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ssessment of traffic related air pollution in urban areas of Macao(论文文献综述)
汪小爽[1](2021)在《城市街道峡谷行道树覆盖下大气颗粒物空间扩散规律与调控》文中研究表明城市街道峡谷中机动车排放的颗粒物是城市空气主要污染来源之一。由于机动车排放高度较低,车辆尾气产生的大气颗粒污染物极易对地面及临街建筑附近人群造成身心健康的伤害。大量研究结果表明,街道两旁密植行道树可以吸附颗粒物,具有显着的滞尘减污作用,同时还可有效改善微环境小气候。然而近期研究显示街道峡谷内因行道树树冠覆盖导致大气颗粒物扩散受阻,从而引发街道峡谷内的污染物聚集。街道峡谷颗粒物污染不仅与污染源强度、街道峡谷特征及气象因子相关,也与行道树覆盖特征有关。但目前尚不清楚街道峡谷内行道树覆盖对大气颗粒物空间扩散的影响规律,以及怎样调控街道峡谷内行道树结构以缓解人行道及街区周边的颗粒物污染。针对行道树对街道峡谷内大气颗粒物扩散影响的不确定性,本研究通过不同行道树特征(郁闭度、生长型等)与街道峡谷特征(纵横比、朝向)下大气颗粒污染物浓度日变化和季节变化的实测,结合ENVI-met模型模拟,探讨街道峡谷内大气颗粒物的空间扩散规律对行道树覆盖的响应与调控机制,提出基于颗粒物扩散的城市街区行道树结构配置策略,以期为城市园林种植规划提供参考。本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行道树低郁闭度(≤35%)、中等郁闭度(35%70%)和高郁闭度(>70%)覆盖下街道峡谷的颗粒物浓度实测显示,静风和微风条件下,高郁闭度覆盖下街道峡谷的颗粒物浓度最高,导致颗粒污染物在街道峡谷内的聚集;低郁闭度和中等郁闭度覆盖均有利于街道峡谷内颗粒物扩散。街道峡谷行道树树冠郁闭度在30%36%时,PM10、TSP浓度与无树冠覆盖对照相比降幅最大,分别降低26.75%和27.49%;树冠郁闭度24%36%时PM2.5浓度表现出最大的降幅(降低7.44%),可见低郁闭度覆盖下颗粒物扩散的效果最好。不同树冠郁闭度(0%-90%的9个梯度)下颗粒物浓度的ENVI-met模型模拟进一步证明,行道树郁闭度60%以下能降低街道峡谷内的PM2.5、PM10浓度,郁闭度超过60%则会导致街道峡谷中高浓度区的产生和扩张。随行道树叶面积密度(LAD)在0.5 m2m-33 m2m-3范围内的增加,街道峡谷中行人层、树冠底部与树冠上部的PM2.5及PM10最大最小浓度差随之增大,颗粒物分布更加不均匀。(2)不同生长型行道树下颗粒物浓度与粒径的季节变化观测表明,静风和微风条件及相同树冠郁闭度等级下,夏冬两季落叶阔叶树覆盖的街道峡谷各粒径颗粒物(PM1、PM2.5、PM4、PM7、PM10、TSP)的浓度均高于常绿阔叶树覆盖,在此情形下常绿阔叶行道树比落叶阔叶行道树覆盖更有利于街道峡谷内颗粒物的扩散。但夏季常绿阔叶树覆盖的街道峡谷中小粒径颗粒物(PM1、PM2.5)浓度较高,落叶阔叶树覆盖的街道峡谷中较大粒径颗粒物(PM4、PM7、PM10、TSP)浓度较高;冬季常绿、落叶阔叶树覆盖的街道峡谷中均以较大粒径颗粒物浓度占比较高。街道峡谷颗粒物浓度呈现出夏低冬高的季节变化趋势,常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树覆盖的街道峡谷各粒径颗粒物浓度差异在冬季均有所缩小。(3)不同街道纵横比下颗粒物浓度的实测与ENVI-met模拟均显示,H/W≥2的深街道峡谷中各类颗粒物的浓度均较高。夏冬两季实测的颗粒物浓度在H/W≈0.5或1的街道峡谷中较低,在H/W≈2的街道峡谷内最高。街道峡谷越开敞(纵横比越低),越有利于PM1、PM2.5等小粒径颗粒物的扩散;而规则型街道峡谷H/W≈1有利于PM10、TSP等大粒径颗粒物的扩散。规则型街道峡谷H/W≈1是利于各粒径颗粒物扩散的理想纵横比。不同街道纵横比的街道峡谷中颗粒物浓度的模拟表明,随着H/W在0.54范围内的增加,有行道树覆盖与无行道树覆盖间的颗粒物浓度差缩小;在H/W=4的街道峡谷中,50%郁闭度的行道树覆盖只会造成街道峡谷内颗粒物(PM2.5、PM10)浓度的升高。(4)在街道汽车尾气排放源(0.3m)、行人层(1.5m)、树冠下(6m)、树冠中部(9m)、树冠顶部(12m)共5个高度处的颗粒物垂直方向实验显示,各粒径(PM1、PM2.5、PM4、PM7、PM10、TSP)颗粒物浓度均呈现随高度增加而明显降低的趋势。各粒径颗粒物浓度与高度之间均呈显着的线性负相关关系;粒径越大,不同高度之间颗粒物浓度的差值更大,且总悬浮颗粒物(TSP)与高度之间存在强负相关性。ENVI-met模型结果进一步证实,颗粒物浓度随高度增加而明显降低,不同郁闭度等级间的颗粒物浓度差值也随高度增加而缩小。(5)街道峡谷两侧的颗粒物浓度实测结果与ENVI-met模拟值均表明,不同纵横比街道峡谷内背风面的颗粒物浓度基本均高于迎风面的颗粒物浓度。在纵横比0.52的近规则型街道峡谷中,夏季背风面PM7、PM10、TSP大粒径颗粒物浓度显着高于迎风面,而背风面PM1、PM2.5、PM4等小粒径颗粒物浓度值大部分高于迎风面。东西、南北朝向街道峡谷PM2.5、PM10浓度的ENVI-met模拟显示,背风高浓度区与迎风低浓度区在两种朝向中呈近似对称分布,仅东西、南北两种朝向街道峡谷间的颗粒物浓度略有差异。(6)街道峡谷颗粒物浓度与环境因子间的相关分析表明,在静风和微风条件下,相对湿度与颗粒物浓度间呈显着的正相关关系,是影响街道峡谷颗粒物扩散的主导环境因子。不同行道树郁闭度下的ENVI-met模型模拟显示,随着行道树郁闭度增高,街道峡谷内降温区的面积扩大;行人层平均风速与最大风速差降低,大气相对湿度增加。行道树郁闭度达50%以上的街道峡谷风速小于无行道树的街道峡谷。行道树郁闭度为60%90%时,行人层和整个街道峡谷均有温差-2.5°C的深降温区出现;行道树郁闭度70%90%时街道峡谷出现了高增湿区(相对湿度增值>10%)。增湿区、低风速区集中在树冠周围位置,随着与冠层向上的距离增大而变化减弱。东西和南北朝向街道峡谷中均在H/W=4的深街道峡谷情景下的最大风速差值最高,有行道树街道峡谷大部分区域的风速低于无行道树街道峡谷,可见行道树阻碍风对颗粒物扩散的作用在高纵横比的深街道峡谷中尤为明显。行道树降温效果随着街道峡谷纵横比的增加逐渐减弱,增湿区面积也随街道峡谷纵横比升高而缩小。(7)静风和微风条件下,低郁闭度(≤35%)和中等郁闭度(35%70%)树冠指标可作为规则型与近规则型街道峡谷(H/W:0.52)中行道树配置的理想范围,高污染区域的街道峡谷中则应将行道树树冠郁闭度控制在35%左右。稠密树冠且顶篷搭接阻碍颗粒物扩散时,可以通过缩冠整型与疏枝修剪进行改善。常绿阔叶、落叶阔叶树搭配的行道树带,其滞尘效果优于单一生长型行道树带,建议以小型常绿阔叶乔木为主、大型落叶阔叶乔木为辅间隔种植。街道空间规划应尽量避免形成阻碍颗粒物扩散的深街道峡谷环境。小粒径颗粒物(PM1、PM2.5)浓度较高的区域应增加楼间距或控制建筑密度,设计为开敞型街道;大粒径颗粒物(PM10、TSP)浓度较高的街道区域,可采用H/W≈1的规则型街道峡谷设计,并通过调整街道建筑通风口引入垂直峡谷轴线风向的气流。在新建幼儿园、学校、医院时,应尽可能选址在街道迎风面,以减少城市街区脆弱人群在街道背风面的污染暴露,并在背风路边种植滞尘能力强的植被以吸附大粒径颗粒物。
王清恋[2](2021)在《历史城区容量及其评价研究 ——以哈尔滨南岗历史城区为例》文中提出历史城区是城市中体现历史发展过程或某一发展时期风貌的地区,往往是城市的中心区域,也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的核心区域。伴随着城市快速发展,在经历了大规模的城市开发运动后,导致我国的历史城区大多面临着破碎化和零散化的境地,历史城区内空间供给与资源约束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已经成为历史城区保护与更新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在历史城区发展过程中,供需的不平衡导致历史建筑及风貌的保护不力、人居环境质量低下、人口及建筑容量居高不下等外在表征的出现,这使得以历史空间保护为主的传统规划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历史城区整体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迫使研究更加关注在资源约束下的历史城区空间供给的协调与管控。我国在2018年新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中明确提出在名城中划定历史城区保护界限,应优化城区内用地功能、疏解人口、改善城市交通及基础设施等,并提出控制要求及管理建议。在新时期,如何建立一种历史城区整体保护模式,如何科学地判断历史城区现有矛盾问题的影响因素及其根源,如何测度并精准管控历史城区保护与发展所需的容量是历史城区容量研究亟待解决的重要内容。本研究将“环境容量”的概念引入到历史城区的研究中,以哈尔滨南岗历史城区为例,通过剖析历史城区自然景观环境、历史文化环境和人居环境的容量表征、影响因素及相互作用机制,确定历史城区容量评价要素及其价值属性、分类及作用机制,从“数量—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两个维度构建历史城区容量评价框架及指标体系并对南岗历史城区进行评价,以明确在“量值”及“发展目标”两个维度的评价结果,并以此作为容量评价标准。为了有效应对南岗历史城区现状供给问题,引入容量控制的思维,提出存量更新、结构升级以及多元融合的历史城区规划模式。结合我国现行历史城区相关规划对于供给研究的需求,根据“数量—质量”及“可持续发展”评价结果,对历史城区容量的“量值”及“发展目标”划分类型,针对不同类型的地块单元基于容量控制思维提出规划模式及策略。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基础理论与实地调查、历史城区容量表征、影响因子及其作用机制,容量评价以及应对历史城区容量控制的规划模式及策略。基础理论研究从历史城区容量概念入手,通过对于历史城区及相关概念、容量及相关概念的推演形成历史城区容量概念及其多维表达。构建了历史城区整体性及原真性保护理论、城市空间形态的容量控制理论、城市可持续发展再生理论等在历史城区容量研究中的理论框架。系统地阐释了历史城区容量的内涵,包括对象系统、目标构成以及基本特征,并引入评价技术方法为南岗历史城区容量评价提供技术支撑与借鉴。历史城区容量表征、影响因子及其作用机制研究,选取哈尔滨南岗历史城区为例,从其自然景观环境、历史文化环境、人居环境三个方面深入剖析其容量表征。为了进一步诠释历史城区容量产生机制究其容量表征及根源,从历史环境容量、自然环境容量、土地利用容量以及社会经济容量四个方面探讨历史城区容量的影响因素。根据影响因素的价值属性、分类及相互作用机制,引入“数量—质量”及“可持续发展”两个维度并由此提出历史城区容量评价框架,通过多维指标选取及筛选,构建“数量—质量”及“可持续发展”双目标维度评价指标体系。历史城区容量评价研究,通过指标数据的获取及处理,分别在双维度下对于南岗历史城区容量进行评价分析。“数量—质量”维度的评价是基于公益性要素的底线约束、经济要素评价以及基于美学性的视觉景观的修正,确定历史城区容量的“量值”。“可持续发展”维度的评价是基于“压力—状态—响应”的可持续发展模型,分别对历史城区容量的压力性、状态性和响应性要素分析,以确定历史城区容量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双维度的评价结果分别对容量进行“量值”及“目标”导向的类型划分。为应对南岗历史城区容量问题研究引入容量控制思维,通过梳理历史城区现行相关规划的缺失与需求,提出基于容量控制的历史城区容量目标体系和规划模式,解析不同规划层级的衔接关系,进而根据双维度评价结果分别对于历史城区容量提出规划策略。论文的创新成果包括:揭示了南岗历史城区容量影响因素与历史城区容量之间的作用机理;建立了基于“数量—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两个维度的历史城区容量评价体系;提出了南岗历史城区应对容量控制的规划模式和策略。本研究提出历史城区整体性保护方法,基于现状容量提出精细化管控指标,探究城区未来发展的容量限度,将为历史城区可持续发展、精准化保护与管理决策提供借鉴。
