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切除术后心血管并发症的原因及预防

一、肺切除术后心血管并发症发生的原因及预防（论文文献综述）

吕彦^[1]（2021）在《胸腔镜对比开胸全肺切除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疗效分析》文中指出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胸腔镜对比开胸全肺切除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疗效,分析两种术式对全肺切除术患者术后的影响,为临床指导围手术期治疗提供参考。方法: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收集2017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胸外科行胸腔镜及开胸全肺切除术患者共58例,根据纳入标准,最后选取了符合标准的38例患者,其中胸腔镜全肺切除术17例,开胸全肺切除术21例。观察两组患者围术期临床指标、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住院期间及治疗费用。结果采用SPSS 18.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进行正态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不符合的采用秩和检验。结果:选取了符合标准的38例患者,其中胸腔镜组共17例,开胸组共21例。在手术时间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方面,两组比较无差异（p>0.05）。胸腔镜组术中出血量、术后置管时间、术后总引流量、术后地佐辛及杜冷丁镇痛药物使用剂量、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分别为（63.68±24.32）ml、（8.00±4.18）天、（1495.26±532.63）ml、（7.06±19.93）mg、（4.41±3.48）mg、（12.37±4.84）天和（67218.68±15884.43）元,显着低于幵胸组的（157.63±64.71）ml、（10.89±2.28）天、（2236.32±824.36）ml、（34.29±55.55）mg、（8.10±5.36）mg、（15.89±4.23）天和（81402.53±15059.77）元,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通过回顾性分析发现,胸腔镜组较开胸组具有一定优势,即胸腔镜行全肺切除术的优势在于术中出血量较开胸组少,术后引流更少,拔管时间更早,术后疼痛更轻,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减少,而在手术时间、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方面和开胸组无明显差异,具有相似的安全性。

吕彦,徐刚^[2]（2021）在《全肺切除术后并发症处理策略研究进展》文中指出在治疗肺癌、肺结核及结核性毁损肺时,全肺切除术依然是有效的治疗方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肺切除术,相较于肺叶切除术及袖式切除术,因其术后肺功能丧失较多、术后并发症及死亡率较高,一直被视为高风险手术。然而,为了保证肿瘤学外科治疗原则,当病变范围广泛,并累及肺门而难以行肺叶切除或袖式切除时,仍需行全肺切除达到根治效果。全肺切除术所导致的并发症主要包括心律失常、心功能不全、支气管胸膜瘘、脓胸、全肺切除术后综合征（Postpneumonectomy syndrome, PPS）等。充分了解全肺切除术后并发症,提前采取相应措施,可避免患者术后并发症所带来的不良预后。

徐春艳^[3]（2021）在《定量CT术后肺功能预测值评估肺叶切除术后肺部并发症的研究》文中认为目的:通过定量CT（QCT）测定功能性肺容积（FLV）并预测术后肺功能,探讨定量CT术后肺功能预测值评估肺叶切除术后肺部并发症（PPC）的价值。方法:连续性收集2019年3月至2020年10月于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胸外科行肺叶切除术且术前具有胸部CT薄层图像及肺功能检查（PFT）结果的患者151例,根据有、无术后肺部并发症分为有PPC组、无PPC组。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年龄、性别、吸烟指数等）、术前PFT指标,包括肺总量（TLC）、第1秒用力呼气量（FEV1）、第1秒用力呼气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FEV1%pred）、用力肺活量（FVC）、一氧化碳弥散量（DLCO）等。采用定量CT测定术前全肺功能性肺容积（TFLV）、拟切除肺叶功能性肺容积（RFLV）及残余肺功能性肺容积,分别通过QCT法、解剖分段法计算术后肺功能指标预测值。对临床资料、术前PFT指标、术前QCT功能性肺容积（FLV）指标及QCT法、解剖分段法的术后肺功能预测指标行单因素分析。纳入其中有意义的变量及指标为自变量,以有无术后肺部并发症为因变量,分别对QCT法、解剖分段法的术后肺功能预测指标评估术后肺部并发症行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绘制受试者操作特性（ROC）曲线,对QCT法和解剖分段法的术后肺功能预测指标评估术后肺部并发症的ROC曲线下面积（AUC）进行比较,对比两种方法评估术后肺部并发症的预测效能。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有PPC组42例,无PPC组109例。（2）临床资料:有PPC组年龄高于无PP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无PPC组间性别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PPC组男性多于女性;有PPC组吸烟指数高于无PP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无PPC组间合并症、治疗组及疾病类型的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3）术前PFT指标:有PPC组TLC大于无PP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QCT功能性肺容积指标:有PPC组残余肺功能性肺容积小于无PP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术前QCT全肺功能性肺容积与肺功能指标FVC、TLC、FEV1、DLCO、RV均有相关性（P<0.05）,其中与FVC、TLC、FEV1的相关性较好,相关系数（r）分别为0.55、0.47、0.46;有PPC组残余肺功能性肺容积小于无PP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5）术后肺功能指标预测值:有PPC组QCT法术后肺功能指标预测值FEV1、FEV1%pred小于无PP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PPC组解剖分段法术后肺功能指标预测值FEV1、FEV1%pred小于无PP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6）logistics回归分析:在考虑性别、年龄、吸烟指数、术前肺功能指标对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影响下,QCT法的术后肺功能预测值FEV1、FEV1%pred及解剖分段法的术后肺功能指标预测值FEV1%pred是预测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因素（P<0.05）。（7）ROC曲线分析:QCT法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大于解剖分段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QCT法预测术后肺部并发症的效能优于解剖分段法。结论:（1）年龄、性别、吸烟指数、术前肺功能指标（TLC）是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影响因素。（2）QCT残余肺功能性肺容积及术后肺功能预测值可作为评估术后肺部并发症的指标。

