本章特别指出,国有出资人试图摆脱国企债权人的角色,但在当时外部市场缺失的背景下,该目标并未达成。第三节系统阐述了我国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开端,随着外部市场的不断发展,国有出资人努力从国企所有者向股东转化,通过混合来促进国企转型改革。第四节描述了国有出资人如何建立了财政部门+国资委的国资、国企监管模式,并解读了两个部门之间的工作机制。第四章是混改中的国企公司治理问题及成因剖析。第一节深入探讨了我国股份制公司以及国企公司治理的共性和特性问题,并分析了特定历史时期下国有资产流失的系统成因。第二节系统阐述了混改中国企公司治理的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国有产权所有者缺位问题,二是国企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实现问题。第五章是关于伪公司治理结构的解析。本章分为四节,探讨了伪公司治理的定义和特征,成因及土壤,及其对混改的危害,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第六章是国际的公司治理借鉴,本章介绍、分析了英美的自由主义公司治理模式与日德的社会市场经济公司治理模式的不同特点及各自局限,并提出对我国混改国企公司治理的借鉴经验。第七章是国企混改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历史及未来趋势。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分析了股东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在我国的应用经验,肯定了其历史作用,也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分歧。同时分析了以此为基础的国企混改难点。第二节提出本文的观点,未来混改国企需要采纳利益相关者中心主义作为理论框架,以促进资本的“共融”,并描述了利益相关者中心的独特特征。第三节系统阐述了公司治理中各利益相关者应有的定位和应发挥的优势,以及如何共同塑造利益相关者中心的公司治理环境和行为。第八章是未来国企公司治理效率优化的微观机制,本章分为两节。第一节阐述混改对不同所有制资本提出的新要求,并指出了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各自需要做出的努力和调整。第二节指出不同资本形成的系统性垄断格局,这种格局必须予以打破,否则可能使企业混改流于形式。最后是案例分析。作者希望通过对民航业中的海航控股混改的案例分析来印证本文的部分分析结论和预测。本文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产生于国有出资人的身份转变行为,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经济系统发展初期,政府被迫为国企选择了一条以保护自身权益为主要目的的公司治理模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之前的治理模式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新的更加市场化的公司治理模式。未来的企业混改突出的是资本混合。混合并非毫无条件、毫无界限,新的混改政策已经消除针对所有制的歧视性条款,但对于具体的企业来说,混改仍然需要较多的特定条件和因素才能顺畅运行。国有资本及国有企业、民营资本及民营企业在改革40年来都已形成自身的鲜明特色,不停地发展壮大。新时期的混改是基于市场需要,基于资本回报要求的混改,不再是以前“抓大放小”行政命令主导的企业处置。资本之间不契合,企业之间不了解,行为方式不相容,都将扭曲企业混改。从一些混改案例看,理想状态的混改需要诸多因素的配合,但只要各股东还在为实现自身利益去争夺控制内部人,混改就会扭曲变味。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提出了伪公司治理结构,指出这是一种国有企业混改不彻底的表现,最终导致公司治理沦为形式,出资人对国企的管理又不得不回到行政管理的老路上。二是提出利益相关者中心模式的生态与运转原则。通过让国有出资人和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新的作用,形成市场化的公司治理框架,引导参与混改的资本方弱化对内部人的争夺,共同为提升公司治理效率努力。三是从国有出资人角色转变视角重新梳理了国企发展和改革的主要历程,分析了政府作为国营、国有企业出资人,具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者、债权人、经营者三重身份叠加效应,逐步通过改革措施转换为目前主要公司制、股份制国企的股东角色,履行资本运营、过程监督职责。四是指出国有出资人已经通过改革从公司治理层面摆脱了“所有者缺位”困境,填补了“监管缺位”,使国资监管和国企管理走向更加市场化的阶段。本文研究领域跨度较大,理论与政策、实践研究并重,兼顾中外,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整理法、历史考察法,以及比较分析法。

张译心^[5]（2017）在《基于KPI的W电力公司绩效管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研究主要围绕电力企业绩效管理展开,立足于其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存在的问题,以改变绩效考核模式为主要导向,进而从科学、完整的目标出发,构建绩效管理体系,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为企业实施有效的绩效管理提供基本遵循。笔者对本课题的研究,借助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关键业绩指标绩效管理体系（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以下简称KPI）,在具体的研究中,笔者按照该理论观点,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以W电力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绩效管理体系,从电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改革出发,探索构建符合地方电力企业实际的绩效管理体系,在提升企业绩效管理水平的同时,促进企业不断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从而在激烈的电力市场竞争中分得蛋糕,本文的研究最终就是想要在这方面作出一些新的探索和尝试。论文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背景和意义,通过文献研究了解相关理论的研究成果。第三部分主要围绕我国电力行业的绩效考核研究展开,从分析其现状出发,总体把握该行业绩效管理整体水平,根据问卷调查法,了解员工对现行绩效考核体系的认识程度和满意度,分析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通过SWOT分析明确企业发展战略,通过管理流程图、目标分解等方法,对指标进行公司级、部门级、岗位级的层层分解,建立KPI指标库;最后用权值因子法确定指标权重及评价标准,以及对指标进行分类和分级。第五部分设计了制度保障,强化了对考核结果的合理运用,以保障考核结果能够有效反馈并保持持续改进。第六部分保障W电力公司在实施KPI绩效管理中,所必要的具体措施。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发现企业的战略规划是先于组织结构的,只有规范业务流程,合理的规划和配置人力资源,构建以KPI绩效管理为战略导向的体系,才能真正地将公司的战略转化为内部运作的过程。本文重新定位了以战略为导向的绩效管理体系,从而推动其在人力资源管理中,不断发挥中枢作用。