丰睿[3](2021)在《杭州市大气污染物的模拟研究和分析》文中指出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广大人民群众愈加关心环境污染所引起的健康问题,中国严重的大气污染更是引起了举国上下的关注。近年来,由于管控措施的有效落实,我国主要城市的PM2.5浓度呈下降趋势,但臭氧浓度却稳步上升,已成为除冬季之外浓度最高的大气污染物。如何对地表臭氧和PM2.5进行协同管控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难题。本文作者针对这一社会痛点热点问题,对杭州市的气象和大气污染物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外场观测,分析了大气污染物的理化特性,据此提出了协同管控杭州市PM和O3的方案;运用空气质量模型WRF/CMAQ,估算了长距离跨区域传输以及杭州市不同行业对大气污染物浓度的贡献率;使用机器学习,提出了一种对黑炭(BC)、SO2、NO2、CO、O3、PM2.5、PM10等大气污染物的未来24小时浓度进行预测的方法。本文的主要结论或发现如下。2017年,84.2%的SO2、31.4%的NO2、51.7%的PM2.5和40.8%的PM10来自杭州市区以外的排放源。杭州本地的机动车贡献了总NO2浓度的49.1%和总PM2.5的14.5%,本地的工业企业贡献了总NO2浓度的13.0%和总PM2.5浓度的25.7%。若在减少6%的本地交通源的同时,关闭10%的本地工业源,可使杭州的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根据臭氧生成潜势,对杭州市地表臭氧浓度贡献率最大的10种VOCs为:间/对二甲苯(16.5%)、乙苯(12.6%)、甲苯(10.6%)、反-2-丁烯(8.4%)、邻二甲苯(7.2%)、2-己酮(5.4%)、乙烯(4.2%)、1-丁烯(3.2%)、2,2-二甲基丁烷(3.2%)、1-戊烯(2.4%)。在控制这10种VOCs排放的同时,应缓步推进NOx的减排工作,以避免因NOx降低导致臭氧浓度上升的情况。发现温度露点差是影响对流层臭氧浓度最为重要的气象因素,且温度露点差对SO2和NO2浓度的影响要大于相对湿度。
黎淑翎[4](2020)在《《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的规制尺度及其技术工具研究》文中提出在我国控制性详细规划逾三十年的法制化进程中,关于控规对城市发展的适应性、控规的地位和角色、控规的管控技术等问题的探讨和反思从未停歇。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中,在促进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下,在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转型的背景下,我国规划管理和开发控制的管控技术面临新的挑战,如何提高它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和权威性是一项重要的议题。美国的区划实践已经超过一个世纪,其管控技术在全球不同制度和发展背景的地区得到推广,可见其适应力和有效性。我国控规的管控技术和指标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美国区划,同时又依据本土化的认知和创新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技术工具。从对控规管控技术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区划中部分关键指标或未引入控规,或在我国的相关研究中被误读,或在控规中执行不同的控制功能,这些差异往往对指标的管控效果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重新全面探究和审视区划的管控工具和技术逻辑,对完善控规管控技术有较大的指导意义。区划是美国地方政府普遍执行的开发控制制度,具有丰富的多元性。作为美国第一个实施综合区划的城市,纽约市城市空间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纽约发展的成就足以证明其区划技术的有效性和适应性。《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是纽约区划的重要转折和现行区划的基础,引入了“一张图”的综合分区体系,综合修订了法规文本结构,创新使用了容积率、开敞空间率、用途组、奖励区划等技术工具,对研究现代区划管控技术工具和逻辑具有较高的价值。本文运用历史、文献和比较的研究方法,以全文翻译《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为基础,分析《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的规制尺度和技术工具,辨析指标和规则的含义,全面审视和探究纽约区划控制的技术逻辑,理解其管控理念、原则和目标、规制尺度、管控指标和规则之间的关联性,探索指标的赋值逻辑,挖掘区划管控技术的原理,结合我国规划管控技术的问题,以期超越“简单模仿”、超越制度的差异而为完善我国规划管控技术提供具有适应性的创新建议。论文主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的形成历史、特点、立法目的、管控范畴、规制尺度、分区体系和文本结构,为分析和理解该法的技术工具提供背景、框架和理念的基础资料;同时通过阐明法规形成的背景及其技术工具创新所应对的发展需求,论述研究《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的管控技术具有现实意义。第二部分包括论文的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分析《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四项基本的管控内容:用途、体位(bulk)、标牌、停车。每一章的论述遵循基本的结构:阐明该项管控内容的目标或理念变迁;分析管控框架和规制尺度;解释具体技术工具中指标和规则的含义;探讨管控的技术逻辑,包括“目标—规制尺度—指标和规则”的关系、各项技术工具(指标和规则)之间的关联性以及指标的赋值逻辑;结合我国相关管控实践的比较研究,提出我国规划管理和开发控制存在的问题,并提供改善的建议和思路。第三部分为论文的第七章,以比较的视角分析了规制型开发控制体系的特点,阐明纽约区划的“自我实施”特征及由此决定的法规形式特点,解释《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的实施与裁量机制,为完善我国控规的裁量机制提供借鉴经验。本文基于对一部完整的典型地方区划法规的多维度、系统性综合分析,探析了“一张图”综合区划中规划和管控目标、规制尺度、技术工具、指标体系和数值之间的关联性和传导机制,以比较的视角为我国完善规划管理和开发控制的技术工具提供完善建议。
李勇[5](2020)在《中国空气污染相关疾病负担的动态评估及其减排响应》文中研究说明长期暴露于高浓度的空气污染给我国公众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基于此,国务院于2013年施行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大气十条”),目标是大幅降低我国重点地区的PM2.5浓度。然而,“大气十条”相关的PM2.5污染防控带来的健康效益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释。此外,尽管我国PM2.5污染已明显改善,但空气污染问题(PM2.5和O3)依然突出,进一步降低污染物浓度及其健康风险是我国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评估空气污染疾病负担的特异性差异,认识其来源贡献,探讨其对空气质量改善的响应,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条件。为此,首先基于WRF-Chem空气质量模式和排放清单,对我国2008~2016年空气污染物浓度进行模拟,分析PM2.5和O3污染的时空变化特征;然后结合暴露-响应关系函数及统计生命价值法,量化不同人群、疾病和地区之间疾病负担的具体差异,同时利用分解法评估污染物浓度、基线死亡率、人口数、年龄结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等驱动因素对疾病负担的贡献,用以解释“大气十条”实施前后的变化;再利用WRF-Chem模式设计一组敏感性试验,定量评估工业、电力、民用、交通、农业、自然、生物质燃烧等污染源对我国空气污染物(PM2.5和O3)及其疾病负担贡献的时空变化规律;最后基于2030年的人口和基线死亡率预测值,利用污染物模拟数据和暴露-响应关系函数,探讨不同空气污染控制情景下未来的疾病负担特征。通过上述研究,取得一些有意义的结果:(1)研究期间,我国PM2.5和O3浓度呈现出明显的时空分布特征。PM2.5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四川盆地、长江中游城市群和西北沙漠地区;除沙漠地区外,上述地区的PM2.5年均浓度均下降了20μg/m3以上。O3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西南、华中、华北和华南地区;东部地区O3日最大8小时平均第90百分位(O3-8h-90per)浓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部分区域上升幅度达30μg/m3。2016年,全国分别有60.0%和33.7%的人生活在PM2.5和O3浓度超标的地区,较2008年分别下降了15%和上升了19%。(2)2016年,PM2.5和O3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分别为125.1万和10.8万,共占总死亡人数的13.9%。不同疾病、人群和地区之间的疾病负担具有明显差异;中风和冠心病对PM2.5归因死亡的贡献较高,分别为46.6%和30.1%;7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归因死亡率(1103.0/10万人)远高于25~44岁年轻人(10.3/10万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空气污染严重和/或人口密集的地区疾病负担较高,而西北地区疾病负担较低。(3)空气污染导致的过早死亡在“大气十条”实施前后变化显着。受人口增长和老龄化的影响,即使PM2.5浓度和基线死亡率下降,PM2.5归因死亡在2008~2016年仍增加了4.3万(3.6%),但在实施“大气十条”之后的2014~2016年却减少了17.6万(14.9%);与PM2.5不同,“大气十条”引起的O3恶化加重了疾病负担(1.9万),尽管基线死亡率下降可以抵消一部分O3归因死亡,但整个研究期间仍增加了1.4万(14.9%)。(4)不同排放源对污染物浓度及其疾病负担的贡献存在明显时空异质性。民用源是冬季PM2.5最重要的污染来源,在北方地区的相对贡献普遍高于50%,工业源则是其它季节PM2.5最重要的来源,对重污染地区的相对贡献为30~50%;除夏季工业源外,人为排放源对O3的贡献在京津冀和长三角部分地区为负值,即关闭排放源后O3浓度增加。工业源和民用源是造成我国疾病负担的最重要排放源,贡献率分别为35.0%和27.8%;各排放源在不同省份对疾病负担的贡献差异很大,工业源在上海和江苏的贡献率较高,民用源在黑龙江和吉林的贡献率较高,自然源则在新疆的贡献率最高。(5)在重污染地区减少PM2.5归因死亡将付出更大地努力。为使PM2.5归因死亡减半,PM2.5年均浓度超过70μg/m3的重污染地区,PM2.5浓度需要降低70%以上,而对于PM2.5年均浓度低于10μg/m3的清洁地区,PM2.5浓度仅需降低20%即可实现。(6)未来老龄化等因素对健康风险防控带来了巨大挑战。如果PM2.5年均浓度维持在2016年的水平,在老龄化等因素的驱动下,2030年PM2.5归因死亡将增加30.4万;即使2030年PM2.5年均浓度全面达标(35μg/m3),归因死亡人数仍将在2016年的基础上增加7.5%;而进一步将PM2.5年均浓度降至WHO空气质量准则值(10μg/m3),可达到大幅降低(-65.4%)归因死亡的作用。综上所述,尽管“大气十条”实施对PM2.5污染及其疾病负担带来了实质性好处,但对O3污染及其疾病负担带来了负面影响,需要重视PM2.5和O3污染的协同控制;此外,考虑到PM2.5浓度与过早死亡之间的非线性响应关系以及未来人口的变化趋势,需要制定比《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更严格的标准,以及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减少民用、工业等重要污染源的排放,才能更好地保障居民的健康和财富利益,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等敏感人群以及疾病负担较高的地区。