余向洋^[4]（2021）在《构建预测接受全肺切除手术治疗肺癌患者围手术期死亡和远期生存的列线图》文中研究指明背景和目的既往多项基于有限回顾性病例资料的观察性研究发现,接受全肺切除手术的肺癌患者会伴随较高的围手术期死亡;但围手术期死亡的相关危险因素和发生率变化尚未在大样本回顾性队列研究中进行过探索。此外,临床实践中依然缺少可用于预测全肺切除手术后围手术期死亡发生风险的列线图（Nomogram）。方法从美国监测、流行病学和最终结果（The Surveillance,Epidemiology,and End Results,SEER）癌症登记数据库中,提取出共10,337例在1998年至2016年间接受了全肺切除手术治疗肺癌的患者资料。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用于比较发生和未发生围手术期死亡两组间变量的统计学差异。上述与围手术期死亡具有显着统计学相关性（P<0.05）的变量均被纳入到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中,以筛选出能够预测围手术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随后,所有的独立危险因素用于构建列线图;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模型区分度和一致性的内部评价。此外,决策者曲线分析（Decision Curve Analysis,DCA）也被用来计算该预测模型的净获益（Net Benefit）。结果在1998年至2016年间,接受全肺切除手术肺癌患者的总体围手术期死亡率为10.3%,其中4.2%的围手术期死亡发生在手术后30日内。但是,围手术期死亡率自1998年（8.8%）到2016年（6.7%）间呈现显着的下降趋势（P=0.009）。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后发现,高龄患者（P<0.001）,男性（P<0.001）,右侧全肺切除手术（P<0.001）,肺鳞状细胞癌（P=0.008）,≥5枚阳性淋巴结（P=0.010）,以及远处转移（M1,P<0.001）是发生围手术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然而,诱导放疗（P<0.001）却是围手术期死亡发生的独立保护因素。本研究中整合上述所有独立的围手术期死亡预测变量而构建的列线图呈现出较好的区分能力和良好的预测一致性;其C统计量为0.687,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curve,ROC）的曲线下面积（theareaunderthe ROC,AUC）为 0.682。另外,决策者曲线分析也证实本模型具有较好的临床适用性。小结如果术前的多学科诊疗团队（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评估认为全肺切除不可避免,基于本简单化且高效的预测列线图帮助术者进行临床决策制定,能够实现围手术期死亡的最小化,而生存获益的最大化。背景和目的虽然全肺切除手术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技术,但手术直接相关死亡率高、预后差无疑影响了其临床应用。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使用一个大型的国家数据库来评估接受全肺切除手术治疗肺癌患者的预后。然后建立可量化的列线图来预测接受全肺切除手术肺癌患者肿瘤特异性生存率（Cancer-specifc survival,CSS）和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方法从监测、流行病学和最终结果（The Surveillance,Epidemiology,and End Results,SEER）数据库中提取了,在1998年至2016年间接受全肺切除手术治疗肺癌的9,276例患者资料。上述病例的各变量被纳入Kaplan-Meier生存分析和Cox生存回归模型以确定与肿瘤特异性生存和总生存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然后,将上述独立的预测因子进行整合,形成列线图;并用C指数和校正曲线来评价列线图的预测效能。结果接受全肺切除手术治疗肺癌,且未发生围手术期死亡患者的5年肿瘤特异性生存率和总生存率分别为55.5%和40.2%。在多变量分析中,肿瘤特异性生存和总生存的独立预测因素包括年龄、性别、组织学亚型、肿瘤分化程度、T分期、N分期、M分期、放疗状态和婚姻状况。随后,上述的所有独立危险因素均被纳入构建预测肿瘤特异性生存和总生存的列线图。本研究所构建的列线图具有较好的区分能力和良好的预测一致性,预测肿瘤特异性生存和总生存列线图的C指数分别为0.640和0.615。小结通过加强围手术期管理和对列线图确定的高危患者的密切监护,全肺切除手术可为肺癌患者带来显着的远期生存获益。背景和目的既往接受全肺切除手术治疗肺癌后再发肺肿瘤（Second lung tumor,SLT）患者的治疗选择报道较少,且存在争议。本研究旨在比较不同治疗模式对全肺切除手术治疗肺癌后再发可切除肺肿瘤患者的近期和远期疗效。方法从美国监测、流行病学和最终结果（The Surveillance,Epidemiology,and End Results,SEER）数据库中提取了,于1998-2016年间,既往接受过全肺切除手术并随后发生可切除的对侧肺肿瘤患者。采用Pearson卡方检验比较治疗相关死亡率。此外,该部分的研究还借助单变量和多变量Cox回归分析,以确定影响肿瘤特异性生存率（Cancer-specificsurvival,CSS）和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的独立预后因素。结果共99例符合入选标准的患者被纳入到本研究,该组人群的五年肿瘤特异性生存率和总生存率分别为60.8%和53.7%;其中23例未行肺切除治疗,76例行肺切除治疗。未行肺切除治疗组和行肺切除治疗组间在治疗相关死亡率（0.0%比2.6%,P=0.432）,五年肿瘤特异性生存率（58.3%比61.7%,P=0.633）和五年总生存率（55.3%比53.3%,P=0.635）方面无统计学差异。再发肺腺癌（P=0.001）和再发肺肿瘤直径较小（P<0.001）的患者更可能选择肺切除治疗方式。在针对接受肺切除治疗患者中的亚组分析显示,接受亚肺叶切除手术患者的肿瘤特异性生存（风险比[Hazardratio,HR）:0.381,95%置信区间:0.176-0.827,P=0.030]和总生存（风险比:0.562,95%置信区间:0.287-1.100,P=0.051）均优于接受肺叶切除手术患者。小结亚肺叶切除或非手术切除治疗是既往接受全肺切除手术治疗肺癌后再发可切除肺肿瘤患者获得长期生存的合理治疗选择,治疗相关死亡率亦是可接受。