廖峻岩^[6]（2017）在《基于集成供应链管理的高校物资管理体制创新及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高校的物资管理工作,从微观的角度上来说就是指高校对于用以保障高校发展及教学、科研任务的高校物资进行科学的管理和合理的配置使用。从宏观的角度上来讲,就是合理高效的使用国家提供的资源配置从而使得高校物资物尽其用,并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高校的资金来源渠道多样化,物资采购数量、种类及规模持续增加,使得加强高校物资管理显得愈发重要。但是,目前高校物资管理在机构设置、职能划分、制度建设以及物资工作监督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尽快通过改革的方式优化高校的物资管理体制,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本文将从集成供应链管理理论的视角,通过比较分析法、文献检索法等方法对我国高校物资管理体制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并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论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对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国内外关于物资管理体制的文献综述、论文的创新点等进行阐述。第二章对我国高校物资管理体制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涵盖了与高校物资管理体制相关的概念界定、包括供应链理论等与物资管理工作相关的理论解析、物资管理体制的发展历程、物资管理的现有模式及存在问题等。第三章主要对国外高校物资管理体制的现状进行了介绍,并通过比较分析提出了国外高校物资管理体制的先进经验及管理模式对我国高校物资管理体制创新带来的启示。第四章主要针对我国高校物资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高校物资管理体制创新的角度,提出政府层面应当给予相关的政策扶持,高校层面应当从管理机构的设置、共享平台的构建及库存管理等方面进行基于集成供应链管理的高校物资管理的体制创新。第五章主要针对高校物资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高校物资管理政策建议和运行机制构建的角度,提出结合先进的集成供应链管理思想从物资采购监督、物资及资源配置、物资管理协调、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具体政策建议和运行机制的构建路径。最后一章结论与展望是对本文研究成果和高校物资管理工作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个总结与展望。本论文在对我国高校物资管理体制进行系统性分析并充分借鉴国外高校物资管理体制先进经验和集成供应链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得出针对我国高校物资管理体制存在问题的解决思路——政府层面上,进一步完善、健全与高校物资管理体制创新相配套的政策法规、规章制度。高校层面上,将我国高校物资管理体制创新与先进的集成供应链管理理论相结合,构建出基于集成供应链管理的高校物资管理的新体制。希望本文的研究能为高校物资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肖艾林^[7]（2014）在《基于公共价值的我国政府采购绩效管理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以管理主义和市场取向为基础的管理工具，绩效管理在公共管理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采购绩效管理是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采购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可以确保政府财政预算资金的高效使用，同时也可以提升政府采购管理水平。现阶段被纳入政府采购管辖范围的事项几乎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涉及货物和服务采购，还包括工程采购，几乎涉及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政府采购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则会对一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分析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价值性，并对政府采购进行价值性评估成为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关注点。长期以来公共价值在政府行为研究中被忽视，这与公共价值在现实中的重要作用相悖。涉及公众利益的公共价值在政府采购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市场主导型的社会强调根据市场来配置各种社会资源，凸显价值资源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政府采购通过制度运行的绩效使其具有合法性，而制度绩效往往被简单地用经济成就来代替，这样的偏颇之处将会把公共价值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不断提升的绩效水平并不一定带来公民对政府采购满意度的提高以及对政府采购信任水平的增加。与此同时，政府采购价格高于市场价格、采购周期长于自主采购、采购结果的利用以及财政资金的产出效益不透明也广受争议。公共价值作为一种全新的公共管理理念，体现的是政府的行为逻辑，强调的是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公共效用、政府作为管理主体追求公共利益的价值诉求以及政府在行动过程中对公众行为主张的公益导向。公共价值塑造着公民的公共生活，促进公共福祉和个人福祉。政府采购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本身蕴含着满足公共需要的价值属性，政府正是通过实施政府采购满足公众的公共需求，并在这一过程中追求效率、公平、公正、民主、责任等公共价值。通过公共价值的输入，确保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正确方向，将基于公共价值的绩效管理和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工具进行理性结合，避免政府采购绩效管理陷入自身工具理性强大、价值理性虚弱的困境。