孔凡秋[6](2020)在《寒地城市空间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及规划应对研究 ——以哈尔滨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空气质量恶化已经演变为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我国空气质量问题的严重程度也呈现出加剧趋势。为此,我国相继推出各项政策举措,有序推进空气质量改善工作的展开。1973年,国务院首次召开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会议提出空气质量改善工作要以工业点源治理为主;进入80年代,空气质量改善工作从点源治理进入了综合防治阶段;90年代以来,我国空气质量治理工作开始从污染物浓度控制向污染物总量控制转变,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从单一城市治理转向区域联防联控。在各项政策举措的推动下,我国空气质量改善工作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与环境治理的预期目标相比,我国空气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依然常年居高不下,重污染天气、雾霾天气已经成为城市化进程的“新常态”,空气质量改善工作亟待取得突破性进展。鉴于空气质量改善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如何提升空气质量成为学者们关注的议题。目前,学术界针对空气质量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就研究地域而言,主要聚焦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从研究时段而言,较多关注某一特殊事件或某一次重污染天气的空气质量情况;但针对严寒气候区的研究相对较少,且针对严寒气候区城市空间和空气质量两者关系的研究更为匮乏。寒地城市受到地域气候影响程度较大,冬寒夏热、雨热同期、四季分明,空气质量呈现冬季差、夏季优的显着差异,尤其冬季供暖期煤烟型污染极其严重。与此同时,寒地城市分布着大量的重工业型企业,其中哈尔滨、沈阳、长春等老工业基地,工业主导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导致城市空气污染问题严重。作为中国城市化率较高的严寒地区,人口聚集导致城市用地高密度开发,城市交通量急速增长,交通污染也逐渐成为空气质量的重要影响要素。总体而言,寒地城市空气质量在煤烟型污染、工业型污染和交通型污染的三重压力下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本文以寒地城市为研究区域,遵循“发现问题-问题解析-规划应对”的思路展开研究,以期为改善寒地城市生态环境、推动寒地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规划依据。首先,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结合寒地城市特征,选取典型寒地城市哈尔滨市为研究对象,对空气质量和城市空间展开调研。调研内容包括空气质量调研和城市空间调研,其中,空气质量调研包含空气质量变化规律调研、空气质量指数实测和重点污染源实地调研,城市空间调研包含城市发展历程调研、城市用地调研和城市空间形态调研。基于调研结果,总结空气质量视角下哈尔滨城市空间的现状问题。其次,进行哈尔滨市城市空间空气质量影响分区风险识别。识别内容包括空气质量空间分析、空气质量影响分区、不同空气质量分区的城市用地特征和城市风险区类型识别。空气质量空间分析包括现状层面空气质量空间分布和理论层面空气质量空间分布,通过现状空气质量插值分析、空气污染源理论影响范围分析,利用自然断点分析、相交分析和叠加分析等方法确定了哈尔滨四个空气质量影响分区,并针对不同空气质量分区的城市用地特征展开分析。基于空气质量影响分区结果和不同空气质量分区的城市用地特征,将哈尔滨市划分为4个大类风险区、25个中类风险区和41个小类风险区。再次,深入到街区尺度,对哈尔滨市4个大类风险区、25个中类风险区和41个小类风险区展开城市空间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城市空间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包括城市用地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和空间形态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两个方面,城市用地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分析包括用地比例、用地类型、用地布局和用地集中度的分析,城市空间形态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分析包括建筑高度和建筑密度的分析,通过对大类风险区、中类风险区和小类风险区进行逐层推进式的分析,总结出哈尔滨市城市空间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机制。最后,论文基于上述研究提出基于空气质量提升的城市空间规划应对体系。应对体系包括城市空间的管控等级界定、城市用地的规划优化策略、空间形态的规划应对策略和规划保障实施策略四个方面。管控等级界定基于城市空间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规律,对哈尔滨市进行管控等级划分。城市工业用地的规划优化策略包括城市用地的重点管控范围界定、工业用地、交通用地和绿地的规划优化策略。空间形态的规划应对策略包括空间形态的重点管控范围界定、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和其它空间形态要素的规划应对策略。规划保障实施策略包括政策保障、实施机制和治理机制三方面内容。寒地城市空间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及规划应对研究,以严寒气候为背景,致力于明确城市空间与空气质量的影响规律,探求提升寒地城市空气质量的规划路径。寒地城市空间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及规划应对研究也将为寒地城市人居环境改善提供一定的规划支撑。
张昊楠[7](2020)在《机动车排放管控对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协同治理效应研究 ——以天津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机动车保有量始终处于快速增长的态势。截至2018年,中国已连续十年位居世界机动车产销量第一大国,机动车移动排放源已成为空气污染物、温室气体的重要来源。在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双重压力下,中国从2013年开始,先后推行了机动车排放标准升级、加速淘汰高排放车辆、提升燃油经济性、发展新能源与替代能源汽车、优化公共交通规划和布局等一系列管控政策,不断强化机动车排放管控,积极倡导“绿色出行”理念,机动车排放治理工作取得显着成效。相比于外国相关研究,我国针对机动车排放治理政策评价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缺少结合我国国情的量化分析。同时,天津市作为中国的直辖市之一,机动车保有量超过300万辆,在全国66个城市中名列前十,因此研究和分析天津市机动车排放管控政策的实施路径和减排效果,特别是针对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协同治理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天津市机动车排放治理为研究对象,基于当地机动车保有量、活动水平、排放因子、环境指标、道路分布等数据,从市域角度对机动车排放控制政策的单一减排效应和协同减排效应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主要研究创新性研究如下:(1)利用基于机器学习的面板数据反事实分析方法,研究了机动车排放标准提升对于机动车污染物的减排效应。通过构建回归合成模型,将天津市作为干预组个体,并引入机器学习LASSO方法从全国城市中选取控制组个体构建反事实结果,从而估计了提升机动车排放标准对空气污染物的减排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国V标准的实施有助于降低大气中一氧化碳(CO)和二氧化氮(NO2)的浓度,但对细颗粒物(PM2.5)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等污染物的治理效果不明显。因此,在进一步规制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同时,应配合实施其它管控政策来治理空气质量。(2)构建基于燃油经济性的碳排放模型,探究提升燃油经济性对于降低机动车温室气体排放的效应。本文在IPCC2006碳排放模型的基础上,将原模型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修正为燃油含碳量系数,使得模型更具一般性。研究结果表明,提升燃油经济性对CO2的减排效果初期并不显着,未来随着老旧汽车的逐步淘汰,提升燃油经济性的CO2减排效果会逐渐增强,到2030年预计可以达到8%。此外,“双限”政策和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也是有效降低机动车二氧化碳排放的有效途径。(3)构建了基于多情景模式的机动车排放清单,探究机动车排放管控措施对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协同减排效应。本研究以2016年为基准年,估计了 2017年至2030年天津市机动车的排放清单,并利用弹性系数方法,比较了各单一减排措施、结构性措施和综合性措施对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协同减排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提高机动车排放标准、推广新能源汽车等单一减排措施对温室气体的减排效应要高于空气污染物的减排效应,而控制机动车保有量、实施交通管制等单一减排措施以及结构性措施和综合性措施均对空气污染物的减排效果更佳。因此,综合考虑各项减排措施的减排强度和协同效应,应在构建机动车排放综合治理体系的基础上,优先考虑提升排放标准、推广新能源汽车、提高公共交通分担率等减排措施。