徐爽^[5]（2021）在《肺癌术后患者并发心律失常危险因素分析及预测模型构建》文中研究说明目的了解肺癌患者术后并发心律失常现状;分析肺癌患者术后并发心律失常危险因素;构建肺癌患者术后并发心律失常风险预测模型。方法通过文献回顾查找探究与肺癌患者术后并发心律失常相关危险因素的研究,综述肺癌患者术后并发心律失常的研究现状,阅读分析并提取相关可能危险因素,通过专家会议制定《肺癌手术患者信息数据采集表》进一步完善相关危险因素指标。利用《肺癌手术患者信息数据采集表》采集大连市某三级甲等医院2020年4月至2020年12月期间,接受肺癌手术治疗的患者一般及疾病相关信息。采用单道心电记录仪(Ryhthm WatchTM)记录肺癌患者术后完整的心电信息,以患者术后是否出现心律失常为标准分为心律失常组与非心律失常组进行危险因素的分析及风险预测模型的构建。单因素分析时,计量资料采用Mann-Whitney U非参数检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分析,所有结果均为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中的渐进法（Wald）进行分析,采用进入Logistic回归方程中变量的优势比（odds ratio,OR值）对危险因素进行赋值,建立风险预测模型。采用约登指数最大时的诊界值为最佳诊界值,模型效能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曲线）进行检验。结果1.现状调查在257名患者中,心电报告结果显示术后发生心律失常患者为52人,占比为20.2%。患者出现心律失常类型包括:心房颤动,传导阻滞,室性心动过速,频发室性期前收缩,频发房性期前收缩,频发房性心动过速,其中房性心律失常34人占总人数的13.2%,占心律失常人数的65.4%,心房颤动19人占总人数7.4%,占心律失常人数的36.5%。2.危险因素分析本文对257名患者其中包括发生心律失常者及未发生心律失常者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60岁（P=0.007）、糖尿病史（P=0.035）、术前心电图异常（P=0.009）、手术方式开胸（P=0.003）、手术范围为肺叶或全肺切除（P=0.007）、手术时间（P=0.01）、病理类型鳞癌（P=0.001）,为肺癌患者术后并发心律失常的危险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肺癌患者发生心律失常的独立危险因素为,年龄≥60岁[OR值和95%CI:1.664（0.843-3.287）,p=0.142)]、术前心电图异常[OR值和95%CI:2.427（1.235-4.770）,p=0.010)]、病理类型鳞癌[OR值和95%CI:3.209（1.050-9.807）,p=0.041)]、手术方式开胸[OR值和95%CI:5.539（1.129-27.183）,p=0.035)]、及手术切除范围为肺叶或全肺切除[OR值和95%CI:1.920（1.004-3.672）,p=0.049)]。3.预测模型构建根据多因素分析中进入Logistic回归方程的各阳性危险因素OR值对各危险因素进行赋值,得到肺癌患者术后并发心律失常风险预测模型方程:分数=2*年龄≥60岁+2*心电图异常+3*病理类型鳞癌+6*手术方式开胸+2*切除范围为肺叶或全肺切除。ROC曲线下面积AUC=0.703,P<0.001,95%CI（0.622,0.784）,提示预测模型诊断价值良好。最大约登指数（0.293）选取最佳临界值,最佳临界值为18.5。结论1.本研究中肺癌患者术后心律失常发生率为20.2%,房性心律失常较为常见占比13.2%,其中心房颤动发生率为7.4%。2.肺癌患者术后发生心律失常的危险因素为年龄≥60岁,术前心电图异常,手术范围为肺叶或全肺切除,手术方式开胸,病理类型鳞癌;3.肺癌患者术后并发心律失常风险预测模型方程为:分数=2*年龄≥60岁+2*心电图异常+3*病理类型鳞癌+6*手术方式开胸+2*切除范围为肺叶或全肺切除。模型ROC曲线下面积AUC=0.703,P<0.001,95%CI（0.622,0.784）,提示本模型预测效果良好,护理人员可以根据本预测模型对肺癌术后患者进行评分,加强高危患者心电监护,并实施早期预防。为制定降低肺癌术后患者并发心律失常的预见性护理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张凯^[6]（2021）在《老年房颤患者非心脏手术术后恢复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本研究旨在筛选影响老年房颤（Atrial fibrillation,AF）患者非心脏手术术后恢复质量（Quality of recovery,QoR）的因素。方法:选择拟行择期非心脏手术的老年房颤患者（年龄≥60岁）120例。根据术后120小时恢复质量评分-15（Quality of recovery-15,QoR-15）分为两组,分别为122-150分（良好A组）,0-121分（不良B组）。记录术前的基本情况（年龄、并存疾病、平均心室率、抗凝治疗等）,术中情况（麻醉满意度量表）,术后24h,72h,120h时间点QoR-15评分。此外,还测定了手术前后血浆B型钠尿肽（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BNP）、高敏心肌肌钙蛋白（highsensitivity cardiac troponin,hs-cTn）和可溶性CD-14亚型（soluble CD14 subtype,s CD14-ST or Presepsin）的水平。对数据进行分析,筛选影响非心脏手术后房颤患者术后恢复质量的因素。另外,评估BNP,hs-cTn和presepsin浓度是否具有预测患者预后的潜力。结果:老年AF患者行非心脏手术术后恢复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平均心室率[odds ratio（OR）:1.085;95%confidence interval（CI）:1.040-1.131;P<0.001],高危手术（OR:0.185;95%CI:0.043-0.798;P=0.024）,麻醉满意度评分（OR:2.392;95%CI:1.524-3.753;P<0.001）。麻醉满意度评分表中的四项指标包括低血压（P=0.005）,心动过速/缓（P=0.021）,输血（P=0.047）,RASS评分（P=0.041）,也是其危险因素。术前及术后BNP（术前P=0.003,术后P=0.018）和hs-cTn（术前P=0.042,术后P=0.008）均有助于预测该类患者的恢复质量情况。结论:平均心室率控制不佳,行高危手术,高麻醉满意度评分均会影响老年AF患者非心脏手术后的恢复质量。积极的控制患者BNP和hs-cTn水平有益于患者的早期康复。