通过政府采购绩效管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剖析公共价值理念在其实践过程中的一些障碍，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以工具理性和效率至上作为价值追求的传统绩效管理无法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公共价值的政府采购绩效管理在主体选择、制度设计、公众参与及结果使用上都有明显不同于传统绩效治理的特征，政府采购在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求的过程中关注并引导公众的集体偏好，确定并创造公共价值。在政府采购过程中，不仅要利用有限的财政资金在规定的周期内完成项目采购，而且需要关注和回应公民、具体项目业主及提供资金来源的纳税人偏好。公共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府采购绩效是否真正得到全面体现，政府采购公共价值的建构与实现构成提升政府采购绩效管理水平的路径依赖，直接影响着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发展方向。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国内外贸易环境和规则对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理念、体制、程序等方面带来巨大的挑战。在这样的社会发展变化环境中，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政府的主体地位遭到削弱，而个体的合法逐利，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也增加了与公共价值冲突的矛盾。政府采购绩效管理既要体现公共价值，矫正传统绩效管理效率占优的价值取向，重新回归政府行为“公共性”的本质和中心，又要体现本身的经济性，因此，政府采购绩效管理创新，建立以公共价值为理论基础的政府采购绩效管理模式，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需要。本文基于对政府采购绩效管理问题相关文献的梳理与研究，并借鉴行政学、管理学、财政学的理论基础，遵循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按照理论基础——现实状况——原因分析——经验借鉴——创新性思考的逻辑思路，综合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比较分析法、逻辑分析法、价值链分析法、协同管理理论，以现阶段政府采购绩效管理为切入点，从对政府采购的公共价值分析入手，对当前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现状和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在分析公共价值对政府采购绩效管理重要作用的基础之上，论证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价值内生于公共价值当中，政府采购对资源的配置、对物品的分配、对利益的调整等，均应以公共价值为宗旨和归宿。基于公共价值的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终极指向是为公众创造更多的公共价值，而非仅仅重视政府采购任务的完成和单纯的方法、技术的改进。本文对基于公共价值的我国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基本问题、具体架构、现实形态及总体思路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设计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采购绩效治理的理论架构：从改革预算制度，为政府采购提供合理的运行平台；完善组织模式，为政府采购提供公正的竞争环境；优化流程设计，为政府采购提供明确的架构设定；强化监督机制，为政府采购提供有效的权力制约；建立协同机制，为政府采购提供顺畅的组织协同；推进信息化建设，为政府采购提供充裕的技术储备；设定评估指标，为绩效评估提供规范的操作指引。从以上七个方面提出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采购绩效管理改革思路。

裴玉湾^[8]（2014）在《越南典型工科院校实验设备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高校实验室是进行教学、科研、开展科技服务和进行生产实验的重要基地。可以说,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水平是反映高校教学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经过近三十年的革新开放,越南高等教育的发展、变革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从总体上看越南高等教育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人才需求矛盾还十分突出。尤其是创新型高级技术人才的培养方面,已经成为越南高等教育面临的十分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其中,加强高等学校的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促进高校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的提升,是越南高校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和相关理论进行回顾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课题研究的切入点以及研究技术路线。针对目前越南高等学校实验室管理工作薄弱、设备使用利用率较低的现状,在各位中国老师和越南同事的帮助下,对越南部分工科院校的实验室管理情况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运用统计分析方法遴选了10个具有一定认同度的高校实验设备管理绩效评价指标,构成越南高等工科院校的实验设备管理绩效评价体系；按这个评价体系,采用比较分析法和平均值法对越南典型工科院校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评价,指出了目前越南工科院校实验设备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了存在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因,并提出了几点相应的改进对策,主要包括：完善实验设备管理体系和制度、建立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机制,以及加强信息化管理建设等；为促进越南高校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的开放共享,本文应用信息技术,设计了一个实验设备信息管理系统的架构,包括：系统应用架构、系统组织架构和系统功能架构等,以促进提高自动管理工作程度。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三点：一是结合越南工科院校实验教学的特点以及目前实验设备管理存在的问题,建立了一个包括10项评价指标的实验设备管理评价体系；二是针对越南高校管理实践,提出了一个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方案；三是应用WEB和SQL服务器平台（在越南很普遍使用）建立了一个支持自动化设备管理模型。