亢楠楠[8](2019)在《国家森林公园游憩价值评价研究 ——基于游客满意度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兼具观光、休闲与养生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国家森林公园已经成为居民旅游出行的新热点。旅游需求迅速增加的同时,资源过度利用、管理工作不到位等问题也时有发生,游客满意度水平、景区承载状态等面临着严峻考验。深究之,起到资源配置作用的游憩价值信息的缺失是给公园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的主要原因。因此,利用科学的评价模型,货币化度量国家森林公园这种准公共物品的游憩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现有文献中,陈述性偏好或显示性偏好等传统评价技术得到了大量应用,但这两类方法仍然存在一些局限和争议,特别是缺少对评估结果背后心理影响因素的探究。此外,个体满意度水平的引入,丰富且完善了公共物品的价值评价体系,但尚未发现应用在旅游资源领域的研究。据此,本文从游客满意度的视角切入,聚焦于“评价方法的创新”、“传统方法的修正”与“评价结果的应用”三个方面,以期在国家森林公园游憩价值评价的理论与方法方面做出深入探索。在这一过程中,游客真实偏好的挖掘、游憩属性的正确定价等市场机制的导入,不仅能够有效缓解森林资源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对促进景区向以“游客为本”的战略转型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紧密围绕上述三个着眼点,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概括如下:(1)国家森林公园游憩价值内涵界定及评价指标识别。结合福利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与森林生态旅游景区的典型特征,对国家森林公园游憩价值的内涵与度量方式进行了清晰界定。随后,通过文献归纳与游客在线评论材料定性分析结合的方式,识别出包含“植被覆盖率”、“垃圾数量”、“交通便利程度”、“基础设施”、“游憩设施”与“拥挤水平”等在内的六项主要国家森林公园游憩属性,为进一步价值评价工作的展开奠定了基础。(2)基于游客满意度法TSA的游憩价值评价模型设计以及实证研究,验证了使用游客满意度为森林游憩资源这一“无形资产”定价的可能。首先,通过游客效用最大化理论与无差异曲线的分析,构造了游客满意度法的理论框架和计量模型。随后,利用全国范围内22处国家森林公园的调查数据开展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公园的“植被覆盖率”、“垃圾数量”、“基础设施”以及“游憩设施”的改善均对游客满意度起着正向影响作用,“拥挤水平”的增加则负面影响着游客的满意度水平。不同来源地游客对景区游憩属性的偏好存在显着不同,由此带来游憩价值评估结果的客源地差异,游憩属性的改善对于外地游客意味着更高的价值。最后,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完成了 TSA评估结果在单个景区游憩价值评估中的应用。测算结果表明,当前该公园的总游憩价值为11,776.20万元,相较于多年前的测算结果有所上升。(3)首次尝试将游客满意度这一视角与常用的选择实验法CEM相结合,完成了对传统评价技术估计结果的修正。通过在辽宁千山仙人台国家森林公园开展的选择实验调查,结果发现:游客对仙人台国家森林公园不同游憩属性的支付意愿存在显着差别。其中,对景区“垃圾数量”改善的支付意愿最高,其次为“交通便利程度”和“植被覆盖率”属性。相比之下,景区“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对游客决策的影响则比较弱。此外,不同满意度水平的游客对于景区游憩属性的支付意愿存在一定差异。游客满意度越低,其支付门票溢价的可能性就越低。相较于高满意度群体,低满意度组游客的消费者剩余降低了 32.99%。游客满意度水平作为影响景区游憩价值评估背后不容忽视的心理因素,对于仙人台国家森林公园总体游憩价值的贡献率达到12.83%。(4)分别计算了游客满意度法TSA和选择实验法CEM两种评价方法下辽宁千山仙人台国家森林公园的游憩价值,并对两者的估计结果做出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使用前者计算出的该公园的游憩价值(194.10元/人·次)略高于后者计算出的价值(184.95元/人·次)。TSA模型中旅行成本潜在的内生性、CEM实验设计维度的限制以及信息处理策略等因素均有可能导致上述差异的发生。(5)以游客旅行成本—收益的分析作为理论支持,从游憩价值评估与游客体验效用结合的角度制定了景区的“旅游体验承载力”评价标准,并以辽宁千山仙人台国家森林公园为例,评价了该公园的旅游体验承载力状态。结果表明:该公园拥挤水平的承载力阈值范围介于20-35人/100m2之间,“植被覆盖率”承载力阈值范围在70%-80%之间,“垃圾数量”处于3-10件/200m之间;游客可接受的交通可达性水平为3h以内。通过计算公园当前的游憩属性状态与选择实验过程中模拟的27种方案的净效用水平,得到了“弱载”、“适载”和“超载”三种情况下的各游憩属性状态,为景区将来的承载状态监测、资源开发建设与游客容量控制等提供了定量化依据。
闫蓬勃[9](2019)在《中国城市树种多样性评价及树种规划研究》文中提出城市森林是城市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其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与城市居民的健康福祉息息相关。而城市树种多样性是维持城市森林稳定性、便于其持续地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城市树种多样性的提高虽然可以通过增加绿化中使用的树种数量实现,但实践证明,不当的树种选择不但难以产生良好的生态效益,还可导致经济损失和资源的浪费。因而充分了解中国城市树种的多样性现状和驱动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树种规划方案,合理增加树种多样性,对城市森林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践意义。研究基于文献和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257个城市的树种多样性格局,依据提出的树种规划原则,以中国城市中己有树种为对象,规划了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范围内潜在可用的树种,并以北京市为例,展示了该规划在单个城市尺度上的应用。研究主要结果包括:1.在257个城市中,树木(含灌木和木质藤本)的平均种类丰富度为128±118,树木种类总数为2640,其中近1/5的树种为外来种。在种类组成上,最常见的树种为垂柳(Salix babylonica L.)、圆柏(Juniperus chinensisL.)、紫叶李等(Prunus cerasifera f.atropurpurea(Jacq.)Rehd.)。各城市间的树种组成相似度具有纬度变化梯度特征,同一纬度上的城市间树种组成不相似性低。此外,城市树种也存在一定同质化现象,一些树种广泛分布在不同城市中。在城市内部,公园绿地是树种丰富度最高的区域,空闲地的种类丰富度最低。2.根据气候适宜性、城市环境适宜性和种类多样性原则对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建成区适宜树种进行规划,结果为:中国城市中潜在可用的树种数量平均为705±323种;其中处于中亚热带湿润地区的城市潜在可用树种最多,平均每个城市适宜使用树种数量为930±245种,而中温带干旱地区潜在可用的树种最少,平均每个城市适宜使用树种数量为187±105种。3.根据前述规划结果,北京潜在可用的树种为565种,调查发现其中的278种已被使用,进而根据树种属性和土地用途的匹配性原则,对调查中未发现的287个树种进行规划。在最严格规划情境下,排除有花粉致敏和飘絮问题的48种和花粉致敏性不确定的197个树种,剩余的无花粉致敏和飘絮问题的树种39种加上可用雌株的3种有花粉致敏的树种用于规划。其中可在公园和空闲地中使用42种,商业区中使用14种,居民区中使用13种,单位绿地中使用3种,道路绿地中使用1种。4.总体而言,中国城市树种多样性与全球城市树种多样性水平相比差别不大,但与中国自然分布的树木种类多样性相比,仍具较大提升潜力。本研究的树种规划结果显示各城市均具有一批潜在可用的树种,可在经过试种后用于提高各城市树种多样性水平。
余翔宇[10](2019)在《结合地域气候的城市设计实践优化设计研究》文中指出2014年起,我国接连出台了多个针对城市气候问题的政策性文件,强调城市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对于地域气候的应对和适应。城市设计作为管理和引导城市建设和和运行的重要手段,需要对常规地域气候条件采取适应的措施,通过城市空间形态与环境的塑造,来体现城市气候态度的合理性。本文从设计师的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界定,针对方案设计阶段城市设计中适应常规气候的内容展开研究。首先从城市设计的理论、实践和政策层面对气候因素对城市设计的现状进行分析和总结,并就不同气候背景下的实践案例进行剖析,然后分别对气候影响下的城市设计内容和城市设计的过程进行归纳,分析地域气候设计内容通过什么时机、什么方式作用于城市设计过程,并对其中关键的策略进行了解析,最后通过实践项目对气候因素结合城市设计的实践效果进行验证反馈。论文具体来说分为三部分:首先,论文对地域气候影响下城市设计相关内容进行了分析。先对气候、尺度和过程的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并就地域气候与城市设计相关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之后,在此界定和背景描述下,梳理了不同气候分区背景下的城市设计实践案例,通过对设计内容和策略的对比分析,得出气候融入城市设计缺乏合理的过程和策略约束,为接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提供依据。之后,论文对地域气候结合城市设计过程的时机、方式及关键策略进行了分析。首先在界定的研究条件下对地域气候影响下的城市设计内容和城市设计过程进行了归纳,然后通过气候设计内容和城市设计过程的关联分析,讨论了气候内容结合城市设计的时机和方式。此外,论文还通过设计过程的分析,对结合地域气候的城市设计过程中的关键策略进行了解析,分别是:分析问题阶段的城市气候图的绘制与分析、解决问题阶段的气候策略落实到城市形态的过程研究,以及验证优化阶段的评价工具和标准的选择,并在操作层面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最后,通过实践分析对地域气候结合城市设计的方法和内容进行验证反馈。首先结合团队参与的海口江东新区的城市设计项目,对照前文总结的设计过程及关键性的设计内容进行梳理,然后就设计实践中的内容与前文中的相关的内容进行对比反馈,找出实践中存在的不足。
二、Assessment of traffic related air pollution in urban areas of Macao(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Assessment of traffic related air pollution in urban areas of Macao(论文提纲范文)
(1)城市街道峡谷行道树覆盖下大气颗粒物空间扩散规律与调控(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缩略词表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2.1 城市植物削减大气颗粒物的效率研究 |