郭晓康,王化锋,魏煜程^[7]（2020）在《全肺切除术后并发症及预后风险评估》文中认为外科手术是目前根治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的最有效方式。全肺切除作为一种术式被应用于临床中。对于中央型肺癌,袖式肺叶切除术因其术后肺功能丧失少、术后并发症及死亡率低逐渐取代全肺切除术成为主流。然而为保证肿瘤学效果,当其他术式无法完全切除时,全肺切除术式仍是必要的。全肺切除术后主要发生心肺并发症,充分了解全肺切除术后相关并发症能帮助临床医师及时做出诊断,并进一步采取相关措施降低术后并发症对患者的不良影响。充分了解预后相关危险因素可帮助临床医师提前采取措施尽可能规避风险,从而改善患者预后。

余向洋,牟巨伟^[8]（2020）在《全肺切除手术治疗局部晚期肺癌的研究进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行的国内外非小细胞肺癌诊疗指南均推荐,在保证切缘阴性的情况下,可以为局部晚期肺癌患者实施全肺切除手术,从而为该类人群带来临床治愈的机会（5年生存率为10.8%～66.0%）。但该术式相关的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3.4%～54.0%）和病死率（3.0%～26.0%）均较高,成为限制其临床广泛开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将对可耐受全肺切除手术患者选择、围手术期并发症和死亡预防、综合治疗策略制订和胸腔镜下全肺切除手术实践现状进行系统性综述,旨在帮助胸外科医生在临床实践中能够更加安全地开展全肺切除手术,最终达到改善局部晚期肺癌患者长期生存的目的。

王国安^[9]（2020）在《血清前白蛋白与肺癌根治术后并发症的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探讨血清前白蛋白（Prealbumin,PA）与接受肺癌根治术后患者并发症之间的相关性,为降低肺癌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方法:根据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收集2014年7月-2019年6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胸心外科接受电视胸腔镜下肺叶切除+淋巴结清扫术后的患者268例为研究对象,根据有无术后并发症分为并发症组及对照组,其中并发症组根据并发症类型再次分为肺部感染组、肺不张组……等各个亚组。分别收集各患者术前PA及术后第2-5天PA,同时收集患者年龄、性别、吸烟指数、BMI、合并症等临床资料。对各并发症组PA水平与对照组之间进行统计分析,最后对阳性结果组进行ROC曲线分析,找出各组与对照组之间PA水平最佳临界值。最后,对阳性结果组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判断术后PA与相应并发症之间的相关性。结果:通过对比分析,术前各组患者PA水平无明显差异;术后第2-5天,肺部感染组（（?）±S=105.9±29.5 mg/L,p<0.001）、胸引量增多组（（?）±S=100.7±31.5 mg/L,p<0.05）与对照组（（?）±S=139.2±30.8 mg/L）之间PA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余各并发症组与对照组之间PA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事后ROC曲线分析肺部感染组与对照组之间PA最佳临界值为:119.5mg/L。此时该指标预测肺部感染敏感度为:67.5%,特异度为:74.7%;胸引量增多组与对照组之间PA最佳临界值为:121.5mg/L。此时该指标预测胸引量增多敏感度为:77.8%,特异度为:72.5.%。对二者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PA<120mg/L（P<0.001,OR=0.122）与患者术后肺部感染的发生密切相关,PA<120mg/L（p=0.023,OR=0.883）与患者术后胸引量增多密切相关。结论:大多数患者术后前白蛋白均会出现降低,术后2-5天前白蛋白低于120mg/L的患者发生肺部感染、胸引量增多的风险较其他患者更大,应进行重点观察,必要的时候需对患者早期进行临床干预。