马朝阳^[9]（2014）在《电力物资配送中心的构建与优化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我国电力事业的发展，装机容量不断创造新高，许多电力企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传统的物资供应模式已经难以满足目前的电力规模经济的发展要求，其采购成本大、供给不及时、占用资金多等弊端已经充分暴露出来。现代物流业的飞速发展，给电力企业建立电力物资配送中心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不仅仅是从基础设施，运输工具等实物上，更从管理理念，分拣配送等操作手段，绩效评价方法给予了支持。本文通过对电力公司外部和内部的情况加以分析，对电力物资配送中心建立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进行了总结。电力物资配送中心能以更加专业的工作，满足电力企业对物资供应的专业化、快速化、多样化的要求，能够大幅降低资金占用率，提高采购与配送效率，使得物资供应事半功倍。本文采用迭代重心法可以确定出满足约束条件下，运输成本最小化目标的最佳站址，以满足多目标配送需求。电力物资配送中心站址选址解决的是配送运输效率问题，而配送中心内部效率的体现主要是物资拣选效率，通过对电力物资特性的分析，找出最适合电力物资配送中心采取的分拣方式，也就是半自动拣选方式，通过分区分类规划布局方法，达到最佳拣选效果。本文通过对电力物资特殊性的分析，可以确定出电力物资的分类方法，通过ABC重点管理法对不同的物资种类采取不同的管理对策，进而确定出最佳的库存量，以保证使用最小的库存下的生产。最后对电力物资配送中心整体的绩效水平进行模糊综合评价，通过对客户类指标、供应商类指标和内部控制类指标以及三级指标的评价可以确定配送中心整体效益、效率，以便中心能在日后的管理及工作中逐步提升自身服务质量。

唐剑丽^[10]（2013）在《我国高校固定资产有偿使用计价方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摘要：高校固定资产是高校资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管理好固定资产一直以来都是相关部门和学者们研究的热点,“有偿使用管理”的思想成为高校固定资产管理研究中的主流。高校固定资产有偿使用计价方法的科学性关系到高校教学科研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于完善我国教育经济与管理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对于高校固定资产管理的改革以及高校科研“间接成本率”的科学化等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作用。美国、英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高校已对“有偿使用管理”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并付诸了实践,实践结果表明“有偿使用管理”较好地提高了资产使用效率,改善了固定资产资金循环和管理问题。本文采用比较研究法、规范研究法、实地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在比较国内外高校固定资产管理现状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借鉴市场中的价格原理,结合高校固定资产的特性,设计了高校固定资产有偿使用价格的计算模型,进一步提出有偿使用费的计算方法,以在高校中建立固定资产有偿使用制度。实地研究的案例证明,本文设计的计算模型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最后针对模型设计和案例验证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出的相关建议,对于大学固定资产管理模式的科学化以及会计核算系统的改革等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图19幅,表21个,参考文献51篇。

二、技术物资工作改革必须正确对待实验室技术物资国有资产三者的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技术物资工作改革必须正确对待实验室技术物资国有资产三者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3）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基于KPI的W电力公司绩效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基于集成供应链管理的高校物资管理体制创新及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基于公共价值的我国政府采购绩效管理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越南典型工科院校实验设备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电力物资配送中心的构建与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我国高校固定资产有偿使用计价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技术物资工作改革必须正确对待实验室技术物资国有资产三者的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S新能源企业固定资产内部控制问题研究[D]. 庄严. 内蒙古财经大学, 2021
• [2]军民融合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权力结构、政策过程与国防工业治理[D]. 梅阳. 国防科技大学, 2019
• [3]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4]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研究[D]. 王爱武.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5]基于KPI的W电力公司绩效管理研究[D]. 张译心. 贵州大学, 2017(04)
• [6]基于集成供应链管理的高校物资管理体制创新及政策研究[D]. 廖峻岩. 东华大学, 2017(05)
• [7]基于公共价值的我国政府采购绩效管理创新研究[D]. 肖艾林. 吉林大学, 2014(09)
• [8]越南典型工科院校实验设备管理研究[D]. 裴玉湾. 昆明理工大学, 2014(05)
• [9]电力物资配送中心的构建与优化研究[D]. 马朝阳. 华北电力大学, 2014(03)
• [10]我国高校固定资产有偿使用计价方法研究[D]. 唐剑丽. 中南大学, 20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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