1.2.2 城市街道峡谷内大气颗粒物的扩散规律研究 |
1.2.3 城市街道峡谷内大气颗粒物扩散的研究方法 |
1.2.4 行道树对城市街道峡谷大气颗粒物扩散影响的不确定性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框架 |
2 街道峡谷行道树树冠郁闭度对颗粒物衰减系数的影响 |
2.1 引言 |
2.2 研究方法 |
2.2.1 研究区概况与样点设置 |
2.2.2 测定指标与测定方法 |
2.2.3 数据分析 |
2.3 结果与分析 |
2.3.1 街道峡谷几何特征与气象条件分析 |
2.3.2 行道树带结构特征与颗粒物浓度的相关性分析 |
2.3.3 行道树郁闭度与颗粒物衰减效率的回归分析 |
2.3.4 影响街道峡谷中颗粒物扩散的树冠郁闭度分析 |
2.4 讨论与小结 |
2.4.1 影响街道峡谷内颗粒物浓度的植被因素 |
2.4.2 城市街道峡谷内有利于降低颗粒物污染的行道树郁闭度 |
3 街道峡谷行道树生长型对颗粒物浓度与粒径时间变化特征的影响 |
3.1 引言 |
3.2 研究方法 |
3.2.1 样地设置与测定时间 |
3.2.2 测定指标与测定方法 |
3.2.3 数据分析 |
3.3 结果与分析 |
3.3.1 不同生长型行道树下街道峡谷颗粒物浓度的日变化特征 |
3.3.2 夏、冬季街道峡谷颗粒物浓度与气象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
3.3.3 常绿落叶行道树下街道峡谷不同粒径颗粒物扩散的季节变化 |
3.4 讨论与小结 |
3.4.1 街道峡谷夏、冬季颗粒物浓度日变化特征及影响因子 |
3.4.2 街道峡谷行道树季相变化对颗粒物粒径的影响 |
3.4.3 行道树生长型对街道峡谷颗粒物扩散效应的季节性影响 |
4 街道峡谷纵横比及朝向对颗粒物浓度变化的影响 |
4.1 引言 |
4.2 研究方法 |
4.2.1 样地设置与测定时间 |
4.2.2 测定指标与方法 |
4.2.3 数据分析 |
4.3 结果与分析 |
4.3.1 不同纵横比街道峡谷内颗粒物浓度的变化特征 |
4.3.2 不同朝向街道峡谷内颗粒物浓度的变化特征 |
4.4 讨论与小结 |
4.4.1 街道峡谷纵横比对颗粒物扩散的影响 |
4.4.2 街道峡谷朝向对颗粒物扩散的影响 |
5 街道峡谷内颗粒物的垂直扩散规律研究 |
5.1 引言 |
5.2 研究方法 |
5.2.1 样地设置与测定时间 |
5.2.2 测定指标与数据分析 |
5.3 结果与分析 |
5.3.1 街道峡谷内颗粒物浓度的垂直分布特征 |
5.3.2 街道峡谷内颗粒物垂直扩散的影响因子 |
5.4 讨论与小结 |
6 街道峡谷内大气颗粒物扩散的微气候模拟研究 |
6.1 引言 |
6.2 研究方法 |
6.2.1 三维微气候模型ENVI-met建模初始边界控制与参数设定 |
6.2.2 行道树郁闭度情景模拟设置 |
6.2.3 行道树叶面积密度情景模拟设置 |
6.2.4 街道峡谷纵横比与朝向情景模拟设置 |
6.2.5 模型模拟计算与后处理 |
6.3 结果与分析 |
6.3.1 不同行道树郁闭度下街道峡谷颗粒物扩散与分布特征 |
6.3.2 不同行道树叶面积密度下街道峡谷颗粒物浓度场分布特征 |
6.3.3 不同纵横比与朝向街道峡谷内颗粒物空间变化特征 |
6.3.4 微环境模型的验证与敏感性分析 |
6.4 讨论与小结 |
6.4.1 行道树郁闭度影响街道峡谷颗粒物扩散与分布的规律 |
6.4.2 行道树叶面积密度影响街道峡谷颗粒物浓度场分布的规律 |
6.4.3 街道峡谷纵横比与朝向影响颗粒物空间扩散的规律 |
7 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结论 |
7.1.1 街道峡谷行道树覆盖下大气颗粒物空间扩散规律 |
7.1.2 街道峡谷行道树覆盖下大气颗粒物空间扩散模拟 |
7.1.3 基于颗粒物扩散的城市街区行道树定量化配置策略 |
7.2 创新之处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2)历史城区容量及其评价研究 ——以哈尔滨南岗历史城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对象概念及范围界定 |
1.3.1 研究对象 |
1.3.2 研究范围 |
1.4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1.4.1 国外研究现状 |
1.4.2 国内研究现状 |
1.4.3 国内外研究综述简析 |
1.5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5.1 研究内容 |
1.5.2 研究方法 |
1.5.3 技术路线 |
第2章 相关研究基础 |
2.1 概念辨析 |
2.1.1 “历史城区”及相关概念认知 |
2.1.2 “容量”概念内涵与外延 |
2.1.3 “历史城区容量”概念界定 |
2.1.4 “历史城区容量”概念的多维表达 |
2.2 相关理论 |
2.2.1 历史城区整体性及原真性保护理论 |
2.2.2 城市空间形态的容量控制理论 |
2.2.3 城市可持续发展再生理论 |
2.3 内涵阐释 |
2.3.1 “历史城区容量”对象系统 |
2.3.2 “历史城区容量”目标构成 |
2.3.3 “历史城区容量”基本特征 |
2.4 技术方法 |
2.4.1 基于GIS平台的数据分析方法 |
2.4.2 熵权TOPSIS综合评价法 |
2.4.3 视觉景观分析方法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南岗历史城区现状调查及容量表征分析 |
3.1 南岗历史城区概况 |
3.1.1 南岗历史城区形成及演变 |
3.1.2 南岗历史城区概况 |
3.1.3 历史文化遗存概况 |
3.2 调查思路及方案 |
3.2.1 调查思路 |
3.2.2 调查方案 |
3.3 南岗历史城区现状调查 |
3.3.1 自然景观环境 |
3.3.2 历史文化环境 |
3.3.3 人居环境 |
3.4 历史城区容量表征分析 |
3.4.1 自然景观环境容量表征分析 |
3.4.2 历史文化环境容量表征分析 |
3.4.3 人居环境容量表征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南岗历史城区容量影响因素及机理解析 |
4.1 影响要素对历史城区容量的作用机理 |
4.1.1 历史城区容量表征与根源 |
4.1.2 历史环境与历史城区容量关系 |
4.1.3 自然环境与历史城区容量关系 |
4.1.4 土地利用与历史城区容量关系 |
4.1.5 社会经济与历史城区容量关系 |
4.1.6 影响因素与历史城区容量的作用机理 |
4.2 历史城区容量评价要素构成 |
4.2.1 容量评价要素属性 |
4.2.2 容量评价要素分类 |
4.3 历史城区容量评价框架构建 |
4.3.1 历史城区容量评价框架构建原则 |
4.3.2 历史城区容量评价理论框架构建 |
4.3.3 基于 “数量—质量”评价框架构建 |
4.3.4 基于 “可持续发展”评价框架构建 |
4.4 历史城区容量评价体系构建 |
4.4.1 指标多维选取与筛选 |
4.4.2 基于 “数量—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4.4.3 基于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南岗历史城区容量评价及结果分析 |
5.1 评价数据获取及处理 |
5.1.1 指标数据来源与获取 |
5.1.2 指标量化依据与分类 |
5.1.3 指标数据处理及权重确定 |
5.2 “数量—质量”评价及结果分析 |
5.2.1 基于约束性要素的容量底线 |
5.2.2 基于经济性要素的容量评价 |
5.2.3 基于美学性要素的容量修正 |
5.3 “可持续发展”评价及结果分析 |
5.3.1 容量压力结果分析 |
5.3.2 容量状态结果分析 |
5.3.3 容量响应结果分析 |
5.4 历史城区容量类型划分 |
5.4.1 基于 “数量—质量”类型划分 |
5.4.2 基于 “可持续发展”类型划分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基于容量控制的南岗历史城区规划策略研究 |
6.1 历史城区容量控制思维引入 |
6.1.1 历史城区现行相关规划 |
6.1.2 现行规划对于容量控制的缺失与需求 |
6.1.3 基于容量控制的历史城区规划思考 |
6.2 基于容量控制的规划协同体系研究 |
6.2.1 目标体系构建 |
6.2.2 规划层次衔接 |
6.2.3 协同规划模式 |
6.3 南岗历史城区容量控制类型划分 |
6.3.1 控制保护—优先发展型 |
6.3.2 适度更新—优先发展型 |
6.3.3 优化存量—重点发展型 |
6.3.4 优化存量—适度发展型 |
6.4 应对容量控制的南岗历史城区规划策略 |
6.4.1 控制保护—优先发展型规划策略 |
6.4.2 适度更新—优先发展型规划策略 |
6.4.3 优化存量—重点发展型规划策略 |
6.4.4 优化存量—适度发展型规划策略 |
6.5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南岗历史城区满意度问卷调查 |
附录二:南岗历史建筑调研表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3)杭州市大气污染物的模拟研究和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术语表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雾霾研究进展 |
1.2.2 地表臭氧研究进展 |
1.2.3 基于污染源清单的空气质量模型的发展 |
1.2.4 机器学习在大气领域中的应用价值 |
1.3 本文研究内容 |
参考文献 |
第2章 后G20前亚运会时期(2018-2020年)杭州市空气质量改良方案 |
2.1 WRF/CMAQ模型介绍 |
2.1.1 WRF/CMAQ的安装、设置和应用 |
2.1.2 污染源清单设置 |
2.2 WRF/CMAQ与观测值的验证对比 |
2.2.1 观测站点信息 |
2.2.2 WRF模拟和气象观测值的验证对比 |
2.2.3 CMAQ模拟和大气污染物观测值的验证对比 |
2.3 杭州市大气污染物的区域传输途径 |
2.4 污染物的跨区域传输率和杭州本地不同部门贡献率 |
2.5 杭州市“后G20前亚运”时期空气质量改良建议 |
2.6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第3章 杭州市大气污染物的特征重要度 |
3.1 SO_2的特征重要度 |
3.2 NO_2的特征重要度 |
3.3 VOCs的测量和O_3的特征重要度 |
3.3.1 VOCs的测量方法 |
3.3.2 杭州市年均VOCs浓度 |
3.3.3 臭氧生成潜势、丙烯等效浓度和二次有机气溶胶生成潜势 |
3.3.4 O_3的特征重要度 |
3.4 CO的特征重要度 |
3.5 PM_(2.5)和PM_(10)的特征重要度 |
3.6 自动能见度的特征重要度 |
3.7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第4章 杭州市大气污染物浓度预报 |
4.1 预测杭州市大气污染物浓度:以2017年5月和6月为例 |
4.1.1 SO_2 |
4.1.2 NO_2 |
4.1.3 CO |
4.1.4 O_3 |
4.1.5 PM_(2.5) |
4.2 预测杭州市大气污染物浓度:以2018年5月和6月为例 |
4.3 对未来24小时大气污染物浓度预报 |
4.4 用RF和RNN进行五步法预测和WRF/CMAQ精度对比 |
4.5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第5章 总结与展望 |
5.1 全文小结 |
5.2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5.3 未来工作展望 |
作者简介 |