张云魁^[10]（2020）在《RNSCLC-PRSP软件预测可切除T1-3N0-2M0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预后风险及生存》文中认为目的分析可能影响可切除T1-3N0-2M0[依据第八版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国际抗癌联盟（UICC）肺癌原发肿瘤-区域淋巴结-远处转移（TNM）分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预后的相关临床病理特征,开发软件实现预测患者预后风险与生存,为临床医师评估可切除T1-3N0-2M0 NSCLC患者预后且制定综合治疗方案提供参考。方法（1）在美国监测、流行病学与最终结果（SEER）数据库中筛选仅行手术治疗且TNM分期为T1-3N0-2M0的NSCLC患者。（2）收集可能影响患者预后的临床病理特征及患者生存结局与生存时间,建立生存资料数据集。（3）给予临床病理特征（变量）编码与赋值。（4）基于生存资料数据集,采用Kaplan-Meier分析及Log-rank检验对各临床病理特征不同亚群行生存率估计及生存曲线比较,筛选影响患者预后的临床病理特征。（5）在生存资料数据集中,随机抽取70%患者为训练集,其余患者为测试集。（6）基于训练集,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识别患者独立预后影响因素。（7）基于训练集,采用树模型分析对各预后影响因素的预后预测重要性进行排序,进一步验证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统计学结果。（8）基于训练集,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构建预后指数（PI）方程,进而得出每位患者PI值。依据PI值分位数,且采用Kaplan-Meier分析及Log-rank检验,可将患者分为具有生存率显着差异的低危、中危、高危三个风险组,并得出各风险组平均、中位生存期及1-5年生存率估计值。进而构建患者预后风险及生存预测模型。（9）基于测试集验证模型。（10）开发RNSCLC-PRSP软件实现模型对患者预后风险及生存预测。（11）临床医师登录特定网站,免费注册并登录软件后,选择患者相应临床病理特征,即可获得患者预后风险与生存预测结果。结果（1）临床病理特征不同亚群生存率估计及生存曲线比较。女性生存率高于男性（P<0.05）。年龄≤65岁患者生存率高于年龄>65岁患者（P<0.05）。其它种族人群生存率高于白人或黑人（P<0.017）。区域淋巴结（N）分期中,从N2至N1至N0期,患者生存率依次增高（P<0.017）。区域淋巴结阳性数（NPLNs）中,从N≥4至1≤N≤3至N=0,患者生存率依次增高（P<0.017）。肺叶切除术（LET）生存率高于亚肺叶切除术（SLET）或全肺切除术（PET）（P<0.017）。原发肿瘤位于肺中叶（ML）生存率高于肺下叶（LL）（P<0.008）。肿瘤组织病理分级从高分化（Ⅰ）至中分化（Ⅱ）至低分化（Ⅲ）,生存率依次降低（P<0.008）;高分化（Ⅰ）生存率高于未分化（Ⅳ）（P<0.008）。肿瘤组织病理分型从鳞癌（S）至腺癌（AC）至支气管肺泡腺癌（BAA）,生存率依次增高（P<0.005）;从S至AC至其它组织病理类型,生存率依次增高（P<0.005）;BAA与其它组织病理类型生存率均高于腺鳞癌（ASC）（P<0.005）。