(4)《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的规制尺度及其技术工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我国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形成与法制化 |
1.1.2 我国控规与美国区划的渊源关系 |
1.1.3 美国区划、纽约区划及其《1961区划决议案》的现实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外区划研究综述 |
1.2.2 国内区划研究综述 |
1.3 研究对象 |
1.4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5 研究方法 |
1.5.1 历史和文献研究 |
1.5.2 比较研究 |
1.6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的结构与框架 |
2.1 《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形成的历史背景 |
2.1.1 美国第一部综合区划:《1916纽约建筑分区决议案》 |
2.1.2 管制理念的转变:从被动阻止妨害到主动增进公共福祉 |
2.1.3 纽约再区划:1940年代-1960年综合修正的推进 |
2.1.4 框架内的持续演变:《1961纽约区划决议案》的修正与完善: |
2.2 《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的特点 |
2.2.1 对《1916纽约市建筑分区决议案》的检讨 |
2.2.2 综合修正应对的发展需求 |
2.2.3 综合修正的原则和特点 |
2.2.4 综合修正通过前的争议 |
2.3 《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的结构与框架 |
2.3.1 立法目的 |
2.3.2 管控范畴 |
2.3.3 规制尺度 |
2.4 综合分区与规则体系 |
2.4.1 1916的独立分区体系 |
2.4.2 1961的综合分区体系 |
2.4.3 现行的叠加分区体系 |
2.5 《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的文本与使用 |
2.5.1 文本结构 |
2.5.2 索引系统 |
2.6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用途管制 |
3.1 “用途”概念的复杂性 |
3.1.1 用途的多维含义 |
3.1.2 使用活动的空间性与尺度特征 |
3.1.3 使用活动随时间而变化 |
3.1.4 用途管制的两种含义 |
3.2 美国区划用途分区管制的起源 |
3.3 《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的用途管制框架 |
3.3.1 用途管制的目标与技术工具 |
3.3.2 用途的许可形式 |
3.4 纽约区划用途管制的规制尺度 |
3.4.1 以分区为规制尺度 |
3.4.2 用途分区模式的比较 |
3.5 用途管制的核心工具:用途组 |
3.5.1 分类和分组的多维度 |
3.5.2 差异化、定量化的分组标准 |
3.5.3 “分类—分组—分区”的逻辑框架 |
3.6 用途管制的其他技术工具 |
3.6.1 辅助用途 |
3.6.2 释放标准 |
3.6.3 混合利用的支持工具 |
3.7 区划用途管制的延伸:占用执照 |
3.7.1 占用执照的制度框架 |
3.7.2 占用执照的规制尺度和核心工具 |
3.7.3 制度特点与经验 |
3.8 对我国用途管制的借鉴 |
3.8.1 “用地分类”的管制方法 |
3.8.2 混合用地的用途兼容性规定 |
3.8.3 建筑使用的管理制度 |
3.9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体位规则 |
4.1 关键指标释义 |
4.1.1 体位 |
4.1.2 楼板面积 |
4.1.3 容积率 |
4.1.4 密度规则 |
4.1.5 院规则 |
4.1.6 高度与退缩要求 |
4.2 体位规则的框架 |
4.2.1 总体目标 |
4.2.2 以建筑和分区用途为基础的指标体系 |
4.3 体位规则的规制尺度 |
4.3.1 以区划地块为规制尺度 |
4.3.2 以地块与街道关系为基础的规则细化 |
4.4 容积率调控工具 |
4.4.1 开发权转移的雏形 |
4.4.2 奖励区划 |
4.4.3 容积率调控工具的适用性 |
4.5 居住区指标关联性分析 |
4.5.1 核心指标:开敞空间率 |
4.5.2 空间密度与人口密度的关联性分析 |
4.5.3 开敞空间率与容积率的关联性分析 |
4.6 现行纽约区划的体位规则变化 |
4.6.1 开敞空间率和容积率关联控制产生的问题 |
4.6.2 新增的体位控制方法 |
4.7 对我国控规指标的借鉴 |
4.7.1 基于分区目标建构规划控制指标体系 |
4.7.2 加强控制指标的关联性 |
4.8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标牌管控 |
5.1 美国区划的标牌管控 |
5.2 《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的标牌管控指标 |
5.2.1 “标牌”的定义 |
5.2.2 标牌的分类 |
5.2.3 标牌与分区 |
5.2.4 标牌的管控要素 |
5.2.5 不一致的标牌与折旧 |
5.3 标牌管控的方法和原则 |
5.4 对我国标牌管控的借鉴 |
5.4.1 我国标牌管控的整体情况 |
5.4.2 以上海为例的比较分析与借鉴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停车管理 |
6.1 纽约区划停车管理的理念变化 |
6.2 《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的停车管理规则 |
6.2.1 停车管理的目标与框架 |
6.2.2 分类与分区结合的指标体系 |
6.2.3 停车配建要求的修改和豁免 |
6.2.4 停车配建的上限要求 |
6.2.5 片区停车共享 |
6.3 多重矛盾下综合停车配建指标的基本逻辑与影响因素 |
6.4 对我国停车配建指标的借鉴 |
6.4.1 对我国停车分区管控技术的思考 |
6.4.2 停车指标差别化要素的对比 |
6.4.3 管理理念的转变与停车配建指标的改善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实施与裁量 |
7.1 区划法规的特点 |
7.1.1 规制型体系的特征和问题 |
7.1.2 区划作为开发控制的依据 |
7.1.3 “自我实施”所需的制度特点 |
7.1.4 违法与处罚 |
7.1.5 法律语言 |
7.1.6 区划的适应性 |
7.2 特殊情况的预设 |
7.2.1 特别规定 |
7.2.2 修订或修改 |
7.2.3 免除 |
7.2.4 例外 |
7.2.5 必要性与问题 |
7.3 裁量机制 |
7.3.1 施行机构 |
7.3.2 裁量机制的必要性 |
7.3.3 裁量型的特殊规则 |
7.3.4 变通 |
7.3.5 特别许可 |
7.3.6 区划修正 |
7.3.7 多层级的裁量机制 |
7.4 对我国控制性详细规划裁量机制的借鉴 |
7.4.1 我国控规裁量机制的两个层面 |
7.4.2 构建多层次的控规裁量机制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比较借鉴 |
8.2.1 《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的可借鉴性 |
8.2.2 对我国规划管理的借鉴 |
8.3 创新与特色 |
8.4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专用术语概念 |
附录2 :现行纽约区划分区地图(中高密度居住区) |
附录3 :现行纽约区划分区地图(特别区域规则范围) |
附录4 :现行纽约区划分区地图(特别意图区) |
附录5 :现行纽约区划分区地图(商业叠加区)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附件 |
(5)中国空气污染相关疾病负担的动态评估及其减排响应(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空气质量数值模拟 |
1.2.2 空气污染物的来源解析 |
1.2.3 空气污染的健康影响评估 |
1.2.4 空气污染的减排响应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4 研究内容 |
1.5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资料与方法 |
2.1 数据来源 |
2.1.1 空气质量监测数据 |
2.1.2 人口数据 |
2.1.3 基线死亡率数据 |
2.1.4 死亡人数 |
2.1.5 经济指标数据 |
2.2 WRF-Chem模式 |
2.2.1 模式简介 |
2.2.2 物理参数方案 |
2.2.3 化学参数方案 |
2.2.4 排放清单 |
2.2.5 模式设置和区域划分 |
2.3 健康影响评估 |
2.3.1 过早死亡计算 |
2.3.2 年龄标准化死亡率 |
2.4 健康经济损失评估 |
第三章 空气污染源及空气污染物时空分布特征 |
3.1 基于MEIC清单的人为排放特征 |
3.1.1 人为排放的年际变化规律 |
3.1.2 人为排放的年变化规律 |
3.1.3 人为排放的空间分布特征 |
3.2 基于数值模拟的空气污染特征 |
3.2.1 模拟验证与评价 |
3.2.2 PM_(2.5)污染特征 |
3.2.3 O_3污染特征 |
3.3 人群暴露水平 |
3.3.1 PM_(2.5)污染暴露人口 |
3.3.2 O_3污染暴露人口 |
3.4 不确定性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空气污染对健康及其经济影响的动态评估 |
4.1 潜在驱动因素的变化趋势 |
4.2 归因于PM_(2.5)污染的过早死亡 |
4.2.1 总体分析 |
4.2.2 疾病特异性分析 |
4.2.3 人群特异性分析 |
4.2.4 区域特异性分析 |
4.3 归因于O_3污染的过早死亡 |
4.3.1 总体分析 |
4.3.2 区域特异性分析 |
4.4 不同驱动因素对归因死亡的影响 |
4.4.1 归因死亡趋势贡献分析 |
4.4.2 不同驱动因素对PM_(2.5)归因死亡的影响 |
4.4.3 不同驱动因素对O_3归因死亡的影响 |
4.5 归因于空气污染的健康经济损失 |
4.5.1 总体分析 |
4.5.2 区域特异性分析 |
4.6 不确定分析 |
4.7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不同排放源对空气污染物浓度及其过早死亡的贡献 |
5.1 排放情景设置 |
5.2 不同排放源对我国污染物浓度的贡献 |
5.2.1 不同排放源对PM_(2.5)的贡献 |
5.2.2 不同排放源对O_3浓度的贡献 |
5.3 不同排放源对过早死亡的贡献 |
5.3.1 不同排放源对PM_(2.5)归因死亡的影响 |
5.3.2 不同排放源对O_3归因死亡的影响 |
5.3.3 不同排放源对归因死亡的贡献 |
5.4 污染控制建议 |
5.5 不确定性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不同污染控制情景下的未来预测 |
6.1 未来情景设置 |
6.2 PM_(2.5)减少带来的潜在健康经济效益 |
6.2.1 按比例减排的健康经济效益 |
6.2.2 按目标浓度减排的健康经济效益 |
6.3 O_3减少带来的潜在健康经济效益 |
6.4 人口和基线死亡率的驱动 |
6.5 不确定性分析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创新点 |