单身、已婚、离异患者生存率均高于丧偶患者（P<0.005）。肿瘤侵犯[原发肿瘤（T）分期)]中,从 T3 Inv 至 T2 Centr 至 T2 Visc PI 至 Tlass 生存率依次增高（P<0.005）;从 T3 Satell至 T2 Visc PI至Tlass生存率依次增高（P<0.005）。肿瘤大小（T分期）中,从T2a>3-4、T2b>4-5、T3>5-7至Tlc>2-3至T1b>1-2、Tl≤1生存率依次增高（P<0.003）。（2）基于训练集,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发现性别、年龄、N1期、区域淋巴结采样数（NELNs）（6<N≤12）、NELNs（N>12）、NPLNs（1≤N≤3）、NPLNs（N≥4）、LET、原发肿瘤位于肺上叶（UL）、原发肿瘤位于 ML、Ⅱ、Ⅲ、Ⅳ、AC、S、ASC、已婚、离异、T3 Inv、T3Satell、T2a>3-4、T2b>4-5、T3>5-7为患者独立预后影响因素。（3）基于训练集,采用树模型分析对各预后影响因素的预后预测重要性进行排序,其结果与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结论一致。（4）基于训练集,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构建PI方程:PI=∑βixi=0.379X1-0.403X2-0.267X51-0.167X61-0.298X62+0.460X71+0.617X72-0.344X81-0.105X91-0.243X92+0.305X101+0.508X102+0.754X103+0.143X111+0.170X112+0.434X113-0.327X122-0.247X123+0.517X133+0.340X134+0.457X143+0.419X144+0.407X145。（5）基于训练集,得出每位患者PI值。依据PI值分位数,将患者分为低危、中危、高危三个风险组。PI<0.11为低危组,0.11≤PI<0.79为中危组,PI≥0.79为高危组。采用Kaplan-Meier分析及Log-rank检验,得知从低至中至高危组,生存率依次降低（p<0.017）,同时得出各风险组平均、中位生存期及1-5年生存率估计值。平均、中位生存期估计值低危组分别为90.16个月、115.00个月,中危组分别为63.86个月、47.00个月,高危组分别为42.93个月,24.00个月。1、2、3、4、5年生存率估计值低危组分别为94.1%、87.0%、79.0%、73.5%、68.2%,中危组分别为 83.9%、69.3%、58.9%、49.1%、43.8%,高危组分别为68.6%、49.7%、41.6%、32.6%、26.8%。进而构建预后风险及生存预测模型。（6）基于测试集行模型验证,发现模型效果良好。（7）开发RNSCLC-PRSP软件,实现模型对可切除T1-3N0-2M0 NSCLC患者预后风险及生存预测。临床医师可登录网站http://www.rnsclcpps.com,免费注册并登录软件后,选择患者相应临床病理特征,即可获得患者预后风险与生存预测结果。结论通过对可切除T1-3N0-2M0 NSCLC患者预后影响因素分析,预后风险分组及相应生存预测,我们开发了新型预后预测软件。该软件使得临床医师能够方便、快捷、全面、确切的预测可切除T1-3N0-2M0 NSCLC患者预后风险及相应生存,为临床医师给予患者制定综合治疗方案提供参考。