7.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6)寒地城市空间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及规划应对研究 ——以哈尔滨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课题背景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1.3.1 寒地城市 |
1.3.2 城市空间 |
1.3.3 空气质量 |
1.3.4 城市用地 |
1.3.5 空间形态 |
1.4 国内外相关研究 |
1.4.1 国外相关研究 |
1.4.2 国内相关研究 |
1.4.3 国内外文献综述简析 |
1.5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5.1 研究内容 |
1.5.2 研究方法 |
1.6 技术路线与论文框架 |
1.6.1 技术路线 |
1.6.2 论文框架 |
第2章 相关研究基础 |
2.1 城市气候与空气质量的关系 |
2.1.1 气候与城市气候 |
2.1.2 城市气候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
2.1.3 空气质量对城市气候的影响 |
2.2 城市空间与空气质量的关系 |
2.2.1 城市空间的研究要点 |
2.2.2 城市化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
2.2.3 空气污染源分布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
2.2.4 城市空间与空气质量的关联性特征 |
2.3 寒地城市空间与空气质量的关系 |
2.3.1 严寒气候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
2.3.2 严寒气候对城市空间的影响 |
2.3.3 寒地城市空间研究的难点及问题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哈尔滨市空气质量及城市空间现状 |
3.1 调研方案设计 |
3.1.1 调研背景 |
3.1.2 调研目标与思路 |
3.1.3 调研内容及方法 |
3.2 哈尔滨市空气质量调研 |
3.2.1 空气质量变化规律 |
3.2.2 空气质量指数实测 |
3.2.3 重点空气污染源实地调研 |
3.3 哈尔滨市城市空间调研 |
3.3.1 城市空间演变过程 |
3.3.2 城市用地实地调研 |
3.3.3 空间形态实地调研 |
3.4 哈尔滨市城市空间的现状问题 |
3.4.1 城市用地对空气质量的负面影响 |
3.4.2 空间形态对空气质量的负面影响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哈尔滨市城市空间空气质量影响分区风险识别 |
4.1 城市空间空气质量影响分区识别框架 |
4.1.1 空气质量影响分区 |
4.1.2 不同分区的城市用地特征 |
4.1.3 影响分区风险类别识别 |
4.2 哈尔滨市空气质量空间分析 |
4.2.1 现状层面空气质量空间分布 |
4.2.2 理论层面空气质量空间分布 |
4.3 哈尔滨市空气质量影响分区及用地特征 |
4.3.1 污染源影响程度 |
4.3.2 分区原则 |
4.3.3 分区结果 |
4.3.4 不同分区的城市用地特征 |
4.4 哈尔滨市空气质量影响分区风险类别 |
4.4.1 风险区分类标准 |
4.4.2 风险区分类结果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哈尔滨市城市空间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 |
5.1 风险区分布特点及影响分析原则 |
5.1.1 风险区分布特点 |
5.1.2 影响关系分析的原则 |
5.2 风险区城市用地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
5.2.1 大类风险区城市用地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
5.2.2 中类风险区城市用地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
5.2.3 小类风险区城市用地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
5.3 风险区空间形态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
5.3.1 大类风险区空间形态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
5.3.2 中类风险区空间形态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
5.3.3 小类风险区空间形态的空气质量的影响 |
5.4 哈尔滨市城市空间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机制 |
5.4.1 影响空气质量的城市空间要素 |
5.4.2 城市用地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机制 |
5.4.3 空间形态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机制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基于空气质量提升的城市空间规划应对体系 |
6.1 城市空间的管控等级界定 |
6.1.1 城市空间的管控优先区界定 |
6.1.2 城市空间的管控强化区界定 |
6.1.3 城市空间的管控平衡区界定 |
6.1.4 城市空间的管控保护区界定 |
6.2 城市用地的规划策略 |
6.2.1 城市用地的重点管控范围 |
6.2.2 工业用地规划优化策略 |
6.2.3 交通用地规划优化策略 |
6.2.4 绿地规划优化策略 |
6.3 空间形态的规划策略 |
6.3.1 空间形态的重点管控范围 |
6.3.2 建筑密度的规划应对策略 |
6.3.3 建筑高度的规划应对策略 |
6.3.4 其它空间形态要素的规划应对策略 |
6.4 规划保障实施策略 |
6.4.1 政策保障 |
6.4.2 实施机制 |
6.4.3 治理机制 |
6.5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7)机动车排放管控对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协同治理效应研究 ——以天津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关于反事实框架下政策效应评估的相关研究 |
1.2.2 关于机动车排放模型及排放清单的相关研究 |
1.2.3 机动车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治理效应评价的研究 |
1.3 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 研究创新点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研究理论基础 |
2.1 机动车排放清单 |
2.1.1 排放清单编制原理 |
2.1.2 机动车排放清单编制的排放源分级 |
2.1.3 机动车排放清单编制的技术流程 |
2.2 机动车排放模型 |
2.2.1 机动车排放基本模型 |
2.2.2 机动车车队信息 |
2.2.3 机动车存活曲线 |
2.2.4 机动车活动水平 |
2.3 机动车排放因子 |
2.3.1 机动车排放因子的测定方法 |
2.3.2 污染物排放因子 |
2.3.3 CO_2排放因子 |
2.4 反事实分析理论 |
2.4.1 潜在结果框架 |
2.4.2 因果效应识别策略 |
2.4.3 回归合成方法 |
2.5 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模型选取 |
2.5.1 回归模型的收缩与选取 |
2.5.2 机器学习LASSO方法的基本模型 |
2.5.3 基于LASSO的反事实分析方法 |
第3章 中国机动车排放特征与排放治理演进 |
3.1 中国机动车保有量与车队构成的现状及趋势分析 |
3.1.1 中国机动车保有量现状及变化趋势 |
3.1.2 中国机动车车队构成现状 |
3.2 中国机动车排放现状及历史趋势特征分析 |
3.2.1 排放现状分析 |
3.2.2 排放历史趋势分析 |
3.3 中国机动车排放治理的演进 |
3.3.1 新车准入管理 |
3.3.2 在用车辆排放检测及管控 |
3.3.3 燃油质量标准管理 |
3.3.4 大力推广新能源车辆 |
3.3.5 强化交通规划治理和经济政策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机动车排放标准对空气污染物的减排效应研究 |
4.1 基于反事实分析的机动车污染物减排效应评价模型 |
4.1.1 基于回归合成方法的机动车污染物减排效应评价模型 |
4.1.2 预测精度的分析和比较 |
4.1.3 政策干预的显着性检验 |
4.2 基于机器学习的控制组个体选取 |
4.2.1 基于LASSO方法的控制组个体选取 |
4.2.2 Monte Carlo模拟对比分析 |
4.3 提升机动车排放标准对污染物减排效应分析 |
4.3.1 数据来源与说明 |
4.3.2 实证分析结果 |
4.3.3 稳健性检验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机动车燃油经济性对温室气体的减排效应研究 |
5.1 基于燃油经济性的碳排放模型 |
5.1.1 碳排放基本模型 |
5.1.2 模型参数设定 |
5.2 天津市机动车碳排放现状 |
5.2.1 天津市机动车流量及碳排放时空分布 |
5.2.2 天津市机动车燃油消耗现状 |
5.2.3 天津市机动车碳排放量估算 |
5.2.4 天津市机动车碳排放变化趋势 |
5.3 机动车排放控制对温室气体的治理效应评估 |
5.3.1 提升燃油经济性 |
5.3.2 限制道路机动车数量 |
5.3.3 推广替代燃料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机动车空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协同治理效应研究与策略优化 |
6.1 天津市机动车排放模型与排放因子模拟 |
6.1.1 保有量及车队构成 |
6.1.2 车辆活动水平 |
6.1.3 污染物排放因子 |
6.1.4 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
6.2 天津市机动车排放情景设置 |
6.2.1 保有量预测分析 |
6.2.2 年均行驶里程预测分析 |
6.2.3 排放控制情景设计 |
6.3 基于情景分析的协同治理效应分析 |
6.3.1 基准年排放估计 |
6.3.2 目标年排放预测 |
6.3.3 减排情景下机动车减排效应分析 |
6.3.4 空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治理效应分析 |
6.4 天津市机动车空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治理策略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结论 |
7.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8)国家森林公园游憩价值评价研究 ——基于游客满意度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主要符号表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1.1 现实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1.3 问题提出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内容之间的关联 |
1.3.3 研究方法 |
1.3.4 技术路线图 |
1.4 本章小结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价值评价方法的理论研究进展 |
2.1.1 显示性偏好评价 |
2.1.2 陈述性偏好评价 |
2.1.3 生活满意度法评价 |
2.1.4 研究述评 |
2.1.5 本文评价方法提出 |
2.2 森林游憩价值评价的实证研究进展 |
2.2.1 森林游憩价值的认知与发展 |
2.2.2 价值评价结果的实践应用 |
2.2.3 价值评价结果的影响因素 |
2.2.4 研究述评 |
2.2.5 本文研究视角提出 |
2.3 游憩价值评价的理论基础 |
2.3.1 公共物品理论 |
2.3.2 外部性理论 |
2.3.3 价值理论 |
2.3.4 偏好与效用函数 |
2.3.5 支付意愿与受偿意愿 |
2.3.6 消费者剩余 |
2.4 本章小结 |
3 国家森林公园游憩价值内涵及评价指标选取 |
3.1 国家森林公园游憩价值的内涵 |
3.1.1 游憩价值的概念界定 |
3.1.2 游憩价值的度量方式 |
3.2 国家森林公园游憩价值评价指标的选取 |
3.2.1 评价指标应具备的主要特征 |
3.2.2 评价指标选取的基本原则 |
3.2.3 游憩属性变量的识别过程 |
3.3 本章小结 |
4 基于游客满意度法TSA的评价模型及实证研究 |
4.1 TSA的理论背景与评价模型 |
4.1.1 基于游客消费行为的经济分析 |
4.1.2 游客满意度法评价模型的构建 |
4.2 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
4.2.1 问卷设计及变量定义 |
4.2.2 研究区域选择 |
4.2.3 样本容量确定 |
4.2.4 研究数据收集 |
4.2.5 样本描述性统计 |
4.3 模型结果与游憩价值计算 |
4.3.1 基于全部样本的分析 |
4.3.2 各游憩属性经济价值的计算 |
4.3.3 不同客源地群体的差异性分析 |
4.3.4 单个公园游憩价值的核算 |
4.4 本章小结 |
5 基于选择实验法CEM的评价模型及实证研究 |
5.1 包含游客满意度的CEM模型构建 |
5.2 实验设计与数据收集 |
5.2.1 研究区域概况 |
5.2.2 调查问卷设计 |
5.2.3 数据收集与描述性统计 |
5.3 模型结果与游憩价值计算 |
5.3.1 模型估计结果 |
5.3.2 不同满意度群体的差异性分析 |
5.3.3 公园游憩价值的计算 |
5.3.4 TSA与CEM方法的比较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6 游憩价值评价结果在旅游体验承载力分析中的应用研究 |
6.1 旅游体验承载力的内涵 |
6.1.1 旅游承载力研究 |
6.1.2 旅游体验承载力的概念界定 |
6.1.3 旅游体验承载力的基本特征 |
6.2 基于游憩价值的旅游体验承载力评价标准制定 |
6.3 实证研究:仙人台国家森林公园的旅游体验承载力分析 |
6.3.1 单一游憩属性承载力的判定 |
6.3.2 多重游憩属性承载状态的判定 |
6.4 本章小结 |
7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创新 |
7.4 研究局限和未来展望 |
7.4.1 研究局限 |
7.4.2 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TSA所选国家森林公园及其基本信息 |
附录B 游客满意度调查问卷(TSA) |
附录C 景区游憩属性客观信息调查问卷(TSA) |
附录D 辽宁千山仙人台国家森林公园选择实验方案(CEM) |
附录E 选择实验问卷对应彩色图片(版本1)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作者简介 |
(9)中国城市树种多样性评价及树种规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城市森林的功能 |
1.2 城市树种多样性的重要性 |
1.3 城市森林树种多样性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
1.4 城市绿化中树种规划方法研究现状 |
1.5 现有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
2 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 |
2.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2.2 研究内容 |
2.3 研究技术路线 |
3 中国城市树种多样性格局及影响因素 |
3.1 研究区域与方法 |
3.1.1 研究区域 |
3.1.2 多样性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
3.2 结果与讨论 |
3.2.1 中国城市树种种类丰富度 |
3.2.2 城市不同土地利用上的树种丰富度 |
3.2.3 中国城市树种组成的合理性分析 |
3.2.4 与自然分布的树种多样性对比 |
3.2.5 城市间树木种类组成相似度及影响因素 |
3.3 小结 |
4 中国城市树种规划研究 |
4.1 研究区域与方法 |
4.1.1 研究区域 |
4.1.2 树种规划方法 |
4.2 结果与讨论 |
4.2.1 自然干扰对树种的影响结果 |
4.2.2 中国城市树种规划结果 |
4.3 小结 |
5 城市树种规划——以北京为例 |
5.1 研究区域与方法 |
5.1.1 研究区域 |
5.1.2 研究方法 |
5.2 结果与讨论 |
5.2.1 北京城市树种现状 |
5.2.2 北京城市潜在可用树种 |
5.3 小结 |
6 结论与展望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6.2 论文创新点 |
6.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A 中国城市绿化树种调查文献目录 |
附录B 北京城市树种多样性调查表 |
个人简介 |
导师简介 |
获得成果目录 |
致谢 |
(10)结合地域气候的城市设计实践优化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城市气候问题伴随城市发展 |
1.1.2 城市设计关注地域气候问题 |
1.2 研究对象界定 |
1.2.1 气候研究范围:常规气候条件 |
1.2.2 尺度研究范围:中观城市尺度 |
1.2.3 过程研究范围:方案设计阶段 |
1.3 地域气候与城市设计相关联的现状分析 |
1.3.1 国内外理论研究脉络与现状整理 |
1.3.2 城市设计实践探析 |
1.3.3 城市政策文件解读 |
1.3.4 总结:地域气候研究在城市设计实践中起到优化作用 |
1.4 研究内容与意义 |
1.4.1 研究的内容 |
1.4.2 研究的意义 |
1.5 研究方法与框架 |
1.5.1 研究的方法 |
1.5.2 研究的框架 |
第二章 地域气候分区背景下的城市设计实践 |
2.1 湿热地区的城市设计实践 |
2.1.1 深圳国际低碳城城市设计 |
2.1.2 深圳前海新区城市设计 |
2.1.3 澳门填海区城市设计 |
2.1.4 马来西亚森林城市设计 |
2.2 寒冷地区的城市设计实践 |
2.2.1 辽东湾新区城市设计 |
2.2.2 大连国际生态卫星城设计 |
2.3 干热地区的城市设计实践 |
2.3.1 阿联酋马斯达尔生态城设计 |
2.3.2 阿布扎比首都区域总体规划设计 |
2.4 温和地区的城市设计实践 |
2.4.1 上海东滩国际生态城 |
2.4.2 无锡太湖新城设计 |
2.5 地域气候分区的城市设计实践对比 |
2.5.1 气候设计内容对比 |
2.5.2 气候设计策略对比 |
2.5.3 结合地域气候的城市设计实践对比总结 |
2.6 本章小节 |
第三章 结合地域气候的城市设计内容与特点 |
3.1 地域气候影响下的设计内容 |
3.2 设计阶段的实践过程 |
3.3 地域气候设计内容结合实践过程的时机分析 |
3.3.1 分析问题过程的时机 |
3.3.2 解决问题过程的时机 |
3.3.3 验证优化过程的时机 |
3.4 地域气候设计内容结合实践过程的方式选择 |
3.4.1 气候设计方式的分类 |
3.4.2 气候设计方式的选择 |
3.5 地域气候设计内容结合实践过程的特点分析 |
3.5.1 城市设计需求多样性 |
3.5.2 气候设计内容多样性 |
3.6 本章小节 |
第四章 结合地域气候的城市设计优化关键策略 |
4.1 设计过程中的关键策略解析 |
4.2 城市气候图的绘制与分析 |
4.2.1 城市气候图的内容 |
4.2.2 城市气候图的分类 |
4.2.3 城市气候图的绘制过程 |
4.3 气候策略转化为城市形态的过程分析 |
4.3.1 城市层面的策略转化过程 |
4.3.2 街区层面策的略转化过程 |
4.4 整体评价与优化的过程 |
4.4.1 评价与优化的流程 |
4.4.2 评价与优化的模拟工具选择 |
4.4.3 评价与优化的评估标准选择 |
4.5 本章小节 |
第五章 海口江东新区城市设计实践 |
5.1 江东新区背景介绍 |
5.2 气候数据分析 |
5.2.1 热环境:强辐射与高温 |
5.2.2 风环境:季风与地形风 |
5.2.3 降水:强降雨与高湿 |
5.3 气候问题评估 |
5.3.1 通风条件与空气污染 |
5.3.2 日照强度与城市遮阳 |
5.3.3 高温辐射与热岛效应 |
5.4 城市层面整体格局设计 |
5.4.1 风环境影响下的城市格局优化 |
5.4.2 热环境影响下的城市格局优化 |
5.4.3 风热环境影响下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布局 |
5.5 街区层面城市空间设计 |
5.6 实践反馈 |
5.7 本章小节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四、Assessment of traffic related air pollution in urban areas of Macao(论文参考文献)
- [1]城市街道峡谷行道树覆盖下大气颗粒物空间扩散规律与调控[D]. 汪小爽. 华中农业大学, 2021(02)
- [2]历史城区容量及其评价研究 ——以哈尔滨南岗历史城区为例[D]. 王清恋.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1(02)
- [3]杭州市大气污染物的模拟研究和分析[D]. 丰睿. 浙江大学, 2021(07)
- [4]《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的规制尺度及其技术工具研究[D]. 黎淑翎.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6)
- [5]中国空气污染相关疾病负担的动态评估及其减排响应[D]. 李勇. 兰州大学, 2020(04)
- [6]寒地城市空间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及规划应对研究 ——以哈尔滨市为例[D]. 孔凡秋.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02)
- [7]机动车排放管控对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协同治理效应研究 ——以天津市为例[D]. 张昊楠.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6)
- [8]国家森林公园游憩价值评价研究 ——基于游客满意度的视角[D]. 亢楠楠.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6)
- [9]中国城市树种多样性评价及树种规划研究[D]. 闫蓬勃.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
- [10]结合地域气候的城市设计实践优化设计研究[D]. 余翔宇. 华南理工大学, 2019