二、肺切除术后心血管并发症发生的原因及预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肺切除术后心血管并发症发生的原因及预防（论文提纲范文）

（1）胸腔镜对比开胸全肺切除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疗效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全肺切除术后并发症处理策略研究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3）定量CT术后肺功能预测值评估肺叶切除术后肺部并发症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构建预测接受全肺切除手术治疗肺癌患者围手术期死亡和远期生存的列线图（论文提纲范文）

（5）肺癌术后患者并发心律失常危险因素分析及预测模型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6）老年房颤患者非心脏手术术后恢复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7）全肺切除术后并发症及预后风险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8）全肺切除手术治疗局部晚期肺癌的研究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9）血清前白蛋白与肺癌根治术后并发症的相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RNSCLC-PRSP软件预测可切除T1-3N0-2M0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预后风险及生存（论文提纲范文）

四、肺切除术后心血管并发症发生的原因及预防（论文参考文献）

• [1]胸腔镜对比开胸全肺切除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疗效分析[D]. 吕彦. 遵义医科大学, 2021(01)
• [2]全肺切除术后并发症处理策略研究进展[J]. 吕彦,徐刚. 遵义医科大学学报, 2021(03)
• [3]定量CT术后肺功能预测值评估肺叶切除术后肺部并发症的研究[D]. 徐春艳. 遵义医科大学, 2021
• [4]构建预测接受全肺切除手术治疗肺癌患者围手术期死亡和远期生存的列线图[D]. 余向洋.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1
• [5]肺癌术后患者并发心律失常危险因素分析及预测模型构建[D]. 徐爽. 大连医科大学, 2021(01)
• [6]老年房颤患者非心脏手术术后恢复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D]. 张凯. 安徽医科大学, 2021(01)
• [7]全肺切除术后并发症及预后风险评估[J]. 郭晓康,王化锋,魏煜程. 中国肺癌杂志, 2020(07)
• [8]全肺切除手术治疗局部晚期肺癌的研究进展[J]. 余向洋,牟巨伟. 癌症进展, 2020(12)
• [9]血清前白蛋白与肺癌根治术后并发症的相关性研究[D]. 王国安. 重庆医科大学, 2020(12)
• [10]RNSCLC-PRSP软件预测可切除T1-3N0-2M0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预后风险及生存[D]. 张云魁. 苏州大学, 2020(06)

标签：围手术期论文;  全肺切除术论文;  病理报告论文;  肺癌论文;  肺部疾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